一寸河山一寸血4-勇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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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5日,近卫召集御前会议,进行专项研究。

    研究的还是那个让他们头疼和纠结了无数次的老问题:中国究竟落到什么地步,或者说哪些地方被攻下来,才能够摇白旗投降呢?

    上海被否定了,南京也被否定了,最后以为是徐州。

    从徐州会战到兰封会战,再到花园口决堤,日本侵略军死伤了三万两千人,约合两个师团,徐州也总算攻下来了,可是蒋介石军队仍然没有一点肯服软的迹象。

    显然,徐州也不是,那就只有武汉了。

    内阁大臣们认为,中国说大也就这么一块地方,要是能够把武汉和广州,特别是武汉侵占下来,蒋介石不服也得服。

    近卫一锤定音,这回要把日本全部国力都集中起来,争取一劳永逸,一年之内完全解决“中国事变”。

    到此为止,已经没有人记得局部化及不扩大政策了,这个窟窿越捅越大,再也难以补上,中日之战开始正式演变成全面战争。

    6月28日,“华中派遣军”沿江而上,攻破了马当要塞。

    马当号称“水上马其诺”,从南京沦陷开始,中国统帅部先后投入施工人员将近八百多人,花了一年多时间修筑,满以为足可抵挡一阵,不料几天工夫便宣告完结。

    马当是九江的屏障,马当一失,九江岌岌可危。

    “保卫大武汉”“保卫大武汉”,口号喊得震天响,谁也想不到,仅仅一个月时间,人家已经侵占到了你的鼻子底下。

    马当守军用重机枪进行阻击,但仍未能守住要塞

    蒋介石把驻守九江的令牌交给了张发奎。后者是当年的“铁军”军长,薛岳的老上级,而且也参加指挥过淞沪会战,应该是最佳人选。

    九江称得上是个好汉云集的地方,此处古称江州,既有山水美景,又有鼎盛人文,所以施耐庵才会把“梁山好汉劫法场”的重要场景安排在这里。

    那正是梁山泊兴盛的开端,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黑旋风”李逵拎着两板斧,“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的生猛和火暴。

    张发奎也在九江拎着板斧砍过人,不过他砍的不是“江州军民”,而是孙传芳,后者被他砍得狼狈不堪,节节败退。两个月之后,张发奎便在武汉因功由师长升为军长,成就了北伐“铁军”的辉煌一页。

    说九江是张发奎的福地也并不为过。

    祸福相生,是你的福地,就必然是别人的祸地,比如即将上场的对手。

    重排棋局

    虽然成功地攻破马当,但日本侵略军此间受到的损失也着实不小,海军被击沉击伤九艘军舰,被迫增派舰队,而负责地面侵占的台湾旅团一仗就有五百多人被打死在马当要塞之前,湖水为赤,不得不就地补充兵员。

    九江一战关系重大,中国军队肯定要全力以赴,能不能顺利拿下,日本统帅部的一帮头头脑脑们心里打起了鼓。

    日本人是很重视总结经验教训的。在他们看来,先前对华情报工作过分偏重于人,也就是大家都热衷于掌握和分析“中国军阀”的动向及其相互关系,像土肥原、板垣等“中国通”,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地干着的都是这个活。

    画地图的工作也做,但是主要集中于北方,南方的“地势调查工作”做得相对糟糕,由于用兵时未能有效掌握地利,结果两次淞沪会战都打得太苦,没能以闪电的速度将中方一击倒地。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既是有名的“中国通”,又熟悉南方地理,还有打仗的经验和资历?如果由这样的人来指挥九江乃至华中战场,未来的战争将不至于陷入过去的困境。冈村宁次是“荣耀的第十六期”

    中最重要的成员

    按照这个标准,日本军部拨过来拨过去,终于找到一位。

    冈村宁次,毕业于陆大第二十五期,是继板垣、土肥原、矶谷之后,“荣耀的第十六期”中最重要的成员。

    很多日本将军早期都参加过日俄战争,冈村也不例外。第一次作战,他以小队长的身份指挥队伍在森林里和俄国人交火,由于视野受到限制,便爬到树上去进行观察,这时有个部下对他提出了忠告。

    这个部下告诉他:打仗不能光会逞英雄,要会动脑子,你站在高处指挥是很危险的。

    那时候的冈村还没有任何实战经验,他能做人家的上级,纯粹是因为刚从军校出来,那个部下才是饱经战火的老兵。

    冈村从此就把部下告诫的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里,每仗都尽可能动足脑筋,用足谋略,这也是他后来被称为日本军事天才,在军事成就上远远超越其他日本将领的重要原因。

    不过日本军部当初并没想到冈村还有这一手,他们只知道,冈村十多年前在九江一带混过,而且当过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在日本现任将军中没有第二人有此履历。

    事实上,冈村跟张发奎也算是老相识了。当张发奎挥斧猛砍孙传芳的时候,这位军事顾问同样抱头鼠窜,不知往哪里躲好。

    忽然看到江面上有日本海军的军舰,他赶紧上前呼救,可是人家不让上。

    原因是冈村穿着北洋军服,那时候孙传芳的军队里有好些人都是留日学生,会几句日语的不在少数,日军水兵就认为这厮是冒充的日本人,被逼急了想来搭顺风船。

    跟小兵说不清楚,冈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幸得一个海军军官走上前,问明事由后才放下软梯予以收留。

    十多年过去,如今海军军官成了舰队司令官,而他当时无意中搭救的“军事顾问”也不得了,冈村此前已经是关东军仙台第二师团师团长了。

    你可以说冈村是张发奎的手下败将,但这一说法其实既不完整也不确切。内战之中,北洋军打不过北伐军,就算旁边有日本顾问可以帮着画图纸、做方案,又有什么用?

    日本统帅部认为,冈村对九江及华中地区的人情地理十分熟悉,“华中派遣军”要想顺利攻取武汉,下面缺不了这样的大将之才。

    冈村随后便被调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专负指挥华中战场之责。7月19日,他搭乘海军旗舰,从南京溯江西上。四天之后,到达了湖口前线。

    仅仅这个姿态就让人刮目相看。因为湖口处于最前沿位置,对岸即为中国守军。一般来说,最高司令官很少有距离前线这么近的。

    冈村此举,显示的是一种自信。

    历史重新给昔日对手安排了一副棋局,九江那边是张发奎,湖口这里则是冈村宁次。

    华中作战,不比北方,某种程度上,就看双方将领对山川形胜、地理构造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在这方面,别说一般日军将领,就连张发奎本人恐怕都难以与冈村比肩。

    冈村当年的苦头不是白吃的,不光他自己记住了沿途景物,还从孙传芳身边偷到了无价之宝。

    这是一张华中地区的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系归国后效命于孙传芳的中国陆士留学生实地测绘而成。这些学生在日本专门研习过陆地测量,其测量和绘图方式与日本完全相同,因此所绘出来的地图也有别于那种毫无军事价值的“长江万里图”。

    整个武汉会战,日军所使用的军事地图,绝大部分是该图的复制品。就当时情况而言,再找不到更详细的地图了。

    对下赢这局棋,冈村信心满满,这个“南方中国通”甚至开始悠然自得地欣赏起湖口的风光来了。

    大意失江州

    其实光从双方兵力数量的对比来看,日军并不占优势。

    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补充,台湾旅团已基本恢复元气。在此之外,冈村又从第十一军中增拨了一个第一〇六师团参战。

    自淞沪战役打响后,日本在十七个常备师团之外,已经成立了包括第十三师团、第一〇一师团在内的七个师团。可是随着占领区域的扩大,到处都需要警备部队,如果还要再侵占武汉,光增加这七个师团无论如何是不够用的。

    于是再扩再编,呼呼地又冒出了十个师团,日本陆军总量一下子达到了三十四个师团。

    第一〇六师团就是这次为了侵占武汉而扩编出来的新编师团,看番号就知道了,其兵员同样来自于熊本第六师团的家乡。在当年的日本,凡是南九州的人差不多一个德行,全以好勇斗狠为能事。冈村或许就是看中了那一股子邪气,才把这个新师团列为前锋。

    即使这样,整个九江之战,冈村投入兵力也仅为一师一旅,反观集结在九江的中国军队却有十万之众,仅军建制的部队就有好几支。

    冈村能够这么镇定自若地观赏风景,不仅缘于他对九江的地形了然于胸,事先盘算好了即将开始的每一个步骤,还因为他比其他日军将佐更为冷静,而且更加善于琢磨一些细小环节。

    自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司令官后,最让冈村感到担心的,并不是己方的战斗力,而是对方的士气。

    他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军队屡战屡败,却越战越顽强,到台儿庄战役时,甚至被包围了都死不投降。

    中国军队奋战到底

    审问俘虏,一名中国军官告诉他,战场之上,如果被活捉,你们会杀俘,后退的话,督战队又会解决我们,所以只能死战到底。

    这名被俘军官说的当然不完全是实情,但冈村似乎从中找到了奥秘所在。

    原来如此。

    联想到第十一军的主力全是参加过南京屠城的部队,自个儿就把“纪律严明”和“神兵”形象给掀了个底儿朝天,冈村认识到必须转换侵华策略。

    他在第十一军打出了一个新的旗号,叫做“讨蒋爱民”,竭力想把自己打扮成一支“仁爱之师”。

    据他的幕僚回忆,有一次冈村坐在汽车上,突然发现并抓住了一个掉队的中国士兵。这是一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少年兵,脚上受伤后才掉了队。

    冈村马上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对少年兵简短询问后,还安排他做了第十一军司令部的杂役。

    这种偶尔作秀,属于千年万年才一次,冈村眼中的“军纪风纪问题”在基层部队中也从未有过根本收敛。不过这件事至少反映出这位“中国通”司令官已经用上了攻心术,这是他有别于其他日军将官的突出之处。

    与之相比,张发奎在准备上明显不足。他的感觉似乎还停留在北伐时期,连对手究竟将投入多少部队都弄不清楚,至于九江周边哪些地方易攻,哪些地方难守,更是一头雾水。

    十万人马,给他平均分配,沿着江河湖岸撒了一圈。这样表面看起来似乎万无一失,其实漏洞百出。道理很简单,处处防,也就等于处处防不住,没有纵深配备,只会给人家一触即破。

    “铁军”军长实在太大意了,也许十多年前你可以小视面前这位“军事顾问”,可是十多年后如果再用这种眼光看人,老兄你可就要吃亏了。

    7月23日,台湾旅团和第一〇六师团先后登陆九江。

    口子被强行撕开后,张发奎立刻慌了神,因为他没有做二线布防,日军一登陆,就可以直趋九江城。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张发奎一连抽调四个师进行反击,可是手里的这两把板斧始终砍不中要害,不仅不能立驱日军入江,反而自己还把刃口给砍钝了。

    这不是北伐时期,光有匹夫之勇已然不济事了。

    7月25日,两支日军野战部队已形成了对九江钳形包围的态势。

    冈村的样子摆得很吓人,却多少有些唬人的味道,“铁军”军长手里还有的是可供动用的棋子,包括尚未启用的军建制部队。

    实在不行,九江以南还有薛岳第一兵团与之相衔接,你包围了我,说不定我还能反过来包围你,日军又是背水一战,对照兵法要诀,谁比谁更危险?

    事实上,冈村对此战也不是全无担心,假如张发奎再坚挺一些,他就得考虑动用第十一军的更多部队了。

    可是冈村的担心是多余的。在未及时请示报告的情况下,处于过分慌乱之中的张发奎即宣布全线撤军,九江随之沦陷。

    撤退路上,各部队完全乱了套,张发奎所指定的依次撤退时间和路线形同虚设,大家你推我挤,混乱程度跟以往别无二致。要不是赣北山多林密,便于隐蔽,差点就被追击的日机统统做了点心。

    仅仅三天时间,被视为江上重邑的九江就步了马当的后尘,真是不可思议。

    武汉后方大受震动,作为败军之将的张发奎亦诚惶诚恐,他甚至一度想亲自到武汉去“投案自首”,接受军法审判。

    张发奎不是黄埔生,那是“铁军”军长,粤军的旗杆,岂是你想罚就能罚的?所谓“投案自首”云云亦不过是矫情一下,给舆论一个交代而已,所以马上有陈诚上前为之说情,蒋介石顺水推舟,仅把表现不佳的几个师长予以撤职。

    说实话,武汉会战的开局如此之糟,是蒋介石想不到的。不过这个世界上,想不到的事情实在多得数不胜数,岂止这一件。

    比如冈村也有想不到的,他想不到的是在长江以北作战的熊本第六师团境况不佳。

    依山为战

    自参加淞沪会战并侵占南京后,熊本师团气焰十分嚣张,整天一副见人杀人、见佛灭佛的狂样。

    在日本十七个常备师团中,原先最叫座的是板垣师团,可是台儿庄一战,让板垣师团威风扫地,熊本师团便扶摇而上,俨然已成为日本国内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这时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前师团长谷寿夫已被召回国内,接替他的是毕业于陆大同一期的稻叶四郎中将。

    按照稻叶个人的印象,这个师团的官兵几乎个个都是魔,平时作恶多端,“非法行为”层出不穷,打仗时却也“英勇无比”,其他师团很少能及得上。

    毫无疑问,在第十一军,熊本师团也是绝对的老大。冈村把它单独放在江北,就是相信该师团能一人干几个人的活儿,单枪匹马便能侵占武汉。

    可是这个在南京城里杀人如麻的野兽师团如今却步履维艰,日子十分难过。因为这群野兽也遇到了自然天敌,说起来或许很好笑,只是一只小小的蚊子。

    南方空气潮湿,特别是进入皖西鄂东地界后,除了山就是水,此外还有稻田,这种环境加上这个季节,便成了蚊子的天堂。

    光被蚊子吸去点血倒也罢了,可怕的是,它会传染疾病,这就是疟疾,俗称“打摆子”。人生了这种病后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冷的时候盖几床被子都没用,热的时候可以热到你一个劲儿说胡话。

    熊本师团前期没有遇到什么强敌,但被场外因素撂倒的不少,先后有两千多人患上疟疾,都上联队规模了,你要说这还不影响官兵的情绪,那就太假了。

    熊本师团是第十一军的第一主力,江北进军就全指着它呢,所以冈村听说后很是着急。

    知道这个师团骄狂得不得了,他便对症下药,专门向师团长稻叶发来一份训示,说是将来要让熊本师团负责单独攻取汉口。

    稻叶也正在发愁,拿到训示后便遍示全军。

    一夜之间,熊本师团仿佛置身于南京,感觉上又可以恣意杀人放火了,由此竟然大受鼓舞,士气也重新振作起来。

    除了“捧”以外,冈村还专门为熊本师团量身订制了“尺蠖战法”。

    尺蠖,就是那种颜色像树皮一样的恶心虫子,它在树上是一伸一屈爬行的。冈村允许熊本师团像这种虫子一样,实行间隔休整,即每战一周就休整十天,以便使他们不会过分疲劳。

    这种待遇,在第十一军里没有第二个师团可以享受,属于特级护理。

    江北属于第五战区防守区域,李宗仁因脸上枪伤发作,导致一只眼睛暂时失明,老猛仔不得不请假到武汉就医,其职务由白崇禧暂代。

    经历过淞沪会战的惨痛教训,“小诸葛”如今越来越有孔明相,知道外战不同于内战,不能一味猛打猛冲,即使是拎着板斧砍人,那也只能是从前,现在人家比你还要猛还要凶,再玩这一招就不灵了。

    台儿庄大战,假如不把全国的特种部队都集中调度过去,光凭大刀和热血,你干得过鬼子的大炮和坦克吗?

    所以一定得动脑,要用巧劲儿。

    在台儿庄,白崇禧找来的是重炮和战防炮,在江北,他看中了另一件秘密武器。

    与战防炮不一样,这件武器无须投资,不要工本,可是绝对环保,绝对物超所值,它的名字叫大别山。

    白崇禧依托大别山,将李品仙兵团全部部署到山里,对过路的熊本师团进行侧击。

    太“阴险”了,不过真是聪明。

    稻叶还不知道这一情况,刚上路时还一喜,因为公路上空空荡荡,既无人也无工事,给人的印象是守军早已望风而逃了。

    但随后麻烦就来了,路边枪声不断,根本就不让你走安生了。等抬起头来找出处,那开枪的往山里一钻,无影无踪。

    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先头部队刚刚扎下营来,一场噩梦也随之开始了。

    广西桂军敢与“日本第一师团”

    进行较量

    7月26日晚上,李品仙兵团突然从大别山上猛扑下来,发动了声势凌厉的大反击。这便是太湖之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太湖不是江苏那个知名的湖,而是安徽的一个县。

    李品仙兵团以桂军为主体。后者有广西猴子之称,在大别山区作战,就跟在广西境内的十万大山一样熟悉,他们跳来跃去,与日军争夺每一座山头和每一处村庄。

    原本翠绿的山林在燃烧后变得一片焦黄,双方反复拉锯过的村庄则是房屋倾塌,弹痕遍布,其战斗的激烈程度让久经战阵的熊本师团看了也不禁为之咋舌。

    桂军不光打得狠,频率还高,一共打了三天三夜,发动了近三百次大大小小的反击,平均每天一百次,别说吃饭睡觉,日本侵略军连解个手都没有时间。

    熊本师团被打得号叫不已,等到后续大部队赶上来,李品仙兵团却已撤离战场,重新钻进深山去了。

    人走了,可是仍然在不远处盯着你,随时准备再到你身上挠回痒痒。

    补过之难

    依山为战虽然打得漂亮,但毕竟只能从侧面袭击,要阻遏熊本师团向武汉前进,还得依靠正面阻击。

    7月下旬,熊本师团跨过省,从安徽进入湖北,到了鄂东的黄梅县境内。

    熊本师团是从合肥出发的,两个月内徒步行军才走了一千里,这要在平时,属于慢得不能再慢了。可你得看他们走的是什么路,天上不是烈日就是暴雨,地下则不是泥泞便是丛林,野外拉练,没有比这种更损耗体力的了。

    光走路不行,还得打仗,前面的对手尚觉得不强,容易摆平,而后难度不断增强,刚刚摆脱李品仙在太湖的强力出击,在黄梅又碰上了刘汝明。

    “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一共出了两个“罪人”,除了张自忠,就是刘汝明。

    刘汝明是在徐州会战后期加入淮北兵团的。他打仗也格外卖力,可是他的运气不好,等到他上场的时候,正是第五战区整体进入低潮的时候,他再怎么拼命,也没有办法单独挡住日军坦克的集团式冲锋了。

    徐州大撤退,人们都只知道一个张自忠,其实刘汝明也曾舍身作过掩护。

    当时萧县被金泽第九师团攻破,那是大军撤退走廊上的一根柱子,倒下来的话后果很严重,白崇禧赶快让张自忠和刘汝明前去救急。

    依靠两个前“罪人”的奋力一顶,五战区长官部及后续部队才得以安然通过萧县。

    可让刘汝明气愤的是,张自忠之后基本洗脱了汉奸的罪名,自己却没能将功折罪,一直到武汉会战开始,“汉奸”阴影仍然不离左右。

    本来刘汝明犯错的性质和得到的处分要比张自忠轻得多,然而一转眼,自己却成了垫底的,换谁心里都不好受。

    陈诚曾专门派人到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任职。按理说,刘汝明属第五战区,陈诚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双方风马牛不相及,就算派人,也不用陈诚派,应该是由李宗仁或白崇禧派才对。玄妙在哪里,看到下面你就清楚了。

    陈诚所派去的人,除了一个作战参谋,还有军统电台组!

    在送那位参谋出发时,陈诚明确告诉对方:你此行的主要任务,不光是帮着刘汝明打仗,还要“建立政治上的联系”。

    参谋马上就明白了,这是要让他监视刘汝明,一有异常情况马上通过军统电台向上报告。

    说到底,陈诚还是怕刘汝明当汉奸。因为陈诚除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外,同时兼任武汉卫戍区司令,有协调全局的责任,万一刘汝明真的跟着鬼子反戈一击,就可能影响整个防线的稳定,两个战区到时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刘汝明并不呆,他很快发现了其中用意,不由得大受刺激。

    敢情张家口那事还没完啊!

    因为新参谋与刘汝明实际也是旧相识,所以在他到任之后,刘汝明当着对方的面就大发牢骚,说我丢掉张家口没错,可是也不能说我一枪未放,是汉奸。

    告诉你,我在张家口总共伤亡了一个师长、两个旅长、一个团长,阵亡了七个营长,这些人都不是自杀的,他们总不可能自己打伤自己吧?

    可是刘汝明抗战不力,丢掉张家口,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处分令上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他也知道一味强调伤亡数字说服不了人,徐州会战后期的那个段子又没几个人注意,于是只好从抽屉里翻出了过往的功劳簿。

    他跟作战参谋同行,后者看到一个师长走路一跛一跛的,样子有些滑稽,就笑了起来。

    刘汝明立刻正色相告:你千万不能取笑他,别看他跛了,可他是在长城抗战时跟鬼子肉搏时致残的。

    又指着另一位师长,瞧见没,他也是在长城抗战时受伤的,只不过受的是轻伤,你看不出来而已。

    接下来,刘汝明就差没指自己了——我也是长城抗战的英雄啊,罗文峪之战,率领这些人拿大刀砍过鬼子,难道你们都不记得了吗?

    罗文峪之战是刘汝明一生的光荣

    刘汝明或许会觉得很委屈,我犯的过错没有张自忠严重,徐州会战也卖力了,又有长城抗战的功勋,怎么你们还把汉奸帽子往我头上套,恁地不冤死个人。

    光讲没有用,得看表现。

    呆子沉下心来一想,是了,我跟张自忠的情况有些不一样,得一个个解套。

    首先是身边人容易被盯上。

    刘汝明二儿子的岳父原来在其手下当顾问,可是全面抗战开始后,老头子却投了日本人,当了伪军。

    这就免不了让人产生怀疑:如此亲密的关系,别是你那亲家负责当“明汉奸”,而你自己留下来充“暗汉奸”,然后对我们里应外合吧?

    刘汝明的回应很绝。

    他不仅让二儿子离婚,与那个汉奸亲家翁一刀两断,还将两个儿子都派上战场,用高射机枪去打日本飞机。

    这还不算,他后来又以军长的身份,将大儿子送去美国,不是镀金,而是学习飞行技术。

    在海陆空三大军种中,空军向被公认是最危险的军种,尤其是中国空军,基本都是有去无回。因此在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肯送子弟去参军的不乏其人,但送去学空军的寥寥无几。刘汝明却是特例。

    大儿子学成归国后服役于昆明机场,最后果真以身殉职。这事弄得与刘汝明素无私交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也感慨不已,亲自去电安慰,还逢人就夸刘汝明此举了不起。

    可即使做到这一步,仍然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一句话

    每个人掌握军队的手法和习惯都不一样。在原二十九军中,张自忠以严著称,相对而言,刘汝明对待部下就松,但他们都能控制得住各自的部属。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惯性,轻易还比较难改变,犹如墙上的螺钉,本来很紧,你硬要拧松一些,那它可能会掉下来,可是原来很松的,你偏要拧紧,也许短时间内豁口反而会越弄越大,在墙壁上同样立不住脚。

    张军团军纪严明,士兵拉老百姓一头毛驴就得枪毙,刘汝明则军纪松弛,好些官兵甚至拖家带口,妻儿老小全随军从北方一路跟到了南方。

    带着这么多累赘,走路是颇费劲的。北方尚有运输工具,火车、卡车、汽车,实在不行,还有马车,可是长江岸边尽为湖沼,连马腿都能陷进泥里去,所有衣物细软就只能靠手拉肩挑,弄得整支部队乱哄哄,看上去不像是野战部队,倒仿佛一支逃难大军。

    正如从前春晚上一个小品所揭示的,你究竟是好是坏,有时人家会从外观上进行辨别。张军团一团正气,就算你把他们推到伪军堆里去,也会被人认为是“地下工作者”。刘汝明军乱七八糟,长官又有嫌疑在身,难怪容易被误认为“汉奸部队”了。

    张发奎是北伐时代出道的正统军人,其人资格既老,性格也耿直不阿,本来刘汝明跟他分属两个战区,完全不搭界,可他就看不惯对方,曾经把状子递到武汉军委会及第九战区,控告刘汝明军纪败坏。

    陈诚派作战参谋到刘汝明手下,一方面是监视,另一方面也是要帮他整顿军纪。

    刘汝明意识到,他还是得依靠力战和军功才能改变自身处境。

    包括刘汝明在内,他的部队都是北方人,不知道长江岸边的蚊虫有多么凶猛,南下时没有带蚊帐,到了鄂东后,到处都是湖沼丛林,又正值夏季,蚊声如雷,咬人甚烈。

    李宗仁在湖北指挥作战时,有一次蒋介石亲临视察,为了表示与前方将士同甘共苦,便主动提出要在前线宿一个晚上。

    统帅要作秀,但又不可能真的跟小兵们挤一个被窝,所以就得让老李挪挪地方,而前线条件又十分艰苦,即使是像李宗仁这样的战区司令长官,也只能待在一座破庙里。

    统共一张床,蒋睡,李就不能睡,后者无可奈何之下,便在桌上放了块门板,自己躺上去,把床让给了老蒋。

    由于没有蚊帐,李宗仁自然被叮得叫苦不迭,而蒋介石虽有蚊帐,却没有把蚊子全赶走,他那样的年纪,蚊子在耳边叫两声都受不了,哪里能忍受得下去。

    喊侍从人员来帮他赶,结果却是黑灯瞎火,越赶越多,最后的结果是整整一夜,两人都没办法合眼。

    蒋介石到前线作秀,也只用待一个晚上,第一线的官兵却天天都得待在这里,一个个被咬得苦不堪言,由此就得时时面临疟疾的致命威胁。

    蚊子会带来疟疾,其他东西也会,包括生水。

    有人在前线曾看到一个负伤的士兵,自己爬到池塘边喝水,一边喝还一边祷告。他念叨的内容是:上天保佑,我喝了生水,可别让我打摆子,要不我就活不成啦。

    这个士兵清楚地知道,喝生水很容易被染上疟疾。可是他有什么办法,不喝水会渴死,喝了至少不是必死吧。

    疟疾当然不是不治之症,有特效药就能治得好,白崇禧后来在湖北前线也得过疟疾,就是靠吃奎宁痊愈的。问题是,在退守武汉后,一般市镇的药品早被抢购一空,奎宁如同灵芝仙草一般难觅,根本没法配备到一线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得了疟疾就如同被判死刑。刘汝明的北方子弟兵光病死的就有几千人,跟鬼子打仗都死不了这么多。尽管如此难熬,但刘汝明始终固守黄梅,上面不让撤,他就坚决不撤。

    熊本师团在发动地面侵占的同时,还有飞机进行轰炸扫射。这玩意儿最是考验人的意志,先前跟作战参谋同来的,还有一个军委会的少将,这厮一听飞机响声就腿软,不久就告退撤回后方去了。

    刘汝明跟作战参谋同在指挥部内进行指挥。所谓指挥部,其实不过是一间小草屋。这时有人前来报告:日本飞机来了!

    参谋便再三劝刘汝明躲避一下,可是后者镇静自若,说不要紧,用不着躲。

    直到日机飞临草屋上空,连参谋都怕了,刘汝明却仍然十分镇定。再催离开,他便回答:日机来,未必就会轰炸我们这里,轰炸我们这里,也未必就会轰炸这间小屋,就算是正好炸中了这间小屋,那也未必就炸中我们两人。

    终不肯离开指挥现场。

    刘汝明最后是接到上级命令才撤出黄梅的,奉命撤退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

    附近的友军竟然提前七个小时后撤,从而暴露了刘汝明军的侧翼,刘汝明还没来得及组织撤退,指挥所周围就响起了日军的枪声。

    刘汝明气得破口大骂,不过他没有掉头就跑,而是亲自率卫队占领小山头,以挡日军之锋。

    他没走,是放不下八百个伤兵。他对自己的副官说,我在山头上顶着,你负责运伤兵,若是有一个没运走,我就杀你的头。

    作战参谋通过军统电台,将这一情况直接报告给了蒋介石,后者闻之马上复电询问刘汝明的下落:要不要紧,有没有撤下来?

    刘汝明撤出后,参谋把蒋介石的回电拿给他看,看到那句话,刘汝明的眼泪都差点掉了下来。

    事到如今,他还能奢望什么别的呢?一句话,也就足够了。

    狂人师团

    虽然侵占了黄梅,可是熊本师团伤亡不小,沿途又没有什么老百姓可给他们撒气,于是竟把一股无名之火撒到了顶头上司那里。

    冈村在九江意外地收到一封发自黄梅的信函。

    信是熊本师团的一个作战参谋写的,打开一看,不是请示,也不是汇报,而是赤裸裸的责骂!

    上面说,我们“历尽艰辛,不惜牺牲”,这才占领了黄梅,可是为什么第十一军司令部对此毫无反应,究竟是何道理?

    是何道理,冈村自己也蒙了。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收到熊本师团占领黄梅的消息后,第一时间用急电的方式给稻叶师团长拍去了贺电。

    他把报务官找来一问,才知道事情的缘由。原来前一段时间战事激烈,无线电报应接不暇。译电员晚上都不能睡觉,但还是处理不完,现在桌上还积压着一大堆待译电文,给熊本师团的那份贺电也在里面,按顺序排,还得等上好几天。

    冈村问:那我不是用的急电吗?

    报务官苦笑着把双手一摊:您这个的确是“急电”,可积压的好多还是“特急电”哩。

    其实不过是祝贺一下,说两句好话,怎么着,也不能比作战协调、武器调度这些事更急吧?

    整个过程最让人感到奇怪的地方,就在于冈村收到信后的态度。

    无非就是贺电晚发了几天,多大的事啊,一个作战参谋就敢用如此尖锐的语句,对第十一军司令官大光其火,说出去,还真没几个人相信。

    无论薛岳还是张发奎,就算他们本人对陈诚有意见,也只会放在心里面,除非脑子烧坏了,否则绝不会在这么芝麻绿豆的事上对顶头上司公开大放厥词,何况是身边的一个小小参谋。

    可是冈村似乎完全被吓坏了,拿着参谋写给他的信,好像一个冒冒失失不知大体的小新兵,对自己“初临战场就犯如此大错”,深感“惭愧”。

    冈村可不是真的初临战场,他年轻时参加过日俄战争,调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前,还在东北跟义勇军和抗联干过仗。

    他这么诚惶诚恐,不是真的犯了什么大错,而是不敢得罪熊本师团这个牛哄哄的绝对主力。

    对熊本师团,他得烧炷高香供着,要知道,人家一个师团就干了江南几个师团才能干成的活。

    冈村很快就急急忙忙复函,就自己的“过失”再三向稻叶师团长和他那一众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参谋们道歉。

    当初,冈村之所以要打出“讨蒋爱民”的旗号,口口声声要整顿部队的“军纪风纪”,其实其主要指向就是熊本师团。

    熊本师团在南京杀得中国老百姓和放下武器的军队人头滚滚,不法行为犹如家常便饭,这些事冈村都十分清楚,他也经常害怕这支“犯有暴行罪”的师团会影响日军的整体形象,从而招致中国军民猛烈抵抗。

    说是要采取措施,可是看看冈村的举动,熊本师团声音一高,他还直哆嗦呢,管教,从何谈起?

    老大管不了,其他小弟都看在眼里,个个不买账,所以在“军纪风纪”方面,冈村除了难得地作回秀外,就只剩下了四处张贴“讨蒋爱民”的标语骗骗人。

    性情中人

    刘汝明撤退后,守住黄梅之后的广济便成了第五战区的当务之急。白崇禧将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广济,连日召开秘密会议,并将广济划为固守区。

    固守区也就是死守区,当然不能轻言弃守,而白崇禧所依赖的生力军,则是刚刚从广西调来的一支新编部队:第八十四军。

    与第一次出师广西时的三支桂军不同,第八十四军实际上是由桂南民团组成的。编组的时候非常简单,原有民团都不用动,只需在外面另加一个番号,戴顶新帽子即可。

    显然,这样一支新编部队,如果将配不好,打仗时是很成问题的。白崇禧经过反复思量,才决定任命覃连芳为军长。

    新桂系将领,以覃连芳与廖磊两人为最勇,但与廖磊“领导叫咱干啥就干啥”相比,覃连芳的个性极为鲜明,属于大大咧咧、没遮没拦的那种人。

    作为李宗仁的老部下,覃连芳曾为创建和发展新桂系立下过汗马功劳,但他的官职一直都升不上去。不是李宗仁不想提拔,而是他得罪的人太多,可以说除了李宗仁之外,没有讨过一个上司的喜欢。

    廖磊曾是覃连芳的直接领导,与覃连芳始终在广西打天下不同,廖磊不是起家于新桂系,而是从湘军转投到广西来的。

    覃连芳对此一肚子不满,可是再不高兴你不能放在脸上,得窝在肚子里。他却不是这样,什么都写在脸上,当着部下的面就大发牢骚,说廖磊是夹着皮包到广西来做官的。

    某次廖磊召开军事会议,规定不许抽烟,覃连芳却大大方方地猛吸香烟。

    廖磊就算再能克制,当着众人的面也忍不住了,便指责他脾气太坏。没想到覃连芳并不买账,立刻顶嘴:没有我这样的坏脾气,会有今天的广西吗?

    性情中人覃连芳

    得,就冲这句话,你本事再高,功劳再多,领导也不会待见你了,所以覃连芳混了很多年,还是只能在下面做一个小小的师长。

    白崇禧素闻覃连芳善战之名,在视察军队时便有意夸了他一句,说你真不愧是桂军的佼佼者啊。

    你猜覃连芳回了句什么。

    在桂军中,除了德邻(李宗仁字)总司令外,我谁都不恭维!

    白崇禧听后虽然表面强作笑脸,但肯定异常尴尬。

    “小诸葛”是个心机很重的人,他跟李宗仁之间尽管以李、白并称,然而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两人也不是一点隔阂没有。覃连芳出言不逊,不仅是驳了面子,也等于触动了他的心病。

    于是,覃连芳连师长都做不下去了,被另调闲职。

    要不是桂军扩编,前方急需用人,这家伙还不知道在哪个旮旯里发他的牢骚呢。

    覃连芳率第八十四军到达广济防线后,果然一鸣惊人。他用迫击炮和重机枪组织起来的交叉火力网,那叫一个给力,日军步兵成批被射倒在工事前沿,乃至熊本师团轻易都不敢在白天发动贸然攻击。

    广济离黄梅有六十里路,熊本师团一共花了八天八夜,平均每天往前推进八里不到,且部队伤亡惨重。

    直到9月6日,熊本师团才占领广济,但是自侵华以来,这个师团第一次失去了再战能力,不光是休整,还要补充兵员。

    第八十四军损失也不小,只得撤后整理,不过在覃连芳的率领和指挥下,这个由民团组成的新军在广济战场上已经一举成名,当地至今还流传着民谣,谓之:军队要学一八九、一八八(组成第八十四军的两个师),到处有人夸!

    不打仗,覃连芳却又管不住自己的大嘴巴了。

    他这个人向来不屑上司,对部下却很宠爱,有时还发展到有些溺爱的程度。这就被他的新上司李品仙抓到了把柄。

    李品仙跟廖磊都起自于原来的湘军,覃连芳也一样不把他放在眼里,背地里还把李品仙称做“二五仔”,也就是吃里爬外的意思。

    李品仙由此对覃连芳恨之入骨,尽管第八十四军在抗战中功勋卓著,可他每次训话不仅不表扬,还要一个劲儿挑第八十四军的刺儿,不是指责军纪不好,就是说他们不听管束。

    覃连芳是个直肠子,自然不买账,正好被李品仙找到借口,一个恶状便告到了李宗仁那里。

    李宗仁有心袒护覃连芳,可是他也不能因此激怒李品仙等其他桂系将领。于是便想了一个折中办法,明着撤掉覃连芳军长一职,暗里却还准备以后再找机会让他带兵。

    不料这次覃连芳却彻底崩溃了。

    在新桂系中,覃连芳原来只服李宗仁一个人,甚至缺了钱都会像小孩子一样去向李宗仁要。廖磊不升他,白崇禧要压制他,乃至李品仙要暗算他,他都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因为他认定李宗仁这个老上司是了解他、相信他的。现在连李宗仁都要“抛弃”他了,他就觉得什么都完了。

    在被免职后,覃连芳离开了桂系,不是暂时,而是永远。纵然李宗仁再怎么派人劝解都没用,他认为自己的心已经被伤过了,而伤过了的心是再也不能复原的。

    他留给李宗仁的是一张纸条:随公数十年,公待我如家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覃连芳养过一头猎犬,从前每次从李宗仁那里拿到钱,他就会去买好吃的喂狗。有人奇怪他为什么待这条狗这么好,他就说,我这条狗不是普通的狗,它不会弯腰低头去钻狗洞,所以理应得到美食。

    说到底,这是一个适合于战场而不适合于官场的人,但作为朋友,他绝对是可交之人。

    武秀才

    在与覃连芳对阵的过程中,熊本师团伤得很惨。在广济休整期间,足足补充了三千两百名新兵,才得以恢复元气。

    9月15日,熊本师团自广济出发,距田家镇要塞仅三十里路。

    田家镇要塞是继马当要塞之后,长江上的第二大要塞。冈村曾经对长江沿岸的必经关隘进行过仔细研究,他认为,要入武汉,就必攻田家镇,而对能否攻下田家镇,连冈村自己心里都不是特别有底。

    大家的眼光都差不多,冈村看重田家镇,蒋介石亦如是,后者特派位列“山东三李”的李延年前去镇守。

    要塞的防守可分两块,一块是要塞正面,另一块则是要塞外围。对照马当失守的教训,外围的重要性又绝不亚于正面,如果外围能够守住,要塞通常就能守得长一些,否则就算要塞本身打造得再牢固,最后还是得遭遇被攻破的命运。

    李延年作为军事主官,自然要坐镇正面,但是外围亦需战将扼守,而在田家镇外围,以其北面的松山阵地最为紧要,李延年把这一防守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参谋长赵家骧。

    参谋长在古代的角色就是军师,出场时的打扮不是手拿鹅毛扇,就是摇头晃脑,口中念念有词。

    比较特别的是《水浒传》里的智多星吴用,大概是为了要与其他好汉一律会使拳棒相匹配,他刚亮相时手里也曾挥舞两条铜链。只不过智多星的武功在众好汉中基本只能排于末位,就算跟山寨中的小头领对打,恐怕也占不了上风。

    赵家骧文才一流。据说在国民党少壮派“儒将”中,于右任最喜欢的就两个人,一个是能写一手漂亮书法的张灵甫,另外一个就是诗词出彩的赵家骧,所谓“望断燕云十六州,万方多难强登楼”,这样的意境,就算在专业诗人中亦不多见,说他是现代秀才当不为过。然而赵秀才在战场上出现的形象却是赳赳武夫,还是比较猛的那一种。

    赵家骧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说开去,甚至可以演绎成一部长篇评书。

    他出生于河南的一个书香门第,从小熟读诗书,然而他学的文,却一心要从武。十三岁那年,赵家骧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启事,上面说吴佩孚要招收幼年兵,便立刻吵吵着要去。

    安安静静在家念书不行,非要使枪弄棒,家里人当然一百个不赞成。赵家骧大闹了几次,父母都不放行。眼看招兵日期快到,似乎武将梦也要就此夭折了,然而这个人可能天生就要到战场上去,一个偶然的机会成全了他。

    小孩调皮,自己把自己脑袋给撞破了,老爸看到后一顿暴打,竟然把赵家骧给打得遍体鳞伤——可见旧社会的家长制真是要不得啊,幸亏我们没生在那个时代。

    兄弟姐妹只好把他送到佃户家去养伤。趁着这个机会,小赵家骧背着一袋子书逃了出去,跑到洛阳考入了幼年兵团。

    那时的吴佩孚颇有一匡天下之志,他建立幼年兵团,就是想培养一批少年勇士,依靠他们统一全国,然后再去收复被外国人侵占的中华失地。

    他的这个理想当然是失败了,幼年兵团也被张作霖收容过去,但赵家骧就在这种教育中,逐步成长为一名文武兼备的名将。

    此后便是很多年的刀光剑影,赵家骧曾随东北军征战于中苏同江之战,单骑突出苏军重围去报信,当时就被誉为军事奇才。

    接着是长城抗战,转投晋军门下的赵家骧先在冷口拿大刀砍鬼子,然后又驰援古北口,可谓血染征袍。

    赵家骧能够担任李延年的参谋长,则是因为他持有中国陆军大学的毕业证书。当时规定,凡是陆军大学毕业的,才能担任军参谋长。

    中国陆军大学的要求很严格,有意将自己打造成黄埔之上的全国最高军事学府。按照规定,凡报考这所军校的学员都必须是正规军校的优秀生,赵家骧有东北讲武堂的文凭,但就算这样,也还得再过五关斩六将,其中光笔试项目就多达十四种,什么数学、物理、化学、外语都有,少一样你都过不了关,其难度要远远超过东北讲武堂,甚至是黄埔、保定。

    杨杰长期担任中国陆大的校长。他在指挥古北口战役时或许表现不佳,但在军事教育上绝对无人能与之匹敌,赵家骧算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高足。

    经过中国陆大教育,身为军参谋长的赵家骧虽然装了一肚子的战略战术,且有相当丰富的从军经历,然而他以前所指挥的兵马都超不过一营一连,现在一下子要指挥师以上规模的部队,肩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飞得更高

    9月15日当天,松山警戒阵地被熊本师团先头部队一击即破,对于刚刚被赋予重任的赵家骧来说,这无疑是当头一棒。

    李延年急忙向第五战区发出求援电,请求派援兵南下夹击熊本师团,但在援兵到达之前,赵家骧仍然需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

    显而易见,这个初出茅庐的幕僚长正面临着极大困难。

    蒋介石曾密电李延年,说田家镇有许多工事和火炮,称得上最强的要塞,听上去,似乎比马当要塞还牛,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若以要塞经营及坚固程度而论,田家镇远不及马当,其结构相对陈旧落后,而且即使修好的工事,也主要着眼于江上防御,在松山阵地,仅有少数临时构筑的简易阵地,野战工事则全未动工。

    赵家骧奉命扼守松山后,就赶紧划出工段,督促部队日夜赶工,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加上缺乏施工材料,计划中的野战工事还没完工,熊本师团就上来了,这应该是首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多兵书战策不是白学的,再继续分析,赵家骧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向松山进攻的日军很多很强,是主力而不是侧翼。

    按照战场的一般规律,正面总是双方攻守焦点所在,松山再怎么重要,也只是外围侧面阵地,在此处投入进攻的理应是敌军牵制兵力才对,但是田家镇战场的情形正好相反。

    这与当地独特的地貌有很大关联。田家镇正面遍布湖沼,形成了一道道天然屏障。意识到从正面进攻困难太大,熊本师团就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他对要塞正面只是分兵佯攻,真正的主力全集中在松山一侧!

    原来如此,赵家骧立即调整部署,将用于正面的后备部队全部拉到了松山,以兵力的增强来弥补野战工事的不足。

    这个世上,几乎没有人不会遇到挫折,成功与否的区别只在于,有的人骤遇重压,可能会立马垮掉,而有的人却会在暴风雨中越飞越高。要做到后面这一点,看上去很难,其实也不难,只要你拥有一颗勇敢而坚定的心。

    9月16日,松山战斗更加激烈,但是由于防守加固,日军的侵略进攻反而不像第一天那么轻松。

    为了夺取松山,熊本师团特地联络了航空队来协助攻击。飞机这东西,对地面部队的杀伤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但对士气的打击不小。想想看,天上只有膏药旗嗡嗡叫,却看不到一面青天白日旗,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儿?

    赵家骧没有高射炮,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轻重机枪和步枪狙击手进行对空射击。这个法子一般来说能打中飞机的概率并不高,不过能将那只讨厌的苍蝇尽量赶得远一些罢了。中国军队用高射机枪来驱赶日机

    看到这么热闹,迫击炮手也来了兴趣:我来试试。

    众人大笑,迫击炮弹道是弯曲的,怎能打中飞机?

    不管,凑个趣而已。

    咚,一炮上去。人们的笑容都凝固在了脸上,天啊,飞机竟然真的被打中了。

    其实那就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日机由于在空中遇不见对手,以至于飞得过低,结果俯冲时碰到了下落的炮弹,换句话说,这是中了大奖的结果。

    管它是不是中奖,你就当那是天赐的好了。前沿阵地因此欢声雷动,官兵们十分振奋。

    一直打到下午,赵家骧发现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战局又转入了被动。再一看,熊本师团已经发起了全线侵占行动,整条防线处处缺人,处处危险。

    参与松山之战的部队共有四个团,三个都投入了第一线,另外一个再投进去的话,手里就没有预备队了。

    赵家骧决定换一种方式,缩短防线,以便将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继续苦撑。

    连着三天,人越打越少,情况到了最危急的关头,而这时赵家骧也已使出了浑身解数,余下的只能看运气如何了。

    运气应该说不错。

    9月17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武穴,守军不支撤退,但在撤退前他们破坏了武穴以东下游的江堤。

    江水破堤而入,与内湖合流,顿成泛滥之势。正在侵占松山的熊本师团主力乱成一团,因为他们身后就是内湖,江水湖水一漫上来,除了退后,再没有别的招。

    赵家骧立刻抓住这一转瞬即逝的战机,与第一批到达的援军共同发起反击,双方各据一高地,将熊本师团夹起来,使其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困境。

    随着援军的陆续到达,赵家骧逐渐由被动一步步转入主动,他不停地采用突袭方式对日军进行打击,至9月23日,陷于包围圈中的熊本师团伤亡总计达到了六百八十人。

    这个师团从广济出发时,仅带了预计一周的作战物资。一周之后,不仅没能攻克田家镇,还像兰封会战中的土肥原师团一样,把弹药粮食和药品(这个在长江沿岸非常重要)都快用尽了,为此只得向航空队申请紧急援助。

    那几天天气情况还不好,低云密布,对飞机来说很是危险。可是你们不去,围在里面的人岂不是更危险,所以航空队只得硬着头皮,派飞机前去助战,同时向地面空投物资救急。

    直到9月29日,在大批地面增援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帮助下,脱困之后的熊本师团才最终侵占了田家镇,但经过长达十五天的苦战,该师团伤亡总计已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人,因伤亡太大,再次失去侵略性进攻的能力,连田家镇要塞都无力驻防。

    田家镇,从此记住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儒将的名字。

    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绝对需要机会,但更需努力。可以说,没有李延年的善于放权,就没有赵家骧的脱颖而出,而没有他本身的知难而进,即使再好的机会,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在指缝间悄然流走,所以早在用兵田家镇时,这位诗人将军就发出了与岳飞当年类似的浩叹:等闲莫使鬓毛斑!

    作为少壮派的后起之秀,赵家骧在海峡那边的名气要远远超过大陆。他后来曾担任过金门防卫副司令官,若不是和吉星文等人同死于金卫炮战,其在台湾军界的前程真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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