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蚕食，使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险的民族危机。而清政府在长达几十年的外国侵略面前，终于彻底变成了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工具，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传声筒，因而也使中国人民彻底抛弃了对清政府残存的一点幻想。因而，从20世纪初年起，推翻清王朝、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斗争焦点。众多的有志之士，在1905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后，便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旗帜下开展了对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股由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伟大历史运动中，广大人民或举行武装起义，或掀起抵制外国货、收回路权等运动，其斗争结果最终引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而且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正如毛泽东在论及辛亥革命的实质时所说的：“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辛亥革命既是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是由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的权益引爆的。
1909年，清政府曾打算出卖粤汉、川汉铁路路权，和英、法等国商洽贷款。但由于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办成。其后，英国公使不断催办，清政府为消除各省人民反对的借口，便于1911年5月9日宣布全国铁路“干路均归国有”。由于清朝政府贷款卖路心切，急于求成，在宣布“干路国有”之后，仅仅过了10天，即1911年5月20日，它就和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这个合同第一款规定，中国政府以年利5厘，向四国银行团贷款600万英镑。根据第二十二款规定：“工程竣工后，在借款未偿还以前，大清政府仍派欧洲人或美洲人作为各铁路总工程师。”这样一来，在实际上就把“三省3600里路权完全出卖给外国人，在40年之间，中国对此没有任何主权”。这份卖国合同，引发了全国人民的“保路运动”。湖南、广东等地反应激烈，提出“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不能卖路”。四川同盟会和哥老会组织保路同志军，发动武装斗争，并于9月初进逼成都，四川全省震动。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人民为保护路权而开展的斗争，仍是爱国群众反对列强侵略和清政府卖国的革命运动。
清政府接到四川危急的情报后，立即调集大军前往镇压，从而造成湖北防务空虚。武昌的革命党人，乘武汉防务空虚之机，于10月10日发动起义，占领武昌。于是，辛亥革命便以武昌起义为信号而爆发。各地闻讯，群起响应，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先后宣布独立的就多达15个省，清朝的统治迅速趋于土崩瓦解。同年12月中旬，起义各省派遣代表团前往南京开会，讨论建立统一革命政府问题。会议一致推举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就这样，从秦汉以来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终于被革命人民所推翻。从此以后，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民主主义的思潮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即引起帝国主义的密切注视。由于这时的中国已是积贫积弱，千疮百孔。对帝国主义来说，动荡的中国，更有利于它们趁火打劫。于是，帝国主义列强便想利用清政府已经倒台、中华民国政府刚刚成立的政权交替之机，进一步扩大它们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最先采取行动，准备联合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10月21日，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奏报沙皇说：“从我国利益看来，日前中华帝国的瓦解在许多方面是我们所希望的。即使中国各地区并不完全独立，而彼此之间也将会产生削弱它们自己力量的互相敌对行动。”沙皇政府根据这个报告指示驻华公使：“把中国分为几个独立国家，在我们看来，是与我们广泛的利益一致的。”
为此，沙俄的外交代表开始了紧张的幕后活动。11月4日，沙俄政府向它的盟国法国表示：由于情况的变化，沙俄将在东三省北部、新疆和蒙古进一步巩固它自己的地位，它需要在这些地区享有“行动的自由”，希望获得法国政府的支持。8日，法国方面接受了沙俄的要求，表示“愿意满足沙俄的愿望”。这幕秘密交涉，十分清楚地暴露了沙俄企图乘机掠夺中国北部领土的贪婪野心。同时，沙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对四国银行团中的美国代表司戴德的夫人进行了一次“十分坦率”的谈话，供认他“唯一的意见是要使中国衰弱不振，并始终反对（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个谈话，绝不是廓索维慈的私人意见，而是反映了沙俄政府的侵华政策。为了增大声势，沙俄又和宿敌日本接近，在幕后策划对华采取武装干涉的军事行动。10月24日，日本政府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各部门利用当前难得的机会求得“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也就是争取吞并东三省南部，并准备出兵占领京榆铁路，使列强承认它在华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在瓜分中国的争夺中占据更大的份额。
老牌殖民帝国主义英国当然不甘落后。1月26日，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南北停战议和的建议。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12月18日，南北双方代表开始在上海进行和谈。
帝国主义驻华外交使团召开会议，商讨如何迫使南方革命势力彻底就范问题。会上，沙俄公使廓索维慈建议，“要求各国政府允许，向南北双方代表提出同文的非正式照会，劝告早日恢复和平”。这项建议获得了各国公使的一致赞同。12月20日，当南北议和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的时候，驻上海的俄、英、美、日、法、德等六国总领事向双方代表提出照会，要他们“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这项照会虽向南北双方代表同时提出，表面上似乎是“不偏不倚”，但实际上以英国公使朱尔典为首，早已和袁世凯等在背后密谋好，要压南方革命势力向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妥协。帝国主义在干涉南北议和的同时，还使用种种手段，打击和压迫南方势力。它们在政治上拒绝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地位，在经济上切断南京临时政府的主要财源，力图迫使它向袁世凯政权让步，交出革命果实。
二、孙中山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外交活动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是以由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成立的。成立前后，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外部，帝国主义列强虎视鹰瞵，企图蚕食鲸吞，对南京临时政府采取敌视态度。北方，北洋军阀掌握北京政权，控制清政府的大部分地区，准备压倒南方革命政权。在革命阵营内部，由于成份复杂，派系众多，政治见解分歧，不能形成真正统一的强有力的革命集体，也就难以步调一致地向中外反动派继续进行有效的冲击，从而打垮他们的猖狂反扑，彻底消灭其残余势力。
领导辛亥革命的核心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政党同盟会，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存在着种种难以克服的缺点。首先，他们对中国封建势力的后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本质缺乏应有的正确认识，并且对这些外国侵略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又和帝国主义侵略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经济上的联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根本摆脱的。他们也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当时中国严重民族危机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先天的软弱性，缺乏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足够勇气。其次，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口头上高喊“国民革命”，但实际上，他们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并未很好地依靠和组织已觉悟的国民大众，甚至在思想上也未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所具有的巨大革命潜力。他们不敢触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既得权益，对外主张采取妥协性的政策。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者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对整个革命形势发展的分析和估计，不够全面、正确，故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常常出现失误。
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者有个完全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分析和估计，即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能够入侵中国，肆意掠夺中国人民，粗暴践踏中国的国家主权，主要是由于清政府的为虎作伥，并且错误地认为，只要能把清朝的封建专制制度推翻，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便可设法阻遏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的继续侵略，并能进而逐步消除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殖民势力。基于上述的分析和估计，他们拟订了承认列强在华既得利益的对外政策，幻想借此来换取它们对中国革命保持中立。这种思想在孙中山的外交政策和活动中，有着集中的反映。而孙中山的这种思想倾向的形成，除了受到前面所提及的阶级局限性的影响之外，还与他当时的社会经历及革命实践有着极大关系。当孙中山确定革命信念，决心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并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而四处奔走时，因躲避清朝政府迫害而长期在国外进行革命活动。他为了宣传革命，争取国际力量，借资帮助，曾同不少外国朋友交往，其间也和一些帝国主义分子有所接触。由于这些侵略分子极力伪装“友好”，并且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笼络，乘机进行蛊惑、劝诱，从而使孙中山受到了他们很大影响。例如，日本“黑龙会”就对孙中山采取了笼络手段。“黑龙会”是一个日本沙文主义分子的组织，向以吞并中国东北为己任，公开鼓吹要以黑龙江为日本的国界。其侵华的狂妄野心，从它的名称上即已充分暴露出来。就是这样一个狂热侵华的日本军国主义组织，却一再对孙中山表示“同情”和“支持”，竭力设法进行笼络，甚至还曾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给予中国革命党人某些援助。事实证明，这些日本侵略分子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想要利用中国革命党人来抵制其他列强，从而为日本将来独霸中国创造条件。
然而在当时，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却被他们这种狡猾伎俩所迷惑，误认为这是日本对中国革命的“真正同情”。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并拒绝他到日本的入境申请后，还是使孙中山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有所认识，但仍然对某些民间军国主义分子有好感。而法国政府从侵华的长远利益出发，也曾假惺惺地给予过孙中山及同盟会的反清活动和武装起义以某种支持。但这并非真心帮助反清斗争，而是为了换取孙中山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法国人的好感，以便将来清政府被推翻之后，法国在华的殖民利益能够得到保全。法国政府的这些别有用心的举措，使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者一直心存感激。对英、美两个帝国主义列强，孙中山寄希望于它们能够帮助中国摆脱封建统治。他天真地认为，英、美、法三国政府会支持他们的革命事业，不仅不会再、干涉中国革命，而且会阻止其它列强对华干涉。这样，中国的反清革命斗争，就会在这几个大国的支持下取得胜利。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孙中山闻讯极其高兴。当时国内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迫切需要他立即回国领导革命党人的工作。但他认为：“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间问题解决后而回国。”所以孙中山没有立即回国从事具体领导，而在国外进行外交游说活动。他的具体分析是：“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则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而对于革命则尚无成见；而美国舆论则大表同情于我。法国则政府、民间之对于革命皆有好意。英国则民间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对中国政策，则惟日本之马首是瞻。”他的策略是通过暂留国外从事外交活动，游说各国政府，藉以争取它们对中国革命的同情。
他当即决定，首先同美国政府联系，争取它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于是马上从美国西部前往首都华盛顿，拟即会晤国务卿诺克斯，希望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声援。但是，诺克斯谎称有事外出，没有时间接待，故未能会见。在这里，美国政府对待中国革命的不友好态度，已经显现。在美国的碰壁，并未能使孙中山醒悟，还认为事出偶然。所以，他又由美国前往伦敦。经人介绍，与英国外交大臣进行磋商，并且“向英国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放逐令，以便予（孙中山）取道回国”。英国政府为了笼络中国革命党人，“三事皆得英国政府应允”。在回国途中，孙中山又到巴黎，分别会晤法国朝野人士，并与法国首相克里孟梭进行了接触。这些法国人对于中国革命“皆极表同情”。这些表面应付，进一步加深了孙中山对英、法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幻想。
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不是他个人独有，而是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先天的软弱妥协性，希望在推翻清政府的斗争中，帝国主义能够在中国革命党人和清政府之间保持中立。1911年10月12日，即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湖北革命军政府向驻汉口各国领事发出的外交照会中，就清楚地体现出这种先天的软弱性。这个照会共有以下7项具体内容：
1．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
2．赔款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
3．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内之各国人民财产，均一律保护；
4．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
5．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之权利，所借之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次知照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
6．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
7．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以为战争用之物品者，搜获一概没收。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采取对外妥协的方针。
1912年1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名义发表的《宣告各友邦书》中重申：承认清朝政府与各国签定的一切条约，负责偿还清朝政府的全部外债和赔款，尊重各国及其人民在中国所获得的种种权利。他们仍想以此换取列强对临时政府的承认，并且幻想各国政府能同中国“更笃友谊”，“提携亲爱，视前有加”。为了进一步向列强表示友善的诚意，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还特别颁行了保护租界的十条规则，不允许华人携带武器在租界行走，不得缉捕逃入或潜藏在租界的反革命人犯，不准在租界搜查和拘留偷运接济敌人军火的外国兵轮。所有这些外交活动，表明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敢运用革命政权的力量去触动帝国主义在华的殖民特权，没有勇气采取革命手段来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从而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成熟性和软弱性，也预示着这一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彻底完成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重任。
尽管南京临时政府先后作出对帝国主义的多次承诺，不去触动其在华殖民利益，但帝国主义列强仍然对中国革命采取敌视态度。它们声称：对军政府的“任何正式宣言”，统统“拒绝答复”；并且决定，一概不与“革命党首领公文往来”。它们联合采取压迫政策，千方百计地破坏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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