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各方面的力量此消彼长，变化多端；各方面的问题千头万绪，错综复杂。面对如此纷繁的形势和矛盾，如何才能把握世界的最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领导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紧紧把握当今世界范围内最根本的问题，在1985年，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理论。
邓小平从政治和经济这两个角度指出：“当今世界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或叫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战争危险是存在的。但是现在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第三世界，特别是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重要因素。中国发展起来，制约战争的力量就能大大增强。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一直呼吁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发展问题。这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问题。解决发展问题有利于和平；实现和平也是为了发展。”
为什么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呢？这是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浩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40多年了。在战后也没有发生那样规模的人间惨祸。但是，从当今世界形势看来，还不能说世界大战的危险已经消除。局部战争一天也没有停过，美苏核军备竞赛发展到危险的高度，一旦发生核战争，将造成数十亿人民的死亡，人类文明将遭受无法想象的摧残。因此，保卫世界和平，制止世界大战是全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是人类发展所必须的，也是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说，保卫世界和平是人类头等重要的大事。
现在，中国领导人认为：随着和平力量的壮大，新的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战争是可以阻止的，至少是可以推迟的。和平之所以有希望，是因为和平力量有很大发展，和平力量首先是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国家。全世界四分之三的人不愿意打仗，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即使是发达国家中，多数国家也不愿意战争，这包括欧洲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人民和他们的政府都希望和平。就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也是希望和平，所以说，全世界人民都希望和平，和平是有希望的。
但是，和平能否维护还有赖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解决。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处于贫困、动乱之中，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南方国家富裕不起来，就不可能成为维护和平的主导力量。所以，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曾指出：“发达国家的繁荣不可能长期地建筑在发展中国家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如果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发展，不仅发达国家的资源供应、商品市场和资金出路受到严重影响，而且可能引起国际政治局势的动荡。”他认为：如何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调整南北关系，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与世界和平与繁荣密切相关的世界性问题。
因此，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是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的。但两者之间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也有标本之分。诚然，没有和平不能有发展。但是，如果只抓和平而忽略发展，那么这种和平即使取得也只能维持一时，而不可能持久和巩固。而如果为了和平而大力促进发展，那么持久和巩固的和平则将会早日到来。
中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人类当前面临的两大主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它使世界各国能够更注意急迫解决的最重要问题，用更多的精力保证人类社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领导人首先提出了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新认识，中国领导人力求更加客观和准确地分析国际形势现状以及未来变化，并对国际关系予以合乎实际的总结。
1978年11月，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除了同一切国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关系以外，就是如何推迟战争的爆发。只要我们做得好，就可以延续战争的爆发。”1981年，邓小平又指出：“实现和平的手段，只有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这样才能争取更长时间的和平，延缓战争的爆发。”1982年以后，我国对世界局势的认识进一步深刻，并进行了外交战略的大调整，强调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反对一切形式的的霸权主义，坚决站在第三世界人民和世界上爱好和平人民的一边。
对世界战争与和平问题，党的十二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理论新观点：“世界大战的危险由于超级大国的争夺而越来越严重。但是，经验也表明，世界人民能够以坚持不懈的斗争打乱它们的战略部署。如果全世界人民真正团结一致，同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中国的这一观点在经过一二年的国际形势变化后，到1985年以后就更加明确了。
1985年，邓小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相当的发展。只要全世界人民一起争取，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可以赢得。”他又说：“对战争危险不能掉以轻心。但是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两个超级大国不敢轻易发动战争。”那么，和平的前景会持续多长时间呢？邓小平的分析是：如果本世纪战争打不起来，下个世纪的世界和平就更有希望。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和平还要靠争取才能赢得。因此，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前景，邓小平持乐观态度。他说：“我们是真诚地希望和平的。如果真是20年、30年不打仗，50年之间不打仗，这个战争就有可能避免。”在另一个场合，邓小平又指出：“如果中国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那么制约战争的力量将有很大的增长。如果中国在经过30年50年的建设，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那时战争就更难打起来，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而是更难打起来。”
中国认为第三世界，东欧、西欧、日本，包括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国内的人民都是争取和平的力量。如李先念主席曾指出：“现在和平力量大于战争力量，第三世界人民、欧洲人民需要和平，美苏两国人民也需要和平。”邓小平也指出：“制约战争的力量有比较可喜的发展，世界上不愿意打仗的国家增多了。日本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所以战争对他们来说毫无好处。包括美苏两国人民在内，人民的大多数都不愿意打仗。我们对和平事业增强了信心。”
因此，我们深信，通过世界各国人民和各种和平力量的共同努力，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在党的十三大决议中提出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我们将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努力推进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方向继续发展。
1988年初，邓小平再次明确指出：我们希望缓和。我们的判断是，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战争力量，中国确定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这一论点代表了中国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世界和平与战争问题的总看法。
三、中国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即确定了自己的外交路线为和平外交路线，并在理论上进行了一定的阐述。文化大革命前后，和平外交路线受到“左”的错误思潮的严重冲击，长期不作公开宣传。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1980年以后，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发展，中国领导人和研究界人士加强了对中国外交总路线、总方针的研究，重新提出中国的外交路线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并且在内容上不断地充实完善，在理论高度上超过以前的水平，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确认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总原则。
经过几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到1986年由中国政府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予以总结，形成了在世界范围内有重大影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史上有深远意义的和平外交路线理论。
中国提出和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中国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自己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二）中国主张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各国的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协商解决，而不能由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中国自己决不称霸，也坚决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和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三）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四）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五）中国信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努力在这个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和睦相处，友好合作，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决定亲疏、好恶。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同或不同作为占领别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并且认为只有铲除产生这种活动的社会根源和政治根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六）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持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作为中国对外工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中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谋求改善南北关系和发展南南合作的努力。中国殷切希望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反对外部势力的插手和干涉。（七）中国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把这种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中国在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时候，就指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主张，并且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还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在进行核裁军的同时，大幅度裁减常规军备。（八）中国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交流与合作。中国的开放政策面向全世界，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开放。（九）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精神所进行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开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活动。中国广泛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开展积极的多边外交活动，努力增进各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十）中国重视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各群众团体、民间组织和各界人士开展同各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新闻、卫生、体育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建设与和平，改革与开放，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国际社会中最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行为准则。中国的独立的和平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从形成到完善经过复杂的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证明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和适应中国对外关系发展需要的，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赞誉。
四、关于改革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进入80年代以后，为了改变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了建立起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国在许多国际场合不断阐述中国对改变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看法。1981年，在最早的南北政府首脑对话会议——“坎昆会议”上，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就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进行南北谈判有利于发展世界经济和维护世界和平。1983年6月6日，赵紫阳在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过去长期遭受外国的统治和掠夺，现在又继续遭受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束缚，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第三世界的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坚决支持这一正义立场。”
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完全合理正当的。从8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逐渐减少，国家债务负担严重，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南方发展中国家和北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加大。从世界经济看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出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势头。而南北之间在一体化势头中却贫富悬殊。诚然，这里面有历史的因素，但世界发展到今天，发达国家已难以把自己的繁荣和稳定继续建立在发展中国家普遍贫困落后的基础之上。为了保持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就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这不仅仅是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秩序问题。因为发展问题与和平问题息息相关。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势必影响国际局势的稳定，增加世界的动乱因素。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决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事。中国主张南北继续对话，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此，中国政府提出：“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目标，需要妥善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解决当前紧迫问题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长远目标的关系；第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振兴世界经济的关系；第三，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的关系。”
在80年代中国外交实践中，中国政府为推进南北对话、南南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支持77国集团提出的就能源、贸易、原料、货币、金融和发展问题进行一揽子全球谈判的倡议。提出在联合国就发展中国家关心的一系列国际经济问题进行综合性的一揽子南北谈判，推动发展中国家在调整和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方面作出响应，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环境；提出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根本目标和解决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紧迫问题（如债务沉重、资金短缺、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相结合的主张，努力推动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措施缓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难；呼吁发达国家在贸易方面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优惠，减少歧视性保护主义措施；倡议为建立一种新型的、公正的国际经济体系，必须改革国际金融、货币和贸易体系，加强联合国在国际经济、政治等问题上的协调作用。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中南北对立问题的日益严重，中国领导人对南北问题的看法也有重大发展。1986年3月，中国政府将对外政策归纳为十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方面就把“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列为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并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持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作为中国对外工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这是中国外交原则又一重大发展，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演变到“促进共同经济繁荣”，其广度、深度都有深刻变化，从双边国家关系发展到整个国际社会，角度、高度明显提高。邓小平对此有深刻阐述：“南北问题不仅是落后国家的发展命运，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如果占世界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落后状态的话，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受到限制。不解决南北问题，人类发展将遇到困难，这将是一个全球性和长期性的问题。”
邓小平面对80年代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明确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1988年9月，邓小平就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此后，在不同场合，他反复强调：“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并指出中国外交要“积极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将是中国对外关系中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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