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对于诗学现代性建设的一个重要思考，是在批评《冬夜》作者缺乏幻象力的时候，指出了其根源是在于他对于诗的“艺术的根本观念底错误”。俞平伯发表于当时的《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一文，包括两个最紧要之点是“民众化的艺术，与为善的艺术”，忽略了诗歌本身艺术品格的建设。这在当时引起了一场关于“诗歌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不是诗歌内容要不要与时代与人民的生活发生关系，而是诗歌要不要保持自身的艺术本质。朱自清、梁实秋都曾对此提出了批评的意见。闻一多说，他在批评中指出俞君作品的乏于幻想力的“缺憾”，是要证明这些“缺憾”是“作者底谬误的主张底必然的结果”。这些“谬误的主张”，如闻一多引述《冬夜》自序里的话：“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至于表现的……是诗不是诗，这都和我的本意无关，我以为如要顾念到这些问题，就可根本上无意于做诗，且亦无所谓诗了。”这种忽视“诗是不是诗”的观念，与胡适的“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以“明白清楚”为标准的诗歌观念是一致的。它的弊病是使诗丧失了诗的艺术品格，如后来穆木天批评的，混淆了诗与散文的界限。闻一多认为，把做诗看做这样“容易”，这样“随随便便”，是无法作出“好诗”来的。他引述鸠伯（Joubert）的话：“没有一个不能驰魂褫魄的东西能成为诗的”，引用麦克孙姆（Htram Maxim）的话说：“作诗永远是一个创造庄严底动作。”然后阐明：“诗本来是一个抬高的东西，俞君反拼命地把他往下拉，拉到打铁的抬轿的一般程度。”他声明自己并不看轻打铁的与抬轿的底人格，而确信他们不是作好诗懂好诗的人。以他们的“身份眼光”和程度去做诗，就丧失了诗的自身以幻象进行创造的品格。“幻象缺乏，不能超越真实性。”闻一多以增加幻象的玄秘性来纠正俞平伯的“谬误”，实际上是对于以胡适为代表的初期白话诗的新诗观念的一种反拨。他在新诗的诗学理论中引进了神秘美，是对于新诗观念现代性的一个推进。
闻一多没有单向地在西方诗歌艺术中寻找神秘美。重要的不仅在于他对俞平伯诗观的批评，而且在于他发现了俞平伯诗中艺术追求的矛盾着的“两个自我”：“难道作者有两个自我吗？啊！如何这样的矛盾啊！”他“一面讲着那鄙俗的话语，一面又唱出这样高超的调子来”。实际上，一个“自我”是诗歌回归平民化传统的真实追求，另一个“自我”是诗歌走向现代性的艺术期待。而闻一多发现的后一个“自我”，其表现就是，他的一些诗作有“不以言诠”的“神妙的‘兴趣’”，有一种“脱胎于骚赋”的“超自然的趣味”。闻一多发现，这种“神妙的趣味”，来自“熔铸旧材料”的“兴”、“象”，又是与西方的意象、象征相通的。这样，在他的诗学中的神秘美思考就并非对西方诗学理论的简单借鉴，而是中西诗学结婚后的“宁馨儿”。1920年在谈到艺术的时候，他就呼吁说：“应该把脑筋里原有的一个旧艺术底印象扫去，换上一个新的，理想的艺术底想象，这个艺术不是西方现有的艺术，更不是中国的偏枯的腐朽的艺术底僵死，乃是融合两派底精华底结晶体。”这里的“结晶体”，稍后的“宁馨儿”，在诗学和绘画的美学里面，都包含了他对于传统的“神韵”、“含蓄”、“隐”等美学追求在内。后期美学观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的闻一多，仍然在思考“玄学家的中国人”与西方绘画家之间在这个方面的相通之处。这是写于1934年的一则笔记：
宋迪论作山水画曰：
先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讫，朝夕视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下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为山，下者为水，坎者为谷，缺者为涧，显者为近，晦者为远。神领意造，恍然见人禽草木飞动往来之象，了然在目。则随意命笔，默以神会，自然景皆天就，不类人为，是谓活笔。
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作画前，看大理石以求构图之法，与此如出一辙。
他在东西艺术之间，寻找一种艺术创造神秘性的内在联系：以幻象超越真实，创造“不是直接的天然的美，是间接的天然的美”的“随意命笔，默以神会”艺术美的境界，开掘中国传统诗歌与绘画美学范畴的现代性因素。这种努力同样推进了新诗美学观念现代性的建设。20年代后期出现的穆木天等人的象征主义诗学，强调诗歌的“暗示能”，尚没有过多涉及神秘性的问题。新诗现代性的神秘美理论，到戴望舒才开始系统地产生。而李金发的象征派诗歌创作，又带着过分欧化的晦涩色彩。闻一多对于新诗的神秘美探索，他的《红烛》、《死水》及后来的《奇迹》，展现了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现代色彩与开放姿态，对于二三十年代象征主义诗潮的发展和东方化建设的尝试也是一种丰富。
闻一多一生追求美。早期相信过“唯美主义”。但他以美来关怀社会和人生，以美来抗争现实黑暗，最后为了搏战丑恶与黑暗，献出了自己47岁的生命，实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生命美的极致。他所倡导的诗的神秘美，没有宗教的神秘和唯美主义的说教，主要表现为对于美的创造精神的赞美，对于一种深层表现的美的追求，并非追求脱离现实人文情怀的“海市蜃楼”。他以带有神秘和暗示色彩的方法传达深厚的爱国家、爱人民、爱亲人、爱美、爱珍贵的恋情、对生命和死亡意识的思考和鞭挞丑恶的情绪，增强了诗的美的深度和艺术品格，没有陷在唯美的世界里沾沾自喜。对于西方诗歌的介绍，他不满足于“浅近”“时髦”的“玩艺儿”，认为“取法乎中”是当时诗坛充斥“瓦釜雷鸣”的原因。他强调诗歌的审美功能，是因为“读诗底目的在求得审美的快感”，并且介绍了Dr。Bullough谓在艺术鉴赏时须保持“心理的距离”说，从接受者审美神秘性的角度为诗美的创造作了充满现代意识的诠释。闻一多对于新诗神秘美的理论思考与创作实践，同他关于诗歌形式的“三美”理论探索一样，已经构成他的诗学整体的一部分，在新诗现代性的漫长探索中作出了一份历史性的贡献。
§§第七章 朱光潜关于解诗与欣赏思想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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