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11日）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老同盟会会员、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革命的坚强战士和政治活动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朱蕴山同志。
朱蕴山同志，安徽省六安县人，生于1887年。早年参加光复会，进行反清活动，参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陪斩，临危不惧。随后，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支持“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和皖南农民暴动，反对曹锟贿选，并在上海晋谒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酝酿改组国民党，始终坚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从事革命活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他通电反蒋，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并受通缉。旋即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后至上海继续进行反蒋活动，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开辟鄂豫皖苏区，参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组织抗日同盟军的活动，与李济深、蔡廷锴等发起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曾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三去太原，推动抗日。多方支援坚持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并掩护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1939年至1944年，在西南几省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土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在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期间，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团结国民党民主派，积极进行民主活动，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和谭平山、陈铭枢、王昆仑等共同发起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7年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务委员。1948年在香港与柳亚子等联合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随后到达东北解放区。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等职。
朱蕴山同志是一位不断追求进步的爱国的革命老人。他早年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努力奋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他始终不渝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工作，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巩固和发展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加强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做出了新的贡献。在十年浩劫中，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粉碎“四人帮”后，他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衷心拥护；对祖国的四化建设，充满信心；对国家的可喜形势，欢欣鼓舞。他十分怀念台湾的亲朋故旧，殷切期望第三次国共合作，早日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统一大业。
朱蕴山同志的逝世，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长期合作共事的老朋友，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失去了一位卓越领导人。我们悼念朱蕴山同志，要学习他追求真理、爱憎分明、立场坚定、不计个人得失的节操和品德，学习他顾全大局、善于团结、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在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的指引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继续发展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统一大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朱蕴山生平
朱蕴山，字锡蕃，又名汶山，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九月十八日，安徽省六安县人。
父亲朱瑞生，早年参加太平军，后因天京内部分裂，回皖追随英王陈玉成。英王殉国，改名朱纮，退隐六安东南乡嵩嶚崖。据乡里流传，他在太平天国地位很高，任过天王府考证官，军师参赞，类似清廷布政使的副丞相之类职务。由于太平天国失败，清廷镇压无比残酷，其父始终未露实情，畏遭祸连，但每谈及太平军逸事，叹息痛恨，甚至泪泣沾襟。这些事，在朱蕴山的幼小心灵中，印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4岁起，朱蕴山就随同侄子朱大章在家学读杂字《百家姓》《三字经》，稍大入塾。15岁起，受父亲和同宗伯父朱景昭的亲自指导，学读诗经、书经。弱冠时，进入六安赓飏书院，在六安州预考中，考中第一名案首秀才。其后由于废科举，没有参加六安、英霍两县同考。青少年时，在家乡同辈中就负有才华出众的盛名。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朱蕴山开始参与社会活动，与刘希平、朱石安、王肖山等人，在六安南乡毛坦厂发起讲学会和天足会，主张新学、主张改革、主张天足，遭到地方封建顽固势力的疯狂反对和冲击。为了免遭陷害，他离开家乡去到安庆，考入了徐锡麟主办的安徽巡警学堂。在该学堂参加了光复会，还加入了岳王会，进行了秘密联络反清活动。1907年，因参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起义活动，与徐一起被捕，押送刑场陪斩，临危不惧，表现了革命者的英勇气概。后获释，被驱逐回籍。1908年，返回安庆，经赵声驻皖军事代表宋豫琳介绍，加入同盟会。是年，适逢安庆新军熊成基军事起义，遭到清廷血腥镇压，革命同志惨遭杀害，有的隐匿起来，有的流亡他地。在这种形势下，朱蕴山秘密加入了由宋豫琳、韩衍组织的读书会，担任联络工作，并负责韩衍主编的《通俗报》的经费筹募。组织读书会的目的是继续联络革命青年、宣传反清爱国思想，培养骨干，为再次武装起义准备条件。通过读书会的活动，朱蕴山由单纯的民族主义反满革命思想，逐步转变走上具有旧民主革命思想的道路。
武昌起义一举成功，皖省各地纷纷响应。在驱逐皖抚朱家宝和反对黄焕章兵乱之后，朱蕴山和韩衍一起成立了“维持安徽统一机关处”，参加了韩衍组织的青年军，并被委派为皖中招抚使兼青年军皖中总队长，负责训练骨干，改编扩大地方武装，保卫江淮，成立皖中北伐军，坚决反对袁世凯。光复后，同盟会内部分化，多数党人主张与北洋系妥协，唯独江淮方面，韩衍树起反袁旗帜，创立青年军，形成一股革命力量，坚持北伐。同盟会内部妥协派恨韩入骨，骂韩为过激派。党人内部之争，韩衍被刺身死，孙毓筠去职，柏文蔚主皖，青年军自动解散。朱蕴山拒绝参加当时的国民党，回归故里，创办嵩嶚学校。1913年宋教仁被刺，癸丑反袁失败，军阀张勋、倪嗣冲奉袁世凯命，驱兵直下苏皖。倪嗣冲入皖后，地方复辟势力又起，革命党人惨遭逮捕杀害。血的教训使同盟会妥协派清醒了头脑。此一期间，朱蕴山因应宗侄朱石安电邀已去北京，幸免于难。
1914年，朱蕴山因父病危回归六安嵩嶚崖。不久，父亲病故。在这期间，他在家乡发起创办山王河高等小学、南官亭广王城高等小学、毛坦厂高小，并拟在东南乡创立中等职业学校。这些活动引起六安军阀王寿亭的注意和防范，当时又有不肖僧徒以毁佛占庙办学罪名在县控告，于是年冬他被迫离乡去沪。次年1月，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帝制阴谋毕露，他与在沪的冷御秋、刘希平、卢仲农、柏文蔚等人商议，决定返皖秘密联络，推动反袁运动。1916年5月，朱蕴山和段瑞兰、杨允中、沈子修等人决定在安庆发动反袁武装起义，成立安徽讨袁第一军，与常藩侯、褚辅成组织安徽讨袁临时政府，以常藩侯为首，段瑞兰、朱蕴山为副管理全省军、民两政。仿效辛亥革命时期韩衍制订的北伐计划，扩大青年组织，训练成军，响应云南义旗北伐。不料此事在沪泄露，倪嗣冲在武汉电皖警务处缉拿革命党人，朱蕴山遭到逮捕入狱。未过一月，袁世凯忧愤成疾死去。朱蕴山被释出狱，押送回籍。
不久，督军团事变，倪嗣冲势力在皖复起，大力搜捕革命党人。为避其害，他秘密去到芜湖赭山第五中学暂避，并与当时皖省著名教育界人士刘希平、高语罕、李光炯、卢仲农等人共商反对北洋军阀在皖统治的对策。一致认为军阀统治的黑暗局面甚长，决不是安徽一隅之事；认为必须从改革教育，推广新文化运动，普及国民知识，普及义务教育，培养青年着手。为此，他参与筹建了芜湖工读学校、职业学校，并担任校常务董事。此外，他还专程去到上海、北京，访问了陈独秀、胡适、王星拱等人，加强了皖省教育界与外地的联系。1917年9月，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推孙中山先生为大元帅。为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倪安武军，响应中山先生北伐计划，他还应邀去到山东，推动在鲁的皖籍军人胡翊儒、张克瑶等人响应护法运动。
这年11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震动了全世界。安徽的新文化运动推动了安徽反帝、反军阀的政治运动的开展。当时安庆、芜湖两地以进步的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为中心，已组织起全省教职员联合会和全省学生联合会。在刘希平和陈独秀的催促下，朱蕴山由鲁返回六安筹建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和六安女子学校。1919年春，“三农”筹备告竣，推沈子修任校长，桂月峰任学监。他自任修身课，讲授政治，并组织响应“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培养了一批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的进步青年，其中大部分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春初，朱蕴山还应省教联刘希平等人之约去到安庆，在各公团推举下筹办了《平议报》，任主笔。该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张安徽政局改革。它支持省学联发动的安庆“六二”惨案，学生爱国反军阀运动；支持反对贿选省三届议员和驱逐李兆珍省长运动；支持皖南农民暴动；支持安庆学生会舒传贤等人反对国民党右派勾结地方军阀贿选省议员的正义斗争等等，培养了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进步青年，为安徽建立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输送了一批可贵的血液。1922年秋，在各界推举下，他还与李光炯、史恕卿、阮仲勉一起北上发起废督裁兵运动，反对军阀张文生督皖。次年春，他专程去到上海晋见孙中山先生，赞成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当时曹锟贿选总统阴谋显著，安庆、芜湖两地学生宣言反对，并捣毁猪仔议员住宅。北洋政府改任督理马联甲兼任安徽省省长，下令镇压安徽学生运动，封闭《平议报》，通缉朱蕴山和他的学生许继慎、舒传贤、薛卓汉、郑鼎、彭干臣等35人，并严令各校校长整顿学风。在这种情况下，朱蕴山再度被迫离开皖省。这一系列反帝、反军阀的政治运动，推动了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的“五四”运动影响下，朱蕴山逐渐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
《平议报》封闭后，朱蕴山去到上海，会见了柏文蔚、常藩侯、陈独秀，在他们的同意下，去到济南的郑士琦督理公署和常驻平原第七混成旅胡翊儒处进行工作，为反对曹锟、吴佩孚，支持孙中山和张作霖、段祺瑞组成三角同盟，去实现孙中山先生北伐计划。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吴政府，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山东平原第七混成旅胡翊儒和第五师郑士琦首先响应，欢迎孙中山先生与段祺瑞合作。奉系为了防止皖系扩大势力，令张宗昌督鲁，以胡翊儒勾结乱党（即指朱蕴山）为名，将胡诱至济南扣押，强令解散第七旅，把自己的势力，直伸鲁、苏两省。在孙中山先生北上到达天津时，朱蕴山专程由鲁赶赴天津，晋见中山先生，说明情况，并参加了孙中山、李大钊领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同时，为了营救胡翊儒在京、津两地做了大量工作。段祺瑞在中山先生北上途中，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临时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做法，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孙中山先生的极大愤慨。孙中山忧愤疾发，一病不起，竟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1926年，段又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激起了人民极大义愤。不久，执政府垮台。冯玉祥国民军与奉军一战退出南口，朱蕴山和李辛白、余香谷赴张家口访问徐谦，商议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坚持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信念，拥护广州革命政府，支持淮上部分民军在豫皖边境保持实力，待机发展，响应北伐运动。
1925年5月，朱蕴山会晤了邓演达、高语罕，一致认为必须扩大地方革命组织，拥护广州革命根据地，瓦解北洋军阀。在李大钊的催促下，与高语罕一起南下与陈独秀商谈关于防止国民党右派反共阴谋的应变活动。当朱、高两人抵沪时，适逢廖仲恺被刺之时。与陈独秀商议后，决定朱蕴山返回安徽发动地方国民党左派组织工作，建立以部分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安徽各地左派国民党支部。同时，去到南京与侯绍裘、张曙时商议加强苏、皖国民党左派的相互联系。是年11月，返回上海，不久以特邀代表资格出席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行者有董必武、恽代英、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詹大悲等人。抵粤后，由高语罕、薛卓汉介绍，经陈延年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出席了在广州农讲所的党团会议。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朱蕴山被委派为国民党皖省党部筹备委员会召集人。正式成立后，他被任为驻会常委，柯庆施为秘书长。北伐开始，朱蕴山去到皖西策动沈子成部起义。当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反共、反国民党左派阴谋日益显露。1927年3月23日，蒋介石制造了安庆事变，公开捣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朱蕴山与三十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常藩侯公开通电反蒋，揭露蒋介石反叛孙中山先生的遗教。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宁汉分裂，朱蕴山去到武汉，曾与邓演达、高语罕共赴郑州，争取冯玉祥支持武汉政府，未果。马日事变后，唐生智与汪精卫由联共走向反共，进而发展到“七一五”汪精卫反革命政变，揭开国共分裂之幕。宋庆龄、邓演达公开发表宣言，出走武汉。朱蕴山即赴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活动，以国民党十六省区联合会安徽代表资格参加，成立以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为主席团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被任命为该会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南昌起义后，他奉命转回武汉，邀集安徽、江苏、浙江及其他各省左派人士齐集广州，拟另立革命政府。当朱蕴山到达上海时，贺龙、叶挺部队已遭到失败，被迫至汕头。朱蕴山在上海会见了王若飞，得知“八七”会议，陈独秀已被解除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谭平山于12月从汕头逃亡香港来到上海，也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革命处在十分艰难阶段。
1927年冬，朱蕴山响应宋庆龄、邓演达在莫斯科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号召，在上海与谭平山、张曙时、李世璋、彭泽民、季方、郑太朴等人共商筹备会议，并决定继承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和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纲领，建立反蒋机构；与国民党元老柏文蔚、常藩侯、萧炳章、赵舒等人在上海组织护党大同盟，反对南京三届国民党，公开宣言反对蒋介石；还推动余亚农、岳相如发动军事暴动，在阎、冯反蒋战争中组织淮上民军攻占亳州，与阎、冯联合反蒋。同时，他还支援许继慎、薛卓汉等人开展农运，发展红军，开辟皖西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形势十分复杂而又艰难。国共分裂后，朱蕴山对当时瞿秋白、李立三的惩办主义和盲动主义不满，特别是对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搞肃反扩大化，把他喜爱的学生和战友许继慎、薛卓汉等人杀害不满，并对王明领导中国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感到失望，痛苦地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他虽然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但始终没有脱离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始终不渝地维护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的主张，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剿共政策，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朱蕴山为了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推动反蒋活动，支持邓演达，曾担任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干事。在邓演达遇难后，朱蕴山即宣布与国民党行动委员会脱离关系。特别是“九一八”以后，他认为当前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应坚持民主抗日反蒋的主张。他与徐谦合作，推动李济深接受联共抗日反蒋的主张，组织“革命军人抗日联合会”，推李济深为主席，徐谦任秘书，朱蕴山任组织，方鼎英任军事联络；还秘密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进行秘密联络反蒋活动。此外，他参与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组织抗日同盟军的活动。他还参与了福建人民政府和红军联合抗日反蒋的谈判；但是，他的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反蒋的主张，没有得到当时王明的代表李竹声的同意和支持。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他与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发起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持华北民族革命同盟工作。在北方他与吉鸿昌等人合作开展抗日反蒋活动，并往返两广、晋、绥，进行秘密联络。当他听到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无比欣喜。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三去太原与阎锡山举行秘密谈判，促进山西与共产党的合作，推动山西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七七”卢沟桥事变，朱蕴山南下去到大别山，发动民众抗日工作，组织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任总务部部长，后代主任。他多方支援坚持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掩护了大量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创造了团结抗战的良好局面。1938年秋，国民党桂系廖磊主皖，执行白崇禧反动政策：改组动委会，采取防共、排共方针。1939年朱蕴山决定辞去动委会职务，离皖去到襄阳、重庆，分别会见李宗仁、李济深力陈团结抗战主张，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大别山良好抗战局面，并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的指导下，推动党的团结抗战方针的实施。不久，廖磊去世，李品仙继任皖省主席，朱蕴山决定不再回皖去就任第五战区党政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并密函童汉璋，转告大别山，严防反共浪潮。为了联络和推动西南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抗日，他去到成都、雅安，与张澜、邓锡侯、刘文辉密商中共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战救国的正确主张。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恶浪，叶挺被扣，项英殉难，革命青年遭到残杀，朱蕴山万分愤慨。蒋介石集团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共投降活动业已显著，企图以中日联合“剿共”来结束抗战局面，已成为当时时局主要危险。为此，他与张澜商议后，于是年5月去到桂林，与当时国民党军委驻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等人商议推动民主抗日运动，防蒋投降，得到李济深等人的赞同。当时的桂林已成为民主活动的重要基地。在李的赞同下，他于1942年秋冬间，又去湘、粤、赣，专程访问了李章达、蒋光鼐、萧云帆、焦达梯等人，为推进国民党民主派运动，在思想、组织上做了一次初步协调。然后返回重庆、成都、雅安，曾分别与周恩来、董必武、张澜、刘文辉等人进行了商谈，参与了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民主同盟工作；参加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筹备会十人小组，更广泛地团结国民党内爱国民主分子参加抗日民主运动。1943年冬，他去到昆明，密访了龙云，促使了龙云秘密加入了民主同盟，使龙与中共建立了直接联系；推动了当时昆明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4年1月，朱蕴山由昆明去到桂林，密切了李济深与龙云的联系；为推动国民党民主派运动，还专程去到长沙访问薛岳，去东安访问唐生智。2月中旬，还与李济深去到广西参议会议长李任仁家乡，与杜斌丞密商西北与西南民主爱国运动的联合。若一旦出现蒋介石投降日本的局面，就决定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组织起来，与延安联合在一起，坚持抗战到底。此外，为防止蒋介石破坏民主抗日局面，缓和龙云与杜聿明之间的冲突发展，他还专程再去昆明，介绍杜斌丞协助龙云开展工作。5月初，正值桂林面临沦陷之日，他又由昆明去到桂林，力劝李济深回到梧州保卫家乡，不去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职务。6月初，他再度途经昆明，返回成都、重庆，加强了西南国民党实力派龙云、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与国民党民主派和共产党的联系，以贯彻联共抗日反蒋的主张。
1944年秋，朱蕴山回到重庆，接受周恩来等人的建议，参加了改组后的中国民主同盟，并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后又被选为民盟中央常委兼国内关系委员会副主任。是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主张，引起各界强烈的反应。当然，这个主张遭到蒋介石的强烈反对。当时，日军由于太平洋战争的需要，极力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蒋介石军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是年12月，日本侵略军进攻贵州，占领独山，震动了大后方。朱蕴山偕同华岗去到成都，与张澜密商，发动川康和云南武装力量响应中共号召。但是，由于川康内部不能一致，而未能成功。几十年革命斗争的实践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封建军阀是个没落阶级，军队腐败，没有大志，是担负不起历史重任的，这是他们阶级性所决定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民心向往和平、民主、团结和统一。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到重庆进行国共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是年10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大会，朱蕴山被推选为该会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该会的任务是：“号召党内（指国民党）民主进步的同志团结起来，改正党的错误路线，共谋恢复党的新生命，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并成立了以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为成员的军事调停三人小组。他深知，蒋介石的反共、独裁政策是不可能改变的，内战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年7月，蒋介石终于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及一切决议，向人民解放军大举进攻，内战开始。朱蕴山认为蒋介石依靠美帝发动内战是违背民心所向，这个战争的前途是：美蒋必败，中共必胜。1947年，他秘密去到香港，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柳亚子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选为中央常委，兼代政治委员会主席。
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公开发表宣言，明确提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是年，他与其他著名民主人士一起联合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随后，与李济深、茅盾等人一起来到东北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
1949年春，国共和谈期间，朱蕴山曾代表国民党民主派，与刘仲容、李民欣等人自北平秘密到了南京，争取李宗仁接受中共提出的11项主张，实现大江南北的和平统一。
这年9月，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主席等职。
朱蕴山是老同盟会会员、忠贞的爱国主义者、革命的坚强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具有卓越远见和革命胆略的政治活动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一生。从早年参加光复会、同盟会，进行反清活动起，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几个不同历史阶段，始终顺应历史前进的潮流，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对帝国主义，对清王朝、袁世凯、北洋军阀，直到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和反动势力，都进行了长期不懈、毫不妥协的斗争。他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始终不渝地维护和坚持孙中山先生革命三大政策的原则，发展进步势力，反对分裂倒退。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与国民党内顽固派、反动派的防共、反共、剿共政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他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坚持原则，抵制“左”的错误和右的倾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毫不气馁，毫不悲观失望，奋勇前进。革命的实践使他深刻地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
在这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朱蕴山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只要真理所在，革命需要，总是不辞艰险，四方奔走，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他从不居功自傲，争名夺利，“愿为一片丹心火，化作人间老马牛”。他经历了无数的革命风风雨雨，不怕坐牢、陪斩、流放、奔波和长期贫困，甚至过着典当的生活，犹如松柏傲霜，保持了革命党人的革命气节和高尚情操。
他孜孜不倦，勤奋学习。教育后人，要谦虚谨慎，少犯历史错误，要老而弥坚，不断进步。他热爱青年，鼓励后进，要为美好的人类未来，去努力奋斗！
朱蕴山虽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但他热爱文学，尤其酷爱古典诗词。在他革命的一生中，写下了不少具有革命内容、情怀壮烈的诗篇，读之令人深思发味。
朱蕴山的晚年处在十年动乱之中，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他曾写道：“壮志今犹昔，豪情尚未消，愿将腰下剑，斩尽此妖娆。”他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衷心拥护，对祖国四化充满信心。他殷切希望国共第三次合作，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可是，病魔夺去了他的可贵生命，1981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朱蕴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注）这篇先父朱蕴山生平是我在协助老人家整理出版《朱蕴山纪事诗词选》和回忆记录时撰写的。现为纪念先父诞生100周年加以整理发表，并请读者指正。
朱世同撰写于北京
1987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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