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作为四个领衔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之后，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蒋介石认为，由于中国在反法西斯同盟中的战略价值，应尽快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为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有过很多外交活动。
蒋介石于1942年2月5日至21日出访印度，受到印度政府和驻印英军司令的热烈欢迎，并就联合作战及双边问题交换意见。3月1日蒋介石飞抵腊戍，视察缅甸战场，激励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士气。3月10日，中国政府派熊式辉率军事代表团赴美参加军事会议。蒋介石清醒地认识到，苏、美、英三大国中，美国对华态度最好，他决定派外交部长宋子文长期驻美工作，争取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
美国政府不仅从远东抗日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的角度十分重视中国的价值，而且从美国在战后全球战略实施角度考虑也十分重视中国的地位。因此，美国有意帮助中国提高国际地位，使中国能跻身大国行列，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日益密切，美国加紧援助国民政府。
1942年4月2日上午，美国白宫发言人宣布：罗斯福总统与宋子文外长关于中国加入租借协定之谈判已告结束。下午，宋子文与美国国务卿赫尔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亦称《中美租借协定》），全文共8条。主要内容是：（1）美国政府将继续以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供给中国政府；（2）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美国之国防，并以其所能供给之物资、兵力或情报供给之；（3）未经美国政府许可，中国不得将美国租借物资或情报转移他人，并不准非国民政府雇员或代理人使用之；（4）为保证对租借物资或情报有专利权之美国人民的权利，美国得要求中国提供某种补偿；（5）战争结束后，中国应将剩余物资返还美国；（6）在确定中国应向美国提供之利益时，应将1941年3月11日以后中国已向美国提供的物资、兵力、情报便利或其他利益考虑在内；（7）中美两国相互给予贸易优惠，并邀其他盟国参加，取消贸易障碍，降低关税。
美国总统秘书居里博士，总统代表、联合援华委员会名誉主席威尔基接踵访华，了解中国的民情舆论，和国民党重要人物建立密切联系，并商谈战争及战后重大问题的认识。他们的到访都宣传中国之伟大和前途光明，并称军事援华为美国应尽之义务。在中美、中英新的谈判中，美国的代表都比英国友好积极得多，对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英、苏两国对美国的做法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国力弱小的落后国家，难以认为具有美、英、苏所具有的世界大国地位。1943年初，罗斯福从美全球战略出发，提出保障战后世界安全的计划，力主实现“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由中、美、英、苏共同签署事关战后国际格局的《普遍安全宣言》。对美的这一计划，英，苏都表示冷淡的反对，美国首先说服丘吉尔接受他的：中国是战后的“世界警察”之一，可起监视日本的行动的作用的看法。到8日，美英首脑魁北克会议时，英国接受了四大国共国发起国际和平组织的计划。
但美国对苏联解释工作进展很慢，到10月19日在莫斯科进行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时，关于中国签署《普遍安全宣言》的问题，美、苏还发生严重争执。21日，会议陷入僵局，赫尔对莫洛托夫说：美国政府坚信中国是战后世界的四大强国之一，假若中国被排除在这一宣言之外，一定会引起中国国民愤怒，并且美国国内舆论也会大感激动。但三国还无法一致，只得先讨论宣言条文。到26日开会时，赫尔再次提出中国参加签署文件问题，莫洛托夫当时表示苏联不反对中国作为原始签署国的态度。这样，在中国驻苏大使代表傅秉常取得国民政府赋予的全权委托之后。10月30日，美、英、苏三国外长和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在莫斯科签署了《普遍安全宣言》。其主要内容是：（1）四国对轴心国继续敌对行动，直至他们无条件投降，放下武器；（2）四国同意采取措施，“保证由战争迅速而有秩序地过渡到和平并建立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全世界用于军备的人力与经济资源达于最小限度”；（3）四国承认有必要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普遍性的国际组织；（4）四国在普遍安全制度创立以前，将彼此磋商，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5）四国约定在战事终止后，将不在其他国家领土内使用军事力量，并对战后军备管制达成一实际可行的普遍协议。
中国以四强身份签署《普遍安全宣言》，为中国奠定了未来在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中的大国地位基础。《普遍安全宣言》的签署无疑是美国外交的一大胜利。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扭转败局、取得进攻主动权的美国，决定积极推进结束战争的军事安排和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政治安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43年6月美国倡议召开美、苏、英、中四大国首脑会议。会议最初地点选在华盛顿，中方以蒋介石“军政羁身，似难远行”为由婉拒，最后改在开罗举行。由于斯大林不愿与蒋介石会面，四大国会议分别先后由美、英、中和美、英、苏在开罗和德黑兰举行。
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在埃及首都开罗的总统饭店，美、英、中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举行最高级会议。讨论对日作战及战后大计。会议期间，主要是中美双方就中国国际地位，军事占领日本，日本对华赔款，中国收复领土，中美军事合作，朝鲜、越南、泰国的前途，对华经济援助，统一指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商讨。26日，三国首脑一致通过了《开罗会议宣言》，主要内容为：（1）三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诸方面加诸敌人”，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2）三国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3）三国决定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并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当天，该宣言由美、英派人送到德黑兰听取斯大林意见。在会议期间，还讨论了香港问题和西藏问题，但丘吉尔从英国的殖民利益出发，拒绝归还香港。西藏问题同样由于英国坚持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的政策而未能讨论出具体结果。
30日，斯大林复电对《开罗宣言》表示完全赞同。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该宣言被认为是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重要法律依据。中国出席开罗会议，参加签署《开罗宣言》，参与战后世界的政治安排，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并对最后击败日本法西斯、取得抗战最后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逐步胜利，成立新的国际组织以代替名存实亡的国际联盟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44年，中、美、苏、英等国曾就召开世界和平机构会议进行磋商，但苏联以未对日宣战为由拒绝参加四大国会议，最后决定先由美、英、苏三国举行会议，讨论所有重大问题。然后再由美、英、中三国举行数天会议，表示修改意见。这种安排，实质上是贬低中国的大国地位，国民政府虽然不满，但只得同意，以提出书面意见的形式挽回些损失。
1944年8月21日至9月28日，美、英、苏三国签署《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建议将新的国际组织命名为“联合国”。9月29日至10月7日，美、英、中三国举行第二阶段会议，在中国代表团提出3条补充意见后，作为四强一致同意的文件交联合国成立会议审议。
1945年4月25日，有50个国家参加的旧金山会议开幕。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代表中还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与会各国在诸多问题上有矛盾和争议。会议期间，德国法西斯被彻底击败，欧洲战场结束。但东方日本法西斯还在顽抗，为尽快击败日本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还是较快地取得妥协。
6月25日，旧金山会议第9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并因为中国抵抗侵略最早，被公推为《联合国宪章》签署之第一国。26日，举行《联合国宪章》签署仪式，当晚旧金山会议闭幕。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生效。
《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和旧金山会议的成功举行，受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问题等，被《新华日报》评价为“真实地反映了今天世界力量对比和怀抱着崇高理想”。国民政府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筹建活动，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作出了项献。
二、美国确定扶蒋反共政策及影响
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存在着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除了在战略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合作得比较好外，在战略相持阶段开始后，国民党一直时隐时现地执行着限制共产党、削弱共产党的“积极反共”政策，并在1939年、1942年和1943年掀起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除了在国内反共外，蒋介石还在国际上散布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乘抗战未胜之前夺取政权”，妄图将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罪责，强加到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抗日根据地身上。
为了使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能得到支持，蒋亲自出马带领国民政府中的反共分子游说美国政界要人采取“坚定的”反共立场，能对他们反共活动给予完全的支持。但由于当时反法西斯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打败德、意、日法西斯是同盟国家头等重要的任务，因此，美国罗斯福政府并不支持蒋介石以武力进攻中共的政策，在华的美国官员对蒋的反共言行和政权腐败颇有微词。这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也是中美之间发生“史迪威事件”的主要原因。但蒋介石的反共和他们政权倾向还是符合美国人的全球战略和战后世界政治安排的。对蒋的反共言行，美国也是有所合作的。例如，中美就成立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于1943年4月在重庆磁器口签订合同。其内容共十项，主要有：军统局向美方提供有关日本陆海空军在华活动的一切情报，协助解决美方人员在华期间食宿交通问题；美方无偿供给军统局必要武器、无线电器材、气象器材及交通医药器材；美方人员享受外交人员待遇。对日作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即告结束。5月，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由戴笠任主任，美国特务梅乐斯任副主任，下设军事、情报、心理、气象、行动、交通、经理、医务、总务等9个组，在重庆磁器口渣滓洞设有庞大集中营。先后在贵州息烽、江西修水、东梅县等地，开办训练班，专门训练特务，逮捕和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根据规定，中美合作所在抗战胜利结束后即行结束，但至1946年3月才宣布撤销。中美合作所成立后的累累罪证说明，它是国民党政府借抗战为名积极捕囚、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魔窟。
1943年以后，抗战形势大为改观，为了在抗战胜利后加紧建立国民党一统天下，蒋介石的反共政策逐渐公开。1943年9月6日至13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及中央执、监委员156人出席。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抗战胜利业已在望，我们民族生命的危机确已度过，国家基础亦已确定，因此本次全会“讨论的重点，应该特别注重于建国的问题，对于今后战事、党务、政治、经济发展的途径，以及三民主义的建议如何实行，都应该充分研讨，作一个具体明确的决定，以为战后努力的标准”。会议通过决议案14件，其中主要有：（1）《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之决议案》，指责中国共产党不遵守1937年9月22日发表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的四项保证。但又表示“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仍以“宽大容忍之态度”，“详为开导”，“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幡然自反”。（2）《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决定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定颁布宪法，实施宪政。（3）《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案》，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外代表国家；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加强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制。
在此前后，国民党指使特务制造舆论，攻击中国共产党，要求交出边区，解散共产党。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顺利进行，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更加暴露，而美国从抗战后打进中国、实现独霸中国并进而控制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也只有利用依靠蒋介石政权，也只有这一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权才能完全为美国利益服务。因此，从1944年下半年起，美国逐渐调整同国民党蒋介石之间的矛盾。1944年9月，应蒋介石的要求，极端反共的共和党人赫尔利被任命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来华访问。赫尔利自称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维护中国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罗斯福这时对中国事务的主要兴趣是希望缔结一项国共合作协定，以免损害他们战后计划。赫尔利此时来华的主要任务是使中国的一切力量“从属于国民党政权”，说明美国对华政策已开始向扶蒋方面倾斜。
10日，罗斯福将不支持蒋介石积极反共的史迪威调出中国战区，而换来较合蒋介石胃口的魏德迈接任。11月17日，正式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并把使馆内一批同情中共、和中国共产党关系较好的青年外交官调走，并下令使馆人员未经允许不得与任何共产党人“勾搭”。
这时的蒋介石由于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反共活动更见公开。1945年元旦，蒋介石向全国军民发表广播讲话《新年文告》，声称要“还政于民”，以召开国民大会来对抗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蒋以“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全国的国民”的空话，准备玩弄假民主的把戏来欺骗全国人民。
蒋介石欺骗人民的演讲，立即引起了各界人民的不满和各党派的愤怒谴责。延安权威人士在评蒋介石元旦文告中指出，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是一张骗人的空头支票，事实上，不先消灭寡头专政，彻底改组国民党政府，取消特务机关，也不可能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而只能是袁世凯、曹锟所开过的那种洪宪国会、猪仔国会。
1945年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就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时局宣言，明确表示反对国民党匆忙召开反民主的国民大会。指出召开国民大会的目的在真正实行民主宪政，还政于民。如果以抗战前选出的国大代表，以及“以数百名国民党中委及候补中委为当然代表”来匆忙召开国大，制定宪法，实行形式上的“还政于民”，这种国民大会不但不能促成全国的团结统一，而且“必将适得其反”。
但美国政府为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决定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1945年3月，罗斯福对赫尔利表示，未经蒋介石同意，美国不能援助中国共产党，并指示赫尔利取道伦敦和莫斯科返回中国，以便“得到英国和苏联政府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政策的合作”。4月12日，罗斯福逝世，继任的杜鲁门政府更是在扶蒋反共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最终遭到彻底的失败并给中美关系留下恶劣的影响。
三、《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见曙光之时，同盟国里美、英、苏三大国都把外交活动重点转向战后世界的政治安排，尽力为本国获取更多的权益，而不顾忌对别国造成的损害。在中国问题上同样体现了三大国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影响。
在德黑兰会议上，美、英、苏三国讨论了在欧洲战场结束以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当时就谈到苏联从中国大连取得出海口的可能性。1944年9月29日，美国将魁北克会议的决定通知苏方，要求苏方在其远东领土作好战争准备，以便对日作战。10月中旬，丘吉尔、斯大林、美国总统特使哈里曼在莫斯科开会，再次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斯大林提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所需的种种物资、各项困难和条件，实际上是在要美国使中国同意苏联将来在华的特殊权益。
1945年2月4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会议，讨论战后世界的政治安排问题。8日，斯大林、罗斯福秘密讨论斯大林提出的对日作战条件，这些条件有苏联占领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控制大连和旅顺口，掌握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等。斯大林提出，这些条件不满足，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何要参加对日宣战？并坚持要见诸文字，并保证中国政府能接受。10日，莫洛托夫把名为“斯大林元帅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政治条件草案”的文件交给美国人，经罗斯福、斯大林修改后，11日邀请丘吉尔共同签署，这就是《雅尔塔密约》。内容包括：“（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予以维持。（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之俄国昔日权益应予恢复，即：（甲）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之一切岛屿应交还苏联；（乙）大连商港应予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确保，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应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出路之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之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之优越权益须予保障，而中国应保持在满洲之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应交予苏联。”
这个密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利益，这是美、英、苏三国为了各自战略目标拿中国的权益作交易，以达到实现本国私利的目的，完全是过去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表现。
《雅尔塔密约》签订后，美苏之间就如何迫使国民政府接受还在进行紧张的联系。苏联领导人坚持，在苏联对日作战前，应先和中国政府签订，要美国政府履行诺言。6月9日，杜鲁门在白宫约见宋子文，通报《雅尔塔密约》有关内容。当即，宋子文表示不能同意该密约的规定。但美国政府不予理睬，在14日正式通知中国方面，并促使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有关条约。在这种形势下，迫于同盟国内部的压力，国民政府不得不按照美国人的要求，于1945年6月30日，派出以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举行会谈。
苏联方面一开始就拿出《雅尔塔协定》，说只能以这个文件为根据，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过字为由压中国代表团接受，态度很傲慢。国民政府代表团处境困难，一方面苏联施压要其接受苏联的条款，另一方面，尽管频频希望美国支持，但美国始终采取不介入中苏谈判的态度，不支持国民政府，使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变相地压中国和苏联达成协议。尽管如此，在外蒙古问题，大连、旅顺港口、中东、南满铁路等问题上，还是进行了激烈的谈判。
其中外蒙古问题最为激烈。谈判焦点是对于“外蒙古现状应予维持”的理解。中方认为，1924年苏联宣布尊重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这就是现状，不能改变。苏联认为须维持的现状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苏联强调，如果中国不承认外蒙古独立，苏联在外蒙古驻兵就成了驻兵中国领土，如果独立了，苏联驻兵一个小国就不会成为问题。
但到8月上旬，战争局势剧变，8日，苏联在没有签订该条约的情况下，宣布对日作战。国民政府从国内排斥中共军队收复失地出发，更从害怕苏联援助中共的反共需要角度出发，决定作出让步。提出：苏联如能在东三省之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新疆之伊犁以及新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的问题上“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则中方愿自动提出外蒙古问题由外蒙古人民用投票方式解决”。这个方案，得到苏联同意。
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主要内容是：双方在对日作战中相互协作，不与日本单独谈判及缔结任何停战协定或和约；缔约一方如遭到日本新的进攻，他方应给予军事援助；双方在战后共同合作，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并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条约有效期为30年等。双方还根据《雅尔塔协定》签署了关于大连、旅顺口，中国长春铁路，苏军进入东北后苏军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以及外蒙古等问题的附属协定。
其中《中苏关于长春铁路的协定》主要内容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归中苏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组织中苏合办的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中苏各出5人组成理事会，各出3人组成监事会，由中方指派1人为理事长，由苏方指派1人为监事长，铁路局长和总稽核分由苏、中双方派任，并依照中苏两国人员平均任用之原则任用各处长、科长、站长等；中国政府担任铁路保护；由苏联领土到大连、旅顺港口直接往返的货物免征关税；协定期限30年，期满后，铁路连同所有财产，无偿移转中国所有等。
其中《关于中苏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的主要内容是：苏军进入中国东三省后，有关作战一切事务之最高权力与责任属于苏军总司令；国民政府派代表在业已收复领土内设立行政机构，建立中国军队，并派中国军事代表团驻苏军总司令部，保证双方的积极合作，并派中国军事代表团驻苏军总司令部，保证双方的积极合作；收复区域停止直接军事行动时，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所有在中国领土内属于苏军之人员，均归苏军总司令管辖，所有中国籍军民均归中国管辖，遇有争执之案件，由双方代表协议解决。其中《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行开放；大连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口主任由苏籍人员担任；中国政府以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联，港口之扩展或重建，应经双方同意后为之；由港口经中国长春铁路至苏联领土间直运的进出口货物，用加封车辆运输，免征关税等。协定有效期为30年。其中《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同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由苏籍3人、华籍2人组成中苏军事委员会管理基地，委员长由苏方派任，副委员长由中方派任；中国委托苏联办理基地的防护，苏联得建置防护基地的必要设备，并有权驻扎陆海空军；该区域的民事行政属于中国，但须顾及苏联的利益；协定有效期30年，期满后，所有苏联在该区域内设置之一切设备及公产，无偿归中国政府所有。
《关于外蒙古问题的换文》中，对外蒙古问题，双方同意战后在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如民意赞成独立，中国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等。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利益，是个带有不平等性质的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固然有美苏勾结、强权压迫的因素，但也和一党专制的国民政府为了维护国内的统治、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主力量，而拿中华民族的利益和苏联做交易分不开，而苏联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用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模式来强行取得损害弱小民族权益的成果的手段也是极不光彩的。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造成恶劣的影响，一方面使蒋介石能够比较放心地发动内战，另一方面也使中华民族改变它的命运的进程变得比较艰难甚至长久。
中国共产党在该条约签订时是个在野党，对条约的签订不负任何责任。当时舆论支持这一条约的签订，其着眼点主要在苏联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军，维护世界和平的代表者，支持并不表示中共同意该条约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以后的历史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件外交大事就是重新签订新中苏友好条约，以消除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带来的对中国主权的损害。
四、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坚持抗战8年的中国军民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1945年5月2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7月26日，苏、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在广岛、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从远东和外蒙古两个方向给了日本关东军猛烈打击。9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军队发起总攻。8月10日，东京广播“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之联合宣言所列举之条款”，而附加一项谅解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最高统治者之皇权。”14日，日本正式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命令国内外军队立即停止战斗。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向盟国签署投降书。国民政府代表徐永昌参加了日本投降仪式。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到此结束。
抗日战争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取得的第一场胜利，不仅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奴役中国人民的梦想，而且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一起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收回了50年前被日本割占的台湾、澎湖列岛等中国领土，并向世界宣布和证明南沙群岛等也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这是前所未有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中，由于中国军民最早奋起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央政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尽管有过动摇、干扰但没有投降，从而保证了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中的地位，扼制住一百年来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下降的趋势，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并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位于大国行列的权利。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敌后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10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2亿人口，歼灭日军52万人及上百万伪军，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从“九·一八”事变起到八·一五日本投降，中国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民族灾难，人员伤亡成百上千万，物资损失几千亿美元。日本疯狂的毁灭性战争政策，给中国社会生产力造成了空前的破坏。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代价是十分高昂的，中国人民的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使中国完全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华民族还未能取得彻底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面临着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危险，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的大搏斗即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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