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难瑞士

    1848年欧洲爆发大革命，1月，瓦格纳的母亲乔安娜在莱比锡去世，享年70岁。

    瓦格纳参加了一个革命团体，倡导艺术和剧院的革新。他认为要达到这一点，人们首先要戒除贪欲，这样，人类才能“达到完全的解放，才能完全符合基督的教诲”。

    1849年，形势和气氛越来越紧张。4月里，萨克森国王奥古斯特二世废除宪法，解散国会，关闭《人民报》，报馆负责人罗克尔逃亡到布拉格。

    人民委员会指定了一个临时政府，宣布以武力对抗王室，于是开始与王军发生冲突。

    动乱于5月8日晚被平定。罗克尔是主谋之一，被捕并判处死刑，后来改判终身监禁。这些年来瓦格纳一直和罗克尔保持着联络，他能逃过逮捕是个幸运的意外。他和巴枯宁及其他临时政府里的人一起出亡，走到弗来堡时，他一个人走散了，其他的人全部落了网。瓦格纳当晚在该地的旅店中独自过了夜，次日转往魏玛。李斯特是瓦格纳的好友，也是欣赏他作品的人，他在这里等着接应他。瓦格纳写信回去告诉明娜，让她释怀：“我们革命是为了从新的基础上重建，我们并非要毁灭，乃是要创新。”

    从瓦格纳的一切行动看，都不能把他当做热血沸腾的革命者，他甚至算不上革命者，巴枯宁说他是“幻想派”。瓦格纳竭力想把他的政治主张和艺术信念融合在一起。他写信给友人说：“……我们必须打破这些藩篱，方法就是革命！……普鲁士国王只要对歌剧院作一个简单、明智的决定，一切就又都会正常起来！”

    受到通缉的瓦格纳的罪名是纵火烧剧院。德国已经没有瓦格纳的容身之地了，他不得不逃亡到他国去。

    1849年5月，瓦格纳作为政治犯，由德累斯顿逃往苏黎世，再次经历了惊险的逃亡。同一月的27日，瓦格纳抵达康斯坦斯湖。他一路乘邮件马车而来，用的是耶拿大学韦德曼教授的过期护照。路费由李斯特先垫付，以后用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的演出收入偿还。瓦格纳继续向苏黎世前进，他第一次看到环湖的阿尔卑斯山在落日里闪闪发光，他立刻决定要在此安身。他的全部行李是一首歌剧草稿及20法郎的现金。

    瑞士的山与德国境内低矮的山完全不同。这些巍峨雄壮有如戴着金冠的高山，是大自然伟大的杰作，它们激起了瓦格纳心中更高洁的情怀。《尼伯龙根的指环》一剧的构思是他在山中漫步时完成的，大部分的写作也是在瑞士进行的。

    瓦格纳踏上瑞士的土地后，立刻给明娜写了一封信。

    我亲爱的、忠实的妻子：

    我顺利抵达瑞士，我本希望能早一天在这里给你写信，但旅行速度极其缓慢，经常滞留。

    ……

    一小时后，我将继续前往苏黎世。我打算在苏黎世稍事休息，以便再详细写信告诉你路上的情形。

    我安然无恙了。愿上帝保佑你！我很为你担忧，我此刻鼓起了生活下去的巨大勇气。再见！亲爱的！明天再从苏黎世给你写信。

    对于崇拜瓦格纳的人而言，瑞士是个圣地，瓦格纳的作品及其一生都和这个小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将近十年的时间，他都住在苏黎世。流亡生活并未使他艺术创造之泉干涸。这个地方的山谷、湖泊、山脉似乎结合了他的思乡之情，使他脑海中原始的德国神话，更增添了些新的、戏剧化的内涵。除了《尼伯龙根的指环》外，他还写了《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手》与自传《我的一生》。直到11年后，他才获准返回德国。

    抵达苏黎世后，瓦格纳找到缪勒，缪勒现在是钢琴教师与唱诗班的领队，他介绍瓦格纳给杰克·苏瑟认识。瓦格纳和苏瑟成为了挚友。缪勒和朋友们设法让瑞士官方发了张护照给瓦格纳，使瓦格纳方便到法国去。护照上写着：“瓦格纳，莱比锡人，作曲家，36岁，身高163厘米，棕发、蓝眼……”瓦格纳写信给朋友说，“我发现我在这儿还蛮有名呢！真要感谢从我的歌剧里改写的钢琴曲……”

    苏黎世在当时有居民3万多人，瓦格纳对于这里的阿尔卑斯山、这个城市本身以及沿着利马特河的旧式房屋和教堂，乃至于这儿优雅、聪敏、明智的人们，都有说不出的喜爱。这里的人们以简单、温和的观点来评论他所遭遇的挫折，出于本能地同情他的艺术理想，他在这儿简直就不想离开了。李斯特和明娜都认为他成功的下一站是巴黎。李斯特甚至已在论坛报上写了一篇大力推介《唐怀瑟》的文章，替瓦格纳作足了宣传。两天之后，瓦格纳疲惫地离开了苏黎世。

    瓦格纳是抱着激昂的斗志到巴黎来的，结果刚到巴黎，他的情绪便低落下来。巴黎此时正处于闷热的季节，到处流行霍乱，路上常有送葬的队伍经过。瓦格纳于是离开了巴黎，前往城外的一个村庄——卢韦，在一个酒商家里租了间单人房住。

    7月初，瓦格纳又折回苏黎世。他写了一篇题为《艺术与革命》的文章。他把这篇文章寄到法国的出版社，被认为文体杂乱、德国味过浓而遭退稿，后来，由莱比锡的一个出版商印成小册子。瓦格纳写了许多评论性的文字，但大多艰涩难懂。

    瓦格纳自觉有个使命，他对于文明社会里的剧院功能有自己的见解，他要让观众明白他的观点。18世纪德文开始成为一种文学的语言，有的德国人认为剧院具有净化人类心灵的功能。半世纪前的席勒也自己写剧本，并发表有关剧院的理论。自席勒之后，流行的剧本很少受到有学之士的影响，而多受中产阶级商人的影响，渐渐偏向于消遣、娱乐。观众希望演出富于变化，却不在乎剧本品质，他们要求戏目常换，鉴赏力却一落千丈。

    瓦格纳坚信自己担负改革德国戏剧的重任，他要使观众相信戏剧与深思的、富含诗意的音乐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从1850年开始到去世，瓦格纳是欧洲人讨论最多的音乐家。

    开始扬名

    瓦格纳的歌剧开始受到观众的欢迎，主要还在他动人的乐曲，人们对他音乐的了解，并非是他所期望的那样。后来，他这个萨克森皇家音乐指挥戏剧性地逃亡，使他名闻全德国。他成为新的、进步的音乐趋势的象征，他的歌剧、他的论述以及越来越多支持他改革的人，加上他自己的宣传，终于使一些人明白，普通的歌剧和瓦格纳的歌剧之间有着基本上的不同。音乐像戏剧一样，应该在同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活中占中心的地位。对于尊崇瓦格纳的人而言，他代表着心智感性的深入与纯化；对于批评他的人而言，他则成为对他们的标准的一种挑战。

    在所有支持瓦格纳的人中，李斯特对瓦格纳的帮助是最直接的。1850年8月28日，李斯特将《罗恩格林》推上舞台。李斯特要让人们知道，瓦格纳的歌剧要在德国剧院演出，并非不可能。此后，瓦格纳的曲谱需求量不断增加，他的歌剧分别在莱比锡、法兰克福、威斯巴登、布雷斯劳、杜塞尔多夫、汉堡及里加等地，或者演出，或是策划演出，其中需求最多的是《唐怀瑟》。由于他是个“革命罪犯”，这样的成功更是具有特殊意义。这些地方的剧院上演瓦格纳的歌剧只付一次费用算是买断了，以后他们高兴演出几次就演出几次。瓦格纳靠歌剧得来的报酬实在太少了。

    要了解瓦格纳，也要研究他的理论著述。这些著述显示出他在不同时期的艺术理想，直至最后的臻于完美。瓦格纳研究希腊戏剧，对于希腊人“美”的意念，有特别的领会。这点在他艺术理想成形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影响力。

    1849年11月，瓦格纳在一间阴冷、昏暗的楼房里，写下了他的《将来的艺术创作》，献给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曾在柏林受教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后来对黑格尔的议论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黑格尔所讲的已经过时了。他以为基督教教义已经失去意义，人们需要有新的信仰，那就是去除了神性的人性，人们应该在自身的需求和渴盼当中寻得理想中的思想和信仰的真义。瓦格纳写《艺术与革命》，受到费尔巴哈相当大的影响。

    在《将来的艺术创作》中，瓦格纳率先使用了一个名词“将来的集体艺术创作”。他的意思是要扩展“三种纯人类艺术形式”的合作（这三种形式是音乐、诗歌和戏剧），使它们更进一步，与其他的“辅助戏剧演出”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如建筑、雕刻、绘画等。这种合作的达成，需要有一帮心情愉悦的艺术家，在一位导演的指挥之下工作，而这个导演本身应该是个通晓文字和音律的诗人。这本书出版后，一位教授便把他的新词简化为“将来的音乐”。

    明娜非常喜欢巴黎，她不愿意离开那儿，但是为了与瓦格纳相聚，她只好到苏黎世去。瓦格纳的健康状况不是太好，他觉得应该多做一些运动。每经过一段时期挖空心思的创作和心智活动以后，他不是去休息，就是去好好地爬一趟山。他喜欢看山上的风景，也喜欢登山时的惊险刺激。为瓦格纳立传的一个传记作家纽曼说瓦格纳的脑袋和身体配合得十分完美，而神经的控制也精细而完全，这从他所抄写的曲谱工整美观的程度可以看得出来，他觉得瓦格纳若是做个爬高工人或是走钢索的人，同样会是很杰出的。

    瓦格纳患有痢疾和疹病，他按照自己一直使用的办法——到附近山里去做水疗。这一套水疗的程序，是把全身包起来，好好地流上数小时的汗，再把自己丢进4℃的冷水里，然后出来在晚秋的凉风中快走，以恢复血液循环，同时只能喝水，酒、咖啡和茶都不许沾。明娜对这件事不赞成，她把负责给瓦格纳做水疗的人叫“水犹太”。

    因为精神不好，瓦格纳还没开始为《少年的齐格弗里德》谱曲。瓦格纳有个朋友叫卡尔·李特，他的母亲对瓦格纳十分仰慕，这时开始每年固定资助瓦格纳500塔勒，一直到瓦格纳被准许回到德国。

    明娜来到苏黎世后，就不断地逼着瓦格纳再作第三次征服巴黎的尝试。瓦格纳极不情愿地带着一部歌剧的散文稿本——《铁匠维兰》前往巴黎。瓦格纳的用意是请人把稿子译成法文，再卖给歌剧院，像以前卖《漂泊的荷兰人》那样。瓦格纳的希望落了空。歌剧院拒绝了《铁匠维兰》，他心中痛苦极了。

    瓦格纳在苏黎世写过一篇题为《犹太人的音乐》的评论短文，1850年8月刊登在新音乐杂志上。当时，出版这篇文章使得瓦格纳在市场上原本滞销的著作立刻畅销起来。

    瓦格纳是怎么会想到要写这篇文章的呢？早些时候他曾见过像“希伯来人的艺术鉴赏力”“犹太人的装饰音乐”之类的词句，可是他发现并没有人对它们加以解释。瓦格纳在巴黎观赏了梅耶贝尔的《预言者》演出，他非常不喜欢，因此不及终场他便离席而去。虽然这部歌剧被瓦格纳认为是欺世盗名，但是却广得观众的喝彩和赞赏。梅耶贝尔是犹太人，瓦格纳于是下结论说，犹太人是创作不出什么可听的乐曲的。

    瓦格纳认为犹太人在外观上、言语上和歌曲上都让人不喜欢，可是他们为什么那么受观众的欢迎呢？瓦格纳偏激地认为这就是人们拜金主义的结果。犹太人有钱，他们不是辛苦流汗赚来的，而是用像放高利贷一样的方法赚来的。由于有钱，在现代的教育制度之下，犹太人也可以进学校受教育了，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受过教育的犹太人，甚至不惜改信基督教，想要消除自己身世的痕迹。

    如果一个犹太人改变信仰就会失去族人的信任，被孤立出来。在另一个信仰的世界里，他无法真正占有一席之地，他不了解那个社会，人们的努力和奋斗不接受他的参与，社会的历史和发展也拒绝他。犹太作曲家只有从犹太教的音乐中找寻灵感，而犹太教的音乐却是单一的。犹太人在文化上是孤立的，便无法有真正的冲动去从事艺术创作，没有这样的冲动，也就不会有宁静，因为冲动消退之后，是单纯高远的平静。瓦格纳因此认为犹太音乐是浮躁、枯索的。

    《犹太人的音乐》刊出后一星期，《罗恩格林》在魏玛首演。卡尔·李特写信来说，这岀戏的音乐很好，可是剧情不够完整。瓦格纳写信给巴黎的济兹，暗示自己准备大展宏图。瓦格纳说自己要是有一万塔勒，就要在一个合适的地点，建一座木造的剧院，请来最好的歌手，邀请对他的作品有兴趣的人，前来免费观赏他的歌剧。

    德国各地的剧院纷纷来信请求瓦格纳上演《唐怀瑟》和其他歌剧。像雪花一样飞来的信件打动不了瓦格纳，他已经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盖一座自己梦想中的剧院，来上演他的《尼伯龙根的指环》。

    1851年，瓦格纳把《漂泊的荷兰人》《唐怀瑟》和《罗恩格林》里的剧词都印成册，并附上一篇长的自传式前言，就是《给朋友们的信》。在书中，他对朋友们宣布说，要从历史的、浪漫的歌剧走向神话戏剧了；要处理的是人世习俗束缚外的纯人性；要逐渐地离开传统的歌剧形式。瓦格纳又开始写作《尼伯龙根的指环》了。

    这年年底，瓦格纳的情绪兴奋而愉快。明娜把他们的新居布置得到近乎奢侈的程度。“她买了张大而豪华的长椅，地上铺了地毯，而且还买了各种漂亮的小奢侈品。在后面房间里，我那松木做的写字台上，铺着绿色的桌布，房内则挂着柔软的绿丝窗帘。”

    瓦格纳的生活确实奢侈豪华，这也成了别人批评他的原因。也许是为了作曲，他需要远离尘世的烦嚣，为了在作曲时产生一种如入梦境的感觉，他需要华美的环境——柔软的地毯和窗帘，反射出柔和丰盈的光线。各个房间里还得洒上芬芳的香水，他特别喜欢厚厚的窗帘和门帷，这给他一种身在世外的感觉。同时，他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中进行马拉松式的漫步，也为他带来了源源不绝的灵感。

    对于这一点，瓦格纳说：“我的神经很容易激奋，我需要华美亮丽的光线。”所以对明娜布置的新居，瓦格纳很满意，精神特别舒爽。瓦格纳奢侈的享受需要大量的金钱，他的钱全是借来的。

    瓦格纳要开始为神话乐剧配曲，他相信一个新的社会就要来临。他写信给朋友说：“……我要完全离开现在的剧院和观众了，我要明确而永久地与现在决裂。……只有经过一番革新，才能把我需要的艺术家和观众带给我。……我将从废墟中找到我所需要的，收集到我所需要的。我要在莱茵河畔建起一座剧院……我要向新的人们解释革新的意义。”

    然而法国民主政治的失败，以及水疗带来的后遗症，使瓦格纳遭到身心两方面的创伤。他现在讨厌任何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事情，只对大自然有无尽的渴慕，不过他对将来却并未完全绝望。这时他又兴起了移民美洲的念头。

    瓦格纳完成了《莱茵的黄金》的草稿，面对着景色撩人的湖水和远处雄伟的阿尔卑斯山，他又写下了《女武神》的散文草稿。这时，在一位德国抒情诗人乔治·贺维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佛朗沙和爱莉莎·韦勒夫妇，他们都是富人，在汉堡拥有一家报社。他们在苏黎世堡另一面湖边上，有一幢雅致的老屋，瓦格纳后来遭遇到经济问题和其他的麻烦时，就常到这里来“避难”。

    接着他写了一篇论著——《歌剧与戏剧》，他说将来艺术的创作者必定明了未来生活的内涵，并期望它成为他身体里的一部分。他提到诗歌与音乐间的新关系，也提到了神话和主导动机，不过这篇文章只是他的理论的抽象表达，而《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创作，才是其具体的表现。他在写《齐格弗里德》时，有关未来戏剧形式的意念不知不觉地进入他的脑海，因此，他是艺术的创作在前，理论在后。

    《歌剧与戏剧》完成不久，瓦格纳宠爱的鹦鹉巴伯死了，他很难过。他写信给朋友说：“那在我心里的东西……也死了！我不管人家怎么笑我，我就是觉得，觉得……三天过去了，什么也安慰不了我！”

    1853年初，瓦格纳把《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诗，自费印了50份。一天，瓦格纳躺在沙发上休息时，眼前突然出现了幻象，《尼伯龙根的指环》的音乐就此诞生了。

    思想与理论

    1852年瓦格纳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女武神》的诗作，身心疲惫，他决定去旅游一番。瓦格纳漫游在伯尔尼高原上，观赏着山区的景色，后来这些景色被写进了《莱茵的黄金》的场景和《女武神》第二幕中。他到了提契诺，然后又前往卢加诺，接着旅行到了马乔列湖，在那里他参观了勃诺美斯群岛，这是让·保尔在他的小说《特立斯坦》中所描写过的景色。因为瓦格纳想与人分享这些印象，所以他让明娜以及在苏黎世与他一起流亡的朋友克沃尔·赫尔韦梅一块儿前来。

    这年年底，《尼伯龙根的指环》的诗作完成了。

    瓦格纳指出浪漫主义和德国艺术以及歌剧和戏剧之间的矛盾。

    在他看来，艺术的复兴及其对墨丘利（传说中的商业之神）统治的破除取决于观众的更新，靠的是新的劳动阶层。瓦格纳想让他们进入剧院。在1848年那次失败了的“七月革命”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巴黎无产阶级这一边。瓦格纳认为，革命应该将人类从工业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艺术应该为他们展现一种新的美，把他们教育成更美好的人。像我们在瓦格纳那里经常碰到的那样，这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人道主义的综合。

    瓦格纳认为，对社会和艺术进行这种更新之后，它就不再“追逐金钱”，不再带有墨丘利的特征，而将成为耶稣和阿波罗的综合：“耶稣为人类而受难，阿波罗使人类有充满欢乐的尊严。”“音乐是个女人。”瓦格纳这样阐述道。人们可以看出，真正的爱情似乎只有在未来时代的德国艺术中，即在瓦格纳的作品里才存在。

    瓦格纳一方面想当德国启蒙运动和古典文学的发展者，另一方面又想当它们的反对者。尽管如此，他并不打算在德国文化和古希腊戏剧之间进行综合。他试图证明，用希腊精神对悲剧进行的改造仅仅导致了歌德式或席勒式的某些戏剧的产生，也就是说引向了多条歧路。

    1853年5月22日，是瓦格纳40岁的生日。瓦格纳已经具有在苏黎世剧院举办音乐会的能力了，他为《漂泊的荷兰人》《唐怀瑟》和《罗恩格林》这三部歌剧写的序言被当众朗读后，歌剧中的音乐就开始以协奏曲形式持续演出了三天。瓦格纳这时候第一次有机会亲自指挥演出《罗恩格林》的音乐片段。

    《罗恩格林》获得的成功、李斯特的友谊以及众多的理论文章的完成诱使这位音乐戏剧家又开始了工作。在苏黎世的这些日子里，《尼伯龙根的指环》诗作也完成了，紧接着瓦格纳为它谱了曲，先是《莱茵的黄金》序曲，然后是《女武神》，最后是年轻的齐格弗里德与森林精灵的齐唱。

    这次的音乐会在音乐史上是件大事，因为这是第一次“瓦格纳音乐演奏会”。这次演出极为成功，观众们献给他一个银质的高脚杯以及一个月桂花冠；苏黎世的报纸赞扬他的音乐“出神入化”。瓦格纳写信给李斯特说：“我把这全部的荣光，都放在一个美丽的女人脚下，呈献给她。”

    这个美丽的女人就是瓦格纳一生中最爱的人。来到苏黎世后，明娜与瓦格纳的争吵越来越多。瓦格纳曾写信给友人说：“我身上没有哪一点是我妻子所了解的……”瓦格纳遇到了玛蒂尔德·韦森冬克，她带给瓦格纳灵感与激情，《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她。

    玛蒂尔德·韦森冬克是奥托·韦森冬克的妻子，她的丈夫是个有钱的商人，生活上十分富裕。玛蒂尔德温柔纤弱，多愁善感并且喜欢写诗。瓦格纳与玛蒂尔德之间的恋情类似于柏拉图式。很多年以后，玛蒂尔德在自传中讲述瓦格纳：“他是一个大自然的爱好者，在自己的花园中他倾听鸟雀的鸣啼，一朵插在他写字台上的玫瑰也能使他喜悦万分。《齐格弗里德》中的‘林间生机’一段讲叙的就是斯尔塔森林中高大树冠的喃喃低语。他在远足时，常常在诗人赫尔韦特的陪伴下到这座森林去，两人谈论的话题往往是叔本华的哲学。”

    韦森冬克夫妇的婚姻很美满。奥托·韦森冬克宽宏大度，有教养，善于理解别人。瓦格纳与妻子的婚姻却早已破裂，心灵受到重创的瓦格纳夫人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做长期疗养。玛蒂尔德后来谈到了这场爱情的结局：“直到这位大师逝世，我们都与他保持着友好来往，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从来都不放过拜洛伊特的会演。在与柯西玛夫人结婚后，他首先带着妻子来拜访我们，后来把孩子们也带来了。”

    瓦格纳开始接触叔本华的思想，阅读叔本华著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对于音乐之美，有独特的概念和感受，与瓦格纳在《歌剧与戏剧》中所提出的“欢悦的、希腊式的生命”观点大不相同。瓦格纳为此在自己的理论与实际上作了一系列的调整。所有悲剧的根源，都在于人们了解到这可见的现实世界是无价值的，而这种了解在大艺术家的体内，应该是与生俱来的直觉。

    瓦格纳在心智上的“希腊式的乐观”和他在直觉上的艺术家的悲观之间徘徊，叔本华的思想恰好使他可以明确地认识清楚自己的想法。瓦格纳的本能告诉他，《漂泊的荷兰人》《唐怀瑟》和《罗恩格林》是抑制意志的悲剧；而理智则告诉他，这个世界或许不完美，却仍然是潜藏着快乐的地方。不论叔本华或是玛蒂尔德，他们每个人都不是单独开启瓦格纳艺术灵感之人。叔本华的功劳在于提供论据，使瓦格纳对于直觉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在这方面叔本华倒是大大地影响了瓦格纳的创作生命。

    瓦格纳对于探究人生有很浓厚的兴趣，他后来也阅读过谢林和黑格尔的著作，但是因为难以明白而放弃了。

    1854年圣诞节，瓦格纳把《尼伯龙根的指环》寄了一份给叔本华，书中没有附信，只题了字：“怀着敬慕与感激”。叔本华没有明确表示看法，但是从其他方面可以看出，他对瓦格纳的音乐并不欣赏。

    伦敦之行

    1854年，《尼伯龙根的指环》的一部分《莱茵的黄金》曲谱完成了。

    1855年，瓦格纳接受担任伦敦爱乐学会指挥的邀请，指挥八场音乐的演出，酬劳是200英镑。瓦格纳对自己能够再次站在舞台上指挥一支庞大、高水平的乐团感到欣喜。

    然而，这次的伦敦之行糟透了。伦敦到处弥漫着浓雾，遇到的人大多不友善，乐评家总是心怀恶意地指责瓦格纳。登场前没有足够的时间演练，演出的曲子也是东拼西凑而成，但观众竟然没有表示不满，反而掌声如雷。

    在第七场的时候，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也到场观看，瓦格纳与女王相谈甚欢。22年后的1877年，瓦格纳再获女王接见于温莎堡，他那次也是指挥八场音乐会的演出，节目内容是他自己作品中的片段。“女王身材矮小，不是很漂亮，她的鼻子有点红红的”，这是瓦格纳对女王的印象。被女王接见这件事，是瓦格纳此次伦敦之行最骄傲的事。

    伦敦的生活费用要比苏黎世高，瓦格纳大部分的钱都用在食物、煤和出租马车上，但是他还是尽可能地一星期存上一些钱。瓦格纳后来才明白，原来他被请来指挥旧派的爱乐学会，其中还有故事呢。伦敦的爱乐学会不久前分裂为“新”、“旧”两派，旧派想找的著名指挥索尔不能来，而柏辽兹又为“新”派招去。卢德士曾读过瓦格纳的《歌剧与戏剧》，就向学会的委员会推介他。委员会以为“这么受人攻击的人，本身一定有了不得之处”，便派了财务主管亲自前去邀请。瓦格纳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请来的。

    伦敦的观众对于圣乐和俗乐间的界线，划分得很清楚，瓦格纳一方面觉得好笑，另一方面又觉得不是滋味。他所指挥的八场音乐会，都在汉诺瓦街的方厅中举行。其中第二场里，有几首曲子取自《罗恩格林》，他照往常一样在曲谱上加注解释，可是像“神圣的圣杯”和“上帝”之类的字都去掉了，因为在俗乐里不许提到这些。在艾塞厅演出圣乐时，却“人手一份亨德尔的钢琴谱”，就像“拿着圣经上教堂那样”虔诚。他发现英国的音乐文化，与英国国教精神牢不可分，圣乐比歌剧更能吸引观众。

    尽管瓦格纳在伦敦觉得失望透顶，可是他看到指挥新爱乐的柏辽兹时，他说：“一个几乎是我长辈的人，为了想赚几基尼金币而来这里，跟他相形之下，我不禁飘飘然，觉得开心极了。他整个人看起来真是又困倦又失意，我不免……同情起来。”柏辽兹对瓦格纳不似往常那么疏远。

    1855年，瓦格纳待在伦敦的几个月里，日子过得很沉闷。他的健康状况不好，总觉得伦敦过于寒冷。不过瓦格纳还是设法完成了《女武神》第一幕的谱曲，而且马上就要开始第二幕了。情绪极端恶劣无法工作时，他就读但丁的《地狱》。他写信给李斯特说，自己就像是活在地界里的罪人。生日那天，瓦格纳写了首挖苦自己的打油诗寄给明娜：

    在这辉煌的五月里，

    理查德·瓦格纳爬出了蛋，

    即使最喜欢他的人，

    也都希望他还留在里面。

    瓦格纳这时认识了两个重要的朋友，一个是年轻的卡尔·柯林华，他是李斯特的学生。后来柯林华为瓦格纳歌剧写了不少钢琴曲谱，他长相清秀，可惜没有男高音的嗓子。瓦格纳为此觉得非常遗憾，要不然，他是演《齐格弗里德》的极佳人选。另外一个是德国的政治逃犯玛薇妲·冯·梅森堡，她是早期就赏识瓦格纳的人。

    瓦格纳要回苏黎世去了，旧爱乐乐团热诚地为他饯行，团员和观众们把他团团围住，对他报以如雷的掌声。瓦格纳带着报酬迫不及待地回到苏黎世。他说：“这是我赚过的钱里面，最难赚的。……每一英镑，无不付出了艰苦的代价，我不希望会再遭遇到这样的艰苦。”

    回到了苏黎世，瓦格纳和明娜两人就前往琉森湖边的塞利斯堡。他原本以为在这山明水秀的地方，会对他有点好处。瓦格纳精神上的病痛越发地折磨他，饮食或天气稍有变化，就要发作一次，造成剧烈的痛苦。瓦格纳的病痛导致《女武神》的进度大大地慢了下来。他写信告诉李斯特说，这些诗，只有在他把它们谱上音乐时，才对他有意义。回去后的几个月，他草写了《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第三幕里的内容。

    瓦格纳的才智是多方面的，他对于文学、艺术、音乐、哲学和政治的新风尚、新力量，都作了本能的反应，他感到有一股冲动，必须在自己的论述里、信件里和音乐中，对它们加以评论一番。不过他本质上是个艺术家，音乐和诗歌的意念对他而言，比理性的世界更真实。

    扭转19世纪音乐风格的是瓦格纳。英国的报界却一直对瓦格纳予以恶毒的批评，他们宣称：“瓦格纳的泡泡吹爆了，而音乐终于还存在着！”像这样的批评，甚至到他去世后依然继续着。这时，欧洲的每个国家和美国各重要城市里，群众蜂拥着前去听他的歌剧。

    1856年，海涅在巴黎去世，瓦格纳则决定尝试回到德国。瓦格纳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时间很短，他那动摇不定、奇特而业余式的言行，都在说明他不适合做革命家，腓特烈·奥古斯特二世和他的朝臣们都明白这一点，他要是没有逃跑，可能也就从轻发落了。1856年春，瓦格纳写了封陈情书，寄给萨克森国王，请求宽赦——以前他是不肯这样做的。信中，他陈述七年前所以同情叛乱的理由。他之所以逃离萨克森，不接受审判，并非出于胆怯，实在是因为德累斯顿不能接受他的艺术观点，他以为政治、社会情况的转变，或许会实现他的理想，使艺术与生活有适当的关联。他对政治和时事的关心，只限于它会影响到他的艺术理想的部分；而他也从未真正认真地支持过任何政治活动。他在苏黎世所写的那些书，倒还真的都是关于艺术、生命、哲学等方面的理论。他说，他并不在意继续过着流亡的生活，只是他觉得自己的艺术与祖国密不可分，“只有在那里，我才有希望见到自己的乐剧演出，而这种经验，对我将来艺术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最后，他承认自己丢开艺术去搞政治是错误的，他发誓说，以后绝不再涉足任何政治活动了。这封信从萨克森国王手上，转到了司法部，结果请求被驳回。

    这段时间唯一使瓦格纳感到高兴的，是一位医生治好了他的毒热。瓦格纳原来的想法，是在莱茵河畔建一座“速成”剧院，但是现在他相信，会有更多的群众欣赏他的这些作品。

    瓦格纳认为《尼伯龙根的指环》将会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他说：“单只它那高纯的诗，我可以说就已经使德国有了一部将来必引以为傲的作品。”

    这只是瓦格纳自己的想法，其他人则没有这样的看法。虽然《莱茵的黄金》和《女武神》已经完成了谱曲，但是他们认为瓦格纳长期索居于苏黎世，必然已与现实脱节，恐怕很难完成《尼伯龙根的指环》的谱曲，甚至李斯特也是这么认为的。瓦格纳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谱写《尼伯龙根的指环》上，他已经开始谱写《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另一部剧《齐格弗里德》，同时思索《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情节。

    煎熬与宁静

    1856年10月，李斯特与俄国的卡洛琳公主来到了苏黎世，下榻于包朗拉酒店。李斯特在酒店举行生日宴会，瓦格纳即席演出了《女武神》里的第一幕，李斯特很赞赏。

    李斯特离开苏黎世后，瓦格纳主要来往的只有韦森冬克这家人了。吸引他的不只是玛蒂尔德，还有奥托。1857年，奥托让瓦格纳夫妇住进一幢房子，瓦格纳可以终生住在这里，只需象征性地付一点房租。房子在苏黎世恩格区里的绿岭上，毗连着奥托的新房产。瓦格纳夫妇把他们的家安置成艺术家和学者们聚会的场所。住进了新居，瓦格纳显得乐观而愉快，总算找到了完美的住处。他的灵感女神玛蒂尔德就在不远的地方，而她的丈夫奥托不但给他房子住，又帮他还清了债。另一方面，房子里漂亮的小花园和一间大厨房，足够让明娜忙得团团转，再没时间监视着他，和他争吵不休了。

    1857年5月8日瓦格纳给李斯特的一封信中真实地描述了他此时的生活：“我度过了一段困难的日子，它现在似乎被一种相当令人高兴的状况取而代之。10天前我们迁入了韦森冬克别墅旁的小屋，为此我很感激与我交往甚密的这一家人的好意。在这之前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布置房间需要很长时间，因而在还不具备迁入的可能性之前，人家就已经催我们从老住宅迁到那边去。现在我夫人也病了，我不能再让她操心，所以一切搬迁事宜都是我自己料理的。我们在旅馆住了10天，后来终于在一个阴凉的日子迁到了新居。这样，我只能用终于已经搬迁完毕这个念头来安慰自己，以保持良好的心境。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根据需要一劳永逸地安排妥当，一切都物归其位。我的书房有你所熟悉的学究气，让人感到舒适。写字台放在大窗户前，从这里可以远眺湖面和阿尔卑斯山。安宁和平静拥抱着我，一座可爱的、侍弄得很好的花园给我提供了散步和修身养性的好去处。我的夫人也有令人愉快的活计可干，不必为我整天心情忧郁，尤其是有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菜园要她去操心。”

    明娜经常外出旅行，瓦格纳和玛蒂尔德的关系仍然很亲密，奥托极力隐忍着。明娜再次怀疑瓦格纳和玛蒂尔德之间的关系，她忍不住和玛蒂尔德大吵了一场。

    1858年4月7日，明娜收买年轻花匠截取了瓦格纳写给玛蒂尔德的问候信。明娜认为它是两人相爱的证据。

    这封信也具有强烈的艺术家风格。瓦格纳写道：“我在干什么样的蠢事啊！这是只顾夸夸其谈的兴趣吗？还是和你交谈给我带来的喜悦？——是的，和你交谈！但是，当我看见你的眼睛时，我却讲不出话来了，我要讲的话都变得毫无意义！看吧，当这双奇妙而神圣的眼睛注视着我，我整个身心都沉浸进它的碧波之中的时候，一切便都具有无比的真实，我也对自己充满信心！于是再没有客体和主体的分界，一切都合而为一了。这是深深的不可测量的和谐！啊，宁静产生了，宁静之中蕴藏着最高的完美的生活！谁要是想从外部去获得世界和宁静，谁就是傻瓜。只有盲人才看不见你的眼睛，在它之中找不到自己的灵魂！只有在内心，只有在灵魂深处才能找到幸福！——只有当我没有见到你，或不能见到你时，我才开口讲话，抱怨你。原谅我昨天的孩子气，你这样称它是完全对的。天气宜人，我今天要到花园去，要是我见着了你，我希望能不受打扰地和你待一小会儿。”

    瓦格纳在后来写给爱莉莎·韦勒的信中说：“对她（玛蒂尔德）的爱才是我的初恋，我永远只有这唯一的一次爱！”

    瓦格纳对玛蒂尔德·韦森冬克的爱被证明是一种启迪思想、激发想象的力量。挪威峡湾的经历对《漂泊的荷兰人》产生的意义，瓦尔特堡的景色对《唐怀瑟》产生的影响，以及1835年纽伦堡深夜发生的殴斗对《纽伦堡的名歌手》最后两段终曲的影响，这一切现在都通过玛蒂尔德·韦森冬克被写进了《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是一个生命的幻景，它渗透到现成的艺术动机中了。

    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中的爱侣，对黑夜与死亡有着无尽的渴盼。瓦格纳对于“黑夜和死亡能够解放一切”的概念深为着迷。在《卢辛德》里，日前的失意和虚华，最后都化成了对夜里无休止的平静与安详的一种热爱，这使得瓦格纳深思不已。此时，柯西玛也来到瓦格纳的住处，瓦格纳生命当中三个重要的女人——明娜、玛蒂尔德和柯西玛，现在都在这里聚齐了。他对她们弹起《齐格弗里德》里的曲子，并朗读《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中的诗句。玛蒂尔德现在完全成了瓦格纳的灵感源泉。“他早上谱的东西，”玛蒂尔德说，“下午就在我的钢琴上弹出来，看看到底怎么样。这都是在五六点之间，他称自己是‘黄昏之人’。”瓦格纳每有创作，都全部献给玛蒂尔德。这三个女士对他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诗作反应如何呢？明娜觉得男女主角是让人难过、赚人眼泪的一对人儿；玛蒂尔德对于诗中的激情热爱，感同身受；柯西玛则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底。

    柯西玛在巴黎长大，生活得并不愉快，她那著名的音乐家父亲李斯特不许她见母亲。汉斯·冯·彪罗出身于贵族世家，曾跟随李斯特学习音乐，他对瓦格纳也非常敬慕。此时，柯西玛与彪罗结婚没多久，他们的蜜月显然很不如意，柯西玛觉得彪罗似乎爱瓦格纳比爱她还多。瓦格纳强烈的个性和《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悲剧性质，令柯西玛觉得抑郁而惊异。“我真傻，面对着他还会害羞。”她对明娜说。

    这三个女人究竟哪一个才在他艺术家的生命里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呢？瓦格纳认为是玛蒂尔德。瓦格纳的婚姻生活越来越不如意，他渴望从爱里得到救赎。瓦格纳的戏剧里交织着爱与死；爱不是一种快乐的、尘世的结合，而是经由死获得救赎的方法。爱人们只有从死里得到结合。也许，瓦格纳正是需要经历情感上的折磨与失意，才能开启他的天才宝库。“如果我们真能尽情地活着，也就不需要艺术了，”他曾这样写过，“艺术正始于生活终止之处。”

    不久，奥托·韦森冬克便带太太到意大利去旅游，让她换换空气；明娜也上苏黎世附近的伯列斯腾堡治病，只剩下瓦格纳留在家里，为《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谱曲。

    1858年4月27日，瓦格纳给疗养院里的明娜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

    亲爱的明娜：

    这就是我决定不去温泉疗养院，而让人把我送到疯人院去的那个日期。

    因为似乎那里才是我唯一的去处！我所说的、所写的一切造成的无非是不幸和误解。但如果我对某些事缄口不谈，又要引起你的猜疑和不信任，似乎我想欺蒙你，如果我开诚布公地给你写信，并且完全抱息事宁人的态度，那么我被告知的只是：这是我策划出来的狡猾诡计，想立刻置你于死地！我同时还会被告知，我应该做个大丈夫！好吧，我不愿意做个大丈夫，而愿意做你的丈夫。

    你尽管告诉我，我该如何讲话、思考，又该怎样看待世上的事物；我将完全照你的话去做。只要你不乐意的，我就不说、不想、不看，你该满意了吧？我该怎样去谱曲、作诗、指挥，你也给我指示吧，我愿意在一切事情上听从你的吩咐，以使你一刻也不再怀疑我。

    7月，明娜回来了，可是由于失眠和吃药的关系，她变得暴躁易怒。他们的生活“真正成了地狱”。瓦格纳再也没法继续写《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他决定尽快离开。

    1858年8月17日，瓦格纳和明娜永远的离开了那幢舒适的房子。明娜回德累斯顿，瓦格纳则与卡尔·李特一道去威尼斯。一路上，他觉得“离开她（明娜），既无眷恋，也不流一滴眼泪……我的情绪不断地升高……”他现在需要长期的安宁，来谱写《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第三幕。

    威尼斯给瓦格纳带来了短期的宁静，他住在大运河边上破败的15世纪哥特式的宫殿里。威尼斯忧伤、美丽、如梦似幻，水上那些纤长、垂着黑帘的船只，由“甘多里”（驾驶威尼斯船的船夫）熟练地操纵着，有一股难以抗拒的魔力。夜里，瓦格纳无法入眠，他靠在阳台上，听到远方有人唱一首古老的民歌，歌声远远传来，深沉而哀痛，与遥远的另一头的歌声相应。一天晚上很晚了，他雇了船一路沿着幽暗的运河摇回家去，突然明月乍现，照亮了附近的宫殿，他的“甘多里”突然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号泣，像是动物的哀泣，这使他写下了《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第三幕开始时牧人的号角所吹出的忧伤号声。

    瓦格纳是宫殿里唯一的住户，他租了一楼几个带家具的房间。工作环境现在对他越来越重要，他把大的那个房间装上了垂帘，房东为他找来几张镀金的椅子，他的大钢琴也从苏黎世运到这里，现在他可以重新开始创作《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了。因为染上了疟疾，腿上又长了疮，他的工作曾数度中断，他说这是威尼斯的杰作。此外，警方对他的调查，也使他很困扰。威尼斯并不属于德意志联邦，但它有部分属于奥地利王国，萨克森政府表明立场，奥地利领土不欢迎他居留。一个叫柯里斯皮的警察局局长，是个音乐爱好者，他呈给警政总署的报告里，对瓦格纳充满了同情。这时，瓦格纳已经同奥地利军人很熟，军乐队甚至在广场上奏起《黎恩济》的序曲。随着政治情况的恶化，奥地利和法国之间濒于开战边缘，警政总署下令让瓦格纳离开。柯里斯皮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以健康不佳为由，向总督申请延长居留，结果获准。瓦格纳总算可以安下心来工作了。早上他写《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中午坐船到匹阿契塔去和卡尔·李特共进午餐，然后就散步，夜幕低垂时，再回到自己的住处。他继续工作、读书，到晚上卡尔来了为止。他仍旧如往常一般贪婪地读历史、诗歌、哲学和传记。

    除卡尔以外，在威尼斯，瓦格纳就只见过李斯特的一个学生、一个威尼斯钢琴教师以及俄罗斯王子。他写信给远方的玛蒂尔德，却被原封退回，他还为她记日记。

    1859年3月底，瓦格纳完成了《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第二幕的谱曲。他把这岀哲理最深奥、心理分析最细腻的歌剧，加上了音乐与动人的场景，使《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成为容易演绎的歌剧。即使是没有任何音乐修养的人，不懂它深妙的诗意，也能欣赏。

    1859年8月，《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终于全部完成。《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剧情是特里斯坦自幼丧失了父母，他在康沃尔国王、自己的叔叔马可的宫中被抚养成人。爱尔兰的武士莫罗尔德有一次被遣来征收贡赋，特里斯坦与他比武，把他杀了。先前莫罗尔德曾与爱尔兰王的女儿——他的表妹伊索尔德订有婚约。特里斯坦在比武的时候受了致命的重伤，特地隐名改姓来求治于伊索尔德，因为她有家传的妙方。后来伊索尔德发觉了自己看护的是杀死自己未婚夫的凶手，她却饶恕了他，而且很小心地照料他，因为她已深深地爱上他，同时特里斯坦也慢慢地爱上了她。他们虽然私自相爱，但总觉得他们的爱不能如愿以偿。特里斯坦回康沃尔不久，就受叔叔遣派来到爱尔兰，请求把伊索尔德嫁给康沃尔国王即自己的叔叔为后。

    歌剧的开始是在特里斯坦载伊索尔德回康沃尔的船上。伊索尔德觉得自己爱特里斯坦甚深，而终不能如愿，内心苦闷，决定服毒药以根除无边的痛苦。至于特里斯坦呢，感觉自己所爱的女子不久就要与另外一个人结婚了，也极愿与她分服毒药，了此一生。但伊索尔德的侍女布兰甘妮以迷药代替了毒药，于是使他们的私恋化为不可抑遏的热情。到达康沃尔不久，他们在宫中花园里幽会，被国王与他的侍从发现了。特里斯坦被国王的一个武士刺伤，受伤极重。特里斯坦的老侍从库汶那尔把他带回他的老家卡柳。伊索尔德也随后追上去，等她赶到时，刚好来得及把他抱在怀里，看着他死去；她昏倒在他的尸体上，两人沉入了永恒的爱与死亡之中。

    凡对歌剧加以研究的人，都承认《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是用爱情故事编成的乐剧中最伟大的一部。它实在是一个充溢着悲剧的热情、以死为结束、在不朽的音乐的汹涌悸动里展开的故事。

    屡遭失败

    《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完成了，瓦格纳似乎没找到下一个目标，也不知道该往哪个地方去。德国回不去，奥地利也被禁止居住了，苏黎世他觉得受不了，又不愿意到伦敦去。瓦格纳他一生中最大的渴求是“听一场好的交响乐团演奏的第一流的四部合唱”，以及再找一家剧院演出《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使他的音乐为更多的观众所注意。思索再三，他最后决定再度大举进军巴黎。事实上，他也别无选择了，只好到巴黎去。

    1859年9月，瓦格纳前往巴黎，途中在韦森冬克家待了数日，以6000法郎的价格把《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版权卖给了奥托。瓦格纳抵达了巴黎，在香榭丽舍附近找地方栖身，最后在靠近埃脱埃的牛顿街16号租了栋小屋。

    在巴黎，瓦格纳想要演出《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仍然很难，他无法说动一些重要人物，使他们感兴趣，不久他就灰心了。剧院经理卡尔沃原先兴致勃勃地想上演《唐怀瑟》，两人会面时，瓦格纳忘我地弹奏第二幕里的终曲，却把卡尔沃给吓跑了。当时，瓦格纳身穿蓝短外套，头戴黄色无边帽，他在客厅中的一架钢琴上面弹起了《唐怀瑟》中的片段。瓦格纳边弹奏边扯着喉咙大呼小叫，“这还不说，他唱的是德文，还有他的眼睛，那是疯人的眼睛，我不敢惹他，他真把我给吓坏了！”卡尔沃心惊胆战地说。

    瓦格纳的第二个想法，是在巴黎建一座德国剧院，在那儿他所有的歌剧，包括《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都可以有上演的机会，可惜人们对他的艺术少有了解，因而没能如愿。他终于明白，要实现自己的理想，需要靠有影响力的人士协助，因此，他便在家中大宴宾客。这样的晚会倒是十分成功，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被邀请，足以反映出瓦格纳多方面的兴趣：有诗人、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学者和政治家。瓦格纳很善于应付这些人，宾客们不论贵贱，眼里看的耳里听的，全是出自他一个人的表演。

    1860年，事情渐渐有了转机，法国的“瓦格纳派”逐渐成形。其中一个是海军军医奥古斯都·德·盖士培里尼。他对瓦格纳音乐有着深刻的了解，并留下了些当时的记载。据他说，瓦格纳看上去很年轻，初见面时他显得冷漠、保守、严厉，交谈以后慢慢就热情起来，脸上也绽放出智慧的光芒，这正是他从他的音乐里所了解的那个人。他的五官显现出不屈不挠的意志，这种性格表现在他宽阔的额角、坚定的下巴、紧抿的嘴唇和瘦削的双颊里。“我认识了这位天生的戏剧家与不眠不休的探索者，他在人类灵魂的最深处从事探索。”有时，他又从瓦格纳变幻的表情中，见到受到极度折磨的特里斯坦，或是叔本华的信徒。话题若是转到将来的计划上，瓦格纳又显得年轻活泼起来，与先前的深思沉静判若两人。瓦格纳从未染上矫揉造作的气息，也从来都学不会优雅的举止，至死为止，他一直就是那口浓浊的萨克森口音。

    画师与雕刻家弗洛里曾撰有一篇短文赞美瓦格纳的歌剧，深得瓦格纳的心。弗洛里写道：“我想不出还有任何人，能比得上理查德·瓦格纳所遭遇的苦难；可是在他作品中却找不出丝毫这样的痕迹。”瓦格纳自己也说，他的艺术是纯净的、不染尘埃的。

    瓦格纳在意大利剧院（法国的一家剧院）演出三场音乐会后，瓦格纳派在法国便逐渐活跃起来，这家剧院就是从前拒演《禁恋》的剧院。1861年3月，歌剧院演出《唐怀瑟》后，瓦格纳更是声名大噪。有位大公和一家剧院的经理表示愿意上演《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结果却食言了。瓦格纳于是决定租用意大利剧院，来使巴黎人认识他的新作。他写信给玛蒂尔德，告诉她自己对《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看法：“……我的艺术最好、最有深度之处……是转接的艺术……我艺术的全部精华就在这样的转接当中……在这精微、渐进的转接艺术里，我最得力之作，是《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第二幕中的大场景。”

    曼茨的薛特音乐出版公司答应以一万法郎的价钱，购买瓦格纳的《莱茵的黄金》。由于此剧刚卖给韦森冬克不久，必须获得他的同意才行，韦森冬克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瓦格纳在意大利剧院的音乐会十分成功，在1500名听众面前，他的指挥没用曲谱，听众数度在音乐演奏间爆出掌声。首演的晚上，瓦格纳没有邀请任何批评家。第二场和第三场，听众较少，却吸引了一些知名的新爱慕者，如巴德雷，他匿名写信给瓦格纳说：“你带领我回到了自我。”

    瓦格纳三场音乐会下来，亏损了1.1万法郎，因此不得不取消《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演出计划，现在他连是否能租得起牛顿街那舒适的家都成了问题。他前往布鲁塞尔再去指挥演出三场音乐会，期望能弥补亏损。首两场演出很成功，依照合约，他可以得半数的收入，可是他发现其中有一条载明，他需负责有关音乐方面的花费，这样他就一分钱也没剩下了，于是他取消了第三场音乐会回到巴黎。

    回到巴黎后，尼瑟罗德伯爵夫人玛丽·卡列姬为瓦格纳解决了经济的困窘。玛丽是李斯特和肖邦的学生。瓦格纳说，他一直觉得，自己的期望一定都不会落空的。他的敌人因此抓住这个话柄，批评他自大而不知感恩。事实上，他对人们的关注，不论是实质上的或是精神上的，一向极为感激，即使是以一个有教养的绅士的标准来衡量，他都算是很有良心的，常为一点小恩惠而一再感谢人家，并不计较对方的社会地位是如何低微。有些债务他一直拖欠着，这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那帮艺术朋友，像普西尼利、韦森冬克以及许多其他的人，并未真正期望他会还钱，他们希望所得的报偿，是瓦格纳艺术理想的最终胜利。

    为了对玛丽·卡列姬表示谢意，瓦格纳特别为她演出了《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第二幕，自己饰特里斯坦，著名歌唱家宝琳·维阿朵·加西亚演伊索尔德，另外再自费由伦敦招来卡尔·柯林华为钢琴伴奏，在座的唯一的外人是柏辽兹。瓦格纳说，卡列姬“一直不做声”，而柏辽兹也只称赞他演出“卖力”。卡列姬后来告诉女儿，《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真是令人听不懂，它是抽象的概念，很使人想去探究一番……作为一个戏剧作品，到处都会受到观众的排斥的”。

    1860年3月，法国皇帝下令在歌剧院演出《唐怀瑟》。促成《唐怀瑟》演出的人有奥地利驻法国大使的夫人宝琳娜·梅特涅公主和彪罗。彪罗由柏林到巴黎，带着普鲁士公主的介绍信给普鲁士驻法大使，请他运用他的影响力，让《唐怀瑟》得以在歌剧院演出，他要大使将请求的细节写成报告。

    回到巴黎后，瓦格纳便积极准备演出《唐怀瑟》。这时，令瓦格纳烦恼的事又发生了。为了整建巴黎市，他居住的牛顿街在计划中必须拆除，瓦格纳不知情，他预付了三年的租金，有天回家，却发现街道已经被封住了，要想步行回家都不成，多付的两年租金就这么泡汤了。他在歌剧院附近，另找了一处简陋的房子，这条街阴暗嘈杂，他的新居是拥挤的二楼公寓。

    歌剧院的条款规定，外国作曲家的歌剧必须以法文演出，同时作曲家不论是否为法国人，一律不得指挥自己的作品。因此，瓦格纳请了一位海关官员，年轻的艾德蒙·罗希，来帮他把作品翻成法文。艾德蒙不懂德文，瓦格纳只好又找了一个德国人鲁道夫来帮忙，鲁道夫又只懂一点法文。最后，瓦格纳要不断地对艾德蒙做手势，并不时朝着艾德蒙喊道：“是！是！”就这样，两人辛辛苦苦地琢磨出了译文。

    译成法文后，不料歌剧院的经理又说得押韵才行，于是又请来歌剧院管档案的查尔斯·贺韦，将它写成韵文。瓦格纳希望巴黎的观众在看演出前对《唐怀瑟》的剧情有所了解，而且他不喜欢人家把他归类成理论家，因此请查尔斯的巴黎朋友保罗把《漂泊的荷兰人》《唐怀瑟》《罗恩格林》以及《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译成散文式法文。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前言，说贝多芬的交响曲，为歌剧开创了可能的新方向，他正尝试把它运用在自己的剧诗里。他说《唐怀瑟》的诗，经由这种新交响曲精微细密的旋律，生动而真实地表达出它在戏剧、诗歌和心理学方面的内涵。这时，小提琴家约瑟夫及一些人共同签署了一项抗议，反对“新德国人”瓦格纳和李斯特的“将来的音乐”。

    法皇下令一切遵照瓦格纳的意思去办，为使《唐怀瑟》的演出达成艺术与音乐方面的完美，一切花费在所不惜。这是瓦格纳一生当中，第一次能随心所欲地支配世界一流剧院里的一切：高水准的交响乐团、最好的合唱团教练、舞台经理、舞蹈家、布景画家、化妆师等，然而瓦格纳却不如想象中的开怀。诚然，和剧院的接触一向使他生龙活虎，他坚定的意志，常常鞭策着许多人跟着忙上忙下，但在表面的活力下，他却显得郁闷而忧思。在狭小的公寓里，他训练歌手们，并写了长而富含哲理与悲剧意念的信给玛蒂尔德，谈到《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叔本华、对白昼的幻想与黑夜的救赎。瓦格纳身上既无钱，身体又差，来巴黎是期望上演《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现在演出的却是15年前的《唐怀瑟》，这只能算是退而求其次了。

    歌剧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岀歌剧的第二幕里必须有芭蕾舞演出。“骑士俱乐部”中的王孙贵族们，一向视这个为他们的特权，没有哪一个导演或作曲家敢违背。这些贵族们，习惯在晚上10点钟才姗姗来迟，错过第一幕。瓦格纳先是拒绝了，后来却又不得不妥协，答应改写第一幕中维纳斯堡的那一场。法国新闻界和骑士俱乐部所持的政治动机，强过对艺术的体谅。他们不喜欢瓦格纳，因为他是革命分子，又是法国敌人的朋友，他们也不高兴他对宫廷所产生的影响力，因此不管在第一幕或第二幕里是不是有芭蕾舞，他们都是抱着对瓦格纳仇恨的态度来的。

    早先瓦格纳已经觉得，他对《唐怀瑟》中男主人公灵魂里感官与精神的矛盾，未能淋漓尽致地表达，现在《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音乐成就使他又感觉到一股新的创作动力，他觉得自己已有足够的技巧，来写出热烈、放荡、喧闹的音乐，并借助舞蹈来表现这样的音乐。

    1860年7月22日，萨克森大使通知他说，他可以自由进出德国了。瓦格纳向往已久的赦免终于如愿，他再次越渡莱茵河进入德国，这次却没有像1842年那样泪洒莱茵。“唉！再次踏上德国国土，我竟是一点感觉也没有。天啊！我一定是变成冷血动物了！”他写信给李斯特时这么说：“……我若是真正的‘德国人’，我的德国是在我体内。”

    返回巴黎后，瓦格纳完成了《唐怀瑟》“维纳斯堡大酒宴”那一场曲谱的改写，他对之前的曲子一直不太满意。瓦格纳的健康状况恶化了，医生给他开了个饮食疗法，早上吃牛排，晚上喝一杯巴伐利亚啤酒。他又大病了一场，患的是伤寒和脑膜炎，神志不清、眼睛半盲，眼前全是些奇怪的幻象，甚至有谣言说他快死了。

    1861年3月在巴黎演出《唐怀瑟》，演员和乐队始终发挥不出好的水平。第三场演出，瓦格纳没有出席。演出结束后，朋友们在清晨2点钟，发现他和明娜在一起，没有旁人，他安静地抽着烟斗、喝着茶，他的手颤抖着。《唐怀瑟》的演出无疑是失败了，许多人都嘲笑起促成它演出的宝琳娜·梅特涅公主。她当时很气愤地预言说，20年后巴黎一定会欣赏瓦格纳，她果然没错。瓦格纳过世后，巴黎完全成了瓦格纳的天下，人们称他是神，说他在法国的艺术生命里，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法国演出《唐怀瑟》后，德国的音乐界才开始认真地把他视为代表德国的作曲家。

    1861年到1864年的三年里，瓦格纳迁徙漂泊，居无定所，备尝艰辛与焦虑。他主要的职业，可以说只是为了赚钱，不管以什么方式订约，也不管什么尊严。这一时期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瓦格纳与明娜分开了；二是为《纽伦堡的名歌手》谱曲。这是一部安宁平和的歌剧，也是显示出他的脑海中有种精密自我控制能力的极佳例子，当他的意识再也承受不住愁苦的重担时，便会自动转向音乐创作的快乐内在世界。

    1861年4月，瓦格纳前往维也纳，因为有人表示有兴趣在卡尔斯鲁厄上演《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瓦格纳前去维也纳物色主唱的人选。在那儿他首次听到《罗恩格林》的排演，他觉得男高音阿洛伊斯·安德和女高音露易丝·梅尔杜丝曼正是他所要找的人，可以分饰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但剧院经理不准他们离去，却建议瓦格纳在维也纳演出。瓦格纳一面沉思这个让他怦然心动的意见，一面步下剧院台阶，迎面遇上了有“威仪的绅士”之称的约瑟夫·史丹哈纳，他是伊丽莎白皇后的御医，也是瓦格纳的仰慕者，以后更成了瓦格纳最信赖的朋友之一。

    《罗恩格林》公演时，瓦格纳去看了一场，作品受到观众热烈的喝彩。在维也纳逗留期间，有两个朋友陪着他，一是《巴格达的理发师》的作曲者弗朗索瓦以及一位音乐爱好者彼得·柯内利。两人都劝他在维也纳展开《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排演，瓦格纳最后便推拒了在卡尔斯鲁厄演出的计划。回到法国，他处理了多玛尔街的公寓，明娜到巴德索丹去治病，他则去和普鲁士驻法大使蒲塔利伯爵同住。

    瓦格纳住处的房间，面对着一座花园，远处可见到皇宫，池里有一对黑天鹅，给他一种梦样的满足。他在这里找到了灵感，为大使夫人谱了一曲降A大调的《相册的一页》，同时又为梅特涅公主另谱了一曲C大调的曲子，这里面有《纽伦堡的名歌手》旋律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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