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厂，我的青春
几年前，太太在另一个单位上班，某天下班回家她很伤心，问过了才知不是她的事，是一个同事要调到别的单位，与头头话别时，伤感地说起自己从大学毕业起到现在，将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全给了这个单位。不料，那个老男人竟粗暴地回答：谁要你的青春？太太的同事大恸而去。听毕，我忍不住在心里说了一句粗话。
不一定人人都会老去，但人人都会有自己的青春。我也有过青春，我不敢说自己将青春献给了那座小小的工厂，但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如此十年全在这家县办工厂度过。想起来，当年之事历历在目，包括进厂之前，即将上岗的青工们在一起培训，因为有三家工厂可以选择，当时大部分都认为其中的电机厂最为理想，工具厂则次之。而当相关人员问起我的意愿时，我却毫不犹豫选了阀门厂，原因是阀门厂厂房外面有半个篮球场，别的工厂都没有。
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仍对飞速旋转的砂轮心有余悸。那是我进厂的第一天，师傅给了我一个毛坯件，要我去砂轮上将毛刺等打磨掉。师傅教给我打开砂轮的方法后就回车床上忙去了，却没说如何让砂轮停下来。这让我在打磨完毛坯件后很是束手无策。虽然关掉电源半天，砂轮还在高速旋转。我几乎要伸手捉住砂轮！那一瞬间里，冥冥中有某种声音提醒，让我在最后时刻中断了那个伸手动作。时间长了我才晓得砂轮的厉害，人的肌体只要微微碰上去，就会磨去一大块。而当车工的因为天天都在磨车刀，稍不注意就会出现险情。好在磨车刀是细活，碰上了也只是磨去一些皮肉。如果我那用力捉住砂轮的动作完成了，一只手掌肯定就没有了。在我独立操作车床后的某个夜班，因为加工庞大的阀体，必须用专用小吊车帮助装卸，而这些小吊车都是厂里的钳工自己制造的，并无任何安全认证。那天晚上，用380伏电压运行的小吊车漏电了。当我伸手抓住行程开关，按下运行红键时，一股强大的电流击倒了我。也正是身体横着倒下的惯性力救了我，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就要变成一堆焦炭了。因为220伏电压通常能将触电者弹开，而380伏电压只会将敢于触碰者牢牢吸附住。那一次，同车间的工友被我的惨叫吓坏了。我却浑然不知。事后在床上躺了三天才恢复过来。在阀门厂，最苦最累的不是通常所认为的翻砂工，而是车工。一两百斤重的大铸件从机床上搬上搬下，加工铸铁扬起的尘矽更是塞满了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最让车工头疼的却是对付不锈钢T形螺杆。当车工的第一年，一位姓刘的师姐，就是在加工不锈钢螺杆时，不慎被缠绕的铁屑缠住，生生将右臂拧断。离开工厂十几年后，在一次采访中，有记者对我脖子上的十几个疤痕很好奇。那些有着优美弧线的伤痕，正是我当车工强力切削不锈钢时铁屑飞溅的烙印。被车刀挤压下来的铁屑带着几百度的高温，偶尔会准确地钻入我的领口，因为强力切削时不能中断操作，必须等这一刀走完，停下车床后才能处理。这当中，滚烫的铁屑会将接触到的肌肤烤出一股烤肉香。
这个世界有机会闻到自己肌体发出的烤肉香的人应该不会很多，或许这是我一直怀念那座曾经以半个篮球场而成为自己青春梦想的小厂的理由之一。我还怀念那位以爱护的名义阻止我参加高考的党支部书记，不管当时或后来发生了什么，这一点从未有过改变。我的那座小工厂条件很差，屋顶上盖着石棉瓦，窗玻璃十块有九块是破的，一年当中三分之一是冰窖，三分之一是火炉。还有一年四季都得加工的不锈钢T型螺杆，别的工厂的车工们一班能加工一件就不错了；在我们厂里，每个车工每班必须完成的定额是十八件。所以这些都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不对。最终让我心存惶惑的是一位初中的同学。在学校里他总是抄我的作业，毕业后他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当了区委副书记，有一次在县城的小街上遇见，他竟然装作不认识我。当天晚上，我失眠了。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失眠。就在那个不眠之夜，我为自己绘制了一个普通青年的人生梦想，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学子最喜欢的梦想：将自己的一生交给文学。无论成功与否，决不半途而废。只要真正努力过，决不对自己的选择后悔。相信生命在于奋斗；相信自己所设定的那个目标，是青春与灵魂的一场约会。
十年工厂生活，让我获得了二十张先进生产者奖状。很多年后，因为写作我获得过武汉市劳动模范称号。这小小的荣誉却是我最为在乎的，也是我最愿意引以为骄傲的。正因为如此，当我的笔与文字与工厂相遇时，最由衷的总是对工厂的一切的不舍与敬重，而不敢用那些不敬之语来描写，更不敢有半分亵渎之心。
大约在离开工厂后的二十几年，不锈钢铁屑留给我的伤痕才完全抚平。在我心里却永远记得当年那些从领口里冒出来的烤肉香。我越来越相信，那是一种青春的滋味，虽然那不是青春的唯一滋味，但却是我既往生活中最值得热爱的。我热爱工厂生活中诸如此类的不快。正是这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快，和绝对了不起的青春，锻造了我近乎不锈钢一样坚韧的神经。
写给我的工人兄弟
从十八岁那年开始，我在一家阀门厂当了整整十年工人，从拿二十元工资的学徒工干起，一直到晋升为三级车工，虽然后来做过车间副主任和厂办公室主任，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三班倒的几年车工生活。由于自己的技术是优秀的，干维修活的时候占多数，更多的男车工成年累月都在满身油污的同沉重的铸铁阀搏斗。那段青春虽然远去，却没有逝去，每当自己在城市里看到或听到我的工人兄弟的有关消息时，甚至遇到静坐于街道上、市府前的工人队伍时，那些陌生的面孔中透射出来的熟识的忠诚和勤劳的光彩，都让我感到难以言状的揪心；特别是那种光彩被压抑和无奈半掩半遮时，更是如此。
我当工人的最后几年，赶上了工厂实行改革的日子。大家当时都挺浪漫，看着工资飞快增长，奖金逐月增加，都以为日子会越来越好。接下来的事实是，日子越来越好甚至好到人间天堂的大有人在，我的工人兄弟却不都在此列。当听到我的那些工人兄弟的实际工资比前几年下降许多时，眼前顿时闪现出一个个熟悉的面孔：那位被车床铰断胳膊的女师傅，那个被铁屑弄瞎了眼睛的小伙子，那位被冲床切断五个指头的工友……他们都是有家有口的人了，那么一点收入怎么可以活下去呢！
记得当时厂里的一位工程师就强烈地批评过厂长责任制及承包制，他的理由是如果企业摊上一个混账厂长，那么这家企业就会完蛋。实际上，今天的许多困难都是几任的承包者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的，才导致今日的积重难返。当初，全体中国人都为“一个能人能救活一个企业”而欢欣鼓舞，现在，许多的工人兄弟都在为一个所谓的能人也能搞糟搞乱搞垮一个企业，孤独地背负着艰难。也许这是又一沉重的代价！将凤阳农民创造的农业生产承包方式引入意欲走向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中，这是否还是以农业的方式和小农的意识来引导中国工业革命前进的步伐并终将证明是误导呢？我的那位工程师朋友曾经预言：早点实行股份制，工人兄弟们还能获得他们作为企业主人的一些利益；等到企业被少数人掏空了，工人兄弟们一辈子的希望也就变得渺茫了。
以上这些，就是我的长篇新作《寂寞歌唱》的写作背景。在1996年八九月武汉最难熬的酷热里，我在那间简陋但有空调的卧室兼办公室的房间里以每天八千到一万字的速度疯狂写作。隔着一层地板，在我的楼下便是一家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的桑拿场所，在那里出入的人中绝对没有我的工人兄弟，但为这些人服务的人多数是工人兄弟的姐妹家人！真的，我感到那一阵子自己的笔尖在滴血。今天，我们是不是该重新思索一下“谁养活谁”的问题：是作为能人的老板养活了工人，还是流血又流汗的工人硬撑着大厦之将倾？不少人喜欢《寂寞歌唱》这个书名，我自己也很喜欢，寥寥四字便勾出了我的工人兄弟眼下所处状态的精神氛围。无论如何他们都是用心在歌唱，他们歌唱的是自己毕生为之营构的曾经光辉照耀的事业与理想。
当我写完这部书的第二天突然病倒时，我第一次感到死亡的威胁。不过死亡的挑衅很快就被击退了，大夫说心脏的毛病是劳累引起的，是功能性的。我祈祷工人兄弟们遇到的困难也是功能性的，挺一挺，对症吃点药后好日子还会有的！
在记忆中生长的茶
人的内心并非总是难以捉摸，越是那种平常琐碎的场合，越是那些胡乱忙碌的行为，越是能将其藏匿得不见踪影的底蕴暴露无遗。譬如喝茶，像我这样的固执地喜欢，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其中已不是习惯，而是某种指向十分明显的习性。
在我少年生活过的那片山区，向来就以种茶和在种茶中产生的采茶歌谣而闻名。上学的那些时光里，一到夏季，不管是做了某些正经事，还是百事没做，只是在野外淘气，譬如下河捉小鱼，上树掏鸟窝，只要看到路边摆着供种田人解渴消暑的大茶壶，便会不管三七二十一，捧起来就往嘴里倒，然后在大人们的吆喝声中扬长而去。往后多少年，只要这样的记忆在心里翻动，立刻就会满嘴生津。年年清明刚过，谷雨还没来，心里就想着新茶。那几个固定送我茶的朋友，如果因故来迟了，我便会打电话过去，半真半假地说一通难听的话。到底是朋友，新茶送来了不说，还故意多给一些，说是存放期间的利息。
因为只喝从小喝惯了的茶，又因为有这样一些朋友，使得我从来不用逛茶市。外地的茶，从书上读到一些，有亲身体会的，最早是在武夷山，之后在泉州，然后是杭州西湖和洞庭湖边的君山等地，那些鼎鼎大名的茶从来没有使我生出格外的兴趣。只要产茶的季节来了，唯一的怀念，仍旧是一直在记忆中生长的那些茶树所结出来的茶香。
九月底，《青年文学》编辑部拉上一帮人到滇西北的深山老林中采风。带着两裤腿的泥泞，好不容易回到昆明，当地的两位作家朋友闻讯赶来，接风洗尘等客套话一个字也没说，开口就要带我们去喝普洱茶。汽车穿越大半个昆明城，停在一处毫不起眼的大院里。时间已是晚十点，春城的这一部分，像是早早入了梦乡，看上去如同仓库的一扇扇大门闭得紧紧的。朋友显然是常来，深深的黑暗一点也挡不住，三弯两拐就带着我们爬上那唯一还亮着“六大茶山”霓虹灯光的二层楼上。
与别处不一样，坐下来好一阵了，还没有嗅到一丝茶香。女主人亲自把盏，边沏茶边说，她这里是不对外营业的，来喝茶的都是朋友，万一有人意外跑来，她也一样当朋友待。女主人将几样茶具颠来倒去，听得见细流声声，也看得见眼前所摆放的那些据称价值连城的茶砖，熟悉的茶香却迟迟不来。这一趟天天十个小时以上的车程，又都是那别处早就消失了的乡村公路，确实太累了，小到不够一口的茶杯，不知不觉中已被我们连饮了十数杯。女主人很少说话，倒是我们话多，都是一些与普洱茶无关的事。女主人不时地浅浅一笑，那也是因为当地朋友对她的介绍所致。不知什么时候，心里一愣，脱口就是一句：这普洱茶真好！话音未落，寻而不得的茶香就从心里冒了出来。
到这时女主人才露些真容，细声细气地说，不喝生茶，就不知道熟茶有多好。又说，刚才喝的是当年制成的生茶，而正在泡的是放了二十三年的熟茶。不紧不慢之间，一杯熟茶泡好了，端起来从唇舌间初一流过，真是惊艳，仿佛心中有股瑞气升腾。这感觉在思前想后中在反复萦绕，不知不觉地就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温馨念头生出来，在当时我就认定，普洱茶就像成就它的乡土云南的女主人，是冷艳，是沉香，是冰蓝，是暖雪。女主人继续温软地说，天下之茶，只有普洱可以存放，时间越长越珍贵。昆明地处高原，水的沸点低，在低海拔地区，水烧得开一些，泡出来的普洱茶味道会更好。听说由于温差所致，普洱茶在酷热的南方存放一年，相当于在昆明存放五年。我便开玩笑，将她的茶买些回去，五年后，不按五五二十五年算，只当作十五年的普洱茶，由她回购。一阵大笑过后，普洱茶的滋味更加诱人。
满室依然只有高原清风滋味，那些在别处总是绕梁三日熏透窗棂的茶香，一丝不漏地沁入心脾。从舌尖开始，快意地弥漫到全身的清甜，竟在那一刻里升华出我的母亲。有很多年，母亲一直在乡村供销社里当售货员。一到夏天，她就会频繁地操着一杆大秤，将许许多多的老茶叶片子收购了，装进巨大的竹篓里，还为它们编上“黄大茶一级”或者“黄大茶二级”等名称。每当竹篓层层累累地码上供销社的屋顶时，就有卡车前来拖走它们。那些巨型竹篓上的调运牌，所标志老茶叶片子的最终目的地，就曾包括云南。只是那时的我们实在难以相信，这种连牛都不愿啃一口的东西，也会被人泡茶喝。一杯普洱，让我明白只要怀着深情善待，那些被烈日活活晒干的老茶叶片子也能登峰造极。
为茶的一旦叫了普洱，便重现其出自乡村的那份深奥。对比茶中贡芽，称普洱为老迈都没资格；对比茶中龙井，称普洱太粗鲁都是夸耀；对比茶中白毫，普洱看上去比离离荒原还要沧桑；对比茶中玉绿，普洱分明是那岁岁枯荣中的泥泞残雪。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种种宛如真理的大错铸成，都是没有经历那醍醐灌顶般的深深一饮。乡村无意，普洱无心，怪不得它们将性情放置在云遮雾掩之后！世代更替，江山位移，以普洱为名之茶，正如以乡村为名之人间，是那情感化石，道德化石，人文化石。还可以是仍在世上行走之人的灵魂见证：为人一生，终极价值不是拥有多少美玉，而应该是是否发现过像普洱茶一样的璞玉。
看看夜深了，有人撑不住先撤了。留下来的几位，号称是茶中半仙，都说一定要喝到女主人所说，普洱茶要泡到五十泡才是最好的境界。作为过客的我们，终于没坚持到底，在四十几泡时，大家一致地表示告辞，将那也许是梦幻一般的最高境界留给了真的梦幻。
因为有送我茶的朋友，这辈子我极少花钱买茶。那天晚上一边把着茶盏，一边就想买些普洱茶，只是有些额外担心，怕人家误以为是在暗示什么，才没有开口。离开昆明之前，我终于忍不住在机场商店里选了一堆普洱茶。虽然最终是同行的李师东抢着付了款，仍然可以看作是我这辈子头一次买了自己所喜爱的茶叶。
请我们去喝茶的朋友们再三说，在云南当干部，如果不懂普洱茶，大家就会觉得其没有文化。即便是省里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在一起开会，最先的程序也是拿出各自珍藏的普洱茶，十几个人，十几样茶，都尝一尝，当场评论出谁高谁低。不比升职或贬谪，评得低了的，下一次重新再来就是。普洱茶好就好在普天之下从没有两块滋味相同的。一如人一生中经历过的情爱，看上去都是男女倾心，个中滋味的千差万别，大如沧海桑田，小似一棵树上的两片叶子。
用不着追忆太久，稍早几年普洱茶还是平常人家的平常饮品。也用不着抽丝剥茧寻找乡土之根，那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所在本来就是普洱茶的命定。更用不着去梦想命定中的乡土，能像它所哺育的这一种，忽如一夜春风，便能洗尽了其间尘埃。那天晚上，我和李师东相约都不刷牙，好让普洱茶的津香穿越梦乡，一缕缕地到达第二天的黎明。我因故早就不喝酒了，却偏偏要将普洱茶饮成一场久违的乡村宿醉。
那叫天意的东西
一切离开得那么久了。一切又仍在咫尺。那些本应因太久而远去的东西，常常在不经意间跳出来，使我那历经三十度寒暑历练的情怀，像开冻的冰层那样出现咔咔嚓嚓的阵阵震颤。
我暂且生活的这个小城里流行着文学病，1980年以后县文化馆的两名创作辅导干部，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新诗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使这病变得愈发肆虐了。最令人感叹的是有两名青年农民在高中母校同场发表演说，先上台的发誓要做鲁迅第二；后上台去的不甘示弱，赌咒要拿诺贝尔文学奖。
小城在鄂东英山，旧称城关镇，如今借城郊的几眼温泉而改名叫温泉镇了。
我的青春梦境里，像绝大多数男孩那样：想当兵，可是那该死的副鼻窦炎，销蚀了也许应该与巴顿齐名的将军；想打篮球，可是那倒霉的一米七的身高，使之一听到穆铁柱的名字就感到世界太不公平；想当小提琴家，虽然使劲在省歌舞团的那位首席提琴手面前锯了几天马尾，仍无法使之发现丁点天赋。再后来，我仅仅只能在光厂名就叫人心烦的阀门厂当了一名车工（这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使我蒙受出身不好之冤，至今仍未得到昭雪）。尽管我不断地写了一些叫作诗的东西，尽管这东西曾独占了整整一场晚会，但这仅仅是作为团支部宣传委员而对自己所组织的活动履行义不容辞的职责。
感谢某次上夜班突然遭受380伏电压的电击，从三天眩晕中清醒过来，小城中普遍流行的文学病不可避免地侵入到我的肌体，而且是积重难返，于是我用建设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那种干劲写起小说来了。为什么？大概是觉得刚刚结识的后来写了《第九个售货亭》的姜天民兄，相貌长得并不比自己标致——除了这些我实在不敢瞎说，有些东西还是永远藏在心里好！
然后，我每年比别人少看了一百场电影。
然后，我每年比别人多了几十张大部分是铅印的退稿笺。
然后，我在一个短篇中愤懑地写道：什么慧眼？哪儿见过慧眼？生活的道路上尽是些卉眼！秽眼！烩眼！晦眼！并开始怀疑自己一向坚持的信条：人生的道路并没有任何捷径，唯一的诀窍是，看准一条道路走下去，不要回头，不要旁顾；犹豫者，徘徊者，终归是跟着别人爬的碌碌鼠辈——似乎自己正在成为这种碌碌者！
然后，获奖诗人和获奖作家被上级文化部门调走了，“出身不好”的我被名不正言不顺地“借调”到县文化馆。就这样，机遇露出了尾巴：我住进全馆最有灵气的404号房间，写《第九个售货亭》的姜天民兄已人去楼空，留下那张曾经趴在上面写出了那篇佳作，因为是公物不得搬走的旧办公桌，还有那把没有人坐着压着也会吱呀作响的烂藤椅，最重要的是那一屋灵秀。
“守着这风水宝地写不出东西才怪。”冲我说这话的人弹出了弦外之音。退稿笺和废手稿又积攒了一大堆，我怕当着众人的面烧，躲在屋里点了一把火，浓烟呛得睁不开眼睛也不敢开门，邻居都以为是失火了。
在县里待着的所谓文化人，都有一个剪贴本，上面粘贴着出现在大小报纸上自己的文字。尽管那些小的才一指宽，最多不过五指宽的剪贴与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地方新闻与逸事的文字书写，但在小城里却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氛围。我没有这种剪贴本，骨子里更是不屑为这类事物写上哪怕一个字。所以，都说我没有发表过一个字，我断无反驳的可能。反过来看这也是事实，一个尚未正式发表任何时作品的人待在文化馆的这个位置上，其压力可想而知。
当自己的手稿变成“铅字”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时，我情不自禁地将内心的抱怨和焦虑写进习作中。在两万多字的中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中，我百感交集地写道：机遇是存在的，但它只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习作完成之后，我把它寄给了《安徽文学》，这时是1983年11月。
当初，真不敢相信这种奢侈品自己居然有缘品尝。
而今我对机遇的体会是：只有歪打才能正着。
1984年元月上旬，邮递员送来一封信，而且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挂号信，是《安徽文学》寄来的。我已经十分熟悉，如此厚厚的一沓肯定是退稿！也不知是生谁的气，我揪住封住的一角，“哗”地一下撕开封口。没料到虽然还是退稿，附在退稿之上的却是一封满是溢美之词的亲笔信。信中提了不少建议，并让我“修改后速挂号寄小说组苗振亚”。那一阵儿子刚出生，取单名：早。其中就有自己的期待：但愿儿子能早早给他的爸爸带来机遇。没想到苍天有眼，不负我望，机遇真的早早来了。
此后不久，县文化馆组织了一次业余小戏剧本创作笔会。下乡的那天，我又收到了苗振亚老师的信，他在信的开头说《黑蝴蝶！黑蝴蝶……》已发四月号二条，信的结尾写道：“我争取最近能有湖北之行，到时一定去看你，很想见见你这位年轻人。”看完信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当然这激动是因信的开头而发生的，至于结尾我很快就将它作为一般的客套忘却了。从合肥到英山，关山重重、路途遥遥，能随便来随便去么，况且在文学大军中我算老几，值得他们专程跑此一趟？
我一头扎下去，同几名业余作者一道边看边写，边写边看，走走停停半个月，才移师至鄂皖交界处、属于安徽省霍山县的漫水河镇，住在一家生意萧条的国营小旅社里。
接下来的一天让我终生难忘。三月十一日本是个很普通的日子，南方的倒春寒在阳光普照之下减退了不少。吃过午饭正要上床略事休息，同行的南河区文化站长王中生突然闯进屋来直嚷嚷：你的老师来了！一时间我成了丈二和尚，这儿离英山县城差不多两百里，初来乍到有什么老师？王中生的样子又让我不得不相信。进到他的房间，只见客房的床上并排坐着两个中年人，面孔是百分之百陌生。在我怔怔的不知说什么好时，对方主动作了自我介绍。我才知道靠左坐着、戴鸭舌帽、一副忠厚长者模样的叫温文松；靠右坐着、戴近视眼镜、清瘦并让我觉察到儒雅气质的就是那个写信给我的叫苗振亚的人。
世间为何如此浩荡又这般狭小。苗振亚老师和温文松老师头天从合肥市搭乘长途客车到霍山县城，再转这天的早班车前往英山，长途客车不早不晚，正好在途经漫水河镇时出故障抛锚了。因为要等中午开出的第二班车来接走出故障这趟班车上的乘客，那样到达英山的时间就很晚了。苗振亚老师担心深夜时分找不着我，便跑到镇上的邮电所打电话到英山县文化馆，接电话的人对苗振亚老师说，我不在家到外地出差了。即将放下电话那一刻，很是失望的苗振亚老师，随口问了一句：他去哪里了？得知我正在漫水河镇，二位老师顿时大喜过望！
他俩乐了！我却傻眼了！天下之大，道路之多，日子之繁复，时光之匆匆，怎么会这般巧？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个叫天意的东西，是不是就长着这副模样？我们当即决定一起乘车到英山。下午一点从霍山县发出的当天的第二班车本来就是满满的，加上上午扔在漫水河镇上的头班车上的人，想挤上去难度系数之大可想而知。苗温二位老师却出奇地会挤车，转眼间就上去了，还有座位。而我的旅行包里保温茶杯被挤得咔咔作响也难以接近车门，幸亏他俩伸出手来使劲拉，才使我抄了捷径从车窗里爬进车内。日后的某个时刻我猛然醒悟：一个人跨进文学殿堂时，编辑老师尽力而为的不也同样如此么！在当时我只顾惊叹：到底是大城市的人，天天挤公共汽车，见多识广，熟知门道，年轻力壮只会使蛮力的山里人全都比不过。车上人太多，简直是堆着放，一位大姑娘顾不上害羞，汽车稍一颠簸便坐到苗振亚老师的身上；虽然比不得坐怀不乱的典故，三番五次下来，苗振亚老师倒也能泰然处之。
坐落在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下面的小城，近几年宾客来得多了，但是从外省文学殿堂来的圣使仍属罕见。苗振亚和温文松二位老师的到来，不能不在小城文化圈引起骚动。因为他俩是专程来为我指点迷津的，这种骚动就更显得不比寻常。我那时处境不妙，“倒刘运动”方兴未艾，在小城文化界权倾九鼎的那帮人瞄准我“出身不好”的“软肋”，几欲“清理阶级队伍”，将我撵出文化馆这个龙凤巢、金银窝，赶回写在另册上的集体所有制小厂。所以，我也乐得让小城里的文化要员见见他俩。好客的山里人最怕招待那种不抽烟不喝酒的客人，二位老师像是约好了的，谁都是烟酒不沾。既然达不成烟酒不分家的友谊，又因为只是专程为我而来，在文化要员们的彬彬有礼背后，是某种拒人千里的冷冰冰。心知肚明的我还想瞒着不让客人知道，哪知离开英山，前往黄州赤壁，再与地区几位见过面之后，苗振亚老师马上对我说，地区的这几位要比县里的那些人对你要好些。在我还不知如何回答时，苗振亚老师主动说：“同当官的打交道是最吃力的事，还是少见他们，咱们多聊聊吧！”
在漫水河镇的那顿午餐上，纵然是初次相逢，两位老师也绝不肯沾一滴酒。第二天才听到苗振亚老师的实在话：他知道皖西大别山区一带有个恶俗，酒宴上无论是谁，只要一端酒杯不是醉倒的不准退席，他担心鄂东大别山区也如此。这种心理同样反映在他俩来英山的动机上。我在处女作中描写了这么一种焦虑：为什么人们都崇拜张海迪的自我奋斗精神，而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冷落了朱伯儒的炭火效应？因为学张海迪既有付出又有收获，学朱伯儒则完全只有给予。苗振亚老师说，与鄂东毗邻的皖西四县的情况他是了解的，他有点惊奇怎么一道山脉之下，一片山丛之中，文学的思维模式会有这大的差异。所以他想了解其中奥秘所在。
从三月十一日下午至三月十六日上午，第一次与文学前辈接触便独享五天时光，文学真谛获得多少不好说，如何在文学的背景下修炼自身真的是受益匪浅。在十四日谒拜东坡赤壁、寻访东吴故都的过程中，因来过多次，对此古迹胜境早已漠然的我，有些不把二赋堂、赤鼻矶的古今沧桑收入视野中。当苗振亚老师买下三本《东坡赤壁》并送我一本时，让那个一直将自己当成普通游客、一直将东坡赤壁当成普通家乡的我实在无地自容。私下里，苗振亚老师还谈及，为何将我的处女作放在第二条，而他的本意是要放在头条的，其中缘故与文学无关，却是文学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又不得不妥协的，说是难题也是难题，唯有不将这些一时的位置看得很重，才能突显出文学的真正意义。
有一次，谈起某些作品，苗振亚老师不禁脱口说道，有人写小说一辈子，字里行间一点小说味也没有，还说他喜欢我的小说，是因为很有小说味。至于什么是小说味，他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真正的小说一定是小说味十足。这番话在我听来格外贴心，让我很容易就联想到性感、悟性等一类普遍运用，却很难说清楚的感觉。
在谈到我读过、他也读过的一本名叫《众神之车》的书时，苗振亚老师说，世界的确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神秘之处，这也是生活永远具有魅力的根本所在；爱因斯坦说神秘最美，所以他说他是倾向文学作品可以有点朦胧感、有点说不清楚的神秘感。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特别入心的，生活本来就是解释不清的，能解释清楚的就不是真正的生活；因而文学应该是去表现生活，而不是解释生活。正是这一觉悟，使我找到了自己应该去探索的文学小路：我愿在使自己融合进绝对不应当被称为浪漫的“东方神秘”的过程中深情地表现它，并为重建楚文化的神话体系，而与各洞南蛮一起竭尽绵薄之力。
三月十六日上午九时，红白两色的公共汽车拖着一股尘埃远去了，两位编辑老师的鄂东之行结束了，只需四十分钟，即可进入皖西地界。以后的两年，我们的书信往来甚多，其中也有谈到小说的闲笔问题。苗振亚老师曾经说过，读我的小说觉得闲笔很多，可一旦将这些看上去可有可无的闲笔删了去，整部作品就变得毫无生气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是我的长处，还是我的缺陷。有一次，我读到一篇文章，其中一句话让我很是振奋，就写信与苗振亚老师，告知有这样一种观点，小说的艺术其实就是闲笔的艺术。今年年初的那封来信中，苗振亚老师说自己：“老得快，感到心太累！”读毕为之黯然，他可是刚近五十的人，我那尊敬的为人作嫁的编辑老师啊……
这是关于我与文学相遇的第一个故事，说与那些新结识的友人听时，他们总是不相信，笑话我在讲构思中的某篇小说。不过，这段经历中的所有的人仍健在，我衷心祝愿他们幸福长寿，这样在我第一千遍讲述这个故事时，也无须起誓请苍天作证了。
坐我右边的军人
浮华时节的尘缘，有时候也会具有新奇。新年伊始的一个会议上，因为按姓氏笔画排列的缘故，我和身为某部副司令的刘耀来坐到了一起。之后几次例会，他始终坐在我的右边，我便始终坐在他的左边。于他于我，因职业的陌生感产生的彼此好奇，使我们在会议上各种报告的缝隙，作了许多每每是只有开头和结尾，省去中间过程的一竿子插到底式的简短交谈。
在我这里，一直认为保家卫国是军人天职，只有真正履行过这种天职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只有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敢于提着自己的头颅，将一腔铁血漫天抛洒的司令，才不是阿庆嫂眼中的胡司令。所以，有一次，我突然问他打过仗没有。
耀来兄懂了我的意思，他取下军帽略低一下头，露出头顶正中一块指甲大小的伤疤。那是一颗AK-47突击步枪子弹的绝作。当年他在南方边境丛林里与敌军突然遭遇，眼前白光一闪，他下意识一缩脖子，原本冲着眉心而来的子弹，无奈地贴着军帽上的红五星的上沿，擦过耀来兄的头皮，坠落在身后常绿的丛林里。我这才发现生死之隔，远没有一架飞机翅膀那么宽大，末日与未来的距离也不会有飞机起落架飞出的那么远。
生活在浮华时代，尘俗比比皆是。万一遇上针鼻大小的艰难，便会放大到仿佛天要塌下来的末日一样，不仅让自己惊恐，还要绑架般让他人跟着绝望。在耀来兄那里，生与死、末日与未来，只隔着一颗金属锻造的红五星。放到平凡生活的人们那里，相隔也只有一块橡皮擦那么宽、一片口香糖那么厚、一粒米那么长；至于时限，肯定少于某个日常欢乐场合无心抛向异性媚眼之一瞬，肯定短于对某项分配或委任不甚满意的一声长叹与低吼。耀来兄身上还有一块碗口大的伤疤，那是一枚迫击炮炮弹在他冲锋的路上猛烈爆炸所留给他永远的纪念。
军人的荣耀从来是与牺牲相伴。耀来兄原来不叫耀来，在他还是个乡村小剃头匠、小泥瓦匠和小卫生员时，父亲赐给他的名字是跃来。在成为一名军人，并且成为连级指挥员之后，他才将自己原来名字中的“跃”改为“耀”。无论是跃来还是耀来，这时候的他，已经在TNT爆发的烈焰中将自己的脊骨淬过火，更将乡村少年的青春替换成中国军人的铁血，真的是怎一个耀字了得！
那一次在会上，耀来兄说起他写了一些关于自己的文字，有两万多字。我有意无意地信口说道，何不再充实一些内容，写一本一个普通中国军人的成长史。事隔半年，他真的拿出一部洋洋十万言的书稿来，要我在书的前面写上一段话。还说这是武汉大学的一位女士出的主意，要他谁也别找，就找开会时坐他左边的那位来写。耀来兄的幽默让我无法拒绝。读完书稿，其中铁血军魂自不待言，最妙不可言的是作为职业军人的他，所获得的最幸福，也最真挚，同时又是最为奇妙的爱情信物。那位日后成为终生伴侣的梁子湖畔的美丽女子，用一块美丽的花布包上一枚自己生产的扣子，将自己的初恋献给了一个从南方前线回来后，又去驻守西部大漠的军人。这情怀是那样的普通，因为那样的扣子每天都会在车间里堆出一座小山。这情怀又是如此浪漫，因为这枚扣子是从小山一样的扣子堆里精心挑选出来的最美丽的一枚。身为副司令的耀来，何尝不是这样一枚扣子！
如耀来兄爱妻当年所言，随便将这枚扣子缝在衣服上的什么地方都行。上战场、守大漠、护奥运、保家乡，他都做到了。像扣子一样，守住应当守的美丽家国，并且一步一个脚印地铸造出从普通中超越出来的壮丽军魂。
（本文系《铁马金戈入梦来》序）
灵魂的底线
在和刘华、若知母女俩还有一帮朋友商量出版《姜天民文集》时，大家都要我写点专门的文字。我无法推却，有些话必须趁早说，也必须由我来说，再不说就对不起姜天民日夜佩带的那把匕首，对不起姜天民坐过的那把破藤椅。
先说藤椅，多年以前，在一座破旧两层小楼背后，有一处更加破旧的瓦房，那把连破旧一词都不好意思用作形容的更加破旧的藤椅就摆放在瓦房正中。某个下午，我第一次走进这间屋子，坐在这把藤椅上的一位尚能抓住青春尾巴的年轻人站起来，用清瘦的右手同我握了一下。
这简简单单的一握让我至今难忘，不是由于握过来的手掌有种在冰凉中挣扎的温暖，也不是由于那手掌上有一种异于平常人的朱红，而是右手中指第一关节上的那颗比黄豆大、比蚕豆小的硬茧。那时我已与钢铁机器共处数年，十指指根处无不生长着被钢铁机器厮磨出来的直到离开工厂十几年后才渐次消失的老茧，也见识了工友们因工种不同而生长在肢体上形状各异的老茧，绽放在中指关节上硬如筋骨的茧花却是第一次见到。当我回到工友中间描述这枚老茧时，竟然无人相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那被叫作钢笔的东西，真的能与钢铁较劲，将肉身磨成硬骨头。很快这个从民办教师岗位上借调到小城文化部门工作的名叫姜天民的年轻人，成了我兄长般的朋友，不时在我们厂的车间和集体宿舍中出现。借故过来打探的工友，看清楚他那手指关节上真有茧花绽放之后，不免发出声声惊叹。一个人用一支钢笔将肢体上最不可能之处磨出老茧，需要何等的意志与力量？
一个人的毅然决然既可赞叹，又显悲壮。认识姜天民不久，他患病住院，转氨酶高达数百，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全靠打点滴来维持。偏偏在这时，省内一家文学期刊通知他去修改中篇小说《淡淡幽香的槐花》。姜天民想也不想，就要求出院。医生再三警告，这时候中断治疗是要出人命的。情急之下，姜天民不惜做出若有问题绝不找医院麻烦的保证。
我一直相信，即便姜天民其时不在那个岗位上，我们也会在宇宙时空的某个角落里相遇，并成为一辈子的朋友。不为别的，是因为志趣太相投了。那一次，带我与姜天民认识的学弟，冲着姜天民一口一个老师地称呼，我却脱口喊出他的名号。几乎在认识的那一刻，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交。在越来越多、越来越明快的谈锋中，有一个话题是经常要触及的，那就是曾被贴在二层小楼大门上的那副对联，上下联的开头分别是“庙小”和“池浅”。几年之后，姜天民受上级单位赏识经历百般辛苦、千种麻烦，得以离开这座小楼大门。当我更加辛苦、更加麻烦地进到这座小楼门内，坐上姜天民特意留给我的那把破旧老藤椅后，有机会到古城黄州与他相聚。三言两语寒暄过后，他便问我感觉如何，我想也没想脱口将那副对联重复了一遍。随之而来的是我俩辛酸与共的喟叹。
姜天民走出这小楼大门之后就没有再回来，离开之日，就是诀别之时。在这一点上，我们性格略有区别，我是历经犹豫徘徊，三番咬牙，五次切齿，才最终下决心的。相比之下，我比姜天民要幸运，命运将他的血脉安排在那个地方的那份名义之下。我则不然，我的家族，我的天地，我五体投地的青草，我四季叩拜的黄花在数百里之外的回龙山下、扬子江畔，我的离开只关乎肉体，肉体的告别反而让灵魂更自由地融合在故乡故土之中。姜天民的离开既在于肉体，也在于灵魂。离开故乡，不再回头，感觉上不可能有快乐，感情上更是深渊般痛苦。姜天民在英年早逝的那一刻是否有过某种回望，已是无人知晓。记得那年在汉口殡仪馆送别的人流中，望见姜天民决绝的最后模样，如同望见他又一次离开故乡。这一次姜天民走得太远了，远到无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再说匕首。2014年秋天，在苏北泗洪的一个文学活动上，当地一位女子谈及她舍弃一切只为文学写作活着、到老也未能成功的父亲时，眼泪汪汪的恨不能将此行中的几位外地作家，当作窃取乃父天赐才华的江湖大盗。那双哀怨的秀目，让我记起三十年前，姜天民必须面对的许多双不好说是不怀好意，却分明是不怀好意的侧目与怒目。1980年代初期的姜天民，其文学才华在极短的时间里全面爆发，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人心不古者肆意中伤的目标。妖言最甚的那一阵，姜天民手握一把我的工友用高速钢替他打制的匕首，恨不能宰了口中数出的一二三四五个人。这世界最丑陋的物什中某些酸臭文人的口舌有足够资格上榜，那种分明连雕虫小技都谈不上的人，最叹为观止的是其妒火中烧后的厚颜无耻，以及比小人还小人地用卑劣手段侮辱他人，作为狐朋狗友的娱乐。
那一次姜天民拖着病体从武汉回来，再见面时，他闷头抽了几支烟，那样子不说也晓得，一定是小说没被那家杂志接受。抽完烟的姜天民将一只紫砂壶举起来，几乎要砸在地板上，大声骂出一句脏话后，才原原本本地说了经过。其实他不说我也明白，一定是受到那惯于中伤他的人的又一次中伤。成名之后，多家杂志抢着要这部《淡淡幽香的槐花》，其中也包括省里这家杂志，这一次轮到姜天民断然拒绝了。
那时的姜天民，时常两眼通红。因为年轻不识沧桑，我们都以为是愤怒的缘故，从未想过那是生命严重透支的危险征兆。人生奋进历程中，将对恶俗的愤怒转化为生命动力，表面看来最为有效，藏在深处的却是自己对自己的残酷。污水四溢之际，姜天民如同火山喷发的才华，终于换得往来时空中的鸦雀无声。写作者价值的唯一证明是作品，写作者品质的唯一证明是作品。1982年《第九个售货亭》问世随即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那一阵，应当是姜天民故乡生活为数不多的纯美日子。人们忽然发现原来感情外露疾恶如仇的姜天民另有一颗柔软纯粹的内心，透过他的作品可以看见，简陋得近乎粗拙的山区小城原来蕴藏着冰清王洁。或者还得感谢那些职业酸臭酿造者们暂时的痴呆，来不及找到可供泼洒的污秽。才情逼人这个词在姜天民短暂一生中那段更加短暂的日子里，像月光泻地般抒写着小小山城空前绝后的诗意。等到死灰复燃的恶俗试图侵蚀诗意时，姜天民已经如愿离开了堆满是是非非的故乡。
不管后来姜天民名气有多大，从不推荐朋友的作品，无论情谊有多深，他都不会心慈手软。后来的我却不如他，常常抵挡不住那点世俗之心，忍不住就答应帮别人一把。这其中有别人后来的成名作，也有别人的代表作，还有一些所谓突破性的作品。过不了几年，本来是朋友或者学棣的人，无一不生分了。前两年，被李敬泽戏称为“郁达夫的转世灵童”的甫跃辉写过一篇小文，他是王安忆带的写作专业硕士生，但王安忆从一开始就点明了对他说，休想自己会为他推荐一个字。姜天民当年也大约说过类似的话。本是举手之劳的事，他们为何都不做？其中理由，我也是这几年才悟透：将别人的作品推荐发表，如是长辈对晚辈的提携，则是大雅。换成年龄相差无几的人与人，就不一样了。当时是做好人好事，过后说起来，是作品好，还是人缘好？是作者本人行，还是推荐作品的那个人行？这个问题肯定会如针在股，如鲠在喉，如芒在背，成了当事人既躲不掉，又不愿提及的心病。
从不在写作上对人抱有怀柔之心的姜天民，临走时郑重地将那把破得不能再破的藤椅交到我手里，说了一句：在这地方，不坐在这把破藤椅上是写不出来的！日后验证，这貌似夸张之语真如寓言。姜天民离开此地时，已经住进新盖的四层小楼的四楼，包括获得普遍赞誉的一系列作品仍旧是坐在这破藤椅上写就的。日后，我离开此地，也对这把破藤椅有所交代，并转述姜天民说过的话。然而，曾经的文脉很快就只有面对遗憾了。世事之错，往往是自己的错，当一个人责备他人时，一定是自己首先犯下识人之错。在这一点上姜天民胜过我等。相赠以一把破旧藤椅，其意义远大于推荐一篇作品，更大于现如今四方张罗出版《姜天民文集》。
前几年，北方一家文学杂志要我点评一部当代文学名篇，我选了姜天民的短篇小说《失落在小镇上的童话》，并对应具体文字写了一些话。
“态度决定一切，生活无不例外。”
“人在很多时候所做的事，其实不是做事，而是为着铸造自己的内心。”
“梦想决定审美。”
“这些实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人间不能没有寓言，人间更不能没有童话。”
这后一句，我以为最有可能深入到姜天民的内心。
黄州是我的故乡及出生地，姜天民调到黄州不久便遇上爱情，随之又到北京学习，与莫言等做了学友。期间回家养病，女儿若知出生。喜忧纷繁之际，《北京文学》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新作《失落在小镇上的童话》。当年读毕，就将其当成神来之笔。
姜天民是真才子！就像他在这篇小说中写的那样，明明是童话般生活的境界，到最后却无法不成为命运的寓言。姜天民写这篇名满天下的小说时，我才刚刚发表自己的处女作。我一直珍藏着自己读着这篇小说的感动，牢记因这篇小说而泪流满面的样子。姜天民从北京回到黄州，我趁出差之机顺路去看他，却没有说自己的感动，反而表示如果能写得再细致而不是太匆忙，有可能获得更大反响。比如说，让孩子读书没有错，但以一辈子卖馄饨为不齿，有欠考虑。其实，我本可以继续表示，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篇足以让人心碎的杰作。姜天民当时很生气，当面斥责我懂什么小说。以我们的友好关系，当时我也有些生气，只是没有他气粗。说实在话，如果放在现在，我不会对朋友如此说话。
作为小说艺术，每一篇的成就都有独一无二的理由。汪曾祺的小说，如不精致就没有可能传世。也有一类小说是替天行道的，生逢其时就要为天地立言，这时候的艺术，重在呐喊的穿透力。二十五年后，重读这篇小说，思索当年举国皆商，在全民向钱的大潮面前，除了姜天民，还有哪几位曾经有过这种特立独行的思考？姜天民生气对我是一种触动，我没去多想生气这事本身，而是在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判断有误。所幸终于有了发现，文学与但凡伟大的事物一样，伟大本身就是命定的缺陷。人可以将一朵花绣得完美无瑕，不可能将一座大山修筑得了无破绽。童话都失落了，哪来完美？在早春中独立绽放的花朵，如何可以苛求花蕊无损，花瓣没伤？
二十五前的泪水，到今天还在流。谁又能晓得，当年的远行人如今平安否？尽管远行的姜天民会伤心落泪，会心如刀绞，我必须要说到姜天民的遗孀刘华及爱女若知，在最困难的十年间，这对在武汉举目无亲无依无靠的母女，仅靠刘华退养的六百元生活费，艰难度日，硬是让若知上完大学，成为一家著名医院的执业医师。这中间，母女俩从未向人说过一句软话，尽管她们明知姜天民生前在这座城市里还有几个可以信赖的朋友。直到某天在一条小街上与刘华偶然相遇，听她淡淡地说些近况才知一切，那种心酸实在难以言表。刘华身体不好，却无力求医问药，便自学中药，用最简单的方法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二十多年过去，除了电视机更新了，其余居家用品全都是姜天民去世前的旧物。生活是艰难了，却与姜天民短暂一生的品格相延续。
为了重获被剥夺的爱与写作的权利，姜天民当年只身从苏北逃回故乡。为了寻找被扭曲的爱与写作的自由，姜天民又只身从故乡逃到他乡。为了铸造太贫瘠的爱与写作的高地，姜天民最终无法不选择先行天国，这一次他不再孤独，因为他的品格感动了许多人。
姜天民匆匆离世，中国文学新进中少了一员大将。姜天民的文学生涯只有短短十年，其探索与创造，对于文学宏观的启迪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从先期的《第九个售货亭》到后期的《失落在小镇上的童话》，不算汪洋恣肆的《白门楼印象》系列，仅此两篇短篇小说，就胜过一些人的洋洋百万言。此生此界，有人在社交平台上活得很光鲜，口碑却如鼻屎。又有人身前身后只有一把不到关键处不知其作用的风骨，偶然受人提及，顿时满场崇敬。为人一生，为文一世，姜天民都可以成为风范。姜天民不去追逐名利高处的奢华，在尘土飞扬的社会生活中用破旧藤椅般的文脉，以及匕首一样的风骨，打造人的世界里至关重要的灵魂底线。
（本文系《姜天民文集》序）
一种名为高贵的非生物
一个人终其一生，不知会做多少荒唐事。那些立即就懂了的，自然是用同步进行的一笑了之。有些荒唐当时并不晓得，过去了，经年累月了，非要被某种后来才发生的事情启发了，才会明白。
那一天，去到江西永修境内的柘林湖。到达湖边时，一路上不曾间歇的夏季豪雨，突然停了。徐徐退去云雾的水坝旁，更是突然露出一块标示牌，上面分明写着：桃花水母繁殖基地。桃花水母是学名，平常时候人都叫它桃花鱼。叫桃花鱼的人与叫桃花水母的人不同，只要开口就不难分辨出，是治学古生物的专家，还是天下人文故事的口口相传者。
多年前的那个夏天，我曾经奔着桃花鱼而去，那是奔流不息的长江为桃花鱼最后一次涨水。秭归的朋友在电话里告诫，这几天不来看，就只能永远地遗憾了。依照家在三峡的朋友们的说法，桃花鱼也不是想见就能见到，排除了当地人，许多专门奔桃花鱼而来的人，两眼空空来与去的实在太多了。朋友所指人与桃花鱼的缘分，不是俗来俗去的所谓桃花运。就连当地人也说不清楚，同样的天气，同样的时辰，同样的水流，体态婀娜的桃花鱼有时候出来，有时候却死活不肯露面，像是怀着玫瑰之约，相思女子偏不肯露面，故意不使那些渴望之人，一见钟情心绪飞扬。那时的桃花鱼生长在秭归城外的那段长江里。如九龙闹江的叱滩上，有一座每年大半时间都在江底隐藏着的鸭子潭。我去时，当地的朋友往天上望一眼，然后众口一辞地断定，这天气，见不着的。在我与百闻不如一见的桃花鱼相逢在水边后，朋友才说，他本来也是坚信这一次肯定是白跑一趟。我去的时候，小妖一样的桃花鱼，偏偏一身小资气质地现形了。多年以后，只要有审美的需要，就会情不自禁想到此种细细的九亿年前的尤物。譬如柔曼，譬如风流，譬如玉洁冰清，譬如款款盈盈，再也没有比得过这汪洋蓝碧之中所荡漾的了。
现在，我当然懂得，任何的绝色无不属于天籁，不要想着带她去天不造、地不设的去处。人的荒唐就在于，不时地就会冲动，想着那些非分之想。我从礁石那边的江流里捞起一只瓶子，洗净了，装了一只桃花鱼在其中，然后就上了水翼船。不等我回到武汉，刚刚接近西陵峡口的那座小城，绝色桃花鱼就在荒唐中绝命了。过完夏天，又过完秋天，一条大江在屡屡退却中，再次将鸭子潭归还给想念的人们。从满江浊水中脱胎出来的潭水一如既往地清澈，然而，这已不是桃花鱼灿烂的季节了。山崖上的红叶扬起凛冽寒风。江水终于不再退了。那座因为空前庞大和空前纷争而举世瞩目的大坝，如期将这条最自由和最独立的大江，彻底套上了枷锁。那些铺天盖地倒流而来的巨大旋涡，沿着枯干的江滩反扑回来，在不计其数的时光中，向来不惧怕激流浪涛的细细桃花鱼，当然无法明白，从不涨大水的冬季，一旦涨起大水来，注定就是她们的灭顶之灾。
失去桃花鱼的不是桃花鱼本身，而是那些以人的名分自居的家伙。科学的意义自不待言，对于普通众生，他们失去的是不可再生的审美资源。后来的一些日子里，偶尔谈论或者是在书文中阅读桃花鱼，总也免不了猜度，没有见过桃花鱼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当他们的阅历让其与那早已成为虚空的桃花鱼相逢时，传说中由四大古典美女之一的王昭君，涕泪洒入香溪河中幻化而生的桃花鱼，是否会被想象成北冰洋边人所尽知的美人鱼？
仿佛如幽深的思绪，柘林湖边的那块标示牌，不动声色地为我更换了一种旷远、静谧的背景。这样一片浩瀚的水面，宛如一本智者的大书，翻动其页面，又有什么不能告之于人的呢？清水之清，被风吹起，俨然那薄薄霜色铺陈大地。湖光自然，被山收拢，一似莽莽森林落光了叶子。在居所所在的武汉，人在天界伟力面前第一位敬畏的就是水。在水的前面，只要被称为武汉佬，人人都是对水见多识广。而柘林湖还是让我震惊。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那些总让城市无法整理的清洁，随风入怀，汪洋肆意，毫无顾忌地游走在总是渴求一片冰蓝的情怀里。
于是，我在想，在桃花鱼古老的生命里，真正古老的是那份不与任何尘俗同流合污的高贵。宁可死于每一点来历不明的污染，也不改清洁的秉性。宁可葬身万劫不复的沧浪，也不放弃尊严随波逐流。与柘林湖水同游，时常有滴水成线的细微瀑布，送来深厚修养的轻轻一瞥；翡翠玛瑙散开的小岛大岛，也会端明九百九十几个情爱，没有任何算计地坦荡说来。也许，柘林湖此时的高贵只是一种风景。对于人，是这样。桃花鱼却断断不会这样想，高贵是其生命中唯一的通行证，舍此别无选择。有桃花鱼的柘林湖，理所当然值得每一个有心人去景仰，并且还要深深感谢它，用怡情的清洁，用梦想的冰蓝，用仰止的浩然，在大地苍茫的时刻，为滋养一种名为高贵的非生物，细致地保养着她所必需的墒情。
新三五年是多久
赣南是我如今常常要去，并且常常在心里牵挂的命定之地。
第一次去，却是五年前的春节。那是我头一回陪妻子回娘家。年关时节，火车上人很多，就连软卧车厢也没法安静下来。火车在赣州前面的一个小站停了几分钟。我们抱着只有十个月的小女儿，迎着很深的夜，就这样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地踏上了总是让我感到神秘的红土地。到家后的第一个早晨，那座名叫安远的小城，就让我惊讶不已。包括将一汪清水笔直流到香港的三柏山，和小城中奇怪地起名“天灯下”的古朴小街。我是真的没想到赣南的山水如此美妙，第一次行走在她的脊背上，天上下了雨，也落了雪，浓雾散过之后，冬日暖阳更是习习而来。从安远回武汉，那段路是白天里走的。山水随人意，美景出心情，这样的话是不错。回到湖北境内，将沿途所见一比较，就明白对什么都爱挑剔的香港人，为何如此钟情发源于赣南的东江秀水。
我是在大别山区长大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鄂东和赣南两地有着非常特殊的渊源。在安远的那几天，妻兄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此地从前也是苏区，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的邓小平，第一次就“落”在安远。那一天，他带我去看毛泽东著作中屡次提及的“土围子”，当地人称为围屋的建筑奇观。汽车先在一处苍凉的废墟前停下来。妻兄说，从前，这里是一处围屋，赣南一带最早闹革命时，里面曾经驻扎着一支工农红军的部队，号称一个营，其实也就一百多号人。那一年，他们被战场上的对手围困住了。对手虽然强大，却屡攻不下。对峙了一个月后，一架飞机从天际飞来，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扔在做了红军堡垒的围屋之上。曾经坚不可摧的围屋被炸成了一堆瓦砾，红色士兵的血肉之躯，没有一具是完整的。历史的围屋有的毁于一旦，有的仍旧生机盎然。当我站在另一座名为东山围的真正的围屋中间，庞大的古老建筑，超过一千人众的鲜活居民，还有围墙上那一个个被迫击炮弹炸得至今仍清晰可辨的巨大凹陷，心里情不自禁地想象，曾经有过的残酷搏杀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革命文化中泡大的。从能识字起，就抱着那一卷接一卷仿佛总也出版不完的革命斗争回忆录《红旗飘飘》看。围剿与反围剿、遵义会议与四渡赤水、爬雪山与过草地等词汇，以及《十送红军》与《长征组歌》等凄婉壮美的歌曲，自然而然地成了文化修养的一部分。在时代快车面前，历史真相往往擦肩而过却很难为搭乘者所知之。如果仅仅是一次接一次的探亲之旅，老岳父退休之后所种植的丰饶的柑橘园，同无数相同的青翠一道，多半会将红土地上的壮烈定格成用勤劳换得的甘美。
2005年5月13日，在南昌与中国作家重访长征路采风团的同行一起，同江西省委负责同志座谈时，大部分话题尚在赣南柑橘味之美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上。第二天午后，车到瑞金，在扑面而来的遗址遗迹面前，脑子突然冒出小时候读过的一篇文章：《三五年是多久》，并惊讶于它在心里深藏了这么多年，居然一点也不曾丢失。当年红军仓促离开瑞金时，一位老大娘拉着红军战士的手，问何时能够回还。红军战士说三五年。老人等了三年不见亲人回，等了五年还不见亲人，她以为三加五等于八年，可是还不行，等到当年的红军战士真的回来时，她一算：原来是三五一十五年。
隔一天，到了兴国县，才晓得还有比老人的等待更让人为之动容的。一位当年刚刚做新娘的女子，自红军长征后，多少年来，每天都要对着镜子将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然后去那送别丈夫的地方，等候爱人的归来。这位永远的新娘，从来就不相信那份表示丈夫已经牺牲的烈士证明书。她只记得分别的那个晚上，那个男人再三叮嘱，让她等着，自己一定会回来陪她过世上最幸福的日子。我们到兴国前不久，一直等到九十四岁的新娘，终于等不及了，她将生命换成另一种方式，开始满世界地寻找去了。
这样的等待让人落泪。还有一种等待则让人泣血。在兴国县一座规模宏大的纪念馆里，挂满了元帅和将军的照片与画像。在将星闪耀的光芒下，讲解员特地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一位将军以为革命成功了，家乡人肯定过上好日子了。将军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乡，发现当地仍旧那样贫穷，便流着泪发出誓言，家乡不富不回来。
这些事，在过去都曾有过书面阅读。站在赣南的红土地上，我才感受到这一切原来如此真实。就像后来到了贵州的铜仁地区，几十年后的今天，那里的生活还是如此艰苦，不时能见到公路旁树立着国务院所认定的贫困县的石碑。那里的道路还是如此险峻，虽然乘上了汽车，走完每天的行程一个个还是累得腰酸背痛。遥想当年，那种困苦更是何种了得！
私下里我问过一位兴国人，那位非要等到家乡富了再回来的将军后来如何，对方只是轻轻地一摇头，随后一转话题，告诉我另一个故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国和于都两地曾经流传一句话：兴国要亡国，于都要迁都。说的是当地的贫穷。有一次，国务院派的一个调查组来到某地，村干部为他们做了三菜一汤，三个菜做熟了，剩下一个汤因为没有柴火了而烧不开水。无奈之中，村干部只好将自己所戴的斗笠摘下来，扔进灶里当柴火烧了。因此我便猜测，那位为家乡人过好日子忧心如焚的将军，后半生将过得比当年的长征还艰难，因为，在他心里除了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所必须继续坚持的党性长征之外，还有作为普通人的人性长征。感恩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道德。一个历经数不清艰难困苦才从受压迫地位获得新生的政治组织，对执政基础的感恩，不仅也会被理解为良好道德，更是确保自身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取新的政治资源的唯一途径。如此，就不难理解，穿行在赣南红土地上的京九铁路，为何将科学常识抛在一边，而在被血与火浇浴和焚烧过的高山大壑中曲折前行。这些感动了历史的人民，有足够的力量让钢铁拐个弯。
那一天，在瑞金，顺路参观了当地规模最大的一处柑橘园。绿得有些忧郁的棵棵树上，结满了指头大小的青果。有人问我，老岳父的果园有没有这般大。当然这话是戏谑，同许多赣南人的选择差不多，老岳父的果园只有二十亩。从一开始，当地政府却制定了十足的优惠政策，任何一片柑橘园，从下种到收获，决不收一分钱的税费。老岳父多次笑眯眯地说过，三五年过后就好了！老岳父所说不是三五一十五年，也不是三加五等于八年，不出三年，或者五年，那时，每年就能从这片果园里收益一万几千元钱。老岳父的柑橘园种得较早，如今已有了他所预期的收益。在他之后大大小小的柑橘园的兴起，宛如当年闹苏维埃一样火热。只要与那些在新开垦土地上培育柑橘幼苗的人聊起来，一个个都会充满期冀地说着相同的话：过三五年就好了。果真这样，那样将军若是健在，一定会毅然还乡，与祖祖辈辈都在贫苦中挣扎的赣南人一起开怀大笑。长征精神是伟大的，更应该是充满勃勃生机的。离开瑞金之前，当年的红军总参谋部门前，几个当地的男人正在一棵参天古树下面忙碌着。看样子是在为盖新房预备桁条，有人拿着弯弯的镰刀在刨那树皮，有人挥动斧头，按照黑线将刨过皮的树进行斧正。见到的人莫不会心一笑，这是意味，也是象征。
当年那位老奶奶所惦记的三五年，那份盼归的心情背后，是盼望那些庄重的允诺。即使她真的只怀着朴实的思念情怀，那也应该使得领受这份情感的人，更加牢记那曾经的千金一诺。
重来
让人感觉最苍茫的两句诗：交道从公晚，知音去我先。渊源谁与溯，愁绝伯牙弦。那一年，夜宿这湖边，秋月初凉，清露微香，偶然得获此诗此意。并非月移花影的约定，前几天，重来旧时湖畔，天光似雪，水色如霜，心情被雁翼掉下不太久的寒风吹得瑟瑟时，忽然想起曾经的咏叹，沧桑之心免不了平添一种忧郁。
短短一段时光，配得上任何程度的纪念。
高山上，流水下，知己忘我，琴断情长。在此之前，记得与不记得，知道或不知道，都与别处物种人事相差不多。因为来过，因为看见，风情小俗，风流大雅，便镂刻在凝固后的分分秒秒之间。能去地狱拯救生命的，一定要知其何以成为天使。敢于嘲笑记忆衰减、相思贲张的，并不清楚往事是如何羁押在尘封的典籍中泣不成声。弱枝古树，前十年红尘际会；旧石新流，后十年灵肉相对。整整二十载过去，草木秋枯，留下的唯有松柏傲骨。
一种离去的东西被长久怀念，定是有灵魂在流传。
临水小楼依旧以清水为邻，流星湖岸还在用星光烛照。
此时此刻，听得见当初水边浅窗内纸笔厮磨沙沙声慢。
斯情斯意，孤独倚涛人可曾心动于咫尺天涯切切弦疾？
兰亭竹掩，梅子霓裳。珊瑚红静，紫霞汪洋。泛觞荷野，邀醉雁霜。有曲琴断，无上嵩阳。廊桥情义，渔舟思想。细雨诗篇，大水文章。
那些用白发蘸着老血抒写的文字，注定是这个人的苦命相知。马鸣时马来回应，牛哞时牛来回应，如若幻想马鸣而牛应，抑或牛哞而马应，只能解释为丰草不秀瘠土，蛟龙不生小水。鲍鱼兰芷，不箧而藏。君子小人，怎能共处？譬如，黄昏灯暗，《挑担茶叶上北京》的字与字中，有心鸣冤，无处擂鼓，让相知变成面向良知的一种渴盼。譬如，黎明初上，《分享艰难》的行与行里，两瞽相扶，不陷井阱，则成了相知的另一番凄美景象。天下心心相印也好，惺惺相惜也罢，莫不是如此。
凄美不是催化知音的妙方，那些自扫门前雪的饮食男女，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市井贵胄，只求一己活得舒坦，还要知音典范作甚！如此想来子期怕牙定非伶官，那年头善琴者必是君子！世事重来何止琴瑟共鸣，那些天将与之，必先苦之之人，是将命运做了知音。世态百相中天将毁之，必先累之——任他不可一世，终不如草芥一枚，最符合万般知音中的人伦天理逻辑。所谓国色何须粉饰，天音不必强弹，是将人世做了人格的知音。所谓播种有不收者，而稼穑不可废，是将品行做了世道的知音。
沉湖纵深处，芦荻飞天，为铭记鬼火能焚云梦。
江汉横流时，洪荒亘古，以警觉贼蚁能决长堤。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本质是阴险虚伪，知天知地知你知我倾诉的才是心声。
愿做情痴自然会相遇红颜知己，深陷情魔少不了聚合狐朋狗友。大包大揽大彻大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相知者肯定从未有过，否则颂为知音始祖的伯牙怎么无法预测子期命之将绝？俞公摔琴，流芳百世，如心血之作遭人谬读便愤然焚书，肯定会成为现实笑料。钟君早去，遗恨无边，若身心受到诋毁就厌世变态，会错失自证自清的良机。沧海混沌，不必计较些许污垢，更不可以此否定其深广无涯。世人都在叹息钟俞二君，殊不知二位一直在为刚愎矫情的后来者扼腕。历史总在寻觅相知，却不在意相知或许正是能开花则花、不能开花便青翠得老老实实的那棵草。
一丝一弦，山为气节独立攀高。
一滚一拂，水因秉性自由流远。
依随千古绝唱旧迹，续上肝肠寸断心弦。知音之魂，在山知山，在水知水，在家须知白石似玉，在国当知奸佞似贤。
留恋才思泉涌的二十年前，尊崇老成练达的二十年后，用十个冷暖人间，加上十个炎凉世态作相隔，前离不得，后弃不得。如果忘掉夹在中间这个叫我的人，被二十个春夏秋冬隔断的此端与彼端，正如湖心冷月相遇霜天红枫，深的大水与薄的冰花，肯定无法阻挡两情相悦两心相知。人孤零零来到这个世界时，从未有过签约保证其朋友多多，处处春暖，处处花开；也从未有过公开告示其孤苦伶仃似落叶秋风。天长地久的一座湖，也做不出才子佳人锦绣文章的承诺。而我，在与这湖最亲密的时候，日后且看且回眸的念头也曾难得一见。人之所在，唯有时光是随处可见又无所追逐的终极知音。只可惜指缝太宽，时光也好，知音也罢，全都瘦得厉害，到头来免不了漏成一段地老天荒。这时候，静是唯一的相知，偌大一座湖，偌大一面琴，鸳鸯来弹，织女来弹，柳絮鹅绒来弹；鸿鹄来听，婵娟来听，雨雪雷电来听。还有那些思念、那些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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