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放马滩地图出土于墓中，墓主名丹，据研究，此人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广博的知识，还参加过秦伐赵取义渠的战役。不过那时还是群雄割据的年代，既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君主也管不了那么多。

    长沙马王堆的墓主是一位侯爵，两幅地图的内容都与他担任过的军政职务有关。

    再查一下中国地图史，原来古代用地图的，都只是皇帝、文武大臣、外交官。例如：据说象征“九州”的九个鼎上都铸着各州的地图——当然是给天子看的。苏秦游说赵王时，曾用地图证明诸侯国的面积合起来是秦国的五倍。蔺相如应秦王之邀拿和氏璧去换秦国十五城时，秦王曾拿出地图指点。淮南王劝汉武帝不要对闽越用兵时，曾用地图上的距离来说明实际距离很远。东汉王景治黄河有功，明帝赏给他《禹贡地域图》。光武帝刘秀起兵不久，曾在广阿城楼上查地图，看自己占了多少地方。汉朝皇帝分封子弟时，都先在地图上划定国界。著名的地图学家裴秀是西晋的高官司空，而另一位贾耽则是唐朝的丞相，还当过鸿胪寺卿，负责接待外国使者。总之，与小民百姓无缘。即使到了明清以后，至多增加个别读书人，但一般限于画画历史地图，例如给《诗经》、《春秋左传》配配地图。或者是修地方志时，根据旧地图改绘一张示意性的地图。

    倒不是学者一定对地图不感兴趣，实在是没有机会接触这类朝廷机密，精确度最高、比例尺最大、内容最详细的地图，除了主管的官员和皇帝外，大概谁也看不到，或者根本没有人看。清朝学者齐召南写了一本《水道提纲》，对各个水系、各条主要河流的记载既详细又准确，备受赞誉。其实齐召南得到了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在内府查阅过康熙年间实测绘制的大地图。

    此外，自古以来发达的文字也使中国学者更善于或乐于用文字来描绘地理环境，而不是借助于地图。古代著名的地理学家中，即使有机会周游各地，投身异域，远涉重洋，一般也都是用文字来记述，而不是用地图来描绘。明代的徐霞客、王士性都到过半个中国，传神地记录了大量自然、人文景观，但还没有听说他们画了地图，或许他们也根本看不到高质量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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