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古人作品，真正“读懂”而非郢书燕说，绝非易事！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撰写，文辞典雅，多用典故。清人于“四书”典耳熟能详，相关注释故缺席；“四书”典外，今人之全注本或选注本于有关词语诠释亦有疏失，这对于理解小说真义，或有偏差。本文列举《聊斋志异》注释问题数端，以就正于方家。
一 从《聊斋志异》词语、地名与人名的诠释谈起
《聊斋志异》遣词用句极其讲究，同是一词，运用场合或情境有异，释义亦当有别，方能准确理解之。如“邂逅”一词，《聊斋》中屡用之，其释义或不同。卷三《青梅》中用之，谓不期而遇，语本《诗·郑风·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1]卷三《公孙九娘》中用之，谓欢悦貌，语本《诗·唐风·绸缪》：“今夕何夕，见此邂逅。”[2]卷四《花姑子》中用之，谓事出于意料之外，语本《后汉书》卷五七《杜根传》：“周旋民间，非绝迹之处，邂逅发露，祸及知亲，故不为也。”[3]如此一词多义现象，阅读中不辨则罔。
有一些词语，如卷三《促织》中“成氏子以蠹贫”[4]一句，“蠹”者何指？以笔者所见，从清何垠注到今天的全注本、选注本乃至高中语文课本，皆谓“蠹”乃以蛀虫代指里胥；或翻译为“因为读书受贫”。其实皆有误，不准确外，也减弱了《促织》的批判锋芒。“蠹”，这里当谓祸国害民的人或事，语本《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国之蠹也。”[5]值得一提的是，蒲松龄这里故意将“使人”之原义“使者”误解为“差遣、使唤”义，飞白一笔，巧妙地讽刺了明代皇宫“岁征”蟋蟀的弊政。
又如卷七《长亭》中女主人公之狐母有“我非闲人，不能坐享甘旨”二句（第1943页），“闲人”何谓，诸注本皆不注，而仅注“甘旨”为“美味佳肴”；以笔者所见各种白话译本，也多将此二句译为：“我不是清闲的人，不能坐享美味。”一位狐媪，有何忙事，连吃一顿饭以庆贺女儿终身大事的工夫皆无？其实所谓“闲人”，这里乃谓“不相干的人”，含蓄道出狐媪对于其狐夫萌生杀准女婿之心而自己也难脱干系的愧疚心理。《水浒传》第三十八回：“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6]至于“甘旨”，则意为“养亲的食物”，语本唐白居易《奏陈情状》：“臣母多病，臣家素贫；甘旨或亏，无以为养；药饵或阙，空致其忧。”[7]将二句译成白话：“我非与行凶恶事不相干的人，自难享受女儿、女婿的奉养。”如此才见狐媪对于女婿的愧恧之心，这也正是蒲松龄构思匠心独运的巧妙之处。
卷六《司文郎》以“白服裙帽，望之傀然”（第1619页）形容已然化为异类的宋生，“白服裙帽”，诸多注本不注，“傀然”，清何垠注“大貌”；《聊斋》现代全注本或选注本多注释“傀然”为“高大”或“伟大”貌；有注家或以为不妥，则据他本改字为训，校改“傀然”为“傫然”，以“颓丧貌”为释；有注者又另以“超群独立的样子”勉强为解。“傀然”，《汉语大词典》谓“魁梧貌”；《汉语大字典》谓“魁伟；高大”。且这两部权威工具书皆以《司文郎》为“傀然”之书证，如此为解似已成定案。上述所举各例之所以致误，在于皆不明“白服裙帽”之出处。此四字语本《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传》：“宋元嘉世，诸王入斋阁，得白服裙帽见人主，唯出太极四厢，乃备朝服。”[8]裙帽本为流行于六朝的一种头饰，因帽缘周围有下垂的薄纱细网，故名。显然，“白服裙帽”原意为穿着随便，乃谓非正式朝服之装束，类似便服，隋唐以后已不流行。蒲松龄以之描写宋生穿戴，即形容其穿着不合时宜且奇特怪异。《周礼·春官·大司乐》：“凡日月食，四镇五岳崩，大傀异灾、诸侯薨，令去乐。”汉郑玄注：“傀，犹怪也。”[9]《司文郎》以“傀（ɡuī规）然”形容宋生，即奇异貌。宋生乃鬼魂，何必“高大”？状以“奇异貌”，则名至实归！
卷四《马介甫》“异史氏曰”：“设为汾阳之婿，立致尊荣，媚卿卿良有故。”（第1090页）从清代何垠至笔者所见现代诸多注本，皆以“汾阳之婿”释为唐代名臣郭子仪之婿，不确。据《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于郭子仪的确有“八子七婿”之记述。封建时代能作高官显宦家的女婿，固然荣耀，若言“立致尊荣”，则恐未必。所谓“汾阳之婿”乃谓郭子仪之子郭暧为唐代宗长女升平公主驸马一事，三句意谓：如果像唐代郭子仪的子孙多为帝王之女婿可尊荣立至，即使低声下气逢迎妻子也不为过。据《新唐书》，郭子仪第六子郭暧“以太常主簿尚升平公主……拜驸马都尉，试殿中监，封清源县侯，宠冠戚里”。郭暧四子，其中郭鏦尚德阳郡主，“顺宗立，主进封汉阳公主，擢鏦检校国子祭酒、驸马都尉”。又一子郭銛“累为殿中监，尚西河公主”。[10]郭氏一家子弟的确有为天子女婿的传统。另据唐赵璘《因话录》卷一，郭暧尝因升平公主不尊其父，致琴瑟不调，事情闹到唐代宗那里，代宗以俗谚“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为劝化解了这场婚姻危机。[1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亦记述此事，可见非同小可。正因郭暧夫妇有如此一段纠纷，方可坐实“媚卿卿”三字！
真正读懂《聊斋》中的一些典故并非易事，有关地名、人名的注释也须仔细考证。蒲松龄下笔审慎，小说中所涉及地名、人名多非臆造。如卷一《海公子》中“古迹岛”，即处于今黄海中的长门岩，今属山东省即墨市鳌山卫镇，笔者所见诸注本皆未注出。卷五《八大王》中所言“恒河”，即“恒水”，原为洮河支流，有宣统元年（1909）《狄道州志》为证，唯今已湮灭。或注恒河“即今河北曲阳县北横河”，则与故事发生地“临洮”一带相距甚远，难以为解。卷五《金姑夫》中“东莞”，属于浙江会稽一带地名，当系“东关”之讹。“东关驿”恰在明清上虞县与会稽县之间，与小说情节设计完全相符；或注“东莞”在山东沂水县，则风马牛不相及了。卷三《夜叉国》中之“交州”，唯二十四卷抄本作“胶州”，属山东，其方位符合小说中“南旋”返乡的逻辑，也符合《通典》及《文献通考》记述“夜叉国”在中国以北的地理位置。当据以校改。卷六《沅俗》所言“沅江”当系“元江”之讹，似属蒲松龄之笔误，因小说主人公李季霖即李鸿霔，曾官云南元江知府，有民国二十二年（1933）《重修新城县志》为证。上述诸例，拙作《〈聊斋志异〉注释中的地名辨析》[12]已详论之，此处恕不赘言。
卷八《李象先》，小说主人公即李焕章（1614—1692？），字象先，号织斋，乐安（今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人，小说谓其为“寿光之闻人”，盖乐安与寿光接壤，在其西北，明清同属青州府。李焕章是明代生员，入清时不过三十岁，即主动放弃举业，堪称是一位有遗民心态的读书人。《李象先》谓其因“福业未修”而致功名坎坷，似非事实。笔者所见两种《聊斋》全注本皆未注出李象先的身份，对于小说所涉及的其子、其弟的相关内容就更付阙如了。若不注明李象先其人、其弟、其子，对于正确理解这篇小说的内容终隔一层。
二 注家望文生义与作者百密一疏
对《聊斋》中有关名物的注释皆不可掉以轻心，否则误导读者，不如不注。卷一《尸变》中之“搭帐衣”，乃吊丧者送给死者的衣衾等，为古代向死者赠送衣衾的吊丧之礼“襚”的遗存，停柩前吊丧者为死者穿衣，或停柩后将送死者之衣置于柩东，皆谓之“襚”。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含襚》言之甚详。或注“搭帐衣”为“灵堂中障隔灵床的帷幛”，则下文之“急开目，则灵前灯火，照视甚了，女尸已揭衾起”（第9页）数语凭空无据，既有帷幛为“障隔”，住店之客何以见之？
卷一《妖术》中之“高壶”，或注为“酒壶”，或注为“圆口方腹”之水壶，或译为“沉重的漏壶”，或谓“原文疑有误”。其实“高壶”就是古代投掷游戏中所用圆腹筒状的“投壶”，西周晚期已滥觞，多为铜制，有两小耳，形状对称，且有一定分量，抱之作旋风舞，自能眩人眼目。明代小说《金瓶梅》第七十二回：“抬过高壶来，又投壶饮酒，四个小优儿在旁弹唱。”[13]恰可以为书证。
卷四《狼三则》有所谓“吹豕之法”，注家多不加诠释。此乃“梃猪”之谓，即农家杀猪后，在猪的腿上割一个口子，用铁棍贴着腿皮往里捅。梃成沟以后，往里吹气，使猪皮绷紧，以便去毛除垢。以吹豕之法施之于狼，机智中不乏人生幽默感，失注，则可能令今天的读者莫名其妙。
卷五《鬼津》中之“参芦”，注家常望文生义，以为乃人参与芦根两味中药，大误。所谓“参芦”，又称“人参芦头”，为人参根部顶端的根茎部分，性味苦微温，功能涌吐、升提，仅仅是一味药，过去中医主要用于体虚的痰饮病症。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言其功效甚详，此不赘。
卷六《查牙山洞》是蒲松龄对山东章丘长白山南麓的一座古溶洞的记述，小说中有如下刻画：“两壁嶙嶙峋峋然，类寺庙山塑，都成鸟兽人鬼形：鸟若飞，兽若走，人若坐若立，鬼罔两示现忿怒。奇奇怪怪，类多丑少妍。”（第1837页）“山塑”是什么？注家或谓“指山墙下的塑像”，望文生义，实不得要领。所谓“山塑”，当谓寺庙中带有一定故事性的人物、神鬼、动物等的系列群雕塑像。王学坚先生《潍县的寺庙文化》：“潍县东关鱼店街绿瓦阁的庙会，别具一格，值得一提。绿瓦阁供奉的是关老爷等神圣。阁里面不仅有关老爷的漂亮塑像，还有他一生中过五关斩六将等故事的系列群雕塑像。这些群雕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当时人们称其为‘山塑’……‘正月十五看山塑’成为潍县百姓的一大美谈。”[14]“山塑”一词，在诸多工具书中皆难以检索到，现代互联网的畅通为我们提供了准确诠释这一词语的便利。
卷七《湘裙》：“湘裙无所出。一日，谓仲曰：‘我先驱狐狸于地下可乎？’盛妆上床而殁。仲亦不哀，半年亦殁。”（第1931页）所谓“先驱狐狸于地下”，语本旧题汉刘向《列女传》卷五《楚昭越姬》：“国人皆将为君王死，而况于妾乎！请愿先驱狐狸于地下。”[15]意谓先进入坟墓，即先死的婉转说法。狐狸钻地为巢穴，故建坟必先驱赶狐狸。有关注本或不注，自令读者一头雾水；或引《左传·襄公十四年》有关“狐狸豺狼”之语为书证，其前之诠释或不谬，所举书证则未是，并非“先驱狐狸于地下”一语之所本。
《聊斋》中一些短篇并非纯粹志怪之作，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真实记录了某种临床病患，注家若能注出，自有锦上添花之妙。如卷三《产龙》，所述李氏“继下一女，肉莹澈如晶，脏腑可数”（第704页），就属于“巨型脐膨出”患儿，或为基因变异所致。这在现代，治疗也有一定难度；更何况古代的医疗条件简陋，肯定造成患儿腹腔感染，随之内脏脱出，最终死亡。文中所谓“大如琖”的龙鳞，可能是血块或胎衣部分脱落的迹象。又如卷四《阎王》中所谓“盘肠而产”，即妇女产后“子宫脱垂”症，中医称阴挺、阴菌或产肠不收，此病的最早记载见于隋代《诸病源候论》，为“阴挺出下脱候”之症。发生在妇女产后者，多因难产、产程过长、临产时用力太过或产时处理不当等所致。有注本注释为“一部分肠子从产道流出”，匪夷所思；有全译本译为“子宫下坠”，正确。
不可否认的是，在《聊斋志异》中作者蒲松龄写作也有疏漏之处，在注释中亦当予以指出，这对于深层次阅读者当有所启发。如卷五《青娥》，为推动故事情节的进展，作者特意设计霍孟仙与霍仲仙兄弟二人在顺天府乡试同号舍巧遇相认一节，这就有违清初顺天贡院的考场规则，属于作者下笔偶疏之处。小说中有“以拔贡入北闱”语（第1390页），明代科举无“拔贡”之名目，则故事时代背景显然为清初无疑。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二章《举人及关于举人系内之各种考试》第一节《乡试之定制》：“顺天乡试普通称曰北闱。闱中分编字号以辨省分，属于生员者，直隶编贝字号（贡监编北贝归北皿），奉天编夹字号……此外贡监编为皿字号，顺治十四年分为北、南皿，以直隶八府、保安二州、辽东、宣府、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西之贡监为北皿，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之贡监为南皿。”[16]据此，霍孟仙以山西贡监资格应试顺天府，当入北皿字号舍，霍仲仙以直隶顺天府生员资格应试，当入贝字号舍，两人科举出身不同，不可能为同一号舍的考生。蒲松龄终生没去过京师顺天贡院应试，或以山东乡试济南府贡院之号舍想象顺天北闱号舍，故有智者千虑之一失，实无足怪。
卷五《鸽异》，蒲松龄着意参考了张万钟《鸽经》[17]的相关内容，张万钟为清初著名诗坛领袖王士禛的岳父。小说主人公张幼量即张万斛，为张万钟之弟。蒲松龄这篇《鸽异》是以真人为原型撰写的，尽管其中“白衣少年”纯属虚构，并非实事，但揆情察理，馈赠贵官名鸽靼鞑而致令双禽惨遭不测，亦非作者天马行空般的随意编造。《聊斋志异》近现代的校点整理者由于无暇参阅《鸽经》，致使在标点“又有靴头、点子、大白、黑石夫妇、雀花、狗眼之类”一句时，错标为“又有靴头、点子、大白、黑石、夫妇雀、花狗眼之类”（第1257页），几十年来递相沿袭，未予改正。标点有误，正确的注释也就无从谈起了。所谓“黑石夫妇”，《鸽经》原文作“石夫石妇”，羽色系因雌雄而不同，雄者“黑花白地”，雌者“纯白”，蒲松龄一时疏忽，仅将“黑”置于“石夫妇”之前，竟生歧义，这就难怪此处断句不易了。
为《聊斋志异》标点断句正确与否，即使不出注语，也涉及对原文的正确解读问题，不可忽视。即如卷一《娇娜》为《聊斋》中的名篇，有关选注本皆无一例外入选。其中有“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句（第86页），“几榻裙衣”四字如何点断？以笔者目前所见各注本皆点作“几、榻、裙、衣”，四物成并列关系；唯本文所据底本点作“几榻、裙衣”。然而两种断句却皆有误。何谓“裙衣”？即围在靠几与卧榻等器具下边，像裙子一样的绣幕，此正与小说上文“处处悉悬锦幕”的描写照应。“裙衣”与几、榻为隶属或修饰关系，绝非并列关系，自当以“几、榻裙衣”这般断句为宜，否则“光彩射目”四字何以能形容几、榻？准确的注释只有在准确的标点断句基础上方能实现！
三 解析词语出典到深度诠释
《聊斋志异》的写作转益多师，语词、景物乃至习俗或直接取用于典籍、笔记。如卷三《公孙九娘》、《促织》，卷四《云翠仙》，卷五《八大王》，卷六《褚生》等，就与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有关联。《促织》有关蟋蟀名目、捕捉、养育等知识，皆取材于《帝京景物略》卷三《胡家村》；其中有“坟兆万接”[18]一词，蒲松龄以为言简意赅，就直接将四字嫁接移用于《促织》的前一篇《公孙九娘》中，从中可以推想作者的创作构思过程，不无趣味。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录清沈烺题词：“蒲君淄川一诸生，郡邑志乘传其名。假非诵读破万卷，安有述作千人惊。”（第2496页）《聊斋》语词、典故或直接取用于正史，特别是《左传》、《战国策》以及“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尤受作者青睐；至于《太平广记》等类书，更是其取资的宝山。
卷五《江城》“狱吏之尊”（第1282页），卷七《席方平》“狱吏为尊”（第1956页），皆用以形容狱吏对于犯人居高临下的威焰。语本《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吏之贵乎！”[19]又南朝梁任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赭衣为虏，见狱吏之尊。”[20]注明四字之出处，对于体味蒲松龄用心之深沉大有裨益。
卷五《罗祖》“绝匿名迹”（第1349页），谓踪影全无，语本《后汉书》卷八一《李业传》：“隐藏山谷，绝匿名迹，终莽之世。”[21]卷五《仙人岛》“世上岂有仙人”（第1405页），意谓尘世间并无仙人，语本《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邪！”[22]清吕湛恩已注出，现代诸多注本反而失注。卷六《张鸿渐》“千里一息”（第1799页），意谓千里之遥，在一呼一吸的极短时间即可到达，语本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追奔电，逐遗风，周流八极，万里一息。”[23]以上各例，若不注出其出处，读者也能读懂；但明其出处后，则读来别有韵味，也可循知作者的构思过程。这一点很像王士禛对于诗歌神韵的追求，化用前人成句为己用，且踏雪无痕，唯通晓者能得其典雅之趣。
卷六《采薇翁》“浮云白雀之徒”（第1654页），即以东汉末形形色色各具奇特名号的农民军比喻毫不知晓军事策略的乌合之众。语本《后汉书》卷七一《朱儁传》：“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唒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24]清何垠注“浮云白雀之徒”引《剑侠传》、《酉阳杂俎》，谓妙手空空儿能隐身浮云，浑然无迹；渔阳人张坚曾罗得一白雀，后借其力而登天。以今所见两种《聊斋》全注本亦皆因袭何注。大误。类似张冠李戴的注释，今人作注自应极力避免。
清代文人自幼从事八股举业，于“四书”、“五经”早已烂熟于心，所以吕湛恩、何垠注释《聊斋》，遇有经书语，以为尽人皆知，多不加注，若注出反成蛇足。然而经书典对于今天的读者则相当陌生，必须出注方妥，否则就会莫名其妙。如卷六《于去恶》“夫人而能之”（第1712页），意谓很多人都可以做出来，不足为奇。此一语语本《周礼·冬官·考工记》：“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25]又如卷五《江城》“是诚何心”（第1286页），意谓这个连我自己也不懂是什么心理。语本《孟子·梁惠王上》：“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26]上述二例，不注明出处，也能读懂；但一经注出，对于深层次的阅读者就别有会心了。卷六《司文郎》“其为人也小有才”（第1620页），为馀杭生暗讽宋生之语，语本《孟子·尽心下》：“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27]不明出处，就根本体会不到作者暗示宋生为游魂野鬼之深刻用心。至于宋生巧用《孟子·告子下》中“三子”（伯夷、伊尹、柳下惠）来“破”出自《论语·微子》“殷有三仁焉”（微子、箕子、比干）[28]的八股文题，巧换“三仁”概念，若不注出前者之原文：“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29]则宋生口诵“破题”之机智变通的雅趣全部丧失，读之味同嚼蜡了。
卷三《罗刹海市》“引领成劳”（第680页），“引领”，即伸颈远望，形容殷切期望，语本《左传·成公十三年》：“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30]至于“成劳”，诸注本多不注，以笔者所见三种全译本来看，皆有望文生义之嫌。三者分别译“引领成劳”作“抬头盼望，颈项酸劳”[31]；“时时引领远望，徒然只增劳顿”；[32]“翘首遥望致劳”。[33]译文皆未准确理解“劳”为何义。有选注本于此篇注“劳”为“忧伤”，[34]是为得之，惜又未明出处。按：“劳”，语本《诗·邶风·燕燕》：“瞻望弗及，实劳我心。”高亨注：“劳，愁苦。”[35]显然，若明其出典，则“引领成劳”四字意境全出，蒲翁遣词之苦心孤诣可见一斑。
有关《聊斋志异》的注释问题还有不少，以上仅举其荦荦大者数端。一般读者对于《聊斋志异》中所用语词、典故等都需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方能从中体味到作者的真实用意；而对深层次阅读者而言，绝难就此止步，他们不仅需要明晰其中词语、典故的确切涵义，对于其出处或相关书证也要问个究竟，以期进一步体味或重温作者创作中的甘苦，从而达到深层次的审美愉悦。《聊斋》注释作为联系作者与读者的津梁，不可或缺。为避免以讹传讹、误导读者，今人诠释《聊斋》词语应当力求正确。
（原载《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注释：
[1]高亨：《诗经今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页。
[2]同上，第155页。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五七，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40页。
[4]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724页。本文以下引用《聊斋志异》原文皆用此本，仅于引文后括注页码，不再一一出注。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65页。
[6]（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06页。
[7]（唐）白居易：《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57页。
[8]（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二，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16页。
[9]（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91页。
[1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三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11—4613页。
[11]（唐）赵璘：《因话录》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70页。
[12]赵伯陶：《〈聊斋志异〉注释中的地名辨析》，《长江学术》2014年第1期。
[13]（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000页。
[14]王学坚：《潍县的寺庙文化》，《潍坊学院校报》电子版2011年4月22日第19期。
[15]（汉）刘向：《列女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16]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0页。
[17]（清）张万钟：《鸽经》，《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9册。
[18]（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页。
[19]（汉）司马迁：《史记》卷五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73页。
[20]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194页。
[2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69页。
[22]（晋）陈寿：《三国志》卷五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21页。
[23]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58页。
[2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10页。
[25]（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05页。
[26]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页。
[27]同上，第336页。
[28]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2页。
[29]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84页。
[3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3页。
[31]马振方：《聊斋志异评赏大成》，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719页。
[32]孙通海等：《文白对照聊斋志异》，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89页。
[33]丁如明等：《聊斋志异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03页。
[34]李伯齐、徐文军：《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35]高亨：《诗经今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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