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眼光里，黄河是社会之河，它的流域出政治、军事和制度；淮河是人文之河，它的流域出哲学、思想和创新理论；长江是经济之河，四川、两湖、江西，都是富庶之地。据有关资料介绍，清初包括现安徽省、江苏省和上海市在内的长江下游江南省，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江南一省的赋税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分省后的安徽、江苏两省，也都还是全国最富裕的省份，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前，安徽省每年上交的赋税，一直排在全国前五名之内。

    江南是什么地方？那是鱼米之乡呢。

    西汉写《史记》的史学家司马迁说，江南是“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的地方。江淮以南，无饥馑之患，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从司马迁的话里，一方面，看得出这江南之地蛮荒，已经是成熟的铁器时代了，还放火烧荒，以火代耕，农作方式竟是如此“落后”，地域也未开化；另一方面，看得出这江南之地鱼米，在农业社会，有米吃，有鱼汤喝，让人满足。

    江南是哪里？现在有一些排他性的说法，有时把范围圈得很小，就像古代修长城，潜意识里是为了把资源垄断起来，只给圈内的人用。但司马迁的时代看楚越之地，应该是大的。春秋时楚加越，西至现在的重庆，东至东海，整个长江干流的中下游，几乎都是楚越之地。

    长江与淮河有一种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

    中国大一统后的历史上，宏观视野中，总是北攻南守的。北方的少数民族攻到淮河，攻不动了。她的文化和物质支撑力到此为止，因此往往与汉族集团隔淮而踞，边界拉锯。鲜卑人如此，契丹人、女真人也不例外（蒙古人和满族人打破了这个规律）。

    所以淮河两岸不仅是中国东部自然地理的分界线，一种程度上也是文化分界线。两岸政权的隔河而踞，从社会政治角度，为有差别的历史和文化埋下了种子。南稻北麦，这是自然差异，南文北武，这就是文化差别了。

    南下，过了淮河，那里是史家说的“边荒地带”。

    我们惯常说北上，南下。上和下是方位词，在这里，则是带有尊卑含义的方位词。咱们居住的地方是北半球，人们都面南而居。中国地域的政权大都在北方，以国都为中心，面对太阳，坐北朝南，自然就是南下北上了。

    南下，过了淮河，就是江淮。这里是谁都丢不起，却也占不去的地方。对南方汉族政权来说，丢了江淮，仅余长江天堑，江南恐难保存；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而言，一般又没有能力攻击并守住江淮。两边拉锯，使江淮成为边荒苦地。

    2013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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