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重庆政府排斥中共参加对日受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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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庆政府依靠美国、勾结日伪,企图单独受降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重庆国民政府的“积极反共”政策也愈演愈烈,突出表现在要排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参加抗日战争大反攻,而由国民党政府军独占抗战胜利果实。1945年8月,抗战进入最后胜利阶段。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全国人民举行大反攻。

    10日,日本政府向美、英、苏、中等国发出乞降照会。

    同日,蒋介石电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示对各战区日军投降应行注意事项。

    11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联合紧急会议,讨论日本投降有关问题。蒋介石下达三道命令:一是要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是要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要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不准向人民军队投降。

    蒋介石的这三道命令激起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队的极大反感。在抗战8年中,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牵制住大部分侵华日军和伪军,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并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现在,抗战胜利了,远在大西南的国民政府因为来不及调运部队接受日伪军投降,而要命令正在前线的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原地不动,不准受降。这种极其错误的命令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共方面的拒绝。

    8月8日,朱德总司令向除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所有敌伪军发出通牒,令其立即投降。

    8月12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蒋介石,拒绝其在8月11日发布的要十八集团军“应就地驻防待命”、不准受降的命令。指出蒋介石的命令“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其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其所部下令投降。同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美国宣布在不危及盟军安全的条件下,停止对日本陆海军的进攻,并划定中国(东三省除外)北纬16度以北的印支地区由蒋介石受降。当天,朱德总司令向美、英、苏三国政府致送说帖,指出: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人民武装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投降……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日军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的工作。

    日本天皇投降诏书广播之后,日军巳面临瓦解状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都在敌人后方,就在日军驻守的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边,完全会出现成片日军向中共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交械投降的情况,中国各大城市也会变成解放区。这种情况是蒋介石维护其独裁统治所不能容忍的。而国民党军队远离日军驻守的地区,短时间内难以赶到,如没有日军的配合无法由国民党来受降。所以,蒋介石为了一己统治之私利,不惜与民族的公敌相勾结。

    也是8月15日,蒋介石发表“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的讲话,对那些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说:“我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和以德报怨,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要做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这是我每一个军民同胞全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这篇“以德报怨”的讲话实际上就是要争取日本侵略者合作。果然,在同一天,蒋介石命令冈村宁次“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和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另外对过去从国民党投降过去的汉奸头子纷纷加封各种头衔,让他们维持治安,拒绝向各人民武装交枪投降。23日,又通知冈村宁次:“中国境内之非法武装如擅自向日军追求收缴武器,在蒋委员长或何总司令指定之国军接收前为股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受部队。”

    蒋介石的这些行动使日本侵略军看到了免遭灭顶之灾的希望,竟宣布在未正式举行投降仪式之前,日军仍负责维持治安之责,还要对“越轨分子”进行“坚决的讨伐”。蒋日之间完成新的勾结。18日,冈村宁次以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村浅三郎的名义命令,要其部下“对国民党军队要积极配合,完全彻底地交出武器、弹药、军需品,充实其武力并以设备、器材、技术人才、原保密的工业技术等促其经济复兴”,对共产党则应断然予以“讨伐”。而在前一天,冈村宁次已经给蒋介石复电,称已派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等去玉山找何应钦接受投降。因风雨原因,今井武夫等迟至21日赶到湖南芷江机场,和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副参谋长冷欣、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参谋长巴特勒会谈。日方接受了何应钦第一号备忘录:规定冈村宁次指挥中国境内(东三省除外)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日军投降,并不得向非指定部队投降。另派冷欣去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萧毅肃提出中方要在最短时间内空运部队去南京、上海和北平,要日方作好准备,并和日方保持无线电联系。

    8月27日,冷欣到达南京。次日,与冈村宁次会面时提出在任何情况下确保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武汉、广州、香港等八大城市能移交给国民党军队。冈村宁次保证八大城市不会有问题。并说在24日日本大本营已命令冈村宁次率其所属全部官兵及驻台湾的第10方面军、驻越北的第38军并中国境内的日本海军向重庆国民政府投降。从27日开始,国民党军队空运到南京、上海、北平、开封等地,9月2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和上海举行凯旋仪式。9月9日上午,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正式接受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率部投降。冈村宁次并最后下令,自9月11日起,各地日军分13个区域向中国国民政府投降。10月25日,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了日本驻台部队的投降仪式,台湾正式回归祖国。

    在这个过程中,国民政府为了能迅速抢占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和日本侵略者勾结在一起,对一些罪大恶极的汉奸未加控制,使这些人逍遥法外,陈公博就在日本的庇护下于8月25日逃到日本。冈村宁次因配合国民政府接收有功,竟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宾,事后又被宣布无罪释放,使这个侵华日军罪魁逃脱了中国人民的制裁,充分暴露了蒋介石在积极反共政策下,已公然视敌为友了。

    二、国民政府收复香港计划的失败

    抗日战争后期,重庆国民政府制定了收复香港的计划。1941年底,日军发动的南进攻势中,用极短时间就打垮了英军在香港的抵抗,抓走了香港总督,然后在香港实行残酷统治,把香港变成进攻大陆和东南亚的桥头堡,而在香港地区坚持抗日活动的是中共领导下的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到1945年初,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时,国民政府便制定军事收复香港的计划。

    在中国战区司令部制定完作战计划后,1月29日,战区参谋长、美国驻华军队司令魏德迈便向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和美国国防部报告了这一计划,该计划共分四个阶段,从5月1日开始攻势作战,直到攻占广州和九龙。魏德迈特别说明:中国军队的攻势可以在亚洲大陆击败日军,并使在大陆的日军无法调回日本去阻御美军的登陆作战,而且击败大陆上的日军,并不需要美国的地面部队,更用不着苏俄参加太平洋战争。2月14日,蒋介石批准了这个计划。4月2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批准了这个计划。说明这时美国政府对中国收复香港是支持的。

    但是英国政府顽固坚持决不放弃香港的政策。1945年4月5日,赫尔利在伦敦会见丘吉尔时希望英国依照《大西洋宪章》的精神放弃香港,以压迫苏联放弃对大连要求的优先权益。丘吉尔马上反驳:英国的殖民地不受大西洋宪章的约束,谁也不能迫使英国放弃香港。他誓死不愿归还香港。

    8月,抗日战争胜利在即,国民政府外交部极力建议趁日本战败之机收回香港,至少也应收回九龙,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理应由中国政府受降,这是关系到中国国家尊严的大事,并提出经广九线,捷足人据香港、九龙,再与英国交涉的实施方案。这一方案如得国民政府坚决贯彻,香港、九龙在短期内即可回到祖国怀抱。

    英国政府也未坐视,而且行动更快。8月10日,在收到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投降的消息后,英内阁会议批准英总参谋部提出分三阶段占领香港的计划;(1)英太平洋舰队一小分队尽早占领香港;(2)运送婆罗洲——澳大利亚旅抵香港;(3)马六甲海峡通航后,从东南亚战区派一陆空分队取代澳大利亚军队。11月13日,英国外交部两次电令驻华大使薛穆,要他设法通知被日军囚禁的前港府辅政司金逊(F.C.Gimson),授权他被释放后“立即恢复英国的主权和行政”,并告他,香港计划小组组长麦道高将作为香港首席文官率员尽快飞往香港。

    8月15日,杜鲁门总统向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下达了接受日军投降的第一号命令。其中规定:在中国境内(除满洲外)、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的英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军应向蒋委员长投降,香港处于中国战区,理所应当地由中国军队受降”。所以,蒋介石派特使前往香港通知在当地已开始活动的英国人金逊:中国军队即将到港,应由中国军队司令官接受日军投降,而国民党新一军已按照盟军一号令向香港靠近。对16日英驻华大使薛穆给中国政府的照会:“英国政府正在安排派遣必要的英国军队去重新占领香港,并恢复香港行政”一事,中国政府当日复照:香港不在东南亚战区内:(该战区司令是美国人蒙巴顿),英国的要求与杜鲁门关于受降的命令不符,兹建议英国政府按照联合国家的总规定对受降日军作出安排。婉拒英国人的要求。而美国人对这时收到英国人调一支英国舰队去香港的请求也不作积极表示,持拖延态度。如果这时蒋介石下定决心,断然收复香港,那么英国人恐怕是难以交涉的。但国民政府这里一迟疑,英国人便采取双管齐下的紧急措施。

    英国刚刚当选的新任首相艾德礼在18日直接给杜鲁门发出密电,其中表示: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把第一号总命令解释为意味着香港包括在“中国境内”的说法,香港是英国领土。并且说,英国军方已通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一支英国舰队已在赴香港途中。他要求杜鲁门改变一号命令,保证香港日军向英国投降。第二天,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又向中国副外长吴国桢递交一份备忘录,他狡辩说:“一号命令”规定中国接受“在中国境内的”日军投降,“英国政府认为这不能包括香港”。他说:英事政府当初被迫弃守香港,如今英军接受日军投降,事关英国的荣誉。并表示欢迎中国派代表参加受降仪式。第三天,英国外相贝文在下院宣布:英国政府已采取行动,准备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但“可能还有困难”,中英两国军队正展开一场竞赛,看谁先到香港。

    英国舆论大肆渲染,把中国收复自己的国土说成是中国采取高压手段,匆忙派兵前往港九,这样会出现无法收拾的局面,要求美国进行干预。为英国恢复在香港的统治制造气氛。

    杜鲁门在接到艾德礼要他改变“一号命令”的强硬密电后,马上和政府要员进行协商,感觉到在重占香港问题上如再支持中国,会影响美英之间的关系。不能因为这个问题使远东战后安排受阻,所以改变了支持中国接收香港的态度。杜鲁门马上指示麦克阿瑟部署香港向英军投降,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并将此事通知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

    8月20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致蒋介石的备忘录中称美国已通知中国由英国在香港受降,还对吴国桢说:美国不反对英国派遣舰队前往香港受降。蒋介石闻讯后马上给杜鲁门打电报询问美国的态度,他恳请美国不要对《波茨坦公告》和麦克阿瑟发布的投降条款作任何片面的修改,否则会造成不良的先例,并提出两个想法,一是请美国做工作让英国打消在香港地区接受日本投降的任何企图。二是,如果美国政府同意英国派军队来香港,则可让日本先向中国政府投降,受降后由蒋介石授权英军登陆并重新占领香港,并称这是中国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从蒋介石的这封电报看,蒋介石并未下坚决收复香港的决心,而是一味依靠美国,并已表现了妥协和让步。

    杜鲁门的复电再次证明美国改变了以前的政策,他在电文中称:“英国在香港的主权是没有疑问的,倘为投降仪式而发生麻烦,似乎将抵偿不了其恶劣影响”,希望蒋介石能“以合作与谅解的精神看待此事”。美国政策的转变,使蒋介石依靠美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打算落空,他又不想真的在收复香港问题上和英国对抗,那么只有让步。

    8月23日,蒋介石分别通知杜鲁门和英国大使薛穆:作为中国战区最高司令,他已通知英国政府表示愿意授权一位英国军官,让他去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同时派中、美军官各一人参加受降仪式等。

    但是,在香港受降问题上占了上风的英国工党政府却得寸进尺,以帝国主义的粗暴态度回答:英国必须重新恢复香港的原状,香港不属于“中国范围之内”,蒋介石无权委派英国军官受降。英国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欢迎蒋介石派一名中国代表和一名美国军官出席受降仪式,而且“只能作为见证人而签字,除此而外,则别无所为”。

    英国政府的这一蛮横答复把国民政府原以妥协来顾全脸面的希望彻底打碎,引起从外交部到蒋介石的强烈愤慨。蒋介石决定要顶一顶英国人。当即电告杜鲁门:不管英国方面接受与否,他都将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身份任命哈考特为他的代表,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美国方面也有舆论和官员认为“英国人的这种态度,无疑是以武力在进行威胁,而不把其他国家放在眼里”。有的民众投书国务院指出:香港历来就不属于英国。日本人和英国人一样,都是以征服的方式占领香港的。现在香港即将光复,但那是美国人和中国人战斗的结果,英国佬却什么也没有干。

    面对中、美等方面的反映,英国也感觉到需要改变此策略。28日,英国外交部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仍由哈考特将军代表英国政府前往香港受降。同时由另一个英国军官代表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共同接受日本人的投降。……但这个代表中国方面的英国军官,应由英国政府来指派。30日,蒋介石召见英国大使薛穆,对英国“践踏他作为中国战区统帅的权力表示愤慨”,断然拒绝英方的28日方案。薛穆看到蒋介石的愤怒表示后,当天就向英国外交部作了报告,其中说:“最好的办法是接受授权”,“除非此事得到解决,这个事端将损坏我们与中国人的关系……。为了重建我们在上海等地的利益,我们应当得到中国合情合理的合作。如因香港问题而使蒋介石留下极为恼怒的感情,那么不但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都会遇到障碍和恶意。”

    英国政府也看到为今后在中国的利益,不能让蒋介石太觉难堪,便作少许表面让步。31日,向中方表示:同意哈考特代表英国政府,同时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并欢迎派中、美军官各一人参加受降仪式。

    9月16日,受降仪式在香港总督府举行,中国代表罗卓英参加了受降仪式,英国重占香港的图谋终于实现,而蒋介石要求的“面子”在哪里呢?对于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受降一事,根本无人提及,英方完全以香港解放者自居,对中国故意采取蔑视态度,对蒋介石派出的以“涵养好”著称的代表罗卓英将军,英方处处使他难堪,让他无法忍受。英国当局甚至无视中国参加受降的事实,严禁香港居民悬、持中国旗帜来庆祝抗战胜利。

    由于蒋介石的妥协退让,由于英国顽固坚持帝国主义殖民立场,由于美国等在关键时刻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并未以平等地位对待中国”,由于中国的国力弱小,所以终未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大好形势下完成收复香港的历史任务。

    三、在美调停帮助下准备发动全面内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成了影响中国最大的国家,国民党政府为了实现反共反人民的独裁统治,不惜以出卖民族权益,换取美国的大力支持,取得了几十亿美元的“军援”和“经援”,为发动全面内战作好准备。美国为了独霸中国并完成称霸全球的战略布置,插手中国内政,全面渗入中国,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势力范围,所以全力支持蒋介石,执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终于一步一步地促使全面内战的爆发。

    抗战后期,蒋介石为了独占胜利果实,实现独裁统治,对共产党采取限制、排挤、消灭政策,国共两党的矛盾已经比较尖锐。1945年5月5日至21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正式代表600人。蒋介石致开幕词并作《本届代表大会应有之反省与努力》《党员确立革命哲学之重要》《革命军人与革命党人之关系》等演讲6会议宣称:“与中共之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并通过《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和《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两项决议,拒绝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诬蔑中共“武装割据”、“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号召国民党员提高警惕,努力奋斗。

    国民党政府在这一政策下为建立全面独裁统治而加紧活动,包括取得形式上的合法地位,召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对此,1945年6月16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不参加国民政府决定于今年7月7日召集的所谓国民参政会。这是因为:(1)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广大民主人士,一致要求国民政府取消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2)此次所谓新的国民参政会的召集完全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至今没有合法地位。(3)尤其重要的是国民党六大一意孤行,决定于今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而在行将开会的国民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行国民党的反动决议。

    国共两党在重大国内政治问题上尖锐对立。抗日战争胜利时,蒋介石不准中共军队参加收复失地的行动,而企图独霸受降权,中共中央发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命令所有中共军队开展大反攻。双方在受降问题上斗争激烈。

    由于国民党军队远在大后方,中共军队都在敌后,因此受降形势对中共有利。但蒋介石一方面和日本侵略者勾结,日军在其控制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遭上不向中共军队投降;另一方面,美国加紧干涉中国内政,紧急空运蒋军前往华东、华南、华北等地,抢占了这些地方的主要城市,但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还急于抢占东北。

    这时的东北形势是,自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作战后,到8月22日关东军有组织的抵抗停止了,苏军攻占了东北、库页岛、千岛群岛和北纬38度线以北等按雅尔塔协议规定的反攻地区。中共领导的军队从8月中旬分3路出兵东北、热河。8月30日攻克了山海关,9月5日进入沈阳,解除了日伪武装,使沦陷14年的东北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园民党军因远在大西南,眼睁睁地看着中共军队收复了东北,十分不甘心。蒋介石企图从陆路打进东北但遭到人民武装的阻击,无法进去,又乞求美国阻止苏军占领热河。但杜鲁门回答:苏军根据麦克阿瑟第一号命令已在热河接受日军投降。这条路还是走不通,美国空运了国民党3个军到达北平、天津、唐山,并企图在烟台登陆,但被我人民军队赶了回去。从海路去东北也没有得逞。

    8月26日,中苏条约正式公布。蒋介石把争取苏联协助进入东北放在重要位置,同时在国内制造和平气氛,麻痹中共方面。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面商国是。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开始了战后国共两党谈判,史称“重庆谈判”。由于国民党缺乏和平谈判诚意,虽发起这次和谈,但在谈判中连一个谈判方案都提不出,谈判过程中的所有方案,全为中共所提出。经过43天艰苦谈判,蒋介石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团结方针,同意国共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战后中国。但在至关重大的军队和边区政权问题上,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协议。10月10日,双方代表签署了和谈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录》)。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等人仍留在重庆与国民党继续商谈。

    10月1日,苏联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在10月下半月从东北撤出,请于本月10日前派代表去长春和苏方代表交涉。蒋介石立即决定用美国军舰运兵从大连登陆。5日,苏方回答:大连是商用港,不能同意中方军队在大连登陆。蒋介石只得一面交涉一面准备易地登陆的办法。10月9日,派东北行营副参谋长率少数人员抵达长春,次日,举行了象征性的“接收”仪式。12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外交部东北特派员蒋经国等抵长春。13日,和苏方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会谈。苏方提出:中国军队不得在大连登陆,如空运需由两国政府解决,中方军队进驻某一地区时,须待苏军全部撤走之后。此后熊式辉一再要求苏军协助国民党军队登陆遭到拒绝后,便声明:“苏方做法不符合中苏条约精神,中国军队不能进驻东北、接收东北主权的一切责任应由苏联承担。”

    而国民党政府在东北问题上采取武力解决的政策已定,并由于美国的大力援助而有恃无恐。1945年9月1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援蒋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准备援助中国发展适度的武装力量,借以维持国内和平与安全,并承担中国解决地区包括满洲与台湾在内的有效控制。”美国援蒋的确切数量,“须经中、美两国政府议定”,并须经过中美军事当局详细研究,除以物资、装备供给国民党以完成装备39个师的计划外,美国尚可供给若干海军舰艇和船只,并代为装备一支适当数量的空军及派出美国军事顾问团等。9月13日,美国会开始讨论军事援华法案。事实上,美国海军直接参与了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运输辅助活动。蒋介石全部用于接收东北的5个军是美式装备。11月5日,在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指挥下,国民党军开始进攻山海关,11月11日,美国用31艘舰只运载的国民党军队在秦皇岛登陆。16日夺取山海关,25日攻占了锦州,打开了陆路进入东北的大门。

    同时,为压苏联让步,全面履行中苏条约,蒋介石“决定将东北行营撤出山海关”,用放弃东北的姿态来刺激美国加快援助的速度。果然,美国不同意放弃东北,决定“最大限度”地支持国民政府重建在东北的统治。并向苏联施加压力,让苏联令东北的苏军予以配合。11月30日,中苏达成协议:苏方协助中方空运军队到长春、沈阳两地,其他地方中方可先派警察,苏军延至1946年1月3日撤尽。但在12月5日,对蒋经国等提出的空运一师至长春,陆运两师至沈阳,苏军解除驻区内“非法”武装,以协助中央政府绥靖地方,取消一切未经蒋介石承认的政权等,苏方既未提出异议,也未同意,只同意将苏军撤退日期再推迟一个月,并协助中方建立东北政权,双方再将各地防务交付蒋军、经济合作,苏方认为东北的日本重要工矿企业都是战利品,应归苏方所有等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

    由于国民政府和苏方此番交涉取得成功,熊式辉即在东北安排接收,先空运保安第二总队到了长春,12月8日宣布接收辽宁省政,在锦州成立省政府,13日接收长春市政,27日接收沈阳市政。在锦州方向的国民党军大举向北进攻,并于1946年1月9日攻占盘山,10日进入营口。由于松花江以北的地区,国民党一直未能到达。便采用武装进攻的形式,在东北形成“关外大打”的内战局面。

    蒋介石能够在“关外大打”,接收了东北的大部分大城市,完全是美国积极支持的结果。本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外租借法案应该停止实施,但为支持蒋介石建立独裁统治,又延长了一年的实施时间。而代替该法案的也是军事援助协定。由于有了美国的支持,蒋介石准备内战的步伐加快,准备在较短时间内消灭中共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然而,当时的形势是饱受战争创伤的世界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美国人民也同样如此。许多美国进步人士要求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召回驻华的一切武装部队及运输单位。许多西方国家也反对美国插手中国内战,担心会引起苏联的干涉。中国人民更是一致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要求和平、民主、团结,和平呼声非常强烈。

    但美国统治阶级从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认为对华政策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所统治的统一的中国。具体目标是争取这个联合政府中既要使中国共产党处于从属地位,又要防止苏联在较广泛程度上插手中国事务。核心还是要继续扶植蒋介石。鉴于当时中国内战爆发的危险,美国希望通过发挥他的影响使中国各派能复归国民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12月9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要求陆军部给魏德迈发出指示:“(一)他可以帮助中国国民政府运送中国军队前往满洲港口,包括对这些部队的后勤支援;(二)他也可以加紧部署,尽速自中国战区遣送日军离境;(三)在马歇尔将军到重庆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以筹备包括主要党派代表的国民会议和获致停止冲突的结果之前,除了利用华北港口运输部队至满洲以外,将停止再运输中国部队至华北各地;(四)运送中国部队至华北的部署应即准备妥当,但可不必通知中国政府。当马歇尔将军决定在下列情况之下,即:(甲)进行运送中国部队至华北之工作不致妨碍会谈;或(乙)中国党派之间的协商业已失败或表明已无成功的结果,以及履行投降条件和在维持国际和平中获致美国的长久利益等情况之下,使运送部队有必要之时,则此种部署可即付诸实施。”1945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在派出马歇尔作为特使前往中国调停国共冲突时,同日又发表了杜鲁门对华政策的声明,其中说美国政府认为当前中国国内“最关重要”的两个问题是:(1)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以使整个中国完全回复于中国人民有效的管制之下,包括立即遣送日军在内。(2)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美国主张由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国民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他们在中国国民政府内得有公平与有效的代表权。但是,杜鲁门又表示,要继续帮助运送国民党军队至战略要地,“美国已在帮助并继续帮助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解放了的地区中实行日军之解除武装及遣送回国。美国海军陆战队即为此驻扎华北”,“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指责、攻击中共领导的军队。

    12月22日,马歇尔到了重庆。27日,国共会谈在马歇尔参加下再次进行。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止一切军事冲突的协议。这样在此前打了三四个月的小规模内战暂时停止。同日,成立马歇尔、张群(后为张治中)、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小组。10日下令,规定自13日午夜12时起,“一切战斗立即停止,军队调动一律停止”。13日,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作为负责实行停战的机关。同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经过各方努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方面作出让步,会议于31日通过五项协议后闭幕。2月25日,国共双方谈妥军队整编的基本方案。但这些积极成果的取得,是在人民压力下,马歇尔的规劝调停下,蒋介石被迫同意的。他不断向马歇尔提出中共“不守信义”、“共军必效忠苏俄”,但到3月11日奉召回国前这个阶段,马歇尔并未听信蒋介石的蛊惑。

    对此,蒋介石极不满意。马歇尔刚走,他马上在17日召开国民党二中全会,推翻了政协决议的某些正确民主决议。在军事上从东北首先开始破坏《停战协定》,东北战事又起。国民党先后攻占人民军队解放的鞍山、辽阳、法库、抚顺等城市,形成“关外大打”的局面。

    4月19日,马歇尔回到中国后,不完全同意蒋介石公开内战的政策,还是认为继续调处对蒋介石政府有利。但美国政府看到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所以前面由马歇尔去调处国共双方的矛盾,以争取对蒋有利的局面,后面却加紧给蒋介石大量军事援助。4月29日,美国政府和国民政府签订《中美关于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协定》。5月13日,美军2千多人乘舰直接在葫芦岛登陆。从5、6日间开始把二战期间在中国、印度及太平洋岛屿上的价值9亿美元的剩余物资转交给国民政府手中。

    1946年6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签订《中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协定共有7条,主要内容是:美国可将抗日战争时期尚未交付中国的租借军用物资,继续供给国民党政府,价值计5890万美元。中国从1946年7月1日起每年偿付一次,分30年摊还,年息2.375%。

    有了美国的这些援助,蒋介石认为“三个月内可以消灭中共军队”,准备放手大打内战。对此,他还玩弄障眼法,想麻痹中共领导人。

    1946年6月21日,蒋介石宣布停战延长8天。称“为与中国共产党更大之机会,对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整编军队及军队驻地问题,期得完满之解决,余刻已命令前方指挥官,对于停止前进攻击之前令,其有效时期,延长至本年6月30日中午为止”。搞“停火”阴谋。但中共中央对美蒋发动全面内战的动机洞若观火。22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助法案的声明》,对美蒋的阴谋予以揭露。26日,国民党军队公然向中原地区的人民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尽管全面内战爆发,中共中央仍坚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爆发。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要求美国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助长中国内战,停止派遣军事顾问团,取消对华租借法案,立即撤退一切在华美军。从这时到1947年1月马歇尔被杜鲁门召回任美国国务卿,虽然马歇尔不完全同意国民党领导集团采取全面内战的做法,还在进行某些调处工作,但对国民党进攻已没有多少实质约束意义,形成了表面谈判,实际大打局面。而马歇尔本人开始从中国事务中脱身。因为他的最终目的,看来很快完成,这就是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用武力建立独裁统治的统一中国。因而再对国共两党进行调处对美蒋来说意义已经消失。而调处的客观作用正如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所说:马歇尔将军于1947年初离开中国之时,国民党在军事的成就和领域的扩张上,显然是登峰造极的。

    美国援助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也把自己摆在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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