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0年代初期中印边界冲突以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基本上是冷淡和没有太多的来往的。这主要是中印边界问题影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努力完善和周边地区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也希望能同印度改善、增进两国人民的交往。
当然要改善和印度的国家关系，首先碰到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1981年6月初，中国政府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印边界问题只要能够互谅互让，应可以取得一揽子解决的。”中国政府所说的“一揽子解决”，就是将中印之间有争议的几段边界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只要双方都有改善国家关系、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互谅互让的诚意，再复杂的边界问题都可以一起解决的。中国政府过去同其它周边国家在解决边界问题时使用“一揽子方法”是成功的。
为了推进中印关系的发展，1981年6月，中国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访问了印度。在这次访问中，中印双方达成了对边界问题进行外交谈判的谅解。1981年12月起，中印两国开始举行副外长级的会谈。但是边界会谈进行得很不顺利，原因是印度方面片面强调本国主张，不愿意考虑中方的合理主张，单方面要求中方作出让步，两国对边界问题分歧太大。为了推进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中国领导人不断作出努力。1982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接见印度来宾时表示：中印之间不存在相互威胁的问题，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是不难解决的。1984年9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接见印度代表团时表示：双方有某些分歧没有关系，以后再解决，只要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这个问题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中国政府为了使边界问题谈判有所进展，在会谈中也同意“分阶段”解决边界问题，即对中印边界逐段加以谈判，一段一段地达成一致。中国外交部谈判代表团还提出供讨论的分阶段解决方案。但印度仍然坚持己方的立场，致使到1985年以前的三轮会谈毫无进展。
中印边界问题之所以难以进展，关键在于印度政府没有放弃对中国西藏的领土要求。1986年，中国恢复在中印边界东段桑多洛河谷地区的巡逻。同年6月，印度政府提出所谓抗议。而实际情况是，桑多洛河谷地区不仅远在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而且也在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所标示的纬度以北。中国边防部队完全是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正常的巡逻，而印度政府也要提出抗议。该年进行的中印边界问题的第七轮谈判还是毫无进展。但是，印度方面在这年的12月8日和9日，由印度议会两院通过把印度非法占据的中国领土从中央直辖区定为“阿鲁纳恰尔邦”。1987年2月20日，印度政府不顾中国方面的严正抗议，正式成立了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与此同时，和印度议会、政府的非法行为相配合，印度军队从1987年上半年开始不断越过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蚕食中国领土，经常派遣军用飞机侵入中国领空，并在中印边界东段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样，印度军队的行动就造成了中印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
中国政府在印度成立“阿鲁纳恰尔邦”的行动中，就多次明确表示：印度的这种做法再一次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决不会接受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及对中国领土的占领。印度的行动是与中印两国人民希望通过友好协商早日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背道而驰的。1987年上半年，中印边界出现紧张局势后，中国政府非常重视。6月1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和访华的印度外长蒂瓦里进行了会谈。刘述卿副部长指出：中印边界问题包括历史遗留的和新近发生的两类问题。对历史遗留问题，双方只能通过友好协商，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求得解决，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和照顾两国人民的感情。在谈判划定边界之前，双方应严守。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对新近发生的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印方把越过实际控制线的军事人员全部撤回去，以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件，缓和边界某些地段出现的紧张情况，印度外长在会谈中表示：印度希望恢复和重建两国友好关系，双方应消除过去的误解和怀疑，以便找到两国关系的新开端。这也是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让他转告给中国政府的口信。这次会谈后，中印边界东段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中印两国领导人加强接触。1988年7月，印度人民院议长巴·拉姆·贾卡尔在出国访问时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会见。两国领导人都有意进一步加强联系，并相信只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关系和解决边界问题，相信边界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在国内有很大阻力的情况下应邀访华。这是时隔34年后印度总理首次访华，在两国关系上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等会见了拉吉夫·甘地总理，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李鹏总理和拉吉夫·甘地总理举行了会谈。双方强调，由中印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搞好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双方认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恢复、改善和发展中印睦邻友好关系是双方的共同愿望，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印边界问题，两国领导人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双方提出了要本着“互谅互让”、“互相调整”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边界争端，在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解决办法的同时，积极推进双边经贸、科技、文化等关系的发展。双方同意在国际事务中加强磋商合作。印度总理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印方不允许在印度的西藏人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从拉吉夫·甘地访华以后，中印关系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双方长期的冷淡关系告一段落。
二、中日关系不断发展及其问题
在这10年间，中日两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特别是在政治上，中日两国领导人都对中日关系的发展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如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铃木善幸时说：“发展同日本的关系是中国的长期国策。”“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从日本方面看，历届首相也都强调日中友好，认为“维持和发展与中国的良好而又长期稳定的关系是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具体表现在：
高层领导人互访增多
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很多，其中日本方面访华的有：铃木善幸首相（1982年9月）、中曾根康弘首相（1984年3月和1986年11月）、竹下登首相（1988年8月）。中国方面有：华国锋总理（1980年5、6月）、赵紫阳总理（1982年5、6月）、李鹏总理（1989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3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1985年4月）。这些访问都给中日关系以推动。
双边交往的增加
除了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以外，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双边交往大大地增加了。
这个10年中。中国副总理和包括外交部长在内的政府部级以上官员对日本的访问不下14次，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行的访问。日本方面，外相、首相特使和其他政府部级官员不下6次。参众两院议长和议员的代表团以及执政党高级干部来访不下9次。
1979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曾经提出为了落实两国政府首脑达成的协议，有必要举行中日两国政府成员会议。1980年华国锋总理访日时，双方就此问题达成了协议。1980年12月，中日政府成员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双方各有六七名政府成员参加。以后形成惯例，每二年召开一次，在东京、北京交替举行，作为两国政府间的高级对话渠道。
中日双方当时还商定，除了“有必要进一步促进两国间各种级别的交流”之外，还明确建立起外交当局定期协商制度，每年举行一次会晤，在北京、东京轮流举行。
1984年经双方首脑提议，建立起了成员广泛、代表性强的“21世纪委员会”这一咨询、协商机构，定期交流，沟通双方对国际形势、双边关系的看法，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特色。
人民间的往来不断扩大，到1986年，中国派往日本的公费留学生近3000人，日本来华的留学生超过1000人。
北京、上海、天津及中国大部分省会城市分别同东京、横滨、大阪、神户等日本城市结成友好城市，到1989年底，结成友好城市关系共95对。
对于二战遗留的在华孤儿问题，1984年3月，中日双方达成了《关于解决在华日本孤儿问题的协商结论》。到1986年底，已有14批共1384人去日本寻亲，其中551人找到了亲人，占总数的37％。1986年5月，又达成了《关于在华日本孤儿养父母等抚养对象抚养费的协商记录》。
两国之间工、青、妇以及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宗教等各个领域的团体、个人互访也很多。
经济合作加强
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日本政府表示要给予支持。1979年，大平正芳内阁决定从1979年至1988年分三次向中国提供有较长时期的利息和偿还期方面优惠的日元贷款。第一次，是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宣布从1979年至1983年，提供金额为3309亿日元（约合15亿美元），用于秦皇岛、石臼所两个港口和京秦、兖石两条铁路等项目的建设；第二次，是中曾根首相访华时宣布从1984年至1990年，提供金额为23．5亿美元，用于秦皇岛、连云港等港口和衡广、郑宝铁路及津沪穗三市电话网等项目的建设；第三次，从1990年至1995年，提供金额为8100亿日元，约合55亿美元。这批长期项目贷款的实际使用，主要用于基础项目上，包括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第一期工程等。
投资方面，从1979至1989年的10年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协议金额在26．57亿美元，排在香港、美国之后的第三位。占外商来华投资总额的7．88％。1983年，中日两国之间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这10年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为567项，应该说不很多。
从1981年起至1991年止，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无偿资金援助约630亿日元（约合5亿美元），一共有50几个项目。到1990年为止，共完成40个项目，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中日友好医院、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
这期间，日本是中国吸收资金的主要途径之一。1979年，日本输出入银行向我提供能源开发贷款4200亿日元（约合20亿美元）。1984年又决定向中方提供能源开发贷款5800亿日元（约合24亿美元）。主要用于合作勘探，开发石油、煤炭资源。此外，从1982年至1989年4月，中国银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中国金融机构在日本市场上共发行债券18次，筹集资金合计3700亿日元。
在中日经贸关系中，技术合作进展比较慢，日本在和中国进行技术交流与转让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一些国家。
双边贸易的扩大
80年代，中日经贸关系发展迅猛。1980年中日贸易总额为88亿多美元，比1979年67亿美元增加了31％。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5％，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首位。在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中占3．5％，居第5位。
1985年，中日贸易总额为164．4亿美元。1986年为138．6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3．2％。中日经济贸易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贸易不平衡，中方存在着大量的逆差。1985年中方逆差为52．2亿美元，1986年为51．35亿美元。1987年中日经济贸易总额有所增加，达164．8亿美元，中方逆差比前一年有了大幅度下降，但仍达37亿美元。
1988年中日贸易总额在190亿美元左右，达历史最高水平，是1980年的2．1倍，占外贸总额的18％。1989年略有下降，为188．97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外贸总额的16．9％。中方逆差继续下降，还有约21．72亿美元的逆差。
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
在中日双边关系中，在这期间各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经济方面，80年代初由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调整的原因，出现了宝山钢铁工程计划和部分大型化工项目停、缓建问题，影响了一部分和日本厂家订立的合同，后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采取多种办法使这个问题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还有一例重大问题是“东芝机械公司事件”，这件事本与中国无关，但由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东芝公司的制裁，使东芝公司应于1987年上半年执行的9亿美元的技术设备合同也不能如期履行，使中国无故成为这一事件的最大受害者。事件发生后，日方虽表示遗憾，但处理结果中方不甚满意，使中国经济受到损失。此外还有日方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问题、经贸合作中中方逆差长期过大等。
在政治方面，日本右翼反华势力不断干扰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例如：在1982年和1986年两次出现“教科书事件”。起因都是日本右翼势力力图在日本中小学教科书中篡改历史事实、推卸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责任、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引起的。这两次事件虽然由于日本人民和中国、东亚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而被遏制，但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存在，在教科书修改问题上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并在90年代发展成历史认识问题。还有在1985年出现的现任首相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司法当局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光华寮审判问题，中日之间存在的钓鱼岛领土问题等。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希望日本方面能切实按照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以及国际法准则，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大局出发，予以合理妥善的解决。
三、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
80年代，中国在发展同亚洲各国，特别是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方面，分别采取积极步骤，这个时期是建国后关系比较好的时期。
中国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亲密的兄弟邻邦。两国领导人友好访问不断，中国支持朝鲜为实现自立、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建立高丽联邦共和国的主张；建立“朝鲜半岛无核和平”的倡议；支持南北对话，支持一切有利于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主张，中国希望朝鲜半岛和平与独立。
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得到改善。两国领导人有了互访，1986年签订了《中蒙领事条约》，1989年中蒙两党恢复了关系。同年两国签订了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协定。
中国同南亚的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的关系很好。中国领导人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互访不断，经贸联系增加，在国际政治中互相支持。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接待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是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胡马尔·汗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中国领导人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李鹏总理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中国不承认印度对锡金的非法合并。中国对阿富汗人民怀有深厚的友好情谊。
中国人民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中国同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都保持良好的关系，领导人之间访问频繁，经贸联系增加，人民之间来往不断，中国同印度尼西亚从1985年后关系逐渐改善，经贸联系增加。同文莱在这时虽没有建交，但也保持着友好的交往。中国同老挝的关系从1986年以后有了改善，双方同意互派大使。1989年10月，老挝部长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访华。中国同柬埔寨有着传统友谊，面对80年代末柬埔寨复杂的国内外因素，中国一贯主张全面、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并积极地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促使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获得重大进展。中国同越南的关系，由于越南的反华政策，这十年一直处于恶化状态之中。1980年，越南通过载有反华内容的宪法。在中越边境造成几千次冲突，非法占领中国南沙群岛的20多个岛屿。但1990年以后，中越关系稍有松动。中国十分重视同东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80年代后，中国对外政策进行战略调整，国内走上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需要扩大同西欧、大洋洲、加拿大等工业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联系。在这10年中，中国同这些工业发达国家的双边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一定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在国际政治中都认为对方是重要的因素。中国认为，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制止战争的重要力量。中国支持西欧联合自强和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主张。西欧等发达国家认为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是国际上一支重要的平衡力量，它有助于世界摆脱两极格局，建立一个多种力量均衡又互相制约的多极世界。因此，中国和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为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分别访问了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议会党团领袖也纷纷访问中国。双方高层领导的频繁互访和多层次、多渠道的政治磋商，促进了政治关系的不断发展。
中国同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这些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的良好政治关系促进了相互之间互利互惠的经济贸易关系。80年代以后，中国同上述国家达成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经贸总额不断增长。以西欧国家为例，1985年的贸易额达95．75亿美元，比1984年增长40．7％；1986年的贸易额达113．39亿美元，比1985年增长39．3％；当年中国同西欧国家的贸易额已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8．6％，居日本之后占第二位；1987年的贸易额为129．95亿美元，比上一年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双方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更突出，西欧在中国技术设备进口中保持着最大伙伴地位。即使在最困难的1989年，中国和西欧国家的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合作仍在发展，贸易总额为158．45亿美元，比1988年增长了7．9％。加、澳、新和中国的贸易也是如此，1985年，中国和加拿大的贸易额为13．45亿美元，1990年发展到19．08亿美元。1985年，中国和澳大利亚双边贸易额为12．59亿美元，到1990年发展到18亿美元。此外，这些国家还向中国提供了财政技术合作及各种形式的贷款援助。如1984年，加拿大出口发展公司同中国银行续签了20亿美元的贷款协议。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有力的支持。
中国同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也在增长。据中国国家教委统计，1987年中国在西欧19国的留学生和进修人员为6831名，这19国在华的留学生为599名。到1990年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公派留学生已达12431名。在文化交流方面，每年中国同上述国家都有大批舞蹈、戏剧、音乐、体育及其它文化团体互访互演，如1987年，西欧国家来华访问、演出、举办展览的共有61起，中国赴西欧访问、演出、展览的共71起。
这10年中，中国和上述国家关系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经贸关系中，中国方面还有较大的贸易逆差。在政治关系中，某些工业发达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在台湾问题上，向台湾出售武器，提升台欧关系中的政治规格。到1989年，中国国内发生“六四”事件，这些西方国家追随美国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致使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出现倒退。这是不符合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人民根本利益的，不利于这些国家和中国长远关系的发展。中国政府认为，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中国和西欧等工业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技术、贸易上的合作前途十分广阔，只要双方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平等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和西欧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双边关系会在原有的良好基础上迅速恢复并更快地发展。
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关系不断发展。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中，始终奉行重视加强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真诚援助、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外交政策。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中国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肩负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促进经济共同繁荣的崇高使命。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事业。中国支持第三世界提出的改革旧的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的要求，并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在这10年中，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在发展与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方面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在发展和拉美国家经济技术合作方面提出了“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江泽民主席提出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三条原则：即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支持这些国家维护政治、经济权益的正义事业；不把自己的做法强加于人。由于中国重视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并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所以，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互访频繁。来华访问的发展中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1982年有20位，1983年有14位，1984年有19位，1985年有25位，1986年有13位，1987年有19位，1988年有21位，1989年有19位。中国领导人也访问了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这些互访对推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加强在国际政治中的相互支持起了很好的作用。
中国非常注意同发展中国家广泛地发展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签订了为数众多的双边协定、议定书和换文等，尽可能多地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到1985年为止，中国已同8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经济援助关系，共建成了1000多个各种项目，已同5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800多项合作项目的协议，总金额达30多亿美元。同22个国家和地区兴办了70多项合营企业。1988年，中国同104个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为139．56亿美元。在这个阶段，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援助的工作重点也从过去的单纯提供援助转到互利基础上的经济技术合作，并提出“守约、保质、重义、薄利”八字方针，因此，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前景更加广阔。
从1980年到1989年上半年，第三世界国家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增加了18个。到此为止，全世界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共139个，其中第三世界国家就达到了10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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