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浦记-草舍雀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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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站,站一群连绵的大谷仓,仓壁刷了字——深挖洞,广积粮。解粮的车一到,先验粮,着公家制服的操一根铁杵,任性一刺,抽拉出一行稻谷,我的心悬起。验粮官摸出两枚稻谷来,往嘴里抛,舌尖接了,推给门牙,咔嘣两下,眉头一展,验过了。我的心垂直落进深井,欢实像一股暖流从井里紧着逸出。(《草舍雀白》)

    奶奶跟妮娘告别,拽了袖子不撒手,总是叮嘱千遍,还来一次,临别走出数十米,回头又来一次,快转过弯去,瞧不见了,用眼睛再瞩一次,眼角分明挂着小楼的烛火星。(《天可怜见》)

    石墓村的人,像猫头山上的石头,活着的,是块石头,死了的,虽然碎了,也是石头。母亲说,活着,是吃苦头,真勇敢。还说,丢了东西,切勿伤悲,忘了,就好了。(《猫头山脚黄泥屋》)

    草舍雀白

    一

    这一处小不起眼的草舍,坐落在田野间的土墩上,舍是住所,草是稻草,就地取自杭州乡下的稻田。

    晨起,草舍醒来。晴天,太阳从东侧打光,一点一点,调整到直角,再摆渡过去,从西侧打光,万年不变,不多不少一百八十度。雨天,水汽凝聚在大地上空,化作云雨,倾盆倒下,冲冲洗洗,想刷多久刷多久。

    日照雨淋,虫咬鼠啮,草舍经年,稻草由绵软金黄,腐蚀糜烂,转作灰白,间杂棕褐色。麻雀钻进穿出,共草舍一色,叫人难以分辨。我把这种颜色叫雀白。

    雀白,是古中国文明的遗产,鸟类的至少一个物种,将它作了保护色。雀白之下,庇护先民,繁衍种族,传承文化,这雀白,是这片大地的本色。

    母亲生我,在这雀白草舍。我的兄弟,降生在雀白草舍。这雀白草舍,是童年的摇篮、金贵的家园。

    二

    草舍骨架所用毛竹,取自外婆家后山。山上石头多、墓地多,往上走,毛竹趁势拔节成林,把山包抄起来,浅山沙土冲刷堆积,爬满蔓枝繁叶,叠堆成杂木蓬林,遮天蔽山、郁郁葱葱。

    竹林清幽,百鸟鸣声此起彼伏。认准一棵碗口粗的竹子,看好倒的方向,抡起柴刀,猛砍几刀,喊一嗓子,毛竹抖几抖,就顺势往地上躺。削枝去梢,光光的一支毛竹,沿着山坡,就势往下顺。

    春分之后、清明之前,竹鞭漫山潜行拱土露脸,毛笋一支支彪悍有力地扬起来。母亲摸摸这支,拍拍那根,挑嫩的、相好的,拿起锄头,一镐下去,毛笋跳起来,圆嘟嘟的,像初生婴儿的小屁股。

    山上涧涧急流,湍了万年,合了脾性,叮叮咚咚,圆润动听。攀急了,歇一歇,掬第一捧水洗手,掬第二捧水解渴,水清洌而甜,从喉咙到胃底,仿佛冰刀划过,惊起一个寒战。舅舅将细竹劈两半,敲掉竹肚,贯通上下,一片搭一片,把一泓山泉引入大水缸。

    砍一通毛竹,趁间歇时,母亲攀到远处,揪下几枝映山红。石墓村后山上的映山红,疯野地开着,你的心一下被它抓住了,你的魂早飞上了花萼,去闻映山红的清香。

    我抱一把红花小蛮枝,带着欢畅,往下滑,往下蹚,鸟儿扑棱飞扬起来。顺到山脚的毛竹,也已积了十来根。我们往身上斜搭了绳套,抬起板车杠,拉着推着护着毛竹,往袁浦吱吱呀呀偷笑着欢实地出发了。

    三

    母亲是山民,也是“力士”,能扛起谷袋,一袋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斤。

    读中学前,我做母亲的助手,揪住谷袋两头,半蹲以膝顶袋,拔起麻袋,借腰和肩的力量抱起。母亲把身子弯下,我把谷袋架母亲背上。六亩地,四十多袋稻谷,一麻袋一麻袋往路口背,装上板车。母亲是大牛,我是小牛,拖着板车往家迈。

    我第一次自主背起谷袋,是一九八六年秋天。这一天,母亲笑得多么不同,她就这样,坐在收割后青黄相间的稻草堆上,笑呀笑,背着谷袋笑,拉着板车笑,只是笑。这一天,天空是湛蓝的,云彩就像抽出的一团一团棉絮,南下的雁阵,瞰着这片收获的稻田,摆出一个“人”字。

    稻子晒干装袋,交公粮的时候到了。一麻袋一麻袋的稻谷,往板车上垒。压力作用下,芒尖轻屑从麻袋里激扬出来,甩起一阵稻谷香尘,在阳光下飞舞,钻进你的脖子、你的鼻子、你的眼睛。

    谷袋垒好码齐,拿两根粗绳,压住抽紧,抬起车杠,把重心调校到轮上,受力均匀了,两根绳左归左,右归右,牢牢系紧车杠。母亲轻抬车杠,往前头拉,我在后头推。

    我抬得起、压得住车杠的时候,母亲斜拉一根绳,一手护杠,一手用肩膀的力量拉车。满载稻谷的车,一路扭荡着往粮站走。从农舍中、泥路上拖出的稻谷车,三三两两接入大路,车与车相接,人与人相引,甩出去几里地。地舞谷浪,路驰谷象,杭州乡下沉浸在繁荣的欢笑里。

    粮站,站一群连绵的大谷仓,仓壁刷了字——深挖洞,广积粮。解粮的车一到,先验粮,着公家制服的操一根铁杵,任性一刺,抽拉出一行稻谷,我的心悬起。验粮官摸出两枚稻谷来,往嘴里抛,舌尖接了,推给门牙,咔嘣两下,眉头一展,验过了。我的心垂直落进深井,欢实像一股暖流从井里紧着逸出。

    把谷袋拖将过去,一袋一袋码起来,全部力气,也都化掉了。从谷袋山上跳下来,汗珠从背脊渗出,连成一串珠,沿脊柱滑过,就像一缕清泉,撒出的水雾,遇到山岩,化作一股凉水不经意地淌下来。撑实稻谷的麻袋,在谷仓里山一样竖立着,气势雄伟。

    领了数目字,就往粮站会计室跑,取出早先备下的户主章,哈口气,对准窄而长的框,竖直戳下去,一沓钞票从窗口递出来。赶紧抽出两手在裤上蹭一蹭,在欢喜中接过来,和母亲对着点一遍,数目合上,举起钱冲着窗口扬一扬,喊一声——粮钱“席得”(袁浦方言:结清)!

    交够公粮,余下是自己的。地头收成好,谷柜盛满,草舍一角再起一个谷堆。有了粮,家境慢慢殷实了。

    四

    水稻收起,脱粒分家,稻与草各奔前程。稻草一草多用,做牧草,收了去,成了牛马的食料;做垫料,踩烂了;做燃料,烧成灰,都回归田野成了肥料。

    柴锅炒菜做饭,用的是稻草。母亲抽出一束稻草,手腕般粗,拧一圈压紧了,两头一拗成椭圆,头尾相架,拿两根稻草绕几圈,拧一拧,别住了,一条“稻草鱼”(即“草结团”)就卷好了。

    把稻草鱼塞进灶肚,温暖的火苗,轻轻抚摸稻草,炊烟升起来,起初是一团灰烟,然后是一朵朵泡泡云,漫无边际地接起来,给晚霞挂上了一帘轻纱。

    田野换完衣裳,乡民们由农忙转农闲,母亲从地里腾出手。

    杭州乡下时兴织草包。草包十八道麻筋、三十六个麻陀,架在双杠上,双杠间距两厘米,对刻十八道坎,杠头各缚一绳,挂将起来。其实是秋千的变种,荡秋千供人娱情,织草包却是拴人劳作。

    母亲抽出一小束稻草,三两根,左手摁稻草,右手翻麻陀,翻一隔一,连翻三个;又抽一束草,再抽一束草,照例各翻三个;从左到右翻过的,从右到左隔过;左来右去,一边抽稻草,往草包架上嵌,一边翻麻陀,架子下垂直吐出齐整密匝的稻草席。

    陀线短了,提起放一段。线陀是杂木做的,拍打新生草席,就像朋友见面轻拍肩膀。如同长程远行用耳塞填实耳、用被子蒙住头,你听到的火车行进声。这连绵不绝、一韵到底的声音,是草舍不眠的夜曲。

    五

    劳动的手生出金子。乡下头脑活络的,相中这一点,从城里包了活儿,转给乡民做,按件付酬。

    母亲学起编织,端坐着,把藤、木、竹合制的框架,调至入手处,左手握架,摁住藤篾的一头,抽紧了一圈一圈扣紧了绕,上半身弓着,像是给孩子洗澡。用完一根藤篾,三两下扣紧,和下一根接上,这是力气活,也是技巧活。母亲做藤艺,每个动作都使了实劲,成品出来时像女孩穿上旗袍,小清新、讨人喜。

    母亲起早摸黑,活儿不多时,又进了“线厂”(袁浦方言:棉纺厂)上班,接起一个又一个棉线头。大纱锭架上织机,分流到线陀,成千上万个“永动陀”转起来,母亲和她的姐妹们三班倒,守在织机前,用线头拼出新世界,标准名称是“中国制造”。

    我给母亲送饭,站在车间门口,连喊带比画,找到母亲。母亲照例笑一笑,接过饭盒,擦把脸,坐一纱箱上,大口吃起来。放眼看去,纱厂里地上堆的,织机上转的,都是白色的纱线圈,隆隆的织机声充满耳朵,淡淡的机油味渗透鼻孔,我震撼了,文明工业将席卷草舍、摧毁菜园,把我们丢进同一个村。

    母亲把空空的饭盒递给我,在一百瓦的白炽灯下,我第一次注意到母亲的手。

    母亲的手,是乡下常见的劳作的手,厚实有力,手指张扬开来,每一根潮润饱绽,带着麻绒蟹腿的光泽。老茧密布在掌和指的接合处,不规则的划痕,经了年,是雀白的,新添的,是赭红的,还有一些黑的纹,是沾了机油之类褪不掉的。

    这些时尚之纹和初始掌纹一起,进了高中作文。叶老师在语文课上,念了我的一段话,至今记得“皲裂”二字。杭州高级中学,在我少年时代,肯定了我母亲的双手,热烈地拥抱了我一下。这一天,我和新伙伴们近了,因为母亲的手。

    六

    雀白草舍,何时立舍,其间翻新,已不确记了。

    我住草舍也不长,如雀儿钻进穿出,五六年光景。我素以为草舍顶上有一块玻璃,光就从这里透射开来。母亲说,她二十二岁遇到父亲,舍内白天也是昏暗的,屋顶并没有玻璃,是我的想象吧。

    从外婆家后山伐的一车毛竹抵达,木工上手,立起骨架,外围用碎稻草拌黄泥夯墙,舍内用竹篾编的立壁隔出房间,草苫自墙顶到屋顶层层覆上。

    新屋立起,柴锅点火,欢庆上梁,一个灶炒瓜子、花生、番薯片,一个灶油豆腐烧肉,盛桶自酿米酒,开坛封泥老酒,站屋顶上,把舅舅挑的“担脚”(袁浦方言:贺礼)——苹果、橘子、荔枝、大枣、桂圆、甘蔗、水果糖、馒头——往人群中扔,大家抢着、笑着,在春暖花开的土墩上。

    我把这说给母亲听,母亲却这样说:

    三间草舍,父亲堂哥、堂姐各一间。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我和弟弟共用一间。前半间,一张桌子一张床,后半间置爷爷、奶奶的床。前后间用络麻秆隔开。草舍后身,搭一小草棚,用泥坯垒起灶台,把柴锅搁上头,这便是我印象里的三间草舍,其实为一间。

    杭州乡下雨水多,草舍是泥地,雨连绵三日,生起苔藓,地湿而滑。草舍墙下部是泥墙,上部是络麻秆,透风,雨常飘进来,直洒倒漏。没有像样的鞋穿,更没有“套鞋”(袁浦方言:雨鞋),多数时候穿“脚叉”(袁浦方言:草鞋),脚上手上“冻结块”(袁浦方言:冻疮)不少。洋油灯芯是棉纱,火势微弱时,拿剪刀绞住拔出一节,这光明瞬间照亮稻草屋。

    母亲说,草舍到了我心里,是一个童话。童话里的情节,也都是发生了的,我见过,母亲见过,就在袁浦,在杭州乡下,把印象串起来,这就是故乡了。

    新近三十年,文明中兴,材料革新,这片大地模样一新。草舍在杭州乡下,近乎绝迹了。但雀白草舍,念念想想在心里。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田野父亲

    一

    东方第一缕阳光出地平线,杭州乡下种田人已干完一工生活。

    种田人清晨踏进田畈,公鸡还在昏睡。起得大早,把秧子从秧版起出,浣洗干净,苗青根白,握拢缚紧,像敦实的孩子,背起手,呆笑着成群站起。

    太阳举起来,光线射在水田里,映出父亲身影。我的父亲,高我一头,发黑而密,额高而宽,鼻直而挺,面颊清癯。翻连环画时,我曾想,父亲刚毅,可做古代将军帐中的持戈军士。

    父亲教我中规中矩,做个专注的种田人。父亲不在了,我想做杭州乡下的种田人。每逢清明,长跪坟头,想想淘气和顽皮,把错认了。

    二

    杭州乡下分田,父亲不要菜地要水田。人均八分,一家六口,两块号子田,四亩八分。一亩杂地,父亲把表土铲了,蓄水作水田,这样置地五亩八分,号称六亩田。

    拥有土地,就是这片大地纯正的农民家庭,父亲是户主。龙生龙,凤生凤,农民生农民。填身份表,我虔诚地写下“农民”二字。

    六亩地,种两季稻、一季麦。农忙时节,刻不得息。

    长腿红冠高头大公鸡,向东方肃立,拖一口南宋王朝官腔,用五言、二二一结构,悠长地咯五声,太阳抖擞精神慢慢升起。这个时候,秧子拔起,落脚水田,离它抽苗劲长的窝不远了。

    秧子终其一生,只此一次壮丽的旅行。这一段出走,秧版到水田,通常在人们晨起前完成。父亲担着秧,一脚一脚踩实了,郑重迈出小腿,脚趾抓地,一手护扁担,一手抓秧捆,对准了抛出去,秧子井然而立。秧捆甩起的水,拉起一道水帘,激射到水田,溅起一阵鼓点雨,这便是谷物世界的成年礼。

    插好秧,拢绳线,蓄水、耘田、除草,就等开花结谷了。

    稻谷抽穗、孕育、饱绽、坚壳,嫰翠青转琉璃黄,同太阳轻舞,同月亮吟唱,由一个灿烂走向另一个灿烂。长成的稻头,黄灿灿、沉甸甸、颤巍巍,令我想起南朝后宫妃子的步摇。

    父亲弯腰,左肩高耸,体侧右前倾,耕牛般雍容沉静前行。左手反抓两窝稻,右手用新磨镰刃一扫,稻子齐茬下挫,往左形成倒势,不待稻头贴上下一窝,左手轻轻一拢,稻脚并拢,镰刀补紧一勾。重复这一动作,左手腕旋转下压九十度,手和小臂形成侧弧弯,呈耙状,将这六窝稻勾至左前侧,冲外码齐,两串动作行云流水,两行十二窝稻安然“落位”(袁浦方言:落座)。在这浑厚稠密的稻海里,辟出笔直的稻带线,水青透金黄,父亲背影轻轻摇摆着,匀而坚定地挺进。

    父亲带我们早四时起,菜泡饭填肚,连续割八小时,中间略歇,吃饭喝水,两块号子田的稻谷,把这个生命的季节收起。

    公鸡唱诗前,父亲布完电缆,架好稻机,支起机篷,合闸开机,稻辊散布筷子粗的铁“冂”字,自下而上,由近向远,飞转起来,欢叫开去。

    公鸡们被这热闹声响惊醒,找不见太阳,不知谁家鸡清一下嗓子,东西南北鸡鸣一片,牵引出更大嗓门的犬吠声。太阳初升,露水睁开眼,田野亮晶晶,天空的清澄,远处的朝霞,一起呼应起来,把乡下动物世界唤醒了。小青蛙揉揉眼,把了方向,飞跃而起,劲射出去。蚂蚱一蹦老高,像个皮球,连弹几下,终于停住。菜花蛇动动脑筋,吐下舌头,昂首伸颈,找好去路,一溜小跑,游荡开去。老鼠拍拍手,东跑西颠,闻这闻那,自己吓自己,吱的一声闪没影了。一众生灵,各持己见,竞相发声,忙碌起来。

    稻辊的震荡声,动物世界的欢腾,用暖色渲染“双抢”(袁浦方言:抢收抢种)大忙。每人抱一大拢,约莫八九窝稻,压住捏紧,往稻辊扣,稻谷欢跳起来,弹射到机篷上、机柜里,集满一袋,连拔带推将稻机往前送。

    新收稻子润而潮,寻平整透气见光处,把篾席卷推展开来,摊了稻谷来晒,一块块“谷子地”,面向天空,绽放纯美笑颜。

    父亲持一大竹筢,待表层稻谷稍干一些,给谷子地一遍遍梳头,见得阳光,让风吹到,稻叶逐渐抽水变枯,再持大笤帚扫,去大长叶。架起风车,鼓起风轮,残叶和芒尖由风洞呼啸而去,稻粒轻轻下落,收入谷袋。

    一年三季粮,季季得筹谋。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齐整,一年不畅快。秧子拔晚,日头一高就蔫,种下活不好。秧子拔多,不落根活不成。抽穗、灌浆时雨水多,不成谷,稻秆不硬,倒伏了,或是得了纹枯病之类,都会影响收成。最愁收割后太阳不举,雨水滔天,稻谷发热生霉,粮站不收。

    我的父亲,小心地侍弄他心爱的禾苗,每天到地头转,看看长势,摸摸稻头,点药放水,维持了好收成。天有不时,地有不测,人有不虞,着急过、忧虑过,也终于做了一个本色地道的种田人。

    三

    家中有谷,心也欢起。收起两季稻,就到种麦时。父亲大步地在田沟里走着,左肩扛布袋,右手抓麦种,且走且撒。麦粒接了地气,找好位子,赶紧钻被窝、扎下根、深呼吸,等待严冬和冷雪的到来。

    霜冷袁浦,年糕冒蒸汽。糕姓了年,就是盛事。打年糕需壮劳力,父亲唤上“小弟兄家”(袁浦方言:朋友),蒸熟稻米粉,端放石臼,高举木槌,一下一下夯,一刻钟工夫,一甑年糕打出来摊平、压齐,像放大的孩子笑脸。

    年糕气味,由草舍间隙浮游出去、升腾起来,这是粗壮的木头和禾苗的贡果热烈相拥,石头作证,千年欢爱的体香。

    切一小块,扭一扭,玩一会儿,才舍得放嘴里,慢慢地嚼动,米香和米乳一起甜蜜了舌,撑暖了胃。我家大黄狗,睁着两眼看我,想说,给我咬一口!

    谷仓满满,抢一簸箕,近处稻谷失了靠背,一顺跑过来,把仓抹平了。我想起猪,有猪在圈里跑,世界是圆的。

    喂猪不难,难的是从小到大养成一头猪。父亲抱两头小猪,一手一个,猪婴儿般你啼我唤。猪一日三餐,和人一样。人吃米,猪食糠,共享一枚稻谷。人吃,猪饿,就叫。人吃,猪吃,还叫。和猪处熟了,猪会逗你,用眼直勾勾眺你,不时甩过耳朵遮了眼,一下两下三五下,你就乐了。猪把你当朋友,就有了犬的精神,你一出现,猪就起立,走拢来拱身子蹭木栏,蹭几下看看你,和气地、痴痴地看着你,和你一起打发这有涯之生。

    父亲把喂猪这事交给我。上小学,一日三餐,我喂它,列“学生守则”第一条。糠出身谷壳,与米一室,营养丰富,把糠放木桶加开水,相当于煮咖啡、泡藕粉,逸出浓烈的谷壳香,和蒸饭香掺和,我便有一种舀一勺喝的冲动。

    放学回家,挎一竹篮割草去。杭州乡下的青草,种类繁多,把篮放下,一手捏草茎,一手拿镰刀由外而内一抄,一株株青草完美落篮。一篮青草拎一程,歇一歇,回到猪栏,一把一把递给猪。猪咬草,我不放;猪用力拉,我才放。猪很开心地玩着吃着哼着。

    我家的猪,是我童年、少年的伴。到年关,卖一头、宰一头。卖猪时,猪头挨尾、尾接头,挤在一角打转,谁也不肯走。两个壮年,一把猪耳,一提猪尾,推推搡搡上了路。杀猪的上门来,我总是站屋里,不忍看这猪的下场。猪被生提起来,架俩长凳上,大声地叫喊着,把年根也叫醒了。

    四

    我六七岁离开雀白草舍,迁离土墩三里地。新辟瓦房地基一百三十一平方米,西侧开一条浦(河),对接钱塘江水,横承田沟水。挖出浦土,垫高筑了路。雨或雪天,泥泞成湾,水汪塘连片,深一脚、浅一脚,不小心摔一跤,成了浆泥人。

    红星大队社员,陆续往六号浦两岸集结。父亲想法造房子,走进瓦房时代。夯地镇宅,砍树伐竹,架梁起墙,木匠、泥水匠上阵,隔出三间两弄。南墙和隔墙用沙灰垒黑色煤渣砖,山墙下部为黄泥拌“纸筋”(半寸长的稻草段)的厚墙,上身垒鹅卵石和杂色石块。北墙夹板套夯黄泥,抹了石灰,窗两个一大一小,西窗略大,厨房需要大光明。瓦房搁层木头架,堆放稻草用。

    北身三间,东间贴墙摆大谷柜,近北墙放我和弟弟的床,中间是爷爷奶奶的床。西间厨房,铁锅两口,汤罐两个,大水缸一只,碗橱一个,盆架一个,搭了毛巾。南身三间,左间贴墙搁一具棺材,兼作工作间。中间堂屋,方桌一张,长凳四条,方凳两个,正中贴虎啸松林图,满堂正气。右间是父亲和母亲的卧室。

    屋顶盖灰瓦,安了一块玻璃,透过美妙的光,我们有了亮而大的房子。

    瓦房正面居中两开大门,左右齐腰高各一木框,框里装十根钢笔粗的圆木棍,外开式窗门,钉了塑料布。

    盖房时从地基跑出一只大鳖来,叫父亲逮个正着,专进了趟城,换回些糖果。

    瓦房挡风遮雨,是我中学和大学时的家,爷爷奶奶均故于此。北墙厨房一侧墙根浸水,台风天,喂完猪临进门,后脚刚收回屋里,墙轰一声坍了出去,我躲过一劫。

    瓦房正门,我每日开合,是最熟悉的了。时隔三十年,问起时,母亲告,原是钱塘江上游发洪水漂下,小弟兄家们捞起的无主棺材板。

    我的父亲,一个杭州乡下的种田人,三十年前造房子,竟是使尽了全部的气力。

    五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甲申年十一月,我从东半球颠到西半球,跑得匆忙,未禀告父亲,心空不设防,远在万里知悉父亲病危,一路惶恐不安,坐大巴从柏林到巴黎,由戴高乐机场乘机回京转杭,重症监护室见到父亲。两天后,父亲在杭州乡下的家逝世。

    雾锁袁浦,父亲七时出殡。六号浦两岸水杉植有近三十年、三层楼高,是日雾浓不见枝叶,没有阳光。

    站在斑痕大地,我听见父亲的心跳,强壮而有力,响彻在出丧路上。

    我在左一杠,弟在右一杠,纸棺八人抬。阿哥富荣举幡,只见手握一节长竹,不见幡动。撒纸钱,只见手臂挥洒,不见钱飘。经事长者,喊起号子,我跟着吼。只记了“脚踏实地”这四字。

    一通凌厉庄严前行,四步四步向前开,一气呵成,到了村口,才发现后面除了家眷,父亲的小弟兄家们都来了。

    一个杭州乡下的清苦种田人,就这样出了村,踏上来时的光明路。

    父亲火化时,我跪在炉膛前。透过风洞,我见到爱抚的火苗。我脑袋叩地,把最后一句话禀告父亲:一路走好,下辈子还做父亲的儿子。

    我把父亲送上山,不到二十年间我抱爷爷、抱奶奶、抱父亲,同归了浮山去。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我的父亲叫华金,一九四六年农历十月初十生。若健在,丁酉年七十一。父亲离我,已十三年矣。

    六

    我持有最早的一张家庭合影,是一九九〇年一位高中同学拍的。父亲在左,母亲在右,我和弟蹲前。瓦房台阶侧卧板车,乡下叫钢丝车。

    照片人齐的最后一秋,我们在一起。

    这生命绚烂的秋天,父亲一直陪伴我。

    大学开学,父亲每月寄生活费。读了一些书,没打一天工。父亲说,打工,回杭州乡下种田来。

    高中开学,父亲去杭州高级中学,见过班主任,领了心法。父亲高小毕业,无常师,请教了,施行于我。

    初中秋游,父亲怕我饿,跑到黄沙桥,车动前塞进四个腌菜豆干馅的青团子。但凡变天起雨,父亲早早地把油纸伞送到袁浦中学,托老师交我手。

    小学放学,父亲怕我挨揍,在半道坐沙墙上,远远地迎我回家。

    从浮山东眺,是平静地舒卷而去的稻田,父亲的田野。面向稻田,华枝秋满。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故乡纪事

    一

    我的家,在钱塘江边,田间地中。爷爷奶奶这一辈,经了难,着了火。火是鬼子放的,烧的是瓦房,新搭的是草舍,架在斑痕大地不起眼的土墩上。草舍三间,其命维新,坐北朝南。枇杷树长在西南角,稻田在风卷云舒里展开,见到树,起个坡,就到了我的家。

    屋子前后,各有一个小菜园。园里头常见的有青菜、芹菜、芥菜,棵小、性野、味浓。冬寒覆压,拨开梨花雪,连根拔起,抖掉碎土,到小池塘里洗净,用菜籽油炒了,青菜是甜的,芹菜是脆的,芥菜是苦的,一律新鲜翠嫩喷香。

    爷爷在菜园四周竖起竹篱笆,隔出了他的世界,一半在前园,一半在后园。阿哥富荣说,外公弯下腰,默默劳作,动作迟缓,身影佝偻,垂老的样子,至今未忘。两个园子,两圈篱笆,把家禽隔在了桃源外。

    后园竹篱堆满瓜类,缠缠绕绕,难分难解,南瓜、丝瓜、苦瓜、葫芦,举起藤,撑开叶,枝枝蔓蔓,争相开花,比着结果。

    老了的南瓜,赭红透墨绿,是园子里的大块头,沉甸甸地,把篱笆压得喘不过气来。熟透了摘下剖开,是橘红色的,去掉籽,撒点糖精,架在大柴锅里蒸,“酥香绝倜”(袁浦方言:甜软可口、无与之俦)。

    苦瓜闻了这香,做起追瓜一族,老了竟也是橘红色的,嵌在篱栅上。阿哥说,像一盏盏灯笼。这橘红,是童年里梦的颜色。

    丝瓜在乡下,是园子里的长个,集众瓜之美,黄瓜范,西瓜纹,冬瓜绒,菜瓜香,配一小把黄灿灿的芥腌菜,是乡下汤中极品。老了的丝瓜,晒干去籽,用来刷碗、刷筷、刷柴锅。

    葫芦是一道正菜。乡下管它叫药葫芦。葫芦老了,呈淡青色。拿剪刀铰断秧藤,摘下挂透气处,晾一年取下,摇一摇,发出沙沙声,是童年的玩具。

    二

    前园竹篱套插一圈木槿。爷爷剪枝修叶,堆砌出厚实的围墙。

    木槿花开时节,绿叶簇拥繁花,是乡下的厚道,繁花牵引绿叶,是乡下的善良,朝开暮落,撞个满怀,把我的童年点得透亮。

    园子里种了扁豆、茄子、萝卜。扁豆苗一出头,竹架立起来,豆秧往上攀。乡下的豆角嫩而脆,一支一支挂起来,遇秋风起,在稻香里荡秋千。茄子素来性急,紧挨着茄叶往下结果,紫红中翻出白肚皮。萝卜苗淡青中透着泪光,往上举,纵向抽,把上半身憋得通红,萝卜被拔出敲掉土,一半是火焰红,一半是奶水白。

    木槿篱边,植有蚕豆、毛豆、月季。毛豆结果,成群结队,把叶子都挤下去了。蚕豆爆芽,力顶土兮,冲冠一怒,冬去春来。月季执槿之手,与子偕老,红的,粉的,追追闹闹,醒目提神。

    这两个小菜园,百花千草次第绽开,盖地擎天,各尽其才,惊羡了漫天鸟雀、一地昆虫,做了虫鸟乐园。虫子吃叶细嚼慢咽,看花走神,常常不小心被雀儿叼了去。

    爷爷每天拾掇菜园,侍弄着他的新世界。爷爷兄弟五个,排行第二,叫庆正,族中都叫二伯,三岁吃素,喜食豆品,蔬菜炒出来,滴两行麻油,偶尔喝口五加皮酒。

    三

    穿过前园,是小池塘。乡下雨水多,土墩是集雨器,草舍地势略高,菜园次之,雨水沿菜畦汇集,哗哗地推起浪来,一泻到池。一众池塘生物,上蹿下跳,一齐欢腾起来;一众稻田生物,则狼狈地在这万顷碧水里,浮游起来,逐流开去,漂到哪里是哪里。

    大多数时候,菜园前的池塘是平静的。微风轻轻一吻,水面漾起丝丝羞涩。鱼儿摆尾一驰,水面卷起层层细浪。天空中飞的小虫,想要照镜子,不小心被水沾住,在水面上打起转来,误入鱼的嘴,献身做了鱼的茶点。

    池塘里常见的有鲤鱼、黑鱼、汪刺鱼、草条儿、泥鳅、田螺、蚂蟥,碧云天,灰泥池,伏翔浅底,身手矫健,竞其自由。鲤鱼健壮有劲儿,悠然游弋,大口呼气,是水中的力士。黑鱼潜伏一角,养精蓄锐,静若处子,像看护家院的良犬。汪刺鱼摆着须子,若有所思,伺机捕食,是勇谋的兵士。草条儿就是一支箭了,架在弦上,随时射出去,这样的速度和激情,常让我心生紧张。

    池子里的泥鳅不张扬,只求做好自己,每日巡视池塘,多数是在边防线附近。若是遇了别的物种,主动让对方先走,偶尔曲圆弹直练几个“瑜伽”动作,也是一种才艺展示。

    池子里的田螺,蹲态可掬,总是持一种姿态,俯着身去亲吻大地,嘴上磨出血结了痂,山岳不能移其志,江海不能变其心。田螺走得慢,笃实敦厚,路遥知螺力,日久见螺心,做了感动池塘的年度生物。

    池子里的蚂蟥个头不大,披着虎豹的绚烂皮袍,是池塘的贵族。蚂蟥且行且舞,和着小曲,一伸一缩,腰段性感,很是吸睛。我的少年伙伴和邻家的水牛,一不留神被它咬了,吸了血留个洞,痒痒中带点刺痛。

    这一墩雨水,浇注一池清水,滋养一众生灵。彼此脾性各异,却同处一池,相濡以沫,形同一家,伴我快乐童年行。

    四

    杭州乡下田野中,土墩之上草舍边,两园一塘,是我年少时的家。

    门前的枇杷树,是西游的泥猴,拔根毫毛变的,标识了草舍,怕找不见来时的路。我们常在树下玩,也攀爬到树上摘枇杷吃。

    枇杷树的叶子茶绿色,果子杏黄色,茶绿配杏黄,背衬草舍,雀白色打底。把镜头推出去,前面是稻田的青绿色,猛烈地向左撇出去,向右捺开来,来回拖几次,我的家,安静地坐在那土墩上。

    风穿过枇杷树,心飘向远方去。奶奶静静地站在树下,一边看顾我,一边瞰远处,囡囡什么时候到?囡囡,是我的桂花妮娘。

    奶奶的世界在东方,一角在龙头,舅公家,一角在义桥,妮娘家,一角在袁浦,我的家。一个世界,三个角,就在一条青天大路上,前头一程在龙头,后大半程在义桥。

    我的家向东走,要么是一片接一片的稻浪,要么是一茬挨一茬的麦浪。一年两季稻子,早稻晚稻,田野由灰变青转黄,再插一季冬小麦,田野由灰变青转黄。灰是午夜灰,青是竹叶青,黄是苍狗黄。土地衣裳换几回,乡下的一年就勾走了。

    正月十五,跟着奶奶去舅公家帮忙,俗称洗“家橱”(袁浦方言:碗橱)。阿母端出老鱼,分了大肉,夹俩肉圆塞嘴里,一边一个,鼓起腮帮扬起眉,一路跳着往回走,春天就开锣了。

    从舅公家出来,绕过白茅湖,一直向东走,坐闻家堰的渡船,再向东走,就是去桂花妮娘家。一条斑驳石板路,铺了几百年,一直接到妮娘家。

    漫漫义桥路,我紧紧相随。头几年我在右,奶奶在左,牵我手,慢慢地挪步。后两年,我在前,奶奶在后。塘路遇到山弯一弯,见不着我,奶奶赶不上,在后头喊:大孙子,等一等!

    这一小一老,一条弯弯旱船,就在青石路上、芦花香里,一直摇到妮娘家。桂花妮娘站在村口塘上,一句“姆妈,侬来啦!”。

    我从出生起,和奶奶住,一张大木床,睡到十一岁,两年后,奶奶在平静中离世。

    奶奶叫阿金,大名袁金花,念阿弥陀佛,恭敬有礼,哺育两代。我常在梦里听奶奶说,囡囡耶噢!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天可怜见

    一

    义桥民丰村,渔浦发祥地,今存古碑一座,古村西临浦阳江,站村头可一览渔浦夕照。

    桂花妮娘住的屋舍村庄,已从大地抹平,插上秧子,还归田野,四十年前的村貌影像也已湮没消逝。

    穿过古老的石板路,塘路弯弯,到了村口,汪汪一池塘,与田野齐。这一口塘,是残年的一丝妆痕,有情人垂的一滴泪,念想的一面花镜,依稀照见妮娘劳作的身影。

    桂花妮娘挎一青布包裹,系一条湖蓝围巾,庚子年嫁到义桥。

    娘家是雀白草舍,离家时有风乍起,正是钱塘沙上油菜花开得又蛮又野的季节。渡过江来,季节一样,风味一样,花间飞舞的蜜蜂也一样。

    夫家低矮草舍三间,地是泥地,四周垒的是石头,糊一层泥巴,上头盖了厚厚的稻草,煤油灯光将柱影投到泥墙上,结实、温暖、亮堂,妮娘笑了。

    义桥和袁浦,大唐年间,同属小泾湖,千年后沧海桑田,隔条深邃的钱塘江。一边叫钱塘沙上,一边属萧山地界,钱塘江连着浦阳江,同饮一江水,同顶一爿天。

    二

    闻家堰老渡埠,牵着夫家和娘家。

    夫家的公公,妮娘没见过。冬日的钱塘江,风大浪急,公公从杭州回来,乘船过江,船沉了,游到闻家堰,岸上站的是鬼子,上岸即叫鬼子捉了,说是共产党。

    婆婆托人去问,一说“通共”活埋,一说被杀扔进江里,从此人间蒸发。三十多年后,婆婆领了儿子、儿媳、孙子、孙女,跑到闻家堰,在江边竖起白幡,做起道场,叫回魂来,做了衣冠冢。

    夫家的婆婆高大壮实,眉宇间透着经历磨难的刚毅和坚韧,一头银发向后拢起,挽一个发髻,将方正端庄的脸拔擢得神清气爽。

    婆婆信佛,朴实善良,笃信一条:做人好上天堂、见亲人,做人恶下地狱、见厉鬼。每到清明、冬至、过年,安坐在南厢房,诵经念佛,祭祀先人。

    三

    夫家十一口人,早先也是苦人家。公公走时,志林姑父十一岁,有两个兄弟,一个八岁,一个两岁,一个妹妹六岁。婆婆养活了三个,最小的几乎饿死,只好送了人。

    姑父在临平上班,一个月回一次家,每次住一两天。妮娘一人在家,埋下头,起早摸黑挣工分。

    夫家兄弟和睦,妯娌感情好,相互帮衬,安顿十多年后,拆了草舍,合力盖起两层小木楼,三间两弄。

    小木楼的大梁、柱子、瓦椽、门窗全是木头,沙墙用夹板套夯,填满掺石灰的沙石,隔间用灰砖砌起,灰瓦白墙,冬暖夏凉。这是那年月乡下一处上好的房子。

    早起,站在小木楼窗前,迎着朝阳,瓦蓝的天空下,是泛着粼光的浦阳江。傍晚,顺着斜晖,千万道金光染红天空,渔浦夕照勾勒出妮娘圆润的脸庞。

    四

    娘家在袁浦公社红星大队,一九七六年建新农村,搞园田化,削平土墩,乡民集中搬迁到六号浦两岸。

    妮娘惦着雀白草舍西南角的枇杷树,请二叔摇了村里的船,到对岸运树,种在小楼前的菜园里,每天开门,抬头见枇杷树。

    枇杷树种下去是四月,年底开了满树的花,翌年春结出成串的枇杷。阳光穿过叶子,照见枇杷细密的绒毛。摘下枇杷,在裤子上蹭几下,一口半个,汁水丰沛,淡淡的甜。远处鸟雀,叽叽喳喳,喧腾不休。

    妮娘育有两子一女,农忙一了,料理家务,拆拆洗洗,缝缝补补。晚上得空,灯下打草鞋,搓黄草绳。积够了,遇到行日,一根扁担,走十里路,挑到闻家堰卖了,贴补家用。

    分田到户后,妮娘名下有两亩四分地。一年种两季稻,一季油菜或麦子。田间地头,“笃笃摸摸”(袁浦方言:耐劳、耐烦),种了甘蔗、芋艿、毛豆、韭菜、青菜,从不舍得抛荒。

    小儿子到了婚龄,房子老旧,妮娘帮衬着,用承包田里的收成和打零工的微薄收入,挨着菜园枇杷树,盖起两层小平台,占地四十平方米。平台盖好第二年,把媳妇娶进门。

    五

    奶奶领我,远远地站在塘路上,一边是芦苇和白茅,拉伸出去的江滩和浅水,一边是稻田和菜蔬,延伸到一家一户自然堆砌的民居。一棵枇杷树,一方池塘,一圈杨树、柳树,桂花妮娘举起棒槌,正在捶打衣服哩。

    这一老一小,被夕阳一拉,在塘路上刷出一块延长的阴影,惊起池里的鱼虾。桂花妮娘抬起头,喊一声:姆妈到咧!撒腿就往塘路方向跑。

    奶奶站着,看清了跑过石桥的妮娘,一个颤巍巍地下,一个兴冲冲地上,塘坡中间会了面,提了斜挎的青布袋,手拉手攀着往小楼走。

    我跑前头去,七跳八跳,冷不丁蹿出一只黄狗,对着我打招呼。我不领情,跑奶奶后头去,过了一条狗,我往前头去,又遇一条狗,我躲后头绕了去,连避三条狗,进到小楼。

    妮娘家也有三条狗,毛色纯净,每天听诵佛,看烛光,不大叫的,起身过来,闻我的味,起先有担心,因为我累了爱尿床。这狗探闻一番,觉察了我的小心思,眼神里竟是宽慰,也不叫嚷,扭过头,带转身,去那常待的地儿趴好,半是好奇半是慵懒地盯着我看。

    六

    奶奶进门,和婆婆寒暄落座,接过一杯茉莉花茶。我得一杯糖茶,喝了一身热,“调皮滑獭”(袁浦方言:精灵古怪、滑头滑脑)的劲儿涌上心头,喜上眉梢。

    奶奶和婆婆说得最多的,大抵是佛事,小木楼的堂屋,像一间小庙。

    堂屋案几上,立着两根又高又粗的红蜡烛。蜡烛的光,是柔软的橘红,摩挲着投射出去,遇有阻挡,便谦卑地退后两步,低颌微笑,和气地打量你,预备了听你求愿。若无阻挡,一波一波摇曳的光,用力地把这温暖投到远处,常驻远方来客的心。

    烛芯的光焰,是两枚菩提子,圆圆的,底端像金黄的花萼;顶端圆润的光焰收起来,用墨笔勾勒一下,是写意山水的余韵,缭绕在屋顶。遇有人进来,带微风起,烛光欠一欠身,浓烈地旺起,发出噗嗤声,急落几滴泪,便是同人行过见面礼了。

    堂屋墙上贴着松鹤延年图。图上一棵松树,九只仙鹤,一轮红日挤出云涛。上联“苍松挺拔人皆寿”,下联“白鹤腾飞气自祥”,满堂屋的吉祥喜庆。

    七

    妮娘回到灶间,忙起做饭来,奶奶生了火。十五瓦的灯泡,微暖的光,很快淹在灶间的炊火里。奶奶秀气雅致、洁净清癯的脸,闪出黎明的霞光,就像清晨露水打湿的稻花,遇了新起的升出地平线的朝阳。

    妮娘在云蒸霞蔚里,步子轻盈,手势灵动。或炒或煮或蒸,最是那转锅清底时,将温热的水从锅里舀出,泼进墙漏去,用竹丝绑的刷子抄净锅,阵阵水烟起,伴着淡淡的菜籽油香。

    妮娘盛一碗白米饭,奶奶接了,夹一筷黑亮的陈年霉干菜,小口抿吃着。我爱义桥的腌鱼、腌鸭、腌肉。这鱼、鸭、肉,一般年头难能吃到,是丰年的馈赠。

    第二天醒来,奶奶和妮娘,一刻不分开,妮娘做什么,奶奶做什么,说着说着便笑起来了。两个人在一起,嘴里不说时,眼里噙满话。在这话里话外,我从一个屋窜到另一个屋,玩得兴致勃发。

    住两晚一天,第三天中饭后就回,斜搭的青布口袋,装的是霉干菜和萝卜条,它伴我一个喷香的童年。奶奶跟妮娘告别,拽了袖子不撒手,总是叮嘱千遍,还来一次,临别走出数十米,回头又来一次,快转过弯去,瞧不见了,用眼睛再瞩一次,眼角分明挂着小楼的烛火星。

    我的冬季造访,奶奶在时,一起住了妮娘红漆的婚床,遗了童年的尿骚味儿。妮娘一次不曾怪我,连这被子褥子,来一次拆洗一次,挂在义桥小木屋外廊竿上,请煦暖的太阳公公赏脸,重新找回夜的温暖来。

    八

    一个秋日的中午,雨落得很大,地上满是水泡泡。妮娘领了几个穿蓑衣的人,抬了棺材,进门前做起法事,事毕搁进西屋贴墙摆下。从此我家添了一具萧山棺材。

    棺材身子黑得发亮,前高后低,正面拱起,朱红色。我家瓦舍左间和堂屋连着,只有一根柱子,每天都要见到它。起先略持戒心,也有几分害怕,慢慢地,当作放贵重物的柜子,再以后心怀敬意,把它视为家中的一样圣物。

    一九八四年冬,父亲中午回来,一家人吃饭,忽然冒出一句,政府不让土葬了。奶奶闻声色变,眼里满是惊惧。这天往铜手炉加些砻糠和未熄的草灰,早早地躺下了。

    邻居故旧,和奶奶相仿的,三个两个,开始议棺材,也谈怎么烧化,说火烧疼不疼。一个故事,增添了恐慌,说人扔进炉子,给烧醒了,大叫起来,说快放他出去。烧人的讲,“时度”(袁浦方言:时间)不到,门不开,烧完了,才开门的。

    奶奶眼里渗出泪水,我也害怕。心里想好,备一把钳子,偷放口袋里,奶奶一喊,我就把门拧开。这事,终究未曾发生,也不会发生了。

    九

    我上初二,奶奶去世。眼目闭合,额头光洁,面颊清癯,宁静安详,躺棺材里。停放三日,恸哭中起出,把棺材盖翻过当担架,郑重平放,装解放卡车载走了。

    那几日,瓦舍点起一百瓦的灯泡,像一个太阳在屋子里。妮娘静静地坐在奶奶旁边,默默地点燃隔壁邻舍、亲眷、朋友送来的经和折的元宝,小心地看护床底的那盏长明灯。

    奶奶去世这一年,母亲整理遗物时,得一把剪刀——妮娘送给奶奶裁黄纸的,从此也信了菩萨。劳作之余,日日念南无阿弥陀佛。看这渊源,奶奶念阿弥陀佛,源自妮娘和婆婆,母亲又接了信。从义桥到袁浦的缘分,教人向善,推己及人,便是人性明光。这些孩子的娘耶!

    十

    妮娘和奶奶生养作息的世界,于人世间,大都湮没了去。唯一的遗迹,是六号浦沿的香杉瓦舍,瓦舍也罕见,香杉依旧在。

    钱塘江上的桥越修越多,有一座由袁浦直通义桥,老渡埠也日渐荒凉了,虽然也还有船在走。这曾经来回摆渡的过客,不少也都作了古。

    我的妮娘孔桂花,个子不高,身材适中,素喜整洁,衣着朴素,五官清秀,眼含怜爱,一脸的和顺朴实,甲戌年去世,归葬义桥虎爪山。

    我的姑父华志林,一九二八年二月四日生,丁酉年八十九岁,腰板笔直,面带红光,记性也好。姑父将小区楼门前的花圃,辟作小菜园,侍弄几样菜蔬,一见到我,开怀畅笑。

    姑父也信佛,念的经和折的元宝,攒到一处,过年过节,给妮娘烧了,这一烧,也有二十年矣。

    十一

    袁浦和义桥,这一个世纪以来相守相思的深情厚谊,远在天际,近在眼前。远近之间,略挂一帘薄纱,待要模糊了去,梦便催人清醒。

    袁浦是一根藕,半是踏实,半是虚空,齐折两半去,半是阴,半是阳,阴阳难解,藕丝相连,解不开,理不清,便让这藕丝牵了阴阳,说说不了情话。

    斑痕大地,精细了看,这绕着故乡钱塘的江流,分明是嫦娥的造像!我猜想,中秋月圆之夜,嫦娥悄悄来到凡间,看袁浦和义桥出了神,留恋这钱塘,将秀姿刻上心动的波澜,化作一条奔流的江,筑起人间的蟾宫。

    这蟾宫的模样,像婀娜的飞天,她用优美的弧线勾出钱塘沙上和渔浦古村,长长的披帛飘扬出去,拖住千年的善感深情,把怜爱留给钱塘人。

    妮娘住的村落,是蟾宫飞出的一只蝴蝶。蝴蝶的头,便是这斑斓的花草树木牵引出的小木楼,楼板间响起的笃笃声,是蝴蝶振动翅膀的声音——我的桂花妮娘下楼来了。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归兮浮山

    一

    钱塘有座山,叫浮山。一千年前,它不是山,是一个岛,钱塘江里的岛。五百年前,沙泥堆积,拱成沙地,水退出去,岛便成了山。

    浮山是神往之地。我知浮山是山,听奶奶说的。我第一次上浮山,是给奶奶上坟。

    浮山有两片,东片略矮,西片稍长。奶奶的坟在东片,站坟前山坡上,钱塘一览眼底。

    坡上坟茔错落。上坟有“前三后四”之说,清明节前三天、节后四天,一路上山,我常听得女人哀哀地哭,是唤其母亲的,大抵是叹息生活艰难,诉说生活不如意,思念老母之慈爱。这坟前的哭声,每临清明,总萦绕在耳畔,眼前浮现的,便是凄凉的雨丝、忧郁的天色、慵懒的春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把阴阳世界区分明了,山上是阴司,山下是阳间,山脚是两界的线。

    东片山上的坟,有一年集中迁移到西片山上。奶奶的坟安在半山腰,坟前有一棵松树,山坡下一大片水塘。每年去祭扫,山上又多几个新坟。

    三十年间,我的爷爷、伯父、父亲也都归了山去。

    奶奶在世时常说:好到浮山上去了!神情庄重恬然,像是要参加一个神圣的仪式,又像要去办一件大事。我起初听了肃然起敬,慢慢地伤怀起来,渐渐明了,这叫撒手,是随那生命的规律,做了这一季的别离,就像花开了要谢,叶子入了秋要落,人陪伴一程也要散。

    浮山,是这钱塘的祠堂。它虽未有雕栏玉砌精美气派的门庭,未有名人贤达题字刻石的牌坊,未有长长青石甬道连起的台阶,却有寻常百姓归去后托身的一寸土,有晚辈后世拜谒的一片山,有世代相传的精神的一点光。

    二

    生于钱塘,归于浮山。归,一如生。生,大抵有体面的仪式,来做嫁和娶。归,更要以仪式的体面,来做了和祭。

    奶奶的归,是一个漫长的旅程。而我,从小和奶奶睡一张床,便是这归的送行者。

    我的父亲,在他三十三岁这一年,得了一场大病。医生看了摇头说,回去吧!桂花妮娘和志林姑父很伤心,花一百元,早早地割了一具棺材,雇了人,从萧山抬到袁浦,进了我的家门。父亲命大,棺材进门,病却好了。

    奶奶很高兴。一个种田人家,奶奶的归,也需一具棺材,这是一世体面必不可少的行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钱塘沙上,殷实的种田人家,凡有老人,都会早早地预备好棺材。乡下作兴土葬时,这棺材,便是归去的帆船。

    这个行头,父亲没用上,进得家门,安了奶奶的心。一户清平的种田人家,摆着一具寿材,终也是一件有面儿的事。

    政府改兴火葬,奶奶忧虑过,害怕过,眼见大家都一样,也便坦然。

    一世体面,由天不由人,乡下老人的归,这白发人,得要黑发人来送才好。我的奶奶,生一女两子,桂花妮娘,繁康伯父,我的父亲。

    奶奶的归去,倘若列队送行,伯父当是站在最前头。可上苍弄人,乙丑年,伯父未留甚话,说走就走。

    一个秋日,母亲提前替我请了假,不用去上学。一早起来,父亲、母亲、阿弟和我,坐车穿进灰云笼盖、雀鸟惊叫的杭州城,绕来绕去,终于进一大房子里。

    一个人孤零零地躺着,睡得从容,安详无声。另一个人拿两片纸,说一席话,声音哽咽粗硬。站着的人我只数清有八排,绕着躺着的人走一圈,大部分散去了,剩下十几人推着躺着的人,继续往里走。又一个人,庄重地接过推车,转运到从炉子里拉出的架子上,推进炉子,关上炉门,门上有眼,我见到了火苗。后来,我推测,这是第一次去殡仪馆,那时叫“火葬场”。

    坐车回到红星大队路口,天已见黑。父亲说,把黑袖套收起来,缓一缓再告诉奶奶。这一刻刻骨铭心,那拂过我耳的冰凉彻骨的风,至今仍留在童年不安的记忆里。

    念悼词的人,叫庆堂,是我四爷,爷爷的阿弟。四爷曾是军人,站姿笔挺,气质儒雅,态度和蔼,曾送我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本上写了“三思后行”“名惭不具”这八个字。“三思后行”,常常从脑海里跳出来,提醒自己谨言慎行。“名惭不具”则教我时时怀有一份谦卑心。四爷见过世面,是个主事的人。

    这躺着的人,我的伯父,去世了。

    这个葬礼,把伯父送到另一个世界。

    三

    伯父读的是私塾,教书先生是奶奶的阿哥,叫永义,懂中医。伯父从武汉粮校毕业,入了杭州城,是省粮食局机关干部。伯父跳了农门,已不是种田人了,在匮乏、贫寒的乡下,对于爷爷奶奶而言,多一份生活的保障。

    我和伯父接触不多。阿哥富荣说,读高中时,伯父到民丰村住过几天。阿哥第一次到丽水读书,武林门上的车,前一天在伯父家过夜,第二天一早伯父亲自送到车站。

    伯父清清瘦瘦,学者模样,书卷气颇浓,讲话速度不快,条理清晰,很有修养,行事沉着干练。这是阿哥眼里的大舅。

    我五六岁光景,在隔壁阿亨阿伯家瓦房里吃饭,伯父给了我两粒很香的剥壳板栗。我只记得板栗的样子和伯父坐着的样子,不知伯父站着什么模样,应和我父亲一般高吧?

    不幸的消息递得快,终也透过空气,传到乡下我奶奶耳朵里。这一天,奶奶在厨房做饭,秋日的屋里气氛出奇凝重。吃完饭,收拾停当,奶奶找出铜手炉,添过草木灰,护一块蓝布,坐在门西侧的椅子上。

    突听得一声叫喊,我正惊悸间,奶奶斜倒下去,在地上打了滚,过去,又过来,我只听奶奶不停地哭喊着——哎耶!长风啊!囡囡罪过呀!我命苦啊!

    长风是伯父小名。母亲把奶奶抱起来,拉过竹椅靠门坐下,一边揉心窝处,一边陪着流泪。白发人送黑发人,奶奶生活覆地翻天,话越来越少。

    我放学回家,静得只能听见自鸣钟响,指针上下转一圈,光影旋转一百八十度。奶奶终日裁那黄纸,用香蘸了洋红,点一下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攒够一些,点起两支蜡烛、三根清香,把黄纸燃了,呼小名长风,来拿了去!

    多年后,我曾想,奶奶是怎么知道的?奶奶大抵也会问我,去了哪里,见了什么,虽然我未必讲得清楚,奶奶未必听得明白,她也从未参加过追悼会。

    毕竟,奶奶已明了,这归程的送行者,不会有他的大儿子了。原本,这乡下的老母亲,奶奶的归,执事的该是伯父。伯父缺席了。

    四

    伯父的离世,奶奶更少欢颜。伯父把奶奶的心,从我身边带走了。

    奶奶晕车,坐不得汽车,但可坐船,经闻家堰老渡埠,常走着去义桥探望桂花妮娘,极少进城,进城也须有人带。伯父的孩子、我的堂哥一出生,奶奶进城照看两年。母亲生我,奶奶回到乡下带我。

    这进过一次城的奶奶,伯父去世后又进一回城。她要去看一看,眼见为实,或也为重访伯父生活过的世界。

    陌生的杭州城,奶奶熟识的人并不多,这一次去了一个月,不知怎么过的,想也是默默地在墙隅,在买菜的路边,用衣角拭了泪去。

    奶奶回到乡下的时候,我感到了这种变化,是伤心后的空白和迷茫。

    从前,一张床,我睡这头,奶奶睡那头,各抱了一只热水瓶子,我把奶奶的脚焐热,奶奶把我的脚焐热。在冰凉的钱塘冬天,这温暖深入骨髓,一直暖到现在。

    奶奶说,她有气管炎,我也大了,从此分床睡。其实,是奶奶想归去,去追她心爱的孩子——我的伯父。奶奶担心我伯父在那个世界太孤单。

    两年里,奶奶说话不多,常抱了铜手炉在怀里,坐门口竹椅上,从瓦舍看香杉底下南来北往的人儿。那凝滞的眼神,有时是一面模糊的镜子,照见道地(袁浦方言:屋前平地)里、浦沿上繁盛的物象。

    我挨着一张桌子,每日写作业,出神的时候,听到一记沉闷的轻响:咚!随后看到奶奶,那斜耷拉下去的脑袋,从大门边拖回到竹椅背上。

    奶奶要归去了,没有惊慌,没有异象,没有悲伤。一个静而冷的夜,奶奶轻唤父亲的名,说要走了。父亲和母亲起来,陪坐了一晚。第二天早起,紧着预备寿衣、寿裤、寿袜、寿鞋。桂花妮娘第一个赶到,坐床前竹椅上,一手握奶奶的手,一手抹扑簌下落的泪。奶奶的朋友、亲眷,纷至沓来,悲戚问询,怅然张望。奶奶已不能言。

    奶奶平静离世那一天,我走过大门口,太阳还未完全落下,斜晖里,冰凉的风从外往里灌,枯黄的灯轻轻晃动,好像一个人出去,不小心碰了一下。

    五

    奶奶离去,父亲的朋友万青阿伯,也是村里的医生,问切察看后,吩咐置办后事。妮娘和母亲张罗着,照乡风祖约,擦净奶奶的身子,换上寿衣寿裤。一旁帮衬的亲眷说,这吃斋念佛的老阿奶,无病无痛,活着利索,走得干净!

    父亲带着一帮小弟兄家,去掉蚊帐和架子,在床底下点起两根蜡烛。先行赶到的亲眷,见了善良恭敬的奶奶,大声地哭出来。我和阿弟在懵懂中,轻唤着奶奶,想往常种种好处,悲从中来,哭作一团。

    桂花妮娘、志林姑父,龙头上奶奶娘家袁家门的人,母亲的阿妹、阿弟,自寻职守,排好守夜者,安排次日早去报丧的人,一一列出生前故旧好友的名字。村里的电工,将瓦舍里的小灯,换作一百瓦的大灯。

    哭丧的亲眷旧友,一个一个,一场一场,诉说奶奶生前嘉言懿行,祈求逝者庇佑生者安康,小孩顺利成年。

    父亲的朋友们帮衬着里外应对,将丧事的一环套了一环,样样件件落到实处。这一夜,我们守在床头,父亲给我的任务,是看好床底的蜡烛,快要燃到尽头时,换上一根新的。我们度过第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日,白天请和尚念“十二生肖佛”。傍晩办豆腐饭。入夜做道场,放焰口。

    第三日,上午进棺,送龙驹坞火化。下午将骨灰盒捧回家,堂屋供祭。未时,送上浮山。从浮山下来,将奶奶衣物、棉被、篾席、床草等物,运到村头焚场烧化。名曰“节煞”。

    第七日,也称“头七”。下午四时许,做羹饭,搁一碗盐。

    第十四日,也称“两七”。下午三时许,做羮饭,一碗豆腐,一碗米饭。

    第二十一日、二十八日,也称“三七”“四七”。下午二时、一时许,各做羮饭,供以时令菜蔬。

    第三十五日,也称“五七”。中午十二时,搭“望乡台”,台上安置一把椅子,摆了生前衣物和鞋袜,椅上绑一把大黑伞。白天请和尚念佛,中午请帮衬的人吃饭。晚上做道场,放焰口。事毕,将这些衣物和写有奶奶名字的木主牌,一并烧去。

    第四十二天,也称“六七”。上午十一时,做羮饭。这一日不吃家里饭,烧饭的米,须从邻里讨来。

    从“头七”到“六七”,行祭礼、做羹饭时间依次提前约一小时,以示越来越好之意。祭礼每一个环节,都须恭敬。

    “六七”之后,第一百天,三周年,逢五逢十周年,照例做羮饭,烧一些经和元宝。所谓经,是念佛之人诵念点红的冥币,也叫纸钱。元宝,象征金银,以锡箔纸折叠成元宝状,也有用棉线串接起来,火柴盒大小、一片一片的黄纸或锡箔纸。每回点燃经和元宝,父亲叮嘱我说一声:奶奶拿去!我每次都很小心,一定先说了这话才点烧,烧的时候,也要再说几遍,免叫“生人”拿走了。

    六

    伯父去世后,伯母远在余杭上班,一星期回杭州一次,爷爷进城帮助看管伯父的孩子。我读的高中,离红太阳广场不远。周六放学或周日回宿舍,也常绕过去转一转。

    我的堂哥小青,爱好航模和无线电,整日弄一堆零件,一手拿一把焊枪,一手举着露了玻璃眼的铁帽子,夹住一根焊条,滋溜一下,冒一团青烟,又滋溜一下,冒一团青烟,将一间本也不大的卧室弄得烟气缭绕,兴味盎然。他也曾带上我,背了一条航模船,到附近的小河里,遥控着驶出去、转回来。来劲的时候,带上一只脸盆,一个尼龙网兜,下到河里去捞鱼,这城里的河,水量不大,浅浅的,倒也似乡下的河清澈见底。没有捉到一条像样的鱼,有几只小虾,我在武林门附近的小河,找回几分乡下的豪迈。

    爷爷蹲在小院里,侍弄一小畦青菜,一盆青葱,一蓬芋艿,七八丛草药,我只记得一种叫“官司草”的,深绿色,带了须,捣烂了能治牙痛。三棵葡萄,攀缘起来,有阳光的日子,也是一番洞天。楼上时有新晾衣物被单的,水悠悠地滴下来,落到叶子上,啪的一声四溅开去。春夏秋冬便这样一个接一个摇着走过去了。

    堂哥不在屋时,我陪爷爷遛弯。爷爷中等身材,自小吃素,文静得很,走路却快,常在我前头。

    延安路上的梧桐树长得敦实,树干和叶子在阳光里活泼泼的,像个跃动的少年,阴天里暖暖的,像要催人去睡,雨起时腾出一片蒙蒙水雾。我和爷爷常走一程,歇一阵,路边有长椅,拉近了和城市的距离,多了几分亲切。我最喜欢在报刊亭读报,爷爷在长椅上坐着,点起一支“雄狮”牌烟,慢慢吸,或是背了手在一旁看我。

    我最末一次和爷爷散步,也是在延安路上。爷爷听我说放学后从九溪走回袁浦,动了心,掇转身说,不抽烟了,要攒钱为我买一辆自行车。后来,我从未见爷爷抽烟。

    我上高二,省粮食局机关派车送回爷爷来。一个月后,爷爷在六号浦沿瓦舍平静离世。眉须皆白,额头饱满,面相庄严,四体周正,躺棺材里。停放三日,恸哭中起出,装解放卡车载走了。爷爷讲,此生遗憾,奶奶先走一步。遗言六字:侬归侬,吾归吾。

    爷爷骨灰送上浮山前,伯父的骨灰从城里带回乡下,披了一块红布,一起上了山,两个坟挨着,中间隔了一支烟的距离。

    丙申年初,我路过伯父当年住处附近的红太阳广场,精细地打量一番。夏日夜晚,纳凉的草地已剩很小的一片,伯父的宿舍,也早拆了。

    七

    袁浦这片土地,但凡生于斯,不论走多长,走多久,漂多远,也终要回来,定要落地,因这钱塘的神山、归去的圣地——浮山在这里。

    甲申年,杭州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父亲病危。

    我握父亲手,父亲左眼左角,流出一颗凄冷的泪,淡淡的,沿颧骨,极不愿地,想要停住,却还要走,遗了一条光明的泪痕。这颗泪,缓而静地流,隔了急而闹的年,驻在我心里。

    泪流到尽头,父亲忽然弯起四指,在我惊惧中,轻而定地握我手,这瞬间我体味到一种经久的颤来。这颤是父亲的心和我的心相交,经手的传递,播出的一丝亲人的波澜。这一刻,是父亲与我在这一季生命世界的别。

    父亲平静地仰望天空,左手大拇指弯四十五度,骨节像山一样挺立,消瘦的手背,血管像输油管道自然延伸,四指苍白、无泽。这只手,就这样一半在床,一半在我手,从此阴阳两隔。

    这一天是农历十一月初一,钱塘沙上有风无雨,四野的白茅如骑士迅跑,阵脚慌乱。从医院出来,救护车奔走着,我护着父亲、喊着爸爸,叮嘱每一条路、每一座桥、每一个弯、每一道坡。

    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田野父亲,依乡风祖约,回到六号浦东二十九号,在小楼里吐出最后一口气。

    八

    清明时节,从浮山东眺,曾有油菜花海蜂起荡漾。这些年,一幢幢洋房顶天立地,耸肩提臀,斑痕大地的天际线也变了,袁浦已是前尘往事。

    明晃晃的水田,慢悠悠的耕牛,青簇簇的菜地,灰白相间的瓦舍,荷锄而归的乡民,一切都变得凌乱,变得模糊,变得遥远,种田的人越来越少。

    我的爷爷、奶奶,我的伯父、父亲,就降生在这浮山脚下,他们从清朝走来,从民国走来,各有各的快乐,各有各的不幸,经过无数不平凡的日子,把最后一口气叹在了眼前这片土地上。我凄然地一个接一个把他们送上浮山。

    山坡上,坟茔一个挨着一个,是一枚枚熟了的生命之果,而浮山,仿佛一只篮子,早落的果子,晚掉的果子,都在这只篮子里;又仿佛一条渡船,早到的,晚来的,都坐在了一起。这只篮,这条船,一直搁着,时时提醒自己,种田人的后代须脚踏实地、堂堂正正做人,这样才无愧于浮山的先人。

    又到清明。从前父亲带我们去上坟。父亲走后,母亲带我们去。

    如今我辈中人,五男两女,天各一方,远的去了新西兰,近的守在六号浦,都是纯正的钱塘人。我们一起上山祭扫、点香、跪拜,心怀虔诚,心怀敬仰,心怀感激。

    浮山青青,吾祖归矣。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猫头山脚黄泥屋

    一

    我的外婆家在猫头山脚,地处富阳县新联公社,从前这里的日子很慢很静。清明前后,猫头山上的映山红开起来,布谷鸟一叫,山民抬起头看,满山像是点起了灯。

    猫头山脚有村,叫石墓村,村前有溪,叫坑西溪,村里有棵古老的桂花树,长了八百多年,八月里满村都是馥郁的桂花香。

    村里的房子,大多是两层的黄泥屋。黄泥夯墙,木门、木窗、木柱、木楼板,地面坑坑洼洼,家具不多,归置整洁,冬暖夏凉。

    远远看去,屋子掩映在一片又一片竹林中,刷了石灰的白墙,也刷了红字的标语,脱落了石灰的,露出黄泥的朴素。

    外婆家有黄泥屋三间两弄,一楼进门是堂屋,东西两侧各一屋,南北各一窗,弄堂贴墙各一部楼梯。东侧楼梯下有灶台,摆一家橱。灶台南侧有一石砌火坑,是冬天烧柴火取暖用的,上方屋顶的楼板被烟熏成漆黑一片。

    楼梯可容两人行,从东边上去走到头,二楼东侧有木窗,冲内拉开。楼上三间房,每间向南有木窗。北侧过道有三个小木窗、一张小木床。踩在楼板上,发出咚咚声响,每天早上不用人喊,便早早醒来。

    住在黄泥屋的人,一辈子都在“做生活”(袁浦方言:干活),弯腰驼背,行进在田间地头、山林湖泽。去世的,平静而安详,在猫头山上垒一座石墓,把棺材放进去,用石头封上。在世的,凭了双手,挣口吃的,积蓄财用,自力更生,过上笃实的日子。

    二

    我的母亲是外婆的长女。外婆连生三个女儿,外公盼生儿子,续陶家香火,跑到杭州城隍庙烧香。庙里的算命先生很讲道义,算出来是好命的收一点钱,命不好的不收钱。对外公说不要钱,回去做件好事,就会有儿子。

    外公回到猫头山,二话不说,把后山上能用的树一棵不留都斫了,就近在门前坑西溪上造了一座木桥,当年生下关根,排行第四。隔年又生祖根,排行老五。趁喜扯草舍,夯土墙,垒溪石,刷白灰,傍着猫头山脚,造了黄泥屋。

    母亲说,黄泥屋是上好的房子。早年猫头山脚大多是草舍,屋顶用芦苇、茅草、稻草混编,舍内是烂泥地,一床薄被过冬,洋油灯一盏,用竹篾绕几圈点旺了当火把。

    猫头山脚的路是石子路、烂泥路,山民多穿脚叉,冬日的脚叉包一层毛竹削的篾。

    山民上山摘茶、下田种粮,吃的是玉米、番薯、荞麦,玉米用石磨碾碎了,切棵青菜煮糊糊,番薯切片搁阳光下晒干,和米一起煮,荞麦蒸糕。这些都是日常的主食。这还是好的,有得吃就很满足,往往吃了这顿忧着下顿,不知下锅的米在哪儿。

    每年外婆养一头猪,过年宰了,卖掉一些,腌制一些,放饭锅头上蒸,猪吃草长大,肉质上乘,肉汤鲜美,常用来浇饭吃。

    外婆来袁浦,我早早地到兰溪口等候。外婆挎一竹篮,篮里有凌家桥的肉馒头。吃肉馒头的那一年,我六岁,外婆在猫头山脚的地里做生活,一头栽在地上走了。

    黄泥屋前,一众人等,喊着号子,外婆身子用被裏紧,几根绳子抬起来放进棺木,绳一节一节抽起来、扯出来。

    外婆李桂凤,一九二八年生,高个子,能干力气活,一九七八年去世。

    外公陶承安,一九一九年生,一九七〇年去世。三岁无父,七岁无母,早年放牛为生,力气颇大。世人常见外公袒露上身,光肩扛负几百斤树木。

    外婆离世,小姨八岁。外公离世,小姨九个月。

    外婆之前,外公有过一任妻子,石墓村人,姓李。传闻是白天拿一大口袋抢来的亲,不幸生孩子时难产,连大人带小孩都没活下来。每年清明,大舅给上坟,两家至今往来。

    三

    母亲姐弟六个,大舅关根属虎,读书最多。

    一九七五年大舅入富阳新联一中,读完两年高中,学费、书费三十四元,交不起,欠费,毕业证扣下。现在连学校也没了。

    石墓村分田到户,大舅得山三亩三、水田一亩半、地半亩。之前不够吃,有了田地,水稻长得好、收得也多,大舅一顿吃米饭一斤半。稻米多得吃不完,用车驮到粮站,换回票子,路过高桥街头,吃下三碗面。

    有地种,有饭吃,大舅笑必露齿,像一匹快乐的马。农闲时管山林、运石头、卖棒冰,有工就做,不时露出半斤老酒落肚后醉意蒙眬的憨笑。

    一九八五年国庆节,大舅进杭州城排队买自行车,从凌晨候到八时。这一天放了三十个号,前二十是“大雁”牌,后十是“红旗”牌。大舅拿到第二十三号,付了一百七十元,骑回一辆新“红旗”。

    大舅生性耿直,有一是一,像自行车辐,一根不多、一根不少,与车结缘,在郜村路边支起修车铺,每一辆坏了的车,都设法修好,修了一辈子的车。

    他坐在车铺的小板凳上,眼见公社解散、建新联乡,眼见撤乡建镇,眼见高桥镇没了,改称街道,唯铺子坚挺,面积由四平方米扩到十五平方米,搁得下八头牛。

    大舅的双手沾了机油,起身时像拎着两个耙子外垂着,手背棕黑,透出掩不住的晕红,翻过手来,手指如条条方石堆砌起手掌,上百道深纹横竖切插,用粗而浓的墨线勾出,一块块淡红锃亮的皮肉绽放开来,力道十足。

    勤快的手,创造生活。乙未年,这双手盖起一幢三层小楼,从楼顶抛下无数上梁馒头。

    大舅育有两子。小儿子说,父亲眼神严厉,掌心温暖,背影宽宽的,鞋码大大的。大儿子夭折,事起感冒,半夜发烧,抱到卫生所已是凌晨,医生说,治得快点还是慢点?大舅说,那就快点吧。医生给输液,挂了两瓶水,早五时抱起看,嘴唇发青,手脚发直,急送医院,孩子已无呼吸。

    去的去了,活着的向前走,便是大舅的生活。

    四

    母亲说,这石墓村的女人,出村不出村,都得把房子盖起来,有新房住,心里踏实,也就没白走这苦命的一辈子。

    母亲有妹子三个。大姨银兰属猴,嫁到萧山,做一本色笃实的乡民,有水田一亩半、菜地两分,农闲时在附近工厂帮衬烧饭。女儿玉珍生于石墓村,夸母亲能干,跟男人一样去砖厂,挑一两百斤的泥土,跟男人一样上山去,砍了柴木挑回家,割稻、插秧样样比别人干得快。

    大姨做得一手好菜。我喜欢吃扣肉,若是家里起一股霉干菜和煎肉的味儿,揭开餐桌上的纱网罩,必有一碗皮焦肉嫩的扣肉,晓得大姨来过了。握大姨的手有硬木质感,如劳动布手套的凹凸,手背雀白里带点红,间杂一些浅色条纹,像太阳射在水牛背脊上浅浅的反光。大姨高个,肩背较宽,笑起来脸庞灿若一钩银月,嘴角上翘,带点俏皮,眼睛明亮,如坑西溪水般清澈,带着童话里小公主的好奇模样。

    小姨正娣属狗,嫁到渔山,有水田两亩、山地半亩。小姨和姨夫都是富阳街上的清洁工人,早三时起上街打扫卫生,清理街面。小姨手指粗壮,手背黝黑,手指和掌接合处是黄色的茧。小姨长我两岁,笑起来,如坑西溪水清甜,带点青涩,我常把小姨当了姐姐看待。

    二姨金娣属猪,嫁在本村,从一间黄泥屋搬到另一间黄泥屋,做一地道的山民。儿子强斌说,母亲上过一年小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歪歪扭扭,倒也能辨认。二姨平时一边在村办工厂做工,一边种田种地操持家务。二姨的手红润,十指粗壮有力,搭配结实的肩膀,扛得起一座山,负起石墓男丁的担当。二姨笑起来,如坑西溪水般悦耳,未见水、先闻声,站在跟前,俨若一朵玫瑰盛开,把甜美浸透整个院子,眼睛透着喜悦,是这生活的主人。

    我记得,二姨骑车驮着母亲,姨夫骑车驮我,一路兜风。我把他嘴里的烟蒂掏出来,狠命吸一口,大声咳起来,甩手把烟屁股扔了出去,竟落到反向骑车人的脖子里,那人大叫一声。好在也是抽烟的,姨夫给他一包烟,赔了不是。

    丁卯兔年,石墓村报丧的上门来,说姨夫开的小车超大车,那路段正在清沟,路边堆了泥,小车头带了姨夫卷下大车去。

    姨父叫梁关法,这一年二十七岁。墓地坐北朝南,像一只伏卧的知了,静静地注视着黄泥屋。姨夫没了声息,二姨拖儿带女,靠水田一亩四分、山地四亩过日子。

    前些年,大姨、二姨造了小楼,小姨在富阳街上买了房,都有了新房,安了居。

    五

    己巳年冬,大雪过后,农历十一月十六日。一只黑白相间的鸟儿落在梢头,水杉梢儿弯弯,像蛇吐信子,预备拨过这个朴素的冬日。

    正值晌午,我的小舅来了。小舅祖根,属龙,时年二十五岁。石墓村附近石英砂厂的裘会计做媒,小舅有了对象,你情我愿,好事将临。母亲已见过,说她蛮精干,是过日子的人。

    我得了确证,是小舅亲口透露的。报这喜讯时,站在瓦舍前的道地里,小舅弯了眼、咧了嘴、挂了笑,看看这儿、望望那儿,兴奋的心按捺不住,似要跳出胸口。

    中饭后小舅离开钱塘瓦舍,到了浦阳江边二姨家。心里揣着一个愿望,借到一笔钱。小舅没有说出口,去了又走了,趁了夜色回到黄泥屋。

    小舅和他对象,那年同在一家石矿做工。小舅用钢丝车拉石头。对象相中小舅干活卖力气的实诚,已定制嫁妆,她只要一台电扇,供销社摆着,这笔钱相当于丰年一亩地的收成。

    小舅借不到钱。小舅的床上,有一把蛇年夏天的大蒲扇,豁了一角。

    第二天,猫头山上的太阳毫无表情地升起来,照在黄泥屋上,赤赤白白,慢慢地悄悄地往山顶蹭过去。

    小舅去镇上买了农药,回到黄泥屋,未掩门,一仰脖,纯的农药,都给了胃;从水缸里舀了一勺山泉水,咕噜咕噜喝下,一会儿嘴里出些白沫。

    这天下午晚些时候,石墓村来人报丧,说祖根喝了半瓶甲胺磷,不曾抢救过来,已辞了人间。

    大舅是目击者。一早从猫头山上往黄泥屋搬运新斫的柴,见拴了的后门开着。进屋不久,小舅从楼上下来说:阿哥,我农药已喝下去,不行了。表情肃然,一无所顾。

    大舅慌忙卸了柴,喊上人用拖拉机载着小舅往高桥卫生院跑。距太阳升到正中还有一个时辰,小舅闭了眼睛,没了呼吸。

    我的小舅,石墓男丁,宁折不弯,心里有坎过不去,过不去也罢,折了便折了。

    六

    石墓往事,如缕如烟。石墓村,偏安一隅,村以墓名,传说山上曾有一巨型石墓,我从未见过。我只见过砌石墓,村里一个堂娘舅,早早地在山上择了一块墓地,劳作之余,前前后后修了二十年,砌起一个石墓,几年前平静地走了。石墓村不大,山民对生和死也都看开了。

    从外公出生至今不足百年,至母亲和我这一辈,亲人里非正常死亡五人。成人俩,一人难产,一人短见;未成年人仨,一个五岁,一个一岁,未出世者无名也无日子。

    石墓村的人,像猫头山上的石头,活着的,是块石头,死了的,虽然碎了,也是石头。

    母亲说,活着,是吃苦头,真勇敢。还说,丢了东西,切勿伤悲,忘了,就好了。

    母亲的忘年交,一位八十多岁的婆婆,是外公同辈兄弟的女人。母亲说,她一辈子都在猫头山脚挑呀背呀,生了九个孩子,今天生完小孩,明天早起下地,到田里拔一篮草,回来喂猪。婆婆命硬,至刚至韧,百病不侵。石墓之人,就是这样。

    七

    猫头山四季常青,白天的山林鸟啼啁啾,大过坑西溪的流水声。

    山脚的冬天特别漫长。小时候,我拱着手,和村里的老人一起,坐在墙角享(袁浦方言:晒)太阳,看着斜阳一点点从山的后背挪过去。

    山里夜来得早,月亮升起来,星星似点起的灯。山民聚拢来,柴火烧得噼啪作响,围坐火堆旁,说东说西,绘声绘色,每个夜晚都和过年一样开心。

    夜深了,烤热了,人散了,上楼去,一阵楼梯、楼板的踩踏声后,钻进被子,听着小木窗外潺潺溪水声,慢慢睡去。

    冬日过去,猫头山上的茶树吐绿,狼棘头抽芽,野草莓红了,黄番薯长得有模样,各尽其态,各展其美。

    黄泥屋大多已拆毁,泥土还归山脚,木头也都当柴火烧了。清明猫头山上坟,母亲去时,往往约了阿妹、阿弟,大大小小十几人。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种田人的学堂

    一

    乡民称袁浦和周边一带叫钱塘沙上,它是一个钱江潮托举而成的地方。袁浦聚沙成地,一千年矣,以相对独立的建制而存在,也就五百年,大概是北宋迁到江南,移民垦荒开发的产物。

    袁浦不再是独立的乡镇,也有不少年了。心中的袁浦,却不肯走进故纸堆,每次想到它,也便想起袁浦中学,怎么也忘不了,仿佛又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一九六七年,白茅湖围垦造地,乡民挑了烂污泥,在“白洋洋”(袁浦方言:白茫茫)的湖里堆出一片平地,又建起校舍。

    在这样一个地方聚人成校,创建一所中学,是过去半个世纪的大事。

    校舍临湖,又分内湖和外湖,可说美丽不凡。一九六八年,白茅湖中学挂牌,它是一所为种田人服务的灵性学堂。

    每年开学日,我总能想起故乡的最高学府。

    一经闭上眼,脑中便浮现在教室做眼保健操的形景。湖里的鱼,老跳起来,招招尾摆深处,甩起的水,溅到脸上,醒来时,一点一滴,顺着一帘幽梦落下来。

    二

    白茅湖的中学生,清一色种田人的孩子,一只脚在大田,一只脚在学堂。我们的老师,不少也是种田人,生在钱塘沙上。

    生物老师诸伟元家住转塘,十四岁参加生产队劳动。无论从正面、侧面或是背面,你都可以认为,这副结实的身板,经受过乡下劳动的锤炼。老师的外婆家在新沙村,实为袁浦的外甥。

    诸老师一九六二年生,半工半读,一九七八年高考前几个月,赶上采茶季,白天上课,晚上到队上炒茶。

    诸老师从山村走了出去。一九八一年从杭州师范学院毕业,是恢复高考后生物系的首届学生,分配时一纸通知,荣归故里,回到外婆家、母亲的出生地,比父亲的出生地距离城市更远的地方。

    分田到户时,家里得茶地两亩,诸老师名下无地,也无村股份。

    诸老师任校长两年,面对的是怎样留住人、怎样找到钱、怎样把教学抓上去。这三个问题的顺序,透出外部世界的变革带来的压力。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旧体制日渐融化,新体制正在焊接,乡民摸着石头过河,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对教职十三年、已过不惑之年的袁浦外甥来说,感受到一份责任。

    因为热忱,多年以后,不经意间的一个柔软场合,听人叫一声诸老师,心中不免自得。

    诸老师跟我讲过一件事,管理怎样上去?全校二十四个班,每个班一个自行车方阵,车不上锁,学生不会骑错车。这虽是小事,可见校长管理重细节,治理有特色。

    我的同学说诸老师平和。大家对诸老师教什么,回答不一,又很奇妙。有说教数学的,有说教生物的,有说教政治的。诸老师说先教的数学,后教生物,也代课教过数学。不少同学认为教过政治,而诸老师不记得了。

    教了十五年书,离开校长岗位,依旧不失教师本色。诸老师真诚坦率,语调理性,点题透彻,有学者气。

    同诸老师交流时,我仿佛坐在一位敦厚的内科医生面前。桌上泡了一杯山茶,茶香馥郁,产自西湖区,有时也叫龙井。

    三

    白茅湖边若是座大森林,就热情和活力而言,数学老师张万兵大概是头豹子。

    张老师是地道的种田人,不过他不说,你看不出来。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钱塘沙上,老师苦教,学生苦学。张老师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届学生毕业升学会考,一百三十多人,平均分一百零二分。带班参加杭州市数学竞赛,一、二、三等奖都拿了。

    张老师上数学课,右手捏一截粉笔,左手放在胸前,长袖卷到胳膊肘,生龙活虎,好像随时要扑下讲台。张老师脾气急,语速快,讲解声音颇大,且不许学生走神,看人的眼神也与众不同,眼皮往往要微微耷拉那么一小点,带了质询,眼底下是自信,目力所及,我常在这圆圆的眼睛的注视下心中无数、慌里慌张。

    张老师对学生很上心,一点点教,细致讲解,也很严厉,抓课堂纪律,一丝不苟,平日不常见笑。

    一九八九年八月末的一天,天空下着小雨,张老师领我到贡院报到,在教务处注了册,叮嘱几句,笑得烂漫,挎一个小包匆匆地走了。那年张老师二十七岁。我看着老师的背影,想起老师的好,有些落寞。

    张老师生活多趣味,爱好不少,练书法,弹吉他,画国画,也打乒乓球。

    我曾心生一个念头,这么有趣的老师,那时如果省出一节数学课,教我们弹吉他,又有什么不好呢?张老师教了十四年数学,常说要努力上进,我至今想起,有一点紧张,大概是小动物见到豹子时的条件反射,总下意识地自问,数学作业做了没有,做对没有?

    张老师一九八三年教书,第一个月工资三十元。六年后任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又过二年做了校长,两年后又去了另一所中学当书记兼校长。

    四

    我在白茅湖边见过的老师,一些退休了,一些至今仍坚守课堂,一些走上行政岗位,担任过校长的不下七位,个个敬业,人人敬爱。

    钱塘沙上的种田人见到老师,很高兴,听到喊老师的种田人也高兴。

    我以为,做种田人的学堂的校长,是老师担荷的额外义务。这是种田人的使命,也是幸运。

    五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茅湖中学的创始人之一,陈周耀老师逝世,享年七十七岁。

    两周后,东江嘴村的赵民建给我一份生平简介。上面说,陈老师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在袁浦农业中学参加工作,担任教师,后担任负责人。一九六八年一月调入袁浦中学工作,一九七八年九月起担任党支部副书记、校长。

    参照《袁浦镇志》,获知袁浦中学挂牌后,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一九六九年三月,陈周耀老师担任学校临时负责人。间隔九年后的一九七八年六月,成为袁浦中学第一任校长,任期到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陈老师一九三九年二月生于杭州,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担任中学负责人时二十九岁,离开校长岗位时四十四岁,从教十八年。

    对白茅湖中学这一段,生平简介中这样评价:担任校长时,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校为家,一心扑在教育上。他民主领导,带领全校教职员工共同努力,制定可行措施,发挥各方面作用,使学校的教育质量大幅提高。

    “以校为家”“民主领导”“大幅提高”这十二字,是陈老师的写照,也是白茅湖中学的精神。

    我第一次听到陈老师的名字,是在田间地头割草时,从一个钓黄鳝的阿哥口里知晓。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十月二日,我在袁浦惊闻陈老师去世。童年的一点泪花,从眼角划过,扑簌一声,落在钱塘沙上。

    我,终于,也未见到陈老师,只记得,四月里,还有点凉,镰刀、竹篮、青草,一个响亮的名字。

    赵民建说,陈老师身材高大,气度不凡,普通话有乡音,为人平和正直。

    他还说,从父辈到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袁浦人,都对这一辈老师心怀感恩和敬意,他们是袁浦的历史。

    六

    在我少年所见的人物里,袁浦中学所见,彼时令我眼前一亮。

    这些人物,在我们这班十五六岁的少年面前,青春阳光,富有爱心,精力充沛,思维活跃,风华正茂,把教好书同服务乡村的炽热情怀,以及生命中最美丽最纯粹的一段时光甚至全部,都献给了袁浦。

    若说已无建制的袁浦有什么特别的遗产:一份是我们的父辈在这片泥泞的水田里,用形同苦役的繁重劳动创造了经济的自足和奔向康乐生活的奇迹;一份是这所中学和各村小学的教师,用种田人的脚踏实地,在一个需要精神观照和激励的成长期,给这个地方注入一种向外向上勇于变革的动力。

    一份遗产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形态,一份遗产哺育了这片土地的新人,一起构成不朽的世纪袁浦和钱塘沙上的袁浦时代。

    袁浦时代,可以和同一时期东方大地任何一个乡村相媲美,不仅不逊色,实在是骄傲。作为千年历史的生命共同体延续的一部分,这份自信和尊严,上无愧于天,中无愧于人,下不负于地。

    由此上溯,自中学立校以来的袁浦,是精神的崛起,同物质的丰富一样,历千万祀,共三光而永光。

    说说这些兼任校长的教师,纪念一段旅程,护持一份情感。

    《袁浦镇志》载,袁浦未有中学前,一些小学毕业生去外地求学,单程一趟花时六七个钟头。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〇年,袁浦中学招收高中生,此后为初中编制。

    每年建校日,是中学的生日,也是文化袁浦的生日。不妨在年年岁岁的这个日子,竖起大拇指,如果历经世纪袁浦,是袁浦时代的人,便也晓得,这是来自遥远的白茅湖的问候。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孙昌建先生

    一

    第一眼见先生,以为在庙里,耳目鼻嘴慈善如佛,未开口,先送了弥勒的笑。

    先生姓孙,名昌建,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我给先生凿个像:

    大步流星,力道蛮足,手背如稻谷丰满。后背宽绰圆润,找不出一只角。先生耸耸眉,像夏天早稻收了,顽皮的天要挤出毛毛雨来,抽抽定山鼻,从嘴到下巴带动秋天的江水涌起浪,有时像作文簿上打出改正号或增添号,向前面和两边排推开来。

    先生眼神有妙处,和笑一般,弥勒久坐笑倦了,一时没人,打个盹,睁开眼来,球体遇午后三时的阳光,反射出泪光,泪未掉,一如初生的婴儿自然醒,睡足了,定定地看着你,你忍不住,挺想逗逗他。这一诚意的脸,忍了性,安了我上语文课的心。

    二

    先生的语文课,铃声一响,速度快如乒乓球大力扣杀,进门时带起一阵风。我想起童年打三角“撇纸”,一下拍翻两个;或是争上游,捉“两二”“一猫”(扑克里的“二”和“王”),也跟着快活起来。

    上课第一模块,先生念课文。班上慢慢安静,除了听,一齐翻页外,都不落忍。学“抑扬顿挫”这个词,我一下记住,因为先生已抑扬顿挫许久了。我的中学语文,就在先生的琅琅读书声里化开。

    我一度有疑,先生念课文,一念十分钟,究不会是头晚跟我一样田间草垛打纸牌,未备课吧?先生逢课必念,或短或长,这便是癖了。后见《湖心亭看雪》作者张岱讲,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知这读课文,露了先生深情。

    彼时看来,先生念得极准的,这是丙寅年。我们未从村言村语拔将出来。一个班,几种方言,一样事物,叫法不同,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各自言说。先生教语文,究竟是率先垂范,将叙说表达统一。

    我们方言多,一个猪字,念jū,念zī,念niŭ zī,都有。这个乡村联合国,先生是秘书长,职责头条,统一语言。我说话,是慢慢看了先生的嘴,把握了口形的。我的三级跳式注意力,也归到这弥勒的嘴上。我等顽愚,至今未把普通话说利落,但注意力从此聚焦,听人说话,既用耳朵,也看眼睛和嘴。

    语文课最喜先生念自然文字,边听边看,联想“豆苗虫促促,篱上花当屋”,悦耳赏心,实乃快事。

    三

    初中语文课最让我动心的,是先生借书。一日,先生唤我跟了去,说弄本书看。我想,这事大了,都用上“弄”字了,乡下借你书是把你当读书人,先生借你书,且用“弄”字,庄重之事。

    教师宿舍紧邻礼堂,过道上飘着酱油炖油豆腐和炒青菜味。我记得抱书出来的欣喜,这是一阴天,我怀抱一晴天,灿烂到心跳欲奔。

    借的“汪曾祺作品选集”,内有一篇《鸡毛》。说的是一个院子,总丢鸡,且丢得彻底。终有一天,院子里搬走一人,床下三堆鸡毛。这个故事,引起我创造的冲动,很想造句,说说乡下事。立了志,起了头,终因讲故事要造各式句子,造到毕业典礼,也没造出来。

    我的初中语文课,长了神气,是先生让我写民间故事。忽一日,老师抱来一泥瓷杯,还有一部《汉语成语词典》,说我得了西湖区民间故事征文比赛三等奖。抱这杯端详半晌,后头一同学唤我,一扭头带了桌子,杯子重重落下,一声闷响,心跟着一起碎。我曾悔过几次,碎了的杯,还是不是奖。

    先生的语文课,植下一种兴趣。语文,未必每天背生字词组,背课文练作文,你有心去听、用心去看、上心去想,就够了。若还怀有一颗童心,你想的时候,会止不住地写,忍不住去讲。不要管写成怎样、有个甚用,想走笔就写起,张口就说,想掷笔且搁下,闭目就歇。

    四

    先生是作家,也是诗人,教我们作过诗。先生的诗,是口语的,有民谣风。谈情,这样写:

    有好多好多的梦要说呀/不能说就偷偷地写和画/轻轻地哼小曲吹口哨。(《口吃的孩子》)

    这种东西/我不能说出口/我也不敢写在纸上/这种隐痛/不是关于爱情什么的/在春天/爱情什么的/跟晚上的猫叫没有什么区别。(《在春天》)

    她火红的风衣/是在给夜照明吗/默默地跟着/默默地跟着/好像路还在走着/好像音乐还在继续。(《旋律》)

    说景,这样讲:

    一场雨几乎没有任何预兆/就影响了一条江的情绪。(《开始》)我们像一枝枝长在水里的芦苇/忍受暴风雨的摇撼/弯着身躯、望着渔火、追着流萤/想着太阳和月光下的彼岸。(《致同代人》)为什么老天不肯下雪/哪怕给我一夜的纯洁/让我吹嘘浴缸的柔软/我反对非要搂住了才说爱。(《反对》)

    先生指导我写过两回诗。一回在白茅湖中学南侧平房教室门口,叶子趋黄,秋风渐紧,我晓得写诗就是一句一行,分出几段,慎用、不用标点,一两句反复出现,憋一会儿气,大呼小叫。诗原来是说心里话,说短话,说真话,言志的。

    先生又教一回,在北侧教室过道里,秋天快盯不住了,我用领悟的诗情,排出几段,每段变几字。先生笑笑说,也可以了。对《秋天》,先生这样开头:

    我习惯在秋天里沉思默想/对着蓝天敞开胸膛/再也没有绿荫能遮挡我的目光/只有光秃秃的树枝/悬挂着我朴素的思想。

    我从此断了作诗的痴梦,那时我同村学哥阿龙已写出很妙的诗,我不是作诗的人,但我居然离诗人很近。对诗有一份好感,愿意看、愿意听,保持了对这一文体的热爱。

    五

    我的初中,形式上毕业,思想上未出门。这么多年,身体不动,脑筋转动,一次次梦回袁浦,落在原点白茅湖。我的语文,不曾爬出湖、走出中学,其间几次交集,索性留在中学语文课堂。

    癸酉年,我大二实习,工作单位和先生新换的单位在同一个院里,算是“隔壁同事”,在平海路《今日青年》编辑部相见,既有点奇怪,更添些亲切,心中满是透彻。先生编发我一篇小文。高中三年、大学两年,又相见,这如同一人常求佛拜神,撞进一庙又一庙,佛有先见之明,总是早一段投来,坐那儿等你呢,终是我喜闻乐见的弥勒。

    丙子年,我毕业实习,在安吉路二十一号上班,住文二路一百八十八号,和先生不远,我跑过去,先生热情相迎。彼时恍惚不定,安吉、平海两处大庙怜见,安吉路的楼老师、文老师,平海路的邱老师均出手留我,文老师专门报请增一编制。我想着好男儿志在四方,辜负好意,坐上火车,心急火燎地向北去了。这一年二十四岁。

    几番交集,常念弥勒在杭城繁华处,把平海路六十一号做了高庙。弥勒去了下一处庙,这笑仍在此处飘然,我经此处必顺势去一趟,进门看两眼。

    门卫已换过几茬,每次问时,我说老师在这里,问是谁,我说孙昌建先生,门卫疑惑,却从不阻我。

    我曾想,初中语文教会我什么?是感知,发乎于心,是落笔,践之于行。白茅湖边,我的老师给了我生活的语文。

    六

    先生说,冬天来了,冰凌长了/你我捧着一碗汤年糕/等着墙角的百子炮炸响。(《短章·四季》)年末,我和铁儒炸一通百子炮,在香杉瓦舍边。想起这句诗,还特意看了看墙角。

    先生长我一轮,也属鼠。著此文时,先生五十六岁,我四十四岁。

    先生长我阿哥富荣两岁,这些年,不时想起,仿佛对面站着的是一位和顺的长兄,但刻度线是清楚的,先生是先生,学生是学生。先生如同书架上的《新华字典》,想起时打开,不想时合上,却总在书桌前,我可以够到的地方。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阿哥富荣

    一

    我家阿哥,长我十岁,姓华,本名富荣,现名赴云,是桂花妮娘的心头肉。

    我的父亲,喜欢外甥,常举起来“骑马拉哈”(袁浦方言:骑脖子上),用头顶开两腿,安坐到肩上。

    我和阿哥是纯正的杭州乡下人,在钱塘江边、田间地头长大,离开家乡求学,漂在他乡谋生。不同的是,他在江对面,我在江这边。阿哥很认真地说,一个浦阳江,一个钱塘江,我说是一条江,都连着,坐了船来回,也无阻拦。

    我的父亲在削平土墩前,把草舍前的枇杷树挖出来,搁在钢丝车上拉到钱塘江边。阿哥家二叔,用村里的小船,把树运到民丰村前的浦阳江滩。阿哥坐船头,二叔摇橹坐后头,水绿绿的、清清的,有点凉、有点甜,船过江心时,探身掬一捧水喝。

    二

    我第一次到阿哥谋生地,是丙申年春。阿哥已年过半百,走路像父亲一样堂正敦实。

    阿哥家住丽水,古称处州,也有江,叫瓯江。江水绿绿的,更觉亲切,我以为,这江大抵和钱塘江连着,从水路,曲曲弯弯经过一片海,也过得去。

    我说瓯江很美,阿哥说江里的石头才美哩。没有筑坝建电站前,瓯江绿水浅处,一床鹅卵石奇形怪状,没有两块是一样的,在绿水里泡久了,带了丽水的灵性,捡起的每块石头,都是一个美丽故事。

    有一段时间,阿哥每天一下班,便奔瓯江去,孤独一人,行走江滩,翻拣各色各样的石头。在瓯江拣石头,拣的是野趣,步步惊喜,腾挪俯仰间,近距离触摸地表,这可真接了地气。

    阿哥来袁浦,是甲申年秋末,父亲的葬礼。出殡日早晨,阿哥举了幡,在前头引路。那一刻,日色晦暗,雾浓而沉,只依稀见得阿哥沉重而缓慢的脚步。阿哥说,舅舅稀罕外甥,对外甥好,驮着一跳一跳往前走,还下池塘捉蟹捞虾,让外甥把玩一番耍够了再煮了吃。

    我们通信往来,是丙子年夏。我大学毕业留京,学校让交“城市滞纳费”,一笔五千元,这可把我难住了。那一天,我在西郊紫竹院公园转了一圈又一圈,走累了,顺势躺卧草坡上,眯了一阵,醒时开眼,见天上白云朵朵悠悠飘动,想起阿哥富荣。弄来地址,写了信去,阿哥寄了钱来。彼时阿哥添一对双胞胎,又租房住,生活也不宽裕。我拿到工资后,留下够吃喝的,攒够一千元,寄一次,连寄五次。每次在百万庄邮局填写“丽水”两字时,仿佛听见家乡的江河托起小船往前走的水声。

    从我成年谋生起,阿哥来一回袁浦,我去丽水聚一回,这样一来一去,已二十年矣。

    三

    大年初一去丽水。进哥家门,站起两个后生哥,是大侄儿。我说,我们见过吗?两侄相视一下,毫无疑问地说:第一次见到你!我既欢喜,又疑惑。喜的是我们相逢一笑,竟也熟了,一起过年来,疑的是我们没见过?那天晚上住丽水,连紫竹院山坡上空悠然而过的云,都一片一片地翻了,就是想不起我们见过。哦,他们在丽水生、丽水长,没去过袁浦,我没来过丽水,大抵真的未见过。

    这一对可爱可亲的双胞胎,从阿哥这里,接了桂花妮娘的笃诚和厚道,一五一十地传续了,落到心里,浸在脸上。家里坐了一位姑娘,一脸的纯真和秀气。我初以为是侄儿俩的同学,大年初一来串门?一个侄儿说:这是我老婆!哦,我们肯定是第一次见了!

    我的侄儿,先出生的叫大咪,后出生的叫小咪。小咪先结婚,正在度蜜月。

    四

    铁儒在日记中说:

    大年初一,坐动车去丽水。丽水是浙江的一座小城,离杭州有点儿距离。

    到那儿后有华伯伯和陈妈妈接待,因为伯伯家在火车站附近,所以我们便决定走过去。在火车站附近我还觉得比较荒凉,不知道传说的美究竟在哪里,当要过一座大桥的时候才知道美是什么样的。

    不过美的并不是桥而是桥边的风景。桥下是绿色的河水,河中有几座长满草的小岛,河边有几个垂钓的人影。河岸上长满高树,有原始树林的气势。远方有很多山,虽然来的季节不对,没看到青色的山峰,却也有不同的韵味。因为山峰的颜色是庄严又宁静的墨绿色。山上还有几座亭子,增加了视觉效果,感觉像置身于人间仙境。

    爸爸与伯伯一家寒暄了一会儿,吃过晚饭后,我们便又出门溜达了。不过与来时不一样,这次看到的是夜景。

    丽水是一处净土,这里经常举行摄影比赛,陈妈妈说,我们走的路叫“摄影之路”。

    我还看到水面上有老式的乌篷船。江水清澈见底,远方有几座小岛,岛上有零星灯光闪耀,再往前走,是紫金大桥,不知是灯光的效果,还是桥本身的颜色,让它看起来是金色的。树枝上挂满了灯饰,发着蓝光,像在另一个世界。

    这夜间的美景,放在一起,最好的画家,用最好的颜料,也无法复制出如此美妙的景色。

    铁儒给这一天的日记写了题目:《正月丽水》。

    五

    大年初二,阿哥领我看山看树。

    山是白云山。爬上去,阿哥说,这是最好的山道,常来爬。上了山,意犹未尽,阿哥说,走南边台阶下去,可览丽水城全貌,风景更佳。走了半程,阿哥说,不好意思,下山道没选好,路“壁陡”(袁浦方言:坡度很大,直上直下),腿直抖。

    山脚有块碑,我知这坡叫步云岭,一千三百六十级哩。白云山说矮不矮,说高也不高,山上摸不到云,天却很高,蓝蓝的,更高处有一点儿白云,悠悠地悬浮着。我们下山走得紧,路也陡,不敢大意。高天的那点儿云,悄悄地看着我们一脚一脚蹬下去。

    丽水山青青,水绿绿,江流和缓,空气湿润,一路走,补了水,也不累。阿哥说,来丽水得看路湾的树。

    什么树?古樟树。阿哥说,这是瓯江边最大的樟树,也是浙江境内第一古樟,生长于晋代,一千五百多年了,姿态优美,气度不凡。

    铁儒在日记中这样形容:

    我们看的不是一般的树,而是一棵上千年的老樟树,可谓枝繁叶茂。树干非常粗壮,布满岁月带来的沧桑感,上面挂满人们许愿的红布条。枝条也非常好看,像龙、像根、像手……还有一些植物生长其上,让人感觉树有一颗包容心。再看周围,一面是树,一面是水,远处又是青山,又觉老树是一位将军,满山都是小树兵。

    我绕樟树一圈,树径大如乡下稻谷仓,树干遍布青苔,可见这里水分充盈,四季滋润。树下幽静清凉,站得稍久,竟生恋,想坐树下,靠着树,好好眯上一觉。

    六

    阿哥的家,在一栋楼的十六层,可以看到如黛远山。站在阳台,瓯江的一角收于眼底,抬头可见天处,一色的瓦蓝。我说,为什么买这房。阿哥答:老家小木楼,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哦,这不是把小木楼搬到丽水了吗?

    阿哥有个小书房。墙上挂着林湘、徐君陶的字画。窗前一张小沙发,一个搁脚台,我忍不住坐上去。照耀江河的冬日阳光,也照进书房,暖洋洋的,抬头可见一方精致的蓝天,手持一卷新开的书,一页一页细细地读,这不大的一角,真是读书的好去处。这哪里是书房?分明是家乡的大树底下、稻麦田头和油菜花地!

    书架上有沈从文、汪曾祺、张中行、黄裳、孙犁的书,还有《史记》《世说新语》《聊斋志异》《陶渊明集》《杜甫诗选》《苏轼词选》等经典古籍。案头桌下,也堆了沉甸甸的书。阿哥喜欢老先生的书,说他们学问好,见识高,文笔简练老辣,文风高洁古雅,不浮不躁,从容淡定,读了宁静。

    现而今,不少人图清静,到乡野山间建个房子,阿哥却住在闹市里,晴好的日子,摊开一本书来,世间万物也静静地躺在书里了。

    阿哥走到哪里,都不忘带上一本书,在行进的火车上,或旅程的客房里,一读书,心就变得分外安静。读书,大抵成了阿哥数十年一种静心修为的方式。

    七

    读书之余,阿哥也舞文弄墨,老家是其挥之不去的抒写话题,满纸都是浓浓乡情。我认得的萧山义桥,那些老家的人,一个个跃动在字里行间;老家的景,一幕幕闪现于篇什段落,仿佛又回到少年时光。

    阿哥写了不少亲人,有外公、奶奶、母亲、二叔。至今仍记得奶奶讲的道理,说做人跟河里的水一样,做好人,就像水倒到酒缸里,喷喷香;做坏人、恶人,就像水倒到粪缸里,“蛮蛮臭”(萧山方言:很臭)。

    阿哥写了老家的景物,有古井、小河、石桥,有洋槐树、乌桕树、杨树、柳树,还有生长着的水稻、麦子、油菜花……

    我说,文集出版后,还写吗?阿哥说,写,老家,放不下呢。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旧年的笔记本,念出一首诗:

    我心怀感激 在童年时代/可以常常用手抚摸那些幼小的动物/那是一些温情脉脉柔情似水的小生命啊/在寒冷的季节 抑或黯淡的时日/弥漫着永恒的温暖、光亮和善意/因此 当我告别童年 步入青年、中年/那暖如春风亲如家人的感觉 仍然/无数次出现在我的心头/我知道 即使躲到夜的背后/或者窗户紧闭的幽室/它们也会从时间的缝隙中/探出头来注视着我/悄悄抹去我心中的孤独与忧伤/真的 哪怕到了头发凋谢、牙齿脱落的晚年/我仍会记得这些小动物/并用心感受它们 曾经/给我的温暖和美好

    这首诗的名字叫《那些小动物》。阿哥说,儿时那些小狗、小猫、小兔子,温柔、活泼、灵性,几十年过去了,还记得,还那么可亲可爱。

    这天晚上,我住在丽水,躺着时,眼前总是浮现这些小动物。半夜起来,忍不住看房间的四壁,是否也有那么一只两只小动物,温柔地探出头来注视着我。我身在丽水,心却同阿哥一起回到了遥远的浦阳江畔。

    八

    我的阿哥,离开家乡,把家安在丽水。从前,由老家到丽水,坐车要一天。现在通了高铁,也就一个多小时。

    大年初一,我出车站,见到阿嫂。阿嫂是地道的丽水人,中学教师,大气端庄,上得课堂,下得厨房,做了丽水特色的饭菜,纯正的浙南味道。

    踩在一地炮仗和百子炮开出的红花瓣上,阿嫂和阿哥将我们送进车站,直到见不着,才往回走。

    阿哥轻轻挥手,很慢很慢,微微笑着,作别的那延长的一瞬里,我想起我的父亲,丽水也仿佛在一日之间,是我亲爱的故乡了。

    与我同赴丽水探亲的铁儒,十二周岁。他说:我还要再来!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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