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诗争似诗寻我，伫兴追逋事不同。巫峡猿声山吐月，灞桥驴背雪因风。药通得处宜三上，酒熟钩来复一中。五合可参虔礼谱，偶然欲作最能工。
这是一首专谈诗歌创作灵感问题的论诗诗，1990年11月22日《文汇报》第三版曾刊登钱钟书“论诗七律三章”，后有王辛笛先生和诗三首。钱诗前两首为《说诗》，后一首即为《寻诗》，与前引字句小有出入：颈联“药通”，后者作“兰通”；尾联“可参”，后者作“好参”。
这首七律字句典雅，富有理趣，很值得钱学研究者瞩目。但若不明诗句使事用典之处，极易引来误解。虽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1]但断章取义，穿凿附会，毕竟未得全豹；离题万里，郢书燕说，也易节外生枝，有伤大雅。笔者不揣冒昧，愿就此诗写下若干体会，以就正于方家学者。
一
“灵感”是什么？从来是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中一个难以一言蔽之的问题。它与作者的日常积累以及学识修养等后天努力有关，既是才力的见证，又是机缘的宠儿。它因某种难以喻解的触媒引发，不期然而至，致令其人情思泉涌、意象纷呈，却又兔起鹘落、稍纵即逝，难以人为控制。钱钟书《谈艺录》有云：“尼采自道其‘烟士披里纯’之体验云：‘心所思索，忽如电光霍闪，登时照彻，无复遁形，不可游移。’”[2]★按“烟士披里纯”是英语“inspireation”的音译，即灵感。《谈艺录》又引席勒与友人书云：“作诗灵感，每非由于已得题材，新意勃生；乃是情怀怦然有动，无端莫状，而郁怒喷勃，遂觅取题材，以资陶写。”[3]宋苏轼《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其三云：“名章俊语纷交衡，无人巧会当时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4]宋陆游《文章》诗：“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5]上引诸说，或体验，或论说，中外一理，都讲的是创作灵感问题。灵感并非只惠顾天才人物，搞过创作的人似乎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就此而论，灵感的获得似乎又是诗歌创作中一个较有普遍性的问题，只是可遇而不可求而已。
《寻诗》首联出句所谓“诗寻我”三字即有灵感袭来之意。晋陆机《文赋》有云：“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6]所谓“应感”，所谓“通塞”，皆可以释为灵感袭来之状况，它是能否顺利进行创作的前提。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7]又《养气》云：“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8]以上所列举的论说实则都涉及了创作的关键问题——灵感。灵感是一种兴到神来、忽有所悟的境界，皎然《诗式·取境》有云：“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9]这无疑就是对灵感顿生时的准确描摹。宋人严羽论诗讲求“妙悟”，也自有其重视灵感的内涵。明人谢榛《诗家直说》（即《四溟诗话》）卷三：“凡作文，静室隐几，冥搜邈然，不期诗思遽生，妙句萌心，且含毫咀味，两事兼举，以就兴之缓急也。”[10]这已然是于“我寻诗”中突遇“诗寻我”的感觉了。清人张实居对于灵感的突发性更有独到的认识：“古之名篇，如出水芙蓉，天然艳丽，不假雕饰，皆偶然得之，犹书家所谓偶然欲书者也。当其触物兴怀，情来神会，机括跃如，如兔起鹘落，稍纵则逝矣。有先一刻后一刻不能之妙。”[11]古人对于灵感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诗歌创作中，灵感之有无就是“我寻诗”与“诗寻我”两者不同状态的反应。
灵感之来既然来去无踪，难以人为加以控制，诗歌创作与其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不如屏虑静心，以待“神与物游”的契机。“寻诗争似诗寻我”一句，正以浅易之言道出灵感于创作之重要性。宋杨万里《船过灵洲》诗云：“江山惨淡真如画，烟雨空濛自一奇。病酒春眠不知晓，开门拾得一篇诗。”[12]又《晓行东园》诗云：“老眼读书长作睡，病身得酒忽全苏。好诗排闼来寻我，一字何曾捻白须。”[13]杨万里的两首诗堪称是“诗寻我”的最佳诠释。钱钟书《谈艺录》有云：
诗人觅句，如释子参禅；及其有时自来，遂快而忘尽日不得之苦，知其至之忽，而不知其来之渐……若夫俯拾即是之妙悟，如《梁书·萧子显传》载《自序》所谓“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李文饶外集《文章论》附《箴》所谓“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惝怳而来，不思而至”。[14]
若能如此吟诗，如此行文，自然飘逸潇洒至极。然而清人袁枚对于灵感之获得似乎有了可以召之即来的把握，其《遣兴》诗其七云：“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长物，解用都为绝妙词。”[15]袁枚论诗崇尚性灵，此诗亦不啻性灵说之宣言。性灵说并不排斥学识，袁枚就说过：“诗境最宽，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穷老尽气，而不能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此诗之所以为大也。作诗者必知此二义，而后能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16]《谈艺录》也如此评说袁枚的诗论：
初学读《随园诗话》者，莫不以为任心可扬，探喉而满，将作诗看成方便事，只知随园所谓“天机凑合”，忘却随园所谓“学力成熟”；粗浮浅率，自信能诗。[17]
可知“诗寻我”绝非是天上掉下馅饼的美事，亦非守株待兔者所能巧逢，唐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之吟，庶几得之。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有云：“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18]这已辩证地将诗歌创作与学识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出来。清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三有云：“钱圆沙先生云：‘凡古人诗文之作，未有不以学始之，以悟终之者，而于诗尤验。’此论虽本沧浪，而‘以学始之’一语，实可圆‘非关书也’之说，尤足为后学指南耳。”[19]学识在触发灵感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在某种意义上说，它还可能是灵感产生的基础。
清赵翼《闲居无事取子才心馀述庵晴沙白华玉函璞函诸君诗手自评阅辄成八首》其三有云：“少时学语苦难圆，只道功夫半未全。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20]可见学识积累固然重要，但若无心领神会，也是枉然。所谓“诗寻我”也并非如功到自然成那般轻易，“才”在灵感的触发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巨大作用。古罗马的贺拉斯曾说：“有人问：写一首好诗，是靠天才呢，还是靠艺术？我的看法是：苦学而没有丰富的天才，有天才而没有训练，都归无用；两者应该相互为用，相互结合。”[21]清王鸣盛《瓯北诗钞序》亦云：“诗之道大矣，非才与境相遭，则无以发之。”[22]对于“才”，钱钟书也自有看法：
王济有言：“文生于情。”然而情非文也。性情可以为诗，而非诗也。诗者，艺也。艺有规则禁忌，故曰“持”也。“持其情志”，可以为诗；而未必成诗也。艺之成败，系乎才也。才者何，颜黄门《家训》曰：“为学士亦足为人，非天才勿强命笔。”……虽然，有学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学者也。大匠之巧，焉能不出于规矩哉。[23]
灵感之来去或与创作主体之才分关系不大，但能得心应手地将灵感转书于纸上，成为永久的记录，就与人之“才”密切相关了。宋陆游《草堂拜杜陵遗像》诗云：“公诗岂纸上，遗句处处满。人皆欲拾取，志大才苦短。”[24]宋陈与义《题酒务壁》诗亦云：“莺声时节改，杏叶雨气新。佳句忽堕前，追摹已难真。”[25]
灵感光顾诗人的突如其来性质，常见于古人吟诵。宋戴复古《论诗十绝》其八有云：“诗本无形在窈冥，网罗天地运吟情。有时忽得惊人句，费尽心机做不成。”[26]可谓深谙个中甘苦之言。清张问陶《论诗十二绝句》其四有云：“凭空何处造情文，还仗灵光助几分。奇句忽来魂魄动，真如天上落将军。”其五又云：“跃跃诗情在眼前，聚如风雨散如眼。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功纯始自然。”[27]这些都是古人吟诗的经验之谈，不可等闲视之。类似经验，西方人或称之为神秘经验，《谈艺录》有云：
然则神秘经验，初不神秘，而亦不必为宗教家言也。除妄得真，寂而忽照，此即神来之候。艺术家之会心，科学家之物格，哲学家之悟道，道家之因虚生白，佛家之因定发慧，莫不由此。《奥义书》屡以“睡眠”为超识入智之门。《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为《子虚》、《上林》时，“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忽然如睡，焕然而兴”。[28]
这种深具创造力的经验获得似乎轻易，然而消逝亦迅速。《谈艺录》又云：“亚里斯多德论有创造力之思想，亦云：‘无时间性，变易不居，勿滞于物，不可记忆。’”[29]这种经验有时又会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谈艺录》对此也有论说：“海涅曰：‘新意萌生，辄如往事忆起；毕达哥拉斯尝云，宿生转世为今生而一灵不昧，诗人得句时，颇有此感。’”[30]实际上，类似“往事记忆”的奇妙感觉，就是日常间一种不自觉的积累所致，或许并不神秘。如果说这种形式的积累尚属消极，那么有意识地捕捉灵感，并随时加以只言片语式的记录，就属于积极的自我积累了。
唐李商隐《李贺小传》：“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31]偶来的灵感稍纵即逝，随时储材于囊，方能以备不时之需。类似的积累诗材的方式，又见于宋梅尧臣的“算袋”。据《宋人轶事汇编》卷九引《孙公谈圃》：“梅圣俞寝食游观，未尝不吟咏。时于坐上忽引去，奋笔书一小纸，纳算袋，同人窃取视之，皆诗句也。或一联，或一句，他日作诗有可用者入之。”[32]无论锦囊、算袋，皆用以预储诗材，可见捕捉灵感、积极积累的重要性。对此，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也有所议论：
前辈诗材，亦或预为储蓄，然非所当用，未尝强出。余尝从赵德麟假陶渊明集本，盖子瞻所阅者，时有改定字，末手题两联云：“人言卢杞有奸邪，我觉魏公真妩媚。”又：“槐花黄，举子忙；促织鸣，懒妇惊。”不知偶书之邪，或将以为用也。然子瞻诗后不见此语，则固无意于必用矣。[33]
《谈艺录》对于诸如此类的预储诗材方式也有记述：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九《跋山谷手录杂事墨迹》，略谓所录皆汉晋间事，预储为诗文材料；昔在《永乐大典》中见山谷《建章录》，正类此。按《山谷老人刀笔》卷三《答曹荀龙》云：“要读左氏、前《汉书》精密。其佳句善事，皆当经心，略知某处可用，则下笔时源源而来。”[34]
以上所引诸多材料表明古人预储诗材虽皆为“寻诗”，但性质有所不同：一种属于灵感的瞬间捕捉，一种是单纯诗材的荟萃。如果仅就灵感的捕捉而论，的确需要坚持不懈的长时间努力，因为灵感属于不喜拜访懒人的来宾，只有日积月累的笔随意动，才能妙手偶得，否则就会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二
学识、才情、积累，对于灵感的触发属于对创作主体的要求，即求之于内的条件；相关情境的感发属于客体的刺激，则是求之于外的条件因素。两者缺一不可，而以后者最为重要。灵感之来有因人成事者，南朝梁钟嵘《诗品》卷中引《谢氏家录》云：
康乐（即谢灵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诗思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35]对此，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提出了另一种解释：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而思苦言难者，往往不悟。[36]
“无所用意”乃由于腹笥深厚猝遇适当之情境所致，并非无所用心、信手拈来之谓。情境若遭破坏，灵感也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有云：
诗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败之则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类，皆欲其思之来，而所谓乱思、荡思者，言败之者易也……小说载谢无逸问潘大临云：“近日曾作诗否？”潘云：“秋来日日是诗思。昨日捉笔得‘满城风雨近重阳’之句，忽催租人至，令人意败，辄以此一句奉寄。”亦可见思难而败易也。[37]
按潘大临事又见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四，与上引《韵语阳秋》所录文字小异，今迻录如下，以资辨识：
黄州潘大临工诗……临川谢无逸以书问有新作否，潘答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蔽翳。昨日闲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于一句奉寄。”闻者笑其迂阔。[38]
灵感之云来雾去，固难捉摸；客体感发，还要创作主体心态的契合，方能有引发灵感光临的机会。主、客体两者缺一不可，否则灵感就难以光顾。灵感的获得既难以人为驾驭，而其稍纵即逝的特质也殊令诗人怅惘。宋方回《秀亭秋怀十五首》其九有云：“登高见佳句，意会无非诗。顾视不即收，顷刻已失之。”[39]为了追寻这一闪即逝的灵感火花，宋苏轼《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云：“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40]此即为钱钟书《寻诗》首联对句“追逋”两字所本。宋陆游《晚眺》诗：“鸣雁沙边惊客橹，行僧烟际认楼钟。个中诗思来无尽，十手传抄畏不供。”[41]灵感的捕捉，才思敏捷而外，更需要及时记录，其状态竟然如同追捕逃亡者那样急如星火，谈何容易！
吟诗若不得灵感，或与灵感于无意中失诸交臂，就只能依靠创作主体苦吟成癖，孜孜以求了。唐代诗人卢延让有《苦吟》诗云：“莫话诗中事，诗中难更无。吟安一个字，撚断数茎须。”[42]贾岛《题诗后》言个中苦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43]为吟诗而如此呕心沥血，若是毫不夸饰的写实，实在可令今人咋舌了。唐方干《贻钱塘县路明府》诗：“志业不得力，到今犹苦吟。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44]如此从事诗歌创作，总会令人感觉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那种执著精神的误人。这一类苦吟派诗人未必有灵感光顾，自属于“我寻诗”的范畴。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者中有“清水出芙蕖，天然去雕饰”一派，也有“才吟五字句，又白几茎髭”一派，前者吟诗从容不迫，后者作诗剜心剔肠。清钱澄之《田间文集》卷八《诗说赠魏丹石》有云：“造句心欲细而功欲苦，是以诗贵于苦吟也。苦吟无他，情事必求其真，词义必期其确，而所争只在一字之间。此一字确矣而不典，典矣而不显，显矣而不响，皆非吾意之所许也，于是惨淡经营。”[45]从中可见苦吟派诗人心力交瘁的状态。归根结底，这其中仍有一个“才”的问题萦绕于其中，钱钟书《说诗》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才尽只堪耽佳句，绣鞶错彩赌精工。”[46]堪称中肯之言。
金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二九有云：“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清施国祁注后两句云：“诗话：陈无己平时出门，觉有诗思，便急归拥被，卧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方起。故曰‘闭门觅句陈无己’。”[47]元好问此诗前两句用谢灵运事，已见前引《诗品》与《石林诗话》。宋陈师道“闭门觅句”之举有为作诗而作诗之嫌，《宋元学案》卷一五有黄百家之按语云：“深思之久，方能于无思无虑忽然撞着。”[48]正可借用为对陈师道一类诗人的写照。“诗寻我”后，再由“我”千方百计地去“寻诗”，虽似强于苦吟一派，却终不如纯粹的“诗寻我”那般潇洒自如。上引元好问诗牵合谢灵运与陈师道两人诗歌创作中的情事，赞许与否定意向，皦然可见。钱钟书《寻诗》首联对句亦大致就诗歌创作的这两种状态而言，并明显将情感的天平倾斜于谢灵运一边，出句“寻诗争似诗寻我”已透露出个中消息。
如前所述，无论是李贺的锦囊还是梅尧臣的算袋，抑或苏轼随感式的笔录、黄庭坚诗文材料的预储，全属于“伫兴”之为，但其中也不无主动寻觅灵感的因素。善于随时随刻俘获如电石火光般闪现的灵机，正是古代诗人成功的重要因素。
灵感的袭来须要有一定的情境，绝非平地所能涌出者，已如前述。古代诗人深悟此理，非常重视客体感发作用。《宣和画谱》卷一五：“胡擢不知何许人也，博学能诗，气韵超迈，飘飘然有方外之志。尝谓其弟曰：‘吾诗思若在三峡之间闻猿声时。’其高情逸兴如此。”[49]三峡猿啼可唤来诗思，或许从《巴东三峡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那凄清的意绪感染而来，又或许从唐李白《早发白帝城》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那般洒脱的情境感悟而出。若这一类因果关系成立，其本身也应当算是一种客体感发。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有关于唐相国郑綮的一段类似记述：“或曰：‘相国近日有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盖言平生苦心也。”[50]旧题宋尤袤《全唐诗话》卷五引《古今诗话》记述郑綮对语为：“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此何以得之。”[51]字句稍有不同，无关宏旨。清王士禛《分甘馀话》卷一：“唐郑綮云：‘诗思在灞桥驴子背上。’胡擢云：‘吾诗思若在三峡闻猿声时也。’余少在广陵作《论诗绝句》，其一云：‘诗情合在空舲峡，冷雁哀猿和竹枝。’用擢语也。后壬子秋典蜀试，归舟下三峡，夜泊空舲，月下闻猿声，忽悟前诗，乃知事皆前定尔。”[52]空舲峡，一作空泠峡，故址在今湖北秭归东南。《渔洋精华录集释》卷二《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其三十一：“曾听巴渝里社词，三闾哀怨此中遗。诗情合在空舲峡，冷雁哀猿和《竹枝》。”[53]灞桥驴背的典故，古代诗人每喜用于诗中，如清初蒲松龄《题玉斧立雪诗思图》：“鹤氅从容意态闲，苍茫无尽雪漫天。人疑京洛羊车里，思在灞桥驴背间。”[54]
《寻诗》颔联“巫峡猿声山吐月，灞桥驴背雪因风”两句，即关合胡擢、郑綮两人事，渲染古人获取灵感的情境，并因特殊显现出一般的规律性。灞桥风雪是“情由境生”之“境”，“驴子”则是古代诗人的“专利”，含有“情”的因素。前引李贺骑驴觅诗自不必言，杜甫、李白、贾岛、孟浩然等著名诗人也都与驴结下了不解之缘。《谈艺录》引元吴师道《吴礼部集》卷一六《跋跨驴觅句图》云：“驴以蹇称，乘肥者鄙之，特于诗人宜。甫旅京华，白游华阴，岛冲尹节，浩然、郑綮傲兀风雪中，皆画图物色。第不知此卷所写何人。”[55]在唐宋，骑驴似乎成了诗人行吟的专利，宋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诗：“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56]可为一证。在陆游看来，骑驴与入蜀再加上细雨绵绵，都可算是诗人的标志。《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叙述诸葛亮岳父黄承彦踏雪吟诗，就有“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之句，颇具诗人雅客的风调。
灵感之来，多出于无意之间，吟诗属文，也不全在正襟危坐之际。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有云：
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与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余因谓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耳。[57]
《寻诗》颈联出句“宜三上”者即本于欧阳修之语。如果联系古希腊科学巨匠阿基米德在洗澡时灵感袭来，发现了浮力定律的传说，所谓“三上”说是很有道理的。
“宜三上”之前“药通”两字何谓？典出唐李商隐七律《药转》一诗，今全录如下：
郁金堂北画楼东，换骨神方上药通。露气暗连青桂苑，风声偏猎紫兰丛。长筹未必输孙皓，香枣何劳问石崇。忆事怀人兼得句，翠衾归卧绣帘中。[58]
此诗的诗题与诗句皆写得有些扑朔迷离，令人初读之下难得要领，这竟如同这位诗人的另一首《锦瑟》诗一样费解，从而引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何焯谓：“此自是登厕诗。”清姚培谦谓：“玩诗意，必有以女侠如红线之类隐青衣中为厕婢者，故于其去后思之。”清冯浩则云：“此篇旧人未解，而妄谈者托之竹垞先生（即朱彝尊），以为药转乃如厕之义，本道书，午桥（即程梦星）采以入笺。余曾叩之竹垞文孙稼翁，力辨其诬也。颇似咏闺人之私产者，次句特用换骨，谓饮药堕之，三四谓弃之后苑，五六借以对衬，结则指其人归卧养疴也。”刘学锴、余恕诚《集解》按语谓：“冯谓咏闺人私产，以药堕胎，似之。”[59]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注“药转”云：“这是用通便药通便后，感到畅适，戏作的诗。”又总结说：“结二句言便后归卧，体中畅适，因而闲闲想起旧事，想到朋友，并且吟得了诗句。”[60]
细味《药转》一诗的诗意，似当以“如厕”解之为妥，因为这首诗的颈联分别用吴孙皓遗溺金像与晋石崇于厕中干枣塞鼻的典故，两典皆与如厕事相关。《寻诗》颈联出句中的“药通”两字即巧妙运用“药转”诗意，以“如厕”解之最为贴切；若再牵合李诗尾联出句“忆事怀人兼得句”，更可见《寻诗》作者不乏幽默风趣地将欧阳修“三上”说融入，轻松活泼地阐释灵感突如其来又随时可至的特征，并与本联对句“酒熟钩来复一中”相呼应，分别讲出灵感获取的无意与有意之分殊，耐人寻味。
三
古人认为饮酒能钓取诗兴，感发诗思，于是就给酒起下了“钓诗钩”的美名。宋苏轼《洞庭春色》诗有云：“要当立名字，未用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61]《寻诗》颈联对句中“酒熟钩来”即指酒的钓诗钩功能。又苏轼《赠孙莘老七绝》其六：“乌程霜稻袭人香，酿作春风霅水光。时复中之徐邈圣，无多酌我次公狂。”[62]此诗第四句用汉人盖宽饶（字次公）参加酒宴的故事，因与《寻诗》无关，恕不赘言。第三句运用三国魏徐邈的故事，据《三国志·徐邈传》：
徐邈字景山，燕国蓟人也……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文帝践阼……车驾幸许昌，问邈曰：“颇复中圣人不？”邈对曰：“昔子反毙于谷阳，御叔罚于饮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惩，时复中之。然宿瘤以丑见传，而臣以醉见识。”帝大笑，顾左右曰：“名不虚立。”[63]
钱钟书《管锥编》亦提及三国徐邈事，对于《太平广记》卷二三三“徐邈”条加以辨正云：
《徐邈》（出《异苑》）。按何不径采《三国志·魏书·徐邈传》？鲜于辅解“中圣人”曰：“醉人谓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俞德邻《佩韦斋辑闻》卷一谓其说出于邹阳《酒赋》：“清酒为圣明，浊酒为愚。”皇甫松《醉乡日月》中“圣”、“贤”、“愚”、“君子”、“中庸”、“小人”诸品目皆本之。是也。赵一清《东潜文稿》卷下《徐邈“中圣人”说》谓鲜于辅“未得其解”；《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御叔曰：“焉用圣人？我将饮酒而已！”邈用其语为廋词，他日文帝问：“颇复中‘圣人’不？”邈引子反、御叔事为答，足见其以《左传》语为调笑。窃谓鲜于得邈语原意，邈作游词以乱本真耳。[64]
《寻诗》颈联“复一中”三字用徐邈事，极言酒于诗之用。古人嗜酒，文人更与酒有不解之缘。东汉末曹操《短歌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三国魏阮籍于酒畅饮无度，或是远祸之举；张翰则留下了“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的名言。晋陶渊明饮酒对菊，更饶情趣，其《饮酒二十首》其十五有云：“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65]晋人豪饮成风，寻求刺激而外，有时竟然成为衡量名士的重要标准，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66]酒到了唐代大诗人李白手中，除了“举杯邀明月”自有一番雅趣外，更明确了酒与诗歌创作的紧密关系。杜甫《饮中八仙歌》有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67]诗人有“酒中仙”的雅号，实在飘逸得可爱了。
饮酒恰到好处，的确能够促发灵感，引无限诗绪奔来笔底。《管锥编》有云：“盖言神秘经验者可分二门：一为‘冷静明澈宗’，斋慑其心，一为‘昏黑沉酣宗’，陶醉其身；殊路同归，皆欲证‘圣人’、‘真人’、‘至人’境界……借陶醉以博超凡入‘圣’，豁妄归‘真’，乞灵于酒或药，如钱起《送外甥怀素上人》所谓‘醉里得真如’者，是处有之，而域中自庄生以来，只颂酒德。”[68]《谈艺录》也有类似论述：“可见不必参禅，而亦能证禅境。《庄子·达生》、《列子·黄帝》论全于酒；《法藏碎金录》卷三称‘酒功德，醉人内外两全’；波德莱尔自云食麻醉品，可臻人神融合之境。”[69]《寻诗》“酒熟钩来复一中”句是写引发灵感的手段之一，这在古代文人士大夫中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经验。
古人触发灵感的手段远非仅有饮酒一途，明代诗家谢榛还总结出“阅书醒心”之法，其《诗家直说》卷四有云：
或造句弗就，勿令疲其神思，且阅书醒心，忽然有得，意随笔生，而兴不可遏，入乎神化，殊非思虑所及。或因字得句，句由韵成，出乎天然，句意双美。若接竹引泉而潺湲之声在耳，登城望海而浩荡之色盈目。此乃外来者无穷，所谓“辞后意”也。[70]
这种因前人创作而触发诗思的状况，《谈艺论》也有论及：
往往意在笔先，词不逮意，意中有诗，笔下无诗；亦复有由情生文，文复生情，宛转婵媛，略如谢茂秦《四溟诗话》所谓“文后之意”者，更有如《文心雕龙·神思》篇所云“方其搦翰，气倍词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者。[71]
谢榛“外来者无穷”之说，不过是以前人经验为触媒，于艺术接受的审美联想中感发兴会，唤醒自己心中的潜意识，以引起平时难以想象出的几个缺少必然联系的意象巧妙组合起来，构成若有神助的诗句，这对于格律严整的旧体诗写作，未尝不是一条易于行走的捷径。据说法国作家司汤达偶阅报刊，见一则杀人案件的报道而思绪泉涌、灵感袭来，从而萌生了《红与黑》这部不朽名著的构思。可见灵感之引发有多重渠道。
谢榛为引发诗思，极为重视日常积累，他有所谓捡拾碎铜烂铁之法。《诗家直说》卷三有云：
作诗譬如有人日持箕帚，遍于市廛扫沙，簸而拣之，或破钱折簪、碎铜片铁，皆投之于袋，饥则归饭，固不如意，往复不废其业。久而大有所获，非金则银，足赡卒岁之需，此得意在偶然尔。夫好物得之固难，警句尤不易得。扫沙不倦，则好物出；苦心不休，则警句成。[72]
这样的积累诗思法与李贺的锦囊用心类似，体现出古人对“我寻诗”与“诗寻我”两者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
《寻诗》尾联两句用唐代书法家孙过庭语，是点题之笔。孙过庭（646—691），名虔礼，以字行。吴郡富阳（今浙江富阳）人，一作陈留（今河南开封）人。著有《书谱》，今仅存“序”的部分，此书属于著名的书法理论著作。孙过庭论书法有所谓“五合五乖”之说：
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73]
“偶然欲书”为第五合，《寻诗》中改为“偶然欲作”，此与首句“寻诗争似诗寻我”遥相呼应，都提及一个创作时机的问题。汉代蔡邕《笔论》云：“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74]所谈也是一个创作时机的问题。创作主体只有在灵感偶来时进行创作，才能收到最佳效果。
创作灵感与作品的客观效果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许多作家、学者对此都发表过精辟的见解。钱钟书先生能于五十六个字中将“偶然欲作最能工”的道理讲清楚、讲生动，的确引人深思，给人以启迪，当然这是排除了文学功利性目的的纯文学理想。行文至此，笔者又记起了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作文与运思》中一段富于辩证色彩的议论，今特迻录如下，以与读者共赏并作为本文的结束：
普通所谓“灵感”，虽然源于潜意识的酝酿，多少也含有机会的成分。大约文艺创作的起念不外两种。一种是本来无意要为文，适逢心中偶然有所感触，一种情境或思致，觉得值得写一写，于是就援笔把它写下来。另一种是预定题目，立意要做一篇文章，于是抱着那题目想，想成熟了然后把它写下。从前人写旧诗，标题常用“偶成”和“赋得”的字样，“偶成”者触兴而发，随时口占；“赋得”者定题分韵，拈得一字，就用它为韵作诗……照理说，只有“偶成”作品才符合纯文学的理想，但是事实上现存的文学作品大半属于“赋得”的一类，细看任何大家的诗文集就可以知道……“赋得”是一种训练，“偶成”是一种收获，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经过“赋得”的阶段，“偶成”的机会不一定有，纵有也不会多。[75]
在现实创作中，有“偶成”固然好，但“赋得”也需要下功夫去作、去完成的！
（原载《钱钟书研究》第三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
附记：
《钱钟书研究》第二辑刊方丹先生文，误解钱钟书《寻诗》尾联出句“五合”有反讽意味（天地六合，是为宇宙，今缺一合，当别有取意）。笔者以为钱先生之诗纯为文学之“灵感”而作，本无与政事，故不揣冒昧，獭祭饾饤一文以串释《寻诗》诗意，唯于是诗颈联出句“药通”两字难以索解。笔者才疏学浅，于其出典久思不得，求之对句有“酒熟”为偶，似又可加诠释。曾以魏晋间人服食所谓“寒食散”后的“行药”（又称“行散”）之举为释，又以“药能破病”，可令人血脉通畅为解。反复掂量二说，终觉穿凿，于是奉上拙作草稿并致函钱钟书先生请益，钱先生及时复函，指出“药通”出典及相关释义，令笔者受益匪浅并深感前辈学者虚怀若谷之高风。钱先生复函如下：
伯陶先生文几：奉
手教及大稿，感愧交集。拙诗何足道，方文有其言论自由，乃辱先生认真，费心劳神，牛刀割鸡，惶悚之至。所言运典皆甚确切，足征明眼。“药通”二字本李义山《药转》七律首句“换骨神方上药通”，牵合末句“忆事怀人兼得句”。忆冯注《玉谿集》引释道源、朱竹垞说，此篇乃咏如厕，而冯不从其说。陆祁孙《合肥学舍札记》卷五亦云“盖咏腹疾”。拙诗取其与“三上”呼应（厕上）耳，点窜古语，不值方家一笑也。尊文论此二字处一节，或可改动，何如？草复。即颂
日祉
钟书上
十月十七日晚
病拇，不能用毛笔及多作字，恕之。
注释：
[1]（清）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一《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2]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01页。
[3]同上，第607页。
[4]（宋）苏轼：《苏轼诗集》卷二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57页。
[5]（宋）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八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33页。
[6]（晋）陆机：《文赋》，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册，第174页。
[7]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360页。
[8]同上，第506页。
[9]（唐）释皎然：《诗式》，（清）何文焕：《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页。
[10]李庆立：《谢榛全集校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6页。
[11]（清）王士禛等：《师友诗传录》，《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128页。
[12]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册，第26313页。
[13]同上，第26581页。
[14]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2页。
[15]（清）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32页。
[16]（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88页。
[17]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5页。
[18]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19]（清）王应奎：《柳南随笔续笔》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2页。
[20]郭绍虞等：《万首论诗绝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52页。
[21]（罗马）（贺拉斯：《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58页。
[22]（清）赵翼：《瓯北诗钞》，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页。
[23]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40页。
[24]（宋）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九，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47页。
[25]（宋）陈与义：《陈与义集》卷一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7页。
[26]郭绍虞等：《万首论诗绝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27]（清）张问陶：《船山诗草》卷一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2页。
[28]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0页。
[29]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9页。
[30]同上，第574页。
[31]（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七八〇，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01页。
[32]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9页。
[33]（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清）何文焕：《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3页。
[34]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页。
[35]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36]（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清）何文焕：《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6页。
[37]（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清）何文焕：《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0—501页。
[38]（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页。
[39]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册，第41500页。
[40]（宋）苏轼：《苏轼诗集》卷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8—319页。
[41]（宋）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二五，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98页。
[42]《全唐诗》卷七一五，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212页。
[43]同上，卷五七四，第6692页。
[44]《全唐诗》卷六四八，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444页。
[45]（清）钱澄之：《田间文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1册，第102页。
[46]钱钟书：《说诗》，《文汇报》1990年11月22日。
[47]（清）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34页。
[48]（清）黄宗羲等：《宋元学案》卷一五，《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18册，第294页。
[49]《宣和画谱》卷一五，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0]（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中华书局1060年版，第58页。
[51]（宋）尤袤：《全唐诗话》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6页。
[52]（清）王士禛：《分甘馀话》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页。
[53]李毓芙等整理：《渔洋精华录集释》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54]盛伟编：《蒲松龄全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6页。
[55]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3页。
[56]（宋）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4页。
[57]（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25页。
[58]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79页。
[59]以上诸说引《李商隐诗歌集解》，第1681—1683页。
[60]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61]（宋）苏轼：《苏轼诗集》卷三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36页。
[62]同上，卷八，第409页。
[63]（晋）陈寿：《三国志》卷二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39页。
[64]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0页。
[65]（晋）陶渊明：《陶渊明集》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5页。
[6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4页。
[67]（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3页。
[68]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25页。
[69]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8页。
[70]李庆立：《谢榛全集校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5页。
[71]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6页。
[72]李庆立：《谢榛全集校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页。
[73]马国权：《书谱译注》，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版，第57页。
[74]潘运告编注：《中国历代书法选》，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75]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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