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友人王妙发译的《地图的文化史》（日本海野一隆著，香港中华书局）出版后，葛兆光兄就问我：中国的古地图那么丰富，你们为什么不写点这样的书？当时颇为感慨。最近又看到兆光兄在《明报》上谈地图的文章，更觉惭愧。忝为历史地理学者，理应重视地图，但自从写了《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这本小册子（商务印书馆，1998年），至今尚未做过这方面工作。有感于兆光兄对地图文化的关注，先在这方面写几则短文。

    中国的制作地图的历史不可谓不悠久。目前所知西方制图学的创始人是希腊的埃拉托色奈斯（前276—前196），在世时间相当于中国战国末至西汉初。而中国已经发现的最早的地图实物，是出土于天水放马滩的七幅绘于松木板上的地图。据鉴定，这些地图绘制于战国秦惠文王后期，即公元前4世纪后期，比埃氏要早100多年。中国另两幅著名的古地图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绘在帛上，距今已有2100多年，比西方制图学家伊巴谷稍早，比另一位大名鼎鼎的托勒密早约300年。托勒密时代所绘制的地图一张也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威尼斯人罗斯散利在1561年按照推想画了一幅，已是1000多年后的事了。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这两幅最早的地图都是从地下挖出来的，而留在地面的，只是北宋末年（12世纪初）刻在石碑上的地图。留传至今的纸质、绢质地图，基本都在元朝以后，印刷制作的地图则年代更晚。像公元3世纪裴秀绘制的《禹贡地域图》等，早已不知所终了。

    当然，地图不像书籍，识字的人都可以抄录。要复制一份地图，除了要有必要的材料和工具外，还得有一定的技艺。在印刷还没有发明，还没有进步到可以印制地图时，地图的复制和保存比书籍要难得多。一旦原本损失，往往就再也无法恢复。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是，地图在中国从一开始就被当作权力的象征和政治手段，因而成了统治者的专利。日常治理和开疆拓土离不开地图，裂土分封或吞并归降也离不开地图。正因为如此，不仅平民百姓与地图无缘，就是高官显贵，私藏地图说不定也有谋反之嫌。明清后的商旅指南一般只有文字，直到今天，普通地图上还不许画等高线，比例尺稍大些的地图就列为“内部”或“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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