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生活就是如此神秘地向我诉说着，能不能听懂完全看我的造化。现在和将来，生活继续是这样。

    城市的心事

    城市几乎收留了它四周各色美好的女子。这让城市早熟了许多。于是一个才五岁的小男孩从幼儿园回到家里，瞅着自己的母亲冷不防说妈妈没有他们幼儿园里的一个小女孩温柔。小男孩率真的表述，其实是天下男人共同的想法，女子美不美，第一要素是温柔。尚不能熟谙男女之别的孩子都有如此念头，何况那些饱经沧桑的男人。说女子不温柔，对女子来说是最胆寒的。

    天下风情万种，以水的姿色最为动人；自然界伟力众多，同样以滴石可穿的水为最难抵挡。女人一温柔起来，男人便像夏日里身心融入清凉的池塘。这时候，女子看似风中杨柳轻飏飏的，哪怕垂挂在鼻尖上也可以不去在意，实际上已在不知不觉中征服了男人。温柔对于女子，是所有美丽的源头。在绳圈里英姿搏杀的女拳手，就算她已具备可以同男性媲美的相对力量，但在绝对力量上，她远不及那些在T型台上款款地走着猫步的女子。那样的女子，不去与谁强硬相向，不去用牙齿和血肉争取自己的地位，腰肢一摇，看的人便像遇上太极高手那样，人还不知自己身在哪里，心已先臣服了。弯弯的柳眉是精美的古典，飘飘的长发是神韵的现代，软语轻声实则是升华男人的粗犷，小鸟依依才使得男人有了无限的天空。一段温柔是人生中最有力的支撑。谁能忘记邻家那个凭窗临风时读着书的女子，她不看人，人早已随着书中古今倾诉着伤悲与快乐。谁能忘记当年那位偶然来借墨水的女同学脉脉含情的眼光，她不用开口，一只拧开的钢笔帽，像是难得张开的红唇，无言的话语盈满了胸膛。谁能忘记在办公室角落里用背影对人轻轻微笑的安宁女子；谁能忘记紧并两脚在街头站台上静静地等着公共汽车的白裙女子；谁能忘记电影院里最后一个起身离座眸子里仍是一片水湾的素颜女子……

    女子的力量出自她的没有力量。

    女子看似软弱之际实则是其最强大的时候。

    女子是用纤细的温馨弥漫成辉煌。

    形孤影单无助的女子最能征服男人。很多时候明知那是一个温柔的陷阱，男人仍然义无反顾地跳进去。温柔的魅力是林间蛛丝织成的八阵图，也只有这些才能系住男人的翅膀。英雄难过美人关，坐守这些关隘的全是那些柔情如水的女子。譬如虞姬，譬如貂蝉。西施用其纤弱复兴了古越国，杨玉环用其丰腴几近葬送了泱泱大唐，王昭君的泪珠可以化作香溪里让人惊艳的桃花鱼。无论读史还是读今，从来只有温柔的女子才能沉鱼落雁，倾国倾城。

    男人向往情缘时，哪怕最焦渴，也绝对消受不起也不欣赏女子的尖锐与刚烈。这一点是男人的天性，任谁感慨上苍不公也没有用。只要世界还有性别之分，男人就只会偏爱温柔的女子。女子千万别指望在哪天早上醒来，男人已变得大度，可以一视同仁地将天下不同性格的女子全都像面对温柔一样礼遇。更别轻信男人能够包容一切的许诺。女子过于张扬自己，哪怕是真心爱过她的男人，有一天也会突然像雄狮那样怒吼一通，或是像黑熊一样默默扭头，从此一去不返。

    是不是淑女，是淑女的又该符合哪些条件，男人并不去认真关心。男人要的是第一眼碰上的女子能让自己怦然心动，能让自己魂不守舍，心不在焉，最终再加上惊心动魄更好。只有心怀功利的人才会去问一个女子的学历如何，是否有家学家修门当户对。面对女子从身心里流淌出来的爱河，男人开始会由衷地欣赏她的一切，包括她的学识、她的见解和她的执拗。可是用不了多久，男人就会不喜欢她的学识、不屑于她的见解和不耐烦她的执拗。男人在经历这一变化时，后来的模样并不是对先前的虚伪。男人就是这样，说是德行也好，品行也好，属性也好，他们在开始时是真诚的，那些热情和浪漫也让男人将自己的夸张了许多，但这些不是男人的错。当然也不是女子的错，产生这种错误的是那种被称作情感的东西。男人后来的变故也是真诚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他们这样做只是还其本来面目。淑女不淑女对男人只是一个话题，偏偏这种话题又是女子喜欢听的，所以男人从不在男人面前谈女子成为淑女的必备条件。男人只会将那些理想的玫瑰色彩一堆接一堆地在女子面前炫耀，好像对女子的评判标准越高越能显示出自己的高贵。女子不明事理，以为男人真的服气那一二三四条，到头来女子比男人更关心自己做到哪个份上才能晋升为淑女。在实际中，淑女早就是女子们相互攀比的一种古老的时尚。

    不用去引经据典，也不用去分辨事理，就从生活中看，从现状中说，对女子，天下男人实在的想法从来就没有变化，美好不美好，就看她是否温柔美色，是否善解人意。至于身材相貌，那是燕瘦环肥各人有各人的喜好。天下的众多明星女子有几个能够称得上是淑女？她们风骚十足，不怕红杏出墙，不怕春光外泄，茶余饭后尽是她们的韵事风流。如此等等，丝毫不妨碍她们成为千万男人的梦中情人，就因为她们能将女子最基本的东西做得最有质量。除去最基本的，男人其余的赞美与追寻都是靠不住的。面对现实，理想无法不苍白。男人想归想，做起来还是依靠率真的本性行事。他们嘴里说着淑女，心里想的又是一样境地，等到要将谁拥入怀抱时，最要紧的已是对方嘴唇的质感，胸脯的坚挺等一些非常具体的非常实在的问题。

    男人的情绪终归要有一个归宿，要站在地上、坐在凳上和躺在床上，要将理想中的诗意，变成一个个坚实的感受，要酣畅淋漓、赏心悦目和如胶似漆。从来没有哪个男人会因苦苦等待淑女的出现而错过年华，也没有哪个男人痴痴呆呆地要将自己的女子，改造成为心目中曾经的淑女。话说淑女，是男人心有旁骛的苗头。是男人纵使不能朝三暮四，也决不肯恬淡寂寞的最后的挣扎。对淑女的一代又一代的追究，只是男人们在洞知自己所爱所处的女子有种种不足之后的又一次奢望。

    所以，淑女是什么，基本与女子无关。丢开哲学和逻辑后它只是城市的又一件心事。

    城市的浪漫

    资料里说，我所居住的城市武汉有一百多座湖泊，可是现在能统计出来的只剩下二十几座了。守着一条十万年也不用愁它会没了的长江，有得水喝有得澡洗，很多年里我们浑然不觉它存在的意义，直到1998年那场大洪水铺天盖地而来时，大家才突然想起湖泊的好处。可那么多的湖泊竟然不见了，连一片水洼一丝雾气也没留下。结果只好让洪水涌上街头，使汽车在浊浪中漂浮成船舶，使大街在儿童的戏水中异化为游泳场。回想起来湖泊的消失曾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久了也就司空见惯，甚至还没等到它消失，就不大记得它波光粼粼的样子，以为它本来就是这般模样。湖泊毕竟不是自己家的水盆水桶，什么时候丢失了，心里都有数。花多大价钱，去何处重新买回也心中有数。湖泊变成历史资料，变成由一座座高楼垒起的碑记深处的往事，我们才想起来，然后开始寻找造成湖泊丢失的缘由和肇事者。

    实际上丢失湖泊的事主是我们每个人，因为湖泊事关一个人的性情。

    没有湖泊的城市性情总难天成。就像日常里见到的一些女子，纹细了眉的妩媚，搽厚了唇的炽热，填高了胸的丰满，见着了也能心动。城市失去水色以后，宛若一个五年病龄的萎缩性胃炎患者，只能在朦朦胧胧、恍恍惚惚的夜色中假借着霓虹，掩饰光天化日之下的焦黄与土灰。用酒吧，用迪厅，用多星级的酒店，用比云彩色调还夸张的衣袂裙带，还有长街马路上视人群为无物的长吻，硬生生地撑起点缀起城市时空的浪漫。城市固执地用钢铁、沙石和水泥不断地膨胀自身，千姿百态的湖泊被挤压成一条下水道加上一条自来水管，以此作为自己的血脉和肠道；那本该昂扬着的精神与气韵，也被溶解在这些锈蚀斑斑潮湿的空间里。这样的无奈，决定了城市必须一刻不停地进行粉饰，以此来脱胎换骨。在电光人气的感染下，城市仿佛真的风流倜傥起来。我们都不喜欢矫情，可我们时常不能分辨这种东西，总是将它作了真情。霓虹灯下的美丽其实很靠不住，它不是真实，充其量不过是在暴发的物质基础上的奢侈。

    人的基因里永远包含着对水的依恋。城市的初始，何曾远离过河流湖泊！城市壮大了，人的雄心也起来了，湖泊再大再秀丽，也只能乘上白云黄鹤缥缈西去——幸亏东湖比人的雄心大，也幸亏还有一条更大的长江，这座名叫武汉的城市才不至于彻底地失去迷人的神采，以及那些能焕发出浪漫风情的神经末梢。也许还因为这些江湖太出众了，再愚蠢呆笨的人都能感受到它那神韵的不可替代，从而将其改造山河的巨手挥向了别处。

    一座西湖让杭州城的古今完全沉浸在著名诗画里，一座东湖更让武汉三镇英姿横空出世。曾有从西安来的朋友面对着我们的东湖，就像我们面对大海一样喃喃地说，这哪里是湖，分明是海嘛！那一刻里我很惊慌，如果没有东湖别人还会为这座城市惊叹吗？在香港，我曾经在不同的光线下数度长时间地打量着那闻名于世的浅水湾。最终的结论只有一个：真正动人的是那一湾多彩多姿的海水。水的浩荡壮阔，让城市总在引为骄傲的那些矫情的东西变得微不足道。林林总总的建筑物看不大清楚时，反而获得了它本来没有的灵魂，使得那只是为了扩大消费的浪漫城市，变成了能够驱动精神的城市浪漫。在浅水湾、在西湖，我都曾遐想，如果城市的湖泊没有消失，一处处的浅水湾也许就在我们的街头巷尾。在没有湖泊的城市里，女人往身上喷洒再多的香水也闻不到自己的芬芳，她们想不通香港那儿流行的品牌，为何在自己身上不吃香？她们朝思暮想遥望南方，就是没想到宽阔水面升腾起来的甘露，是香水必不可少的催化剂。

    一座湖泊是城市的一双秀目！

    一座湖泊是城市的一窝笑靥！

    一座湖泊是城市的一只美脐！

    对于城市，湖泊是一封永远也读不够，越读越不懂，越读越深情的情书。1997年夏天，我在大连遭遇一场空难，从破碎的麦道飞机里再生一样逃命，内心深处的阴影让自己的目光看哪儿都像是陷阱；举手投足之际虽然胆不战心不惊，却也离此不远。那样的时刻，朋友们拉上我去了远郊的道观河水库。多少年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水，蓝处像蓝，绿处像绿，纯洁就是纯洁，情愫就是情愫！水面很宽，那天早上，船将我们载了几里后，一群男人打赌看谁能游回去。突然之间我站起来扒光了衣服，在众人的一片拦阻中，越过船头跃入水中。后来我一直在想到底是谁驱使我如此冲动！大湖大水对我已是久远的记忆了，很多次在遥望它们时我甚至认为自己已经不太可能有横渡的能力了。事实的结论是我并没有太为难自己就做到了。独自从岸边的水里站起来，心中的阴影已经不见了，回望那已成彼岸的模糊景物，蓦然觉得从此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也挡不住自己。水性的一切太有魅力了，城市也是如此，有了湖泊作为灵气，千里万里、千载万载也有人潮奔涌而来。

    城市物化的遮蔽，消退了我们浪漫的本色。一群群人行走在高楼与大街之间，无论怎样特立独行也还是各类人在各自环境中的角色出演，所有的洒脱早就在这类角色的确定之中。只不过有了某种法则的规范，但凡在这合适的空间里，明丢一个媚眼，暗赴一个约会，就都被归在浪漫的范畴里，让浪漫成为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与托词。回头再看那位用诗的意境来设计一个国度的毛泽东先生，对长江的十二次横渡，何止是极目楚天舒！在那些被江水泡着的时间里，只有将他认作一位浪漫王子，才能从道理上说得过去。这一点正是他从此不被人忘记，不被人混淆的地方。在阳台上听渔舟唱晚，出门数步就能看着江涛闲庭信步。城市生活里应该重现往日湖泊的辉煌！不只是为了在洪水来时帮忙多蓄几场洪水。湖泊的清凉正可以平息城市虚火，抹去躁动，扬起真性情。好水如天命，面对水时人能感应到过去未来的真实与预兆，并将生命的底蕴焕发出来，这时，灵魂里的浪漫就可以同城市交融在一起。那样的城市会很动人，当然，那样的灵魂更动人。

    一部红楼梦天下

    任何历史，政治的、军事的和文学的，距离远，视野总会相对开阔一些。所以，后来者总是幸运儿，因为通过读书，可能凭借前辈的灵与肉来进行探索。当然，那样的前车之鉴，也还需要善于理解和运用。文学总会首先与她所处的时代共命运。从现代文学的出现，到当代文学的兴起，中国文学一直在承担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责，承担了太多本不应该由文学来承担的重责，这是由阶段性的历史决定的。文学经典的重要就在于她与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

    只顾抱着那些实用书籍的实在算不上是读书。我们所说的读书其实应该是为了让人的思想开窍。所以，对多数人来说，读文学书才是最好的首选。譬如，因为太注重实用了，对于鲁迅，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对他的研究与表述，一直存在着深刻的片面。在这一点上，我所读出来的鲁迅，并不是那个普遍认同，只会将文章当作匕首和投枪的鲁迅。我想这一点很重要，鲁迅精神不能理解为，只是某种阶层或者执政当局的天敌。

    唯有阅读文学才会让我们明白，高贵是社会价值的重要标准。我们这一代人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最普遍的又是受到高尔基的影响。当我开始遐想高贵是如何与文学互存时，曾经因高尔基的出身与他的写作而困惑不已。关于高尔基，中国文学一直是这样介绍他：“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出身贫苦，幼年丧父，十一岁即为生计在社会上奔波，当过装卸工、面包房工人，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的课堂。他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这些话中，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所写作的著名的三部曲，然而，对于年轻的中国学生来说，影响更大的是那部似乎更能体现其灵魂风范的《海燕之歌》。那只高贵的海燕，无疑就是高尔基的人格写照。

    很多年后，真到儿子也像我当初那样年轻，有机会去到高尔基童年和少生时代生活过的喀山市的一所大学留学，我才了解到一些关于俄罗斯人的生活真相。儿子后来告诉我，喀山当地治安情况十分糟糕，走在街上被暴徒抢劫的事，多得就像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随地吐痰的情形。在那所大学里待了十几年的中国老师给他们传授了一个秘诀：男生们如果有事出门，一定要请一位女生做伴，因为，俄罗斯男人可以在家打老婆，也可以抱着酒瓶醉卧街头，却断断不会在当着一个女人的面抢劫另一个男人。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俄罗斯文学高尚无比的地位，正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种种小事。回头来看，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的不同步，姑且不从宏大事物去观察，仅仅是生活本身就已经落伍了一大步。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中真有什么输赢的话，赢者也好，输者也罢，是成者为王，还是败者为寇，一切皆由起跑线上那一步所决定。在一个将垃圾奉为鲜花的环境里，绝无产生瑰宝可能。在一个不知何为羞耻的人心里，也绝不可能孕育出传世佳作。

    如同近代史的佳作，上海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地位，也是由于她所拥有的高贵气质。财富的积累并非太难，难的是人在任何时候对文学艺术的信仰与守恒。现在人喜爱以地域来划分某类文学，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些从古典中明确区分出来的新文学，几乎可以说成是“上海文学”了。事实上，上海的人文形象和口碑，大大地得益于文学。完全可以这样说，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诗歌和电影戏剧，奠定了上海这座城市比许多东方城市更为高贵的身份与高雅的名声。在信息传播滞后的年代，作为不夜之城的上海正是仰仗着文学的丰富魅力，让许许多多未曾有机会一睹城市英姿的人，开启了人生的向往之旅。

    为什么说《红楼梦》是好小说的标志，就因为《红楼梦》骨子里的高贵，是一种高处不胜寒。它的人物也好，它描写的生活也好，是一个时期的精神结晶。缺少这个根本点，仅靠道听途说的模仿是靠不住的。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内心藏而不露的高贵之心在作怪。就像生活中，有的人靠粗鄙可以得逞于一时，但能如此粗鄙一生吗？

    所谓中坚，当然是少数，更多的人是否只是跟着某种概念潮流四处泛滥？真理有时候只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些借文学名义的离经叛道，就像当年搞反右和“大跃进”，将自以为是的东西，无限地浮夸，再用不惜消灭肉体的办法，消灭那些自以为不是的东西。一切为了欲望，再将欲望作为一切，包括替代当年那些屡屡置人于死地的暴力手段。这种疯狂追逐暴利和决不放过任何蝇头小利的趋势，所考验的不仅是文学，而是人为了生存而必须具备的那种大智慧。

    所以，在那部几乎被所有当代中国人阅读过的红色经典里，保尔·柯察金即便真的就是斯大林所说的那种用钢铁做成的人，也有理由让我这样的后来者在深思熟虑之后，不能不发出拷问：人类的品行高贵，不应该再有受到世俗非礼的时代，更不能以暴力相向。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因素，依这部小说所提供给我们的种种文学元素来分析，我们阅读到的主人公实在没有不爱冬妮娅的理由，就这样将人的生命牵强地塑造到钢铁的程度，实在是一场天大的悲剧！在现实中，现代中国史上的第一次离婚潮发生在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败退台湾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北京成立之后不久，从解放区来的军政干部，纷纷休掉同一意识形态阵营里的黄脸婆妻子，转过身来投入到众多有资产阶级背景的女人怀抱。以中国国情来看，在这一点上，这部红色经典有主题先行的嫌疑。还可以说，这种文学的无良因素，间接导致当代中国文学出现了一段让人闻之色变的无良时期。

    文学所需要的高贵，存在于作家的骨子里。如果写作者本人都不能意识到高贵之紧要，怎么能要求他的作品高贵起来呢？但是，往往很多人把高贵理解为矫情，或者是反过来，将矫情当成了高贵。真正的高贵是人的心灵质量的一种标志。

    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的日常读书，曾经盛行的民间故事与民间文学，它所表达出来的，是人在内心潜藏着的种种不满与反叛。以著名的《刘三姐》为例，过去流传的民间文学几乎千篇一律：愚蠢的有钱人总被聪明的穷人所戏弄；满腹经纶的秀才举人，也就是后来的知识分子，总是被塑造成一副食古不化的书呆子模样，吟诗不行，对歌也不行，就是将孔圣人抬出来，也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笑话。从这一点上，我们的民间文学中有一种潜在的暴力倾向，当一种东西无法得到时，百般无理地抹黑与诋毁就开始了。既然自己得不到，别人也就休想独自占有。这种流氓无赖心态带来的恶果，不仅屡屡出现在世界历史上，当今世界里，文明程度越低的地区，越是层出不穷。

    人类的高贵，在过去时期需要借助诸多奢侈品以及奢华的生活方式来展现；在物质生活差异正在变小的当下，精神气节的关键性就显得更加突出。

    包括阅读在内的中国问题在于，人人都希望付出一分努力马上得到一分回报。欧洲一些地方，一百年前开工的艺术馆，到现在还在建设中，中国人还稀里糊涂地嘲笑他们。前几天，在台湾的国民党，输了高雄市长选举。党主席马英九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绝大多数人指责他，在高雄拼选举，不肯使用下三滥的招数。我很为这样的指责悲哀。如果马英九最终听信了这样的建议，那会更加令人悲哀。为了获得一张横行天下的卑鄙通行证，宁肯身陷卑鄙的泥潭，这样的马英九将会在历史的选举中输得更惨。卑鄙者貌似肆无忌惮，其实是惶惶不可终日。这也是陈水扁等一些人，拼命想将马英九抹黑的真实心理。在高贵面前，任何卑鄙都明白自身的卑贱。供世人阅读的文学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但一定要成为世界的良心。所以，站在文学的立场上，总在自诩的李敖先生虽然很会读书，却实在算不上是好的读书人。

    给少女曹娥的短信

    下了从武汉开来的火车，杭州当地也是一样的春寒料峭。看看时间还早，便去西湖边的楼外楼，顶着寒风中的利刃，喝了一杯受到茶馆老板信誓旦旦保证正宗的龙井茶，才又启程。刚过绍兴，就到上虞。晚餐时，一群人依次围坐在一起，熟悉的少，陌生的多，大家都用自己想到的主题说话，留下许多断断续续的空隙，使我正好可以借助手机短信，与一个连做梦都会浸泡在吴越文化里的朋友无声无息地聊了起来。我觉得自己新涉足的这块土地应该是她熟悉的。这时候是这一天的十七点三十五分。

    我：这儿哪条河最美？

    她：曹娥江的某一段。

    我：任何一段吗？

    她：记不清了。离上虞宾馆不远。

    我：好，我正在此。

    她：如果下雨，就别去。别进庙，那会倒胃口。看你运气，能否遇到熟知传说的老人。别张嘴，用心听河水流淌，会有感悟的。一路走去吧。

    我：穿一件黑风衣。

    她：曹娥投江时穿一袭白衣。

    我：我刚听说江上这时不涨潮。

    她：当时也没涨潮，就在身上绑了一块石板。

    我：别说了，我会醉在江上，解那千年之愁。

    她：也好，醉了可以梦见你想见的投江人，听她何言。

    我：我正饮着女儿红哩。我要多饮一杯了。

    她：买一坛带回家，埋在银杏树下，女儿出嫁时开封，于是女儿得好运。

    我：我最不想听的就是这话。难道你也不知，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

    她：情人不是丈夫，你做你的情人，她嫁她的丈夫，两不误。

    我：难怪如今洋人也不懂中国女人了，伤感伤心伤透心。

    她：把你的泪水洒进曹娥江吧。

    我：不，打落牙齿往肚里吞。

    她：我怎么能不理解你？我离婚时，老爸说了一个字，你能猜出来是哪个字吗？

    我：别让我猜了，情的事，最简单，也最复杂。

    她：大笨蛋。

    我：我不信父亲会这样说自己的女儿。

    她：我老爸说的一个字是好。大笨蛋指你。

    我：哈哈，其实父亲永远是女儿最爱的笨蛋。

    她：这话应该倒过来说吧。每次看你的短信就发闷，这么笨，还说自己是作家。

    我：作家不假，但不是最时髦的手机短信作家。

    她：短则如此，长也罢了。开玩笑喽，不许生气。

    我：没，从有了女儿后，我就没有生过女孩子的气。

    她：我要是与你共进晚餐的人，定会气晕，哪里是喝酒，分明是吃手机。

    我：内存小速度慢的手机就是菜。

    她：那就是说，谁跟你聊天，谁倒霉喽？

    我：是呀，我们那里二十年没下冻雨，今年下了，将梅树冻倒不少。

    她：打错了吧，看不懂哦！

    我：就是说，人笨手机也笨。

    此刻，饭局已经散了，一群人正走向某座茶楼。江南小城的雨夜格外幽静。我从已发信息中找出“曹娥投江时穿一袭白衣”这句话，看着它不断地在一半黑一半灰的索爱T618荧屏上闪烁，心里有了一种介于感动和震动之间的情愫。来自头顶的江南雨，声音很熟悉，溅在肌肤上的感觉也是那习惯中的冰凉。天气很冷很冷，是那种北方人闻之色变的典型的湿冷，出了门就像钻进冰窖里。对于一向身在南方的我，几乎一切都是十分熟悉的，唯有心里丛生了许多陌生。小城的夜生活非常火热，跳跃的霓虹灯，同时尚音乐一道炫耀夺目满处飘扬。待到天亮后，才赫然发现那条从手机短信流入心中的曹娥江，就在昨夜路过的高楼底下。

    几乎是在目睹这条江的第一个瞬间，我就对事关这条江的传说，萌生了一个天大的疑惑，或者说是颠覆性的诘难。曹娥之于那些一代代轮回的历史，一代代重复的传说，爱，独立，自由，如此人生三大价值标准从何体现？都说蔡邕曾专程来此地拜谒少女曹娥之碑，可读遍史书，也只见到这位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仅以两句谜语形容其碑文是绝妙好辞。后来的李白，寻迹而来后，并留诗存证。如有沉吟只与前朝才子的黄绢谜语相关，其余文字全是嬉笑读之。孤傲狂放的李白这样做用不着多说，蔡邕则不同，他敢于不顾天子强令拒绝晋京，并借一部《述行赋》，抒发对豪门奢华民间疾苦贫富两极的满腔郁愤，使自己的文品，从习惯歌功颂德的汉赋中独立出来。所以，当蔡邕都不肯具体对少女曹娥进行评说，仅凭一些替官府朝廷做事的人在那里高声吆喝，作为后来者，理所当然地要想一想其中的奥秘与玄机。

    我不是独自约会曹娥江。

    也没有一步一步地走着去。

    因为明了历史的沉重，因为懂得既往先哲前贤的不语，越是身在人群，越能清晰地听见孤零零激荡江涛的脚步声。或许是此时此刻的我在行走，或许根本与我无关，而是少女曹娥，被从内陆深处席卷而来的风风雨雨，被从杭州海湾呼啸着涌来的大潮大水，肆意戏谑，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徘徊。

    十四岁的少女年年都会有。一年一年的曹娥，不知活了多少个十四岁。相隔几乎有两千年，若不生出多一种的思想，我们将会愧对浩如烟海的逝水。柔弱细小的曹娥，赴死的方式并非与众不同，有江河的地方，有海洋的地方，有湖泊的地方，总也断不了因一念之差而投身水底以求解脱的男男女女。还有那一头扎进水缸将自己淹死的人，他们在面临人生本质的分野时，最终抉择只是大同小异于曹娥。偏偏只有曹娥的日常琐碎人生，一改世俗的善，一改世俗的美，一夜之间便升华为非神即圣。

    一条江，长久以来并无改变。高山之上渺小的源起，大海之滨壮阔的总汇，还有那每一缕清流带来的滋润，每一朵浪潮涌起的富庶，任凭灰飞烟灭云聚云散，总也是人生常恨水常东。能被人来人往改变的唯有名字。在舜的时代，这一带由青山舞动的绿水叫作舜江。舜之前，人们如何给它称号呢？一定是有的，只是后来者不知道。某个时期的文化断裂，既剥夺了向后的历史，又虚化了往前的认知。就这条江而论，了解的，记得的，可思可想的，仅仅才几千年，然而，与生命共舞的每一条江，最不缺少的就是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的漫漫历程！之所以一代代贤人大士面对大海披肝沥胆冥思苦想，到头来一如在海涂上，每有寻获，无不是一只只貌似美丽的泥螺，就在于看不到的东西太多太多。

    从此江名到彼江名，貌似水到渠成画龙点睛。一旦眯起双眼，锁上眉头往深处看，忧国忧民的舜，何以摇身化为唯独以人伦之孝为至上的曹娥？传说也好，祭奠也罢，那些假借这条江的名义，突然变得可疑起来。

    生于公元130年的少女曹娥，一定不是貌若天仙，如有羞花闭月沉鱼落雁的本钱，就不会在十四岁时依然只是一个专事祭祀巫师的女儿，而会被地方官作为贡品，趁着尚无梁祝那样的爱情打扰，绝对保有纯洁之情、黄花之身，及时地进贡给东汉顺帝刘保，成为众多妃子或宫女中的一员。那么，父亲曹盱就不会在公元143年的农历端午节，一以贯之地在杭州湾大潮溯江而上之际，迎风击浪，仿效先期的楚国人对不朽诗人及落泊官员屈原的纪念，祭祀在生是吴越忠臣，死后被奉为潮神的伍子胥和文种，祈求他们保佑一方平安。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少女曹娥，后来肯定像从南到北所有呼天抢地的女子那样，将早已生死两茫茫的前朝大臣，骂得狗血喷头：两个破老头，还被奉为神明，为何这般不知好歹！人性不灭！人伦不绝！一千九百年前的少女曹娥，在那不见任何预兆的灾难中，哪堪忍受无与伦比的丧父之痛！怀着巴结与敬仰之心的曹盱在江上击鼓放鞭，载歌载舞，敬上一坛坛美酒，献出一头头家畜，被他宠坏了的潮神却疏于管束，听任惊涛骇浪突兀地撞向船头，将只知父亲，不认巫师的少女曹娥的心一举击碎。

    哭成泪人儿的少女曹娥，其素其洁，如春开梨花冬降瑞雪。朋友在手机发来的短信中，仿佛亲眼所见，不容置疑地说曹娥身穿一袭白衣。我也觉得无论如何不会错。纵使一个人身着蓝黑衣衫红绿裙袂，那流了十七天的眼泪，也会将其洗白洗白再洗白，直教根根纱线露出最早包裹在棉铃里的本色。

    十七天的时间，足够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女，以每天二十二里的速度，将这条全长不过三百六十里的江河走得一寸不剩。十七天的时间，足够一个无依无靠的少女，将全身体液尽数化成泪水流出来，只留下用一江春水也无法化开的浓烈的血性。在出海口驾船捕鱼的船夫哪能看不到听不见？在出海口的滩涂上捡泥螺的赶海人哪能看不到听不见？在左岸的沃土上耕耘的农夫哪能看不到听不见？在右岸的树林里采杨梅的农妇哪能看不到听不见？时至今日，在我所居住的城市里有一座闻名遐迩的长江公路桥，这些年来它不得不在无奈之中见证一个接一个的殉葬者。去年有一阵，一个星期之内就发生了三起。那一天，我坐车从江南赶往江北，曾经心惊肉跳地目睹了其中一起。那些人多是年轻者，只有年轻才能快捷地翻越栏杆，将自己的肉身悬挂在大浪淘沙亦淘尽千古风流的大江之上，动作稍有迟缓，就有守桥的警察上来加以阻止。真正将自身化入波涛的人只是少数，在劝解者的真心相对之下，多数人会转过身来引领系在游丝上的生命，重回只有一步之遥的阳光大道。少女曹娥给这条江上赫赫有名的巫师当女儿也不是一年半载，而她又不是貌若天仙躲进深闺不与平常人见面的金枝玉叶，相貌平平的邻家女孩，自然会被更多人认识。十四岁的少女大悲大恸时，三百六十里的大江两岸，竟然人人噤若寒蝉，是在心里害怕将巫师曹盱收去做了随从的潮神水怪，还是另有其他更加难以言表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没有人分出多一点的精力来照顾她。在出海口捕鱼的船夫，一门心思全在退潮和涨潮之间，万一渔船搁浅了，不得不下海拉船，麻烦可就大了。那些挖泥螺的人，太阳跃出海面之前就得来到海涂上，在他们的头脑里，潮起潮落的时间必须准确掌握，不能有丝毫误差，否则，无情的潮水在淹没海涂的同时，会顺手将他们丢进浪涛葬身鱼腹。左岸上的农夫有理由为自己的庄稼赶季节，右岸上的杨梅女放心不下躲在树后的暴风骤雨。反正是，天地间顿时失去了关怀，山水中突然埋没了抚慰。女人不哭，天下就没有流眼泪的人了。少女曹娥又没有声明自己死也要同父亲曹盱在一起。一般情形下，那些舍不得亲人要寻短见的，熬不到第七天，挥之不去的念头便会成为真人真事。少女曹娥连托梦给别人时都不肯说出永别的意思。看见的人以为她再哭一阵，就该收起泪眼，慢慢地露出笑容来。一天比一天孤独的少女曹娥，放任内心悲伤不断膨胀，直到无以复加了，才纵身一跃，将自己的花季年华交付给满江逝水。溺水身亡的人，沉在水底不会超过七日就会自行浮上水面。少女曹娥亦如期在第五天里，再次出现在这条江上。只可惜物是人非，含苞待放的少女，不得已换上另一番惨绝人寰的模样。都说她救了父亲，都说她救了父亲的尸体，都说她救了父亲并背负父亲的尸体浮出水面。经过她所背弃的人间一再哄传，便绵延不绝地成为经典。

    亦真亦假，少女曹娥之事，都属于她个人。凄美！壮美！苦美！他人说得越多越表明内心淤积着难以释怀的愧疚。那些听过少女曹娥泣血的人，如果在突然的良心发现后，假借神迹来稀释这类愧疚，对后人的感动与教化一定会更深刻。

    因人伦而殉情赴死，是每个生生不息的家族或迟或早都要面对的偶然之事。那些只在家庭内部流传的，没有与地方政治发生关联，过不了多久，就会化为一个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情感之结。少女曹娥之死一开始也是这样。从公元143年到151年，八年时光，汉朝年号从汉安、建康、永嘉、本初、建和、和平到元嘉，一共换了七个。当朝天子在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生死替换后，终于轮到史称桓帝的刘志。桓帝登上大位的第三个年头，在宫廷里当侍卫的度尚，被派到此地当了上虞长。后来的志书有说此人为官清正，深察民情的。在那些溢美之词背后，可想而知的是他对当朝皇帝习性中喜忧好恶的稔熟。自古以来为官之道只有一条，乌纱帽是谁给的就得时时刻刻惦记着谁。度尚是京城外派的县官，当然就得做出一些让皇帝喜欢的政绩。那时候的地方官，千方百计要将自己治下的地方特产进献给皇上。记得黄冈老家一带就曾有贡橘、贡藕一说。至今还有人为当地极有名气的豆腐，当年无法千里迢迢送到京城成为贡品而扼腕长叹。度尚对少女曹娥的所谓义举，是真感动还是伪感动，估且继续存疑。他下车伊始，就将死去八年的少女曹娥上报朝廷封为孝女。

    都说伴君如伴虎，不是人精的人做不了皇帝侍卫。度尚连皇帝都不陪了，宁肯外放，表面上是找到一个青山绿水处，获得一份人生难得的逍遥。在传说中，少女曹娥赴死后的情形肯定不止一种，这是民间文化所决定的。既然曹盱祭潮仿效的是先楚之法，死去五天的曹娥还能在烟波浩渺中，与早她十七天死去的父亲相聚，一定是汨罗江上的神鱼跑来显灵了。神鱼能背着身高七尺的屈原，从汨罗江出发经洞庭湖，再溯长江而上，千里迢迢回到秭归老家，以其神力为死在同一条江里的两位骨肉亲人穿针引线，完全是举手之劳。这是可能性的第一种。其次，就该考虑龙的家族了，这条汇入杭州湾的大江，天造地设地归东海龙王节制。正是出门踏青的时节，龙王家的人，信步走来，就会碰上在江涛深处挣扎的少女曹娥。如果是龙太子，不说就此开出情爱之花，只要将自己嘴里的夜明珠，取出来让曹家父女含上一时半刻，那将是又一场以大悲开始、以大喜结局的天大好事。还有第三种可能，离江不远的大舜庙不是建在乌龟山上吗？少女曹娥投江的动静当然会惊醒这只正在打瞌睡的万年乌龟。说时迟，那时快，老乌龟一个翻身就将其接住，带回家中，再运用神力，将胆大包天地掠走曹盱，欲招这位多才多艺的男人为夫君的母螃蟹打得丢盔卸甲，乖乖地放了曹盱不说，还替曹盱变幻出一艘宝船，就是用这条江上所有的水堆成一座浪头也打不散它。这不是故弄玄虚，凡事只要超过日常人生范畴，就会在民间变化得无休无止，到头来，有多少爱说往事的老人，就会有多少怪异的传说。譬如屈原，在万里长江被称为三峡的那一段，其回归的传说就多得让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上虞地界的这条江上，少女曹娥的传说只用八年时间就变得众口一辞，无须进行考究就能断定，是上虞长度尚的话语权使然。

    上虞长度尚在泥沙俱下的政治江湖中弄潮，首先不会容忍东海龙王一家对少女曹娥做下任何事情，接下来势必要杜绝乌龟螃蟹与少女曹娥的所有关联。凡此种种，绝对不被允许。唯有让一个黄花少女，将一般人想不到更做不到的事情做出来，才能彰显皇恩浩荡，往上感动天地，向下教化愚民。在皇宫里的短暂生涯，让小小的上虞长明白了政治生活中大大的真理，即便后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飞到他的任上，也毫无用处，引不起半点兴趣。度尚亲眼目睹皇宫深似海，看上去皇帝威风八面唯我独尊，背地里扇阴风点鬼火手握一支狼毫笔也想弑君的大有人在，何况还有许多如狼似虎的皇亲国戚将相王侯。

    东汉王朝传到第四代时，皇帝大多是乳牙小儿，而且再也没有活过四十岁的。和帝刘肇，十岁即位，二十七岁死。殇帝刘隆，即位时刚满月，在位八个月就死了。安帝刘祜，十三岁继位，三十三岁驾崩。顺帝刘保登基时也才十二岁，少女曹娥生命终止后的第二年，就驾崩了，时年三十。继位的冲帝刘炳只有两岁出头，在位仅半年，临死之前还在找乳母的乳头。再继位的质帝刘缵，即位时满八岁，死的时候满九岁，也只有一年的天子命。轮到刘志出来称桓帝，从十五岁起，到上苍令他交出皇权，仍只有三十六岁。此后，刘宏十一岁称灵帝，三十三岁死。刘协九岁称献帝，只有他活到了五十四岁，然而，在他三十九岁那年，东汉王朝被魏王朝取而代之。此后的刘协被贬到度尚的老家做了山阳公。

    刘志看不到后来的事，此前的事情，他想不看都不行。冲帝噙着乳母的乳头死去后，大臣们主张立年长有德的清河王刘蒜为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将军梁冀却强行将年幼无知的刘缵立为质帝，做了桓帝的前任。童言无忌的质帝在召见群臣时，将一个刚刚学会的词语用到梁冀身上，称其为跋扈将军，梁冀便毫不手软地毒死这可能酿成后患的小小君王。又因为当时刘志正在和自己的小妹议婚，梁冀视那些又在嚷嚷要让刘蒜坐镇金銮宝殿的大臣为无物，独自拥立未来的妹夫为桓帝。在当时，朝廷上有梁冀的大妹妹梁太后临朝听政；后宫里，有新立的梁皇后颐指气使。梁家共有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七个侯、两个大将军，其余卿、将、尹、校多达五十七人。度尚外放上虞的头一年，梁太后病故。桓帝亲政，可四方贡献，仍旧先冀后帝。

    怀揣玉玺的桓帝刘志，想不心惊，也会肉跳。从皇宫侍卫到上虞长的度尚，不仅看得真切，还想得深远！黄袍加身的刘志，在金銮殿上苦苦支撑，江山还不见稳固。赶在这时候，献上死去八年的十四岁少女曹娥，绝对要远远胜过太湖和西湖两地官员，从一万个美女中，筛出一个眼睛会说话、细腰会唱歌的绝代佳人。事态发展完全在上虞长度尚的掌握之中，一天到晚担心有人篡位的桓帝，终于发现一个天下楷模：少女曹娥尚且晓得，哪怕死了自己，也要寻回父亲尸体，作为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的中坚，更是神圣不可侵犯。诏书既下，有谁再敢与皇帝较真？在知根知底的人看来，任凭如何描述少女曹娥之死，总是不能复生的。金口玉言的皇帝哼一声，就使得川流不息几千年的舜江，变成了曹娥江。本来嘛，大舜王当年如何做，如何不做，都是皇帝一个人的事，不需要天下饮食男女操这份闲心。天地之间，除了皇帝自己，一切人都应该是顺民孝子。简单地说起来就是孝顺！孝顺！孝与顺！

    一口气扶了刘炳、刘缵、刘志三个儿皇帝的大将军梁冀，低估了年纪轻轻的桓帝，没有透过抬举少女曹娥的烟雾，分辨出那藏得极深的杀机，继续专横跋扈为所欲为，甚至连桓帝的宠妃梁贵人的母亲都敢暗杀。皇帝毕竟是皇帝，受够了窝囊气的桓帝，终于在一个夜晚，调动一千多名羽林军，包围梁府，诛杀近百人，凡是与梁家沾亲带故的官员尽数罢免。立志要天下人学习少女曹娥的桓帝刘志，一口坐了二十一年江山，东汉时期，除了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就数他在位时间最长。

    多年以后，才有一些用民间文化反对封建极权统治的人出现。他们让新近殉情而死的梁山泊、祝英台化成蝴蝶，美妙到极致，神奇到极限。在传说中，皇权政治下的道德礼教，被彻底边缘化，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强权仿佛烟消云散。一江两岸的民间，在少女曹娥之死的前因后果中体现的文化传承与言论自由受到空前压制后，终于实现了对笼罩在头顶上的政治阴云的极度消减与巧妙颠覆。

    写奏折的度尚，在想象这个故事的母本时是主动的。

    读奏折的桓帝，在想象这个故事的母本时也是主动的。

    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少女曹娥的凄凉之死，与先楚的屈原自投汨罗江后，背其回返故土秭归的有灵神鱼紧密联系到一起。在皇帝眼里神灵显现是莫大的吉相与喜兆，而发现神迹的下官自然功高至伟。下官之举，当然要投皇帝所好。再说时髦一点，上虞长度尚准确地揣测到皇帝的心思，将一件在自己任期前老早就发生的事，恰到好处地变成了为官一任，造就一方的政绩工程。这才是真相，是本质，也是蔡邕和李白，只说碑文，不究事件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根由。

    二十四孝典籍中，开宗明义第一篇的《孝感天地》，记载了舜所受到的陷害。有一次，舜在深井里掏泥沙，父亲、继母和同父异母的弟弟，竟然在上面倾倒大大小小的石块，即便砸不死也要将他活埋在井下。舜却命大，活着回来后，毫无记恨家人之意。如此等等，都是一些能让神鬼泣涕的非凡举止，所以，才能在后来被选为人皇，成为一代圣君。那条见证过舜与普通人一起或渔或耕的江，因为舜为江山社稷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以舜的名字做了江的名字。十四岁的少女曹娥似乎超越了天下谁人不识的舜君，非要将舜江改名为曹娥江而后快。可是，受到历代帝王六次敕封，获有十二个褒扬封号的曹娥，并没有进入到旧道德所传颂的二十四孝中，就连经过补充的三十六孝也没有她的位置。在两种典籍中，舜在成为帝君前的所作所为，全都排在首位，是那楷模中的楷模。

    如果不认为曹娥江的出现，是那小小的上虞长挖空心思，用自己的伪政绩来取悦给他俸禄的皇朝，又能作何解释？那块导致蔡邕有谜，李白无诗的少女曹娥之碑，由度尚披露的来历也很难自圆其说。度尚将少女曹娥的尸骨挖起来重新厚葬时，曾令弟子，斯时少年才子邯郸淳为之撰写碑文。度尚又说，自己原本请的是当地著名学者魏朗，可魏朗被曹娥的盛名所累，担心文采有所不逮，自己才不得已让弟子出手应急，没想到魏朗拜读过邯郸淳的碑文后，一边大加赞赏，一边将其实早就写好的草稿点火烧成灰烬。邯郸淳一路追随度尚来到上虞，所见所闻当然也是死后八年的少女曹娥，却敢一挥而就，百般叹息母亲早逝又失去父亲的少女曹娥，只忧虑今后该怎么活，对死却一点也不怕，还专门选了潮急浪高的时候投水寻父而去，大江之水载着她四处漂流，这样的孝女让许多人泣不成声，哀悼的人阻塞了一条条道路，好比当年的孟姜女哭倒长城，就连遥远的皇城都被这悲痛的场面惊动了。碑文写到此处，就将上虞长度尚大人的真正面目暴露了，他所要的就是惊动皇城的效果。生于乡间、长于民间的乡土知识分子，既没有李白逼高力士为之脱靴的狂放，也没有屈原以一己之死与天下抗争的豪壮，遇到此种事件，他们普遍会采取明哲保身的温和方式。譬如魏朗，他将写好的文稿烧了，还要谦逊地说自己的才华不如一个少年。就汤下面，顺水推舟，当事人的面子他也给足了，自己的命运也不至于产生意外的骚动。不久之后，官运亨通的度尚，去到洞庭湖一带统领剿匪行动时表现出来的血腥与残忍，足以证明魏朗的判断太对了。读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老先生给曾任上虞长的荆州刺史度尚所下的结论是——农民起义的残酷镇压者！魏朗当然更明白少女曹娥的生死意义何在，只是他实在无力阻止一条江流入荒谬的历史中。聊以自慰的是，在这些阴险的政治家联手谋杀大舜之江，使之成为只为少数人获取功利的所谓曹娥江时，自己的真正身份是一个不合作者，只要不使自己成为丑陋政治的同流合污者就行。这种心理状态通常是最普遍的。才华横溢的蔡邕和李白，在少女曹娥碑前庙里那般吝惜，不肯多写一个字，其内心只怕也是如此着想。

    历史与现实就这样心领神会地达成了一种默契，官僚政治和道德礼学不约而同地发起对尚未开花就已凋谢的美丽少女的异化，各取所需的人则是心照不宣地推行着他们并无恶意的合谋。非常遗憾，如果从某一年开始，这样的合谋，变得只是为了表达对一个原本可以再活五个六个七个或者八个十四岁的少女的忏悔，那就好了。

    多少人活得生龙活虎时尚且身不由己，想让死去的曹氏父女来把握自己的命运，简直就是比天还大的笑话。本是自己的人生和命运，却被他人有所图地加以利用，无端夸张和放大。假如曹盱灵魂知之，女儿曹娥置自己不再的生命于不顾，必然招致他最激烈的反对。一如在手机短信中与朋友所聊的那样，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是说父女之间的感情，将天下最深的几种情感元素合为一体了。所以，曹盱如能未卜先知，晓得自己死期将至，或是坦然相告，或是委婉暗示，总之，一定会让曹娥明白，绝对不能同父亲一道赴死，一副没有生命的皮囊，弃之江河湖海与深埋厚葬并无区别。人生和人死就不同了，仅仅说有区别还不行，因为二者之间的区别，似乎看得见，摸得着，其实是大到无法用天下衡器来度量。

    上虞长度尚果然受到皇朝赏识，被调任荆州刺史，后又当上辽东太守。在荆州任上，度尚剿灭了洞庭湖一带的大股匪贼；到了辽东，他又有大破鲜卑军队的记录。五十岁那年，度尚死在辽东，他的儿女并没有将其尸骨运回山阳老家安葬。位于秦岭南麓的山阳县是多么好的地方呀，境内有天竺山脉和月亮、白龙两大溶洞，又有丰乡图、九冢星罗、二泉天鉴、道院曲流、天柱摩霄、石峡线天、孤山叠翠、金华相会等八大景致。度尚如果有过要用故土来安放自己尸骨的遗愿，后人哪有不依之理，实在是他早就晓得哪里死哪里埋入土为安的道理，几根白骨，一具僵尸，再怎么摆弄也是一文不值的废物了。

    在传说中，硬将少女曹娥投身江流附会一个救父的说法。人都死了，如何相救？明明是女儿的尸首背回父亲的尸首，救的又是什么？到了这一步，所有能做的就只剩下对继续活在人世间的那些灵魂的救赎了。

    回忆起来，历史上许多人文传说都被后来者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编为说唱戏剧，曹娥投江寻获父亲尸体一事，从未见诸艺术，哪怕是最大众化的民间书场与草台，亦难见到有此表演。同在一县之地的梁祝化蝶的故事，却使得文人墨客，歌者舞者，千古以来咏唱不绝。两相比较，人心这杆秤，就称出了它们的分量。就说鲁迅先生吧，他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评说，那个只有三岁的儿子，被抱在母亲的怀里，高兴地笑着，他的父亲郭巨却正在一旁挖土坑，要将他埋掉了。因为家里太贫穷，郭巨连母亲都供养不起，儿子还要从中分食，只有将他活埋了，省下一份口粮给母亲。没想到意欲活埋儿子的土坑刚挖到二尺深，锄头下面竟然冒出一罐黄金，上面上还刻着赫赫文字：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鲁迅先生形容自己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挖出黄金了，这才觉得轻松。然而他已经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他的父亲去做孝子。其时，家境正在日趋没落，常听到父母为柴米油盐发愁，祖母又老了，倘使他的父亲也学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他吗？如果一丝不走样，也能挖出黄金来，自然是如天之福。鲁迅那时虽然年纪小，也明白天下未必总有这样的巧事，万一挖下去没有黄金呢？鲁迅的老家绍兴与上虞地界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在他所写的关于故乡故土的文字与文章中，只有舜的消息，从未见到曹娥踪迹。他借二十孝抨击那时的人文精神实在是对人性的扼杀时，也没有顺便提及近在咫尺的曹娥之江，大概与李白和蔡邕的思路同出一辙！无人晓得那个时候的鲁迅，想没想过，离家门口不远的这条江，被称为舜江和被称为曹娥江的区别。在舜江的时代，天下人间属于民众，民众有权以舜的标准来选择治国者，其情形如同千万细流汇到一起成了大江。到了曹娥江时期，天下人间全由帝王主宰，民众凡事都要学少女曹娥，就像从杭州湾涌入的大潮，逆来也要顺受。

    到上虞的当晚所发送和接收的手机短信，还有如下一些文字。

    她：曹娥江喜欢故事，不妨也留一点。

    我：留得再多也没用，不晓得谁来传唱。

    她：都互联网了，就别想元杂剧等等。

    我：可是那位绍兴人也喜欢王实甫的《西厢记》。

    她：但我更喜欢伏尔泰。

    我：有人说那位绍兴人是中国的伏尔泰。

    她：你这是在骂我。估计你喝高了，快去江边走走。

    我原本想来一句幽默：这时候还在研究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大业，是不是想当先进性教育的正面典型！可索爱T618因没电而死机了。我无法再回复。夜深时刻回到2403客房，手机中回光返照一样的浮电，让我读到二十点二十六分时，所收到的最后一条短信。

    她：真喝多了，就别一个人去江边。

    那天上午，在少女曹娥庙宇前的江堤上，我高高地站了十几分钟。很大的寒风从江里蹿上来，扑在脸上也不觉得难受，问题出在身处人群之中，却发现一种难以排遣的孤单在与自己纠缠不清。我在想一件事，一件说出来有些惊世骇俗的事，一件是以客人身份来看这条江，却对这条江有所不敬的事。好在后来我找到一些可以说服自己的道理，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背景下，这样的不敬，其实是真正的尊敬，因为它在对一个时代的心灵负着责任。

    刚刚见到这条在早春的久雨中变得浑浊不清的江，我就在心里轰隆隆地想念那条从未见过的江，想念她的浩然气概，想念她的人性佳境。还想往没有手机的公元151年发一通短信，不管有无效果，也要肆意将为了一己的蝇头小利，竟然不顾历史名节的大小官吏痛斥一番。在这样的历史面前，大仁大义大道大德大爱大善的舜，更显得事关紧要刻不容缓。这个被用了近两千年的名字，到了要改一改的时候，应该以舜的名义，回到舜的名义！让曹娥江成为如烟往事，回到没有上虞长度尚的岁月之前，重归自由的、独立的、宽容的、浪漫的、理想的大舜之江！

    问心

    喜欢虽九死犹未悔之人。无论是历尽坎坷或者是阅尽春色，都矢志不移，不朝三暮四，不朝秦暮楚，不得陇望蜀，将一点理想初恋般怀抱在心不离不弃，这样的人当是极品。

    喜欢虽九死犹未悔的人生。不管有多么沉重抑或是旷世艰险，仍探索前行，宁愿为玉碎，不肯坠青云，更无折腰时，将一片草叶珍珠般善待在日子里，哪怕饥寒交迫也不屑嗟来之食，如此人生可以颂为经典。

    天下山水，端坐着看像人，站起来再看就成了人生。

    天下草木，阳光下看像人，月亮升上来后再看就成了人生。

    那些用山水草木千万年堆积起来的地方，各有各的雄奇，各有各的妩媚，唯独被峨眉山挡在身后，被青衣江揽在胸膛的那个去处，令人意外地拥有自己的叫法。

    置于山巅的地方，哪怕与云彩相近总是很小。在水一方的偏安，虽然有柳暗花明可咏叹，到底难成气象。

    偏偏这世上山与山不一样，水与水难得相同。比如八十一泉眼、七十二飞瀑、二十四溶洞而令陆游曾心怡成诗“山横瓦屋破云出，水自牂牁裂地来”的瓦屋山。比如让苏轼感怀“江南春尽水如天，肠断西湖春水船。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的青衣江。有此恩宠，此山此水也就叫了洪雅。

    想一想，用山水砌成的小地方，逢水就有供旅行者与过路人往来的义渡，逢山便有接济采药人和狩猎者充饥御寒的义舍。这洪雅二字实是最好的梦想与写实。

    刁窗、飞天、打神、戏仪、杀奢、扫松、拦马、夺棍、归舟、秋江、思凡、情探、访友、追鱼、画皮、药王。这些雅词是流传在洪雅山水田园之间的民间戏曲名目。谁能料到，在被山水遮蔽得严严实实的一处小镇上，那户姓曾的人家，为着这些民间妙曲，居然在自家宅中建了三座戏楼，即便是富甲京城的大观园中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讲究。进大门第一座戏楼上的演出是给外人和用人看的，戏楼上有对联：别只唱风花雪月，最好演孝子忠臣。而内宅戏楼专供主人的那位名叫红樱桃的爱妻看戏，所以戏楼上的对联变为：没辜负花好月圆歌金镂，且闲将红牙檀板唱太平。虽然内外有别，而且诗联品相与《红楼梦》中最偏院落中的词话相比都有差距，终归属于山野中别样风雅。

    做了洪雅之地，最苦之药黄连也有了别致的称谓。《本草纲目》记载：黄连今吴蜀皆有，唯雅州、眉州为最良，以黄肥坚者更佳。而后来新编的《新编药物学》更是记述：黄连产四川、陕西、云南、广西、湖北等地，以四川洪雅所产为最著名，特称川连或雅连。

    万物之苦，莫过黄连。到了洪雅却要另说，万药之雅，莫过黄连。这些被敬称为“雅连”的黄连生长在悬岩峭壁之上，生长期长达七至十年，依仗自身能力抗病抗寒，弱者枯灭，强者生长。正如尘世中人，唯有修炼出特优品质，才能最负盛名。

    在地方，雅是一种风尚。

    对于人，雅是一种气节。

    盛唐时代的高僧、五百罗汉中排第一一七位的悟达国师，五岁时曾在洪雅家中随口吟出咏花诗：花开满树红，花落万枝空。唯余一朵在，明日定随风。对于日后注定要出家随佛的少年，天生佛性使其能够随遇而安。对于日常中人，不要随风飘逝才是气节根本。

    古训有言：文死谏，武死战。换成当下的话，后一句是说，身为武将要敢于战死沙场。前一句则是表示知识分子要坚持独立的批评与批判立场。宋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田锡，在政治上以敢言直谏著称，在二十五年的政治生涯中，历太宗和真宗二帝。病逝后范仲淹亲撰《墓志铭》称其为“天下正人”，苏东坡在《田表圣奏议序》中，称其为“古之遗直”。

    与田锡同乡的另一位洪雅乡贤后来写道：三教之中儒称为首，四民之内士列于先。当尊古圣之书，宜重先贤之字。抽断牍而拭桌，拾残纸以挥毫。戏语嘲人假借圣贤之句，淫词败俗偏多赓唱之篇。以废书易物乃为散弃之由，旧册糊窗却是飘零之始。颂政刊诗传粘满壁，辄为风雨摧残；招医卖药遍贴沿街，旋补汙泥涂抹。百般轻亵，实由文士开先；一意尊崇，还自儒生表率。

    拙作《蟠虺》第二十九章有这样一段文字：“公元前706年，楚伐随，结盟而返；公元前704年，楚伐随，开濮地而还；公元前701年，楚伐随，夺其盟国而还；公元前690年，楚伐随，旧盟新结而返；公元前640年，楚伐随，随请和而还；公元前506年，吴三万兵伐楚，楚军六十万仍国破，昭王逃随。吴兵临城下，以‘汉阳之田，君实有之’为条件，挟随交出昭王，昭王兄子期着王弟衣冠，自请随交给吴，岂知随对吴说：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执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鸠楚境，敢不听命？吴词穷理亏，只得引兵而退。随没有计较二百年间屡屡遭楚杀伐，再次歃血为盟。才有了后来楚惠王五十六年做大国之重器以赠随王曾侯乙。”

    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青山碧水同样只属于君子之风。随最终被楚所灭是在公元前320年前后。仅仅过了九十七年，公元前223年，楚亦被秦吞灭。就像没有君子相伴，小人得志也走不了太远。没有君子，就没有气节；没有气节，就没有灵魂。诚如民歌所唱：大河涨水小河浑，鲢鱼跳进鲤鱼坑。莫学黄鳝打弯洞，莫学螺蛳起歪心。

    楚亡后，楚怀王熊槐之孙熊心曾隐匿民间为人牧羊。在受到反秦将士的拥立称为楚义帝之后，眼看大军就要攻克长安，气节全无的熊心，使了个二桃杀三士的小伎俩，订出“先入关中者为王”的“怀王之约”，企图挑起刘邦与项羽两大强豪的内讧。刘邦先入关中，熊心不但没有占到龙虎内斗的便宜，还因为项羽的怨恨，被其弑于长江中。

    这时候的熊心所缺的已不是面对吴兵围城的随王那样的气节了，他所缺少的气节是民谣里唱的，明白自己错把树桩当成人，懂得是男人就要会使千斤犁头万斤耙，还有我与情妹山中会，夜来不怕火烧山的博爱情怀。

    如果真似洪雅地方史志所记载的那样，最后的楚王室后裔严王，千里放逐来到万水千山的最深处，将往昔荣誉托付于小小的复兴村，倒是于万般无奈之中找对方向了。从复兴到洪雅，不再是为了权贵权力。从复兴到洪雅，不再是为了皇亲国戚。从复兴到洪雅，不再是为了九鼎八簋的春秋礼制。无论如何，为政第一要务是用经济富裕一方，为文最紧要的是将文化表达成从小雅到大雅，为万物则是视白日青天花繁水绿为无价宝藏。

    爱是一种环境

    世界上没有不受环境影响的文学，也没有不影响文学的环境。在文学中道德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过无所不在的道德的作用，文学获得了种种深入人心的情感因素。哲学给文学以想象的双翼，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出现时，文学首当其冲地会受到其影响，形成新的艺术审美和价值观。至于宗教，从某种意义上看，早期的文学简直就是它的一部分。在政治、道德、哲学、宗教各类环境中，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无疑是最直接和最大的。一个时代的政治风尚可借助其无所不在的触角，用直接和隐性的形式推动文学发展。

    十三岁那年，我从母亲工作着的乡村商店所收购到的废品中发现一本残缺不全的《萌芽》。那时，对于法国我只知道两个人：一个欧仁·鲍狄埃，因为他是《国际歌》的作者；另一个是戴高乐将军。左拉是我知道的第三个法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不知何故我一直认为左拉是女性，后来当我发现左拉不是女性时，竟然还以为是别人错了。曾经在一篇关于左拉的研究文章里读到，左拉前后花费二十五年时间，写了一部包括二十部长篇小说的庞大作品，取名《卢贡—马卡尔家族》，涉及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出场人物有一千二百多个。这种叹为观止的文学景象，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强大的环境。对于文学，太过强大的政治环境，并不是好事。有个很好的例子：在中国有非常多的人喜欢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从普通人到讲授文学课程的教师，大都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变色龙》《小公务员之死》等作为世界文学经典，实际上这些作品是契诃夫只有十几岁时的练习之作。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样的作品似乎更能表现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才使它们得以成为所谓名篇名著。左拉的作品，也曾有过如此情形，否则像《萌芽》这样的作品极难出现在中国的乡村。

    面对政治的影响，文学必须保持警惕。关于左拉，有一本最近出版的汉语文学教科书是这样介绍的：“出现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作家左拉，受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学实验的方法被运用于医学、生物学、文艺学等时代风气的影响，提倡小说应着重写人的生理本能。写小说就像在实验室里做试验一样，不应受社会规律的支配。强调文学创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主张用纯客观的态度把生活中的一切细枝末节精确而毫无遗漏地摄取下来，不表露自己的思想感情，也不对事物做结论。”对左拉的文学认识正在摆脱先前那些政治因素的困扰，但我以为这样评价仍然有失中肯。在我看来，影响左拉写作《萌芽》的是他所拥有的那份博大的爱——对同样作为人的普遍的爱；对男女主人公一点点地走向歧途，一次次擦肩而过，直到濒临死亡归于爱情的爱。

    对于文学，爱是唯一不可或缺的。在一切人的行为中，有一些是基本的，就像一加一等于二，它的意义就在于那是数学逻辑的起点，不用怀疑，不用迷惘。文学所面对的环境，也有它的基本所在，譬如爱，譬如恨，将爱作为一，将恨也作为一，文学则是它们相加的结果。爱是开始，也是结局，那些各种各样的恨，则是从爱到爱之间的过程。作为艺术的文学，总是一边受着政治的影响，一边对政治进行反抗。政治影响着文学，却也伤害着文学，当国家机器强使文学成为其力量的一部分时，这种伤害会变得更加突出。唯有那些指向灵魂的爱才能化解政治环境恶化时对文学产生的副作用。

    1995年冬天，我第一次来到欧洲，途中转机时，因暴风雪而被困在布拉格机场，一个人待在酒店的房间里，无所事事地开着电视机打发时光。那些彻底陌生的语言，反而让我对语言的美妙产生一种空前的信任。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观看一部法国电影。多年以后，我有机会欣赏了奇斯洛夫斯基导演的电影杰作《蓝》《白》《红》三部曲，才知道当年在布拉格躲避暴风雪时看过的电影，原来也是琼·露易丝主演的法国电影。与那部描写父亲与儿子的未婚妻相爱的电影一样，帕特利斯·勒孔特导演的《理发师的情人》同样让我十分喜爱，理发师玛蒂尔与从小就决定要娶一个当理发师的女人做妻子的安东尼奥一见钟情，并且结成夫妻，正当他们过着温馨安宁日子时，玛蒂尔却选择在一场暴雨到来时将自己年轻美丽的生命投入到洪水里，临终前她所说的一席话：“我永远也不离开你，所以我才选择在你离开我之前离去；我永远爱你，所以我才选择在你不爱我之前离去。”更是让人刻骨铭心。为此我曾经想过：难道真的有“爱比死还冷”的季节吗？不如此就不能维系爱的长远与永恒吗？电影中的法国并不是口口相传中的法国，浪漫是哲理性的，性爱是有人性的。我在看好莱坞电影时，纯粹是用一种游戏与娱乐的心情。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很容易接触到的影像艺术，就像美丽的彩虹，魅力足以使人惊艳，却不能达到动人心魄的程度。但在观看法国电影时，经常以为自己正在阅读某部文学经典的一个章节。法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强调文学性，所表现的也是一个时期一个地域的人文精髓；后者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将某种可能被忽略的商品，从超级市场里突出出来，充分体现其物质价值。在寒冷的冬季，想要取暖，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各种相关设备和相关材料进行取暖，第二种就是进行充分的身体锻炼。作为文学的法国电影正像第二种取暖方式，只有主动地参与，才能洞悉其强烈的思想穿透力。

    处在不同时代，因素的不一样，环境就会发生改变。唯独在爱的名义下的环境是永恒的，也是人类历史当中最丰富多彩的。

    一个人总是在他生活迷惘的时候，才会发生深刻的考虑。爱不需要环境，环境却离不开爱。爱不需要文学，文学离开爱就会成为连篇废话，就会变得粗鄙、胡说八道、不负责任，甚至是竞相展示无耻与无知的非文学。

    在贫穷的乡村，对赖以维系生命代谢过程所必需物质的寻觅，让水滴一样细微的爱显得空前伟大。

    环境作为一种生活体验范围、情感感知领域、理性观察视野，直接影响着作家的生存方式和写作方式，并制约着文学的发展。

    法国作家的贝尔纳·克拉韦尔的《冬天的果实》我最近才读到。我喜欢他那天才的笔墨。可恶的战争结束了，日子不仅仍然暗淡凄凉，甚至在很多时候比战争期间还艰苦，该有的都没有，想要的要不到。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一直在坚持，一直在让自己振作，哪怕还有一丝力气也要用来往前走，然而日子的沉重终于耗尽了他们的生命。中法两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在语言上，汉语和法语同为人类所拥有的少数极为优美的话言；在文学上，中法两国作家一直将自己所拥有的现实主义风格作为主流；在民族性情上，中法两国人民同属勤奋勤劳并经常选择用暴动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在经济上，中法两国亦是长期以农业为主体；还有一点相同的之处，法国被德国所占领，中国被日本所占领，两国都有由大批投敌的法奸和汉奸组成的伪政府。在阅读法国的“战痕文学”时，几乎处处都有似曾相识之感。汉语中的汉奸一词，与法语中的法奸一词，是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胸口上一道总在隐隐作痛的伤口。它是中国和法国的家丑，自己说起来心痛；别人说起来除了心痛之外，还有一种额外的耻辱。

    1988年秋天，爷爷去世之际，我写过一组以二战时期日本占领中国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爷爷还很年轻时，从乡下来到武汉替人织布，有一天他在街上无缘无故地遭到几个日本军人的毒打。一起进城的同乡将他当成死尸运回乡下，靠着乡下郎中的草药，在整整躺了十五个月后才又重新站过来。被日本军人打烂的胸口上留下一只指头大小的窟窿。小时候，我们特别怕那只窟窿，总以为可以从中望见爷爷的心脏。那年秋天，爷爷胸膛上的窟窿开始往外流血水，半个月后，爷爷就死了。爷爷的死仿佛让我经历了那场我本没有经历的战争，那个留在爷爷胸膛上的伤口也成了时空隧道，不知不觉中就将战争的残酷与兽性转移到我的身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与日本有关的一切抱着极端的仇恨，包括家里没有一件日货。直到有一天，儿子也开始在我面前表现出对日本人不共戴天的仇恨，第一次听见儿子说出那样粗野的话时，我的内心发出一阵震颤，并在突然之间想到，已经过了三代人，这场仇恨难道还要延续到第四代人身上吗？不管日本人如何看待他们国家曾经的罪恶史，对我们来说首先要问自己如何面对世上最让人觉得可怕的仇恨。从那以后，我试着强迫自己一点点地改变，并慢慢地发现日本民族其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尊重与学习的地方。恨是面向过去的，是倒退的，是一种原始的欲望，过多的仇恨会只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肮脏。而爱是面向未来的，是向前走的，是将人的原始欲望变化后的一种伟大的动力。

    在文学里，恨是一种丑陋的审美，爱的审美才是完美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于中法两国的文学，需要作家们深思的东西更多，从仇恨的动机出发，要达到爱的终极关怀，所走的路途远比俄罗斯文学、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更为复杂。与《冬天的果实》的环境一脉相承的还有加斯卡尔的《死人的时代》，一如爷爷之死触动我对那段历史的写作。对于二战，中法两国的作家们，不难达到从爱到爱，然而在结果与起始之间，因敌方与同胞共同犯下的罪恶，那些本该是恨的过程，不断地为我们设置着比恨还令人痛苦的陷阱。事实上，这种情况对中国作家来说更为严重：作为侵略者一方，日本的国家机器甚至不肯承认那铁证如山的罪恶。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约翰·迈克尔·库切说，他只听从真诚与良知的声音，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循着真诚与良知的召唤走到这个木制的演讲台上的。库切的话让我想到那位使历史为我们这个时代自豪的南非总统曼德拉。上个世纪末，曼德拉从监狱里走出来后，有无数理由在那里等着他，让他对那些残酷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实施正义的惩罚。伟大的曼德拉先生偏偏在所有选择之外选择了他认为最正确的选择：和解！他让许许多多的施暴者坐到受害者或者他们的遗属面前，回忆当初所发生的一切。相信人并对自己国家充满信心的曼德拉先生的确找到了最珍贵的钥匙——爱！南非两大族群之间与仇恨和解，足以让全人类引为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库切之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应视为这个世界上所有清醒者共同的荣誉。我宁肯相信，库切只是他所在国家各个族群的代表，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发给由他来体现的充满仁爱的崭新环境。从曼德拉的南非再到库切的南非，看得到因为政治而发生的众多仇恨，在爱的名义下不断地蜕变。不要在乎别人有没有为自己的罪恶而忏悔，而要让自己首先做到用心去爱每一个人。

    汉语中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血债血偿等等视爱为无物的词汇。法语是否有类似的词汇？我读过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这种用非爱的方式进行惩罚与报复的故事，应该同上面的汉语词汇一道远远地抛弃之。就文学而言，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是一个过程，文学对环境的影响才是目的。贝尔纳·克拉韦尔在《冬天的果实》卷首中写道：纪念被劳累、慈爱或战争悄悄折磨致死，而在史册中未见提及的父亲和母亲。文学对于每个人正是如此，写作和阅读，都是为了纪念，不使那些曾经活在我们心中爱的细小痕迹，被厚土埋葬，被人潮淹没。

    （本文系2004年3月17日在巴黎法中文化年中国文学周活动上的讲演）

    一只口琴的当代史

    有个问题：在逻辑与经验面前，我们会做何选择？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也是从这开始，我便有了没完没了的口舌之烦。特别是与陌生人相见，听他们热情复述，说《凤凰琴》小说写得如何如何，其中乡村教师在升国旗时，用口琴吹奏国歌的场景尤为感人等等。每次听完，我不得不说对方，不是看的小说，而是看的电影，因为小说中，升国旗时，乡村教师们是用笛子吹奏国歌，到了电影里，才被改为口琴。对一般人，这种判断是对的。换了那些真正读过小说的，也这样说，而且还再三强调，电影大不如小说原著，我就不太明白了——为何从头到尾都没有在小说中出现的口琴，会出现在将小说读得很深刻的这些人的记忆里？

    通常情况下，看上去人们总在强调逻辑，实际上是在下意识地依赖经验。

    《凤凰琴》首映式在北京举行的那年，我坦率地告诉该电影的一位主创人员：他并不了解乡村教师，从本质上讲，他是在用城市生活经验来阐述乡村，因而不晓得在城市生活中随便得不能再随便的口琴，在乡村里却是极度奢华，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唯有从田野上生长出来的竹笛，用它的声音来呼应乡村，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对改编电影的遗憾，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所以，我一直将电影《凤凰琴》当成小说《凤凰琴》的都市版。

    多年之后，在写作《音乐小屋》时，我丝毫不曾记起，曾经有过这段与口琴的无缘之缘。直到此时此刻，因为要写创作谈，才想起来，于是在心里直呼吊诡：或许这也是骨子里久久存在的城市与乡村的某个宿命。

    我不得不承认，对一个人，总有一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

    这宿命的与生俱来，应当是我们全部理想的原始起点，不管是主动的写作，还是被动的阅读；不管是向着青春激荡，还是面对苍老沉浮。

    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何一向偏爱竹笛，却在《音乐小屋》的开篇里，大张旗鼓地抒写一个刚刚进城当清洁工的青年男子，手握口琴，在那藏身楼梯底角的蜗居里伫立并张望。这不是某个人的角色转换，而是整个乡村角色正在发生极大变化。

    口琴这东西，一直以来是有属性的。

    正如自己年轻时，能够拥有口琴的，是另外一些年轻人，这群年轻人被我们统称为“武汉知青”。那时候，如果有当地的年轻人试图操弄口琴，马上会引来无边无际的疑问：你也想当“武汉知青”？

    对于某个事实，常常顾不上去追究它是如何发生的，甚至于无须牢记它的发生过程，只要有了结果，这事实，哪怕只是有理由称为时间之外的那一点点，就变得胜于雄辩。

    如果不是由我来进行矛与盾的自行探讨，很难有人再去思考一只口琴在历史与当下的处境。当年轻的清洁工在城市最不堪的角落里陶醉于口琴时，所获得的是这座城市所能赋予他的全部幸福感。反过来，所获得的则是城市在试图压碎他时，如同在麻醉失效时，强行抽取骨髓那般骨感的疼痛。

    在都市版及电影《凤凰琴》那里，那种将口琴硬塞进乡村的好意，虽然不忍心说成是伪善，但那的的确确是一种伪善。这就如同，有大人物要深入民间，会有人临时将一些家用电器搬进去作为摆设。相比伪善更为可怕的是，在《音乐小屋》中，会吹口琴的清洁工万方，在瞬间的城市之爱后，陷入到从未体察过的骨感之痛，这些反而近似巨大股灾后的最终探底与筑底。

    任何进步都要付出代价。这代价要比没完没了的横盘整理，甚至是杀人不见血的阴跌要来得畅快。

    屋小音乐不小。

    人小命运不小。

    过去是一种深刻

    不知不觉中，对过去的痕迹产生莫大兴趣已有一段时间了。在我心情郁闷时，这痕迹就像乡土中晚来的炊烟，时而蛰伏在屋后黝黑的山坳里，时而恍恍惚惚地飘向落寞的夜空。更多的时候，心静如水，一切如同从未发生。痕迹便成了秋收之后弥漫在田间地头的各种印花，有四瓣，有五瓣，有敦实，有轻盈，那是狐狸和黄鼠狼，还有狗獾、猪獾，甚至还有果子狸，总之都是小兽们留下来的脚印。我明白，在这些感受的背后，是自己离开乡土太久太久，太远太远。

    在人生的旅途上忘乎所以地走了又走，最终也不会像一滴自天而降的雨水，化入江湖不见毫发，就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总是系着我们的痕迹之根。

    灵魂是果实，是人的贡品；痕迹是枝蔓，能作为薪柴就不错了。其实，人是大可不必对灵魂如此充满敬畏，对灵魂的善待恰恰是对它的严酷拷问。唯有这些充满力量的拷问，才有可能确保生命意义与生命进程息息相关。

    很多时候，一个看上去毫无异相的人，会用其生命爆发出一种异常强大的力量，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得到的解释都与奇迹有关。与之相反的是那惯于登高振臂呼风唤雨的一类：他们的伟岸是不真实的，是别人的匍匐衬托出来的。他们的强悍也不真实，因为与之对应的人并不是真的无法把握自己，是他们自己缴了自己的枪械，自己废了自己的功夫。在时光的长河里，只要有人敢于苏醒过来，哪怕只是对曾经的作为画上半个问号，那些自傲的巨人就会半身不遂，筋骨酥散。坐着轿子行走，就算能日行千里，那本领也是虚伪的。问题的实质是，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将拷问的鞭子对准自己的胸脯。事关历史的过去不会开玩笑，也不会闹误会。过去的光荣与耻辱，甚至连创造这些过去的人都不属于！他们已经逝去，灰飞烟灭了！不管接受还是不接受，它已经属于后来者：于是，过去是一堆包袱，过去也是一笔财富，过去更是一种深刻。对于肉体，这样的深刻毫无用处，它只能面对后继者的灵魂而存在。

    怀想过去是实在的，无论它所带来的内容是憎恨、愤懑还是懊恼与醒悟。站在生活雄关上的人，离未来只有几步之遥。真要走到那边去仍然很难。有过去在身后适时提出警醒，就是憧憬太多，也不会迷失方向——所有能够被称为过去的东西，都会有它的用处。

    小时候，曾在一本书中读到一句让我终生不忘的话：若问朝中事，去问乡下人。大批大批的人被现代化迷雾麻木了自己的思维，忘了乡土的遥远，足以使人的目光变得更加深邃和高远；也忘了乡土的平淡，可以排遣阻碍自己认知与批判的滥欲。在这本书中，我一遍遍地问过他们。时间上虽然是过去，要问的道理却是现今的。同样，我也一遍遍地问自己。即便是蜗居在整日喧嚣的都市里，我也还是想听到有鞭子闪击而来，在头顶阵阵作响。

    而我的写作是隐喻的。这是生活所决定的。在过去，生活就是如此神秘地向我诉说着，能不能听懂完全看我的造化。现在和将来，生活继续是这样。还有一句话，也是我常常听到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我所写的那个七十年代算起，正好又到了新轮回、新变迁的起始。生活的表象看上去有了天壤之别，生活的精髓变化并不大。仿佛还要经历一次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真的这样那也太可怕了。一个人如果毕生待在炼狱里，不知道世上还有天堂，他一定会认为炼狱是最好的去处。值得高兴的是，不仅仅是我，很多很多的人都已经知道天堂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这一点正是过去了的东西不再在我们生活中轮回的力量之源。

    文学的气节与边疆

    “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这是长篇小说《蟠虺》开篇的一句话。

    写这句话时，脑子里联想到另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么联想看起来实在有些奇怪，其实不然。原本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名言，这些年来，被弄成只顾肉体享乐的“实践”，不要安妥灵魂的“标准”；或者说是只看到识时务的俊杰们的“实践”，而看不到不识时务的圣贤们的“标准”。

    人类如果对自己的灵魂不管不顾，所谓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就会变成无视科学的名利赌博，变成披着科学外衣，没有人伦天理的技术暴徒。比如最近发现武汉市场中五种牌子的大米有三种含有转基因成分BT63。那个因为种植转基因水稻而变得赫赫有名的五里界就在我家附近，每年春天自己都会去那里买菜秧子，逢年过节也会去那里买风靡武汉三镇的粉蒸肉。一想到自己赖以生存的食物，却是连虫子都不吃的；一日三餐不能缺少的大米，连那些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最珍惜粒粒皆辛苦的耕种者都不用筷子碰一下，就感到最为宝贵的生命正在受着那些“科学奸商”“技术骗子”的谋害。

    回头来看，时常被一些“强势团伙”、“利益共同体”看作可有可无的文学，却在“生死抉择”时，给我们提供抒发情怀、安妥心灵的帮助。因为文学是用审美的形式，用对生命个体充满关怀、充分尊重的方式，为时下出现的困境提供价值判断。就像太多人只想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文学便适时提醒有一种真理名叫“不识时务者为圣贤”。

    离开文学的人，往往只是一个符号。

    文学中的人，才是那个喜怒哀乐、爱恨情长、有血有肉甚至五毒俱全的活灵活现的人。即便有问题出现，也是人所遇到的问题，作家通过解构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发现并还原生命的真相。

    文学之所以令人不舍不弃，是因为她关注小地方的事、小人物的事，将大地方分解成许多小地方，将大人物消解成也要吃喝拉撒、也会喜怒哀乐的小人物。就像老舍将老北京分解成一座小小的茶馆，莫言将北方大地拆解成些许红高粱。文学所表现的这些小之又小、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部分，恰恰是人类的文化基因，是灵魂和命运的最终归宿。

    文学在很多时候就是对生活习惯表示异议。比如当在机场、车站等的各种店铺叫卖讲述厚黑的职场、官场和借励志之名、贩物欲之实的出版物时，文学就要旗帜鲜明地告诉人们，用人的眼光去看，满世界全是人；用畜生的眼光去看，满世界全是畜生。一个人的眼睛如果习惯欣赏丑恶，那一定是自己的心灵已受到丑恶的污染。将人生的目标设定为美和更美的人，所能看到的一定也是美和更美。

    为什么洞庭湖边的人要一次次地修复被损毁的岳阳楼？因为我们不能失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为什么鄱阳湖边的滕王阁要一再翻修？也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失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篇。至于长江边上的黄鹤楼，更是屡建屡毁，屡毁屡建，哪怕最后弄成一个钢筋水泥的庞然大物，也要让它屹立在早已今非昔比的晴川之上、鹦鹉洲头，同样是因为没有哪个读书人会不在乎“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伟大的文学经典。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每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既是写作者生命力的汪洋肆意、源远流长，也是这个民族精神生活的人格指数和物质生活的幸福指数。

    日常阅读中，凡是经典作品，哪一部、哪一篇不是对个人品质和素养的挑战？没有挑战的阅读是伪阅读，这样的阅读是无效的。作为一名有着作家身份的读者，我不会信任那些有意用作品来讨好读者的写作者。就像社会生活中，那些一味阿谀奉承，只知溜须拍马的家伙都不是好东西。天下想当官的人，不是全是要为老百姓做好事。在菩萨面前烧香叩头的人，不全是大慈大悲的善良之辈。文学之事也不例外。出版界有句口头禅：读者是上帝。这句话其实是在为资本吆喝：对文学来说，有些读者是上帝，有些读者却是魔头；有些读者是智者，还有一些读者是智者的反义词。一个有知识、有情怀的人，最应当信任的还是自己内心的悲悯、宽容和仁爱。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昆琶马上催。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但凡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都是这个民族的文化标识。任何一部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是从对应的那块大地里生长出来的；不同人群的性情抒写，不同地域风情的特殊精妙，这些都像是修筑在广袤大地上的坚固要塞。

    从某种意义上说，唐诗宋词是从边疆要塞中传承下来的。

    国防上的每一寸边疆都关乎民族的尊严，文学的边疆更是关乎这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切不可因为生活得太安逸，快乐来得太容易，而肆意追逐娱乐，将一切文化都放在娱乐的染缸里变成声色犬马。要像热爱长江、黄河那样热爱小说，要像崇拜泰山、普陀山那样崇拜诗歌，要像保卫钓鱼岛、保卫南沙群岛、保卫北疆的夏尔希里、保卫藏南的达旺地区那样保卫我们的母语，珍惜我们的母语。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这个民族的文化边疆。美国的文化边疆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法国的文化边疆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英格兰的文化边疆是莎士比亚，是狄更斯。俄罗斯的文化边疆是托尔斯泰，是普希金。苏联持不同政见的作家索尔仁尼琴曾经宣称自己是“苏维埃政权的头号敌人”，在苏联垮掉之后，当俄罗斯的地缘利益被欧美无情蚕食，他毫不犹豫地宣布自己是爱国者，并于1994年重返离开三十年的祖国。回国才两年，他就创作小说《在转折关头》（1996年），一方面为曾经强大的祖国惋惜不已，另一方面开始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运动。索尔仁尼琴说过：“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于其外在发展的高度。”索尔仁尼琴最终没有死在将他从勃列日涅夫的监狱里拯救出来的德国与美国，而是选择长眠在俄罗斯母亲的大地，用自己的才华与人格极大地拓展了俄罗斯的文化边疆。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用“蟠虺”这两个绝大多数人不认识的字作为书名，只要理解了文学是文化的边疆，就很容易明白，老祖宗给我们留下如此宽广的边疆大地，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每一个汉字，都是文化边疆上的界碑。

    当俄罗斯人在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亮出一大串俄罗斯作家时，全世界真的只能五体投地。俄罗斯人能想到如此展示自己国家的文学，是因为在世界上面积最广阔的那片国土上，生活着地球上最为珍惜并最为热爱自己国家文学的人民。

    别笑话一块石头愚笨，当我们还是石头时，它已经是贤哲；别讥讽一块石头丑陋，当我们还是石头时，它已经开过花。

    作品是一个作家的气节。文学是一个时代的气节。

    中国的文学并不缺乏伟大的作品，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懂得一块石头的命运的伟大读者！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