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构的故乡
一个从哺乳时期就远离故乡的人，正如最白的那朵云与天空离散了。
小时候漂泊在外地，时常为没有故乡而伤心。成年之后，终于回到故乡，忽然发现故乡比自己更漂泊。
因此，漂泊是我的生活中，最纠结的神经，最生涩的血液，最无解的思绪，最沉静的呼唤。说到底，就是任凭长风吹旷野，短雨洗芭蕉，空有万分想念，千般记惦，百倍牵肠挂肚，依然无根可寻和无情可系。
在母亲怀里长大的孩子，总是记得母乳的温暖。
在母亲怀里长大的孩子，又总是记不得母乳的模样。
因为故乡的孕育，记忆中就有一个忽隐忽现的名为团风的地方。
书上说，团风是1949年春天那场叫渡江战役的最上游的出击地。书上又说，团风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两支本该同仇敌忾的军队，却同室操戈时常火并的必争之地。书上更说，团风是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赤色政党中两位创党元老的深情故土、痴情故地。
著书卷，立学说，想来至少不使后来者多费猜度。就像宋时苏轼，诗意地说一句，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竟然变成多少年后惹是生非的源头。苏轼当然不知后来世上会有团风之地，却断断不会不知乌林之所在。苏轼时期的乌林，在后苏轼时期，改名换姓称为团风。作为赤壁大战关键所在，如果此乌林一直称为乌林，上溯长江几百公里，那个也叫乌林的去处，就没有机会将自己想象成孔明先生借来东风，助周公瑾大战曹孟德的英雄际会场所了。
书上那些文字，在我心里是惶惑的。
童年的我，无法认识童年的自己。认识的只有从承载这些文字的土地上，走向他乡的长辈。比如父亲，那位在一个叫刘垸的小地方，学会操纵最原始的织布机的男人；比如爷爷，那位在一个叫林家大垸的小地方，替一户后来声名显赫的林姓人家织了八年土布和洋布的男人。从他们身上，我看得到一些小命运和小小命运，无论如何，都不能将这位早早为了生计而少能认字的壮年男人，和另一位对生计艰难有着更深体会而累得脊背畸形的老年男人，同那些辉煌于历史的大事伟人，做某种关联。
比文字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亲人的故事。
首先是母亲。在母亲第九十九次讲述她的故事时，我曾经有机会在她所说的团风街上徘徊很久，也问过不少人，既没有找到，也没有听到，在那条街的某个地方，有过某座祠堂。虽然旧的痕迹消失了，我还是能够感受到生命初期的孤独凄苦。当年那些风雨飘摇的夜晚，母亲搂着她的两个加起来不到三岁的孩子，陪着那些被族人用私刑冤毙的游魂。一盏彻夜不灭的油灯，成了并非英雄的母亲的虎胆，夜复一夜地盼到天亮，将害怕潜伏者抢劫的阴森祠堂，苏醒成为翻身农民供应生活物资的供销社。
其次是父亲。父亲的故事，父亲本人只说过一次。后来就不再说了。他的那个1948年在汉口街上贴一张革命传单，要躲好几条街的故事，更是从1967年的大字报上读到的。那一年，第一次跟在父亲身后，走在幻梦中出现过的小路上，听那些过分陌生的人冲着父亲表达过分的热情，这才相信那个早已成了历史的故事。相信父亲为躲避“文革”斗争，只身逃回故乡，那些追逐而来的狂热青年，如何被父亲童年时的伙伴，一声大吼，喝退几百里。
还有一个故事，她是属于我的。那一年，父亲在芭茅草丛生的田野上，找到一处荒芜土丘，惊天动地地跪下去，冲着深深的土地大声呼唤自己的母亲。我晓得，这便是在我出生前很多年就已经离开我们的奶奶。接下来，我的一跪，让内心有了重新诞生的感觉。所以，再往后，当父亲和母亲，一回回地要求，替他们在故乡找块安度往生的地！我亦能够伤情地理解，故乡是使有限人生重新诞生为永生的最可靠的地方。
成熟了，成年了，越喜欢故乡。
哪怕只在匆匆路过中，远远地看上一眼！
哪怕只是在无声无息中，悄悄地深呼吸一下！
这座从黄冈改名为团风的故乡，作为县域，她年轻得只有十五岁，骨子里却改不了其沧桑。与一千五百年的黄冈县相比，这十五年的沧桑成分之重，同样令人难以置信。最早站在开满荆棘之花的故乡面前，对面的乡亲友好亲热，日常谈吐却显木讷。不待桑田变幻，才几年时间，那位走在长满芭茅草的小路上的远亲，就已经能够满口新艳恣意汪洋地谈论这种抑或那种项目。
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是故乡叙事中永久的主题。太多的茶余饭后，太多以婚嫁寿丧为主旨的聚会，从来都是敝帚自珍的远亲们。若是不以故乡人文出品为亘古话题，那就不是故乡了。有太多军事将领和政治领袖的故乡故事，终于也沧桑了；过去难得听到熊十力等学者的名字，如今成了最喜欢提及的。而对近在咫尺的那座名叫当阳村的移民村落的灿烂描绘，更像是说着明后天或者大后天的黎明。
一个人无论走多远，故乡的魅力无不如影相随。
虽然母亲不是名满天下的慈母，她的慈爱足以温暖我一生。
虽然父亲不是桀骜尘世的严父，他的刚强足以锻造我一生。
故乡的山，丘陵得漫不经心，任何高峰伟岳也不能超越。
故乡的河，浅陋得无地自容，任何大江大河都不能淹没。
故乡是人的文化，人也是故乡的文化。那一天，面朝铺天盖地的油菜花野，我在故乡新近崛起的亚洲最大的钢构件生产基地旁徘徊。故乡暂时不隐隐约约了，隐隐约约的我反而有了一种联想：越是现代化的建筑物，对钢构件的要求越高。历史渊源越是深厚的故乡，对人文品格的需要越是迫切。故乡的品格正如故乡的钢构。没有哪座故乡不是有品格的。一个人走到哪里都有收获思想与智慧的可能。唯有故乡才会给人以灵魂和血肉。钢构的团风一定是我们钢构的坚忍顽强的故乡。
也是山
上山后，我道：果然。
这心里话是回答上山前自己的想法的。那时，感觉里认定大崎山应该是掬几捧龙王井里绽放的水花，给双手染上一份圣洁，去岩头涧尾采撷唇红般秋果的季节。
风吹瘪了山的肚子。
风吹壮了我们的腰身。
矮矮的是树冠，矮矮的是峰头，矮矮的是云层，我们站在那里，寻找高高的还有谁呢。不知道时，就拼命地说着快活话。问谁愿意当压寨夫人，答谁愿意当债主。一阵肆无忌惮的推选后，又说压寨夫人是抢回的才能镇得住山。又有一番融贯古今的计划，引发山间一阵漾于林涛之上的嬉笑。又问，这好美好美的去处，谁愿意在这里过一辈子？忽地一下大家都安静下来。许久，才有人心虚地说小住一段还行——等了半天，再无下文。
这少年胡涂乱抹一样不知留下几笔舒坦的高山大岭，包容了人生中的全部苦难和忧伤，艰辛和困惑。
父亲对我说，我小时候每天一面跑五十里路到大崎山砍一担柴。
我对父亲说，我小时候每天一面跑三十里路到余家冲砍一担柴。
大崎山在江边，余家冲在山里，都是由大别山用泪水和汗水浆砌而成的。
父亲说你小时候没有我小时候苦。
我说你那是旧社会我这是新社会。
母亲连忙出来圆场，唤着我的乳名说一家姊妹五个就我吃苦最多。
这些也是在上山前说的。母亲忧伤的回忆几使我欲弹珠泪。
看看这山，不能不再次想起父亲。用松枝撩开雾带，想找见哪条路是父亲曾赤脚丈量过的。用亲情嗅遍森林，想觅得哪棵树是父亲歇荫时倚靠过的。用舌尖挑起那枚野果，想寻回父亲饥饿时那种难言的感受。
每每惊觉回首的公路上，汽车温顺得如一只小羊缓缓地行着；脉脉的细水仰仗着山崖成挂地把自身摆动成飘柔的秀发；风瘦瘦的不紧不慢不轻不重地散着步，沿着容不下许多人的小路，似语非语似笑非笑分明一往情深地款款而行，偶尔打旋，驻足在山后的某个传说里，做一回回眸一回凝望；竹在摇曳着诉说，说它的潇洒，说它的英俊，说它的肉骨，说它的沉念，它说它不喜欢藤，不喜欢一切攀援之物，它把自己的话絮絮地细细地点滴在含蓄的叶尖上，幽幽逃避着那些守望的眼睛。而山中九月底的太阳，晒不落在春天就飘上树梢的叶子，晒不蔫载不起许多晨露的弱草，轻轻地从我们的左眼里起床，悄悄地落在我们右眼里安歇，听不见它划过蓝天的桨声，却将桨叶搅起的剪剪风洒向山，洒向在九月的紫光里晒太阳的我们。
这些都不属于父亲。
裸露着青铜黑褐斑驳遒劲的古城墙依然在山里卧成盘龙，古寨门东西南北，正是男人的五指之缝。风可以掠过，路可以穿过。竹可以拂过，太阳可以划过。古寨门的胸怀是铁石做成的。如古寨门一样都听不懂倾诉的还有一树古松。戴着苍茫的扁平树冠，如戴着陈年旧草帽，草帽的年轮已不再年轻，凸突在石缝间的老根无法掩饰岁月漫长之河，古松的脉络里却涌动着一股浓郁如烈酒的芬芳。于是，它便在自信孤傲中挺拔起一副傲慢而轻蔑的模样，不管周围的一切是怎样的嫉妒。还有坦然安卧林间的巨大孤石，无须烟火，不见蓬勃，愣愣地做成古城墙、古寨门和古松们的心脏。于是，峭立于大岭之上的夕照壁，便成了它们饱经沧桑的面颊，风雨也来，冰雪也来，日月也来，轮轮番番过后，成熟的印记也来了。
我还是找不着！
也许找着了于心已无处存放。
昨夜的半个月亮又搁在星云的梳妆台上了。
我们从这山走向那山。这山低，那山高。这山小，那山大。
守望台墙壁上写着或刻着许多谁谁某某到此一游的字样。我忽然想起，父亲也许该对我说声对不起，他当初不该没有在哪个可以蛊惑人的地方留下纪念，我也不会。我不是来一游的！我是朝拜者，我眼里燃着三炷香，纵然此山不留人，也无法拒绝我永远寄托此心！月光把人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森林又将它肢解得零零碎碎，但不管怎样，我知道它的飘落依然全在山上。
我记得我是父亲的儿子。
我就不再寻找父亲了。
昨天的月亮是在半山腰上，今天的月亮是在山顶上。昨天的半个月亮本是比今天的半个月亮小，今天的半个月亮本该比昨天的半个月亮大。
置身山上，忽觉身边似有默默的哭声，一颗颗蕴藏天下百般波澜的泪珠，一次次地淹没了脚下的山。
我想说，是该哭！哭多少总比笑好一点！
面对大山，我也想哭！可是，我不能！因为我是男人！
大路朝天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到城市，这么肮脏，这么喧嚣，漫天的尘土和漫天的秽语，像鞭子一样整日整夜地抽打着我，以至抽搐的灵魂和颤抖的心，几乎是在哀求地问我，你为什么来这儿了，怎么不似那黑压压灰蒙蒙匆匆归去的蚁阵般的人呢？
这是除夕之夜，我徘徊在突然寂寞起来的大街上，四处空无一人，只有从北方远道而来的寒风在身边亲切而温柔地走动着；一只纸烟盒，一只塑料袋，是它那左右交替的脚步。我像老朋友一样傍上它，相偎着默默地听着各自的脚步声响彻城市。尽管我知道，这种相随只是很短的一刹那，我还是觉得我们一起走了很久很久，不然我怎么会撩起两腿飞快地去追它撵它，如同面对一位正在离去的亲人，把一双伫望的眼睛望得滴血！北风消逝在南边！那里有从梦里盼醒的老父老母！有在梦里呼我唤我的儿子！生命把我托付给自己，可我的心不仅仅属于自己，我实实在在地想将它交寄给风，在那零点的鞭炮声中悄悄飘落在他们的窗前，不说祝福，也不说欢喜，只需看一眼那份亲情骨肉的温馨，看一眼老父老母的安康，看一眼儿子的快活。北风只顾凋零，它摩天而去，抛落我于一片萧瑟冷寂陌生孤独之中。这不怪谁，其实我已流浪得太久了，只是从前自己不知道。当我有朝一日开始明白过来，当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灵魂一直无处安放时，我的精神几乎崩溃了。生活在击打一个人时总是这么无情无义，一点也不在乎人世间的所有顾虑与禁忌。这种情绪使我后来特别容易伤感，常常让眼泪不加约束地淌出来，包括在看儿子的照片时，听《一封家书》时，以及观看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时。
眼下这般只是自我的一种印证，我总是不太相信自己流浪了那么多年，所以我需要对自己加以考验。自从1992年秋天的那次逃避开始，我一直再也无法对此加以否认。随后一次次地出走反倒让我觉出了一种心与身、灵魂与血肉的和谐，仿佛自己天生就是一个流浪汉。
十二月底，一个朋友的母亲做七十寿辰。庆祝宴会举行到半截时，我偷偷地走开，将自己反锁在洗手间里，听凭那泪涕洗面。就在不久前，老母过生日，她的子女都回去了，唯独我这令她最最惦念的长子没回去，而与我同城的小妹全家都回去了。一切的眼泪，一切的忏悔，都是无益的。她要的只是看我一眼！泪水洗面又洗心，这通常不是流浪汉的行为，流浪汉是没有眼泪的。我有眼泪，我只是一个流浪者。
其实，除了北风，大街上也还有人。拐过一个弯，五彩缤纷的灯光里面，团圆酒宴正酣，成排的出租车也打扮成富贵模样，穿梭着接送那些美满家庭。我不肯让他们撞见，这并非是我的孤单会给他们带来不吉祥。我的苦楚还没有如此的魅力，我只愿这苦楚永远只属于自己而不殃及旁人。按照自己的愿望，那僻静如山中空谷的大街小巷才能够穿行在我的脚下。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而且根本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在这种时刻遇上铁路。然而，人车又吼又闹地闯入这片流浪者的宁静，又将那生冷僵硬的轨道甩在我的面前。火车大约是要在这个城市里停下来，行驶的速度一点不快，一张张盼归的面孔在车窗上印得很清晰。我本来应该是这同样的一片风景，可现在我成了一个冷眼旁观者，仿佛这一切与我无关。
火车搅起的风坚硬而强劲，我像硬汉那样将衣领竖起来，毫不畏缩地迎着它向前走，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对于一个流浪者来说，这是唯一的精神财富。
天地间又归于平静，只在铁轨上留下一种细微的声音。这种时刻，这种声音应该叫作历史，或者更直接地叫作历史的声音。一切的历史都是关于它那个时代蛛丝马迹的袅袅余音。
顺着铁路，我走进我的历史。当然，这种进入与铁路毫无关系，它太生硬，不可能承载那半云半雾的思绪。追忆需有宁静的安抚，就像高空风抚过垂垂的电线发出那种近乎思念的嗡嗡声。铁路的另一边就是原野，它的气息使我忘了侧边的城市，并让我寻得了那久违的亲情的感觉。
在这茫茫夜空之下，我明明白白地看见我们家族的历史正向我流浪而来：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父亲的高高大大使我愈发显得瘦了；祖父依然同我见过的时候那样，后背驼得厉害，两手放在长棉袍里，不知道他是在捂着那痛了一辈子的胃，还是揣着一只泥做的烘篮，这是他在隆冬时节让我们琢磨不透的两种动作；曾祖父则是那种无法看清的模糊，我一直想将祖父和父亲的形象捏合成曾祖父，任凭怎么努力也终难如愿。
我没有见过曾祖父，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挑着担子在上巴河一带卖瓦壶罐的，成天到晚四处游荡吆喝，他有没有来到城市，已无人能说清了。但祖父来过。祖父来到汉口的第三天就被日本鬼子当街打得死过去。祖父没有汉口的良民证，他是借用别人的被鬼子们发觉了。鬼子们明白祖父不是抗日组织成员，如此生活在汉口只是想来挣几个钱养家，没有将他要去宪兵队干活，而是将他往死里打。祖父活下来是我们家族的一个奇迹，祖父以他受过极端摧残的身子骨能活到八十八岁属于另一个奇迹。父亲则比祖父幸运多了，他在1949年之前，来到汉口从事一种惊险的工作，将共产党的传单标语偷偷地贴在永清街一带的大街小巷里，却从没有受到什么惩罚。
不管怎么说怎么看，有一点是无疑的，对于城市他们通通都是流浪者，最终他们都无法不回到他们的乡村中去。我上初一那年，学校搞忆苦思甜，要写家史。那天晚上，我缠着祖父要他讲我们家族的苦难史，祖父躺在床上一个字也不肯讲。哪怕是被日本鬼子毒打这种尽人皆知的经历他也不对我说。哪怕我流着泪求他，全都无济于事。往后的许多年里，我一直想不通祖父为什么不肯对他的长孙说点什么。
现在，当我独自走在这无援的地界上，我才觉悟：这是一种典型的流浪者的情绪，历史对于他们，只是三言两语的小事，或者干脆连三言两语都不值。对流浪者本身来说，除了流浪，其余一切都是毫无用处的。无论精神还是物质，属于他们的唯有流浪。
祖父那晚的沉默是那样的没有尽头，它在我的人生里怎么也挥不去，执拗得不管我有什么样的想法。去年的秋天，我在另一座城市的立交桥下面见到一位老人，他低头坐在拐角处，一床旧被盖着下身，手边有一把两根弦都断了的二胡。我本来已走过去了，却又下意识返回来，站在老人面前注视着。地上没有盘子或布，也没有碎钱。我知道自己想说什么，我想问他需不需要帮忙，可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老人不理我，直到我离去他也不曾开口。
此时此刻，我才懂得，老人他不需要我的帮忙。因为我现在也拒绝帮忙，我宁肯这样一个人漫无目标地顺着这铁路向城市的背后走去，向生活的盲区走去，向人生的末路走去。流浪者就是老人手边的那把二胡，它的声音已从琴弦上彻底飘逝，唯独剩下生命的喘息。它没能让多数人听清或听懂，他们听得清的听得懂的，只有琴声的悦耳悠扬与激烈，丝毫也不在意失去这些或者这些后面的静悄悄的震撼。那才是命运的声音！那声音上有几个伤疤，有的暗红，有的苍白，有的像那被割断喉咙的嘴巴。它张得很大，让很大的气流纵贯世界。
北风又来了！天下的北风和天下的流浪者一样，走到哪儿也没有区别，它同流浪者是天生的一对。迎着北方，我一脚一脚地向前走，我无意踢打我的伙伴，可我的每一脚还是将它踢得呼呼作响，一下一下地震动着天地间。
别拦我，别动我，也别管我！就让我在这宁静中永远放浪下去。别以为我很痛苦，我已经感觉到了幸福。痛苦只是俗人们的偏见，他们似乎总在幸福之中，却不知这种幸福麻醉了自己的使命；更不知在颠簸中，才能抖出使命的真实面目！我愿意让自己走进苍茫，走进凛冽；在虚伪和污秽朝我袭来时，我非常高兴自己选择了流浪！
与欲望无关
我在电脑前天花乱坠地敲着键盘，朋友金先生忽然打来电话，让我上他那儿去喝酒。被他叫去的还有也是在老家时就是朋友的黄先生。电话里金先生就说明了，要弄几个家乡菜。金先生操持着设在省公安厅旁边的一家政府办事处，虽然有职有衔，每一厘花销却都是从市场上赚回来的。我在答应时，早早地告诉他，别的菜有没有无所谓，只要有豆渣，就是买张飞机票上他那里去吃一顿，也是可以的。金先生爽快地答应下来。等去了，入席之后，他才说，厨房里张罗迟了，没有弄到豆渣。说着还要将有关人员叫来，证实此话的不谬。
这两年，一些来自乡土的陈年吃食越来越在城市里流行，一切名声响亮的酒店，都以那观其名就能闻见原野芬芳的乡土菜作为自己的特色。像湖北饭店这样有着政府背景的去处，自然不会在这些招数上输给他人。去年年底，因为拖了十余年的省作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几百号人在这家饭店小住了几天。按照既定说法，经过漫长等待之后，欣逢如此盛会，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兴奋。那天晚上，新当选的主席团成员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一样样的菜，一道道地上，大家难得斯文相对时，突然有女声冲着那只刚上来的炒锅叫起来：“哟，豆渣！”温文尔雅的一圈人，纷纷站起来。以我一贯的反应，本是不会慢的。那一刻我却迟钝了。这道菜没有中国菜一向让人不着边际的名字，服务员就像西餐里的小牛排、水果沙拉那样叫着它：鸡肉豆渣。在我开始想起，豆渣是记忆中的一种美食时，炒锅只剩下那些油光铮亮的鸡肉。
金先生的约请就发生在这之后的第二天上午。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情不自禁中点到豆渣，以及金先生不无遗憾地告诉我没有豆渣都是很正常的事。像豆渣这类菜能在城市里走俏，多少会给乡土中人带来几许活路。
虽然没有豆渣，金先生的酒桌上另有一道让我多喝了几两五粮液的菜：豆腐煮小鱼儿。豆腐是平常的豆腐，小鱼儿也是平常的小鱼儿。惯有的吃法是将它们分开来，作为两种口味。在金先生那里，两样东西不仅合在一起，重要的是豆腐切成片后，先在锅里煎过。小鱼儿也不是新鲜出水，而是先用微火烤过，已经有了七成熟的那种。三个同乡男人身上的兴奋在外人看来仿佛是小题大做，可我们照旧吃得无比痛快，临到微醺，黄先生竟然拿出手机，就在席上给老家的某人打电话，要对方赶紧弄上十斤小鱼儿送来。我插嘴说还有豆腐。黄先生说豆腐哪儿都有。我仍旧固执已见地说，老家豆腐是用井水做的，没有漂白粉，也没有氯。
乡土的老家，从母亲那里开始，偶尔也会做那不先过火直接下锅的白豆腐。这样的情形通常是有客人来，酒至半酣，菜又不足了，才会发生。匆匆地切几块豆腐，与时令蔬菜一同下锅烩一烩，赶紧端上桌子；或者一手托着大块豆腐，一手拿着菜刀，当着客人的面，一片一片地切进只剩半锅汤水的吊锅里。主妇们带着歉意的笑脸，给那清汤寡水的白豆腐添上不少美味。在乡土老家，若非赶急，再要做这白豆腐，一定会被别人笑话为好吃懒做。乡土老家如今也像城市一样用起了煤气，但那烧柴的灶还保留着。有许多的菜，一定还要一把火、一把火地细细做来。就连每天都不能少的米饭，用柴烧熟的也要香美许多。比起白豆腐，煎过的豆腐有一种油菜开花般的感觉。因为这种感觉，只要回到老家，我都会站在灶台边，等着两面金黄的豆腐起锅，便伸手抓上一块，就着腾腾热气美美地吃起来。母亲当然不会拦我，每一次都会说着相同的话：还没放盐哩。而我也只需说着相同的话：我就喜欢这样吃。母亲在那一刻间用满脸皱纹化出来的笑意，胜过在我生活中遇到的所有温暖与温馨。前年春天，上医院做例行体检，尿酸指标离临界只差了一点点。大夫毫不犹豫地问我是不是爱吃豆腐。得到答复后，大夫肯定地告诉我，今后要少吃，不然会得痛风症。我刚说那怎么行，大夫就会意了，并说他也爱吃豆腐。大夫爱吃的豆腐不是乡土中的那种，让他割舍不下的是隔海漂泊而来的日本豆腐。我差一点要对大夫说，那是世界上最没味道的一种豆制品，就像他们的歌舞伎。最终我只对他说，自己是吃母亲煎的豆腐长大的，要是不吃豆腐，我就成了忘本之徒。
来自乡土的豆腐就得用油煎，就得用吊锅煮。用小鱼儿来煮，我却是头一回见到。在老家，从大河小溪里捉来的小鱼儿，通常在烤过之后，放进辣椒一起炒。那是酷热难熬的夏季里最能下饭的好菜。乡土老家新近流行的豆腐煮小鱼儿，让我更加怀念那曾经有过的豆渣。自从在金先生那里听说菜场里有豆渣卖后，有一阵我老往菜场里跑，直到终于如愿地花上两元钱，买回四块长满白毛，像宠物一样可爱的豆渣。上灶之前，我怕太太反感，有意先入为主地向她介绍，豆渣的样式虽然没有豆腐好看，同样是绿色食品。我将爷爷当年如何趁着临近过年的天气，将新鲜豆渣晾成半干，然后捏成粑，一只只地放进铺着干净稻草的箩筐里。一层放好后，再在上面铺一层稻草，然后再放一层豆渣。如此直到将箩筐装满，或是将豆渣摆放完。短则三五天，长则六七天，豆渣上就会长出杨花般的绒毛，那样就可以吃了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我一再强调，豆渣上长出的菌丝是白色的，绝对不会产生让人闻之色变的黄曲霉素。一锅豆渣做成菜，刚端上桌子，太太就变了脸。她既容不下豆渣独一无二的样子，也受不了那与众不同的味道，不由我分说，毫不留情地将其倒进垃圾桶。气得我大声冲着她嚷了一句：垃圾食品又怎么样，我是吃它长大的！
后来，我家冰箱里多了一袋冻成冰块的豆渣。那是用豆浆机打豆浆后留下来的。我不知道它是否与做豆腐剩下来的豆渣有着相同的滋味。按道理，不管是磨还是榨，都是为了将黄豆的精华与糟粕分离开来。之所以让梦一般的美食冰封起来，是因为刚刚受过打击的心里已经没有那份对这类美味的把握。
记忆中，豆渣除了霉了再吃之外，还有一种新鲜的吃法。
在家里，有时候是有意的，有时候则是无意的，我不断地提起十七岁年那年冬天。只有这个冬天才能安抚胸怀里那颗被现实刺痛的乡土之心。那是我离开学校后的第一个冬天。我刚刚将这个冬天的经历，写成充满灵魂之痛的长篇小说《弥天》。十七岁的我，在乡土老家的一处水库工地指挥部担当着看上去最为要紧的工作。一日三餐，饭桌上都会摆上一只烧着松枝的小炉子，搁在炉子上面的吊锅里永远都在煮着满满一锅豆渣。最初的日子里，我非常难以忍受那股刺鼻的黄豆腥气。慢慢地，就习惯了。山上老爱下雪，一到这类不出工的日子，指挥部的男女老少就会围在桌子旁，耐心地看那冒着青烟的松枝，将吊锅里的豆渣煮沸。事实上，只有这种时候煮出来的豆渣才是让我怀念的。只要煮豆渣，吊锅里肯定会放进一些腌辣椒。煮沸的豆渣最初冒起来的是水花，慢慢地就成了气泡。气泡也会变化，开始时会大一些，也少一些。到后来，气泡变小了，个数也多起来。又细又密的气泡，冒起来后，过一阵才会消失。圆圆的气泡炸开了，就像县剧团那个让所有人都记住了的女演员脸上的酒窝，又像山路上那些沙牛为昆虫们布下的小小陷阱。年纪大的那些人看着气泡说，豆渣就是要多煮，多用松枝煮，多煮多有味。煮得最好的豆渣，还会往起溅。只要豆渣开始往起溅，就没人再等了。大家拿起汤勺，纷纷往自己嘴里舀。滚烫的豆渣引出一片吱吱声。不烫的豆渣不好吃，这是一个窍门。还有一个窍门：等到吊锅里的豆渣都吃完了，贴在锅底那层锅巴一样的东西才是最好吃的。从滴水不剩的吊锅里刮出来的最后的豆渣，弥漫着淡淡的松脂香。放下筷子，站到门口，趁着身上还是暖烘烘的，迎对顺坡而来的北风，于那伫望之际打一个带着奇异之香的饱嗝，将自己当作世上最幸福的人。那时，我还会去想，为什么只有豆渣，豆腐去哪儿了吗？
那时候的豆渣让那时候的我生活得十分充足，现在豆渣在我的冰箱里结晶成一团发硬的水泥。我们的生活是否也因为对食物的过分要求而僵化起来哩？那袋豆渣也许会在冰箱里冻上很长一段日子。但它不会尘封起来。尽管心之家还在乡土，城市生活却已湮灭了清香的松枝和那烧松枝的小炉子。失去了这些，豆渣还能给我曾经的清纯吗？
记忆通过现在突然升华，现实加入梦想无限张扬，这是事物变为美好的必然途径。
我给还在城市里奔波的金先生和黄先生打电话，请他们来家里吃连我自己都没想好是做还是不做的豆渣。朋友们都说好，随后又说，不是石磨磨出来的豆渣好吃吗？我迟疑着，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设问。金先生后来劝我还是等着回老家去吃这些东西，他在西河上游的一座水库旁盖了一处房子，但凡我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家常的。我心存感动地回问，我们的心是不是也如家常？
铁的白
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不愿改变在离开故土之前就已经刻骨铭心的那些称谓。每年的五月，纸质的、电子的、视图的、文字的传媒都在那里说，杜鹃花开了；而在口口相传的交谈中，大家还会说映山红开了。而我，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有没有此类一路从南方开到北方的花，一旦必须表达这些意思时，我都会坚决地使用一个在多数人听来极为陌生的名词：燕子红。
我的燕子红盛极而衰时，涪江边的杜鹃花也开过了。
平原的川北，丘陵的川北，高山大壑的川北，地理上的变化万千，映衬着一种奇诡的沉寂与安逸。插秧女子的指尖搅浑了所有的江河，数不清的茶楼茶馆茶社茶摊，天造地设一般沿着左岸席卷而去，又顺着右岸铺陈回来，将沉沦于大水中的清澈清纯清洁清香，丝丝缕缕点点滴滴地品上心头。相比牵在手中的黄牛与水牛，驾犁的男人更愿意默不作声，毫不在意衔泥的燕子一口接一口地抢走耕耘中的沃土，这种季节性失语，其关键元素并非全由时令所决定。多少年前，那个来自北方的大将军邓艾，以三千残兵马偷袭江油城，守将要降，守将之妻却主战，留传至今，已不只是一方沧桑碑文。后来的蜀国只活在诸葛亮的传说中，而不属于那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后来的江油同样不属于那个献城降敌的守将，让人铭记在心的是那嫁了一个渺小男人的高尚女子。男人犁过的田，长出许多杂草的样子，并不鲜见。女子插秧，将生着白色叶茎的稗草，一根根挑出来远远地扔上田埂，是良是莠分得一清二楚。
在川北，我总觉得温情脉脉的女子在性别区分中更为精明强干。
一个男人说：花好月圆。
一个女人答：李白桃红。
男人又说：水冷酒一点两点三点。
女人又答：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
转回来轮到女人说：三层塔。
不假思索的男人说：七步梯。
这个女人却说：别急，我还没有说完——三层塔数数一层二层三层！
恃才傲物的男人目瞪口呆半天才说：七步梯走走两步一步半步！
惹得旁观的人一齐哄笑起来。
男人叫李白，后来曾让唐朝皇帝的宠臣高力士亲手为其脱靴。
女人是他的妹妹李月圆，后来无声无息，只留下一杯山中荒冢，一片白如细雪的粉竹。
流传在江油一带的故事说，为了安抚时年尚幼的李白，父亲出了一副对联：“盘江涪江长江江流平野阔。”兄妹俩分别对上：“匡山圌山岷山山数戴天高。”“初月半月满月月是故乡明。”后人都知道，李白将自己的毕生交付了诗，又将诗中精髓交付了月亮。此时此刻，作为民间最喜欢用来彰显智慧与才华的对联，男人李白又一次输给了女人李月圆。
到达成都的那天上午，赫赫有名的四川盆地被五月份少有的大雾笼罩着。出了火车站，等候多时的一辆桑塔纳载着我迅速驶上通往绵阳的高速公路。那一年，也曾走过这条路，去探望在川北崇山峻岭中的某个军事单位里当兵的弟弟。行走在那时候的艰辛完全见不到了，于疲劳中打了个盹，一个梦还没有开头，便在属于江油市的青莲镇上结了尾。“李白就出生在这里！”将一辆桑塔纳开得像波音七三七一样快的师傅伸出右手指了指出现在眼前的小镇青莲。那一瞬间，犹豫的我几乎问了一个愚不可及的问题：“哪个李白？”我在心里三番五次地打听。司机与李白的妻子同籍，都是湖北安陆人，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在乡土与乡情的热潮中浸泡了许久。几天后，一位大学毕业后回江油做了导游的女孩，用一种比历史学家还要坚定的口吻说：“李白出生在我们这儿，《大百科全书》上就是这样记载的，郭沫若的判断是错误的。”差不多从第一次读唐诗时开始，凡是比我有学问的人全都众口一辞地说，李白出生在西域小城碎叶。如果按国际上通行的籍贯认定法，李白应该是哈萨克斯坦人，而不是中国人。曾经被称为在此方面最具权威的郭沫若先生并不是唯一者；现今备受学界尊崇的陈寅恪先生，也是此种论断的始祖级人物。江油人非常相信哪怕是学富五车的郭陈二位，面对浩瀚史学典籍，也会有力所不逮之处。他们所列举的古人名篇中，的确不乏自号青莲居士的李白其出生地亦是小镇青莲的白纸黑字。作为后来者，自然法则让我们与生俱来地拥有可以站在前人肩上的巨大优势。所以，面对前人的局限，任何贬损都是不公正的，我们所看到的前人错谬，应该是前人伟业的一部分。没有前几次的探索，江油人也不会有现在的理直气壮，说起那个跟着丈夫来江油避难的西域女子，在江油河边洗衣服，一条鲤鱼无缘无故地跳进她的菜篮，夜里又梦见太白星坠入腹中，随后便生下李白的故事，仿佛是那刚刚发生的邻里家常：还记得鲤鱼是红色的，嘴上有两条须，沾了水后阳光白闪闪的，一如后来李白诗中不同长者的白须白发！又记得拖着长尾巴的太白星，初入母亲怀抱时是凉飕飕的，一会儿就转暖了。这种来自天堂的温情，致使李白的生命从受孕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自觉自洁的自由之身。
五月是一种季节！五月是一种灿烂！那一块块依山而建，有清风明月碧树新花相随的青石，因为李白的诗篇而熠熠生辉。阳光下碑刻的影子很小很小，诗魂的覆盖很大很大，弥漫着越过高高的太白楼，锵锵地归落到握在石匠手中的铁钎上。几乎在同一时刻，同行的众人一齐记起，多少年前，那位蹲在溪流之上，立志要将手中铁棒磨成绣花针的老太婆。天边飘来一朵无雨的白云，山上开着无名的白花，水里翻涌清洁的白浪，假如传说无暇，贪玩逃学的少年李白则是何其幸运，再不发愤，岂不是天理难容！在铁棒一定可以磨成针的真理之下，并非必须将铁棒磨成针。铁越磨越白，铁棒越磨越细，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头白发苍苍的老太婆不经意间就将与铁毫不相干的李白，磨成能绣万千锦绣文章的空灵之针。磨成针的李白自江油起一发不可收，去国数千里，忽南忽北，走东往西，足之所至，诗情画意千秋万载仍在人间涌动。那位老太婆哩？有谁还记得她的模样、她的姓名、她的伟大与不朽？一如隐藏在莽莽川北的小镇青莲——她造就了诗词的盛唐，却被盛唐的诗词所埋没；她造就了唯一的李白，却被李白的唯一所争议。有一种伟大叫平凡，有一种不朽叫短暂。一个人的笔墨总会是万千乡情的浓缩，一个人的永恒一定是无数关爱的集成。白发三千的老太婆想必是一位熟识人性的老母亲，对她来说，母爱是最容易被记起，也最容易被忘记的，此中道理与阅历一定被她早早经历过了。
又是一个女子！从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年，一样样的女子每每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当是决定李白一生一世以轻灵飘逸为诗风诗骨的某种关键！
“江油南面三十里处的中坝是川北商业汇集的地方，有小成都之称。从青杠坝出发向江油前进的七十里路程中，尽是平坦地带，种满了一望无际的罂粟，五颜六色的花朵，争芳斗艳，确是美观。这是入川后所看见的最大幅的罂粟地，良田美地上，竟为毒物所占用，不免感慨系之。”这是张国焘在回忆1935年率部进攻江油时所写的一段文字。当地人也说，当年川北的富庶完全在于鸦片的种植与收获。在罂粟妖冶的迷惑面前，我很奇怪自己竟然游离了文学惯有的描写，不再习惯于用罂粟来形容某些女子；显现在思绪里的全是那些坐在茶馆里吸食鸦片，或者宁可扔掉刀枪也不肯放下鸦片枪的旧时川地男人。虽然罂粟与鸦片是外来的，李白那时还没有这类美艳的毒物，却丝毫没有妨碍川北男女在李白诗词之外的人生中分野出高下。阅读李白，满篇不见川北女子，满篇尽是川北女子：眼睛一眨，便会遭遇李月圆的温良；心灵一动，磨针老太婆的恭俭就能扑面而来。
铁因磨白而使成材，路因踏白而被行走。
没有磨白的铁是废铁，没有踏白的路是荒径。
那些没有载入李白诗篇中的川北女子却无损毁，一如既往地生活在以小镇青莲为诗意起点的整个川北大地上。就像李白以画屏相称的窦圌山，我所看重的不在于其诡其异，而是那朗朗如白雪的云。又像行走在当年李白求学匡山的太白古道，亦不在于那峥嵘崎岖，只想重蹈此中特有的于泥泞中自净的洁白山光。
宛如燕子红与杜鹃花、映山红，这样的山，我的乡土中也有；这样的路，我的乡土中也有。这样的山和路，人人都应拥有。
楚汉思想散
这些年，走过的地方越来越多。也不知道是何原因，只要所经过的道路出现惊险，就会想起那些被称为浙江佬的人，在高山绝壁上放炮修路的情景。去西藏，去新疆，去云南，去太平洋彼岸的科罗拉多峡谷，去欧洲腹地的阿尔卑斯山脉，只要车辆长时间用低速行驶，只要同行的女性不再将柔曼的目光投向车外，小时候的见闻便如期而至。因为修战备公路，浙江佬才作为名词出现在乡土生活的日常词汇中。大约是当年修鹰厦铁路练就的本领，浙江佬一来到楚汉东部的大别山区，那些一向被以为无法逾越的座座雄关大岭，便乖乖地任其摆布。这条路现在被称为三一八国道。更年轻的人，根本就不在乎那些咽喉要道是谁修出来的，如果有浙江佬一词从他们嘴里冒出来，百分之百是与在沿海一带打工的经历相关。那时候，在乡土生活中，浙江佬是一种传说和传奇。许多远离公路而居的人，男的挑上一担劈柴，女的拿着几只鸡蛋，说是卖给浙江佬换点油盐钱。那些爱看热闹却又没有多余力气的老人，哪怕搜肠刮肚也要想出一门挨着战备公路的熟人家走一走亲戚。所有人的心思都是一样的，就想看看不怕死的浙江佬如何用绳子捆着自己的腰，吊在云雾里，挥着锤柄近一丈长的腰锤，在悬崖绝壁上打眼放炮。在这种传说与传奇的背后，还有一种公论：浙江佬太苕了！“苕”字是汉语言楚汉语系独有的。它有北方语系所说的傻的意味，又不全是。从语感上分析，湖北人每每用到苕字，相比北方人用傻字时，多了一种悲悯的质感。一条战备公路，不仅引来了浙江佬，还有广西佬。广西佬来是为了修桥。广西佬爱吃蛇，乡土中人也说他们苕。此时此刻所说的苕，已经是嘲笑了。
这种总不肯一去不返的记忆，想要兆示的意义，一直让我很难面对。
浸泡在乡情里的人谁个不会敝帚自珍！
在同一片地域上来往的时间太久，不知不觉中就会忽略个体和群体的秉性。直到某月某日某时，因为某人某事的触动，突然觉悟到某些个人生活的某些过程时，已经恍若隔世。2003年正月初九晚上，楚汉东部县份的一群人，在武昌某处聚会。大家一致约定，不许说离家多年，早已学得十分圆熟的普通话或流行于楚汉之都的武汉方言，只能用在乡土中世代流芳的方言俚语。大家轮番开口说过，不用介绍，每个人在乡土中的细小位置便能大致判断出来。县里有两条河，沿西河住的人，称母亲为姨的阴平音并且尾音略作拖长，父亲称作大；沿东河住的人，将母亲称作丫、父亲称作父。在楚汉地域，关于父母的称谓，不同县份叫法时常不同。出了大别山区，紧靠长江的广济和我久别的老家黄冈两县又有区别。广济人将父亲叫作爷，叫母亲时用的是地地道道的姨。此外他们更有一种奇妙的称谓，未婚的年轻女子被他们叫作妈儿，妈字的阳平音加儿化音。这样的称谓，每每让周围那些县里的年轻女子害羞不已；同样的语词，同样的发音，所指的却是女性乳房。黄冈人更奇，母亲被叫作咩，父亲则被称为伯。民间代代相传，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担心生下来的儿子不好养，万一有前生前世结下的冤家，变作鬼魂前来寻仇，好使其分不清人与人之间的嫡亲关系而无从下手。一句称谓，透露出内心深处类似黔驴技穷般的无奈。但在那些置身事外的人的眼里，却成了不光彩的伎俩。楚汉地域方言实在太多，每个县有每个县的特殊说话；甚至在同一个县里，上乡的人听不懂下乡的人说什么。一个地域的方言变化太多，会让外来者觉得无所适从，这显然是清王朝派到楚汉地域的大员张之洞，慨叹“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前因后果之一。
相聚的时候总有许多失落的往事回忆不尽。那条当年的战备公路，多数路段是由乡土中人修筑，只有那些使人望而生畏的地方，浙江佬才能大显身手。据此断言乡土中人不勤奋不勇敢，显然与事实不符。况且在随之而至的修水库、改河道、挖水渠等被政治高压所驱使，企图改天换地的生产活动中，乡土中人甚至凿开了更高更险的山山岭岭。当然，说到底他们做这些事情时，是被动和不情愿的。
那位叫张之洞的大员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被一代代的人当了真，弄得天下人都以为楚汉地域上的芸芸众生个个都是人精。乡土生活有句俗话：灵醒人从不说别人苕，苕的人从不说别人灵醒。诸如此类。当他们说浙江佬苕时，难道不是正在暴露自己本性中的苕吗？说到人精，有句在省内长盛不衰的话：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三个汉川佬抵不上一个沔阳苕。黄陂、孝感、汉川、沔阳（如今叫仙桃）等县份，正好围绕着位于武汉北边的汉口、汉阳两大城区。汉口六渡桥或汉正街的居民，被公认为最正宗的武汉人。他们的前两代或三代，大多来自这几个县。那些没有在城内定居下来的人，也逐渐养成了靠城吃城的习惯，做起生意来，一点也不亚于城里的人。按照无商不奸的古训，既然入了生意门，就不应该将此生意人和彼生意人区别对待；在日常的历史中不管是礼遇还是非礼遇，彼此都应该平起平坐。事实上却不能。这些亦农亦商的人，天生比只会坐店堂的城里人更能吃苦耐劳，不管生意大小、路途远近，只要有赚的就一定肯做。特别是黄陂人，走到哪儿聚在哪儿，硬是在汉语语汇里创出一个相关的歇后语：无陂不成镇，无陂不成市。溯江而上，离武汉不到二百里，就是被民间话语推崇的现在改称仙桃市的沔阳。从性情上看，沔阳人更像吉普赛人。前两年曾经在一本杂志上读到，在俄罗斯的后贝尔加地区，居住着一群至今仍将沔阳话讲得十分地道的沔阳人。这些早已入俄罗斯籍的沔阳人，记得他们的祖先如何敲着三棒鼓，以沿途给人挑牙虫为生计，一步步地走完这千万里路程。也是奇怪，不管是在楚汉本地，还是在外部世界，做小生意时的取巧会招来说不尽的骂名；挑牙虫则不会，哪怕后来明白是中了骗局，人们也是一笑了之。再也没有谁去大肆传播，要其他人接受教训，不要相信那些唱渔鼓的人说自己嘴里有什么牙虫。沔阳人也不明白自己如何一走就走到天远地远的俄罗斯腹地，好像精于算计的心眼一点作用也没有，往哪里走全凭一双脚拿主意。不随波逐流，不趋花向柳，所有与历史世事的契合，都是因为偶然中一时兴起。看上去几乎就是机会主义盛行，随风而去，随遇而安，实际上是受随心所欲驱使，那些既成事实往往包含着许多同自己过不去的成分。有谁还在这种后现代思潮风行的时代，仍在惦记着要纠正当年自己得到的“造反派”结论之名？那一年，在楚汉之都，一个拥有百万之众的组织，愤而将“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要员抓了起来，惹下被称作“七二〇事件”的燎天大祸。事情的发端只不过是该组织梦寐以求地希望能够获得所谓左派即“造反派”的名分。三十几年过去了，这些人还没想明白，回过头来又要求有关方面为其平反，声明他们当年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当年被这个组织抓获的那几个人，就是将这个组织当作“保皇派”，而险些被万众踩成肉泥。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位女子在公共汽车上突然打了身边男人一耳光，过了一会儿，女子又打了男人一耳光。女子中途单独下车后，旁人问起来才知道，男人发现女子短裙后面的拉链开了，便好心好意地替她拉上。男人因此挨了第一个耳光后，一边生气，一边自省，既然帮女子拉上拉链是不对的，那就应该让其恢复原状，没想到又挨了一耳光。想一想，这一实一虚两件事，何尝不是异曲同工？有时候，楚汉之人就是这样为人处世。
记得年幼时夜间乘凉，听大人们反复讲述四个不同地方的人在一起比赛吹牛，谁赢了谁吃肉喝酒。河南人先说，河南有座少林寺，离天只有一丈一；随后的陕西人说，陕西有座大雁塔，离天只有八尺八；排在第三的四川人说，四川有座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湖北人最后说，湖北有个黄鹤楼，一半伸在天里头。湖北人一说完，独自将别人输的酒肉全吃了。楚汉地域上的人向来乐意别人说自己精明，并且普遍地瞧不起地理上的北方近邻。其实，不用放进更大的环境里比较，只在中南几省，出武胜关往黄河边上走，沿途遇到的那些声声叫着吃大米肚子疼的人才是真人精。想要楚汉之人承认这一点却很难，哪怕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心里明白得像是点着了灯，嘴里还是说不出来。楚汉地域上，要水有水，要山有山。水是名水，譬如洪湖、汉水和清江。山是名山，譬如武当山、神农架和大别山。那一年，从西安来的一位朋友站在东湖边大声惊叹，这哪里是湖，分明是大海！没有海，却有许多海一样的浩大湖泊。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这样的功夫才是真了得。北方近邻用多年泛滥的黄河雕塑出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悲怆，再用水汪汪的眼睛闪烁着干旱至极的无助。楚汉之人，假如同样擅长承接天地日月精华，武当山之仙风道骨，神农架之古朴沧桑，大别山之春华秋实，汉水之温文尔雅，清江之纯粹无邪，洪湖之富庶怡然，如此等等，随手选来，哪一种形象都能远远胜过那只强加在头上的“九头鸟”。说不上是不愿意用，还是不会用，到头来，单就外表来看，楚汉地域上，男性普遍缺少特质；女性的遗憾更甚，除少数生长在与外省接壤的山区里的女性，多数女性，或者更直率地说，绝大多数女性都是天生丽质一说的陪衬者。
与外表憨厚的北方近邻相比，生活在楚汉地域的人偏爱将仅有的那点精明，当成一种得意、一种炫耀，率性地表达在脸上。不知情的人，至今仍在将那条汉正街当成楚汉地域的脸面。想当年汉正街首开小商品自由贸易自主经营之先河，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有多少地方比照着这里的模样，或者照本宣科，或者发扬光大。春常在，人空瘦。到如今，整条街上生意依然红火，坐在后堂盘算的店老板大多换成了那些曾经在大别山区开山辟路的浙江佬中最著名的温州佬。并不是本地人亏了血本难以为继，就算是个苕，在汉正街做生意也不会不赚钱。只是赚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觉得够了，在别处买套房子，腾出那些黄金地段上的房屋，租给永远也折腾不够的浙江佬中最著名的温州佬。靠着他们所付的房租，每天里邀上三五知己在一起打上四个风的麻将，散局后再去街边小店喝两个回合的靠杯酒，说不上是看破红尘，也没到游戏人生的境界，真正的理由很简单，他们喜欢这样生活。这样的情形在楚汉地域上已到盛行之势。在那些星罗棋布地绕着武汉的大城小镇里，说起来，大家都在慨叹日子过得清苦，可是，大大小小的麻将馆里莫不是人满为患。能行乐时当行乐，得逍遥时且逍遥，这样的人精自然是此中极品。楚汉地域上的人如果也像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人那样，早早悟透人生，自然能活得不同凡响。偏偏他们只是率性而为，做事论事，大多凭一时好恶，性情所致，慎思不及。张之洞所言及的以及后人对其理解的，恰恰与此相悖，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没有看到楚汉之人本质上贪欲有限。即使是做成了事，大多是为了做而做，至于为什么要做，做了又须达到何种境界，他们是不会去深思熟虑审慎为之的。
所以说，性情中的楚汉之人天性喜好先天下之乐而乐。
说楚汉地域上多是性情中人，还有语言可作佐证。楚汉方言，语调多为高开高走，即所谓的高腔高调。听上去只有喉音，等不及像北方人那样让心里的话经过腹腔，回绕一下再说出来，因而总显得尖锐有余，忠厚不足。这一点又以江汉平原和四周丘陵地带的人为最甚。深究其中，也没有别的理由，无非是不愿压抑自己的性情，久而久之自然成了习惯。在真实生活里，楚汉之人极难做到比赛吹牛所形容的，耐着性子，将一剑封喉的绝招留到最后。只要有了要说的话，哪怕别人正在说，也要插进去，先将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这其中，最著名的楚汉人物，古有西部秭归县的屈原大夫，今有北部郧县的杨献珍，东部浠水、蕲春的闻一多、胡风二位教授。别人正在津津乐道，老先生们硬要多嘴多舌，横插一杠子，结果能好得了？性情中人，好则好矣，不好起来一个比一个下场悲惨。
所以又可以说，性情中的楚汉之人天生善于先天下之忧而忧。
楚汉地域的东西两端，有两道名菜。一道菜叫懒豆腐。这是宜昌一带的叫法，在恩施一带则称其为合渣。顾名思义，这是懒人用懒办法做成的豆腐。它省掉了过滤、点卤、煮沸、冷凝后挤压成形等工序，将泡好的黄豆磨成粗浆，直接放进火锅，加入一些当地出产的时令山菜和腌制小菜，煮好即可。看上去其貌不扬，吃到嘴里味道鲜极了。另一道菜严格说起来并不叫菜，却在楚汉东部山区广为流行。无论天热还是天冷，一边做饭做菜，一边将灶里烧剩下的劈柴或者松枝用火钳夹出来，放进一只炉子里。偶尔家里有人生病，也会用这炉子来煎药。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炉子是用作烧吊锅的。炉子随后会被掇到桌面上，再将一只黑乎乎的吊锅架上去。吊锅里别无他物，只有滚沸的半锅清水和几只翻腾起伏有红有黄的腌辣椒。等到该坐下来的人全部围坐下来，说声吃饭吧，并不是先动筷子夹菜，而是将放在吊锅四周某一碗炒得好好的菜，倒进吊锅里。无论什么菜，最终都是一样地倒进吊锅里。各种各样的菜，烩在一起，味道好到无论菜有多少，都会吃个精光。楚汉之人内心崇尚的正是此类的简单生活，需要像下棋时长考一样的思想并非其长项。得益于地理上的优越，在楚汉之人的行为里，诸多事情，只要像懒豆腐和吊锅那样，依一时性情随手处置就行。曾经有人建议楚汉之都武汉，有无市花无所谓，市香是万万少不得的。建议的市香是热干面的芬芳。每天早上，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内，各种写字楼，甚至星级宾馆里，只要有人就一定有热干面的印记。在汉语言所流传的地方，从来没有哪个地域会像楚汉之都武汉这样，假如没有热干面，男女老少宁可将空气和白开水当早点。深究起来，热干面这东西，也是随手之作。同饮一条长江水，往上有四川的担担面，往下有上海的阳春面，当中的热干面，正好取了二者味道的平均值。难怪楚汉之人爱说，性情中人自有天地垂青。
天生楚汉，天生湖北佬，每逢历史大起大落，总有一些蹊跷事降临头上。
说句天大地大不着边际的话，如果真有谁能主管人间命运，分管楚汉的那家伙一定是个爱犯糊涂的家伙。因为，相同的赏赐，只要给别处，莫不作出惊天动地的篇章，轮到楚汉却不尽然。
譬如说黄梅戏，乡音乡情浓得用水都化不开，却没有办法在本乡本土活下去，顺风顺水流浪不过几百里，踏上安庆码头后，忽然间江南江北莫不为之倾倒。同样是戏曲，当年演习汉剧的罗田弟子余三胜出武胜关北上，一不小心就让深植于北方大地上京剧变了样。如今的京剧，随处都能听出汉剧的韵味，被抑扬婉转的汉调皮黄等丰富过的京剧，唱念中理所当然地带上了许多楚汉方言。作为京剧母本的汉剧，说气数已尽当然不符合事实，理解她并接受她的人越来越少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诸多省份里，楚汉之人是乡土观念最淡薄的。别处的人，在本土之外见到本乡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表达亲密的方式。在乡亲与非乡亲中不作区别的，恐怕除了楚汉之人再也找不到第二例。黄梅戏走了也就走了，京剧得了汉剧的精华也就得了。当地人似乎也习惯于这样。当时不说回报，尔后更想不起来。
楚汉之人最可爱的秉性是敢为天下先。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张之洞，正是有此基础，才有在楚汉地域上将国家大事做出个新气象来的决心。近代史上著名的汉阳造步枪，近代史上著名的汉阳铁厂，近代史上著名的大冶铜矿，像明珠一样让中华文明的近代史熠熠生辉。著名归著名，此后的一百多年里，最早为中华民族前程大计发起工业文明启蒙的楚汉地域，反而离工业文明越来越远。一百多年后，一个叫格里希的德国人，破天荒地当上了楚汉地域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由此引发的震荡，再次演化为近代中华工业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体制变革。在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彻底性变革面前，弄过潮的楚汉之人，出乎意料地再次退居幕后。心不甘，情却愿。格里希走了，转瞬间，楚汉之人就从后工业文明的雏形里退出来，回到自给自足、自娱自乐、将曾经的启蒙置之度外的混沌状态。
在外人看来，这样的事还不足以令其扼腕长叹。那些将学问做得越来越浪漫的人，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是，整体实力在公元前足以称为超级大国的楚国，居然被各方面相对落后的秦国灭了。留下一个天大的疑问：假如当年不是由秦国而是由楚国来统一中国，中华民族的历史会不会更加光彩？在此之前，中华民族都是通过尧、舜、禹等新生的先进的力量，对旧王朝的更迭，来实现国家整体的进步。相比于其他王侯领地更具浪漫气质、更注重张扬人性、在其时更能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楚国，为中华民族史上开了恶劣的先河。虽然史有名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后来楚人刘项联手，真的灭了秦王朝，只是恶性循环一旦开始，就难以停顿。随之而来的千年经历，多少王朝竟然一次次地仿效这种恶劣，以一国之泱泱，三番五次落败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地方势力。衰落再衰落，最终几乎成了列强们的殖民地。
楚汉之人实在不是那么容易说得清楚的。楚国人本应该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中成为主宰，最终的历史烟云只让它扮演了一名优秀的配角。说性格主宰命运，显然无法涵盖其中太多的内容。否则，在楚文化风风光光地沉沦的背景下，历史就会因此而生偏见。事实上，历史对楚汉地域的垂爱十分显而易见。经朝历代，最早从楚国废墟上建立起来封建社会的大厦，面临同样的土崩瓦解。又是楚汉之人，仅仅发起一场仓促得不能再仓促的武装起义，就超越了北方南方那些经过周密策划的暴动，并宣告了封建社会最后王朝的覆灭。区区数百人，没有真正的领袖，没有真正的纲领，事成之后，这些起义者竟然还得用枪逼着那位事发之际仍在效忠清王朝的黄陂人黎元洪来统领自己。历史就是如此不可思议！黄兴和孙中山，是何等的魅力，何等的才干，人中伟杰的他们几经生死也没做成的事，由一群毛头小子一夜间实现了。在这里，天降大任于斯人已经不能说明具体事件，而应该说成是，天降大任之际，成也性情，败也性情！
每个地域的人格，自有每个地域的生存考验，历经千代万代才形成。楚汉地域上人格的传承，必然受到山水地理的潜移默化。长江浊，汉水清，南风吹来酷暑，北风吹来严冬，四通八达的陆路和水路，长年往来着五花八门的人众。当年的毛泽东，自离开湖南老家，楚汉之都武汉是其在京杭之外住得最多的地方，光是东湖边的一处居所，就光顾了二十六次之多。按照西方人的理解，在性格上，毛泽东是一个不太好相处的人，哪怕是出生入死的战友，最终都没有办法不同他闹翻。楚汉地域上究竟是什么风物让毛泽东情有独钟？天下山水难说楚汉最好，天下物产难说楚汉最丰，天下人性难说楚汉最佳。也许吧，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毛泽东，于孤独中另有一种对内心少有禁忌的性情中人的喜欢。也许吧也许，那个至死也不肯承认自己是河南新县人的许世友，就因为不肯改变世代形成的楚汉性情，才被毛泽东特许，可以带枪进中南海，可以生前忠于共产党，死后孝敬老亲娘。性情中人就像熔化温度为摄氏三十七点五度的纯巧克力，入口就化，其亲和感没有丝毫强加的意思。地理上的楚汉处在五湖四海中央，三教九流涡心。天设地造时，就已经命中注定要为东边的太阳，西边的月亮，去北的鸿鹄，往南的鸥雁们充当中间站。这是最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人家累了，心里想象的是能得到五星级的服务。天下只有一个楚汉，那么多人事川流不息地到来，得到好处的没事，感觉没有得到善待的当然会在继续上路后，将自己的抱怨川得到流不息地播撒出去。如今的巧克力越来越不可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非巧克力被注入巧克力里。楚汉地域上的许多败笔本是外来者留下的，很难想象，旅行者会将沿途产生的物质与精神垃圾，一粒不落地背负到终点；将其抛在楚汉这块最大的人事聚散地上，就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楚汉之人是由长在赤道南北二十度纬度以内的可可树上结的果实所制作出来的纯巧克力，楚汉之人的性情是可可豆中所含的化学物质苯乙胺，只要喜欢，它就会刺激人体释放出使人倍觉愉悦的另一种化学物质多巴胺。思想庞杂意图超越古今指点江山未来的毛泽东，回到日常当中，愿意同思想清澈的性情中人相处，则是自然而然的事。
楚汉之人的无意为之，恰好契合了西方人所说的，巧克力应当醇厚，思想应当清澈。
楚汉之人一次次地浪费了历史给予的机遇，历史又一次次地重新赐给新的机遇，其中预示什么，它的神秘性在哪里，恐怕还得让未来作证。
唐诗的花与果
一个人怎么会在心灵中如此迷恋一件乡村之物？
这种感觉的来源并非是人在乡村时，相反，心生天问的那一刻，恰恰是在身披时尚外装，趴在现代轮子上的广州城际。那天，独自在天河机场候机时，有极短的一刻，被我用来等待面前那杯滚烫的咖啡稍变凉一些，几天来的劳碌趁机化为倦意。当我从仿佛失去知觉的时间片段中惊醒，隔着热气腾腾的咖啡，所看到的仍旧是挂在对面小商店最显眼处那串鲜艳的荔枝。正是这一刻里，我想到了那个人，并且以近乎无事生非的心态，用各种角度，从深邃中思索，往广阔处寻觅。
那个人叫石达开。这一次到南方来，从增城当地人那里得知，习惯上将这位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说成是广西贵县人，其实是在当地土生土长，只是后来家庭变故，才于十二岁时过继给别人。十二岁的男孩，已经是半个男人了，走得再远，也还记得自己的历史之根。传说中的石达开，在掌控南部中国的那一阵，悄然派一位心腹携了大量金银财宝藏于故乡。兵匪之乱了结后，石姓家族没有被斩草除根，只是改了姓氏，当地官府甚至还容许他们修建了至今仍然显得宏大奇特的祖祠武威堂，大约是这些钱财在暗中发挥了作用。身为叱咤风云的清代名将，对于故乡，石达开想到和做到的，恰恰是乡村中平常所见的人生境界。
岁月不留人，英雄豪杰也难例外。增城后来再次有了声名，则是别的缘故。因为有了高速交通工具，这座叫增城的小城，借着每年不过出产一两百颗名为挂绿的名贵荔枝之美誉忽然声名远播。那天，在小城的中心，穿过高高的栅栏，深深的壕沟，站到宠物一样圈养起来的几株树下，灵性中的惆怅如同近在咫尺的绿荫，一阵阵浓烈起来。
不管我们自身能否意识到，乡村都是人人不可缺少的故乡与故土。在如此范畴之中，乡村的任何一种出产，无不包含人对自己身世的追忆与感怀。正如每个人心里，总有一些这辈子不可能找到的替代品，而自认为是世上最珍贵的小小物什。乡村的日子过得太平常了，只要有一点点特异，就会被情感轻易放大。乡村物产千差万别，本是为了因应人性的善变，有人喜欢醇甘，也有人专宠微酸，一树荔枝的贵贱便是这样得来的。因为成了贡品，只能是往日帝王、斯时大户所专享，非要用黄金白银包裹的指尖摆着姿态来剥食。那些在风雨飘摇中成熟起来的粗粝模样就成了只能藏于心尖的珍爱之物，当地人甚至连看一眼都不容易，长此以往当然会导致心境失衡。
从残存下来的历史碎片中猜测，十二岁之前的石达开，断然不会有机会亲口尝到那树挂绿的甜头，如能一试滋味，后来的事情也许会截然不同。乡村少年总会是纯粹的，吃到辣的会嘬着嘴发出吱吱声，吃到甜的会抿着嘴弄出啧啧响。率性的乡村，没有爆发什么动静时，连大人都会不时地来点小猫小狗一样的淘气样，何况他们的孩子。石达开甚至根本就不喜欢荔枝，在这荔枝盛产之地，如果他尝过所谓挂绿，只要有机会，便极有可能用其调换一只来自遥远北方的红苹果。事情的关键正是他缺少亲身体验。绝色绝美的荔枝，或许根本就是地方官吏与前朝帝王合谋之下的一种极度夸张。小小的石达开想不到这一层，而以为那棵只能在梦想中摇曳的荔枝树，那些只能在天堂里飘香的挂绿果，真的就是益寿延年长生不老之品。
是种子总会在乡村发芽。难道就因为位尊权重，便可以堂而皇之地掠走乡村的心中上品？后来的石达开，一定因为这样想得多了，才拼死相搏，以求得到那些梦幻事物。后来的石达开，得势之时还记得这片乡村，难道没有对少年时望尘莫及的荔枝挂绿的回想？
在现有的据说是用石达开捎回来的财宝修建的宗祠的屋檐上，至今还能见到“当官容易读书难”的诗名。当年不清楚的事情，留待如今更只有猜度了。正是由于如此之难，更可以让人认为石达开当然吟诵过杜甫的名句。那些开在唐诗里的乡村之花，一旦与历史狂放地结合，所得到的果实，就不是只为妃子一笑的一骑红尘，而是一心想着取当朝而代之的金戈铁马万千大军。
没有记忆，过去就死了，不得再生。没有记忆，历史就是一派胡言，毫厘不值。没有石达开了，没有挂绿，荔枝总不至于不是荔枝了吧？将唐诗当作花来盛开，最终还得还以唐诗滋味。这样的荔枝才是最好的。
失落的小镇
一
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几乎不能写一个字。那笔对我来说，拿在手里如同拿着一把刀或一支枪，让我去除掉一个谁；当面对纸上许多方方正正的小眼睛时，我却惶惶不知往何处落下。那一阵，就连在工资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也觉得疙疙瘩瘩的，笔和纸仿佛存在着一种仇恨，推推搡搡，让我怎么也把握不了。
《凤凰琴》的电影改编者对原著的肆意妄为及相关版权纠纷，单位里人事的角逐，还有内心深处那种巨大的难以对人言的苦闷与痛楚，如山一样压在自己的身上。
当然，也不是没有欢乐的日子，但那时光之短暂，让人更感到痛苦的漫长。这实在又一次印证了那句名言：欢乐是虚无的，痛苦才是实在的。
黄州是个极小的城市，任何一种俗套都企图淹没她的风雅。
身居其中，实在有万般的无奈。譬如，在黄昏的晚风中，想独自寻找一片净土，让灵魂出一回窍，捎一些清凉和宁静给心灵，让星星、月亮抚一抚永远也不会出血的伤口，让无边无际的夜空融合那一声声的呻吟。可我尚未动步，那几双职业伫望的眼睛，就降落在脊背上；那彻骨的凉意，一瞬间就能冻僵散步的情绪。
往常，一位学工科的才华出众的朋友，常常脱口冒出一句：高处不胜寒。我那时没有站在高处的体会，不知此寒为何物。现在，当我一步一步向着山峰攀去，回想朋友说此话时的情景，不免慨然、怅然，还有惘然。
感谢王耀斌、丁永淮等师长的帮助，我终于请上了三个月的创作假；那个神秘的山里小镇，当然不是世外桃源，但它能帮我回到文学的伊甸园。潇洒逃一回，这当然难说是最佳选择，起码不是那种挑战人生的男性的强悍风格，但这怪不得我，要怪只能怪生活。拿上行李，就要出门，儿子生病上医院打针去了，过几天他就要满十岁。在他十五岁时，他会责怪我此刻不在他身旁，可我相信等到他三十岁时，他会理解父亲的。所以，我将要把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献给年满三十的儿子。
咬紧牙关，逃一回吧！管他潇不潇洒。
二
送我进山的中巴车，在胜利镇街口将我扔在一派萧条之中，一扇大门旁不知谁用红油漆写着四个字：胜利车站。我环顾四周，除略显破败的街景与大多数车站一样，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人感觉到这就是车站。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慢慢地对此表示理解，作为亦迎亦送的车站，它从来不是旅行者的归宿，而永远只是整个旅途的一部分，疲倦与无奈才是它的本色。北京火车站、深圳火车站，在落成之际是够豪华的了，一旦涌入匆匆来去的人流，那些僵硬的奢侈无论如何也掩不去灰色的苍茫。无处不在的是迷惘，是惆怅，是遗憾和失落！
不知是什么原因，在随之而来的那四十多个孤独的日子里，于写作之余，下楼走一走，散散步，放松一下情绪，那脚步便情不自禁地迈向车站。尽管那儿雨天很泥泞，晴天又尘土飞扬，嘈杂与脏乱则是不受气候的制约，每日里一如既往，可我总是管不了自己的脚步，非要绕着车站走一圈，然后或是沿着河堤、或是沿着沙滩、或是沿着公路与小街慢慢地走去。
有时候，一边走一边免不了想，如果父亲一直待在这座名叫胜利的小镇，那如今的我会是什么模样呢？那个黑得很深的夜，其实还不到八点钟，老长老长的公路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行走着。后来我也停下来不走了，望着大河淌水，听着旷野流风，我无法不想到爱与爱情。就在这种时刻我突然异想天开地意识到，人对历史的关注，更甚于对未来的仰望。在我每天对小站的不自主的回望中，包含着所有普通人的一种共性，那就是对无法拒绝的过去的百感交集。
我在写完第六章中的一个较精彩的细节后，曾问过自己，你怎么想起要来胜利镇写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呢？这是一种纪念，还是一种向往？我不愿对自己多作解释，因为这已成为“过去”了；关于过去，是谁都无可奈何的。然而，过去可摸、可看、可怀想、可思考，还可以悔、可以恨、可以欢喜、可以忧愁。就像眼前这小站，无论它如何破败，也仍是无数旅途所不可缺少的一环一节。人生也有许多破败之处，包括选择上的失误，过程中的不当，一段痛苦的婚姻，一个不如意的工作，或者还有受人欺侮，上人贼船。虽然它是那么不堪回首，可它把你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有苦有乐的生命实体，没有它，人生就无法延续下来。就像一件穿了多年的破内衣，由于习惯，甚至不能察觉它的坏损。
在后来对小站的回首中，我努力想把它升华到具有文化地位和历史意识的高度，想从中找到一些哲学感来。越是如此越是发觉事情的奇妙，我不但不能抽象出形而上，反倒变得更加形而下。随着时间的延长，我对小站的回望也越来越多，我很清楚自己的真实想法，多日不能与人长谈，许久不知山外消息，我太渴望能见到一个熟人了。每当那驻足不前的大小客车开门吐出一堆堆陌生人时，我总是希望从中见到一个让我大吃一惊的身影来。在一次次的失望以后，我甚至觉得此刻哪怕遇上曾让自己恨之入骨的人也行。幸亏我并没有这种机遇，真的那样，我肯定还是无话可说，而只有那种又与自己的历史打了一回照面的感觉。
面对过去，许多人可能都会无话可说。这不是一种无奈，人在“过去”面前永远都是一个幼稚的小学生。尽管每个人的过去是每个人造就的，过去仍旧固执地教化每个人。我从小站来，我记得小站以前的一切的路，但小站以后的路呢？小站只是又一个起点，它不能告诉我什么，可它是我前程的唯一依靠，或者说是离前程的最近之处。人恋旧大概也是这个缘故，旧事再难过，它也是踏实的，而未来总在虚幻之中，缺少一种安全感。我老是回头看小站，一定也是感觉到前面的路太长了。
三
胜利镇过去叫滕家堡，更早的时候还叫屯兵堡。
父亲以前曾在这里工作过一阵。我一直不明白，是胜利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胜利。十月十三日的黄昏时分，当我初次踏进这个小镇时，竟一点也不觉陌生，一切都似曾相识，仿佛是我那梦中无数次编织过的小小家园。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正拥有过一座家园，当父亲雇人将他的子女以及全部家当放在一担箩筐里，挑进大别山腹地后，我的人生就注定开始了那永远漂泊而达不到彼岸的浪迹。多少次，或在清晨，或在正午，或在黄昏，骤然踏进一座村庄或一处集镇，于是就在灵魂深处问自己，这是你的家园吗？这鸡鸣，这炊烟，这牛栏里浓酽的故土气味，这在村边小路上背着小山一样的柴火缓缓挪着脚步的女人，会是自己渴望中的家园情景吗？
在刚刚消逝的这个夏天，我们在与胜利镇隔着一座大山的青苔关办了一个笔会。也是一个黄昏，一行人走了十余里山路爬上关口，而后又踏黑寻访那边山下最近的一座小村。他们在前头走了，而我在已接近那小村时忽然停了下来，然后开始慢慢往回走。我反复地对自己说，你不能那样冒失，你有什么可以张扬的而让小村的人猛觉惊疑与惶惑呢？那样的家园是不可以随意打扰的！平静是他们唯一的财富，我们无权去抢掠他们！
面对着胜利镇我真不知该说什么，该想什么。站在自己既往的梦想面前，除了惆怅的回忆，很难有其他作为。
我暂住的那座小楼，窗口正对着一片河滩，河滩白茫茫的一片，横躺在一泓浅水与半弧枯岸之间；夕阳余晖洒在上面，不明不白地泛起一些别样的光泽。我想起自己四岁时偷偷跑到一条比这河要大要宽要深的另一条河里去洗冷水澡，被寻来的母亲按在沙滩上用篾条打屁股的情景。猛然想起这事时是在一天中午，那时我已吃过午饭，独自躺在那片沙滩上，任太阳慵懒地晒着，天地间到处都是暖洋洋的，秋水在顺流而下，秋风在逆流而上，沙滩像云像船一样载着我，我仿佛感觉到一阵阵舒徐的晃荡。
好久了，我都没有如此轻松，如此惬意，如此无忧无虑地享受人生片刻。这一两年来，一部部小说的发表与获奖，从未使我获得过短暂的快乐，相反，却使我感觉到无限的累与沉重。只有此时此刻，我才发现我是属于自己的，我可以有快乐，可以有幸福，也可以有胡思乱想，甚至可以高声将谁臭骂一顿，诅咒一番。当然，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心情好极了，我已原谅了一切的不如意。
我在沙滩上躺了好久好久，那种舒坦让人不想起身。后来，我对自己说，你再在河边贪玩，小心母亲又要来用篾条打你的屁股了，这才一骨碌地爬起来，回了屋子。
这天，我写了一万两千字。
从此，我每天都要到那沙滩上躺一躺，走一走。
那天，天一直阴着。傍晚时，我走出屋子才发觉外面正下着小雨。我懒得上楼去拿伞，一缩脖子便钻进雨中。
在我正要踏上沙滩时，忽然见到路上横着两只狗，两条尾巴绞在一起，而脑袋却是一东一西。它们一点也不理会我的到来，站在那里一副极投入的样子，当我恍然明白它们是在做着延续生命的大事时，便有些不好意思地绕着走开了。
小雨下得细细密密，四野里全都默不作声。我顺着沙滩缓缓地走着，一步步地将一条河踩成一片漆黑，远山上的几盏小灯在随风闪烁。如果将来某天我对别人说，在这一刻里我听到了大自然的召唤声，我感觉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我意识到了某种艺术的真谛，而使自己有了参透万物的大彻大悟，那肯定是在说谎吹牛或是神经错乱。在这冷雨中，沙滩上，我独自走了一个多小时。可我什么也没想，只是任凭冷雨将自己洗个透彻，洗成心空如禅，心清如月。只是反复祈祷，谁也别来打搅我，让我一个人好好待一阵，让我轻轻松松地活几天，活得像一个人。
在我离开沙滩，开始返回时，那两只狗已经不见了。只是在这时，我才想起生命的意义。说实在话，在那一刻里，我觉得人不如狗，因为狗从来就不用瞻前顾后，就本能地懂得生命的意义。
四
丝毫没有必要隐瞒，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小说是如此地难写。哪怕是在八十年代初的那种闭门造车或者说是勤学苦练的日子，也不曾有过脑子里空空荡荡、没有一丝灵感、没有一个词语的时刻。
枯坐灯前，那种阴影还笼罩着我。特别令我不安的是，耳朵里从早到晚一直嗡嗡作响，以至于不得不用一个小纸团来塞住它，求得暂时的解脱和虚假的平静。我知道，我不能寄希望于随身带着的二百五十颗中药丸。其实，每一个艺术家都比医生更了解自身疾痛。我知道，只要自己能够获得一片宁静，几缕温馨，沉重的生命就会变得轻灵起来。我恨那黑驴粪一样的药丸，可我不得不一日三次地用温水服下它。
五点钟的山区，天黑得很。这两年我走过各种各样的路，可我还是第一次如此充满信心，认可生命对于自己的无限意义。我想起许许多多关于生命的哲理名言，为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我将好好活下去，认真写下去。
在我来到胜利镇约一个月的一天中午，我刚上床准备稍事休息，窗外遥遥地传来了一阵鞭炮声，随后又传来了阵阵号乐声。开始，我还以为是谁家的新郎娶新娘，待推开窗户看过，才知是一队送葬的人群。
正在看时，队伍中不知是谁吆喝一声，那八个抬着黑漆棺材的男人，齐刷刷地跑将起来。道路起伏不平，那黑棺材竟像舰艇一样在海涛中豪迈挺进，脚下踏起的尘土亦如那蒙蒙的水烟。
那一刻，我的灵魂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直到他们跑过小镇，消失在镇子外面的原野上，我仍于窗边久久伫立。
那一刻，我实在不明白这究竟是不是一个生命的葬礼，在我看来它俨然是一种展示生命的庆典。旧的生命在新的生命的肩上不正是继续在做一种盛大的长跑与强势的延续吗？
然而，毕竟有某个生命单元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单就个体来说，这是一万种悲剧中最惨痛的一种。
因为，世界上唯有生命不可替代，不可作伪，不可被人摆布。
那天黄昏，我一个人爬上镇子后面的小山，山上有一个纪念碑，那是为悼念在本世纪上半叶那场改变了中华民族命运的血与肉的洗礼中，在此地非正常死亡的那些人而立的。在绕着纪念碑穿行、在没膝深的荒草中寻觅时，我不能不又一次想到死亡。
不管我们想还是不想，死亡每时每刻都在身边窥视着那种有机可乘的破绽，随时都有可能突袭我们。令人想不通的是，如今的人特别是那些养尊处优的年轻人，竟如此地不将生命当回事，且不说动不动用刀砍杀他人，就连对自己也那般的刻薄，甚至仅因大腿不好看，不能穿超短裙就可以去寻短见，仿佛真的如此便能再活第二回。
我至今只目睹过爷爷的死亡。那是一个深秋，爷爷已有半个月不能进食了。那晚，一家人都聚在爷爷的床前，此时的爷爷，除了眼皮能眨，其余一切活力都已先行离他而去。父亲替爷爷穿上寿衣、寿鞋，然后坐在床边，望着爷爷。就在这时，爷爷嘴唇忽然动了一下，像是要说什么。父亲猜测了一阵，拿起寿帽问爷爷是不是要将它戴上。爷爷的眼皮眨了一下，下巴也像点了一下。父亲给爷爷戴上寿帽后，爷爷便永远地闭上眼睛，接下来的满脸的安宁分明是一派无奈，只是心知死亡的不可挽回，才有此最后妥协。
我想起爷爷的死，那时我刚过而立之年。爷爷的离去使我明白自己并没有完全成熟起来。我像小孩一样，害怕去碰一下爷爷那正在发僵的躯体，甚至害怕去停放爷爷的屋子，害怕送爷爷去火化。我害怕生命的脆弱，更害怕生命为何只有这仅有的一次。
在荒坡上徘徊时，四周安静极了，只有山风偶尔来做一回短短的光顾。我伫望着那条曾有送葬队伍跑过的小街，心里突然明白，为何那些送葬的人要如此张扬。他们实在是要告诉众人，一个生命消失了，哪怕他活得再长，也还是要死的，那么趁着还活着，我们要万般珍惜。所以，送葬只是一种形式，它的真正意义是在警示我们：对每一个人来说，只要没有死亡，活着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只是活法的不同。有的人用智慧和思想，有的人用灵魂和血肉。这一点于作家也不例外，而我由于智慧的匮乏、思想的浅薄，便只能选择用灵魂和血肉来面对文学了！
（本文系长篇小说《威风凛凛》后记）
心灵处方
老家的堂兄专程来汉口，让我为新修的家谱作序。如果不是父亲早先在电话里嘱咐过，真让我难以相信这样陌生的人和自己竟是一脉相承下来的。父亲原本不大掺和这些，他年轻时就离了故土，携我们兄弟姊妹去几百里以外的地方，实践那个时代人所共有的社会主义理想。那时家族家谱都是迷信和封建，是要荡涤的污泥浊水。没料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些曾经的朽木又逢春了。
黄冈郑仓老家我只回去过一次，当时的感觉是无论住所还是人全都极为普通，假如没有人指点，无论如何我也想象不出那里是我们这些流连在外的人的根。
一个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以它的终极性，困扰了一代代生生不息的人。先祖也无法超越这个局限，他们在无奈之中才将一代代的生命血缘用文字记载下来，使那些离他们越久远的后来者，越是有一条清晰的脉络，然后在心里模拟自己生命出现之前的可能的状态与意义？一些家谱已够资格存入世界各地的著名博物馆里，在那种庄重而神秘的地方，它获得了相当的尊重，原因就在于它对于生命的可寻找性，以及对生命个体之外的虚空的可触摸性。当然这些都只是发生在文化意义上，它只强调精神世界里的作用，与用高精仪器和逻辑公式来研究人的肉身与灵魂决然不同。说到底，对普通人，家谱只是给心灵的一个处方，寻方煎药还得靠每个人自己。
详尽地阅读着家谱，也就是经历着一条漫长的大河，源头上细流涓涓，千里万里之后我们成了海一样宽阔的水面。
老家的人说，他们都以为上次修的家谱找不到了，历经几次战乱，接着又是动乱，多少东西被毁掉了难以修复，没想到有人在尘封的破木箱里找到了一堆废纸，里面竟然包着一套完好的家谱。老家的人为此兴奋不已。家谱上记载，上次修续的时间是在公元1933年。而上次的序却是在公元1918年就写好了，其中的拖沓让后人想到过去日子里的许多艰难。岁月在纸上变黄了。别人都说盛世修路、修桥和修谱，我惊讶我们家族的人不是这样。1933年在历史上是战火纷纷的年份，日本人在我们的国土上步步进逼，国共两党两军就在老家门口血肉相拼，而且年前还发了一场后来被写进县志的洪灾。兵荒马乱、天灾人祸时家族却在修谱。现在的情形也不太乐观，改革已让很多人感到阵痛，去年长江流域又暴涨大水，国家动用了几十万军队才挽狂澜于既倒。放在十年前那个浪漫的时期，修谱是一项不见歌声的赞颂，谁见了都会眉开眼笑。此时此刻，怎么做情绪里都摆不脱那份沉重。正因为这样，这样的家族更应该受到历史的尊敬。不管世界的宠辱如何，该做什么做什么，这是一种高贵品质。我们的先祖出身卑贱，自他以后的子子孙孙，亦多是自得其乐的种田人。能记载的只是他们的生卒年份，阳舍冥居，字里行间淡泊如行云流水。据说这样行文简约的原因是先辈中没有达官显贵。只是到了我父亲这里才出了他这么一个离休后能享受待遇的副县级的局长。其实这样也好，清清楚楚地给后人留一个明明白白，是能永久享受的最实惠的遗产。没有贪官污吏给家族抹黑，没有强豪劣绅让家族蒙耻，多好！假如摊上一个“刘桧”，我们的血脉还能如此干净吗？上次为家谱作序的是一位叫林彪的先生，他只是与老家的邻居、后来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的那位正巧同名，这一点千万要说明白，不可讹传。
家谱上写就的辉煌并不是后人的骄傲，家谱上记载的耻辱却是后人的羞愧。
续写家谱应是对本门本宗一段历史的盘点。比如，我们做过什么，我们正在做些什么，我们还将做些什么。光宗耀祖，在家是家事，在国是国事，在世界则是做人的基本。平淡久了则要浪漫，世纪正在更替，人不能不思进取。修写家谱是为大众明理励志。也是借先祖之尊，诘问今人。先祖无言绝不是无可奉告，何况多少代后我们也会成为祖先。因此我们今日所说的，一如先祖所说；今日我们所做的，也就是先祖所做。家谱怎么续写是每一个人的事。作为新版序言，我所说的最后的话是：咱们刘家的人还有很大的潜力，我们的家谱还应该更厚重一些，这一点并不难做到，只要用胆识、用勤奋、用聪慧，只要拥有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方法，即便身在穷乡僻壤也能创造辉煌。
尚在初始，就已终老
读了晓民兄转来的你的文稿。与你一向未有交往，我却不愿形容为素不相识，因为在你笔下流动着的几乎所有的细节与情怀，在我这里同样烂熟于心。
有句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动用一个字，这句充满贪欲的大话就变成一句实话：普天之下，莫非水土。除了水和土，这世界还有什么东西是永久、永远和永恒的呢？情到深处，还是改动一个字，就会变成大实话：普天之下，莫非乡土。
君之文章，真如乡土一生，见不到童年、少年和青年，一切尚在初始，就已经终老。偶尔有花开鲜艳如霞，偶尔有裙袂随歌飘扬，也不过是生殖季节的鲫鲤那般，产几次鱼子，随即就归于平静。乡土灵魂再执拗，也改不了幽静深沉之垂垂老者风范。乡土的一生就是眼睁睁看着荒野田园，从越来越为自己苟安的世界中怆然去远。愿意和不愿意都是无效的！人所体察的诗情，需要乡土扮演芳草萋萋、孤烟空寂、愁云薄如天、夕阳西下时，不能太痛，却少不得深深惋惜的情境。夏之苍翠，秋之苍黄，冬之苍白，春之苍茫，乡土终其一生，究竟在等待什么？究竟等到了什么？一辈子只能待在老家，用女人滴滴凄凉的泪水煎熬自己的内心，每每炼成峻峭深沉的诗句，便放在冰冷的历史长河里，凝成一种命中注定的咏叹。这是乡土唯一拥有的方式，面对始终处在阴影中的继往开来，默默无语地书写着这些永远的遗憾。
那是四季皆能生长的乡土。
那是与野草一样保留着少许辛辣的乡土。
没有诗意是一种痛苦。拥有诗意是一种更痛的痛苦。乡土疼痛时不会是诗意，但是诗意一定会是一种乡土疼痛。
谁还记得乡土与我们曾经相伴相生？乡村的孤独是那样绝对，让事事都能一分为二的哲学彻底失语。乡村的生命小路充满生存泥泞，进入很难，离去后的抛却更是很多人穷毕生之力都无法办到。山水无形，固有的从来是惆怅，轻柔温软地就将一季的辛劳化作了长梦，早早将思绪困锁在夜的深处。荷塘幽香，高悬在上的却不是玉洁冰清，乡土私语早已潜入老泥纵深；昔日露珠一样的诗意，除去变成不堪重负的生产资料，余下的还不够促成冬季里冰封的刺痛。
常常地，在乡村行走，心里感觉不到自身。能够持之以恒地面对旷阔的乡村，只有乡村本身。乡村的天空渐渐暗淡，乡村的季风反复无常，总是如耳光响亮一样的诗曰：东风恶、欢情薄、春如旧、人空瘦、世情薄、人情恶、晓风干、泪痕残、人成各、今非昨——此种千古绝唱，断肠之声幽幽，在那重重烟云背后的陆游与唐婉，如何不是当下的乡村与我们？
是谁让有些人再也难以与乡村执手？
大浪淘沙。一场大水过后，泥土和细沙全被冲走了，河床中能够留下来的起码也是砾石。若要经得起千千万万的洪流，则只有那些如小山般的巨石了！谁也休想让君放弃内心的坚持！君的眼睛明白地看见，无论是流经城市的江河，还是只在乡村泛滥的溪流，用干涸之后的故道来推测之前的汪洋与滋润，是毫无信用可言的。
在已经找不回诗意的当下，君还没老，就心甘情愿地希望被当成老男人，与不会年轻，也不善于年轻的乡土，做一个心怀诗意的伙伴，将叹世事无常，“人生常恨水长东”的英雄气短，将“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浪荡潇洒，将“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的悱恻缠绵统统化为一往情深。
诗意会放大乡土的悲欢离合。
没有诗意的乡土更好，索性在沉默中潜行。
没有诗意也就少了一样疼痛。即使有人在痛，也不会传染开来，还有可能在平静中接受现实，而不去一次次轻弹男儿之泪。
然而，我们最不会糊涂的是，拥有诗意是乡村与生俱来的权利。所以我们才选择了文章。
受君之托写了这些文字，不足为序，只算得是共同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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