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到了京城才知道权小，到了特区才知道钱少。可谁要是到了青藏，他一定最先觉得，他以前走过的路，都太近太近。
一点不错，青藏的路是天路，是一直通到天尽头的路。在青藏，你才真正可以见到天似穹庐，你才真正可以看到弧形的地平线。青藏的路从那儿开始，把地球劈成两个半圆。而路和弧线上的那个交点似乎是永远不能达到的。什么叫作遥远，叫作漫长？这就是遥远，就是漫长了。一条青色的，在高原的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路，划破无边无际的球面的瀚海、戈壁和沙漠，一直指向天边，永无尽头。你从一个又一个白天，穿过一个又一个黑夜，你能见到的人类痕迹，只有这路。这路永无休止地伸展在你的视野里。除了这路，便是寸草不生，寂然无声的茫茫荒原。这荒原除了风蚀和地壳运动之外，没有任何变化地存在了亿万斯年。一个人孤独地在这样的路上行车，脑子常常一片空白，或者相反，常常生出幻觉。我就常常会见到一只老红狐，在我车前的路上一掠而过。有时是在刺眼的广袤雪域；有时是在迷蒙的曲折峡谷；有时是在烈焰熊熊升腾的阳光下；有时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红狐是高原上的精灵。我因此对那幻觉满怀信任。我甚至相信许多年来，正是这幻觉，这像一团火一样跳跃着的老红狐，引领着我无可停顿地在高原遥远漫长永无尽头的道路上游弋奔波。
否则，我便会觉得难理解自己。
青藏的路太需要忍耐了。青藏的路，是对人的忍耐极限的挑战。
这路白天滚烫而黑夜冰冷，把你从温度的一个极端驱赶到另一个极端。你在一天里可以历经一年四季：早晨你还在某一处绿洲的水边见到春天才开的野花；中午你会突然遭遇夏季的劈头盖脑的冰雹；傍晚无遮无拦的秋风卷起昏天黑地的沙暴，刹那间就淹没了晚霞和夕阳，到了晚上，大雪和坚冰就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阴沉沉地封锁了整个世界。在这条严酷的路上，你最起码的人性的愿望常常成为一种奢侈。哪怕你需要的只是一片刚刚能遮住你脑门的绿荫，一捧刚刚能湿润你嘴唇的清水；一点刚刚能温暖你手掌的火苗；一声母亲的颠抖焦灼的呼唤——是的，在这条路上，当你前面和后面都没有尽头的时候，当你觉得这世界只剩了你这孤旅的时候，你最清晰地想起的便是母亲在你儿时对你的呼唤。你最想做的一件事便是放声叫喊：妈妈！
在青藏路，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几倍于人。你历经的高峰体验太多太多，浓缩得化不开。那些平淡苍白的人生也许几辈子、十几辈子加在一起，都无法达到你对人生所经验的高度；同时你又会觉得你的人生太短促。强烈的紫外线无情地扎碎了你面部的毛细血管，在那里留下血红的烙印；戈壁风沙如同锋利的雕刀早早地在你脸上刻满粗糙的年轮；岁月过于殷勤，在别人还不曾向青春告别的时候，已经让你的头颅像寒光逼人的雪山一样蹲在迟暮晦暗的深深云层中沉思，而你却并非贤哲。
这就是青藏的路。
这就是我感觉中的青藏的路。
也许我表述得过于感伤。原谅我，因为我孤单。孤单常使人变得软弱，变得多愁善感。在青藏，邮车是孤单的，邮车永远是孤旅。
我走的这条邮路，一千年前文成公主走过。整整三年，大国公主浩浩荡荡的车仗，在唐蕃古道上卷起漫天烟尘。无数人前呼后拥，旌旗蔽日，鼓乐的喧嚣响遏行云。几乎半个中国都驮上了马背和驼峰。然而濒临日月山，公主还是摔下了父皇御赐的宝銮。长安已不堪回望；中原已不堪回望；故国已不堪回望。日月山外一片蛮荒。公主哭得声咽气绝。公主去国不可回，回去的只有泪水流成的河。那便是流到今日的倒淌河。
一千年后，班禅活佛进藏走的也是这条路。那同样是波澜壮阔的一种旅行。国家调集了全国骆驼的三分之一，以及不可计数的马匹，每一公里一百匹骆驼，前后绵延一百多公里。护送活佛的队伍像条由骆蛇、马匹组成的河流。当地留下的歌谣说“会算不会算，百匹骆驼二里半”。活佛去后，身后的千百里荒原，骆驼、马匹的尸骸堆积如山。活下来的胳轮和马匹繁衍的种族，如今遍布了柴达木中部的都兰草原。
如此煊赫的声势，除了因为地位的高贵，不能不说同样也因为路途的险恶。
当我独自驾驶着邮车上路的时候，这一切常常像潮水似的涌来又涌去。这条曾经渗湃过的历史的长廊如今留下的是无边的寂静，这寂静使我显得格外孤单。
在青藏路，长途的运输常常以车队的方式进行，最少是双车同行，以使漫漫长路可以相互照应，但邮车却做不到。往返一个星期的路程，有时仅仅只为了一个邮袋。但只要有邮件，就没有理由不出车。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邮路只是一片凄凉。邮路上常常会有意外的惊喜。
有一次我从甘珠尔山下来，天已经完全黑了。头天暴发的山洪带来的泥石流，让甘珠尔山下的平川塞满了大得吓人的山石，在车灯的照耀下一片狰狞。等我意识到危险，车子已经陷入乱石的夹缝。
甘珠尔山海拔近四千米，全世界最高的铁路隧道就在这里。夜里的温度降到零下四十度以下。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活到天明。我唯一能祈求的，只有佛祖。
“甘珠尔”是佛经。以“甘珠尔”作山的名字，是因为山下有一个巨大的石洞，据说曾是甘珠尔的藏经洞。汉人称它作二郎洞，藉《西游记》给它编了汉族神话。但我宁可相信甘珠尔。我对甘珠尔一无所知。我对佛祖的不停的祈祷只是反反复复地默念“甘珠尔”这个词。我的车就陷在那个藏经洞口。快天亮的时候，我觉得全身快要冻僵了。我先扒下然后点燃了皮大衣，然后是我出车前在西宁买的一件新毛衣，然后身上只剩下了背心和短裤。然后天亮了。我趁着被火温暖的身子刚刚可以活动，疯狂地穿过那片泥石流区，跑到公路上，指望见到车队或者牧人。这样的侥幸心理实在是太可笑了。长路迢迢无尽头，一川碎石大如斗。茫茫天地间除了我自己，连一丝生气也闻不到。然而，在我近乎绝望的时候，忽然在公路那边的干沟里见到一个白色的大包。
那竟是一大捆羊毛。
这捆显然是从运输车上掉下来的羊毛使我在甘珠尔那个山洞里有可能一直等到清理泥石流的工程队出现。
我相信，我能从那片泥石流中逃生，是甘珠尔的恩赐，是佛的意志。
类似的奇遇还有过一次，是在我从拉萨回来的路上。
在唐古拉山口下面，有一辆车出了故障，另一辆与它组队的车也停在那里，帮忙抢修。几个人据说已经饥渴了一天一夜。我把车上所有的干粮和水都给了他们。还有半天时间，我就能翻过唐古拉山。五道梁子那儿，有一家客店。
我打错了主意。过了唐古拉，那个被吐蕃王朝的起义奴隶领袖称作“雕飞不过去的马鞍形山口”，车子迎头遭遇了大风。大风卷着确石像一股有形的洪流从山坡上滚滚而下。五道梁子下面那片客店无可辨认，汽车的车门被大风挟持着，根本不可能推开。我所能做的只有把油门一踩到底，冲出大风区，以免车子被掀翻，甚至被扬起来。
车到昆仑，这个被藏族人称作神山的地方，奇迹出现了。
大风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止息。夕阳落到雪山的后面，在森严的雪峰和神秘的蓝天之间，弥漫着一片金碧辉煌的光彩。路边不远的漫长隆起的坡上，藏人祭神的嘛尼堆穆然肃立，从嘛尼堆顶上向四面八方散开的七彩的经幡凝然不动。在嘛尼堆下向上仰望，湛蓝的纤尘不染的天顶，一颗又一颗几乎伸手可触的星星，灿然地闪着金色的光。
整整一天，我已经精疲力竭。我跪在嘛尼堆前，向神山祈求平安。从这里到格尔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里的海拔高度是四千七百六十七米。我准确地记得这个数字。不知是谁在这里立了一个标桩。就在这个标桩下面，我发现了几个零星的白点一几盒泡沬塑料包装的方便面。
生命有时候是多么微贱。
所有这些，我不知道是否算是一种幸运。人们常常讨论什么是幸福。我想这大约是一个答案最多，多到可以无限，又答案最少，少到几乎是零的问题。同一时间的不同的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面对相同的际遇和不同的情境会有绝对相同和截然相反的经验。谁都可以炫耀自己曾经拥有，又谁都可以抱怨自己从未得到。而对一个孤独的高原旅人来说，幸福感是太容易满足了。我知道，在今天的内地，有许多人因为太有钱发愁，哀叹自己穷得只剩了金钱。这当然不会是真实的悲伤。真实地为拥有金钱而悲伤的人我见过。那一年在当金山采金的人为山洪所围困，在救援到来之前的日子，那里的一块糌粑要一块同样体积的金块交换。在最后的时刻，连这样的交换也没有了可能。那时候，只拥有金块的人是不幸的，拥有糌粑的人无疑是幸运的。
然而，那幸运毋宁说是一种辛酸。因为生存的情境是悲惨的。一个高原旅人的幸运，同时也其实是一种辛酸。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情我这想法。天真的人们甚至对高原充满了浪漫的神往。
的确，高原有高原的豪迈。当你无数回地面对只有高原才有的无比壮丽的日出和日落；当你一步迈过巴颜喀拉山上黄河的源头和沱沱河的长江源头；当你伏在马背上追风似的驰过漫山遍野的牛羊，登上草滩最高的山脊，伸出双手去拂弄洁白的云朵；当你静静地坐在帐房的坎烟下面，透过藏族少妇打酥油的叮咚声和老阿妈旋转嘛尼轮的诵经声，却聆听从最远的雪山传来的神谕，你会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你是站立在地球上一切生灵驻足最高的陆地，而这里曾经是深深的海底。你因此比任何人都更加深切地领悟到什么是沧桑变幻。人们在这里与死亡角逐，与天宇中的神灵对话，逐水草而居的人们的祖先同祖先的祖先一样，一层层同海洋贝壳一起堆积成化石的峭崖，在千万年世纪风的侵蚀下剥落又静如止水。一切都似乎稍纵即逝，一切又都似乎亘古未变。于是你很容易便感觉到灵魂的超脱，很容易便感觉到一切归于虚无。
只是，我始终无法进入这境界。我始终无法摆脱世俗生活的诱惑，无法把握自己的灵魂，使之清净。多少人离开了青藏路——很大程度上那其实是一种背弃，一种逃亡。而我没有。这并不是因为我乐于成为供奉给青藏高原的牺牲，而是因为这之前，我走过的路更为艰辛，更为难于忍受。
我已经有过一次背弃，一次逃亡。
调到西宁来之前，我在阿曲。当时，从西宁到阿曲，没有直通班车。阿曲的局长那德才在电话里说，班车到了达尔角合乡你就下车，会有人在那儿等你，他身上背着一只邮包，手上拿着一支笛子。你一下就可以认出来的。
我翻了志书，“达尔角合”是藏语“彩旗”的意思，这使我的想象立刻有了一片依稀但多少有些安慰的色彩。
从西宁到达尔角合的班车，整整走了三天。中途有一站，吃完午饭后我去土场屋子后面撒尿，班车在我返回之前就开走了。我的行李都在车上。我追着班车的影子大喊大叫，一点用也没有。一个小时后我截住了一辆卡车，我请求司机加速，追上前面的班车。司机笑着，跟我讨价还价。卡车在天黑前追上了班车。下车前我给了司机一张“四大头”，我以为他会满意，他却把那张票子甩出了车窗骂了声“去你的，浑小子”，就一踩油门走了。
我狼狈地弯下腰去捡那张票子的时候，停下等我的班车上把头伸出窗外的人都哈哈大笑。后来我才知道，在青藏，许多事是无法用钱报偿的。你送人几盒廉价香烟，得到的回赠可能是一整张藏狐皮。你留下一把短刀，带走的可能是一枚麝香。你到牧人家里夜宿，如果帐篷太小，主人一样会让出他们的帐房，你以为他们会另觅帐房，于是安然入睡，但早上醒来，你会看见，皑皑雪原，只有你这顶帐房。你会忽然在一个塄坎下面，发现几个雪堆，雪堆上会有几个气孔，冒着微弱的热气，那便是牧人一家。逢年过节，留守的道班工或线务工，会倾尽所有办出尽可能丰盛的酒席，把路上的司机拦进来共享。司机搭载路边请求搭车的人，也从来没有犹豫。倘真有司机拒绝求援，道班或线务站便在自己的门后刻下这辆冷漠的车子的车号，从此便同这辆车永远绝了缘分。在人与人不能不生死相依的青藏，爱与憎都常常走到极端。
达尔角合没有彩旗。作为一个乡治所在地，这里只有几堵同荒漠浑然一体的土埋墙。几个苍黑的藏人，站在土迷墙的阴影里，目光犀利地穿过披散的头发凝视着在长久的伫立之后出现的又一辆汽车。
没有人随我下车，也没有人上车。车子“嗡嗡”响着停下，又“嗡嗡”响着开走，把我独自茫然地抛在一片扬起的尘土里。然后“嗡嗡”声消失了，尘土消失了，一个背着邮包，拿着笛子的人迎面向我走来。
他走路有些蹒跚，高一脚低一脚。他短小干枯，头发和胡子都已花白。特别强烈地冲击了我的视觉的，是他那张脸：带着高原人特有的“红二团”的面额短而宽，眼睛细眯，下巴尖瘦，笑着的时候，这些特点更加明显。这是一张狐狸的脸。我不喜欢甚至有些厌恶这张脸。
“不会错的，你就是高原。”
他站在我面前，仰起那张狐狸脸，眼睛已经有些昏花。他伸出手用力推了一下我的前胸：“我代表我们全局子来迎接你。”然后，他伸出干燥的舌头，舔了舔皴裂的嘴唇，举起了那支笛子：
“我要为你吹一支欢迎曲。”
应该说，那是一支动听的曲子，他吹得也很流畅。但是，独自面对一个几乎还是陌生的却又似乎过分热情的人，我很窘迫，有些不知所措。他却不管这些，一下就投入进去，似乎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时候，为这样一个人吹这样一支曲子，是他憋了很多年终于得以实现的一个愿望。不久我就看见，真的有发亮的泪水从他多皱的眼角流淌出来。他自己也意识到了，立刻停止了吹奏，弯腰抓起了我的行李。
在那几堵土述墙的尽头，停着一辆手扶拖拉机。他把我的行李小心地放进拖斗，自己爬上驾驶座，抓住两只长柄，回过头对我说：“上车吧，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见我犹疑着，他歉然地眨眨眼，“凑合着吧，这是咱局子里最值钱的固定资产呢。”
我在西宁听说，达尔角合属阿曲县，并且是离县城最近的一个乡。那时我想，从达尔角合到县城的路不至于太远的。但是现在我却听见这个来接我的老头说：“班车时常没个准信。我怕你的班车上午到，见不到我，我昨天半夜就从局里出发了。”
就是说，我们还要走半个夜晚的路程。
“我在达尔角合乡上等了你一整天。上午和下午过去了两趟班车，没有你，我不急，我相信你会来的。我在省局来的通知上看到你的名字，我就相信你了。你不是叫‘高原’吗，
‘高原’不来高原还能上哪儿！”
我记起来，阿曲局的局长也姓那，就问：
“我们局姓那的多吗？”
“不多，就我一个。”
我知道我得到什么样的待遇了。局长自己开着一个局唯一的一辆机动车，跑了一百多公里来等了我一天。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值得高兴。几天跑下来，我的心情坏透了。我有点想哭。
过去的几天，我还不时地能见到骆驼草，刺林和红柳丛，而现在，极目所能看到的地方，再没有了一丝绿色，我好像是降临到了月球的表面。一阵比一阵更强劲的晚风刮起漫天的黄沙，扑打着远远近近那些裸露在红色砂砾丘顶上的铁青岩石。夕阳在风沙里沉浮，一片昏暗。我听说过，有过像我一样从邮校毕业分配到这一带来的人，从西宁出发两天就下了车，然后搭便车返回西宁，为此丢了邮电饭碗也在所不惜。
“别担心，这儿天黑得晚，不会走多久摸黑的道的。”
老那在前面说。他在揣摩我的沉默。
“哎，你想知道我给你吹的那支曲子吗？咱局子人人会唱，一遇到喜兴的事就唱。以后你会常常听到的。在这一带，不管你走到哪个帐房里，都会有藏族姑娘给你敬青稞酒，那时候，她们就都要给你唱这支歌的。唱完了，你就得把酒喝下去，再大的碗，你也得喝。不喝，她们就站在你面前，一直唱下去。”
接着他就唱起来：
啊，我心中的桑吉卓玛
桑吉卓玛呦，
我是远方飞来的小鸟，
请你相信我。
……
他的嗓子是沙哑的，但是唱得很动情，这使他有些气喘，时常在不适当的地方换气。他吹笛子时我就注意到他似乎有些中气不足。那时候我对高原的缺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你那纯洁无瑕的心，
就像洁白的雪莲花。
美丽的桑吉卓玛呦，
珍珠项链献给你。
……
天到底黑了。他没有开灯。这条路是转场的牲畜和前面唯一的县城的机动车辗出来的便道。在这样的夜晚，它不必有任何顾忌。沙哑的歌声和柴油机的噪声一起沉入比荒原还要深的黑暗。
我们在半夜以后到达阿曲县城。那其实是一条不足两百米的街子，两边是黑黑黝黝的土坯墙。有几星昏黄的亮光从黑暗中透出来。老那说那是寺院的酥油灯。老那在无意中还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咱这地方，只有神灵和邮电永远是醒着的。
两天后我又知道，我在这个夜晚到达的并不是目的地。为了让邮电同神灵一样永远醒着，我不得不去的那个线务站，离县城还有将近一百公里。
二、关于草和树
阿曲县境平均海拔四千米，年平均气温零下十五度；年平均降水三百毫米左右；无绝对无霜期。每年七月草青，八月草黄，九月下雪，直到来年六月。在这些无夏的长冬里，寒冷主宰了一切。冻土层深达三米，整个阿曲地区没有一棵树。当地的驻军曾经把种树作为一种军人的使命相关联的庄重目标，但他们倾尽努力，最后能够存在下去的，只是他们给自己驻地的山丘所起的“松柏山”这个名字，以及那个永远不可企及的愿望。就像许多年前当地最大的部落头人把自己的驻牧地叫作“花土沟”一样。花土沟便是后来的阿曲县城所在的镇子。从来没有人在这个被叫作花土沟的镇子的任何一个地方看见过真实的花朵。“花土沟”同样只是一个古老而新鲜的梦想。那一年，还没有当局长的老那终于得到一个去西宁开会的机会，他把病了好些日子的女儿带到西宁。女儿那年六岁，在阿曲生下之后从来没有出过花土沟。车到西宁，她在昏迷中醒来，惊讶地看着路边的树，忽然笑着喊起来：“看，那么大的花！”她没有见过树，也没有见过花。没有人纠正她。她就在那之后死在西宁，带着一个美丽的错误，满心欢喜地死在“那么大的花”中间。
如果生命本身没有足够的顽强，阿曲的寒冷就是不可抵御的。一年里最热的日子，屋子里也必须生火。即便如此，早上起来，桌子上一抹仍是一层冰。如果是冬天，你把屋子里的火烧得再旺，身后的墙壁依旧结着冰块。而在不生火的机房里，工作着的蓄电池外壳上，冰可以结到一尺多厚。这样的天气出外勤，没走几步，口罩就结成了冰砣子。
严寒使人的心结冰。老那之前的几任局长，没有一个在这里干满三年。他们所以被调到这里来，要不是因为得罪了什么人，就是因为有了不大不小的过错，一个个带着满肚子被流放的委屈到这儿来接受惩罚。然后又一个个学了乖巧，到上面去走门子、找路子，疏通种种关节，欢天喜地地逃之夭夭。老那上面一任的局长更绝，找不到关系就干脆撒赖。从到任的第一天起，他就让人在局长办公室装了一只铁皮炉子，整天在上面熬着一锅羊肉，让人没日没夜地陪他猜拳喝酒。他猜拳猜得好，一抓一个准。谁能赢他，谁比他酒量还大，他就在会上表扬谁。把上面拨下建房、添置办公设备的费用，都当招待费吃喝个精光。阿曲这地方难得有外人来，招待谁？就是招待他自己。上面知道了，说，他也够造孽了，就让他活受吧。他一看上边不吃他这一套，就更放肆，连正常的业务也不办了。报纸、信件，来多少压多少。地方政府拖欠话费，他就趁机连电话也给停了。到后来，他甚至在局子里聚赌，到镇上饭馆打群架，终于逼得上面开除了他的公职。他也终于可以回内地老家。走之前，他哭了，说，不是我不想做好人，在这儿我实在忍受不了。如今算是刑满释放了，我回去要重新做人。
只有老那这样的老实人，才把这个局长当回事。他管着的这个所谓的县邮电局，连线务站算在一起，只有十几号人。县局的房子是一幢“一面坡”，就是当地定居下来的农牧民住的那种不知哪儿弄来的细棍棍加上红柳条、芨芨草和黄泥搭起的土屋。后墙头就是屋脊，只有半拉屋顶向前院倾斜下去。四面是同后墙连接的土坯院墙，跟后墙一样高，站在院墙外面，看不见里面的一面坡屋子，显然为的是阻挡寒风。除了高一些，一面坡整个结构的特征同过冬用的羊圈其实没有区别。屋子里办公和营业用的桌椅残缺不全，电话交换台竟是用石块垒成的。局子里一旦来了客人，稍微多几个，茶缸水壶和板凳马扎一类就得从有家属的职工家往出借。那些板凳和马扎也都是职工平时自个儿设法找材料拼凑起来的。
老那说，他刚来的时候，这里单位上的人都住的是地窝子，就是在平滩上掏个洞，上面盖上红柳条子和土，人就钻在那洞洞里，上班的头天，他想去街上转转，刚走了几步，就听见脚底下有人骂娘。他低下头，看见一只脑袋离他鞋尖尖不到二尺，正仰面对着他龇牙咧嘴，他这才知道踩到人家屋顶上了。红柳条子架不住踩，一踩，上边的干土就直往下掉，闹不好人也随着陷下去。怨不得人家骂。现如今够好了，多少有个过日子的样。
老那说这些的时候，显得心满意足。但是他却要求我不要拍照。我到达阿曲县城的第二天，他陪我上街。街上空空荡荡的，偶尔有两三个阿卡（僧人）低着头，抄着手，若有所思地走过。除了县委、县政府机关，还有寺院是几幢砖砌的平房，不长的街子两边大都是被土坯墙围起的一面坡。出街子不远，就是牧民转场前留下的用羊粪垒起的草库仑。阳光刺眼，但一阵一阵的风扬起沙砾，像刀子似的剜脸。
老那说：“你别拍照，别把这没有花草树木的荒滩寄到内地去。这都五月份了，你我还都穿着羊皮筒子，让内地人看了，以为这地方不知怎么遭罪呢。”
我静静地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我对他还说不上有什么真切的了解，虽然在接我来的路上他喋喋不休地说过他自己的事情。
年轻的时候他在山东老家参军，一入伍就接到参加西藏平叛的命令。部队到了格尔木，上边的战事已经结束。几年后，他就在当地复员，分到阿曲来做乡邮员。几十年过去，他差不多闭着眼睛都能摸到阿曲所有的山口、草场和河流，差不多在所有的道班、寺院和帐房吃过饭，过过夜。他的两条腿就是在阿曲的山地、草场和戈壁上走瘸的。年轻时不在乎，老了到底挺不住。因为老是趟水和趟雪，两条腿差一点给截掉。他后来给我看过那两条腿：半截大腿以下，皮肉像炭一样发黑，曲张的青色血管可怕地暴跳鼓胀着。那是反复冻伤的结果。
曾经有过马，是一个藏人送给他的。他从阿曲街上给这个藏族汉子的女儿带了一条勾勒格热（腰饰）。是上次路过在这个汉子帐房喝茶时主人随便提起的。除了送信，他还常给邮路上的道班和牧民带信纸信封、烟袋烟壶、针头线脑、茶叶盐巴什么的。后来听说这汉子是为女儿出嫁买的，他就作为礼物送给他们了。这汉子就不由分说让他牵走了一匹马。藏民心实，他送的东西你不要，那是侮辱。多亏了这匹马，两次救了他的命。
一次是在大滩上，雪夜里遇见了狼群。那时候送信跑一趟要几天才能回到局子。给乡邮员一人发了一支枪，五十发子弹。他每次出去，都会带上。那次，狼群一定是饿极了。雪地上绿幽幽的光密密麻麻，紧追不舍。他挟紧了马，跑得飞快，每跑一二里地就放一枪，吓住狂奔着接近的狼群，跑一二里狼群又撵上来，又放枪，又跑一二里地。等他跑近有冬窝子的地方，枪里只剩下二发子弹。冬窝子的牧民听见枪声，都跑出来，才把狼群赶跑了。马那回跑得不行了，回去养了好久才缓过劲来。刚跑过的那么远的路上，没一处人烟，要不是马，人就喂狼了。
一次是遇到山洪。当时他骑着马，已经走到峡谷中间，山洪突然下来，把他跟马冲翻了。他像饺子似的在洪水里打滚，一下就失去了知觉。他是早上到的那个峡谷，原是想在山洪下来前抢过去，醒来时已经是夜晚，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身上已经冻僵了，脸上却觉得一团一团的热气，那是马的鼻息，是马用舌头舔醒了他。见有了动静，马卧下来，让他爬到它身上。天亮前，马居然把他送进了一个兵站。本来回县局更近，但是回了县局，遇到这样的情况，还得来找兵站帮忙，这最少还得耽搁半天时间。兵站的人给他换了衣服，喂了口热汤，赶紧就用军车往西宁送。他在西宁住了一个月院，治冻伤。医院说，晚来半天，他两条腿就保不住了。
从西宁回来，局里没让他再做乡邮员了，那马他一直在局子里养着。那时他还没有老婆孩子，就跟马形影不离。马后来死了，他在草滩向阳的坡上给它挖了个墓，立了块碑，局子的人都去送葬。从那以后，他就再不骑马了。
不骑马，他走路的样子不好看，虽然住过院，腿脚并没有好利索，人也老了，不可能再有年轻时的筋骨。县上的人就喊他“瘸腿狐狸”。他有张狐狸的脸，腿脚不好，还仍旧老是爱到处走，后来滩上的牧民也叫开了，那是出于对他的好意，他们把藏狐看得很珍贵。藏狐就是红狐，日夜活动，有极强的适应性，像寒冷高原上不熄灭的火苗。
“我喜欢这里，”老那说，“这里空气稀薄，但干净；这里人烟少，但人心近；这里牲畜野，但跟人亲善。就是以前的那些局长，那些走了的人，他们其实都是好人。愿意到咱青藏来的，都是好人。能在这里活下来，就是贡献。只是有些人把苦处琢磨得太多了。其实，那些苦处你要不去琢磨它，时间长了，也就觉不出来了。再说，日子是会改变的。要是没有人，谁来改变它呢。”
老那后来继续开着手扶拖拉机，把我送到线务站，留下来陪我住了两天。那两天除了业务活，他成天还是跟我叨叨这些。我仍然不知该回答他什么。
他说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报到那天我在半夜以后到达县局，不是没有一点感动的。
全局的人居然都没有睡，都在等着我们的到来。下午他们宰了一头羊，灌血肠，熬杂碎，煮手抓，揪面片，然后就一直眼睁睁地等着。几个性急的人空着肚子喝酒，已经满脸醉意了，但是谁也没有动一筷子菜。屋子里搭了一只大大的塔夸（牛粪灶），正烧得热气腾腾。
也许是饿极了、渴极了、累极了，一头撞进这间屋子，我在恍惚中还真有回家的感觉。
那一席接风宴就摆在牛粪灶前的地上，底下特地铺了一块塑料毡子。锅碗瓢盆都是临时凑齐的。上坐的空地上给我留了一个马扎，他们自己都坐在地上。
“对不住你了，大学生。”
几个喝了酒的人嘻嘻哈哈。
“我是中专生。”我结结巴巴。老那把我推到离灶火最近因而也最亮的位置，像是示众。
“一样，我们管内地分来的学生尕娃都叫大学生。来吧，喝上！喝上咱的酒了，咱就不把你当知识分子了。”
那天晚上，我迷迷糊糊地不知自己吃了多少，喝了多少。手抓羊肉没有煮熟，藏刀一插进去直往外渗血。血肠也是软塌塌的，没有凝固。我竟一点异样的感觉也没有。这使他们找到了让我不断喝酒的充足理由。酒倒在茶缸子里，满满当当，一瓶酒倒不了两缸子。是本省生产的青稞酒，酒精浓度在五十度以上。一缸子喝下去，我全身马上就火烧似的热起来。
“行，是咱阿曲的尕娃！”
所有的人一声发喊，又上来第二缸子。
“我怕不行的。”我嘟哝说。
“行，怎么能不行？咱不说这泄气的话。要不，让尕斯给你唱歌。”
我这是第一次正面看见尕斯。我只看了她一眼，就赶紧垂下了眼睛。她却大大方方地紧逼着站在我面前，唱开了老那在路上唱的“桑吉卓玛”。我不好低头，又不好看着她，她还没唱完，我就一把接过她两只手端着的缸子，一口气把酒喝了个底朝天，在一片叫好声中慌慌张张地坐下去。
那天晚上，我给灌得昏头昏脑，要不是老那解围，他们非当场把我放倒不可。在青藏喝酒，当场不放倒几个，酒席就散不了场。不让尊贵的客人醉着爬出去，主人就没有尽到敬意。
在这个喧闹不休的夜晚，老那一直在吹着他的笛子助兴。他不喝酒。他说在青藏这么多年，他最大的毛病之一就是学不会喝酒。知道的没啥，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看不起人，他自己也觉得丢人，可又没有办法。等我醉眼兮兮地歪斜了身子傻看其他人划拳拼酒的时候，他依旧在起劲地吹。我后来知道，除了局长之外，他还是书记、工会主席，以及局子里唯一的司机和乐手。
那个夜晚，也许是我在阿曲的整个经历中最开心最忘我的一个夜晚。从那之后的日子，就只是似乎绵绵无期的煎熬。
我当然明白老那所有那些安排的苦心。他期望我能跟他一样安心，期望我能跟他一样长久地待下来。但是我的感动就像这高原上的雨一样，还没有落到地上就消失了。我实在安心不下来。他那张写满了期望的脸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未来。他一口一声地说他老了，他的样子也的确比内地七十岁的人还见衰老，然而他还不到五十岁。看着他那张脸，我不寒而栗：五十岁以前，我就会这样衰老了吗？
等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脑子里成天就转着这个念头。最初的几天，我几乎觉得我会疯狂。我一整天一整天地对着空寂的戈壁滩发怔。
这里是当地藏人的“夏”牧场，冬天他们转场去了山里的冬窝子。帐篷拆走之后裸露出来的船形塔夸，像墓碑一样这里那里地散布在灰白色的滩上，宣告着一次生命轮回的终结。内地已经初夏了，这儿滩上的草还完全没有一点萌芽的迹象。没有阻拦的，整个长冬无休无止的漠风摧残了一切生机。如今我的生命也正在被它狂暴疾速地卷走，它每天都在我脸上留下一道年轮。
生命！生命！生命！
我抓紧双拳——似乎要攥住什么——声撕力竭地叫喊。
声音颤抖着，拖长着，飞过死一般寂静地沉睡的荒原，向远处飘去，在凝固的、无边无际的、冰冻了的浪涛上回荡，变得越来越尖细而微弱，很快就消失得无声无息。回答它的是更加强劲的岁月飞逝的呼啸。
——个星期以后，我没有告知县局，不顾一切地跑到附近的公路上，拦了一辆车，回到西宁。
我自己都很奇怪，我当时那个幼稚的冲动会那么强烈，那么执着：我当时最想证实的，就是这世界还会有树发芽、草发青。在阿曲，我怀疑这是否可能。
西宁的树鹅黄，西宁的草青青。世界生意盎然，生命并未远逝。
我一下子平静下来，立刻就想起，为了这次可笑的冲动，我将付出代价。处分可能是严厉的。不过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后悔。刚来阿曲的这次最初的冲动，让我避免了也许是最严重的一次精神危机。
几天后我回到阿曲。老那问：
“去哪啦？”
“西宁。”
“有急事？”
“没有。”
“那为啥？”
“就是想看看草，看看树。”
“看见啦？”
“看见了。”
“咋样？”
“顶好。”
“那就好。”
七月草滩返青的时候，老那带着全局子的人到草滩上去切草皮，铺满了县局的院子。又在院子中间，用石块精心围了个别致的花坛，掏出里面的冻土，熟上羊粪，种上青稞。青稞不结实，但是有穗，也比草高，有婀娜摇曳的样子。
完了，老那又一个一个去跑线务站，如法炮制。
“好歹看个绿色叨，”老那长长叹了口气，“我早该想到的。”
三、关于卓玛、娜仁花和欢喜菩萨
我的同青藏不可分离的命运，在我父亲手上就注定了。父亲五十年代末带着我们一家随地质队进入青藏。父亲辗转跋涉过的那一大片叫作金银滩的地方，不久就成为国家第一个核武器试验基地。父亲后来死于无名的绝症。省长给他送了花圈。父亲死的时候仍然充满了壮烈献身的激情，他交代母亲，把儿子送回内地读书，不能荒废了他——那时候，我们家住的地方，几百公里以内没有学校——学成了，再回到高原来。他就为这，把我的名字改成了高原。母亲和姐姐由父亲生前的单位安排了工作，我被送回内地的叔叔家，一年后我上了小学，直到在当地的邮电学校中专毕业。分配是无须选择的，去向只有一个，那就是回到青藏，回到母亲和已故的父亲身边。根据父亲的遗愿，他被埋葬在青藏。
我受到祝贺，被人们围着瞎起哄。人们祝贺我将拥有许许多多的卓玛或娜仁花。高原是广阔的，高原是自由奔放的，高原有多么广阔，就有多么自由奔放。高原是青春的伊甸园，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卓玛或娜仁花向你敞开火热的胸怀。你将要去走王洛宾走过的路，你将要成为新一代西部歌王……
离开青藏的时候，我只有五岁，除了觉得空旷，我对青藏没有更多的印象。我相信在那广阔的原野深处，不会没有迷人的故事。学校的历届毕业生中有许多分配到青藏的人曾经回来讲过他们的经历。他们很含蓄地讲到敖包，讲到帐篷，讲到月光如银的夜晚弥漫在车轮下和小河边的醉人的草香。他们撩起的只是神秘面纱的一角，已足以使我们骚动不安。
一切都并不是凭空的想象和编造。在我来阿曲的路上，当班车经过湟水河边的扎藏寺，车上人欢呼说，那就是王洛宾结识卓玛的地方，那就是给《在那遥远的地方》带来灵感的地方，我承认，我的心里的确涌起过一片瑰丽的憧憬，我觉得前途充满了让青春燃烧的诱惑。那天晚上我把日记写成了诗：当我认识绿色天使的人生价值……我心里想的是爱情。
但是，此后的日子，我从来不曾拥有过卓玛或娜仁花。我后来知道，“卓玛”和“娜仁花”是在藏族和蒙古族少女中最常见的名字。
在线务站，除了老那隔些日子给我送一趟粮食、煤和维修零件，其他的大部分日子里我见不到一个人。这个线务站所在的地名叫扎德勒。“扎德勒”是藏语“歼敌”的意思。这显然是远古部落战争的遗存。如今，在这片无垠的荒滩上，我长年累月看见的只能是风与风无休止的厮杀。
同我一样无奈却不得忠实地目睹这无谓却猛烈的厮杀的，只有太阳和月亮。周而复始地，先是一种淡淡的奇异的光，不知道从哪儿发出来，一下子照亮了起伏汹涌的荒原。慢慢地，远处那些最高的山峰变成了浅浅的玫瑰色，就像刚剥出来的羊肉那样。然后，太阳便像君主一样在巍峨、壮伟的高原群峰后面驾临了天空。整个白天，它缓缓地移动着威严的步子，用火焰般的目光，逼视着一大片铁青的砂砾构成的凝固不动却又狂暴喧器的波涛，把那些仅有的零星的泥土，烧烤得像干羊皮似的蜷曲起来。除此之外，到处是一片死寂，没有一点运动。然后，它渐渐地在另一些山峰后面沉下去，在最后一次让天空变成一片血海之后，听任世界慢慢变得灰暗。然后，月亮如期而至。月亮的冰冷的光芒把峡谷和沟壑，海子和平滩，以及高高低低的山峰勾勒成一些断断续续的单调的曲线。然后，冬日荒原的寂静、寒冷、孤独和死亡似乎透进你的心胸，使你的血液冻结，使你的四肢僵硬，使你的灵魂同肉体分离，悲伤地看着自己的尸体。日复一日，你就这样处在浑然的苍天和漠然的荒原之间。今天和明天完全一样，就像念珠串上的两颗珠子。在这个被世人称作“世界第三极”的地方，任何人——我说的是任何神志正常的人，当你必须长久孤独地面对荒原的时候，你就每时每刻都无法不想，要么被这死寂吞食，同他融为一体，成为神灵，要么远离它，回到世俗的——哪怕是极污秽、极腐臭的生活，极丑陋、极恶毒的人丛中去。
我来之前，这个线务站空了一段时间岗。原来在这里的那个线务工，是本省人，在本省邮校毕业后分到这里，一待就是九年。离开这里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经失去了语言能力。他在线务站给县局打电话，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而且无法连贯，无法让人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后来他放弃了努力，无论县局的人怎么样呼叫，也听不到他的回话。等到县局派出的人赶到，他已经不在了，桌子上留了一张字条：“我要到内地去，就是死了也值。”人们想起来，他在电话里反反复复嘟哝的，就是这句话。这件事发生在老那前任局长被开除之后。他是被那个悲剧深深地震撼了。他本是个好工人。扎德勒线务站连续九年一直是全省的模范线务站，他本人出席过全国的先进表彰大会。但是在他打完最后那个电话起，这一切都改变了。他到底被击垮了。他的去路其实是一片迷茫，一切都未可预卜。等待着他的也许是更大的不幸。但他已视死如归。他已觉得这样的活着比死更痛苦。
击垮他的是同时间一样永恒的寂寞。
九年！他的神经的坚强已经得到证明。同样的时间长度，我连想象的勇气也没有。
同初来的时候相比，我已经麻木得多了。我已经习惯了不刷牙、不洗脸、不洗澡的日子；我已经习惯了没有蔬菜永远只有手指粗的黑薯条、浸泡了一个星期才能煮食的发霉的咸肉干的日子；我已经习惯了用酥油灯照明、用干牛粪擦碗、用手抓代替接子的日子。但我不能习惯这里的寂寞。这里的寂寞是一个漫无边际的囚笼幽闭、窒息着你，让你喘不过气。我整天不离酒，整天写诗，整天做着白日梦。但只要一旦意识到我只是在同自己对话，我就惊醒而恐慌。寂寞像是一片走不出去的沼泽，无论你怎样挣扎，结果都只有在原地陷落。
我不知道自己能支持多久。
仿佛是对我的怜悯，有天早上我忽然听见了鸟叫的声音。起先我以为是幻觉，疑疑惑惑地从床上爬起来，疑疑惑惑地推开窗子。
真的有一只鸟，就在窗外不远的线杆上做巢。
我慌慌张张地扑到门外，站在线杆下我兴奋得全身发抖。
是一只雄鸟。
以后的日子，我每天就是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只鸟，飞出去，又飞回来，从不知什么地方衔来了干草，衔来了土块。于是，在扎德勒荒滩上，有两个巢：一个是鸟巢，一个是线务站；有两个生命：一个是鸟，一个是我。
我们很快就亲密了。我们相依为命。我把拌炒面的曲拉和最新鲜的烤饼都留给了它。我一声口哨，它就飞到我的窗子里来，在窗台上，在床上，在屋子里，庄重地走来走去，高视徜徉。我出去查线或是查线回来的路上，它会出其不意地从我身后一下子扑落到我的肩膀上。
我给你叩头，高原的神灵。
却从县局来了电话，询问线路的情况，他们觉得有些不对头。
“不可能的。”我说。扎德勒的线路在维护上是一流的。这当然是我前边那个线务员的功劳，到底是全国优秀线务员。“要不就是哪段线夜里冻断了，这是最常见的事。”
“也不可能，”我说，“一年里最寒冷的日子都过去了。”
那……要不，就是线路上有鸟巢？”电话里传来老那沙哑的声音。他的呼吸很重，就像站在我身边。
“你怎么知道？”
“以前常有的事。”
“是。”我不得不承认。
“得捅掉它。”
“你说什么？”
“把鸟巢捅掉。”
“凭什么？”
“鸟巢里要是有铁丝什么的，会给线路造成短路的。”
“不行！”
我抛下电话。
那只雄鸟已经有了配偶，它们就在我的窗台上卿卿我我。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方来。我说的“我们”是指我之前已经来过、我之后还一定要来的人。在这个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一个人的地方，我们的存在有什么必要。我所监护的这条线路通往扎德勒谷地深处的那一端，只有一门电话，而这段线路却有将近二百公里。这门离县城二百公里的唯一的电话，常常被乡干部埋进牛粪。这里的人们依靠天赐的草场放牧牛羊，然后烧牛羊粪，吃牛羊肉，喝牛羊奶，穿牛羊皮。他们自成一个完整的生物链。他们不需要外面的世界，甚至恐惧外面的世界；他们不需要通讯，甚至恐惧通讯。他们常常对那个莫名其妙就响起来的东西感到不知所措，又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掐灭它的响声，就干脆把它深深地埋进牛粪。任它响着，却不能听见；任它存在着，却不能看见。他们顽固地拒绝现代文明，但现代文明却更加顽固地要楔入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是徒劳。
接到县局电话的第二天，我被鸟的凄惨的叫声惊醒。鸟拼命地扑打我的窗户。
窗外站着老那，他已经把鸟巢从线杆上捅下来了。
“我不得不这样。要不，你会下不了手的。”
我咬牙切齿地逼到他面前。他满脸惭愧地平静地看着我：
“对不住你了。”
然后，他从身后扯出一个人来：
“叫叔。”
这个一直躲在他的羊皮大氅后面的人刚刚齐他胸口。他显然是被我的凶狠表情吓坏了，两只滚圆的眼睛惶恐地睁得老大，拼命往老那怀里退缩。
“这是肉巴，我儿子。我让他来陪陪你。还有一个月，他该上学念书了，到时候我来接他。”
肉巴不像父亲，像他自己的名字，有一张肉乎乎的脸和一双肉乎乎的手。脚底下是一双开了口的烂鞋子，露出肉乎乎的脚指头。在早上的凛冽的寒气里，脸上的两个小红团，红得发紫。
他刚到上学的年龄，有什么理由让他在天亮前的严寒中被父亲带出家，带出县城，带到一百公里外的荒滩上来？
“叫叔。”
老那用力往前推他。
肉巴紧贴在父亲的胸前，把脸缓缓地侧过来，怯怯地喊：“叔。”
我松开关节捏得格格作响的拳头，蹲下去，抱住头。
老那和肉巴在扎德勒站上住了两天。我不让老那留下肉巴，我和他都没有这样的权力。老那叹了口气，说：“那就难为你一个人了，实在受不了，就打电话。你不打电话，咱也老惦着。”
肉巴趴在拖斗的后厢板上，很忧郁地看着我：“叔，回咱家吧。”
他现在明白，我其实是个可的人。
在这之后，道白出现了。道白赶着一大群牦牛和羊来到扎德勒草滩。马车上有他簇新的帐篷和新娶的婆娘。
道白属于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他们全家以父亲为头承包了五万亩草场，父亲又把扎德勒草滩分给了道白。“道白”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字，问他，竟是他出生时父亲从一本印了样板戏剧本的书上翻出来的。那时候他们都这样取名字，他们乡长就叫革命才让。道白身上穿着一件满是油腻污垢但显然价钱昂贵的西装，头上戴着一顶已经破旧不堪的“文革”时的军帽，怀里则揣着大把的钞票，隔几天就跑到公路上去向过路的司机买酒。他从不问酒的价钱，发纸牌似地往外抽着百元、五十元大钞。
每天道白把牛羊赶到草滩上，让新娘留在帐房打酥油、熬曲拉和酿酸奶，自己就抱着一堆酒瓶来找我。我们在草滩上坐下来，一喝一整天。
道白跟他的名字完全相反，你不问他什么事，他就永远不道不白。他一边喝酒，一边数念珠。嘴像鱼似的蠕动，念诵六字真言。他念得很流畅，抑扬顿挫，像朗诵，又像唱歌：
“唵”字起音很低，至“嘛”字渐高，“呢叭”达到高潮，念到“咪”字时声调又缓缓下降，最后的“吽”字音则低且重，如石落深谷。他念得很快，简直听不出他怎样换气，听不出六个字之间的间歇。念诵贯穿着他的全部活动，刚刚回答我的问题，马上就接下去念起来。他并不知道六字真言的真正含义。问他，他说念了好，以后可以升天。如此而已。他喝酒也没有明确的目的。他反问我，你说为什么喝？我也说，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我让自己持续地沉醉是为了缓解寂寞感。道白的出现突出了我的孤独，寂寞感反而变得更加厉害。
道白把他的帐房扎在离线务站不太远的地方，为的是成为我唯一的近邻。每天晚上都从那里传出毫无节制的快活的喘息和喊叫。道白比我小好几岁。他的青春的欢乐像锥子似地钻进我的身体。我终于忍不住，远远地跑出线务站。
沸腾的血！
道白那条凶猛的藏獒凄厉地叫起来，似乎是呼应我心里的哀号。
白天我和道白照例在草滩上坐下来的时候，道白的神情有些异样。他不像往日那样专心地念诵，老是停下来，心神不定地看我一眼。到我们两个人的身上都开始燥热的时候，道白突然向我倾过身子，血红的眼睛逼视着我：
“娶我妹妹，嗯？”
“你说什么？”
“娶我妹妹！我妹妹是桑吉卓玛。”
“道白……”
“你说我婆娘好看吗？”
“我不明白你在说啥。”
“我妹妹比她更好看。”
“道白兄弟……”
道白低下头，很失望：
“我明白了，你不喜欢我们藏人，你不喜欢桑吉卓玛。你们只是在歌里边喜欢。”
“你胡说些什么呀。”
我抓起酒瓶，给他和我自己都倒满酒：
“道白兄弟，我明白你是好人。你的心是金子做的，你的桑吉卓玛是仙女。可是我不能！”
“那为啥？”
道白是个死心眼。
“我有女人。”
“在哪？”
“在县里。”
我要说得太远，他不会放弃他的好意。
“县里的什么地方？”
“……县局……”
“是谁？”
“尕斯。”
说完我自己吓了一跳。我现在发现，从我到阿曲来的第一个夜晚见到尕斯开始，就成了她的俘虏。
我向后倒下，仰面朝天。尕斯微笑着，站在我面前，两只眼睛放肆地盯着我，让我心慌意乱。
不远的地方，传来道白婆娘打酥油的声音。“丁——冬，丁——冬，丁——冬”，底端带着木十字的手柄轻巧而有力地叩击着酥油桶，每一下都像叩击在我的胸口上。道白婆娘穿着鲜艳的藏袍，带着贵重的项饰和卡扎。她很美，安详而原始。尕斯是漂亮，化过妆，妩媚而逼人。尕斯是从西宁招工到阿曲来的。她在北京进修过话务专业，回来后分到县局交换台。她跟我同年，但显得比我有见识。她有时心血来潮地给我打电话聊天：“你很有意思，像个女孩。”她把声音压低，格格地笑着。她问我是不是每天写诗，为什么不寄出去发表。她说我应该多写关于爱情的诗，诗其实只属于爱情。
在那些枯寂的日子，尕斯偶尔打来的也许并无深意的电话，是我的生命泉。使我长夜难眠的是听着它淙淙流淌，却不能啜饮。
道白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开。等我听到马嘶和蹄声，翻身坐起来，骑着马的道白已经跑远，身后扬起一溜白色的烟尘。
天黑前，道白骑着马一直跑到线务站的门口，高声喊叫：“我找到尕斯了，那局长过几天送她来……”
马高昂着头，刨着蹄子打旋，浑身大汗淋淋。马上的道白半拉衣袖掖在裤腰里，强壮的胸脯和臂膀在夕阳下闪着青铜的光辉。
也许我是自作多情，我至今一直觉得，尕斯是多少有些喜欢我的。那次她跟老那到扎德勒来，的确是愉快的。老那是到扎德勒前面的线务站去送器材的，她就顺便搭了老那的手扶拖拉机。她当然是特地来看我的。如果像她自己说的仅仅是利用换班的日子出来“卓卓”（踏青）散心，那就大可不必跑到扎德勒来，阿曲哪儿没有草滩。
道白显得比我还要高兴。他牵了两匹鬃毛刷得油光水亮的马来，马背上铺着他新婚用的毛毯，一个劲催促我们上马。
我是这些日子才跟道白学会骑马的。在我刚刚小心翼翼地爬上鞍子的时候，尕斯已经欢叫着窜进了草滩。
我们跑得很远，已经四顾茫茫了，才让马放慢了步子。我们走到扎德勒的那个烽火台下，那其实只是一个倾颓的土堆。但是老那把它看得很神圣。上次为了那个鸟巢他到扎德勒来时，带着我和肉巴来过。站在这个土堆前，他的那张狐狸脸一下子变得神情肃然。
烽火台应该是最早的邮路，他说，不只是我们，自古来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里苦挣苦熬过，这下边不知埋葬了多少白骨。一个国家有多长多远的疆域，就有多长多远的邮路。邮路是国脉。
这之前，我一直在跟他争论，我们这样的生命禁区办邮电，值不值得；我们的苦挣苦熬，值不值得。
“你让我到扎德勒来，就是为的向我传达局长的说教吗？”
尕斯跳下马。
“当、当然不是。”
我很惶然，头一次这样同一个我梦想过的女孩子独处，我其实不知该说些什么。我对这不期而至的幸福，毫无心理准备。我好像是戏里那个凄凄惨惨的长工突然见到从天而降的仙女，缓不过神来。
“傻愣着干什么，还不下马？”
我慌慌张张地从马背上滚下来。尕斯一直走到我面前，就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逼近我。那次是由于屋子太挤，而现在，天高地阔。
“你疯了，让一个牧人到局里去找我？真疯了，他差一点当场就把我劫上马背。”
“我？……没有……”
“哼，还装蒜。抬起头，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真的那么喜欢我？想我？”
我闻到了她的发香，我感到脚下的大地在波动，我一下张开了臂膀。
“不！不！不！”
她拼命捶打我的胸膛，从我的怀抱里挣脱出去。
“你没有权力。”她说，掠一掠弄乱的头发。
我呆呆地站着，失魂落魄：
“是的，我没有权力。”
她却又咯咯地笑起来：
“你真熊！”
然后她重新走近我，侧着头向上看着我哭丧的脸：“我们骑马吧，好吗？”
我永远不能读懂女孩子。我后来像小狗一样听从她的吩咐。我没有想到，她会把刚刚还不承认的权力以那样刺激的方式重新赋予给我。
她让我把她抱上马，背对马头，再让我上马跟她面对面同坐在一匹马上。
“见过欢喜佛吗？”
她突然抱紧了我的腰，把脸埋进我的胸口：“让马跑吧，快跑。”
四、关于密宗、雪灾和熊
我是在西宁塔尔寺的壁画上，见到欢喜菩萨的。那是双身佛，称作“喜金刚”、“欢喜金刚”、“欢喜佛”等等。是西藏密宗供奉的佛像。
塔尔寺有藏密学院。塔尔寺的好几个寺院里，都可以见到有关欢喜菩萨的壁画。其中有的与正常人无异，有的则是多面多臂，甚至长了牛角。
欢喜菩萨的形象同我在这之前听到的传说大致相似：两个裸体男女均取坐姿，男体紧拥女体于怀中，女体背朝观众，双臂紧搂男体颈项，双腿盘缠于男体髋部，头后仰，同男体呈欲吻状。
我立刻想起法国人罗丹的雕塑《吻》：两个赤裸的男女青年抱颈相吻。只是欢喜菩萨毫无罗丹雕塑的美感。在交合中修持的欢喜菩萨与其说是“欢喜”，不如说是痛苦；与其说是在修持大乐光明，不如说是在纠缠挣扎。男体的面部似乎因为极大的痛苦而变得凶恶狰狞。女体也如同抽搐的蛇。其中一幅，那个八面十六臂的明天（佛父），以主臂拥抱明妃金刚无我佛母，其余的臂都大张着，简直是张牙舞爪。男女双身的颈项上的念珠，全部由骷髅组成，而曼陀罗（佛座）的装饰物，也大都是骷髅。看上去像是魔鬼的宫殿，阴森可怖。
我后来留意过相关的资料。其实，“交合”是世俗直观的认识，“修持”才是佛门追求的本义。藏密认为，人在性爱的极度快乐中可以见到一种只有在死亡前的刹那才能见到的光明。死亡无可体验，只有在双身的修持中熟悉这光明的境界。一旦死亡来临，死者就能将这大乐光明把持住，从而神识得到解脱，再不参加尘世轮回的苦海。藏密将人类最容易沉溺的行为作为修持的法门，其方式超越了小乘，也超越了大乘：面对有毒的野果，小乘行人害怕中毒，碰也不敢碰，大乘行人或许敢碰，却不敢吃。敢吃并将其转化为修行养料的，只有密宗行人。修持极为神圣。修行者依赖明母（女体），是为了现证俱生智道以及究竟菩提。心有是念而无肉欲，才有修行成功的把握。反之，则成破戒。修持与情欲，一求解脱，一为沉沦，满不是一回事。
我和尕斯搂抱着在扎德勒草滩上发疯似的纵马疾驰的时候，我心里一直犯着嘀咕。尕斯在这种时候说起欢喜菩萨，给我的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并不是因为觉得她亵渎了神明，而恰恰因为我们都不是神明。我和她的相拥，不是为了见鬼的超度，而恰恰是为了世俗的幸福。
尕斯在傍晚前跟随返回扎德勒的老那回了县局。那一天给我留下的记忆有甜蜜，更多的却是苦涩。
甚至在最该忘情的时候，尕斯都拒绝我吻她。她给的限度只是让我尽情地贴住她，我们紧贴着的身体唯一裸露的部分只是脸庞。她说她在京城跳过贴面舞，她喜欢那种感觉。她用力扭动着躲避我的嘴唇，然后在我的耳边喘息着说：“对不起，你还一点不了解我。”
关于她，我并不是一无所知。她第一个男朋友是进修时在北京的那个学院里认识的一个大学生。毕业的时候他们已经难解难分，他主动要求分配到青藏来。他留在西宁省局，但只待了一个月，就只身去了南方的一家外企公司。走的时候，户口、档案、人事关系都扔下，也扔下了尕斯。他甚至都没有跟她打声招呼，走了之后也再没有音信。
尕斯一直痴痴地等着，她相信他一旦有了成功就会来找她。她也曾动过去找他的念头，但是她在西宁的父母说，她真要那样，他们就不活了。他们只有这个女儿，宁肯看着她在身边吃苦，也不能失掉她。
尕斯未必爱我。或者说，她对我的确有那么一点好感，但她并不打算让它发展成为爱情。双修者为了超度而付出，而她只是双修的模仿者，为了世俗的愿望，而不肯付出。她到扎德勒来，只是为了对付心里的饥渴和空虚。这其实是我和她之间最大的共同点。
尕斯在当天离去，让道白觉得气恼。那天在县局，问清了谁是尕斯之后，他便直闯交换机房，不由分说地一把扯住尕斯，让她跟他走。全局的人都被惊动了。老那再三劝说，并保证过几天尕斯换班时，一定送她去。道白这才罢休。他信任老那的承诺。在阿曲，几乎没有人不相信“瘸腿狐狸”。事后老那向尕斯道歉：他很冒失，他向道白作出承诺之前并没有征得她的同意。尕斯说，那有什么，她很高兴，她很愿意去扎德勒。
“她为什么走？为什么不在这里过夜？”
尕斯走后，道白追着我问。
“她要上班。”
“明天早上可以骑马去，我可以送她。”
我只好说：“我们没有结婚。”
“不结婚就不能一块睡觉？”
“不能。”
道白很迷惘，似乎不可思议。
“那她还会来吗？”
“当然会。”
但一直到道白转场，尕斯都再没有到扎德勒草滩来。每隔一些日子，我都不得不编一些理由，告诉道白，尕斯已经说好了要来又为什么没有来。
道白转场的那天，我帮他拆帐篷，拾掇装车。他让他的婆娘骑马赶着羊群和牛群先走，让我跟他一起坐着马车，缓缓地走在后面。
是一个阴天。草滩上飘浮着淡淡的雾气。风不算大，但飕飕地直往脖子里钻。羊群和牛群像一大团云彩，在起伏不平的草滩上向前移动。草已经枯黄，但羊群和牛群还是恋恋不舍地不停地轻轻啃着、舔着滩上灰白的盐碱。道白的婆娘骑着马，前前后后，来来回回地在它们中间游动，紫色的藏袍和翩翩飘舞的金黄色的勾勒格热显得格外醒目。很远的山根下，还没有转场的牧人的帐房，依然升起炊烟。炊烟在风里斜斜地飘散，为将要到来的离别，向“夏”牧场作最后的倾诉。
道白依旧是数着念珠，嘴像鱼似的蠕动，不时地仰起脖子喝口酒，然后把酒瓶塞给我，我喝了，他再又接过去。我们就这样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着酒，摇摇晃晃地听任马车把我们带向远方。好久好久，我们一言不发。
有一行雁在远处的天边横过。道白抬起头，眯缝着微醺的眼睛，忽然说：
“她不是你的女人，你骗我的。她是尕斯。尕斯的心在天上。”
尕斯是小名。“尕斯”在当地的语言中是“大雁”的意思。父母给她这个小名，当然是希望她有一天能高高地飞翔。
道白很聪明。
“我对不起你，道白兄弟。可我不是故意的，我是不想让你伤心。”
“我很伤心，”道白血红的眼睛里忽然有了亮晶晶的泪珠，“我的桑吉卓玛要出嫁了。”
我想起来，转场前，有过山里人来到道白的帐房。
我重重地出着粗气，说：“道白兄弟，你不必为我伤心。尕斯飞得再高，也要落到地上，草滩上的金盏花被人摘走，还会再开。别说这些啦，你要真的帮忙，就帮我做件更要紧的事。”
“你说吧。”
“回去跟你们革命才让乡长说，别再把电话藏进牛粪堆里。那样，我就不会因为线路老是发生故障老是要跑远路。你要记起我，也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不会去找革命才让大叔的。电话坏了，你就会到乡上来。我也不会给你打电话的，我会骑着马跑到你面前。”
分手的时候终于来到。道白跟着我跳下马车，突然把那串念珠塞到我手上。
道白以前跟我说过，那串念珠是奶奶的遗物。珠子是神木圣树的菩提树子制成。两颗加本（珠王）是从印度进口的红玛瑙珠。拥有这样一串念珠，是藏家的骄傲。我迟疑着，不敢收受，又不敢推辞。
道白感觉到了：
“到家的客人比阿爸长一辈，在外的朋友比兄弟亲一倍。收下吧，佛祖会保佑你。我今年念了十万个‘嘛呢’，送一半给你。回去，我还会为你诵经祈祷。”
道白后来还是给我来了电话。
那一年的冬天，发生了扎德勒牧人多少年后一旦说起还是不禁胆寒的雪灾。
雪灾比以往大大提前，让当地政府和牧人措手不及。往年，大雪多是伴着暴风而来，边刮边下。大风把积雪吹到沟口和山坡上，山沟和滩上积雪较薄，太阳一晒容易融化。而这次大雪没有暴风作伴。奶粉一样的雪粉，羊毛团一样的雪团铺天盖地交替飘落。阳光照在积雪上，表面融化，结成冰盖。大风吹不动，木板推不开，整个冬牧场被严严实实地扣在巨大的冰盖之下。这样的大雪在一个冬天里一连下了几场。大雪填平了所有的深谷，河流和湖泊，把一座座巨大的山峰连成一堵白色的、千篇一律又惊心动魄的冰冻的绝壁。绝壁后面是与悬崖齐平的雪原。雪原底下深深地无声无息地掩埋了所有的冬窝子。
山封了。路断了。帐房塌了。储存的干草和牛粪尽了。牛羊在互相撕咬光了身上的皮毛之后成片地倒下。绝畜了，就绝了奶；绝了牛粪，就绝了火。扎德勒谷地将不再升起炊烟。
道白和他的几个兄弟在最后一场毁灭性的大雪来临之前钻出了峡谷。突围路上的十几天时间里，他们骑的马随着草料的一天天减少，一匹匹宰杀了。是马血把他们送出了峡谷。
他们在乡政府库房堆放的干牛粪里翻出了电话。
“高原兄弟，救救我们。”
道白的声音听起来奄奄一息。
乡长革命才让早已带着乡干部下去寻找和解救冬窝子了，竟始终没有想到应该用电话向扎德勒以外的世界发出一声求援的呼喊。
雪灾教训了阔绰富裕却没有现代意识的牧民。雪灾让他们放弃了对电话的蔑视。阿曲县邮电局通讯效益负增长的局面开始逆转。在这之前，阿曲即便是县上的干部，即便是用公款，也不肯装电话。他们说，牧民不打电话，咱这尻子大个镇子没几根人毛，喊一嗓子谁都能听见了，要那玩意有啥用。磨破嘴皮子让他们装了，又老欠着话费。说，你们要嫌亏得慌就撤了它。
阿曲通讯面貌的改观让省上的领导振奋。他们介绍来自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到阿曲去采访。
记者们的日程很紧。他们下午到达阿曲，第二天早上就要离开。老那提前把线务站的人都通知到了县局等候。怕大城市来的记者不习惯，老那自己跑到县城最好的一家餐馆订了晚餐。餐馆是个四川老板开的。屋子虽然仍是一面坡，但里面按内地风格贴了墙纸，装了花花绿绿的顶灯，雅座里还有卡啦0K。花土沟镇上多少见过些世面的人把这里叫做香港夜总会。
四川老板很殷勤，特地请了两位藏族姑娘来敬酒，说是让首都来的客人领略高原风情。
老那说：“不用，我们有尕斯。”
尕斯马上说：“不，不，我不会唱这里的敬酒歌，还是让她们唱吧。一会吃过了，我陪老师们唱卡拉0K。我只会唱流行歌曲。”
老那有些奇怪地看着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还是打住了。尕斯参加过全省民歌演唱大赛，就凭《敬酒歌》拿过名次。
尕斯今天精心打扮了自己，脸蛋上扑了很重的脂粉，眉毛和嘴唇都画得很浓。原先盘在头顶的长发完全放松，瀑布似的披在肩上。一件大红的风衣腰束得很紧，胸脯在风衣领口露出的白羊毛衫后面高高耸起。跟她比起来，我们全局子的其他人灰溜溜的像是草滩上的地老鼠。
几位记者除一个棒小伙，全都老成持重。也许是因为奔波劳累，也许是因为高原反应，都显出几分憔悴。从内地到青藏来的人，最怵的就是喝酒，明知不胜酒力，却又盛情难却。没有充分理由，那就只有横下一条心赴汤蹈火。几位记者显然老练，酒还没有端上，先就声明胃痛，声明血压高，有一位还真的拿出了随身带着的救心丸。只有那位棒小伙挺身而出，说，没事，喝酒，我来代表你们。事后证明，他的酒量的确不赖。一碗一碗酒下去，他就像喝凉白开。除了脸红脖子粗，一点事没有。别人不给他敬酒了，他倒主动找理由给人敬酒。
他挨着尕斯坐着，就说，我要给今晚的皇后敬酒。喝完了，又说，你怎么不回敬我？你是皇后，我是从皇城来的。尕斯说，行，要敬我就连敬三碗。尕斯的酒量在阿曲是有名的。县委、县政府招待上级来的人，常请她参加，回回都有人被她敬得连滚带爬。
这位北京来的小伙子大约是尕斯在酒桌上遇到的最强的对手之一。到后来，小伙子邀请她唱卡拉0K，当着一屋子人，小伙子仗着酒兴把她揽在臂弯里，她也就凭了醉态小鸟依人般地那么歪斜着。他们唱的都是火辣辣的情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只要哥哥/妹妹你耐心地等待哟……再后来是连夜采访。小伙子就只采访尕斯一个人。他们先是在屋子的一角叽叽咕咕，后来就干脆走出了屋子。
他们去了草滩。正是阿曲的黄金季节，草滩上的夜晚比冬天温柔多了。采访结束之后还不见他们回来。
第二天早饭后，记者们出发。小伙子一直在眉飞色舞地跟几个同伴讲他昨天晚上的探险。他跟着尕斯在草滩深处遇到一位去拉萨朝佛的藏人。那人在路上已经走了三个月，就拉着一辆架子车，上面装着简易帐篷、食物和一个顶多五岁的男孩。架子车边已经支起了帐篷，矮得只能爬进去，人也只能和衣睡在草滩上。
前面还要翻昆仑山，翻唐古拉山，也都只能是这样。他们出门时带的食物已经光了，一直是乞讨着走来的。但他们带着好多年的积蓄，他们要布施给布达拉宫。那个藏人的小男孩已经在帐篷里睡了，他自己还坐在帐篷外面的草滩上一手拨着念珠，一手摇着嘛尼轮，口里同时诵着真言。真是神了！等等。小伙子昨晚回来得晚，其他人都睡着了。
老那带着几个业务负责人送行，又让几个线务站来的也都陪着，等记者们走了再下去，这样送行就隆重多了。我看见尕斯早来了，远远地靠在局子院墙的尽头。她还是穿着昨天晚上的红风衣，她的浓妆在白天看起来更鲜艳。
我想，北京小伙子应该单独走过去跟她告别。她所以不走近我们，也就是希望把自己和新结识的朋友同大家区别开来。但那小伙子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直到车子开动，走过那院墙尽头，他才忽然发现了尕斯，“哦”了一声，在车窗里随便摇了摇手。
尕斯一条腿弯着向后蹬在院墙上，两只手也背在身后靠着院墙，头垂下去，肩膀很厉害地耸动着，哭了。
从那一刻起，我心里对她存有的本来就极朦胧极不可靠的一点幻想完全消失了。她的心被带走了。事实上她的心一直就不在这里。我不怪她。她需要过我，但并不欠我。她并没有什么非分的愿望，并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她的向往和失落，只不过说明，世界上并没有纯粹意义的爱情。更多的时候，环境在起决定作用。假使真有所谓的爱情至上主义者的话，人们也没有理由要求那一定必须是尕斯。我后来主动给她打过电话，劝说她保持耐心，保持生活的热情。我真心诚意地为她祝福。
在扎德勒草滩上，我已逐渐学会接受命运。手闲着的时候，我总在拨道白送给我的念珠。道白教过我，拨过一百零八颗念珠，便等于念过一百零八遍真言。然后将记录百位数的“简程”（计珠）往下端拨一颗。十颗简程拨完后，即等于念过一千零八十遍真言。再把记录千位数的简程往下拨动一颗。拨完十颗，即等于念过一万零八百遍真言。念珠串上的两颗红玛瑙珠玉从紧挨着到逐渐分开，再次相遇时，即等于念过了一百一十六万六千四百遍真言。
我学会了用念珠计时。
时光和青春在念珠上滑过。
在那些长久的孤独的沉思默想中，我甚至觉得自己参悟了密宗的奥义：藏密壁画的那种表达方式，除了根源于藏族绘画艺术色彩强烈鲜明，形象奇特狞猛的风格，应该还出于某种我们不难理解的观念——壁画上那种痛苦浄狞的表情，似也可以看作生命活动盛炽时的一种夸张变形。与此同时，那些大事铺排的骷髅则象征了生命形式的另一个极端：死亡。将生与死两个极端密不可分地统一在一起，其实并非是什么神秘，也未必有什么深奥，说到底仍只是一种对虚无的启示，同汉人的“色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会比尕斯更早离开了阿曲。
那个冬天，我第一次那么清楚地看见了死神的眼睛。
我是上午出来检修线路的。在离开线务站几十公里的地方，有一根杆上的线被夜里的冰挂压断了接头。夜里我出来查过，差不多走了一半路，又给冻回去了。
其实是个小活，三下两下就弄好了。我收拾好工具准备下杆，忽然觉得杆子在摇，一低头，立刻傻了：一只熊半蹲在杆下，仰着头，两只细小的眼睛紧盯着杆上的活物，闪闪发亮。
我身子一软，向杆子靠去，想要抓住什么，却反而松开了腰靠的皮带，脚蹬“刷”地向下滑去。我真的看见了熊的笑容，露出锋利牙齿的恐怖的笑容。在最后的那一刻一也许更早，我重新绷紧了腰靠，重新一步一步让脚蹬咬上了杆子上方。熊激怒了，不断地拍打杆子。我知道，不是饿极了，冬眠的熊是不会出来的。
我在杆子的晃动中给县局挂通了电话。然后我把皮带挂到线上，脱出脚蹬，离开杆子，让身子吊在线上。这样即使熊折断了杆子，我也能悬在空中。但我避开的只是死亡方式的一种，将要来的夜寒，同样是死神。
是一个极好的黄昏。高原的晚霞无比绚丽。线路宛若游丝，一直伸向霞光深处。风掠过线路像拨动琴弦，声音深远而悠长，像是古歌。一度的惊恐已经过去，我想，生命的末日来临了，这末日多么辉煌，多么庄严。
连那只饥饿的熊，也终于凝然不动。
我醒来的时候，是第二天早上，在阿曲县医院里，他们正手忙脚乱地准备着把我送往西宁。老那在我挂通电话后当即带人赶路。还是在县政府找了辆卡车，赶到我那儿也将近五个小时，那时我已经像一袋冰一样一声不响地悬挂在线上。
我在西宁出院之前，省里的有关部门已经做出决定，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和我母亲已经年迈，为了照顾烈士遗属，我被留在西宁。
五、关于朝佛和佛的本生故事
我现在可以说，许多关于青藏的传说和由这些传说引起的想象，常常充满了谬误。许多到青藏来旅行的人，走的时候带走了牛头和羊角、麝香和虫草、藏刀和哈达，甚至宝石和玛瑙，也带走了他们在匆忙中搜猎的奇闻和在浮光掠影中形成的迷惘。他们于是肤浅地谈论寺院、谈论僧侣、谈论朝佛和布施；肤浅地谈论拉仓（跳舞）、谈论物物交易、谈论抢婚和天葬。在这种津津乐道的背后，青藏是一个宁静的无知山谷。这里的人们像一个固执的老人，唯一面对的，是一本神秘莫测的古书。那本书因为由一个已不为人知的古老部族写下而神圣不可亵渎。
这是浅薄的偏见。
青藏的建筑像崇山峻岭一样浑朴庄严，青藏的艺术像太阳月亮一样明亮热烈；青藏有世界一流的经典、史诗和医术，青藏有人类天性中最纯净的率真、善良和虔诚。一万年，在哺育了华夏民族的大江大河的源头，强悍坚韧的高原民族创造了无愧于世界任何民族的健康优秀的文明。
青藏是世界屋脊，是最接近神性的地方。
我曾经亦步亦趋地追随过磕长头到塔尔寺来朝佛的信民。他们的四肢和胸膛笔直地伏在地上，前额着地磕头，接着用木棒在额头着地的地方作个标记，然后爬起，双手合十，作揖，再走到标记那儿重新伏地、磕头。这样的等身头，他们从刚出家门时磕起，一直磕到圣地。他们走过的路可能是几百里、几千里，他们走过的昼夜自己也记不清。他们历经风雨霜雪，已经衣衫褴褛，双膝、双手和额头已经磕得血肉模糊。他们脚上已经没有了靴子，褡裢里已经没有了炒面。但是他们依旧把一叠叠钞票献给了宗喀巴大师的灵塔。灵塔矗立在大金瓦寺大殿的中央，纯银的塔身周围裹着绫罗绸缎，堆满金银珠宝。那是信民们倾注的无限深情。信民们来时往往腰缠万贯，去时一概两手空空。他们将额头和面额轻靠寺墙、明柱和佛塔，依依不舍地施以最后的礼仪，然后抓一把寺院的泥土放入空空的褡裢。
我还曾跟着道白去看过天葬。天葬忌讳生人旁观，但道白说我不是生人。
我永远记得那个肃穆的平台：周围挂满七彩的经布，缠绕着白羊毛绳，堆放着刻满经文和避邪图案的嘛尼石。上面是住着专司天葬的阿卡的白色佛塔。
我永远记得那种诵经超度的吟唱：先是低沉的哼声，像牛皮筏子上桨声的吱嘎。接着是阿卡的喃喃的吟唱，歌声深沉雄浑不像挽歌，像是年迈的祖父叮嘱远行亲人的谣曲。
我永远记得那缕在晃眼的阳光下升腾的青烟：阿卡们诵经后去掉尸布，然后登上高坡呼唤“神鹰”，同时点火煨桑——烧起添加了酥油、炒面、曲拉的松枝。于是青烟向灿烂的天空升起，浓浓的香雾向四面飘散。
我永远记得那群被称作“神鹰”的秃鹫：体长足有一米，身高足有二尺，绵羊一般大小。从最蓝的天的深处突然出现，先是一只、二只，继而是上百只成群结队而来，刹那间就让那具尸体变成了骨架。然后它们静静地列队一旁，等司葬的阿卡再挥动斧头和锤子，将骷髅和骨骼全部砸碎，用血水和炒面拌和，它们又再次簇拥而上。直到天葬台洁净如洗。
天葬不是痛苦，超度多于哀悼。“神鹰”带走了死者的躯壳，桑火的青烟则把他的灵魂送上天国。
天葬让人们想起佛的本生故事：释迦牟尼看到一只饥饿的母虎，很可能吞食自己的七只小虎，毅然从高山坠下，舍身饲虎。天葬要印证的，便是不惜生命施舍众生。
“尊贵佛裔。证道时刻已到。尔气将绝，上师助尔人观明光。明光披照一切虚幻，一如青天万里无云。尔之智性，无遮无瑕，一如真空之通体透明。速悟明光，此中长住。”
高原民族对于精神天国的信仰与膜拜，常常被混浊的心灵理解为愚昧。
而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
我后来跟老那谈论起这些。我说：“老那，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悲壮的奉献者。”
老那木着那张狐狸脸，呆呆地听着，忽然说：“你瞎掰个啥呀，我咋也闹不明白。我才念过高小呢。”
我是认真的。
我被送回西宁住院的时候，肉巴死了。
那天早上，到了该起床上学的时候，肉巴赖在床上，不肯起来。母亲心疼儿子，说，“那你睡吧，你爸不在家。他要回来，我也不告诉他你逃学。”
老那的妻子是他参军前在老家定的亲。老那复员后她千里迢迢到阿曲来跟老那成了家，留在局子里做勤杂工。那天上班上到半上午，她突然觉得心里慌慌的，跑回去看儿子。儿子真的出了事。
肉巴在床上大张着嘴，大声喘着粗气。浓稠的鼻血像粗粗的虫子一样缓缓爬出鼻孔。
跟他姐姐发病的症状完全一样，但他的病势发展得比姐姐猛烈。
肉巴死在离西宁还有四百公里的路上。县里派了最快的车，还是没有跑过死神的脚步。肉巴比他姐多长了一岁。
肉巴死的时候脸青紫，嘴唇乌黑，口大张着，怎么也合不拢。
他和他姐姐都没有逃脱先天性心脏病的魔掌。这是到比内地缺氧百分之三十的青藏来的内地人的后代发病率最高的疾患。
阿曲县那时候还没有能做外科手术的医院。医院对所有的患者能做的只是最一般的处理。交通管理部门在进县城的路边立着一块告示牌：“本县没有太平间，司机请各自保重”。
肉巴的死把老那推到崩溃的边缘。听到噩耗的当时，他晕倒在省局局长的办公室里。他还没有来得及回阿曲。
我们成了病友。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老那一直在纹丝不动地发怔。人们让他做这做那的时候，他只是机械地服从。我在他那张木然的脸后面，时时看见肉巴肉肉的脸蛋和滚圆的眼睛，听见他怯生生地喊：“叔，回咱家吧。”
老那的头发一下子全白了。身上好像抽干了血，更加枯萎干缩了。医院担心他有可能精神失常。他的妻子整天以泪洗面。领导和同事们忧心忡忡。
但是他挺过来了。
省局的领导跟他商量，他在青藏已经干了三十多年，省局可以出面，给他在内地的老家联系工作单位，或者，他在西宁留下。省局已经为在青藏工作多年的病、退人员盖了大片的房子。
老那摇摇头，他要回阿曲。退休了，也要留在阿曲。他两个娃都埋在阿曲，他要在那儿陪他们。
老那走的那天，我去送他。就是在那时候，我说了他是奉献者的那句话。他后来说，从到青藏来的那天起，他就把命交给青藏了。他只能在阿曲活着，哪儿也回不去的。
老那不是矫情，他说的是再实在不过的话。内地来青藏高寒缺氧地带连续生存二十年以上的人，一旦回内地生活，常常没几年就莫名其妙的猝死。好多年后医学界才确定这种死亡的病理：那是氧中毒综合征。
老那是值得的。
我后来听说，阿曲的人们迎接老那的回去，像迎接英雄的凯旋。
达尔角合镇上，那一天真正插满了彩旗。从达尔角合镇到阿曲县城的花土沟镇一百多公里的便道两边，站满了来自阿曲各个乡的牧民，他们静静地骑在马上，双手托着哈达。老那坐的车子缓缓驰过彩旗和哈达的夹道。他走过的地方，牛角号和猎枪齐声轰鸣，此起彼伏。
我惭愧，老那，我没有追随你。
六、关于《青藏手记》的手记
笔者不久前往青藏采风，在当地一位宣传干部那里见到这本《青藏手记》，写在一本通常可以见到的工作笔记本上。
这是一件遗物。遗物的主人高原几年前死于脑溢血。他当时是在从西宁往阿曲的邮路上。在达尔角合镇为邮车加水的时候，他已经感到不适。离县城还有五十公里的时候，他的半身完全麻瘦。车子渐渐失控，冰冷的汗珠在他涨红的脸上滚滚涌出。吓慌了的押运员欲哭无泪，一筹莫展。但是高原到底重新恢复了控制，让车子歪歪扭扭地用步行的速度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五十公里，一直开进阿曲县局的院子。跟着车子刹车的惯性，他的身子重重地一冲，就那样扑倒在方向盘上。
一个中风偏瘫的人，在发病的时候，依靠半边活动的身体，驾车行驶几十公里，并且准确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这样的事，至少当地从未见过。医生怀了感动，也怀了好奇，希望能解开这个谜，俯下身子，把耳朵靠近患者翕动的嘴，只听见一连串含混的嘟囔：“红狐……红狐……”
他在叙述他行车时的幻觉。这在他留下的《青藏手记》里可以得到证实。
当地的报纸曾经在头版用整版篇幅报道了这件事。报道的撰稿者就是那位宣传干部。他说，其实更值得发表的应该是这部《青藏手记》，他希望能得到我的帮助。
这同时也是死者生前的愿望。他是怀着深刻的忏悔心情走完他离开阿曲后的人生里程的。他一直觉得他留在西宁是一种背弃，一种逃亡。为此他后来坚决选择了开邮车，这可以使他常常有机会跑阿曲的长途。他在他的《手记》里写道：
“我希望我写的这些，有一天能得到发表。我希望人们知道这里的事情。我没有虚构，也没有植染和夸张。事实上这样做毫无必要。对于青藏高原，任何苦难都不值一提，任何语言都苍白无力。这里有太多难以相信的真实。我的不足之处也许是不该尽可能地说出这里的真实。但我还是希望人们尽可能地了解这里的真实：真实的自然，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心灵—然后，还有可能的话——理解我们和我们的生活，并且最终理解自己和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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