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一国两制”理论的产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开始考虑早日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和妥善处理历史遗留的收回香港、澳门主权问题。中国执行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全中国人民意志的体现。对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人民总是希望用缓和冲突、稳定局势，不使人民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受到损害的和平手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世界和平的总战略考虑，以和平方式作为解决争端、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出发点，提出了对国际关系有重大影响的“一国两制”理论。

    1978年底，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公开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理论。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同年1月30日，邓小平访问美国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具体设想。

    “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中国领导人之所以提出“一国两制”的理论，是因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我们这一代人光荣、伟大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统一和富强，不仅是祖国大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同样是台湾各族同胞的根本利益所在，而且有利于远东和世界和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充分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充分考虑到台湾各族人民的愿望和台湾当局的处境，而且不仅考虑到现在，也考虑到将来。所以提出：“祖国统一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将持久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祖国统一之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互为补充，互相支援。只有在现实基础上的真正统一，才能带来国家富强，民族兴旺。赞成祖国统一就是爱国。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理论一经提出，即引起世界广泛反应，认为是中国的“超级战略”。因为它有利于国家的和平统一，有利于保障人民的经济生活和个人幸福，有利于消除紧张局势，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是邓小平最先作出理论贡献的。他首先考虑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运用于解决国内问题。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统一问题。邓小平说：“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这就叫做中国特色。”

    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提出用“一国两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后，并进而考虑可以用它来解决国际争端中的某些类似问题。如中美关系中最主要的障碍是台湾问题。采用“一国两制”的原则和方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美国的利益也不致受到损害，甚至还可以增加互利。这个热点消失了，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此，一国两制既是我们要坚持的一条解决国内问题（香港、澳门、台湾）的战略原则，也是我们要坚持的一条重大国际战略原则。

    由此可见这一理论对国际关系学的重大意义。不仅如此，“一国两制”还对政治学、国际法中的国家学说、行为主体的概念有重大突破。这一理论是对传统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突破，它将成为一个带有某些复合制特征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一方面，国家主权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另一方面，在单一制国家结构条件下，又具有某些复合制的特征，而实行着受到宪法保障的特殊制度。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没有先例。

    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和“联合声明”发表

    临近“九七”，英国为了继续维持对香港的统治，继续从香港收取上百亿英镑的商业利润，不断试探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英国政府认为，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是迫使中国延长英国统治香港的极好时机。英国多次制造舆论，称香港是中国“让给英国的”；香港是一只“下金蛋的鸡”，改变现状，无疑“杀鸡取卵”；又放风愿以1000亿美元买下“新界或用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换取英国对香港的管治”。1979年夏，主动提出派港督麦理浩访华，这是建国后港督第一次正式访华。在邓小平接见麦理浩时，麦理浩极力强调延长香港土地租约对维护香港繁荣的重要性，要求中方确认英方的打算。邓小平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只表示：现在距离1997年还有18年，我们还有时间，请转告投资者放心，不管将来怎样解决，我们都不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经过几年通过各种渠道的试探、摸底，英国判定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已定，遂决定采取对抗措施。1982年初，港英当局发动舆论攻势，制造信心危机，导致大量专业人才外流，资金抽走，使股市的恒生指数从1000多点下跌到500点。2月，英驻华大使柯利达称对香港的前途问题“应谨慎从事”，“要谨防杀鸡取卵”。6月，英国取得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胜利后，英国有人还妄想用“炮舰政策”威吓中国，叫嚷要派一二艘航空母舰到香港来。7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称：有关香港的“条约很快期满”，“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保留英国的行政管治，继续目前同中国合作的做法，香港地位不变，能再维持现状三十、四十或者五十年最好”。还企图把19世纪强加给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维持下去。

    中国政府为收回香港主权进行了周到细致的准备，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广泛征求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后，中央制定出“收回主权，保持繁荣”的战略决策。邓小平提出1997年后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下，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那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香港的金融、交通中心和自由港地位不变。对外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继续和世界各国保持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体育等各方面的交往。

    在双方各自的立场确定后，1982年9月下旬，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应邀访华。9月23日上午，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举行正式会谈。撒切尔夫人首先发言，开口就极力反对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定，扬言如果实施，“对香港信心所产生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如果信心不能得以维持，香港到1983年就不再繁荣，更不用说1997年了”；“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和信心，就得保持英国对香港的管治”。并声称，主权“对我来说是困难的”。接受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就意味着英国通过议会立法废除英国赖以对香港行使管辖的条约……这是不可想象的”。态度颇为傲慢。

    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严肃地指出：“整个香港地区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英国政府在上个世纪同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是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从不接受并要求改变这一状况。……应该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成熟了。现在正式告诉英方：中国政府将不迟于1997年收回对整个香港地区的主权，不能再晚了。收回香港关系到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在事关国家主权的原则问题上，中国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的。希望英方能够理解并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共同圆满解决香港问题。”赵紫阳总理讲话之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还在极力为英方立场辩护，会谈气氛显得比较紧张。

    24日上午，邓小平接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尽管重复昨天的讲话，但显得拘谨理屈。邓小平随后雄辩地强调：“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是明确的，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主权问题。这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到1997年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二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形式管理，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三是中英两国要商谈从现在到1997年这15年中如何使香港不出现大的波动。邓小平说：我们的看法是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中国政府在作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中国还考虑了我们不愿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波动，中国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邓小平的讲话显示了中国政府在收回香港主权问题上的坚强决心，同时还表明中国将恢复行使主权和保持香港的繁荣，看作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两个目标。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这次访华对英国政坛震动很大，英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商谈解决香港问题。

    从1982年10月至1983年6月，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正式进行外交会谈，这是第一阶段；1983年7月至1984年4月，为第二阶段的前11轮会谈。但由于英国方面不断提出所谓“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论”，“以承认中国主权换英国对香港的长期治权”，“加进港英政府参加谈判的三脚凳主张”等无理主张，阻挠会谈进展。对此，中国政府认为要保证香港繁荣与稳定的发展，需要有很好的准备和必要的时间，谈判客观上有紧迫要求，要求在谈判中迅速取得突破。1983年10月6日，中国外长吴学谦在加拿大表示：“不管谈判如何进行，我们将在1984年9月宣布1997年恢复主权的决定。”《人民日报》同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完全有权随时收回自己的神圣领土香港，希望英国政府看清时代潮流，以合作态度与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

    1984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应邀访华，在和中国政府领导人就香港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后，他表示：“要达成一份能使香港在1997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治理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他回国以后，英国政府对谈判态度较前积极，从4月底到7月底，进行了第二阶段的12至19轮会谈，重点放在了1997年前过渡期问题。7月底，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次访华，对中英谈判有了进一步促进。从8月上旬到9月上旬，中英双方进行了20至22轮的谈判，将协议的最后遗留问题予以解决，并于9月18日对协议文本全部达成协议。

    9月2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和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在北京草签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同时还代表中英双方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关于土地契约》三个附件。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和专程来华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各自政府正式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三个附件。此外还就香港居民的旅行证件问题互换了备忘录。在经过中英两国立法机构审议批准后，中英两国政府于1985年5月27日在北京互换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批准书，从此，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

    中英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有：（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则于同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二）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并在附件中详细说明；（三）自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至1997年6月30日止的过渡期内，英国政府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中国政府将予以合作；（四）就过渡期的香港土地契约作出处理规定，并成立中英土地委员会。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提出的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辖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并保持财政独立，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三）特别行政区成立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四）香港将继续保持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自由港以及独立关税区的地位；（五）香港可继续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签订有关协定；（六）在互利的经济关系中，英国和其它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受到照顾；（七）中国对香港的特殊政策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50年内不变。

    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一）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表明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人民依靠自身的解放和努力消除了殖民主义强加给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在世界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二）这是“一国两制”理论的率先垂范。香港问题的解决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正确的，这将为推动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三）为和平解决国际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像香港这样复杂的具有相当难度的历史遗留问题能够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这说明只要真正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维护和平、促进合作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对国际形势变化起了良好的积极影响。

    三、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和“联合声明”发表

    中英两国通过外交谈判，圆满解决了香港问题之后，在国际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对澳门问题的解决树立了良好的范例，也使通过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时机基本成熟。1984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葡萄牙进行友好访问，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为澳门问题的谈判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1985年4月3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指出：“澳门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葡建交时，双方对此已有谅解。”同年5月，葡萄牙总统埃内亚斯来华访问，期间和邓小平主任进行友好谈话时，邓小平说：“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国建交时已达成谅解。”埃内亚斯贝蜕：“澳门问题的主要方面在达成建交协议时已经解决了，葡萄牙人民愿意友好地解决这个问题。”23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1979年两国建交时，葡中双方都承认澳门是在葡萄牙管辖之下的中国领土，两国都以保持澳门的稳定和进步为共同的目的。”中葡双方都认为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同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散发了一份新闻公报宣布：中葡双方同意于近期内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澳门问题举行谈判。

    对澳门这样一个由葡萄牙控制了400多年的特殊地区，中国政府对解决澳门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定要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在恢复行使主权之前，保持澳门的稳定和发展，按“一国两制”的指导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在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

    中国和葡萄牙是从1986年6月底开始进行澳门问题外交谈判的，到10月下旬，双方共谈了三轮。由于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整个谈判过程比较顺利。当然，其间也出现过企图把澳门交还中国的时间拖延到21世纪的动向。但1986年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严正指出：“在2000年后交还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葡萄牙政府对中国政府的立场很重视，1987年1月6日，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研究，原则同意于1999年将澳门治权交还中国，并派葡萄牙外交国务秘书苏亚雷斯专程访华，通报了葡萄牙政府的决定。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到了3月份，“中葡联合声明”全部达成了协议。

    3月26日，“中葡联合声明”在北京举行草签仪式。4月13日，来华访问的葡萄牙政府总理席尔瓦和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及联合声明包括的两个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和《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并就澳门居民旅行证件问题交换了备忘录。此后经过两国政府立法机关分别审议批准后，1988年1月15日，在北京，中葡举行了批准书交换仪式。协议正式生效。

    “中葡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有：（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二）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执行的基本方针政策，并在附件中详细说明；（三）在过渡期内，葡萄牙政府负责澳门的行政管理，中国政府将予以合作；（五）对过渡期内处理土地契约及有关事项作出规定，并成立中葡土地小组，磋商具体事实问题。

    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提出的对澳门的基本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二）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保持澳门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以及基本的法律不变；（三）澳门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辖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并保持财政独立，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四）澳门将继续作为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与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五）葡萄牙和其它国家在澳门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六）中国对澳门的特殊政策，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澳门基本法规定之，并在50年内不变。

    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再次证明“一国两制”理论的伟大实践意义，并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起了促进和示范作用。澳门问题的解决符合全体中国人民和澳门人民的共同心愿，使这块脱离祖国怀抱四五百年的土地终于要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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