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徐锡麟

    苌弘一去两千载，碧血常留天地间；公舍私恩殉公义，杀身应比古贤坚。

    这首诗，是我1907年为了纪念我的老师徐锡麟而写的。在青年时代，我作为他主办的安徽巡警学堂学生，曾亲身经历了徐锡麟刺杀清巡抚恩铭的重大事件。同时，我又作为此案的陪斩者，目睹我的老师徐锡麟慷慨捐躯、从容就义的情景。他为了民族复兴，表现出英勇不屈、气壮山河的革命气概，至今仍激励着我不断前进。***

    徐锡麟字伯荪，是浙江绍兴人。少有大志，早蓄有反清决心。他曾到日本学习警务。回国后，捐了个道台出身，经京官俞廉三的介绍来到安徽，颇得安徽巡抚恩铭的信任。随后被委派创办巡警学堂，恩铭兼任总办，徐锡麟为会办。校址设在安庆城内百花亭。

    1906年，即清光绪三十二年秋，我随宗兄朱检之、朱笃之离开家乡六安，来到安庆。笃之考入陆军测绘学堂，我和检之考入徐锡麟主办的安徽巡警学堂。我俩都考入该学堂的官生班，徐锡麟见我年轻，把我从官生班挑出编入兵生班。当时列入兵生班的还有宋玉琳、杨允中（宋玉琳后来参加黄花岗起义牺牲，成为七十二烈士之一；杨允中光复后参加反袁安庆起义，被军阀倪嗣冲杀害）等人。分到兵生班后，除学习有关军事、警务科目外，还进行步兵操练。所有该班学员都由徐锡麟老师介绍加入“光复会”，按照他的指示参与反清活动。他经常秘密把我们召集在一起，痛斥清廷无能，要推翻清廷，光复汉室。他常说：“你们不要入官生班。不要去做官，要革命。”按照他的指示，我们常去陆军小学堂秘密联络，宣传反清思想。有时也去驻地新军薛哲等人的部队，进行联络感情的活动。

    次年，光绪三十三年五月，第一批学员毕业。徐锡麟原定五月二十八日（毕业典礼日）为起义日期。可是，安徽巡抚恩铭已得两江总督端方来电：据探报有革命党，希图在江、皖一带扰乱，严饬所属妥为防范等语。于是恩铭决定提前到二十六日上午举行典礼。当时巡抚恩铭、藩司冯煦和臬司毓钟山来到学堂，依次入坐公案的后面。徐锡麟着警官服指挥我等在院内站队。报数毕，徐师将学员名册送到恩铭案前呈验，并向恩铭行礼说：“报告大帅，学员已经到齐，请大帅点名。”我这时从远处看，徐师突然从靴筒中抽出手枪，直射恩铭，弹中要害，同时高呼：“革命军今日起义了！”恩铭的随从戈什（即副官长）以身蔽恩铭，也被徐师击中，与恩铭一起倒毙于公案的下面。徐师接着又开枪打死顾松。顾松表面上做庶务工作，实际上是恩铭在学堂中的耳目，为人极坏。在这场突然发生的刺杀行动中，在座的官吏无不战栗失措。官生班学员见此情景，都惊惶地逃散了。徐锡麟老师立即呼喊兵生班站队。只有我等20多位青年兵士整队，随徐老师去安庆北门占领军械所，夺取所中存放的枪械，以图大举。哪知该所存放的捷克造的“马维尼”枪多已锈坏，子弹又不能合膛，等于废物。这些是当年李鸿章率领淮军在江苏打太平军剩下的洋枪。我等到军械所不久，杜青远率巡防营把我们严密地包围起来。徐锡麟和陈伯平（即光复子）在前门与敌人相持。我等由于枪支都不能使用，只好用刺刀和枪杆与敌人格斗。陈伯平在战斗中牺牲，巡防营乘隙入内把我等赶到后门。这时徐锡麟翻墙上了房顶，以手枪迎击汹涌而至的巡警，终因寡不敌众，大势已去，便回到军械所，大声地向大众宣布：“战斗到此结束，一切由我一人负责！”此时，马宗汉（即宗汉子）与我等十余个学员在军械所后门一齐被捕。被捕的学员每两人共上一个手铐，关押在军械所内，徐锡麟则另押一处。这次起义迅速失败的教训有三：首先是毕业典礼提前举行；其次是由上海接济的军械未运到；三是集贤关驻扎的新军薛哲等来不及响应。处在外无援兵、内无枪弹的情况下，只有失败的一条道路。

    接着，审讯开始。清政府先派臬司满人毓钟山升堂。徐师一见毓至，头发上指，目眦皆裂，大声喝道：“你幸未死，便宜了你！你怎配审我？可叫华甫（冯煦）出来面谈！”毓钟山闻声色变，慌忙退堂。代理巡抚冯煦只得亲自讯问。他先赐徐师“蒲团”盘腿坐下，然后问徐说：“恩抚待你恩厚，来省后就令你充当陆军小学堂会办，又命你充当巡警会办及巡警学堂堂长。有事依之如同手足，你何心肝而出于此！”徐师回答说：“恩抚待我是私恩也；我杀之，公义也。”冯煦语塞。又问道：“你是革命党吗？”徐师回答说：“是！此事皆我与我友光复子、宗汉子所为，其他附和我的学生实不知情，当时均是我以枪迫使他们随我同行。有罪我一人当之，可寸磔我身，不要株连他们。”

    此后，代理巡抚冯煦请示清廷处理此案。复电：“援张汶祥刺马新贻案例此为清末四大名案之一。张汶祥原系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下的一员骁将，太平天国失败后，他和曹二虎、石锦标一同投奔捻军，活捉安徽合肥革职知府、庐江郡各乡团练头目马新贻。马新贻被擒后，反而劝说张汶祥等三人投诚。并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后来，马新贻升为两江总督，竟奸污曹二虎妻王梅香，并诬指曹私通捻军，加以捕杀。张汶祥激于义愤，只身刺死马新贻，旋被处决。办。”意思就是将徐锡麟就地正法，先挖心，后砍头，以祭恩铭。冯煦电奏改为先砍头，后挖心祭之。

    次晨，徐锡麟乘车，头插亡命旗，绑赴刑场。徐师在东洋车上傲然挺坐，一路高呼：“满虏必灭，汉族必兴。我今在此流下一滴血，势将开花结果。必有无数革命志士踏着血迹起来！推翻虏廷，光复华夏，为期不远了！”徐师的呼声在空中震荡，他的背影随着车轮远去。我等也被押随行。一路上行人目睹此景此情，莫不为之感动流泪。徐师到达刑场，刽子手要他下跪。他昂首拒不下跪，大声斥骂：“我不能对满虏下跪！”说毕，大笑数声，延颈待弑。他高声喊道：“要杀就杀，在此开刀！”刽子手一下把徐头砍下，鲜血如泉上涌，刑场上的人顿时悚然色变。刽子手手持钢刀和七寸盘，剖腹挖出心脏。当时，我和宋玉琳、杨允中、姚向甫四人被押赴刑场“陪斩”，因此目睹徐锡麟老师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情景。其英勇不屈、气壮山河的革命气概使我们极为感奋。行刑后，我等四人又被押回监狱。过七天，经冯煦电请，将我等四人释放，押解回籍。

    徐锡麟老师刺杀恩铭事件发生后，清廷大为震动，社会上反响极大。徐师的灵柩葬于安庆百花亭畔。他的血衣和手枪封藏在大观亭“佘阙祠堂”东厢房内。当时代理巡抚冯煦为此也不得不表白自己，曾书写一副对联挂在“佘阙祠堂”内。联曰：“来日大难，对此茫茫百端集；英灵不昧，鉴兹謇謇匪躬愚。”说明他自己无法帮忙，请徐锡麟老师在地下原谅他的愚忠，以掩饰他自己的帮凶罪行。辛亥光复初，徐师的哥哥徐锡麒将他的灵柩迁回浙江，葬于西湖。

    70多年前的往事，犹在眼前。无数革命先烈，其中也包括我的老师徐锡麟，为了民族复兴，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他们的革命行动在政治上、精神上给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教育了人民，为以后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

    1981年4月14日

    （朱世同整理）

    回忆“五四”运动前后在安徽的活动

    编者按：朱蕴山同志1907年参加了徐锡麟在安庆刺恩铭的事件。从清朝末年反清开始，直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反袁、反军阀，以及“四一二”以后的反蒋革命斗争，朱老都参加了。朱老参加过岳王会、光复会、同盟会。下面的文章是朱老介绍“五四”前后他在安徽革命活动的片段。

    “五四”运动已经60年了。回忆“五四”前后的切身经历，对我来说有很大的教益。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内部发生分化。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批人，主张议会政治、政党内阁，与北洋系妥协，孙中山先生当时处于孤立，袁世凯利用同盟会内部的矛盾，攫取了大权。

    袁世凯上台后，一心追求独裁专制，企图把封建君主制重新加在人民头上。他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步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独揽军事、行政大权，颁布许多反动法令。对外秘密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为了在地方布置他的心腹，袁下令罢免江西、湖南、安徽、广东四省都督，使北洋军阀倪嗣冲入皖，占领安庆。倪嗣冲、马联甲一伙与袁世凯紧密结合，伪造民意，推行帝制，互称君臣，丑态百出，激起安徽人民极大的义愤。

    为了反对袁世凯和地方军阀推行帝制，1916年，我和段瑞兰、杨允中、沈子修等曾密谋在安庆举行武装起义。我先与段瑞兰筹资约2000元，设地下据点两处：一个设在酒馆“味莼园”，地点在安庆旧藩署前（当时同志们叫“朱贵酒店”），我充经理，一个设在安庆大南门中药铺楼上，由允中负责。药铺储有炸弹，允中与上海方面接洽，约定旧历端阳节前一日运回手枪20支，准备在端阳前夜间起义。计划首先纵火“味莼园”，趁救火混乱时，由警务处督察长翟少垣先将朱家珂（全省警务处处长）扣押，把东署、南署和西北两署中下级警察，包括巡查一大队，共2000余人，集中起来，成立安徽讨袁军第一军。同时，将常恒芳、褚辅成从陆军监狱接出来（常恒芳与褚辅成在1913年同时在北京被捕，解交皖军法处，押于陆军监狱），组织安徽讨袁临时军政府，并决定以常恒芳为首，段瑞兰和我为副，管理全省军事、民政事务。同时，还制定北伐计划，训练和扩大军队，响应云南蔡锷讨袁义旗。不料事泄，倪嗣冲在武汉立即电皖警务处，于端阳节前一日先下手，缉拿我等归案。翟少垣是我的知己，得此消息后，夜半亲自送我两张出入城证，叫我迅速离去。我为了掩护同志，就把两张通行证给了瑞兰和子修，让他们迅速离去，我遭到了逮捕。他们出城后，正好在途中遇见允中从上海购买军火归来，也就一起返回上海避难去了。这次反袁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民主共和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改变的，袁世凯做了83天皇帝，终于在全国一片声讨中下了台，忧惧成疾而死。倪嗣冲仓促由武汉逃回蚌埠。孙中山先生回国通电全国各省反对帝制，同时还电北京黎元洪，要求释放政治犯。皖同乡会和柏文蔚联名电皖，指名释放我和常恒芳，不久我就恢复了自由。

    反动势力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是实权操在国务总理段祺瑞的手中。北洋军阀与地方势力矛盾重重，政局十分紊乱。张勋认为这是大好时机，大造复辟舆论，在徐州召开“督军团”会议，组织军阀攻守同盟。倪嗣冲的反动势力在皖复起，他们大力搜捕革命党人。杨允中不幸在上海被捕，押解到蚌埠，英勇殉难。我接到芜湖赭山第五中学教员、陈独秀的密友刘希平由芜湖来信，催我速到他处避难。1917年2月初，我秘密来到芜湖，住在赭山第五中学。当时的校长潘仰山，尚起了掩护作用。刘希平在该校讲修身课，即现今的政治课，高语罕担任国文教员。他们提出筹备工读学校（即芜湖职业学校），要我担任驻校董事，借以掩护。同时还会见了李光炯、卢仲农、王肖山等人。大家一致认为，黑暗的统治局面甚长，这不仅是安徽一个地方的现象，当前的任务应该争取在学校机关长期埋头下去，从改革教育、培养青年入手，通过普及国民知识，提倡新文化，竭力而慎重地介绍新思潮，去提高青年们要有社会责任心的觉悟。做好这项工作，还应该大力提倡普及义务教育。

    在大力做好普及教育，提高青年革命觉悟外，我和刘希平6月初还到了上海，去进一步推动反对倪嗣冲运动。在那里，我写了一本《燃犀录》，即“倪嗣冲祸皖记”，来揭露倪嗣冲祸皖的罪行。这份材料油印了100多份，分寄京、津、沪、汉同乡会，呼吁他们一致起来救乡救皖。可惜原稿已经散失。当时倪嗣冲得知此事后，曾托颍州某倪家走狗以5000金和安顿高位向我贿买此书，被我严词拒绝。8月份刘希平返回安徽，我继续北上。来到北京后，我去北大找了陈独秀和胡适，还找了皖籍议员常恒芳等人，并和他们交换了对当时政局的看法，我告诉他们，我们想从教育青年入手，同时，发动皖籍军人去反对倪嗣冲的安武军等做法，这些意见都得到他们的支持。

    1917年10月，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推孙中山先生为大元帅。我应鲁北平原混成旅胡翊儒和济南第一混成旅张克瑶的邀请，来到了山东，交换了反对安武军、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伐的意见。不久接到刘希平、卢仲农等人来信，催我速回芜湖，商量在皖西建立第三甲种农校。11月初，我离开济南，路经芜湖，和刘希平一起来到安庆，会见李光炯等人。大家决定要我回皖西六安筹建三农。1918年9月，我和桂月峰来到六安正式筹建，得到当时县长李铭楚的支持，由县劝学所垫借3000元、各界捐助2000元作为开办费，借六安老赓飏书院旧址为校址，于当年冬筹建告竣。同时，我还筹备六安女子学校于城西，推但西平为筹备员，聘吾妻周佩隐为校长。当时倪嗣冲爪牙刘道章是“公益维持会”会长、省教育会会长，沈子修是教育会总干事。刘认为沈不是危险人物。如果沈子修担任校长，学校经费就比较容易解决。其次，霍山劣绅郭缉熙与刘道章有勾结，曾企图把农校设立在霍山县。子修是霍山县人，负有学望，可以协调地方之争，使学校在六安开办。这样，在筹备就绪后，我就报告省教职员联合会，提请省教育厅委二农校长沈子修担任三农校长。桂月峰担任学监，我任修身课。1919年春，三农正式开学。六安学生会于3月成立。学生会成立不久，就发表宣言，响应安徽全省学生会提出的教育基金独立运动。

    安徽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从芜湖第五中学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推动了反帝反军阀运动，实质上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当时安徽社会方面，安庆、芜湖两地以进步的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为中心，组织了全省教职员联合会和全省学生联合会。当时的文化运动有两股力量：一股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早期陈独秀在安徽芜湖长街创办过“科学图书社”，提倡新文化，普及科学知识，后来，陈独秀虽离开安徽，但是，他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早在1915年在安徽就已出现，安庆、芜湖两地先进人士和各校青年受了很大影响，另一股是以李光炯为代表的反清、反北洋系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化界人士。他们在文化界是很有号召力和影响的。陈、李两人早有深交，但是政见不同，在当时都是具有较大政治影响的人物。“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安徽各地，如安庆、芜湖、合肥、蚌埠、六安、寿县等的广大青年，都纷纷起来响应北京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当时在北京的陈独秀和在安徽的刘希平、李光炯和我等都有联系。口信也不断频传。陈独秀在离开安徽时，曾说过：“我去搞全国性的运动，你们在安徽搞反军阀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希平实际上是陈独秀在安徽的代表。当北京一发动，我等在安徽就积极推动，发表宣言，组织游行。在青年学生宣传动员下，工人、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广大城镇居民也纷纷行动起来，形成一股巨大的反帝反军阀的力量。同时还开展群众性抵制日货的运动。在教育方面，还提出开展教育基金独立运动，提出经济公开和校务会议的具体改革方案。这些，对推动运动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运动一旦深入，封建军阀、地方官僚就暴露出他们的凶恶面目。5月下旬，督军倪嗣冲、省长吕调元先后发布紧急命令和布告，开始镇压运动，扬言要“依法逮惩”，“决不姑宽”。最后倪嗣冲还下令解散学校，强令学生回籍。尽管运动受到镇压，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教育了广大的安徽人民，他们通过斗争，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方向。

    “五四”运动后，为了进一步推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安徽各公团和刘希平、李光炯、光明甫等提请我筹办《评议报》，兼任总主笔。经费由各学校筹集。通过《评议报》来评议当时的安徽政局，宣传革命思想，并积极支持全省教职员联合会和全省学生联合会，推动安徽省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运动。

    安徽大批青年经过“五四”运动，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更迫切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较前更为普及。1921年在安庆、芜湖两地就已出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记得与《评议报》发生关系的青年团员有：柯庆施、周新民、朱子帆、许继慎、薛卓汉、舒传贤、郑鼎（李云鹤）、王坦夫、宋伟年等。

    1921年6月，省议会按照军阀倪道烺（倪嗣冲的胞侄，凤阳关监督）、马联甲（安徽军务帮办兼皖南镇守使）的意图，拟削减已决定增加的教育经费，以扩大军费。6月2日，安庆各校师生派代表去议会请愿，竟被驱逐。数千名学生得此消息后前去支援。不料马联甲悍然下令毒打学生，打伤学生40余名，其中学生姜高琦身受七刀，气息奄奄而死。校长光明甫带领学生直接与马联甲斗争，要求马联甲赔偿学生生命。这件事引起了全城舆论大哗，群情怒愤。不久即举行了有各界人士支援的万人示威游行。后经省参议会出面和解。马联甲自知理屈，逃回当时监军驻节的蚌埠。这件事同时也震惊了全国，得到全国各地的同情和支援。在这种情况下，省当局被迫同意教育经费由92万元增加到150万元。但是，凶手马联甲没有受到惩处。

    姜案发生后，倪道烺与马联甲及国民党老右派管鹏合作，阴谋夺取政权。通过他们的爪牙刘道章、关芸农等，由倪道烺出300万元，包办省议会，妄想推倪道烺为民选省长、管鹏为副省长，便于处理各学校风潮和扑灭学生运动。当时督军不能管辖学校，学生游行等事是民政问题，只能是省长专理。我们当时决定各回原籍进行活动，反对贿选。李光炯和光明甫、史恕卿等回桐城，卢仲农和朱子帆等回无为，我和沈子修回六安。在贿选中捣毁选票柜，收集捏造选民假票的情况，公开揭露贿选内幕，并利用合法手段，向北洋政府控诉倪、马非法贿选罪状。倪、马无法，又以40万元巨款贿买北洋政府内阁总理靳云鹏，任命倪道烺的老师李兆珍为安徽省省长，希望接事后，下令召集贿选议员开会，控制安徽政局。安徽人民再次奋起斗争，拒不承认李兆珍为安徽省省长。当时我们发动教职员和学生2000多人，背着行李睡卧江岸，把守城门，不许李兆珍下岸入城就职。李看此情况，化装成商人混入省长公署。当时安庆、芜湖两地立即举行“三罢”，进行游行示威，直捣公署。卫兵与学生发生冲突，还打伤“二农”教员王肖山，引起了群情怒愤。李兆珍慑于当时群愤，终于溜出省长公署逃跑了。驱李运动取得成功，安庆还举行万人庆祝大会。

    在促进安庆“六二”学潮、反对倪道烺贿选省议会和拒绝李兆珍入皖的斗争中，《评议报》对推动安徽民族民主革命，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五四”运动前后我的亲身经历中可以看到，反帝反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五四”运动以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学生（又名丘九）走上街头，起了宣传、动员、教育广大人民的作用，使工人、城镇居民、工商业者都行动起来，卷入到反帝反军阀的巨浪中去，形成一股巨大的斗争力量。它增强了革命党人领导、组织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决心。“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书籍更为普及，安徽出现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斗争舞台。这些都为建立马列主义政党打下思想和组织的基础。

    总之，如今看来，60年前“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至今仍闪耀着它的光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怀念亡友邓演达

    邓演达先生，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革命家，是国民党左派著名领导人之一。他忠勇奋发、艰苦卓绝，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我为了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推动反蒋活动，曾支持邓演达先生。邓先生的坚定反蒋活动成为对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一股严重的威胁力量。邓先生在去江西发动反蒋起义的前夕，不幸由于叛徒陈敬斋的告密，遭到蒋介石的逮捕，而惨遭杀害。

    今年正是邓演达先生殉难五十周年。回忆这段往事，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记得1931年2月蒋介石幽禁胡汉民后，举国哗然，引起宁粤分裂。国民党中不少不愿与南京蒋介石合作的中委都纷纷去广州，决定另组国民政府。陈铭枢、杨杏佛也曾来到上海，与邓演达秘密商议反蒋的军事行动。商定陈铭枢到江西吉安指挥十九路军停止对红军的“围剿”，将部队从吉安经泰和趋赣州入广东，树起停止内战、反蒋的旗号，与广东部队联合，在南方建立反蒋基地。并商定邓演达去江西陈诚第十八军驻地临川、清江一带指挥起义，起义后首先攻取南昌。在此同时，武汉、西安、华北方面的杨虎城、冯玉祥等人的部队一齐响应，迫使蒋介石下台，推翻南京的统治。当时的陈诚曾秘密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起事前，邓演达已先推荐丘萼华等人去陈诚部队进行军事、政治工作的准备，并决定将陆续增派干部去参加这次起义的活动。

    邓演达在临行前三天，曾到我的住所向我话别。当时我正患严重的胃溃疡，吐血不止，病卧在床。他走近床边对我说：“我要穿草鞋去行动了，请你留守上海代我负责。”我对邓说：“外边风声很紧，你要警惕，倘有失处，瓦解全局。”邓说：“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最后，我允诺负责留守。邓说完后，嘱我好好养病，旋即离去。不料，未过三日，他就被捕了。

    邓演达被捕的地点是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原是任援道的住所。任援道与邓演达曾是保定时期的同学。邓曾利用该处作为江西起义培训干部的场所。这个地点是保密的。1931年8月17日正是干部训练班结业的日子，邓要到该处做结业讲话，由于叛徒陈敬斋告密，不幸被捕。

    陈敬斋是由王枕心介绍加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当时，组织上已决定要把陈敬斋调离上海去福建工作。陈不太愿意去，他找到邓演达秘书罗任一，罗当时负责总务工作。他在陈敬斋只要见邓演达一面，去到福建也是甘心的请求下，失去了警惕，也没有得到组织的同意，就把邓演达这次要出席结业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告诉了他。哪知，陈敬斋早已被国民党特务收买，专门探听邓演达行踪的。当时本有规定：凡是去参加这次结业会的人，进入会场后，就不准出来，连吃饭都必须在里面吃（我因这次会议的内容事先知道，没有去）。陈去后，据后来了解，那儿的人都不太认识他。按规定进去后是不许出来的。陈敬斋当时装肚子痛，一定要出去买止痛药。出去后，就告了密。那时邓演达已经来到会场。还没有到吃饭的时候，房子就被租界上的巡捕、密探包围起来，说是“共产党在这儿开会，搞暴动，要进行搜捕。要搜捕邓演达”。在纷乱中，邓演达挺身而出说：“我是邓演达，不要连累别人。”他驳斥了什么共产党在这儿开会搞暴动的谎言，揭露了敌人这个阴谋骗局。巡捕、密探把邓演达和开会的人都一齐带走了。

    邓演达被捕后，我们马上进行打听营救，可是都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后来得知，邓被捕后，蒋介石就立即从南京打电话给上海特务组织，把邓演达引渡出租界，第二天就直接押送到南京，秘密关押起来。

    邓演达有个学生叫许沅圃，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也是行动委员会会员。有一天，他从南京赶来找我说：邓演达被关押在南京三元巷军委会后进，与蒋方震先生关押在一起。他有一个排就驻防在三元巷，负责监护。他有亲信卫兵一个班，十个人，每星期日晚间值班，可以营救邓先生出狱。但是，先要筹备好五万元，把这十个人的眷属移到上海安顿好，才可动手。我将许沅圃的设想营救计划，告诉了季方。季方同意，遂找了黄琪翔和一位住在新新公司的邓的至友，名字我记不起了。我们筹措了这笔钱，决定先给许沅圃亲信卫兵一万元，作为移家费用。到上海后，再给两万元。另外，交一万元给阳心如，作为邓演达脱险后去香港和宣传、发布新闻等等的费用。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事先将岳母和小儿世同（时五岁）迁来南京，避免被敌特注意，在水西门旅馆租好两套房间。而水西门旅馆临河，包好了船，打算邓出狱后，就能乘船由水路逃脱南京。还准备了换装的衣服，商定邓演达脱狱后一到上海，就和我一起出走香港。还考虑到，为了使邓演达能安全脱狱，计划在三元巷后面的电影院夜间散场时动手，可以混杂在人群中，不易被人发现。总之，上述这些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正要进行营救时，蒋介石又把邓演达移解到紫金山麓的荒屋内，使这个营救计划落了空。

    邓演达从监狱移囚到紫金山麓后，曾由看守传递出邓亲手写的字条，由季方转传给我。内容大致是，他现已移至南京郊外，已难再联系，愿做白发囚徒，要我们继续为革命努力等语。约一个月后，时值蒋介石下野以前，竟下令卫队长王世和将邓演达秘密带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杀害，终年36岁。

    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的消息，直到12月初才秘密透露出来。我们为此曾去找陈铭枢，陈当时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他回答说：“我当卫戍司令，难道处死一个人，我还不知道吗？”他曾叫人去查问，均说没有此事。后来，还是从何应钦那里传出这个消息。当这个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内部震动很大。宋庆龄闻讯后，曾亲自去南京了解。蒋介石最后无法掩饰，才说出一句“这个人见不到了”。宋庆龄听到这句话后大怒，一下子把茶桌都掀翻了，蒋介石也吓得躲上了楼。从此，才证实邓演达是死了。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铭枢，要他查一查邓的尸体下落。后来，发现在沙子岗。陈铭枢在邓演达遇难的地方，竖上一碑，题曰：“故友邓择生先生之墓”。

    蒋介石至此已不能掩盖，始以伪造审判证词见报，承认为他所杀害。宋庆龄回沪后，于1931年12月19日发表通电，义正词严痛斥蒋介石及其一伙罪恶。记得其文指出：国民党内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如邓演达都惨遭杀害，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从此亡矣等语。陈诚也电蒋介石辞职，内中有：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等语。

    蒋介石之所以要在下野前决心杀害邓演达，是出于他的政治野心。他想到，下野后，最有力量上台的是邓演达，如不趁机干掉，将来对他的威胁最大。

    1957年11月29日，邓演达之墓已从遇害处，迁至南京钟山灵谷寺旁，由何香凝题墓碑曰：“邓演达烈士之墓”。1976年3月，由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亡友邓演达先生，永垂不朽！

    1981年2月

    （朱世同整理）

    念奴娇

    怀念亡友邓演达

    海潮激烈，正大泽深山，蛟龙夜发。万里沧波来眼底，旧恨新愁重叠，浊浪排空，惊风挟雨，水天晦如墨。人生如寄，一杯黯然伤别！

    应念壮士归来，中流击楫，肝胆硬如铁。易水萧萧风渐冷，泪逐波臣呜咽。禾黍离宫，荆榛塞道，往事那堪说！何年把剑？誓扫神州腥血。

    1933年2月

    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追忆宋玉琳[11]与韩蓍伯

    3月29日[12]上午，民革同志在政协文化俱乐部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47周年，余因感冒不能参加，深为歉然，特写七十二烈士之一宋玉琳和辛亥革命安徽方面进步的领导韩蓍伯一段历史故事，作为纪念。

    辛亥初春，宋玉琳应赵伯先之约，赴广东起义，我和韩蓍伯在安庆城内同安岭高升栈，为他饯行。宋抵粤后，遂殉三月二十九日之难。当分别时，他慷慨地说：“我此行在南方获胜得根据地，将和赵伯先出江皖一路，希望你们在江淮地方努力。”我们相约南京见面。我曾赠诗四句，以壮其行。诗云：“慷慨数恩仇，苍茫万里舟；此行各努力，相约白门秋。”宋死难后，蓍伯曾于安徽《通俗报》上发表绝诗吊之，题为《吊同安逆旅中人》（时清吏查禁党人甚严，不敢直书其名，故以同安逆旅中人代之）。原诗云：“袖翻海水入羊城，千里东濠夜有声，所欠故人惟一死，头颅坠地作雷鸣。”蓍伯又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诗云：“自将血洒尉佗宫，慷慨田横有此风，七十二人同一死，夕阳芳草古今红。”

    宋玉琳，安徽怀远人，在广州起义失败时，他本已脱险，因为石经武同志留在他的机关未逃出来，乃转身回去营救，遇敌格斗而死。

    韩蓍伯名衍，笔名孤云，江苏丹徒人。清末在皖创办《通俗报》，鼓吹革命，与赵伯先最友善。辛亥革命前夕，组织皖省统一机关起了很大作用。武昌首义，他在安庆创办青年军并《安徽船》报，为当时一支进步力量。南北议和，他反对让位袁世凯，坚决主张北伐，国民党内妥协分子恨之入骨，旋被暗杀于同安岭街头。

    赵伯先名声，江苏镇江人。“三二九”之役失败去港。病中被当时右派分子投以反药害死。蓍伯曾有《哭赵伯先》一诗，载于《通俗报》，诗云：“天上旌旗霓海行，何时同将寄奴兵，非君无命我无福，涕似虹霓亘百城。”

    从黄花岗历史故事看来，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时代，内部纯洁，思想一致，目的一致，在当时曾产生很多可歌可泣的史实，所以能够完成那一阶段的伟大历史任务。由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分子复杂，中山先生提出建设铁路计划等等，内部就有人诋毁中山先生为“孙大炮”。

    我们从中山先生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由旧民主到新民主，每个阶段的内部，都有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也有落后变为进步、进步变为落后的，还有永远在进步，也有永远在落后，更有从落后发展到反革命的。历史车轮是永远前进的，也是无情的，我们从中山先生所领导历史阶段来看，许许多多反时代的人物，都被历史车轮碾碎了。我们谈黄花岗历史往事，不要忘记：要学习中山先生一生艰苦卓绝、不断前进的精神。

    我们民革同志来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就应该首先有这样认识：从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工人阶级站起来领导新民主革命，数十年来不断奋斗牺牲，可泣可歌史实太多，他们是从血泊中爬起来，擦干了血迹又不断前进，还有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死难事迹，也无法记载，我们只有站在天安门广场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年年瞻拜一次，表示一点纪念之忱。

    我们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在民族民主革命启蒙时代那样可泣可歌的史实，再拿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新民主革命中可泣可歌的史实比较一下，就看出来，革命是不断发展的，一代一代的英雄事迹也是发展的。我们怀念革命前人，亦只有自己不断追求进步，不断前进，才可对得起革命前人。

    我们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另一个认识是：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是辛亥革命前夕有最大关键性的惊天动地的举动，七十二烈士一死，震动了当时全国人心，清朝自己也感觉到朝不保夕，因而武昌起义，摧枯拉朽，推翻了两千年专制王朝。这是值得纪念的。唯民革同志大多数经过曲折的道路，从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革命，现又进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了，我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立场应如何学习改造，从旧的资产阶级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立场这边来，这是有关每一个同志的切身问题。我们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应该学习七十二烈士当年牺牲奋斗精神，积极地参加整风运动，改造政治立场，向工人农民学习，接受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这样，纪念才有意义。

    （原载1958年4月3日《团结报》）

    辛亥前后安徽的几个杰出人物

    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革命。它的辉煌功绩，在中华民族史上是永垂不朽的。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使我想起在辛亥革命划时代的巨潮中的一些杰出人物，他们对于当时加速推动形势的发展，起了不少作用。现在就我记忆所及，在安徽方面提出一二革命人物来，借资纪念，我想，不是没有意义的。

    李光炯的安徽公学和岳王会

    清末安徽革命运动，是辛亥革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这部分革命运动导源于芜湖。桐城李光炯先生和无为卢仲农先生，先在湖南创办一个旅湘公学，赵声、黄兴、张继等都在该校任课，酝酿革命。该校于1903年迁移到芜湖，有的是光复会员，有的是华兴会员，有的是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爱国人士，如刘光汉（原名师培）、陈仲甫（后名独秀）、柏文蔚、陶成章、苏曼殊、周震麟等，先后都在那儿当过教员，倡导革命，鼓吹反清，芜湖遂成为中江革命策源地，这是安徽革命运动的序幕。安徽公学成立不久，陈仲甫、柏文蔚、常恒芳等在芜湖组织了一个“岳王会”，秘密结合，采取烧香宣誓方式，效法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对外不发表文字，也没有什么政治纲领，完全是个策划军事行动的组织。联络对象是安徽武备练兵学生、新军中下级军官和警察学堂的学生等。如1908年南洋秋操（一名太湖秋操），以熊成基为首在安庆发难，当时新军中死难的张劲夫，范传甲和薛哲，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死难的倪映典（原名秉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宋玉琳，都是当年“岳王会”的主要军事骨干。

    与此同时，在革命宣传方面，陈仲甫、房秩五等在安徽创办了一个《俗话报》，先设安庆，后迁芜湖。在报上发表外国人在安徽境内肆行侵略，掠夺土地矿山的情况，并发表“亡国论”“说爱国”等政治论文。这些宣传，对青年界的反帝爱国思想散播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所有这些革命活动，都直接间接地与李光炯先生主办的安徽公学有渊源。李光炯先生是躬行实践的教育家，他对于培养革命潜力，奖掖后进，是不遗余力的。在辛亥革命前夜，酝酿革命的途径，一是策动新军，一是创立学校。而创立学校的风气又在运动新军之前。安徽在李光炯办学的影响下，当时在寿州的蒙养学堂和芍西学堂，在桐城的崇实学堂和吴挚甫先生回乡创办的桐城中学，还有六安东南乡的讲学会，都日益激发了反清、爱国的思想。

    孙毓筠和安徽的革命同盟会

    安徽最早的革命运动，如刘光汉在安徽公学公开讲演种族革命，陈仲甫、房秩五等提倡反清爱国的《俗话报》，以至柏文蔚、常藩侯、郑赞丞等筹设的岳王会，都是一种自发的反清爱国运动。当时孙中山组织革命党的信息还没有到达皖中，革命同盟会于1905年在东京建立，孙毓筠于1906年春季由日本回到南京，随即派人到安庆、芜湖两地传达，皖北方面，则由程稚周由东京返回时传达的。革命同盟会决定派孙毓筠为安徽的支部长，安徽发展盟务的工作由孙担任。孙是清朝宰相孙家鼐的侄儿，以“簪缨门第”而能献身革命，在当时革命方面起了较大影响。其时回皖北进行同盟会活动的程稚周是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的儿子，他和孙毓筠策动反清运动，在安徽同样是有很大号召力的。程与张孟介在皖北组织了尚志会，进行武装策动。寿州管鹏亦于其时在皖北另立信义会，搞分裂活动，始终是国民党右翼。是时同盟会三字已为清吏所严禁，安庆、芜湖两地的革命人士这时纷纷秘密加入同盟会，都不能公开活动。岳王会却始终保持秘密，为便于公开联系，另外设立一个维新会。当时，我和高超（语罕）、杨允中都是在安庆加入的。在合肥入盟的有范鸿仙、龚振鹏、吴旸谷、孙万乘等，他们是和孙毓筠直接联系的。宋玉琳早在南京入盟，他和赵伯先先生直接发生关系（1908年，赵伯先由宁去粤，委托宋玉琳潜居安庆，主要任务是联络新军，后来宋赴粤任赵之代表，于广州黄花岗之役殉难）。

    孙毓筠因熊成基安庆之役在南京被捕，民元返皖首任安徽都督，积极部署军事，准备进行北伐，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辛亥革命那一段，孙在安徽，各方面都承认他是个唯一的革命领袖，可是后来在政治上变节，沦为筹安会的六君子之一。虽在其晚年任课于芜湖农业学校时，曾著文对其政治上所犯的错误颇知悔悟，但终不能为皖人士所曲谅。

    韩蓍伯的青年军和《安徽船》报

    1907年5月徐锡麟刺杀恩铭，1908年10月熊成基炮兵举义失败，清朝统治者对安徽加强镇压。这时倪映典随赵声去广东，柏文蔚去辽东，李光炯、陈仲甫等所有露面人物都已走开，革命运动无形停顿。只有韩蓍伯先生刚辞去暂练公所的文案，住在安庆城北花亭附近，马上创办了《通俗报》，继续宣传革命。又利用我的同乡，两湖总督涂朗轩的孙子涂卓庭的关系，便于掩护，在近圣街五号涂公馆组织一个读书会，为我们秘密集会之所。逐渐地把散开的同志及巡警学堂和陆军小学两部分青年联合起来。

    从1908年冬到1911年秋是个最艰苦的阶段，蓍伯先生所办的《通俗报》虽有陈白虚、孙养、高超等任编辑，还得到咨议局议员王龙庭及皖北教育会吴性元、杨云麟等物质上的支援，但经费很困难，报馆同人仅能维持伙食。《通俗报》主张正义，勇于揭露社会的丑恶。为了支援铜官山农民暴动，赶走帝国主义分子英国工程师麦奎事件，发动反对政府委派方玉山出卖铜官山矿权大会，扩大到绅商学各界，变为群众性运动。因此得罪了当地买办走狗，对他行刺未死。他的创伤未愈，即写一“告刺客书”发表。和他共过事的人，从未见到他有悲观失望的情绪，总是热烈地鼓励大家革命。蓍伯先生在读书会上，经常地讲明季祥史，太平天国历史和明末清初顾亭林、黄黎洲、王船山诸遗老的故事。他很早就提出，清朝政府推倒之后，未来的革命敌人，唯一的就是袁世凯。他并说过：“袁世凯有权的时候，他一定要复辟。如果大家不提防，会上他的当。”

    武昌起义后，安徽巡抚朱家宝为大势所迫，乃与咨议局议长童茂仙、窦子敬等联名宣布了独立，实则佯示反正，以保全地位，徐待时变。安徽革命党人既无武力又无群众基础，不能树立革命政权。吴旸谷赴武汉要求黄兴令江西都督李烈钧派兵支援，李派黄焕章率一混成团到皖，驱逐了朱家宝。不料黄团系老巡防营改编的，毫无革命纪律，一到安庆即将城洗劫一空，遭皖人反对。未几，李烈钧来皖将黄团撤回，一时省中无主，局面仍旧混乱。蓍伯先生就在这时挺身而出，在近圣街五号召开会议，把陆军学堂和警察学堂两部分青年武装起来，组织了“青年军”，保卫省城治安，维持秩序，镇压了倪嗣冲的著名侦探翟其铭和一切反动分子。同时联络在省的同志，组织“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欢迎孙毓筠督皖，并派人赴棕阳敦请李光炯先生来省，以及联络皖中开明绅士史恕卿等出来参加统一的办事机构，从而奠定皖局。与此同时又组织《安徽船》报以为新政权的言论机关，蓍伯先生在《安徽船》发刊词中写有“堂堂世界撑将去，无限风波自在行”及“笔底战场开，砚上龙蛇走”。可见他把报刊作为对敌斗争的武器。皖省都督孙毓筠到任与蓍伯先生紧密合作，计划决定扩大青年军组织，作为北伐的主力。并拟改编皖省起义的部队及地方自卫团，派人赴淮南北各县，准备将帮会的武装公开登记，吸收整编，加以训练，以之补充北伐军的兵源。这一套计划正在逐步实施期间，不幸得很，蓍伯先生竟被反动分子暗杀了。蓍伯先生之死，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安徽局部的问题，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中斗争到底或中途妥协的关键问题。他的死，正在孙中山先生临时大总统将让位于袁世凯的那个阶段。从蓍伯先生当年在《安徽船》日报上公开发表的言论，可以看出他死的原因。他反对孙中山先生让位于袁世凯，曾说：“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都承认，我孤云（韩的笔名）一个人不承认袁世凯做大总统。”他反对新官僚，曾说“宪政党者，蜕去一层壳之保皇党也”，又说：“清廷而在，则摇尾为奴，虏社既颠，而涂面革命。”他拥护孙中山先生继续革命，说：“中山一去中原暗，快组虚无一党行。”蓍伯先生抨击社会腐恶势力，不稍假借，而其一手创设的“青年军”，又为当时图谋争夺权位的上层分子所深忌，因而不免于死。辛亥革命距离俄国十月革命尚隔七年，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尚未诞生。蓍伯先生作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虽有不断革命的要求，但不能不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他崇尚虚无主义、“弹丸政治”，出以先锋主义的姿态，还不能深入地发动群众，那是很自然的。但他创造“青年军”，树立“人字旗”，采取了军监制度，专司军中政令及文化教育，略等于后来北伐军仿效苏联红军的党代表制。具有如此创造性的革命天才，的确是辛亥革命时代一个杰出的人物。当时我们同志一致公认他是有办法，有决心，具有英雄气概，站在革命前线上的一个旗手。

    蓍伯先生一死，孙毓筠去，柏文蔚来，李光炯退隐。青年军和《安徽船》报从此结束。冒牌的革命党人凌蕉庵、季庵、铁庵三兄弟攫取了议长、县长、税局，时称民元之三凌公司出现了。管鹏早想夺取青年军作为资本，破坏革命，柏文蔚竟委他做总监。实际上革命青年早已散尽了。我想民元刺韩这一血案，实系有关革命全局问题。革命势力遭受打击，即是为了倪嗣冲入皖铺平了道路。那时江皖和淮上各地起义军队，都没有革命训练，又没有革命的中心领导，乌合之众，不堪一战。都督柏文蔚经袁世凯罢免后，才从南京跑到安庆，想组织讨袁军，此时悔之已晚。袁世凯早布置好了，张勋从徐州南下，夺取南京；倪嗣冲军队占领颍州，直取安庆，长淮千里，一路屠杀，如入无人之境。安徽既已不保，南京局面也难以支撑，所以癸丑讨袁随即失败了。诚如韩蓍伯先生老早说过的：清朝推倒，提防的就是革命党人要上袁世凯的当。竟不幸而言中了。及今思之，犹有遗憾。***

    最后，我还有一点感想。人们都知道辛亥革命是以向封建军阀头子袁世凯妥协而告终的。造成这一结局的客观因素，一方面由于革命党人多次起义，牺牲甚巨，尤以辛亥三月广州之役，使革命势力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另一方面，革命内部分化愈来愈剧烈，在同盟会地下时期，某些革命首脑人物奉行了孙中山先生纲领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对于如何“建立民国”，如何“平均地权”，则不求甚解。换言之，他们革命的目的只在反清，缺乏进一步民主革命的要求。他们甚至诋毁孙中山先生为“空想家”，以致孙中山先生在返国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感到孤立，这时革命势力已处于内外反动派的夹攻中，所谓“南北合围”之势已成。韩蓍伯先生是在安徽拥护孙中山的中心力量，一旦被刺，青年志士星散，革命形势消沉，形成了右派势力与军阀狼狈为奸的局面。从安徽一隅来看大局，可以找出历史的辙迹。资产阶级的内部分化及其在政治上的软弱性，不可能把革命领导到底，这是一条规律。辛亥革命搬不动压在人民头上的几座大山，中途妥协，是其失败的根源，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此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回想以往的失败，看到现在人民事业的辉煌胜利，使我个人受到一次历史的深刻教育。

    （原载1961年10月4日《团结报》）

    回忆孙中山先生

    每逢孙中山先生的诞辰和忌辰，我们都聚集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或香山公园碧云寺，对这位中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深致敬意。

    站在孙先生遗像前静默致敬时，我总会回忆起他的音容和他的革命事业。

    “我正要彻底改组国民党使它成为新的党”

    1922年年底，史恕卿和我专程赴沪，在柏文蔚的陪同下，一起拜访了孙中山先生。

    当时，孙先生正遭受一生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他遇到的是意想不到的事，一直在他亲自领导下的陈炯明部队竟同英帝国主义者和直系军阀勾结，从暗中反对革命发展到公开叛变。他们炮轰总统府，企图杀害孙先生。孙先生被迫从广州撤至上海。

    当我们走进会客室时，孙先生客气地请我们坐下。我们向他详细报告了关于安徽省学生与军阀、官僚进行斗争的情况，并希望先生能声援学生们的正义行动。我们还向他提出改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的要求，以便挽回其在群众中的声誉。

    孙先生全神贯注地听我们把话讲完，然后愤慨地说：“让旧招牌（意指国民党）砸烂吧！我正要彻底改组国民党，使它成为新的党。”他热情地鼓励我们说：“你们回去后要继续斗争。”他又对我们简略地谈了他在上海的情况，并说：“我不久就要回广东。”

    我们向孙先生告辞后，又去见了陈独秀。陈先生当时正在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

    孙先生虽因陈炯明叛变一事痛苦地陷入绝望，但他仍然坚持革命。他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抛弃一些陈旧过时的见解，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建议和提供的帮助。孙中山先生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下定决心要改组国民党。我们听了以后，获得很多启发。

    改组国民党采取三大政策

    1923年，孙中山先生为改组国民党做了很多工作。1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发表，建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了。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一项宣言，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确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在大会上，孙中山根据三大政策的精神，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其结果是在信仰三民主义者和信奉共产主义者之间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帮助中国革命达到新的高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然，孙先生采取三大政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改组过程中，国民党中只有廖仲恺、宋庆龄和何香凝等少数人积极支持协助他。孙中山先生每前进一步都要做出艰苦的努力，都要进行激烈、尖锐的斗争。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为了全中国的命运，为了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抱病北上。但是，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方临时执政府，不顾一切，只图利用孙先生的崇高声望，以实现他们自己的图谋。他们丝毫也不接受孙中山要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反而顽固地死抱着自己的政策，抵制国民会议，并发表声明，说什么“外崇国信”。对此，孙中山先生极为愤慨。他断然拒绝与段祺瑞政府妥协。相反地，他甚至决心更大地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我当时正在山东，以行动配合他的北上。我曾专程去北京，参加孙中山建议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不幸，孙中山先生由于长期劳累，精神过度紧张，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25年3月12日，孙先生终因肝癌溘然长逝。

    孙先生在临危的时刻，在临近最后闭上他那渴望中国革命胜利的眼睛时，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激励后人，继续前进。

    孙中山先生离开我们55年了。他的临终遗言和他提出的政策，在复杂的历史斗争过程中始终激励着我们，并指出我们前进的方向。

    “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

    孙中山先生为拯救中国而奉献了一生，他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寻求真理的精神以及他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崇敬。他经历了近40年漫长而曲折的革命斗争道路，遭到多次失败，但从不灰心，而是认真地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正如他自己所提出的，他的所行已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他总是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和历史共同前进。这是最值得称颂的。

    今天，每逢孙中山先生的诞辰和忌辰，台湾和大陆的中国人民都怀着同样的感情，深深地怀念着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们也正在怀着同样的心情，为实现孙中山的夙愿而努力。国家的重新统一，是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的共同愿望。这一愿望本身是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我坚信，随着历史的前进，不论前面的道路如何曲折，这一愿望终究是会变成现实的。

    编者按：朱蕴山同志此文写于1980年，原文已失。这是根据1981年出版的“A TOUR OF CHINA”杂志上所载朱老的“Reminiscences of Dr.Sun Yat-sen”一文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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