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二著录《古夫于亭杂录》谓：“士祯以康熙甲申罢刑部尚书里居，乙酉续成《香祖笔记》之后，复采掇闻见，以成此书。”[1]此系据是书自序之言推断。《古夫于亭杂录·自序》云：“甲申之秋，复有《香祖笔记》八卷。是岁冬，罢归田里，迄明年乙酉，续成四卷，通十二卷，又刻之吴门。”该段以下，王士禛略述其老年景况后即言《杂录》之写作与命名。据此可知，《总目》所言不误。乙酉为康熙四十四年（1705），《古夫于亭杂录》之撰写当始于是年。王士禛有《渔洋诗话》三卷，为其晚年所自订，其自序云：“余生平所为诗话，杂见于《池北偶谈》、《居易录》、《皇华纪闻》、《陇蜀馀闻》、《香祖笔记》、《夫于亭杂录》诸书者，不下数百条……戊子秋冬间，又增一百六十馀条。”[2]这篇序撰写于戊子秋冬间或稍后，已提到《夫于亭杂录》一书。又《杂录》卷五有记张复我编修一条，其中有“今又三年戊子”一语。戊子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杂录》之成书当在是年。
《分甘馀话》四卷为王士禛罢官里居后的另一部笔记作品，前有己丑所写自序，故一些书目著录或图书馆编目咸谓此书刊于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实则有误。按《分甘馀话》卷四有记宋荦（1634—1713）一条，内有“庚寅六月，宋太宰牧仲书来”一语，庚寅为康熙四十九年（1710），适过己丑作序之年一载，可知是书自序并非全书杀青之后所撰，而是在全书撰写之初或中途所构。特别是该自序不像《古夫于亭杂录》自序，明确提到成书卷数，亦可证《分甘馀话》自序撰写之日，全书尚未脱稿。《渔洋诗话》自序并未言及《分甘馀话》，亦可证是书于戊子秋冬之际尚无消息，不可能于下一年己丑刊刻。
依照一般常例，作者不会同时撰写两部体裁相同、内容近似的笔记，据《分甘馀话》卷一首条所录康熙皇帝于四十七年五月初十日所写《御制广群芳谱》一文推断，《分甘馀话》撰写之初适在《古夫于亭杂录》成书之后，即开始于康熙四十七年末或翌年，《杂录》之杀青则在此前。御制序文不入《杂录》而置诸《馀话》卷首，无非示其尊崇之意，此亦可证《古夫于亭杂录》与《分甘馀话》之撰写是连续性质的。《古夫于亭杂录》的撰写自1705年至1708年，共费时约四年之久。
关于《古夫于亭杂录》的版本，向有五卷本与六卷本之别。《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者为两江总督所呈进之六卷本，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所录者却是五卷本。[3]该本删削改字，错讹颇多，不足为据。若用六卷初刻本与五卷初刻本相校，就会发现二本编次虽异，而文字内容却大致相当，并非如某些图书馆著录卡所记五卷本系“残缺一卷”者。若就两本所录条数而言，五卷本尚较六卷本多出三条，而六卷本卷一第54条“追赠父母”又为五卷本所无，[4]卷五第297条“何采”后半有一百十九字亦为五卷本所无。因涉及文字无多，为考其源流，特录两本相异者如下。
一 六卷本多出五卷本者
李文正昉为相，为本生父故工部郎中超、母陈留郡君谢氏请以郊祀覃恩追赠，太宗嘉之，诏赠超太子太师，谢氏郑国太夫人。此封赠本生父母之始。王沂公曾、欧阳文忠公修，皆幼育于叔父，祈恩追赠。此又宋朝忠厚立国之一端也。
按：此条见于六卷本卷一第54条，系节录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许封本生父母”、卷四“报叔父母恩封赠”两条[5]，王士禛仅在其后加一句评语而已。
法方伯黄石若真在金陵，方典武闱而奉家讳，仓卒不得出，黾勉终事。第五遣人送诗云：“门人只读《孙武传》，何必教渠废《蓼莪》。”巨商某者，其母大寿，走厚币请故相至金陵游山，主于其家。是日，宾客方群集上寿，第五送诗曰：“朝贩纲盐暮沸笙，满堂宾客尽鸡鸣。可怜丞相张苍老，也拜高台寡妇清。”金陵人竞传之。
按：此条系六卷本卷五第297条的后半部分，五卷本该条适无上录文字。文中“第五”系何采之字，“故相”则不知何所指。后出六卷本如广陵本、啸园丛书本（详见下文），“故相”与“丞相”四字皆以墨围代替，似有所忌使然。
二 五卷本多出六卷本者
弇州《盛事述》载父子官三品以上者，工部尚书毕亨，子副都御史昭，吾邑人也。司空为弘、正间名臣，今墓在系河北岸，中丞袝焉。碑版尚存而宰树剪伐尽矣。每过之，辄为叹息。
按：此条见五卷本卷二倒11条，文中“吾邑人也”以上系节录出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皇明盛事述·父子至三品九卿》一条，[6]与六卷本卷三第145条“王世贞笔记三则”之第一则略同。五卷本卷三亦有“王世贞笔记三则”一条，与其卷二倒11条显然重复。
国初目满洲及辽人为旧人，各直省汉人为新人。一汉人入馆选，在院中一满洲同官谓之曰：“先生绝似旧人，而背立尤酷似。”旁一同年同官者口号赠之曰：“相君之面，不过新人；相君之背，旧不可言。”众大笑。
按：此条见五卷本卷二末条，乃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蒯通借为韩信相面劝其造反一事：
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韩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对曰：“愿少间。”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7]
这一条为文渊阁《四库全书》五卷本《古夫于亭杂录》所删，当有所忌使然。
明时，京师士大夫冬日制貂为套，著冠帽上以御寒，名曰帽套。一词林乘马谒客，有骑而过者，掠而去之。明日入署，诉于其僚，同年某公好谑，改崔颢《黄鹤楼》诗赠之曰：“昔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馀帽套头。帽套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空悠悠。”众皆大笑。
按：此条见于五卷本卷三第36条，六卷本未收。
六卷初刻本与五卷初刻本除有上述不同以外，文字亦或有小异，但异文不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则将有关钱谦益的文字概行删除，钞讹亦很多。钞讹系草率所致，删去钱氏相关内容，盖乾隆修《四库》时禁令使然。据《清史编年》第六卷“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甲申（12月26日）”：“谕定《四库全书》抽毁改易‘违碍悖逆’书籍原则：一、钱谦益、金堡、屈大均等‘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应概行毁弃。”[8]《古夫于亭杂录》中凡涉及钱谦益的有关文字皆在抽毁之例，可见清代文化专制之一斑。
笔者所见六卷与五卷两种初刻本，均为上下黑口，双黑鱼尾，半叶十行，行十九字，唯六卷本中缝题“夫于亭杂录卷×”，五卷本中缝题“古夫于亭杂录卷×”，仅有一字之差。两本“禛”、“弘”、“曆”均不避讳，唯“玄”缺末笔或作“元”，可见都是康熙间刊本，因俱无刊刻年月，故统称为初刻本或原刊本。这两种原刊本流传不广，今已罕见，两者孰先孰后，有何关系，值得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古夫于亭杂录》六卷本为广陵刊本，有清代藏书家陈（1753—1817）的朱笔眉批。陈氏于该刊本卷首批云：“此书本六卷，厥后翻刻缩为五卷，无原序，而有俞兆晟序，盖恐原序刻则卷数不合也。翻刻本版心俱加‘古’字。”陈氏所言五卷本为翻刻缩印六卷者，显然失于考校。
陈氏眉批所言俞兆晟序，笔者所见两部五卷原刊本均缺失，亦无自序，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收有俞兆晟序。俞兆晟为浙江海盐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丙戌二甲一名进士。其序作于康熙辛丑（1721）十二月二十日，内云：
岁晚，长安残雪初霁，九衢泥深三尺，蹇卫驾小车，阻淖不得前，徘徊道左。识蒋五静山故居，问绿杨红杏之轩，已易他姓，访其子于街南颓垣败簏，昔之香盌酒彝、缥囊缃帙，零落不可复睹，独大司寇新城先生《夫于亭杂录》镂板插架，蓬勃尘沙。亟取归，补其残缺，使复完好。
此外，《渔洋诗话》卷首亦有俞兆晟写于雍正乙巳（1725）八月之序，内言：“《渔洋诗话》三卷，板藏蒋氏；辛丑岁暮，余同《夫于亭杂录》并载以归。”[9]上引两序可相印证。蒋静山，即蒋仁锡，字静山，康熙三十八年（1699）举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甲第三十五名进士。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卷五五著录蒋仁锡为山西临汾人，《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著录蒋为顺天府大兴人，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著录蒋为析津（即顺天大兴）人。光绪《顺天府志》著录其人，蒋仁锡当是寄籍直隶大兴（今北京市）的山西临汾人。蒋仁锡有《绿杨红杏轩诗集》及《续集》，《渔洋诗话》卷下录有蒋仁锡哭陈奕禧诗二句。俞兆晟序《杂录》有“今先生（指王士禛）天上骑箕，静山又玉楼赴召”之语，可知蒋仁锡约与王士禛为同时人或略晚，《杂录》与《渔洋诗话》之刻板即藏于其家。俞序有云“积日累月，荟成《杂录》五卷”，可知《杂录》的五卷本原板并非如陈所云是“厥后翻刻缩为五卷”者。
广陵六卷本系根据王士禛的最后定本重刊，有范邃《刻古夫于亭杂录附记》之跋语云：
庚寅春，余随侍南归，过济南拜渔洋先生于里第。家君，先生门下士也。先生门生故吏遍宇内，邃后出五十年，如昔人得见鲁山已为大幸，又与家君前后捧贽，附名弟子之籍，与有荣焉。先生见示《夫于亭笔记》，车中、枕上诵之忘疲。私念《池北》、《香祖》诸巨编，已炳如日星，为学者津筏，而此六卷尚阙流布，乃携归刻之广陵，以餍远近慕好者之意。其卷册先后一仍原本，不敢妄加排纂。至于依据辨证，上可以畜德，而次可以资博闻，犹前志也。刊竣，因识其岁月于卷尾。如皋范邃。[10]
按：范邃（1683—1728），字密居，江苏如皋人，康熙间举人，官内阁中书，有《凤咮斋霜研词》。他与其父先后拜于王士禛门下，同为渔洋门人，且比王士禛小五十岁。庚寅为康熙四十九年（1710），这一年的春天，《古夫于亭杂录》尚未见刊本，王士禛见示于范者当为原稿本之副本，故跋中仅用《夫于亭笔记》名之。但此时是书的五卷本当已开雕，我们仔细比较五卷本、六卷本两种本子写的条目、文字、编次，即可看出五卷本，至少其雕版年月当早于六卷本。
先从条目上看。五卷本多出的三条（见前述），其第一条内容与另外一条部分重复，故为作者定稿时删去。其第二、第三条内容，言所谓“新人”、“旧人”，言秃头，皆有干清廷之忌，故也一并删去。这透露出庄廷《明史》案后，康熙朝文字狱的阴影已有逐渐扩大之势，文人士大夫的文字自检也日趋严格。如果五卷本果真为六卷本的翻刻缩印之本，其所多出的三条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了。至于六卷本有而五卷本缺的一条半内容，显然是王士禛在厘定原稿并重分卷时追加的。
其次，从文字上看。六卷本与五卷本的某些异文多为传写致讹。如卷二第72条“焉为单名”中：“唐有丘为，南唐有江为、张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二著录《古夫于亭杂录》有云：“以张为为南唐人，以俞文豹为元人，亦失于考核。”[11]考五卷本此条作：“唐有丘为、张为，南唐有江为。”并没有将张为划为南唐人，纪昀等撰写《古夫于亭杂录》的提要，系根据两江总督采进的六卷本，为刻讹所惑，故有此论。此外，从两本的少量异文中，我们亦可窥见作者有意加以修订的痕迹。如六卷本卷二首条“新唐书刊削诏令”中有“史近古对偶宜”一句，五卷本该条作“史近古不对偶”，这两句异文所言内容适相反，难以用传刻致讹为释。按：此句语出《宋景文笔记》卷上：“大抵史近古对偶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12]显然，六卷本后出转精，据宋人笔记修订了五卷本的讹误。六卷本卷六“阴符经墨迹”一条，言米芾书《阴符经》，“卷首有黄帝像，两童子捧剑印侍，前有一鼎，亦名笔也”，五卷本后四字作“亦古作也”，显然“名笔”义胜。从以上两例可知，六卷本经过王士禛润色修订，当晚于五卷本。
再次，从二本的编次上看，五卷本亦当先于六卷本。作者重分卷数是从书末开始的，他先将原稿第五卷划出一部分为第六卷，又从原稿第四卷划出一部分置于第五卷之首。为均衡各卷容量，王士禛又将原稿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分别抽出卷首数条，顺序置于卷五中；又将原稿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分别抽出卷末数条，顺序置于卷六末，厘定工作至此告终。如果五卷本为后人所翻刻缩编，只要拆开六卷本的任何一卷，均分于其他五卷即可，不会有现在两本编次上的对应关系。再者，将六卷本无端搞成五卷本，内容基本不动，未必有如此好事者。
综上所述，可以断定，王士禛撰写《古夫于亭杂录》时，正如其自序所言“无次第，无凡例”，仅随手分为五卷。由于作者名气大，书甫脱稿即流传于友朋，并有人谋刻板行世。不久，王士禛对原稿又重加审订，改动并不大，厘分为六卷似是有意取双数，随后写了自序。序中“积成六卷”之语本次。五卷之本雕竣，未及时印行，板仅藏于蒋仁锡处。六卷原刊本印行于庚寅春后，但流传不广，所以俞兆晟从蒋氏后裔手中携归五卷本的板刻时，并不知六卷本与渔洋自序，故五卷本亦印行传世。乾隆间张宗柟纂刻《带经堂诗话》，选录《古夫于亭杂录》即以五卷本为底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抄录此书亦用五卷本，这又与《四库全书总目》书写提要时所据底本为六卷本产生了分歧。此亦可证，当时五卷本远较六卷本流传广泛。
《古夫于亭杂录》的五卷本除用作文渊阁《四库全书》底本外，再未重梓。六卷本除原刊者外，尚有范邃广陵本，为重刻本，文字与原刊者正文仅有两处不同，一为避嫌挖去四字（见前述），一为改动一字，见卷二第123条“犀带”一则：
张横浦家蓄犀带一，胯中有一月，过望则见。盖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于角。
按：末一字，五卷、六卷原刊本均作“犀”，文字不通，仅广陵本改订为“角”，是。可见广陵本校勘之细。嗣后至光绪丁丑（1877）复有仁和葛元煦《啸园丛书》六卷本《古夫于亭杂录》，其所用底本乃广陵本，但鲁鱼豕亥，错讹颇多，不足为据。此外，《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著录《古夫于亭杂录》六卷，附录有“上海新刊小字本（鸿绶）”一种[13]，未见。
（原载《文史》第32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
注释：
[1]（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56页。
[2]清王士禛：《渔洋诗话》，《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164页。
[3]据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0册。
[4]为行文方便，便于探讨，条目顺序与标题皆为笔者所加。下同。
[5]（宋）王栐：《燕翼诒谋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页，第32页。
[6]（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页。
[7]（汉）司马迁：《史记》卷九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23页。
[8]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页。
[9]（清）王士禛：《渔洋诗话》卷首，《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163页。
[10]（清）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附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5页。
[11]（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56页。
[12]（宋）宋祁：《宋景文笔记》卷上，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邵懿辰、邵章续：《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5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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