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体制改革所开辟的社会空间与舞台
经济体制改革导致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与转型，从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国家资源配置体系，导致国家对资源和社会活动空间控制的弱化，原来体制内基本不存在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被不断释放出来，社会正逐步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相对独立地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所有的这些，都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契机。
二、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所产生的需求
由于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转变职能的根本途径是权力下放，以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因此政府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基础上对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再次调适与建构的过程。
三、非营利组织产生与发展的社会需求
首先，原有的政治化、行政化和一体化的社会正逐步走向开放化、市场化和多元化，并且随着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单位制功能的不断弱化，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游离于传统单位组织之外的多元化利益主体。
其次，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独特的作用和影响逐渐为社会所认识。
再次，随着中国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与活跃，在很多领域需要与国际接轨，这也使得中国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的任务格外迫切，尤其是培育和发展那些能够有效沟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非营利组织。
四、非营利组织的兴起的法制环境及其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了众多的生存机会与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对其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制度与资源约束，从而导致中国非营利组织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普遍呈现出一种“官民二重性”，这种特性并非是中国非营利组织与生俱来的“天性”，而更大程度上是外部强大的环境力量作用的结果，或非营利组织屈从外界制度和资源环境压力而做出的无奈选择。
第二节 创新与实践：禁毒非营利组织创建的现实环境
一、上海毒品问题的现状及政府在禁毒工作中所遭遇的挑战
由于受境内外毒潮泛滥形势的影响，上海近些年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毒品来源日趋多元化、吸毒人数持续上升、吸毒人口结构日益复杂化、涉毒区域不断扩大、大宗毒品贩运案件不断增多，毒品犯罪恶性程度加剧等现象。
与严峻的“毒情”形势相比，上海禁毒队伍及工作体系的建设却明显滞后：尽管目前各区均设置了禁毒办，但专、兼职干部人数少，并且没有一个区将禁毒办列为常设机构；在街道层面上，虽建立了禁毒工作领导小组，但人员配备不足，有的还没有设立专职禁毒干部，平时仅靠一名身兼数职的综治干部来兼管禁毒工作，由于精力有限，难以真正有效地做好禁毒协调与指导工作；而作为毒品预防“第一道防线”的基层社区，大多数都没有建立起快捷、有效的毒品监控网络。
二、上海市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践及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经验的积累
上海市政府在深化改革、转变职能的过程中，积极尝试把大量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从政府机构中剥离出来，外移给社会服务机构或中介机构来承担与落实，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服务效率与质量，以实现社会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与专业化。
早在1995年上海市就进行了政府购买养老福利服务的尝试与探索。上海市的劳动保障部门也积极探索政府购买就业服务制度。在司法领域，一种由政府“购买服务”的人民调解新模式也正在上海的基层社区应运而生。
尽管目前上海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还只是处于探索阶段，但这些有益的探索与实践无疑为后来禁毒非营利组织的创建，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社工组织承接服务制度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上海禁毒非营利组织创建的地区优势和资源条件
首先，上海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财力的不断增强为禁毒非营利组织的创建及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运作提供了可靠的经费保障。
其次，上海社区建设的发展也为禁毒非营利组织的创建及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再次，上海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早期尝试也为禁毒非营利组织的创建及运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最后，近些年上海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也为禁毒非营利组织的创建及运作提供了人才和知识方面的储备。
四、上海“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的构建及禁毒非营利组织的创立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以助人为宗旨，运用各种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协助个人、家庭、团体或社会调适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并改进其生活或促进其福利的专门职业，在缓解社会矛盾、帮助弱势群体、增进社会和谐与人本关怀等方面具有非常突出的作用，并且它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这一制度创新与实践的过程又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孕育阶段
（二）试点阶段
（三）推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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