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禁毒非营利组织的资源及其输入路径

    一、实物性资源及其输入路径

    （一）资金

    上海Z社工机构的运作资金主要包括两大部分：

    1.启动资金：上海Z社工机构的这部分注册资金，在其组建时完全由上海市政法委给予垫付。

    2.日常运作资金：一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费用和其他资助投入；二是Z社工机构自身开展业务活动的收入；三是社会各界的资助；四是其他合法收入。

    （二）人力资源

    1.决策管理人员：社工机构日常管理的职责就主要由总干事领导的执行层来承担。

    2.禁毒社工：上海Z社工机构的社工主要有两种来源：一是经由政法部门选调的干部。二是经社会公开招考的人员。

    3.志愿者。

    （三）工作场地和办公设施

    由于Z社工机构是作为上海“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创建的，按照工作体系的规划，其市级层面的总社、各区工作站、街社工点的工作场地和办公设施均由各级政府提供和解决。

    （四）服务项目

    能否争取到相对稳定的服务项目，是非营利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依托，它对于非营利组织的顺利发展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五）服务对象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的活动，其必须具有一定数量的服务对象。

    二、非实物性资源及其输入路径

    （一）制度供给

    制度的创新通常有两种路径：一是“社会主导—政府反应”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建构模式，即政府对社会自发形成的秩序与规范予以制度化；另一种是“政府主导—社会反应”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建构模式，即政府强制性地建立制度并向社会推行，制度变迁主要由政府来完成。

    （二）规范制定

    上海禁毒社会工作制度的创新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其“落地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对禁毒社会工作实践依法进行规范。

    （三）合法性支持

    就目前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而言，其合法性除了法律认可，还包括政治、行政和社会文化传统的支持。

    第二节 禁毒非营利组织的资源依赖与自治化努力

    一、禁毒非营利组织的资源依赖及政府权力的显现

    （一）禁毒非营利组织的资源依赖

    Z社工机构对政府的这种依赖关系具有以下的特点：

    1.依赖的复合性

    首先，这种复合性体现在Z社工机构对政府依赖的全方位性；其次，这种复合性还体现在Z社工机构受其所依赖的政府资源因素的交互影响上，由于Z社工机构目前还非常缺乏政府以外资源的调和与平衡，因此政府资源因素对其所产生的交互影响就显得非常突出。

    2.依赖的不对称性

    从意义上讲，Z社工机构与政府之间的依赖是相互的。然而从现实发展的情况来看，Z社工机构与政府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或不平衡：一方面Z社工机构的组建及实际运作并没有实现政府部门所预设的目标，Z社工机构及其社工在工作实践中很大程度上只是对政府部门进行“替位”或“补位”，而不能帮助政府有效实现职能的转变与提升；另一方面，随着Z社工机构工作的深入与全面展开，其自主运作的能力也没有相应提高，Z社工机构在资源募集、活动开展、合法性的获取等诸多方面对政府仍然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3.依赖的不可替代性

    就Z社工机构目前经营自主能力的现状而言，其要通过获取足够社会资助的方式以维持如此规模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从而改变当前其对政府完全依赖的局面，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二）政府权力的显现

    权力是一行动者为了有价值的资源而对另一行动者依赖的函数，依赖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1）所涉及资源的价值；

    （2）这些资源的替代性来源的数量及质量。

    这也就是说，从一行动者对于其他行动者所控制资源的依赖性上可以找到权力的根源。

    二、禁毒非营利组织的自治化努力及成效：两个典型案例的对比

    自治性是指非营利组织能控制自己的行动，有不受外部控制的内部管理程序，它既不受制于政府，也不受制于私营企业或其他非营利组织。笔者从中选取了两个较为典型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

    案例1：Z社工机构P区工作站与上海Z公司合作项目的“流产”

    上海Z公司主要以经营二手货零售批发场地的租赁、维护和管理等业务为主。由于市政动迁，该公司原来厂房被拆除，故拟选P区某地段为新址重新开业。但Z公司在办理“房产建设许可证”时出现困难，从而导致公司无法运营。在这种情况下，Z公司希望与Z社工机构P区工作站合作，并由后者出面帮助协调与所属街道、土地规划局等经办部门之间的关系。同时，双方约定：Z公司正式运营后，其将以成本价提供部分摊位给工作站，由其安排情况稳定且有意愿工作和创业的服务对象及其家属就业；服务对象的管理权由工作站行使；除了经营商铺以外，服务对象在工作站的协调下还可以应聘市场内的其他岗位，如保洁、维修、运输等。

    鉴于与Z公司合作所具有的诸多社会效益，P区工作站便分别向市级总社、P区政法委等部门呈送了书面报告。但工作站的积极呼吁却没有得到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响应和支持，最终导致该项合作计划因Z公司无法拿到“房产建设许可证”而不得不“胎死腹中”。

    案例2：“捷安特上海禁毒巡游活动”的成功举办

    这项由市禁毒委、市委宣传部、Z社工机构、捷安特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巡游活动，是此次上海禁毒宣传活动的重头戏。

    作为本次活动的赞助方，捷安特公司一共投入了50多万元，这其中包括500辆价值不菲的“捷安特”自行车，及其运输、安装费用，还包括禁毒巡游服装、宣传旗帜的制作等支出。Z社工机构作为活动的最早发起者和主办方之一，通过禁毒大巡游不仅极大地提高了Z社工机构及禁毒社工的社会影响，也获得了500辆捷安特自行车的捐赠。作为对捷安特有限公司热心公益事业行为的回报，在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下，上海市的地铁出入口及一些主要线路的公交车辆上纷纷张贴了印有“参与禁毒斗争、构建和谐社会——上海市禁毒办、捷安特有限公司联合制作”等字样的宣传广告。

    通过对案例的比较，我们可发现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如在案例1中，Z社工机构P区工作站的主体性身影清晰可见，它在为争取与Z公司的合作而积极奔波；而在案例2中，Z社工机构却从合作的最初发起者逐步地演变为活动的参与者，Z社工机构主动争取社会资源的自治性活动也完全转变为政府部门所举办的公益性活动，乃至最后Z社工机构的身影完全被政府的形象所荫蔽。然而正是这种差别才导致案例1和案例2在最终成效上出现了极大的反差：一个不得不取消，另一个却成功举办，且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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