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撰写，历时三载，焚膏继晷，辛苦备尝。我仿佛是一位瘦小、孱弱的母亲，孕育一个高康大式的婴儿，既艰难、痛苦，又愉悦、幸福。时而八面受敌，时而四面楚歌，时而峰回路转，时而柳暗花明，在经历了雨雪霏霏，空山寂寥，擿埴索涂的种种情境之后，终于完成了一次艰苦的学术探索——一次回归陶诗本旨的风光无限的诗学之旅。确实，这条回归的道路是充满艰辛的。困难之一是：必须在真正理解、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将西方的互文性理论转换成清晰准确的中国话语；困难之二是：必须努力纠正互文性理论自身的偏颇，那就是只注意作品内容，而没有将艺术形式的互文性纳入互文性理论的总体框架当中；困难之三是：必须做到完全契合陶渊明创作的实际情况，既能够解决问题，又避免生搬硬套。可以说，我的研究过程，乃至本书的写作过程，就是克服这三重困难的过程。
在克服这些困难之后，携带着清醒的理论认识，我终于踏上了一马平川的坦途。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苏东坡这首诗所揭示的真理，人们素来以为深刻，但深刻的东西往往都带有片面性。试想：如果不置身于庐山之中，如果仅仅在山外望山，那不还是照样看不清“庐山真面目”么？欣赏秀美的自然山水是如此，鉴赏伟大的文学经典又何尝不是如此？离开由外及内和由内及外的反复阅读、体察以及细大不捐的有关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信息把握与文本分析能力，也就不可能真正进入作家作品的艺术世界。因此，“此山外”的总体认识，与“此山中”的细节观照，都是认识作家作品的必要手段和必由途径，必须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掘发作家的深心与作品的意旨。事实上，就陶诗而言，西方的互文性理论，正是帮助我们达到这一目标的利器。由此我们窥见了春蚕的往事和曹植的人生以及汉魏鼎革、魏晋易代乃至晋宋变迁之际的历史云烟与苍凉人世，也真正体察了诗人的潇洒与止酒的情怀——正如同“说不尽的莎士比亚”[887]一样，陶渊明也是说不尽的陶渊明！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Белинского, 1811 －1848）曾经指出，“体验一个诗人的作品，这就是在自己的灵魂里体验并感受痛苦，为他们的悲哀而落泪，为他们的欢乐、他们的胜利、他们的希望而欢呼。”“当一个伟大的思想侵袭一个人，充盈在他心里，以致成为他的骨之骨、肉之肉的时候，——在这个人的心里，已经没有地位留给其他的思想了！”[888]因此，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心情时而高昂，时而沉郁，时而激动，时而凄惘。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 －1969）说：“我们不必将历史奉为神明，也无需接受那种认为历史就是最后审判的无神论调。它并不是终极审判。失败不是反对那种根植于超越之中的真理的理由。我们应把历史看作我们自己的东西，由此而通过历史将锚抛入永恒之中。”[889]曹植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但是，他一生苦苦追求“根植于超越之中的真理”，由此而走向了永恒的精神圣域，陶渊明别具法眼，洞幽烛微，因而创作了《拟古》九首。在陶渊明的引领下，我行走在曹植那苍茫、雄伟、深厚、博大的精神高原，仿佛渺远的星空也触手可及，而于心旌飘摇之际魂神飞逝，也似乎有不知人间何世的感觉。《文心雕龙·知音篇》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陶公的千载知音，故而竭力摒除阐释的主观性。
如果说我的阐释有一点“过度”之嫌的话——“由于理性对于意义的饥渴而暗中塞给事物”[890]，那么，这种“过度阐释”其实才刚刚开始。因为对陶渊明文学世界的互文性研究，尚有极大的开拓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五柳先生传》处于核心性的位置（参见本书第266～267页），这篇作品是陶渊明文学世界的核心，也是陶渊明精神世界的核心，同时，在悠悠华夏的绚丽诗国中，这篇作品也是最具有东方特色的艺术瑰宝。而以《五柳先生传》为核心，再次以互文性理论作为切入陶渊明文学世界的利器，将是我下一本书的任务。通过这种刨根问底式的阐释和竭泽而渔式的研究，我试图表明，当今之世，文学研究急需科学化，文学科学的建立为大势所趋。然而，文学科学亦如历史科学，其中的难点、疑点往往就是学术的尖端问题，我们当尽力探索之。狄德罗（Diderot Denis, 1713 －1784）说：“我们把科学的广阔园地，看作是一个广大的原野，其中散布着一些黑暗的地方和一些光明的地方。我们的工作的目的，应该是或者扩大光明地方的界限，或者在原野中增加光亮的中心。一种是属于创造的天才的事；另一种则要有使事情日臻完善的聪明智慧。”[891]我于狄氏所谓“创造的天才”固不敢当，但希望本书能够为中国古典文学之研究“扩大光明地方的界限”，“增加光亮的中心”，而老杜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也是我平生的志愿！当然，学术研究，贵在平实。桂纶翠饵者，往往失鱼；索于象外者，多失环中；过求幽眇者，难免荒唐；欲证甚深者，常有未谛。希望本书能够免于此类弊病。然而，铁函初发，坚冰乍破，失误必多。学术是天下的公器，我真诚地希望同行专家们以及所有爱陶嗜陶的人们能够匡我不逮，助我完善，我自当虚心而受之。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我在2011年所进行的四次文化考察，当时的激动和遐想至今仍然缭绕于心扉，或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本书的写作。
5月12日，艳阳高照，云淡风轻。在王宪民先生（山东省东阿县文化旅游局局长）的安排下，我考察了向往已久的东阿鱼山。这是东方的诗神、华夏的诗圣曹植的归葬之所。在子建墓前，在羊茂台上，在隋碑亭边，在梵音洞里，我徘徊辗转，流连忘返。回想子建的一生，我不禁黯然神伤；而他那惊风泣鬼、才高八斗的文学天赋，他那潇洒不羁、超世脱俗的风神气度，他那忠于国家、死而后已的人格精神，更使我追怀不已。久久地伫立在鱼山之上，东望波涛滚滚的黄河，北眺芳草萋萋的鲁西平原，人世的代谢，江山的今古，瞬间凝聚在寂静的山巅，凝聚在思接千载的脑海。子建在初次登临鱼山之时，他的所思所想又是什么呢？是否和我一样呢？蓦然，我明白了，也悟到了，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就是描写他此时此刻的所思所想！于是，对这组诗的艺术建构以及相关的所有问题，我都心领神会了。砉然响然，凑刀豁然，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
9月6日，秋高气爽，林海滔滔。我在位于大兴安岭腹地的塔河县邂逅著名作家迟子建，在轻云蔽月、流风回雪似的风采中，我知道她的名字正得自曹子建。“我父亲喜欢曹植，所以给我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她这样解释说。“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以为期。”她随口吟诵了两句《洛神赋》。千古之下，知音尚存，我为曹子建感到欣慰，同时也想起了他的人生际遇，再次为他黯然神伤。我发誓要写出一部以曹植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
10月19日，清阴蔽空，衰黄遍地。在我参加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在刘立平先生（山西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安排下，我考察了沁县南涅水村二郎山石刻艺术博物馆，在大饱眼福、啧啧称叹之际，多年来关于“陶渊明传世书法作品”《拟古》九首的困惑也被彻底驱除了。这里珍藏着相关的石碑和拓片，它们清楚地显示这是后人假托陶潜之名制造的书法赝品。但是，假托者的书法水平极高，那娴熟的飘逸的草书，一般的书法家也是难以企及的。当时，同行的还有美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南恺时（Keith Knapp）教授，一路谈来，也颇为愉快。
10月23日，天气微寒，雾霭弥漫。在吴连玉先生（河北省邯郸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邯郸市社科联党委书记）和郑彦生先生（邯郸市社科联办公室主任）的安排下，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国情调研小组一行11人来到了著名的邺城三台，并考察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邺城考古工地。这就是当年“三曹”与“建安七子”吟诗作赋的地方吗？何处是西园？西园的月夜有着怎样的美丽？何处是铜雀台？铜雀台的风姿依然如故吗？过去无数的疑问，在这里得以圆满落实。遥想当年，子建在这里留下了他那意气风发、猛志纵横、诗思飘舞、文采激扬的青年时代，恰好与他后来登临鱼山时的人生况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想到这一点，我再一次黯然神伤了。
回京之后，重新整理思路，充斥本书的繁复、碎乱的文献材料得以彻底贯通。
我深知，在我们这样一个物质至上、科学至上的时代，人的精神追求、精神生产以及过去乃至未来的人的精神走向问题，已经不是大多数人关注的中心，知识分子的个性作为精神发展的至高境界，已经降格为大众化的集体标准。但是，对我而言，精神的追求永远是第一位的，当然，我本人并不能完全超脱物质绳索的羁绊。“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陶渊明《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尽管如此，我都始终以作为一个精神生产者为荣；同时，学术个性的保持，也使我信步于自己的学术乐园，躲开了在物质主义的驱动之下颠沛流离、漂泊无依的心灵灾厄，这种灾厄正如陶渊明所说：“九流参差，互相推陨。形逐物迁，心无常准。”（《扇上画赞》）。我之所以如是说，既非出于对自我的陶醉，更非出于骂官鄙商式的自命清高。这是纯粹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因为真正的学者，往往不是集体的，而是个体的，他一般不会接受外部环境和普遍期待的操控与摆布，即使如此作为有很大的现实利益；他恪守自我，包括自信、自爱、自尊、自律、自足、自由等等，只有如此，他才能将自己的能力在学术领域发挥到极致，由此介入人类的高知识群体以及古往今来一切高知识群体所创造的充满智慧、无限丰盈的精神世界，才能实现其超越于芸芸众生之上，立足东方走向西方，伫立此岸走向彼岸，面对今世走向来世的普世价值，实现其为国家为人民为世界为人类服务的宏伟意旨。另一方面，我对现实社会与现实世界也是非常关注的。我总认为在目前中国的社会环境中，自我意识与集体意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现实思维与未来思维，家庭建设与社会建设，都可以达到充分的完美的统一，关键的前提是必须把握住自己。这一点，我做到了。因此，我的学术研究就是我个人介入现实社会的一种方式，也是在形而上的精神生产的层面上为现实服务的一种方式。我的学术写作是纯净的纯粹的，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甜美的。作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第三次现代化进程（1980～2010），我为此感到幸福和自豪。我要为此奉献一份绵薄之力。从2010年到2040年，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完善和完成时期，也是最为关键的历史时期。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必能开辟新机，创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的百年悲情也将一扫而光！而到那时候，我就是一个78岁的老人了。“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陶渊明《杂诗》其五）前路迢迢，但我也确实感觉到，人生之秋的萧萧落叶已经在头顶上盘旋飞舞了。我要及时努力，争取把下一本关于陶渊明的书写得更好一些。毕竟，无论时代的氛围如何，陶渊明的诗永远是我们精神的家园，是我们灵魂的会所，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我愿意给人们当一个向导，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向导。
本书承蒙胡明研究员（《文学评论》杂志常务副主编）和刘跃进研究员（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文学遗产》杂志主编）推荐，陆建德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杂志主编）关注以及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科研处的支持，荣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资助出版；刘扬忠研究员挥毫题签，为本书增色不少；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刘梦溪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傅道彬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和赵敏俐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本书属于该中心的中国古典诗学研究成果之一），对我也多有鼓励和帮助。尤其是梦溪先生，他十五年来（1996～2011）对我的扶植、启迪和影响，或许只有写一篇专门的文章才能说清楚，而我心中对他的感激之情却是说不完的。
对于上面提到的所有领导、师友的帮助与付出，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走笔至此，电话铃忽然响起。一个熟悉的悦耳的声音告诉我：从澳大利亚飞回的国航航班已经在首都国际机场落地了。
平安夜，圣善夜，一切都是那么美丽。点亮一支橙黄的香蜡。在温和的烛光里，在馥郁的香气中，我静静地等候着他们的归来。
范子烨
2012年12月24日夜于北京竹林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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