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有两次走近大师级学者季羡林先生的机会，第一次属于是空间意义上的“走近”，第二次则是学术或编辑意义上的“走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曾陪同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的友人，为一套丛书的顾问事宜专程到北大季先生家中拜访。由于此前对于季先生的学术领域一无所知，只知他是国内少有的梵文大师之一，因而此行不免诚惶诚恐。然而接谈之后，季先生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顿使我们之间拉近了距离，原有的紧张情绪一扫而空。还记得他问我们是否听说过“新人类”与“新新人类”的标签，“中华民族”的提法最早见于何种典籍，可见这位年进耄耋的老人好学不倦的执著与童心未泯的情怀。
2008年6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为弘扬中华文化，在取得季羡林先生的充分授权后，决定出版《季羡林全集》，并成立编辑出版委员会（包括专家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编辑委员会），正式启动相关的编纂工作。经友人柴剑虹先生推荐，笔者忝列其中的编辑委员会，并成为六位社外特邀编辑之一，共同协助该社责任编辑王琳女士出版好这部有30卷之多的全集。正是由于全体编辑出版工作人员与该社汉语出版分社彭冬林社长等有关领导的不懈努力，历时两年有馀，在2010年9月终于出齐第30卷“附编”部分，完成了《全集》的全部出版工作。这是笔者第二次走近大师，较之第一次，或许可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走近”，回首这次《全集》的编辑历程，感慨良多。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季羡林文集》，收录作者从1929年至1996年间各类著述，总共24卷。这次出版《季羡林全集》，主要增补《文集》出版后到2008年间所撰论文、散文、序跋、讲话、书评以及日记等，包括此前作者亲自编定的《牛棚杂忆》、《学海泛槎》，并辑录了作者于上世纪20、30年代所写诸多旧文（有一些未曾发表过）。诚如《全集·出版说明》所言：“在《全集》编纂和编辑过程中，我们力求既保持作品最初发表及修正定稿时的原貌，又注意根据现行语言文字规范要求订正少许文字与标点。某些字词（包括一些异形词）、标点的使用，根据作者‘保留不同时期风貌’的意见，我们未作改动与统一。依据作品内容或体裁一一分类编排，是编纂中最难准确把握的问题，好在有作者自己的认定和‘编委会数人定则定矣’的授权，也都尽力争取做到大致不差。”《全集》第30卷属于全书的“附编”，收录未及编入前29卷的作者文稿30篇、《季羡林年谱简编》、《季羡林作品编年》以及全书的《人名索引》。《人名索引》为《全集》所涉及中外人物的人名索引，以西文字母和汉语拼音首字为序，分别标出卷数、页码，当有便于研究者“按图索骥”。在编辑《人名索引》的过程中，也帮助编辑人员解决了全集某些人名的异写或误拼问题。
季羡林先生学问博大精深，有关梵文、巴利文的论著，国内外识者无多，有关吐火罗文A与吐火罗文B的辨识解译，更属于当代绝学，这无疑是对我们编辑《季羡林全集》的巨大挑战。所幸有专家委员会王邦维、张光璘、郭良鋆、黄宝生、葛维钧诸位先生可备顾问，他们在关键问题上的把关，令《全集》的编辑工作避免了不少可能出现的错误。以下试举几例说明《全集》编辑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作者行文中或有记忆错误而原刊本未及订正，如第3卷《听雨》有云“唐人诗：‘鸟鸣山更幽。’”按此句非唐人诗，乃取自南朝梁王籍《入若耶溪诗》“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经编委会讨论，径改原文“唐人诗”为“王籍诗”即可。又有排印中形讹致误未及校改者，如第3卷《故乡行·发思古之幽情·舍利宝塔》中有引《临清州志》一段：
前明万历间州人柳大司空偕士人建立舍利宝塔。相传有舍利子七粒置其上。塔九级，嵌空玲珑，极工人巧。上出重霄，下临无地，风生八面，五月清秋。旁有禅林曰永寿，林木同遭，楼阁巍焕，水陆往来，咸瞻仰留连忘人间世。时有好事者，放舟临彼岸，听晚钟静、梵铎响、松涛琴韵思清，江声欲起，骀不仅以多宝琉璃侈壮观也。
其间形讹两字，标点亦有可商榷处，令文意不清。经核，径改错字及标点如下：
前明万历间，州人柳大司空偕士人建立舍利宝塔，相传有舍利子七粒置其上。塔九级，嵌空玲珑，极工人巧。上出重霄，下临无地，风生八面，五月清秋。旁有禅林曰永寿，林木周遭，楼阁巍焕，水陆往来，咸瞻仰留连，忘人间世。时有好事者，放舟临彼岸，听晚钟静，梵铎响松涛，琴韵思清，江声欲起，殆不仅以多宝琉璃侈壮观也。
诸如此类的径改，在《全集》编辑中并非个别事例。如“斗换星移”径改“斗转星移”，“司空见惯浑无事”径改“司空见惯浑闲事”，“逸兴湍飞”径改“逸兴遄飞”，“看花难近最高楼”径改“看花愁近最高楼”（系作者引用陈寅恪《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七律颈联之对句），“纷孥不已”径改“纷拏不已”，“石破天惊适秋雨”径改“石破天惊逗秋雨”，“浸浸乎”径改“骎骎乎”，“徒倚”径改“徙倚”，“刘宾客：《嘉话录》”径改“《刘宾客嘉话录》”，“《七辨》”径改“《七辩》”，“亚芋里隔国”径改“亚咩哩隔国”（经查作者所引《海录注》，此乃America之音译，这里特指南美洲东岸之Brazil，即巴西），“《不空绢索陀罗尼经》”径改“《不空罥索陀罗尼经》”，“伏侯《古今注》”径改“《伏侯古今注》”，“徐继畲”径改“徐继畬”，“考中了秀才”径改“考取了秀才”（秀才即“进学”俗称，不当称“中”），“阴历”径改“农历”，等等。至于对引用史书、笔记以及《大正藏》等典籍形讹衍夺的订正，也属于径改的范畴。此外，唐天宝三载至十五载、至德二载，称“载”不称“年”，皆作统一；人名、地名、书名、专词（如“婆罗米字母”）称谓的统一，引用古书卷数称谓的统一，繁简字的规范化，标题层次的少量调整，公历与农历月日数字写法的区别等等，也皆在编辑加工径改的范围之内。
为慎重起见，《全集》编辑中有一些地方特加注释，以供读者参考。第5卷第111页《牛棚杂忆·自己亲手搭起牛棚》中一段话，坊间其他版本作：“汉朝有‘霄寐匪祯，扎闼宏庥’，翻成明白的话就是‘夜梦不祥，出门大吉’。”《全集》改为：“宋朝有‘宵寐匪祯，札闼洪庥’，翻成明白的话就是‘夜梦不祥，题门大吉’。”并出注云：
此事最早见于宋人编《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〇，为北宋欧阳修与宋祁同修《新唐书》之轶事。后世亦多转述，较清晰者如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二〇《嘲文艰深》一则云：“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说，欧阳公思有以训之。一日大书其壁曰：‘宵寐匪祯。札闼洪休。’宋见之曰：‘非“夜梦不祥，题门大吉”耶？何必求异如此？’欧公曰：‘《李靖传》云、“震霆无暇掩聪”，亦是此类也。’景文惭而改之。按宋祁，谥景文，尝与欧公同修《唐书》，《李靖传》乃景文所作也。”
又如第5卷第175页《牛棚杂忆·余思或反思》中“批判武训，批判《早春二月》”之后特加注云：“《早春二月》由谢铁骊执导，根据柔石同名小说1964年拍成电影，公映后即与《北国江南》等影片被视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遭到全国性批判。‘文革’后恢复名誉。作者此处将《早春二月》与50年代初批判电影《武训传》并提，可能记忆有误。”又如第18卷《糖史（一）》第412页“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闰六月三日”之后加注云：“疑为闰八月。见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
笔者参与编辑《季羡林全集》，即第二次走近大师，由于术业有异，虽仍难以真正“走进”季羡林先生的学术领域，对于其学术精华也仍有“隔岸观火”之感，但作者一生在学术道路上坚持不懈、孜孜以求的顽强精神却给予笔者以极大的教育。作者在《学海泛槎》中曾言“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至于出洋留学，也只是“‘镀金’之后，容易抢到一只饭碗，如此而已”。留德将近十一年之久，也许是作者在“二战”风云中的无奈选择，然而作者抓住了这次机遇，不但攻读并取得了博士学位，还在欧洲战火弥漫中静下心来，充分利用哥廷根大学梵文资料上的便利，撰写了数篇很有分量的有关中世印度语言研究的论文，奠定了其回国后的学术地位。由于研究资料的不足与社会活动的增加，回国后的季羡林难以继续他在哥廷根大学的梵文语言研究，然而他并没有停止问学之路，利用自己印欧语系语言研习上的优势，相继翻译了马克思的《论印度》，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优哩婆湿》，印度寓言故事集《五卷书》，甚至在“文革”的艰难岁月中，作者还在“看门”的闲暇里，历时五年“偷译”了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收入《全集》第22卷至29卷）。从作者1946年回国受聘北京大学教授并兼东语系主任，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除翻译以及散文创作、有关序跋或论文撰写外，季羡林先生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不多。80年代以后，年纪已逾“古稀”的季羡林先生却焕发出学术的第二个春天，随着《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的结集出版，他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校译的《大唐西域记今译》也相继问世，有关新博本吐火罗语A（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四页译释的重要论文即发表于1983年。这一时期的作者不但撰写了大量论文、散文，还在80年代初开始了他大部头专著《糖史》的写作。
《糖史》是一部有关世界蔗糖制作、发展、传播历史的著述，分为“国内”、“国际”与“结束语”三编，总字数近80万，历时十馀年。有关蔗糖历史的专著，国外已先后有德国李普曼（von Lippmann）与英国戴尔（Deerr）两部同名著作，中国则有李治寰的《中国食糖史稿》，但季先生的《糖史》撰写着重于文化交流，上举三书的材料远不敷用。为了爬梳有关典籍，一位年逾七十岁的老人无论酷暑严冬，连续两年的时间在北大图书馆一行行、一页页地翻览《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大正藏》等大型丛书以及《中华文史论丛》等连续性刊物，一点一滴地挖掘有关蔗糖的材料，可以说，《糖史》的最终完成正是作者一生执著于学术的反映。我们的问题是，早已功成名就且享誉海内外的季羡林先生何以在其晚年仍然如此嗜学术如命？他的学术生命何以在其步入学术殿堂后的人生两端放出更为灿烂的光芒？
从季羡林先生的散文写作可以看出，其文字清通自然，毫无造作之态或“外语腔”，国学功底确实深厚。但他的治学路向并不同于王国维或陈寅恪，坊间或称之为“国学大师”则无异于“张冠李戴”，因为误读一位学者绝不是一种尊重，这或许也是作者力辞这顶“桂冠”的重要原因。季羡林先生是古代印度语言学家，古代中亚语言学家，又是汉传佛教传播史研究专家、教育家（在北大东语系他培养了梵文、巴利文几代专家）、翻译家、散文家与社会活动家……仅此几项，称之为“大师”已经绰绰有馀，当之无愧！我们今天“走近”大师，也许还不能充分理解其学术内涵，但季羡林先生那种踏踏实实、终生无悔的学术追求，从无心做学者到终成大师的历程，给我们的启发就不止是清人黄景仁所谓“文章草草皆千古，仕宦匆匆只十年”一类有关“名山事业”自恋式的唱叹了。
在学术风气浮躁的当下，展读《季羡林全集》，“走近大师”也许可以使我们更清醒一些！
（原载《聊城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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