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代李东阳所著《怀麓堂诗话》是明代中叶一部较为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它继诗风雍容典雅、以歌功颂德为能事的“三杨”台阁体之后，上承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宗盛唐的格调论，下启前、后“七子”复古的诗学崇尚，企图在雅、俗两种文化品格中的融合中找到平衡点，调和山林与台阁两种不同价值取尚的诗文风习，认为两者“固皆天下所不可无”，[1]从而开辟明诗的新天地。作为一代宰辅，李东阳工诗文、精赏鉴，擅书法，又长期处于与其前倡导台阁体的“三杨”同样的强势地位，“居高声自远”，一呼百应，茶陵派一度风行海内，实为当时诗坛趋向。在前人的文学旗帜下寻求变迁，并非刻意标新立异，而是顺水推舟或因势利导，其中不无反复或曲折，但总的趋势是向前迈进，一部中国文学史即当作如是观。

    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文学主张，散见于其《李东阳集》中，《怀麓堂诗话》则是其诗歌理论全面集中的呈现，首由其弟子王铎编刊于正德初。王铎之序有云：“是编乃今少师大学士西涯李先生公馀随笔，藏之家笥，未尝出以示人，铎得而录焉。其间立论，皆先生所独得，实有发前人之所未发者。”但长期以来，论者对于茶陵派关注并不多，远不如对前、后“七子”文学主张的瞩目。司马周先生曾说：“笔者对64篇论文（著作）从时间上进行了统计：1901—1950年研究论文及相关著作5篇（部）；1951—1980年研究论文及相关著作3篇（部）；1981—2000年研究论文及相关著作56篇（部）。”[2]仅从数量上看，20世纪后二十年的有关研究就是前八十年的七倍，可见其发展趋势。2000年以后至今十年间，有关李东阳或茶陵派的研究更是成果斐然，不计单篇论文，有关著作就有尚永亮、薛泉《李东阳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薛泉《李东阳研究：以政治心态、文学思想为核心》（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周寅宾《李东阳与茶陵派》（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姜衡湘主编《李东阳研究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堪称日益走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李庆立先生所做《怀麓堂诗话校释》，可以用“旁征博引、纵横观照”八字形容之，近四十万言的篇幅细致详尽地阐释了李东阳的论诗主张，为今后李东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

    二

    李庆立先生数十年一直致力于明代文学研究，文献与义理并重，先后整理校注谢榛《诗家直说笺注》、《谢榛诗集校注》、《谢榛全集校注》、《谢榛诗选》等。《谢榛研究》则是其厚积薄发的一部专著，至今海内外研究谢榛的学者无出其右。由于有关于谢榛研究的丰厚基础，李庆立再做《怀麓堂诗话校释》就驾轻就熟、从容不迫了。就本书体例而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所出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显然为所效法，不过也有改进之处，《沧浪诗话校释》之“校注”，后者以“校记”、“注释”分担；前者之“释”，后者则以“按语”代之；至于附录、附辑等，前者包括严羽论诗信函一通以及有关严羽传记、序跋提要、评论、题咏等；后者附录则分为六类：即“李东阳其他著述中有关诗论的文字（一〇二则）”、“李东阳论诗佚文、佚事（一〇则）”、“序跋提要”、“有关李东阳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的散评”（二五七则）、“李东阳的主要生平资料索引”、“主要参考书目”。可见当今如若研究明代诗学，《怀麓堂诗话校释》不可或缺。校释者在“代前言”《李东阳诗学体系论》中对《诗话》所标举之三纲，即“诗文辨体是其高扬的旗帜”，“诗歌音律是其贯穿的主线”，“诗歌真情是其追求的宗旨”，加以系统论述后说：“纲举目张，其《怀麓堂诗话》以及其他著述中有关诗论的文字便大都为其统摄，于是看似纷杂无章的论说，就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互相连接形成了有机的整体。”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诗学体系的构建，才令茶陵派在明中叶诗坛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校释者从而认为：“这一体系不仅对当时的茶陵派产生了巨大的引领作用，使台阁体末流弥漫的诗坛颓靡的景象大有改观，而且对其后的杨慎、公安三袁，以及钱谦益、王士禛、沈德潜等，皆有所启迪。”“确实，李东阳诗学及其诗歌创作在明代中叶主流诗风由台阁向复古嬗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判断皆是极中肯綮的。

    《怀麓堂诗话校释》主体部分是对李东阳一三八则诗话的校释，先说底本与校本的选用。校释者选用文渊阁《四库全书》著录之《怀麓堂诗话》为底本，以《说郛续》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历代诗话续编本》以及1985年岳麓书社出版周寅宾所整理之《李东阳集》本为校本，其原因，校释者认为：“一是因为明代各版本皆已佚散，而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知《怀麓堂诗话》来自‘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其‘藏本’很可能就是王铎刊本或陈大晓翻刻的王铎刊本。虽然该底本在著录《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擅自对个别文字作了删改，但其版本价值是不容置疑的。二是因为清乾隆之后诸版本多据《知不足斋丛书》本翻印或整理，而于《四库全书》本关注不够。”在古籍整理中，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并非首选，但具体到《怀麓堂诗话》的整理，当属不得已而为之。

    在全书的“校记”、“注释”以及“按语”中，校释者注意吸收学界当下已有成果或公认之事实，融会贯通。如第三五则：“本朝定都北方，乃六代、五季所不能有；而又移风易俗，为一统之盛，历百有馀年之久。”其“校记”云：

    “乃六代”三句：诗话本、全集本作“乃为一统之盛”。知不足本作“乃□□□□所不能有，而又用□□□为一统之盛”。《北京大学学报》二〇〇五年第六期载马云愔（当作骎）《李东阳〈麓堂诗话〉考论》：“案四库本前阙四字作‘六代五季’，后‘用□□□’竟改为‘移风易俗’，而诗话本与岳麓本则全删两句，以首尾径接。实则前四字固不能臆必，后三字当为‘夏变夷’无疑。”

    又如第六五则：“《杜律》非虞伯生注，杨文贞公序刻于正统某年，宣德初已有刻本，乃张姓某人注。”于“杜律”句出注云：“《杜律注》实出自元代江西金溪进士张伯成之手，后人谓虞集注，乃是假托其名以行之。对于此，明代陆荣《菽园杂记》卷一四、杨慎《升庵集》卷五《闲书〈杜律〉》、蒋冕《书元张伯成〈杜诗演义〉后》（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二一三）、徐《徐氏笔精》卷三《〈杜律〉虞注》、曹安《谰言长语》及清代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四《张伯成注杜》等皆有考证……”关于《杜律注》的撰者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周采泉《杜集书录》，是书卷一一著录《杜工部七言律注》二卷，对于虞集注杜律问题所论甚详，有结论云：“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而后，再经余嘉锡、程会昌等之考定，《虞注》之伪昭然若揭矣。”有关《杜律》非虞集所注的问题，《怀麓堂诗话校释》用四五百字的篇幅加以补充注释，简明扼要地参考前人有关成果，考证翔实有序，对于读者助益良多。又如第一三三则：“僧最宜诗，然僧诗故鲜佳句。宋九僧诗，有曰：‘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差强人意。”所谓“县古”二句是否为宋初九僧所作，清《陕西通志》卷九八所引《同官志》语，认为是唐杜甫壁间所题诗句，但传世杜甫集并未见此二句。校释者于“注释”中用三百馀字加以考订，列举文献，有条不紊。最后总结说：“总之，梅尧臣、谢希深、欧阳修、吕陶皆未指明作者，杜诗诸版本亦未收录此二句，其是否出自宋九僧，有待进一步考稽。”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汪少华先生有《“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出处之谜》一文，也并未最终解决其出处问题，文末提出“希望有学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证实或证伪”。[3]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对于目前尚难以考订的问题存疑，显示了两位学者治学极其慎重的态度。

    《怀麓堂诗话校释》纠正《诗话》原有之疏漏或讹误，也功不可没。如第四三则：“李杜诗，唐以来无和者，知其不可和也。”“注释”则云：“‘李杜诗’三句：此言不确。”其后有关和李白诗分别列举宋苏轼五古《和李太白》、宋郭祥正《和李太白诗四十三首》、元王奕一首、元李孝光一首，有关和杜甫诗分别列举宋王彦辅《凤台子和杜诗》三卷、宋邓忠臣、王之道、元王奕、程端礼等人之和杜诗，虽然未必竭泽而渔，穷尽文献，却也蔚为大观。近年来，电脑以及相关逐字检索电子书的应用，的确有助于注释工作中“博览”全书，但若无胸有成竹的路径选择或关键词确定，一切也就无从谈起。又如第七五则：“杨文贞公亦学杜诗。古乐府诸篇，间有得魏、晋遗意者。尤精鉴识，慎许可。其序《唐音》，谓‘可观世变’。序张式之诗，称‘勖哉乎楷’而已。”“注释”云：“‘其序’二句：杨士奇并未序《唐音》。其《东里集》之《续集》卷一九《跋》有《唐音》一篇，谓‘余读《唐音》，间取须溪评王、孟、韦诸家之说，附之此篇，所选可谓精矣……余意苟有志学唐者，能专意于此，足以资益，又何必多也’，对《唐音》评价甚高，但无‘可观世变’字样及类似的说法。元虞集《唐音原序》：‘襄城杨伯谦好唐人诗……以盛唐、中唐、晚唐别之，凡几卷，谓之《唐音》。音也者，声之成文者也，可以观世矣。’（见杨士弘《唐音》）杨士弘《唐音原序》：‘夫诗之为道，非为吟咏情性，流通精神而已。其所以奏之郊庙，歌之燕射，求之音律知其世道，岂偶然哉？’（见《唐音》）盖李东阳误记。”注释纠原《诗话》之讹，详其源流，认真细致，极有学术价值。

    《怀麓堂诗话》中论诗之语，或可参见于作者《全集》中之诗文，或可于《诗话》中寻得旁证，校释者“按语”中多有阐发，益见其钩沉索隐，用力之勤。今仅以第五六则“按语”为例：

    此则针对“今之为诗者，一等俗句、俗字，类有‘燕京琥珀’之味，而不能自脱”而发。联系第二四则“质而不俚，是诗家难事……唐诗，张文昌善用俚语，刘梦得《竹枝》亦入妙”，及《李东阳集》第三卷之《文后稿》卷一一《蒙泉公补传》所谓“其为文高简峻拔，追古作者；诗亦雅健脱俗”等，则知李东阳并不反对俗句、俗字入诗；他只是强调对俗句、俗字要加以改造、点染使之雅健而已。这与严羽《沧浪诗话·诗法》所谓“除五俗”不同。而宋周紫芝《竹坡诗话》：“李端叔尝为余言，东坡云：‘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宋杨万里《诚斋集》卷六六《答卢谊伯书》：“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曾经前辈取熔，乃可因承耳。”宋孙奕《履斋示儿编》卷一〇《诗说·用方言》：“子美善以方言里谚点化入诗句中。”实为李东阳所本。

    这一篇“按语”阐幽发微，左右逢源，校释者于古代文论轻车熟路般的驰骋纵横，是功力深厚的证明。因篇幅关系，上举“按语”属于短小精悍者，其他各则“按语”或有长出此则数倍者，如第一则有关“辩体”的“按语”、第二则辨析古诗与律诗的“按语”、第一一则针对诗歌“以辞达意”的“按语”、第一〇三则考证集句诗源流的“按语”、第一三五则有关杜甫诗“集诗家大成说”的“按语”等等，纵横观照，上联下挂，皆属有的放矢之论。特别是第一二则辨析诗与画异同的“按语”，长达两千馀字，古今中外，引证丰富，洋洋洒洒，已形同一篇小论文。此外第三五则有关“唐以诗取士”的“按语”、第七九则有关韩愈、苏轼等人诗风异同的“按语”、第一一〇则关于李白、杜甫诗歌成就之比较的“按语”等，无论考订辨析、生发议论，都能要言不烦，探骊得珠。至于一些较为短小的“按语”，虽用语无多，却也往往颊上三毫，神采备见。

    纵观《怀麓堂诗话校释》，“注释”以外，显然“按语”是最能体现本书学术价值的熠熠闪光之处。校释者在“后记”中有言：“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近六十种《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沾溉学林，影响巨大……每念及已推出的专著，多为前辈名家校点、注释，我则惴惴不安，唯恐佛头著粪、狗尾续貂，败坏其声誉。”这当然是校释者谦逊之言，实则是书之学术水平并不在“近六十种”之下，可为今后治古代文论以及明代诗学研究者备于座右，以供取资。

    三

    在拜阅全书的过程中，笔者也发现一些尚可商榷或可略加补充之处，谨此提出以商诸李庆立先生。或许因为篇幅所限，是书对于《诗话》中所涉及的前人诗句，注释多不引原诗，尝鼎一脔，难解全味，极易造成对李东阳品诗用心的理解障碍。

    如第一三则：“‘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人但知其能道羁愁野况于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闲字，止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而音韵铿锵，意象具足，始为难得。若强排硬叠，不论其字面之清浊，音韵之谐舛，而云我能写景用事，岂可哉？”“注释”云：“‘鸡声’二句：见温庭筠五言律诗《商山早行》。”“鸡声”二句为古今传诵之名联，但读者一般对全诗并不熟悉，如能将《商山早行》全诗注出：“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4]则不但此联所处颔联位置不言而喻，于李东阳措语用意之理解也不无助益。

    另如第一五则：“‘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开口便自粘带，已落第二义矣。所谓‘烧却活和尚’，正不须如此说。”“注释”仅云：“‘写留’二句：见唐贾岛《哭柏岩和尚》（又作《哭柏岩禅师》）。”由于注释未引原诗，管中窥豹，总令读者有些莫名其妙，按原诗：“苔覆石床新，师曾占几春。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塔院关松雪，经房锁隙尘。自嫌双泪下，不是解空人。”[5]可知所引二句在原诗颔联位置，与颈联皆工稳可诵，联系全诗意象，所谓“烧却活和尚”之论，当属略带调侃性的“酷评”；李东阳所谓“粘带”、“第二义”之论亦可商榷。

    陈田《明诗纪事》被校释者列为“主要参考书目”之一，第一八则“注释”二所注潘祯，即引《明诗纪事》丙签卷五有关资料。第九〇则“注释”一：“彭民望：湖南人。布衣。曾客游京师，与李东阳多有唱酬。馀未详。李东阳有《赠彭民望三首》、《再赠三首用前韵》、《寄彭民望》等诗和《祭彭民望文》一篇。”有关彭民望的传记资料甚为难觅，唯见《明诗纪事》乙签卷一九选彭泽诗七首，小传略云：“泽字民望，攸（今属湖南株洲市）人。景泰丙子（1456）举人，除应天通判。有《老葵集》。”陈田另引《沅湘耆旧集》云：“民望诗宗法甚正，涯翁称其清而腴，简而有馀，见之而可亲，追之而不能及其所之。其倾倒如此。”又有按语云：“老葵风调遒上，七律尤推擅场，正统、景泰间不多见也。”[6]校释者若能引用《明诗纪事》有关彭泽的上述材料，当有益于读者研治。

    是书第一三八则：“元诗：‘山中乌喙方尝胆，台上蛾眉正捧心。’”“注释”云：“‘山中’二句：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一二《才情雅致》谓明瞿佑有七言律诗《题伍胥庙》，其颔联为‘江边敌国方尝胆，台上佳人正捧心’。瞿佑，由元入明之人。”如此注释写过传奇小说集《剪灯新话》的瞿佑，似太简单，与全书体例亦不相合。按瞿佑（1347—1433，旧有1341—1427另一说），字宗吉，号存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洪武中以荐授仁和、临安、宜阳训导，永乐间任周王府右长史，永乐十三年（1415）以作诗得祸，谪戍保安（今陕西志丹）十年，后赦还。一生博览群书，著述宏富，诗文集有《存斋遗稿》。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瞿长史佑”云：“宗吉风情丽逸，著《剪灯新话》及乐府歌词，多偎红倚翠之语，为时传诵。”[7]陈田《明诗纪事》乙签卷一三选瞿佑诗十三首，有按语云：“宗吉才华烂漫，咏古之作最为警策。若徒赏其《安荣美人行》、《美人画眉歌》及《漫兴》、《书生叹》诸篇，鲜不为才人之累矣。”又选其《伍胥庙》诗云：“一过丛祠泪满襟，英雄自古少知音。江边敌国方尝胆，台上佳人正捧心。入郢共知仇已雪，沼吴谁识恨尤深。素车白马终何益，不及陶朱像铸金。”[8]可见风调。

    是书第一二九则：“曩时诸翰林斋居，闭户作诗。有僮仆窥之，见面目皆作青色。彭敷五以‘青’字韵嘲之，几致反目。予为解之，有曰：‘拟向麻池争白战，瘦来鸡肋岂胜拳。’闻者皆笑。”“拟向”二句用典，若不注出，读者实难以理解“闻者皆笑”的缘由。第一句典出《晋书》卷一〇五《石勒下》载记：“初，勒与李阳邻居，岁常争麻池，迭相殴击。至是，谓父老曰：‘李阳，壮士也，何以不来？沤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宁雠匹夫乎！’乃使召阳。既至，勒与酣谑，引阳臂笑曰：‘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因赐甲第一区，拜参军都尉。”[9]白战，即指互相搏斗；又指作“禁体诗”（即一种遵守特定禁例写作的诗）时禁用某些较常用的字。宋欧阳修为颍州太守，曾与客会饮，作咏雪诗，禁用玉、月、梨、梅、絮、鹤、鹅、银、舞、白诸字。这里即有双关搏斗与作限韵诗之义，自然浑成，所以可笑。第二句典出《晋书》卷四九《刘伶传》：“（刘伶）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奋拳而往。伶徐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10]有此句相衬，就更令人忍俊不禁了。

    是书第五三则：“《红梅》诗押‘牛’字韵，有曰：‘错认桃林欲放牛。’《蛱蝶》诗押‘船’字韵，有曰：‘跟个卖花人上船。’皆前辈所传，不知为何名氏也。”“注释”一云：

    《红梅》诗：清《御选明诗》卷一一六《七言绝句》：“嘉兴乩仙《红梅》：‘玉骨冰肌孰与俦，点些颜色在枝头。牧童睡起朦胧眼，错认桃林误放牛。’”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一《二酉缀遗下》：“《七修类稿》……又曰：一人招（箕）仙请作梅花诗，箕遂书‘玉质亭亭轻且幽’一句，其人云欲题红者，即续曰：‘著些颜色点枝头。牧童睡起朦胧眼，错认桃林去放牛。’”按：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四：“然学诗之失，戒廓则每入于纤，纤亦不可不防也。如《红梅》诗云：‘错认桃林欲放牛’，纤极矣！西涯又赏之。且桃林，地名，非桃花林也。桃林之放牛，乃周王武功告成时事，与牧人何干？由纤得误，直不堪一笑者，而犹以为名句耶？”其或未见全诗，或强作解事。因为从全诗看，“桃林”根本与“周王武功告成时事”无关，“直不堪一笑者”，应为潘德舆。

    今人编《全宋诗》载录吕徽之《红梅》诗：“疏影离奇色更柔，谁将红粉点枝头。牧童睡起朦胧眼，错认桃林欲放牛。”小传云：“吕徽之，字起猷，号六松，仙居（今属浙江）人。宋亡，以耕渔自给，与同里翁森有交。事见《辍耕录》卷八。今录诗十二首。”[11]明人扶箕（乩），即将南宋吕徽之《红梅》诗改易首二句，变换为从咏白梅到咏红梅的转折递进，虽见巧思，究非原创，这里仍以注出原作者为宜。

    第五三则“注释”二云：“《蛱蝶》诗：出处未详。”按：明唐寅《六如居士全集》卷三有《咏蛱蝶》七绝一首：“嫩绿深红色自鲜，飞来飞去趁风前。有时飞向渡头过，随向卖花人上船。”[12]唐寅（1470—1522），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又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弘治十一年（1498）举乡试第一，翌年入京会试，受科场案牵连，谪为吏，耻不就，放浪诗酒。善书工画，著有《六如居士全集》六卷。《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有传，内云：“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13]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有云：“伯虎诗少喜秾丽，学初唐，长好刘、白，多凄怨之词，晚益自放，不计工拙，兴寄烂漫，时复斐然。”[14]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九“唐寅”谓其：“于画颇自矜贵，不苟作，而诗则纵笔疾书，都不经意，以此任达，几于游戏。此袁永之辑其集，仅存少年之作，实未足以尽其长。”[15]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一一上选唐寅诗九首，有按语云：“子畏诗才烂熳，好为俚句。选家淘汰太过，并其有才情者不录，此君真面不见。”[16]李东阳（1447—1516）长于唐寅二十三岁，当属其父执一辈，《诗话》录其诗以“皆前辈所传，不知为何名氏也”为记，是一件趣事。唐寅在当时诗坛徒有才情而名位不彰，其《咏蛱蝶》一诗末句以巧思赢得士大夫青睐可以想见，但流播众口渐湮没原创者之名，致令李东阳误以为“前辈”云云，亦可见明代官本位社会下之人情世态。

    以上所述可商榷之处，质诸庆立先生，若果属实，亦不过白璧微瑕。就全书而言，《怀麓堂诗话校释》的确属于当今古籍整理不可多得的优秀成果。

    （原载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0年第6期，收入《凌云健笔话书情：人民文学出版社图书评论集：2000—2014》，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注释：

    [1]（明）李东阳：《倪文僖公集序》，《李东阳集》第2册，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28页。

    [2]司马周：《20世纪茶陵派研究回顾》，《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卷第1期。

    [3]汪少华：《“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出处之谜》，《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6期。

    [4]（唐）温庭筠：《商山早行》，《全唐诗》卷五八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741页。

    [5]（唐）贾岛：《哭柏岩和尚》，《全唐诗》卷五七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630页。

    [6]陈田：《明诗纪事》乙签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90－891页。

    [7]（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189页。

    [8]陈田：《明诗纪事》乙签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85页、787页。

    [9]（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〇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39页。

    [10]（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四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76页。

    [11]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册，第42931页。

    [12]陈书良编：《唐伯虎诗文全集》，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13]（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53页。

    [14]（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297－298页。

    [15]（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7－248页。

    [16]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一一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6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