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中涌动着不安，也涌动着杌陧，夏强说不出话来，也不知说什么好。怪事真多呀！总算报了恩了，总算把方国华的事解决了。但，为什么没有想象中的报了恩的那种开心呢？为什么复仇的事不那么开心，而报恩的事也不那么开心呢？
那夜，又下秋雨，淅淅沥沥，淅淅沥沥。夏强有点失眠了。他想念死去了的父亲，想念失踪了的大哥……他想念丹丹。他吻过丹丹了！丹丹的唇似乎有一股芝兰的芳香。他拥抱丹丹时，感到丹丹的体温使他那么舒适，他在回味。带着欣悦听着雨声浮想联翩，使他想起在重庆时，在上大学时听到巴山夜雨的情景。由此他又想到了东方，东方真是个怪人，对他了解又不了解，对他不能不想念。时局险恶，夏强挂念东方，希望能见到东方，听东方谈谈他想听的话。
从绵绵思绪中引向现实
上海的变化实在太大，几年前还基本保持旧貌的上海，如今完全变了样子。浦东开发区、杨浦大桥、东方明珠塔、地铁工程等等姑且不说，外滩的面貌也大变了。
啊！啊！魂牵梦萦的外滩！对小妹来说，她曾在这里同松涛散步。对夏强来说，那现在是和平饭店的有金字塔般闪闪发光的尖顶建筑，解放前原是沙逊大厦，那银行大厦、海关大楼……他曾多么熟悉。对二哥来说，他曾在去台湾前同二嫂白丽莎一同逛过外滩，二嫂指给他看当年的中央银行大楼，告诉他：“我那时曾跟着蒋经国在这儿办过公……”
江中不时有汽笛长鸣，把他们从绵绵思绪中引向现实……
南京路、淮海路的面貌都同旧时不同。几十层的大厦林立，八十八层的大厦正在建造……二哥夏国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却仿佛行进在历史的曲折长廊中，感慨地常常叹息，看得出他既是为这种变化感到意外，也为这种变化使他失去了不少回忆中的印象而遗憾。
成都路也有一段已经拆建。下午，终于在小妹夏盛陪同下找到了故居霞飞巷五号。但弄堂口早年那个小烟纸店已不见了，如今原地是个修理电视机、洗衣机的店家了！弄堂口的皮匠摊也早在姓陈的老皮匠死后就消失了。当夏强和丹丹、小妹陪二哥站在五号那黑漆剥落殆尽的大门前时，周围景物都默默无语。望着这栋已陈旧斑驳的三层楼房，二哥心绪起伏，人去楼存，而睹景思人倍感苍凉。他怀念徘徊，看着这条古老石库门房子的里弄说：“这儿不久恐怕也要拆迁了吧？”
他忽然掏出纸巾来拭泪。然后，在门口徘徊，走过去又走过来，引得进出弄堂的人有的停步注视着他。
夏强想，二哥是在思念母亲了！那时，二哥跟二嫂决定去台湾，家中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母亲、小妹和夏强都反对他走，劝他留下，但他不听，最后他发了火走了。临走，给母亲磕了一个头，但没对母亲说一句安慰话，当然，更没有理睬弟弟和妹妹。
现在，他站在旧居的门口流泪了。旧居大门上两只本来发亮的铜门环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早被拆下拿去炼钢了。石库门上的浮雕已风化残缺。楼下门旁前厢房那扇本来用彩色玻璃镶成的玻璃窗仍旧紧闭着，只是有的玻璃已经破碎。当年东方和松涛来时，总在窗上“笃！笃！笃！”敲三下，夏强就来开门……可是一晃已是五十年前了，真是光阴似水呀！
如今，这弄堂里可能全换了新住户。当年五号里邵师母的侄女小曾和侄女婿小沙，50年代就支援内地走了，将房转让给了别人。夏强家的房子，母亲病故后本来小妹住着，但小妹不愿再住着伤心，又因离她教书的学校太远，同人家调了房子。这栋当年不算太差的房子，如今旧得有股破落户的气息了。
有人从里边开了五号的门走出来了，是一个胖胖的穿太空棉上衣的中年妇女。从开着的大门里望进去，房屋早显衰颓。楼下和二楼、三楼都丁丁挂挂晒着被单、衣裤，万国旗似的。夏强说：“不必进去看了！”他的心也酸楚，想起许多过去的人和事，欢乐和悲伤的，痛苦和哀怨的，远的和近的，别人和自己的……他看到二哥仍在擦泪，丹丹的脸上浮出回忆和凭吊的表情。小妹的脸上有凄楚，她是想起了松涛吗？她是在这里认识松涛的！
后来离开故居，大家回到小妹家。她住的是一套二的那种工房，小小装修过，主要是铺了地板。在三楼，二哥爬起来很费力。小妹只有一张大床，让给二哥和夏强睡，她和丹丹打了地铺。窗台上放着几盆仙人球和仙人掌。有的仙人掌上嫁接了蟹爪莲。小妹说：“这些东西不浇水也不易干死，养着省力。我爱花，但怕侍候花，我喜欢这种条件很坏也能活着开花的植物。”房子虽挤，但大家乐于挤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天。夏强悄悄预先打过招呼，叫二哥别追问小妹夏盛的遭遇。虽然仍叫她“小妹”，实际小妹已是近七十岁的老太太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粲然笑着的少女，当年那个朴素的一头漆黑短发体态健美的小妹在哪里？在哪里呢？现在的小妹人干瘦，脸上的线条和轮廓变得更坚强、老练，头发已经白得比丹丹还多，那是坎坷生活的赐予。看到她住处的布置和摆设，似可看出她独身生活的寂寞、简单和凄凉，仿佛她少女时的美丽遐想整个都已随风而去。隔夜，二哥拿了一厚沓美钞亲切地给她。但她目光冷峻，激动地推开了二哥的手，像一座要爆发的火山，说：“钱我并不缺！以前小阿哥要给我钱我也不收的。你可能看到我这里很狭小简陋吧？其实是我喜欢朴素！我一个人住还是宽敞舒适的。我不愿为生活所累！”夏强和丹丹知道小妹说的全是实话。
松涛失踪，小妹与松涛诀别后，两人就像树上落下的两片叶子，都随风而落，遭遇崎岖。如果松涛不死，同小妹结为伴侣，那她后来会怎样呢？谁知道，谁能说！什么事都不能用“如果”来假设，生活中常有许多遭遇就像汽车快速飞驶在高速公路上，“乒”的也许撞到了前面的车子，那就惨遭横祸；“嗤”的也许车子平安到达了目的地，就顺利而且安然。但那种刹那间的差错造成的碰撞，有必然也许仅仅是偶然，谁又能预卜呢？小妹就潇洒地说：“生活就是如此。如你不愿正视生活，那你只能在痛苦和郁悒中打发岁月！在生命的历程中，使人满足的往往并不是你蓄意追求的。当然人很难忘尽前尘旧事，但要继续生活，人必须从那种哀伤和坎坷里退出来！”
晚饭时，集中是谈母亲。母亲是“文革”中才去世的。那是1973年。当时，东方已经成了“叛徒”，他本是市物资局的党组书记兼局长，这时却天天批斗被关押着。外调的人常常来逼母亲写材料，母亲总是刻板地回答：“当年，他不是叛徒！他是个好党员，他不怕死！”外调的人拍桌子：“你的身份我们清楚！你大儿子是国民党的空军！你二儿子和二媳妇逃台了！你三儿子是走资派！你三媳妇是从香港回来的，有海外关系！你小女儿是右派！你这一家都不是好人，你还帮叛徒说话！”
母亲感到无限委屈和刺激。当夏澄教授被杀害在汪伪特工总部76号时，她伤心但没有这种委屈；当大儿子夏中驾机与日寇作战失踪时，她伤心也没有这种委屈；当二儿子夏国夫妇不听她劝告离她而去时，她没有这种委屈；但当小妹夏盛被无端打成右派时，她不仅伤心而且非常委屈了！现在，她真是十二万分委屈地哭了！哭得怎么也止不住，最后竟“哇”的吐了一口鲜血。小妹自从成为右派后，经过摘帽，放在一家女子中学教英语，现在又被横扫进了牛鬼蛇神的队伍，每天劳役以后回家，相依为命的母女二人就常抱在一起痛哭。社会主义的世道怎么变成这样了呢？对的怎么都变成错的了呢？好人怎么都忽然成为坏人了呢？……这种苦什么时候才有个结束呢？她不理解到极点。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务院奖给她的一张用大镜框配着的奖状，嘉奖她新中国成立前为党保存了文件和房产契约，也被红卫兵来将镜框砸烂将奖状撕毁了。她是个爱国的有正义感的母亲，是个要强的爱面子的母亲，又是个有知识明事理的母亲，但她无法长期忍受，她整天郁悒从不表露一丝笑容。然后，并发肝癌去世了！她服了止疼的麻醉药，临死，仍是昏迷状态，未留下一句话。但小妹说：“妈妈就是清醒着，也是无话可说的。那场‘文革’中是非黑白都颠倒了，怎么说又说什么呢？”
那场早被否定的“文化大革命”，经历过的人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未经历过的人也许你再说给他听他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二哥就属于这种“不明白”的人，大家也不要求他明白。反正他觉得那很奇怪，很可怕，也很坏。对他当然是不能苛求的，但他竟也会说：“如果你们二嫂和我没有走，恐怕也会被整死的吧？”又是“如果”！
谁也没有回答他，因为丹丹在“文革”中灵魂触动得不凶，也没住牛棚，而人家认为她是会被整得死去活来的。
谈“文革”引起夏强、丹丹和小妹许多不堪回首的辛酸回忆，也引起二哥夏国不少回忆。二哥说：“那时我们还在台湾，看到过大陆红卫兵揪斗人等的电视，报纸上天天都有关于大陆‘文革’的报道，骇人听闻，我们都为你们担心！”
夏强说：“我写过一本‘文革’回忆录，也写过些‘文革’的伤痕小说。不过现在似乎对‘文革’的事也淡忘了！究竟它是过去的事了，天天记着也没必要。”
二哥说：“‘文革’这么乱来，你们能真的淡忘而不计较了吗？”
丹丹说：“我们不过是些小人物，当时连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等这样的老革命、大人物都有不幸遭遇甚或被整死，想想他们，我们的挨整似乎可以阿Q了！”
夏强说：“而且，‘文革’的事作了结论，拨乱反正，否定了它，‘四人帮’判刑了！林彪等早死了！不向前看，也没有意思了！”
小妹一直不说话。这时插言：“世上眼泪干得最快！英国哲学家培根有句名言：‘改善眼前可矣，不必嘲讽过去。’我也常这么想这么做。但想起如果不是‘文革’妈妈不会死，心中总是难过的。”
谈起妈妈，就牵到了小妹。夏强和丹丹怕触动小妹的愁绪，叫二哥别追问小妹的遭遇，小妹却自己向二哥谈了自己：“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你不知道吧？右派就是反动派！革命和反革命仅一字之差，但我不承认，因为那不符合事实！”
二哥皱眉：“你当然不是什么反动派！那时候，你好进步哇！”
小妹笑笑：“当时我们的进步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那是火红的年代！”
二哥好像听不懂她的话，他确实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大声气愤地说：“不像话！说你是什么右派！太不像话了！”说着，流下泪来了。
夏强叹口气说：“确实是成问题的。邓小平‘文革’中下放江西时就说过，对反右派运动一定要重新有个交代。伤害那么多人，并且开了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越搞越右、伤害人越来越多的先例，不是小问题了。一个国家要搞建设，就要调动多方面积极性，团结的人越多越好。给自己树立那么多敌人，谁提不同意见就打成‘反革命’，把精力分散了，自己成了孤家寡人，还能干成什么事？我对这个运动也要负责任。将来有一天要解决，我首先作自我批评。所以后来他主持工作后，给错划的右派全部改正了！只是二十几年那么多好同志的青春、幸福都完了！改正比不改正好，但改正也当然是补救不起来的！”
丹丹似解释又似慰藉小妹，对着二哥说：“反右前，小妹在劳动局，工作挺出色。劳动局有个干部名叫巩森，拼命追求她，但小妹心中还思念松涛而且发现这人不好，拒绝了。反右开始前，大鸣大放，小妹对局里工作提了些意见，巩森品质恶劣写大字报揭发小妹，无中生有说小妹向他说过反党的话。当时，凡大字报上揭发了的事，你就是不承认也得包下来。后来就是根据巩森的揭发将小妹定为右派！”
二哥没有说话，但突然伸手轻轻抚摸着坐在身旁的小妹白了的头发。夏强未见小妹流泪，却见丹丹睫毛湿了。夏强排解地说：“‘文革’后，小妹改正了，党籍也恢复了！现在，运动早不搞了，民主与法治也加强了！改革开放，一切都变了！这许多年，是我们过得舒心的日子。国家和社会的变化，人民生活的改善，二哥你都看到了！”
二哥点头，但说：“可是，小妹到今天依然独身，她这样优秀的人被葬送了，真太可惜！”
小妹说话了：“不但是我，许许多多人都有过各种不同的坎坷，但我想，求仁得仁，我不后悔。父亲在日说过：‘只要中国强盛，我自己怎么都行！’现在国家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国际地位高了，香港回归了！东南亚经济危机那么严重，中国却屹立着继续向前发展。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新中国！我是个有信仰的人，虽受了大的冤屈和苦难，就是做了块铺路石，也想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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