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东扩不仅意味着新成员，也意味着新邻居、新的周边安全环境。如前所述，东扩后，新欧盟在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直接接壤，东临独联体国家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2007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入盟后，战略要地南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成为近邻；东南边是欧亚非结合部的土耳其和动荡不安的伊斯兰世界，以及历史上的“火药桶”巴尔干地区。巴尔干包括南斯拉夫分裂出来的五国，即塞尔维亚，马其顿共和国（简称马其顿，由于希腊反对，不能命名为“马其顿”），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克罗地亚，黑山共和国，以及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从地理学上讲，是东南欧国家，但希腊已是欧盟成员国，而土耳其也是候选国，且开始了入盟谈判，所以它们又不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巴尔干国家。
从总体上看，欧盟扩大后的新邻居，紧邻可以分为三大块：俄罗斯等部分独联体国家，土耳其候选国，东南欧巴尔干潜在的候选国。近邻也可以分为三块：地中海北非国家（包括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埃及），中东（包括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拉克和伊朗），以及南高加索地区（该地区虽从属于独联体，却是容易爆发冲突的特殊地区，所以单列出来——作者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特点，离欧盟的远近不一样，对欧盟的安全意义也不一样。紧邻比近邻更重要，紧邻的安全比近邻的安全问题就更紧迫。正因为如此，欧盟采取不同的应对政策，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等重要安全伙伴实行专门的“伙伴与合作”战略关系；对巴尔干东南欧国家实行“稳定与联系”协定，把它们都列为潜在的候选国，指出它们的前途在于加入欧盟和融入欧洲；土耳其由于特殊的战略价值，又是北约成员国，实行共同关税和“入盟谈判”战略；对其余的紧邻和近邻采取“新邻居政策”。但不管哪个政策，其主要目标都是一样的：通过经济援助和开放市场，通过推动邻国改革——实行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等，即主要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当然也包括安全对话与合作）实现欧盟周边的安全。
从安全威胁的议题看，2003年12月，欧盟外交与安全高级代表索拉纳在欧洲安全战略报告中，根据冷战后的欧洲安全环境的变化，详细分析了欧盟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它们是：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地区冲突、失败国家，以及有组织的犯罪。[220]欧洲的恐怖主义由来已久，只是美国2001年的“9·11”事件使之凸显而已。恐怖主义主要源于极端宗教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在欧盟内部主要源于民族分裂主义，比如，英国的北爱尔兰、西班牙的巴斯克、法国的科西嘉等；在欧盟外部主要源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东扩后，中东伊斯兰世界成了欧盟的近邻。欧盟直接面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地区冲突主要来源于巴尔干和南高加索两个地方，还有中东的巴以冲突。巴以冲突的解决主要由美国主导，但也是欧盟安全战略中优先考虑的问题。欧盟及其成员国一直是巴勒斯坦的主要经济援助方。2006年8月，欧盟及其主要大国积极介入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斡旋，并成为国际维和的主要兵源国。巴尔干是欧盟的后院，自然是欧盟安全的重中之重。南高加索扼里海的咽喉，事关欧盟未来的能源安全，也是欧盟关注的焦点。由于苏联解体，其遗留下来的大量核武器和核材料，以及核技术人才，有可能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独联体和中东的扩散，并有可能为恐怖主义所获取和利用。这对欧盟是一个极大的潜在安全威胁。
失败国家也是一种安全威胁。按索拉纳的界定，失败国家主要指政府管理的失败：腐败、滥用权力、公共机构式微并缺乏责任心，以及国内冲突侵蚀国家。政府失败还可能导致有组织的犯罪或恐怖主义失控，从而影响欧盟及其周边安全。索拉纳列举了索马里、利比里亚和阿富汗等失败国家，其中没有欧盟的新邻居。所以，失败国家所带来的安全挑战是全球性的，而不单是欧盟独有的。在索拉纳看来，东扩似乎没有直接带来失败国家的安全问题。但是，1997年阿尔巴尼亚政权崩溃之后，有3000人被杀害，还有更多的人在该年的春季冲突中受伤。据估计，到1996年初，在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有60000人介入了族仇；社会团伙权威（他们发挥了两种作用，一是提供保护，二是纠纷调解）；违法和诱拐妇女；腐败严重；法制不健全，习惯法在落后的地区发挥作用，族仇斗争；等等。阿尔巴尼亚就是一个准失败国家。[221]从这个意义上讲，欧盟东扩的安全问题中还是存在失败国家问题的。
由于俄罗斯、土耳其，以及巴尔干对欧盟的安全具有特殊的意义，有必要分别对这三个安全因素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 欧盟东扩与欧俄安全关系
（一）欧盟东扩的俄罗斯因素
地缘政治安全需求是欧盟东扩的内在动因。[222]俄罗斯是欧洲最重要的安全因素，也是欧盟东扩的最大的影响因子之一。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的终结以及世界多极化发展为欧盟东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一切都与美俄两个大国密切相关。正是1989年12月2～3日的美苏马耳他首脑会议向全世界宣布了冷战的结束。双方在这次会晤中就欧洲局势达成谅解：苏联重申对东欧的局势不加干涉，而美国则表示无意从中获得好处。由于俄罗斯是苏联的法定继承者，欧盟是欧共体的发展与继续，所以可以把苏联与俄罗斯，欧盟与欧共体，分别视为同一行为体。从一定意义上讲，欧盟东扩是美、俄、欧三大力量在中东欧角逐的必然结果。在此，笔者先分析欧盟东扩的俄罗斯因素作用。
第一，苏联东欧政策的失误造成中东欧国家的离心倾向，冷战结束后，它们纷纷采取“回归欧洲”战略，为欧盟东扩提供了机遇。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总体上服从和服务于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体系的整体利益，以抗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斯大林时期，1948年在南斯拉夫强行推行苏联模式，企图剥夺南斯拉夫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遭到抵制之后实行威慑，最后导演了一场反南斯拉夫和“铁托主义”的政治运动，把南斯拉夫“革出了教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苏南冲突”。赫鲁晓夫时期，1956年的波匈流血事件，造成了波兰、匈牙利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社会混乱，在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内心深处留下了伤痕。勃列日涅夫时期，1968年8月武装干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总是把苏联利益混同于集团利益，对集团内的其他国家的利益照顾和尊重不够；以“老子党”自居，表现为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干涉别国内政，侵害别国利益，伤害了东欧人民的感情。苏联在中东欧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造成了这些国家对苏联的巨大逆反心理和离心力，以致东欧国家普遍存在仇俄排俄情绪，并要求摆脱苏联的控制。[223]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指导下，东欧各国都把“改革”变成“改色”“改向”，纷纷抛弃苏联模式而选择以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为政治经济改革目标。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又担心其法定继承者俄罗斯会重新谋求控制它们，所以积极寻求西方和欧盟的支持，并把“回归欧洲”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影响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政策的不是眼前的危险，而是遥远的过去和社会主义时期令人不快的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昔日俄罗斯的概念和苏联的遗产以及目前俄罗斯国内政治形势。中东欧国家尽量防止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签订任何有可能将中东欧重新置于俄罗斯统治或势力范围的协议。”[224]而俄罗斯独立之初叶利钦总统采取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有意无意地推动了中东欧倒向西方，为西方势力向东渗透和扩张提供了便利。
第二，俄罗斯对东欧的战略收缩，也为欧盟东扩提供了机会。苏联解体，俄罗斯虽是法定继承者，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核武器库，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仍是一个大国，但经济却一时陷入困境，内忧外患，无力支撑和维持与美国争霸的局面。从国外撤军是减轻负担的一种无奈选择。1991年6月19日，苏联从匈牙利撤出最后一批军人；6月25日，最后一个士兵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6月17日，最后一批独联体军队离开了波兰。1994年8月31日，俄罗斯的军队全部撤出了东欧。[225]冷战时期，苏联控制东欧国家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直接驻军实施军事监控。而撤军就意味着俄罗斯放弃了对东欧的控制。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安全，首先是核安全，其次是独联体国家，中东欧国家太小，未能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关键地区，而是处于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次要地位。换句话说，俄罗斯退出中东欧，不仅是因为国力式微，也因为新形势下中东欧在俄罗斯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俄罗斯对东欧的战略收缩为欧盟东扩提供了历史机遇。1989年东欧剧变后，欧共体就立即同中东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积极发展经贸关系，取消了许多商品的进口限制，扩大了普惠制的范围。为了支持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和体制转轨，实施了著名的“法尔计划”，对这些国家进行援助。这为欧盟日后占据中东欧这块战略真空地带奠定了基础。接着欧盟通过签订“联系国协定”确认中东欧国家的联系国地位，通过自由贸易、经济和技术合作、财政援助以及政治对话加强欧盟与中东欧国家的双边关系，引导中东欧国家走上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1993年6月，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制定了著名的候选国入盟的“哥本哈根标准”。从时间上看，俄罗斯从中东欧退出的过程就是欧盟积极东扩的过程。正如法国著名学者埃德加·莫兰在他的著作《反思欧洲》“自序二”中所说，是苏联内部发生的要走出专制体制和抛弃对外称霸政策的变化导致了1989年东欧剧变和柏林墙的倒塌，也意味着欧洲分裂的结束。[226]无论俄罗斯退出中东欧的原因如何，它的退出有利于欧盟推动东扩。
第三，俄罗斯“融入欧洲”战略也助推了欧盟东扩。俄罗斯独立以来，从叶利钦的“大西洋—欧洲主义”到普京的“稳定的弧形”战略，[227]都反映了俄罗斯外交的“重中之重”是欧洲，旨在“融入欧洲”。通过回归欧洲，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来恢复大国地位和发挥大国作用，是俄罗斯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普京本人怀有强烈的“欧洲情结”，一再声明俄罗斯是“欧洲国家”，“是一个拥有欧洲文明的国家”。在普京看来，重返欧洲实际上是俄罗斯强国之路最现实的选择。[228]俄罗斯一部分亲西方的学者更是不惜跟在西方有些国家后面鼓吹“中国威胁论”，以推动俄罗斯“融入欧洲”。可以说，“回归欧洲”是俄罗斯的主流思想，“融入欧洲”是俄罗斯的外交战略首要目标。欧盟东扩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战略没有根本冲突，反而二者可以互相借重。欧盟东扩在地缘上有利于俄罗斯就近实现“融入欧洲”的目标。许多俄罗斯专家指出，欧盟的“欧洲性质”和欧洲统一与合作的主张与俄罗斯建立“欧洲人的欧洲”的理念不谋而合。而且，欧盟东扩对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改革也是一个机会，它有可能扩大俄罗斯与欧洲的合作，并为欧盟提供新的市场和稳定的能源供应。因此，普京说：“我们认为欧洲联盟的扩大是欧洲日益增长的一体化进程的表现。而且这对所有欧洲国家都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相信俄罗斯的利益不会受损，也不会竖起新的人为障碍把欧洲统一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空间分割开来。”[229]从欧盟与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发展共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空间来看，欧俄接近既是国际政治斗争一种必然的结果，也是双方利益相互依赖所致。
第四，为制衡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俄罗斯支持欧盟东扩。欧盟和美国在东扩上是一致的，即通过东扩填补中东欧的“安全真空”，以防俄罗斯重新控制这个地区。但二者又有分歧，北约是一个由美国控制的军事组织，通过北约东扩可以继续维持北约在欧洲的存在，达到制约德法为轴心的欧盟和防范遏制俄罗斯的双重作用，实现美国单极霸权；而欧盟主要是一个经济政治组织，是民事力量而非军事力量。对俄罗斯来说，北约东扩显然比欧盟东扩威胁更大，会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并带来安全威胁。所以俄罗斯一改过去反对北约、欧盟双东扩的立场，两害相权取其轻，利用欧美之间的矛盾，支持欧盟东扩，坚决反对北约东扩。俄罗斯力图通过加强与欧盟的经济合作和支持欧盟东扩来削弱北约东扩的政治军事意义及其给俄带来的威胁。[230]由此俄罗斯成为了欧盟东扩的一支外部推动力量。而对于欧盟来说，欧盟东扩也有平衡北约东扩的作用。为实现“欧洲人的欧洲”的目标，欧盟必须尽可能减少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涉和主导，而单个国家无法抗衡美国，欧洲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有力量取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欧盟东扩可以增强欧盟实力以抗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控制或在北约内部争取与美平等的领导权。因此，在多极化发展演变过程中，俄罗斯和欧盟在抗衡美国方面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使欧盟与俄罗斯在欧盟东扩上达成共识，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欧盟东扩。
第五，防范俄罗斯也是欧盟东扩的既定目标之一。欧盟认为俄罗斯有帝国扩张传统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一旦再度崛起将构成极大威胁。1994年4月14日，欧盟负责同中东欧经贸关系的高级专员布里坦在接受法国《世界报》记者采访时说，接纳中东欧国家在政治上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拒绝，就会把它们推向俄罗斯，这是与我们的愿望相反的”。[231]欧盟东扩后，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生态发生了有利于西欧的巨变，其重心向东北方向转移，波罗的海成为欧盟的内海。而随着2007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2013年克罗地亚正式入盟，以及未来其他东南欧巴尔干国家和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欧盟就基本上控制了泛黑海经济区和欧亚能源走廊，欧盟将获得三重战略稳定，即增加自身的战略纵深，有效地预防来自大中东的对大西洋沿岸的冲击，提高欧洲能源供应的安全系数。[232]通过东扩，欧盟从西欧扩张到中东欧，基本上已经占领了进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门户。麦金德曾断言：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233]布热津斯基也认为：“欧亚大陆是竞争的大舞台，又是争夺的主要对象，因为它包括世界上大多数政治上最自信、最充满活力的国家，还包括世界上三个经济上最先进地区中的两个：西欧和远东。全面主宰欧亚大陆，就等于在全球获得了霸权地位。”[234]因此，尽管东扩的代价和风险很大，欧盟还是迎难而上。尤其对于欧盟大国法、德来说，它们有着深厚的地缘政治思想，都明白中东欧在整个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战略地位，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历史上想通过战争占领中东欧的梦想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欧盟东扩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法德轴心的意愿和决心。欧盟东扩占据了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并将安全防线推进到俄边界，对俄罗斯构成了一定的威慑，并为预防俄罗斯重新崛起构成对大西洋沿岸的威胁而构筑了广阔的缓冲地带。但欧盟不会过分刺激俄罗斯，俄罗斯是一个衰弱的核大国和政治大国，没有俄罗斯的和平与安全就没有欧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更何况，欧盟还需要俄罗斯的能源和市场。
（二）欧俄安全关系回顾
欧盟与俄罗斯的安全关系，除了欧盟成员国在北约框架下与俄罗斯的安全关系，还体现在欧盟与俄罗斯在欧安组织内的合作，以及欧盟与俄罗斯直接的安全竞争与合作。这里主要指欧盟与俄罗斯的安全关系。
冷战时期欧苏（俄）关系从属于美苏关系，总体上是对抗性的安全关系。欧盟（欧共体）追随美国，军事上以北约对抗华约，经济上以经合组织对抗经互会。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欧共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欧共体的独立性增强。以法国戴高乐主义和德国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为标志，欧共体寻求与苏联的和解。欧苏安全关系开始缓和。但1979年12月27日，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关系紧张，欧苏关系也迅速冷却。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苏联对中东欧放松控制，实行所谓的“改革新思维”，并提出建设所谓的“欧洲大厦”，1986年，欧盟（欧共体）才与即将解体的华约和经互会正式相互承认。1989年东欧剧变，随即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的冷战结束，这为欧俄安全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叶利钦采取一边倒的“大西洋一欧洲主义”亲西方外交政策，[235]俄罗斯几乎一夜之间成了西方俱乐部的成员。欧俄接近，安全问题似乎被人遗忘了。
但西方对俄罗斯口惠而实不至，使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抬头。1996年，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叶利钦从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转向维护国家利益的东西兼顾的“双头鹰”外交。北约宣布东扩，无异于火上浇油。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和斗争进一步加剧。但与北约不同，欧盟主要还是政治经济组织。欧盟主张北约东扩，但也主张照顾俄罗斯的安全利益。美国主张北约东扩，则是从美国谋求单极霸权的利益出发，牵制欧盟，遏制俄罗斯。所以，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美国对北约东扩的态度强硬。与美国态度蛮横不同，欧盟态度温和。因为地缘因素，欧俄同处一个欧洲或欧亚大陆。俄罗斯始终是欧盟安全的最主要的因素，也是必须合作的安全伙伴。正是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盟大国的重视和努力下，北约放缓了东扩的步伐，并努力谋求与俄罗斯的安全合作，建立了北约与俄罗斯的“19+1”的合作对话机制，阿富汗战争之后进一步演变成“20国机制”，在北约框架内和欧洲安全事务上给俄罗斯更多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尽管还没有决策权，但如果不是欧盟努力，俄罗斯甚至连现有的合作机会都没有。欧俄安全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但受到俄罗斯车臣问题的干扰，总是起伏不定。
2000年10月，以巴黎峰会为起点，欧盟与俄罗斯发表共同声明，决心在欧洲的政治与安全问题上开展对话与合作。2001年布鲁塞尔峰会又提出要开设新的联系渠道，即建立欧盟新“三驾马车”（欧盟轮值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政治安全委员会与俄罗斯驻欧盟大使每月会晤的机制，建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与俄罗斯外长定期会晤机制。2002年开始，政治与安全问题构成了欧俄首脑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欧安组织在冷战期间发挥了安全对话和合作的积极作用，对维护欧洲安全、减少冲突、化解危机是有贡献的。但随着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欧安组织已经被边缘化了。因为欧安组织的主角是美国和俄罗斯，这对力挺欧安组织的俄罗斯来说，无疑丧失了一个发挥欧洲安全主导权的机会。所以，普京一改叶利钦一贯反对北约东扩的立场，默认北约东扩并努力寻求与北约的对话与合作，同时加强与欧盟的安全合作与对话，以平衡和牵制北约东扩。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俄罗斯在欧洲的安全利益。
欧俄安全关系的新发展是2003年5月的圣彼得堡峰会，俄欧双方决定开始建立四个“共同空间”：一个共同的经济空间；一个共同的自由、安全与司法空间；一个共同的外部安全合作空间；一个共同的学术研究、教育和文化空间。[236]这个庞大的计划于2004年俄欧峰会上签署。但这个包罗万象的新路线图，由于过于庞大，而又没有实质的落实措施而受到学界的批评。[237]但至少预示着一个方向：欧俄重视双边关系，期望进一步把俄罗斯融入欧洲。而对俄罗斯，“欧洲仍然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回归欧洲，全面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并借此恢复大国地位，发挥大国作用，仍是俄罗斯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238]在安全方面的合作比1997年的“伙伴与合作关系协定”更进一步，内容更广泛和充实。在“共同的自由、安全与司法空间”中涉及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边界管理和移民问题”。欧盟不能满足俄罗斯的免签证旅游的要求，但同意设立一个工作小组调查这个问题，包括更好地使用“申根协定”业已存在的灵活性。双方都非常重视在危机管理中的合作，愿意在欧盟的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中开展合作。俄罗斯已经参与了欧盟安全防务政策在巴尔干的任务。欧盟试图与俄罗斯开展所谓的“外部安全空间”的合作。但“外部安全空间”的界定主要包括俄罗斯周边“近邻”地区，即欧盟的新邻居。俄罗斯为了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原则上同意合作。但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难以采取实际行动和取得实质效果。对此，后面笔者还会做详细分析。但不管怎样，俄罗斯毕竟做出了让步，为欧盟插手自己传统势力范围内的安全问题提供了可能。从总体来说，目前欧俄安全关系是合作大于竞争，合作空间越来越大。
欧俄双边关系的法律基础或制度框架是1997年签订的“伙伴与合作协定”（The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简称“PCA”）。此后各项协定的修改和签订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协定规定的制度联系包括一年两次的领导峰会、一个部长级的永久伙伴理事会、高级官员合作委员会，以及9个工作委员会。后来还成立了议会合作委员会，欧洲议会与俄罗斯杜马定期对话。协定的内容是：除了贸易与经济合作，科技、能源、环境、运输、空间技术及其他民用部门的合作，国际问题、民主和人权的政治对话以外，还提到了反对非法移民活动、贩毒、洗钱和有组织犯罪等司法与内部事务的合作。[239]欧俄安全关系的合作都是以这个文件为基础展开的。
（三）俄罗斯对欧盟及其安全防务的看法
欧盟作为一个经济政治组织，在安全问题上的功能，在俄罗斯并没有引起注意。相对于对北约的恐惧和仇恨来说，俄罗斯人对欧盟态度普遍比较积极，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欧盟。民调显示，到2000年初，69%的受访者不知道欧盟总部在哪，也有69%的受访者对欧盟的目标和行动一点儿都不了解。[240]俄罗斯对西方的思维还停留在冷战时代，把西方分成“好的西方”和“坏的西方”。前者指欧盟或西欧，后者指美国或北约（二者在俄罗斯眼里是一个东西）。但在欧盟眼里，俄罗斯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继承者，仍然是欧盟最大的威胁。只不过这种担忧是通过北约东扩反映出来的而已。而在俄罗斯眼里，欧盟只是一个政治经济组织，没有安全威胁，相反，欧盟是俄罗斯的最大贸易伙伴，与欧盟发展关系对俄罗斯有利。
欧盟发展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俄罗斯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防范对象。[241]冷战以后，欧洲一体化继续发展，1992年欧洲军团应运而生，1993年欧共体正式发展为欧洲联盟，1997年欧盟15国签署《阿姆斯特丹条约》，规定西欧联盟为欧洲联盟提供执行人道主义和救援任务、维和使命和危机处理战斗任务的行动能力。1999年，欧盟科隆特别首脑会议决定将来要把西欧联盟纳入欧盟框架。同年底，欧盟赫尔辛基峰会还通过决议，要在2003年以前建立一支人数达到5万～6万的欧洲军队，目的是有能力实施“斯特拉斯堡任务”（人道主义和救援、危机管理、维和、创造和平）。2000年底达成的《尼斯条约》中，有关西欧联盟的条款基本被删除了。这表明，欧盟已决心将自己改变为一个具有防务性质的组织，以自己的军事机构和军事能力来实施军事行动，而无需通过西欧联盟。[242]欧盟迅速发展安全防务特性有三个原因。第一，担心冷战结束后欧洲在美国的战略地位下降，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欧盟必须承担起保护自己安全的责任或为此做准备，特别是在维护欧盟周边安全中发挥主导作用。第二，波黑战争，特别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欧盟暴露出自己军事上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只配给美国“刷洗盘子”、打下手。美国没有把欧盟当平等的伙伴对待。要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欧盟成员国必须联合起来发展共同安全与防务。第三，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集权统治苗头让欧盟不安。特别是普京上台之后，加强中央权力，对车臣分裂分子打响了二次反恐战争。这让信奉民主和平论、主张用和平对话的手段解决冲突的欧盟感到难以接受。欧盟指责俄罗斯不尊重人权和少数民族权益，俄罗斯指责欧盟及其成员国在人权问题上持双重标准，干涉俄罗斯内政。“相互间的猜疑和不信任影响了双边战略关系的发展。”[243]
但总体来说，欧盟的安全防务能力有限，且主要是防御性的，并不构成对俄罗斯安全的战略威胁。而俄罗斯对此也同样表现出令人惊讶的“无知”，到1999年9月，俄罗斯的外交精英还没有意识到欧盟发展军事能力的目的，不明白它对俄罗斯究竟意味着什么。与欧盟打交道的俄罗斯外交官也只关心欧盟对俄罗斯经济安全的影响，不关心其对俄罗斯传统安全的影响。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俄罗斯国防部门的受访者也对欧盟防务计划知之甚少。[244]到2000年底情况有所改观，俄罗斯官员对欧盟科隆会议决定有了一个较好的了解，并表现出欢迎的态度。俄罗斯的“中期战略”前言认为，欧盟“建立欧盟防务特性和加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的战略目标是创造“一个可靠的泛欧洲共同安全体系和一个统一的（没有分裂界线）欧洲”。这为欧俄伙伴关系发展提供了一个战略机遇，以建立一个依靠欧洲自己的力量的“泛欧洲安全”，即把美国或北约排挤出去。“欧盟的本土性和欧洲统一与合作的主张符合俄罗斯‘欧洲人的欧洲’、排挤美国主导欧洲事务的理想。”[245]俄罗斯可以在安全领域通过与西欧联盟的合作，以平衡北约在欧洲的作用，并为欧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个平台。俄罗斯的决策者把与“共同的欧洲安全与防御政策”（CESDP）的合作当做一个楔子插入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和美国之间，起到离间欧美安全关系的作用。甚至俄罗斯的学术界也流行这种想法。[246]
但我们知道这是误解。欧盟与北约的“柏林及其附加协议”规范了二者的功能分工，欧盟只有在北约作为一个整体不愿行动的时候，才能实施斯特拉斯堡任务，可以借用北约的资产，但不可以损害北约的非欧盟成员国的利益。这就限制了欧盟安全行动的空间：它只能是对北约功能的有益补充而已。再说，欧盟没有自己的常备军，还是由各成员国主导安全问题，而各成员国的安全利益存在较大差异。所以，相当长的时期内欧盟都不可能摆脱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安全依赖，也即不能动摇北约在欧洲安全上的主导地位。所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罗斯对欧盟的安全防务特性的发展估计过高或缺乏全面了解。
（四）俄罗斯对欧盟东扩的基本看法
如前所述，根据调查，到2000年初，即使是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决策者对欧盟也缺乏基本的了解。比如，有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甚至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欧盟已经形成，那么俄罗斯一定是其中的一分子”。而现实的民族主义者，总体上对欧盟的了解更多一些，但还是只有很少的受访者把欧盟东扩看成一个威胁，即使波罗的海国家加入欧盟。只要欧盟不企图把俄罗斯“逼到一个死角”或把俄罗斯变成一个“弃儿”，俄罗斯已经明确表示，融入欧洲是国家发展的主要方向，愿意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因此，“欧盟的扩大实际上为相互间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但也有一些人对欧盟东扩十分焦虑，担心东扩会造成欧洲的新分裂。但对一个扩大而又排除俄罗斯的欧盟市场会对俄罗斯带来哪些威胁，在2000年初的调查中没有人能说清楚。一些人认为，俄罗斯会受益于欧盟东扩，如果俄罗斯生产商能满足欧盟的要求和条件，俄罗斯经济就会受益。[247]
不过，俄罗斯有两种人还是了解欧盟的，认为东扩必然会对俄罗斯产生负面影响。这两种人是少数研究欧盟的理论分析家以及与欧盟打交道的政府官员，他们关注的焦点是经济上的负面影响。这两种人都抱怨欧盟针对俄罗斯的反倾销政策，把俄罗斯当做政府主导型的贸易国家。比如，1998年4月，仅一个月，欧盟就启动了14次针对俄罗斯的反倾销动议。俄罗斯估计，直接的损失是22万埃居（European Currency Unit，简称“ECU”）。分析家分析，欧盟对俄反倾销涉及俄罗斯1%的出口，但却包括俄罗斯10%的工业制造产品。这里蕴含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这些数字。这些分析家和官员担心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简称“CEE”）的贸易会随着这些国家加入欧盟而发生转移。1999年，俄罗斯政府专门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有关欧盟东扩可能对俄造成的消极影响的清单。其主要内容涉及贸易转移效益对俄的不利后果。为此，普京对欧盟东扩也持谨慎的态度。2001年8月31日，普京在接受芬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北约的东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对欧盟东扩则表示支持和欢迎，但同时强调，希望新入盟国家不要切断与俄传统的经济联系，因为这对双方都有利。[248]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希什科夫对欧盟东扩对俄罗斯的影响做了较为全面的权威分析。2002年，他在莫斯科“欧盟东扩：对俄罗斯是威胁还是机遇？”研讨会上发言认为，欧盟东扩对俄罗斯的经济影响，就目前来看（指根据2001年的统计数据——作者注），对俄来说，即将入盟的中东欧国家与波罗的海沿岸国的市场不如独联体市场。因为俄向那里的制成品出口额比向独联体国家的出口额低一半，这不符合俄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即逐步改变出口以能源燃料为主的状况，提高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额。当入盟之后，中东欧国家会更向西欧倾斜，从而减少对俄贸易的兴趣。有利方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欧盟对从俄进口的商品，包括燃料原料的80%不征进口税，只对农产品和一些制成品征税。所以，即将入盟的中东欧国家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在加入欧盟后的进口税会在现有水平上降低，但这并不必然使俄罗斯的制成品更容易进入它们的市场，因为俄面临西欧、日本和美国强有力的竞争。第二，即将入盟的中东欧国家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对从俄进口的数量限制可能会减少，因为欧盟在实践中只对黑色金属等实行配额限制。将来俄的钢铁制成品进入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的条件会更加有利。第三，欧盟饱受能源短缺之苦，对扩大从俄的能源进口感兴趣。不利方面主要是中东欧国家入盟会给俄的制成品、农产品和一些类型的商业服务出口造成不利影响。①长期以来，俄的汽车、设备和机械供应着欧盟的中东欧与波罗的海沿岸新成员国，入盟将迫使这些国家采用西欧的技术和其他标准，原来向这一地区供货的俄罗斯的制成品生产商需要适应新的标准，或者在亚洲、近东和非洲寻找新的产品销售市场。②服务行业也是如此。情况最为严重的是俄向这一地区提供的军事技术及军事技术现代化服务，随着这些国家的加入或即将加入北约，它们被要求采用西方的技术来重新装备自己。③从俄的农产品进口可能会遭遇严重的农业保护主义。④这些国家入盟后可能造成外国资本对俄直接投资的相对减少。入盟后高度统一的经济空间会使这些国家的民族经济显得更有吸引力，从而使部分外国资本从俄流向那里。这是欧盟东扩对俄经济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欧盟在扩大前接受俄罗斯40%的出口，提供38%的进口。欧盟扩大，俄罗斯对欧盟的出口将超过俄罗斯出口总额的50%，从而提高俄罗斯对欧盟的依赖程度。而且，俄罗斯对欧盟出口的1/3是原材料和矿物质，而从欧盟进口的1/3是消费品。[249]显然，欧俄的贸易关系是不对称的。而根据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经济的相互依存存在两种特性，即敏感性和脆弱性。“敏感性涉及在某种政策框架内所做反应的程度，即某国发生的变化导致另一国有代价的变化的速度有多快，所付代价有多大。”而“相互依赖的脆弱性程度取决于各行为体获得可替代选择的相对能力及其代价”。[250]欧俄经贸关系的结构性差异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因为长此以往，由于俄罗斯经济结构不合理，又处于欧俄市场分工的下端，对欧盟的依赖性（包括敏感性和脆弱性）增强，俄罗斯经济发展容易受制于欧盟。没有经济主权就没有政治上的主权与安全。
从地缘政治角度，希什科夫认为欧盟东扩对俄罗斯一点好处也没有。首先，新入盟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加入北约，北约的军事力量就会扩张至独联体欧洲国家的边界处。其次，这些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中东欧国家入盟后就会形成较为统一协调的政策，这使得俄罗斯对这些国家的政治运作空间与在双边关系条件下相比大为减小。最后，最重要的是，欧盟东扩会从本质上改变欧洲内部和周边经济政治的“力量场”，这种引力会对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在卢卡申科下台后）、外高加索，甚至中亚的一些国家的政界产生比以前更大的影响，后苏联空间的离心倾向会进一步加剧。[251]这有可能导致俄周边安全环境恶化。
俄罗斯如何应对欧盟东扩？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专家特列宁在《俄罗斯的成功方程式》一文中提出，对俄来讲，最重要的不是“进入欧洲（在可预见的未来俄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可能性为零）”，而是“成为欧洲”，即努力使自己符合欧洲的经济、政治等标准。俄应使自己与欧洲相容，这对俄自身有利。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正在步步推进的欧洲化是解决俄当前国家现代化问题的最优选择。俄欧一体化可能达到的一个“极限”就是建立起联合或结合（ассоциативные），而不是制度性（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的关系，即自由贸易区加上一些具体功能性的伙伴关系，例如在能源、交通领域合作。这样也有利于俄罗斯国内的转型，并使俄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灵活自由。[252]显然，作者把俄罗斯摆在一个学生的位置，主张通过欧洲化，与欧盟一体化，建立起一种类似协会的关系，来实现俄的现代化。
来自俄罗斯战略研究所的沃罗比耶娃在2003年的莫斯科国际会议“欧洲一体化与俄罗斯”（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иРоссия"） 上的报告《欧盟东扩对于俄罗斯的政治后果》中认为，欧盟东扩是欧盟本身在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政治形势下合乎逻辑和合法的行为。诚然，欧盟东扩还没有解决欧洲的界限或欧盟的最终边界在哪里的问题，但是，东西方相互关系的历史中向来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事件，其中不乏悲剧性事件。欧洲的对俄关系有着双重性的特点：一方面，它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有着巨大经贸和能源潜力的伙伴；另一方面，它又认为俄罗斯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是一个竞争对手，特别是在“欧—俄—美”或“西方—俄—中”三角关系中。此外，俄还被认为是一个不稳定的根源。所以，在欧洲看来，俄罗斯的形象就是似敌非友。为了形成自己的对欧战略，俄罗斯需要知道在可预见的将来它将和一个怎样的欧洲打交道。如果欧盟会成为一个联邦，那么俄被接纳入盟的可能性极小；而如果欧盟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那么俄罗斯被接纳的可能性就很大。[253]
俄罗斯政府对欧盟东扩的关注体现在俄罗斯对欧盟的“中期战略”中，扬长避短，利用有利条件实现俄利益，同时“避免、减少或避开欧盟扩大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并要求欧盟对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实施欧盟共同法带来的损失给予补偿。欧洲一体化与欧盟东扩的发展对俄罗斯至少具有三方面的安全利益：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创造一个为俄罗斯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外部安全环境；支持欧洲一体化，便于俄罗斯在地缘战略上更好地处理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欧洲一体化的实践经验对于俄罗斯推行独联体一体化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254]其中，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无疑仍是俄欧关系的重点，特别是随着俄罗斯与扩大后的欧盟成为新邻居，安全问题自然成为双方考虑的首要因素。欧盟东扩主要出于“大欧洲”理想和地缘政治经济考虑；就俄罗斯而言，经过转型初期幻想破灭之后，基本确定了不寻求加入欧盟，而是致力于在相关领域积极推进俄欧战略伙伴关系的政策。[255]欧俄的共同点大于分歧。欧盟会始终重视俄罗斯在欧洲安全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用和平对话的合作方式消解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推动俄罗斯的民主与市场经济改革，最终把俄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实现欧洲的永久和平与安全。[256]
（五）欧俄安全关系新焦点
欧盟东扩之后边界东移，欧盟与俄罗斯成为了直接接壤的新邻居，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欧俄安全关系主要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挑战。
1.边界管理问题
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谈及，这里只从俄欧安全关系的角度做简要的补充。边界是一国领土范围的界线，也是一国行使其主权的界线，是保证一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边界安全与稳定是每一个主权国家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传统的边界纠纷和冲突大幅减少，但是跨国犯罪、贩毒、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增加，这是各国边界管理面临的新问题。东扩后欧盟边界东移，直接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相邻。欧俄的边界安全挑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欧盟直接与俄罗斯接壤，一个最大的地区政治经济组织与一个历史上的老对手和军事强国相接，传统的缓冲地带消失和地理空间距离缩短，直接面对面交流或交锋，对双方来说都有个适应过程，而边界管理的政策与态度是相互关系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另一方面，欧盟与独联体国家边界相接，俄罗斯是独联体国家的主导国，欧盟对其他独联体国家的边界政策间接影响俄罗斯与欧盟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由于俄罗斯的侵略历史，欧盟对俄罗斯防范多于开放，倾向于强化新边界管理；而俄罗斯由于经济上有求于欧盟，则希望开放边界以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并愿意与欧盟加强在边界安全管理上的合作。当然，俄罗斯也担心欧盟透过边界对其自身民主政治进行渗透。
欧盟面临两难境地：如果关闭或实行严格的边界管理，可以确保欧盟内部的安全，但却会陷入传统的安全困境之中，在成员国与候选国之间制造新“铁幕”，这显然不符合欧盟以非传统安全为主的新综合安全理念，也会造成战略利益损失和新隐患；如果维持原有的边界管理政策，现有的经贸人员交流可以延续，但是欧盟的内部安全与《申根协定》面临诸多风险。欧盟为了内部安全加强欧盟的外部边界管理，这就可能在欧盟与独联体国家之间建立新的“铁幕”，把欧盟与独联体国家隔离开来，这对新成员国和独联体国家的经贸关系是一种极大的损失。俄罗斯及其独联体国家在华约和经互会体制中遗留下来的产物之一就是边界开放，人员流动自由，边界贸易活跃。欧盟老成员国可能会因获得新成员国作为缓冲地带而增加安全系数，但分裂的欧洲，尤其是俄罗斯作为欧盟的最大“弃儿”被排除在外，对欧洲来说，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所以，当欧盟的内政部部长们要求在新成员国与它们相邻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三国之间设定“硬的边界”——即对人员的流动和当地的跨越边境的贸易实行严格控制时，就立刻受到了欧盟内一些明智之士的批评。意大利前总理阿玛托说，如果我们认为通过监督和管理边界就能战胜那些罪恶，那就太可笑了。“那个安全体系为联盟内的人提供了自由，却又为联盟外的人筑起了一堵墙。在现实中，在人们的头脑中，筑起新的高墙，这难道是新的欧洲所追求的吗？”新边界变成“新铁幕”而不是“新桥梁”就等于创造了新敌人。所以欧盟所需要的是成员国和候选国的司法部门与警察力量的合作，以便在罪犯们到达边界以前就把他们识别出来。
目前，欧盟正寻找一个平衡，既加强边界管理、提高欧盟内部安全系数，又不妨碍传统的经贸人员交流。欧盟积极推出“新邻居政策”及其“行动计划”，加大对边界管理的投入，帮助新邻居和新成员国培训警察和推动双边合作。摩尔多瓦是首个试点国家。欧盟谋求通过“新邻居”政策解决与独联体国家的边界安全问题，而与俄罗斯则希望通过双边战略对话机制和四个共同空间（共同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空间）的构建来解决。但前者已有所行动，而后者则因各种原因仅停留在概念层面。
2.“新中间地带”问题
中间地带（intermediate zone）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从一般意义上讲，它指两个政权或集团间长期相互争夺与对峙的地带。中间地带国家至少可以采取两种态度：亲一方疏一方或者采取中立态度。前者可以增强一个大国或地区在竞争中的力量优势，后者则只是起缓冲区作用。欧盟东扩后，俄罗斯的“近邻”成为了欧盟的新邻居，从而成为欧俄之间互相争夺的“新中间地带”，主要指独联体中的东欧国家。历史上中东欧国家很少采取中立立场，而往往是依附其中一个强者。这就给欧俄两个博弈对手施加了拉拢它们的压力，否则就会处于竞争弱势。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一直低迷，所以很担心欧盟利用其经济优势对自己传统的势力范围进行利诱，而这些国家又极想摆脱俄罗斯这个穷朋友、旧霸主的控制。所以，欧俄对“新中间地带”的争夺将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白热化。俄罗斯的“近邻”成为了欧盟的“新邻居”，如何处理这些新的“中间地带”将成为俄欧安全关系的新挑战。
按照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近邻”被界定为原苏联的地理政治空间，俄罗斯在那里有“传统和历史的利益”，是俄罗斯对外战略的优先方面，是俄罗斯可以军事介入的势力范围。[257]俄罗斯原则上是不允许别国插手这些地区的安全问题的，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对俄罗斯的侵犯。就如美国对拉美的“门罗主义”一样，美国不允许其他大国插手自己后院的事务，俄罗斯也不愿意别的大国插手独联体的事务。随着欧盟东扩，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等成为了俄欧之间的“新中间地带”，而独联体是俄罗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也是俄罗斯安全战略的优先方面。特别是南高加索的阿塞拜疆，被布热津斯基称为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支轴，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它可以被形容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软木塞’，控制着进入一个装着里海盆地和中亚的富饶资源的‘瓶子’的通道”。[258]一个独立而亲西方的阿塞拜疆就可以有效地遏制俄罗斯对该地区的独霸以及对中亚的政治影响力。而欧盟对东部边境的安全战略任务是，“在欧盟东部接壤的周边国家提升管理”，因为“对我们安全最好的保护是建设一个有治理良好的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259]不可否认，从安全与经济的角度看，欧盟不可能不窥视南高加索的战略利益。所以，欧盟积极发挥自己“软权力”的优势，通过经济援助和开放市场的“新邻居政策”加大对俄罗斯“近邻”的干涉力度，实现其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目的。用经济手段实现政治安全目标，要求新邻居尊重人权，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尊重俄语少数民族的权利，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边界和种族冲突。欧俄共同的外部安全空间是最有发展潜力的创议。它们在反恐和防扩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危机管理和预防，以及共同接邻的地区冲突中的合作是令人失望的。[260]
欧盟最初的提法是“共同的邻居”，其中的大部分是指俄罗斯的“近邻”。欧盟发表的主席公报清楚地谈到了特兰斯尼斯特里亚（Transnistria）、阿布哈兹亚（Abkhazia）、南奥塞梯（South Osstia）、纳格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 Karabakh）等地区的潜在冲突，但官方文件中一般只提“接壤地区”。因为俄罗斯是这些分裂主义政权的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持者，而这些政权的领导人臭名昭著，毫无民主素养，还从事非法活动。如果俄罗斯想解决这些冲突是完全可能的，但俄罗斯不会这样做。俄罗斯外交政策还受传统的国家利益的支配。独联体是一个安全共同体，但主要是由俄罗斯提供安全保障。根据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理论，安全结构是最主要的权力结构。“政治经济学中的安全结构就是由于某些人为另一些人提供安全防务而形成的一种权力框架。保护者，即提供安全的人，获得某种权力，使他们得以决定、也许还能限制其他人面临的选择范围。”[261]俄罗斯只有维持这些“近邻”潜在的冲突危机，才能维持自己安全方面的主导权和军事存在的理由，并借以控制“近邻”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安全缓冲带。但普京任总统之后对欧盟对其“近邻”的经济援助也持支持态度，普京也逐渐认识到维护周边“近邻”的稳定对自己有利。因为过多地介入他国内部事务，不仅容易引起对方政府与民众的反感，也容易消耗自己的国力。俄罗斯的中长期战略就是为国家经济的全面复兴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俄罗斯对欧盟安全防务政策持积极态度，甚至愿意加强与欧盟在危机管理和预防冲突方面的合作。[262]
3.加里宁格勒飞地问题
“飞地”也是一个地缘地理概念，如果某块领土与其所属的主权国家的领土被另一国相隔而不能毗连，那么该块领地就被称作“飞地”。根据其相属关系，飞地又分为“外飞地”（exclave） 与“内飞地”（enclave）。外飞地 （exclave） 指某国拥有一块被其他国家隔离开来的领土，内飞地（enclave） 指某国境内有一块主权属于别国的土地。“飞地”可能扮演两种角色：或成为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桥梁，或成为它们之间相互渗透和斗争的场域。欧盟东扩后，加里宁格勒被波兰和立陶宛隔在俄罗斯本土外，成为了俄罗斯在欧盟的一块外飞地，从而成为欧俄安全关系的一个斗争焦点。俄罗斯担心“飞地”与本土的长期分离会导致其独立或离心倾向；而欧盟一方面想向“飞地”进行经济政治渗透，培植其亲欧倾向，另一方面也担心俄罗斯利用“飞地”传统的军事要塞作用对欧盟构成潜在的安全威胁。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2002年5月26日在圣彼得堡表示，在波罗的海三国加入欧盟的情况下，对于俄罗斯来说，最迫切的是要解决加里宁格勒问题，必须要保障货物和人员畅通无阻地通过立陶宛。由于欧盟东扩，加里宁格勒成为了一块飞地，被波兰和立陶宛隔在俄罗斯之外。加里宁格勒原名科尼斯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东普鲁士的首府。1945年，根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协议》，东普鲁士部分领土划归苏联。苏联把科尼斯堡更名为加里宁格勒。斯大林没有把加里宁格勒划入刚并入苏联的立陶宛，而是划入俄罗斯联邦。苏联时期，加里宁格勒是重要的军事基地，也是重要的海运港口，具有重要的战略经济意义。那时，立陶宛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因此，生活在加里宁格勒的俄罗斯人，在俄罗斯和加里宁格勒两地穿行没有任何限制。但随着2004年波兰和立陶宛加入欧盟，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本土间的人员与物资往来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们在过境波兰或者立陶宛时，必须按照欧盟的要求办理签证。这意味着飞地的俄罗斯居民将不得不持有签证才能出入自己的国家。俄罗斯政府担心，一旦欧盟真的实行这种政策，“飞地”将会变成“死地”，加里宁格勒将面临与俄罗斯本土隔绝的危险，长此以往，将培育这块飞地的亲西方情绪。[263]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俄罗斯政府多次与波兰、立陶宛和欧盟有关机构进行谈判，争取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变通方式。普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简单办法是效仿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西柏林和联邦德国其他地区实行的无签证制度。他说，当时虽然正处于冷战时期，但仍能找到联邦德国人出入西柏林的办法，而在冷战被埋葬的今天，仍有人抱这种态度，令人不可思议。普京表示，他理解问题的复杂性并尊重欧盟的立场，但欧盟也应尊重俄罗斯的立场。普京把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同加里宁格勒问题的解决直接联系在一起。他说，我们同欧盟的关系将取决于涉及俄罗斯人切身利益的这个问题的解决。但是，无论从纯政治角度还是从实际的经济利益出发，形势激化对俄罗斯和欧盟都是不合算的，所以，双方只能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欧盟为了自身的安全利益，坚持规定，2004年波兰、立陶宛加入欧盟后，俄罗斯人应该取得欧盟签证才能进出加里宁格勒。欧盟认为，如果加里宁格勒获得免签证的特殊照顾就等于在欧盟与外界之间的隔离网上撕开了一个口子，俄罗斯公民甚至整个独联体的居民都可以从这个缺口进入欧盟国家，这是欧盟绝对无法接受的。但是考虑到加里宁格勒地区的特殊性，欧盟同意适当简化当地居民申办签证的手续。分别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丹麦首相拉斯穆森牵头的俄罗斯与欧盟谈判小组于2002年11月11日在布鲁塞尔达成协议，飞地问题获得初步解决。[264]双方决定在立陶宛等国加入欧盟后，允许俄罗斯公民在本土与俄飞地加里宁格勒之间往来时使用通行证，而不需要正式签证，从而解决了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持续一年多的争端。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欧盟将从2003年7月1日起建立“便捷过境手续机制”，为加里宁格勒俄罗斯本土居民通过陆路进行互访实施免费或低费过境手续。立陶宛共和国同意，在2004年底以俄罗斯内部护照为依据，实施“便捷过境手续”后，俄罗斯公民必须持有上述便捷过境手续和俄罗斯发放的国际旅行护照方可出入立陶宛国境。欧盟还同意在有关条件得到满足后，在2003年对俄罗斯提出的建立连接俄罗斯本土与加里宁格勒的直通快车的建议进行可行性研究。普京在会后表示，协议虽然不是很理想，但俄罗斯可以接受。事实上，根据欧俄协议将要发放便利通行证件与有条件多次往返签证并无本质的区别，但由于证件名称避开了“签证”这一敏感点，因此，这一方案为俄方所接受。为了发展飞地落后的经济，欧盟还承诺对加里宁格勒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实质性的财政援助。[265]加里宁格勒飞地问题暂时解决了，但实际操作中可能还会横生很多矛盾和问题。
4.新成员国的“新东方政策”
新成员的加入会给欧盟同俄罗斯的关系带来新变数。数百年来，由于复杂的历史关系和地缘政治利益，遭受俄罗斯欺凌的痛苦记忆是中东欧国家融入西方的动因之一。[266]这些国家在加入欧盟后对俄罗斯的疑虑和恐惧仍会持续发酵，携进的反俄情绪将使欧盟无形之中强化排斥俄罗斯的倾向，俄欧关系顺利发展会遇到新的困扰。[267]而另一方面，加入欧盟以后，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可能觉得它们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不再理睬俄罗斯，因而可以不太在意和关注它们同俄罗斯的关系。这些新入盟国家背离俄罗斯，这对俄罗斯和欧盟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比如，2007年2月24日，俄罗斯的青年组织就在爱沙尼亚驻莫斯科大使馆前示威，抗议爱沙尼亚总统将二战时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苏联红军称为群党。尽管俄罗斯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但新成员国的这种挑衅行为很容易在欧俄关系中制造摩擦和麻烦。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7年3月3日的文章中，就有西方学者甚至已经开始用“冷和平”来描述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形势了。[268]2007年4月26日，爱沙尼亚政府拆除首都塔林的“青铜战士像”而引发的俄罗斯民众抗议游行，酿成一死十伤的严重后果。俄罗斯外交部提严重抗议，俄爱关系进一步恶化。西方对此也表示异议，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认为，爱沙尼亚意图清除二战的遗迹，把苏联红军等同于德国法西斯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是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正义斗争的否定。如今，欧盟为防止走私和非法移民，通过一系列政策在东部边境构筑一条隔离带，这有可能会对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敌对情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前美国拟在波兰、捷克布置导弹防御系统，名为针对伊朗，实则针对俄罗斯，也容易引起俄罗斯的疑惧和不安。
对俄罗斯而言，中东欧是其传统的势力范围，这些国家加人欧盟意味着失去了对它们的影响力，其失落是可想而知的。俄罗斯对这些昔日的“附属国”“盟友”的“背叛”和“忘恩负义”充满怨恨。客观地讲，冷战时期，苏联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廉价的石油、天然气，以及安全保护，付出了不少代价。然而，这些新入盟国家似乎正在形成有别于老欧洲的独特的“东方政策”。波兰积极推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这与欧盟此前确立的暂时不考虑独联体国家入盟的政策相矛盾，说明波兰力图改变欧盟在这方面的政策，而不是遵循欧盟已有的共同外交政策。波兰的立场还得到包括捷克、匈牙利等维谢格莱德集团国家的支持。同时，新入盟的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同外高加索国家也有活跃的军事联系。新老欧洲对“东方政策”的分歧可能成为扩大了的欧盟争论的焦点之一。新入盟国家还是在冷战思维的指导下确立对俄政策，这些国家在对俄外交中同美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与老欧盟国家则有明显的差别。新入盟国家在安全和外交政策上紧跟美国，特别是在美国与“老欧洲”存在尖锐分歧的情况下，它们的这种姿态非常令人关注，这对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是一个新的重大挑战。尽管这些新成员国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欧盟对俄罗斯政策的基调，但是它们有可能迫使欧盟调整对俄政策，有使欧盟对俄政策陷入混乱和矛盾之中的危险。[269]
当然，俄欧双方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彼此不会闹僵，总体上会朝好的方向发展。但俄罗斯与欧盟之间，双方战略目标有所不同、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存在差异，双方只可能“联合”，不可能“融为一体”。[270]但是无论如何，欧盟不接纳俄罗斯，把一个具有欧洲属性的大国排除在外，把一个军事核大国当“弃儿”，俄的愤怒难获安抚；再加上新成员国的仇俄因素，欧俄安全关系将始终面临诸多曲折和挑战。
对于欧盟会不会接纳俄罗斯，目前存在两种相反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由于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地理位置，俄是一个独特的欧亚国家，完全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可能性不大。[271]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在认同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在西方与斯拉夫主义间摇摆。[272]持相反看法的人强调，俄罗斯独立以来的对外政策实践中的大西洋主义，主流政治精英的亲西方倾向，以及一直存在的崇拜西方、赶超西方的历史传统，特别是普京执政以来对西方政策的调整和让步，为融入欧洲不惜放弃自己某些传统的战略利益，因此不排除俄罗斯融入西方的可能，尽管道路曲折漫长。[273]2001年普京执政以后，尽管仍然秉持欧亚主义的欧亚平衡外交，但“先欧后亚”的战略没有变，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首先要弄清楚“融入”的含义及其产生的背景。从地理学意义上讲，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不存在融入欧洲的问题。从地缘政治学角度讲，是二战后的冷战将欧洲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不是东正教，而是社会意识形态和制度将欧洲划分为东西欧，希腊也是东正教。冷战结束，东欧国家存在一个确定国家发展方向或定位的问题，即是继续沿着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道路前进，还是走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道路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和其他中东欧国家一样，都选择了“融入”欧洲的战略，走西化的发展道路，差别是“融入”的程度不同。中东欧中小国家谋求加入北约和欧盟等欧洲组织，而俄罗斯则只是与北约建立“和平伙伴计划”，与欧盟建立“统一的经济空间”和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欧俄首脑峰会又增加了“共同的安全、文化教育和社会空间”。俄罗斯已经比较深地融入了欧洲的经济和安全事务。如果仅以加入欧洲地区组织为标准，那么俄罗斯“融入”欧洲的路还很漫长。这不仅取决于俄罗斯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改革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西方对俄罗斯的认同程度，双方还有一个较长的互动和新关系建构过程。俄罗斯想“融入”欧洲，但加入欧盟的目标难以实现。[274]俄罗斯入盟会对欧盟当前的权力结构产生难以预料的冲击和后果。如果有一天，俄罗斯的经济政治改革达到了欧盟的标准，那也并不意味着其就能加入欧盟；但如果那时英法在欧盟内无法制衡崛起的德国或英、法、德联合起来无法制衡强大的美国，那么俄罗斯则有可能被邀请加入欧盟组织，就像当年英国被邀请加入欧共体一样。
三 土耳其对欧盟的安全挑战
比起其他候选国，土耳其的入盟进程十分缓慢。自1959年7月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到2004年12月17日欧盟决定开启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历时45年，2005年10月3日，欧盟与土耳其正式进行“入盟谈判”，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道路可谓漫长而艰辛。虽然土耳其一直选择西化和加入欧盟的战略，但由于土耳其自身的伊斯兰教属性和军人干政的传统，以及库尔德和塞浦路斯等问题，欧盟成员国担心土耳其的经济、人口与宗教因素，所以“土耳其正式加入欧盟还无疑需要数年之久，且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275]但与欧俄安全关系不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欧盟的候选国，与欧盟的大多数成员国有军事联盟关系，而且欧盟与土耳其的经贸联系密切。所以，东扩后欧盟虽邻近土耳其，但土耳其对欧盟没有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因素是影响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主要因素。
（一）土耳其入盟的安全动因
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安全角度讲，综合安全是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根本动因。
第一，加入欧盟有助于化解当前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发展困境。目前，土耳其人口有7000万，经济落后、社会混乱、政局欠稳，犹如一个病弱的人需要护理和强心剂一样，土耳其需要欧盟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全力支持。欧盟是土耳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投资者、最大的游客来源地。土耳其有许多国民在欧洲打工，仅到德国打工的土耳其人每年就有5万～8万，目前生活在德国的土耳其人有近300万。事实上，土耳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同欧盟的联系十分紧密。离开欧盟，土耳其很可能会出现经济和社会的大崩溃。而且土耳其入盟还能够推进其政治民主化改革进程，限制土耳其军人干政，降低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的机会，同时强化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政权。而欧盟成员国身份能为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和社会稳定提供一个良好的框架性调节机制。“脱亚入欧”是土耳其的人心所向。自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凯末尔和他的继承者们始终坚持“欧洲定位”，无时不把土耳其当成“欧洲文明”的一员。大多数土耳其人认为，加入欧盟、融入欧洲主流社会是土耳其重振往昔大国雄风的必由之路。2000年9月在土耳其15个大城市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68.7%的人支持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只有9.9%的人表示反对。绝大多数人支持为加入欧盟而进行的政治和文化改革。[276]由此可见，加入欧盟也是大多数土耳其人的心声。
第二，加入欧盟有利于保障土耳其的安全利益。临近土耳其的欧洲是一个联合而强大的欧洲，而土耳其却置身其外，这使土耳其人无法不联想到19世纪前后被欧洲列强宰割的情景。如果没有欧盟成员国地位，土耳其在希土争端、塞浦路斯问题以及自身安全等方面都无法得到保障，即使有美国做后盾，也是远水难解近渴，更何况在塞浦路斯、库尔德问题等许多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也是模糊不清的。加入欧盟，成为“欧洲文明”大家庭的一员，将为土耳其提供更为可靠的安全保障。
首先，土耳其期望冷战后能继续在欧洲的安全问题上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保持军事大国地位。冷战时期，土耳其与西方盟友一道遏制了苏联的扩张。冷战后，欧洲的安全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以北约和欧盟为中心的复合中心圆安全结构。土耳其希望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在欧洲的各个安全组织内部发挥特殊的影响力。土耳其拥有一支60万人的常规军队，超过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而且“作战经验丰富”。另外，土耳其扼黑海通道，位于巴尔干、高加索地区、中西亚之间，是控制该地区的战略要塞，也是控制海上石油通道的战略据点。如果土耳其加入欧盟，将对塑造欧洲安全格局发挥重要影响。
其次，土耳其认识到，要解决与希腊和塞浦路斯的争端，与欧盟进行谈判是不可避免的。土耳其认为，欧盟在处理上述问题时，始终对土耳其采取歧视性的政策，而欧盟偏袒希腊加剧了争端解决的难度。因此，如果土耳其能加入欧盟就能以平等的成员身份在欧盟内部解决与塞浦路斯和希腊的争端，对土耳其会相对有利。
最后，加入欧盟有利于土耳其打击恐怖主义。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问题被提到各国的议事日程上，打击恐怖主义就是其中突出的一项任务。土耳其地处要冲地带，欧亚非交会之处，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2004年春，伊斯坦布尔清真寺发生的大爆炸震惊了国际社会。土耳其希望能够得到欧盟资金、技术方面的援助，加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力度。
（二）欧盟接纳土耳其的安全动因
2004年12月16日欧盟峰会上，25国首脑一致同意在2005年10月3日启动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土耳其只有3%的领土和12%的人口处在欧洲，99%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人均GDP只有欧盟平均水平的28.5%，但欧盟周边安全战略需要的重要性压倒了经济负担和调整困难的担心。欧盟首脑会议不顾社会反对意见，在土耳其长达40年之久的入盟努力后决定同意进行入盟谈判，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构筑欧盟东南部周边的“防火墙”。土耳其“与中东危机地区接壤”，接纳土耳其可抑制来自土耳其境内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当前敘利亚危机，土耳其也扮演了欧盟地缘安全屏障的角色。其次，将土耳其改造为民主化的“样板国”。第三，建立连接中东和中亚的“桥梁”。土耳其处于欧洲与中东和中亚的结合部。通过土耳其的欧洲化向伊斯兰世界发出强烈“信号”：欧盟不是“基督教联盟”，而是亲伊斯兰国家的“多元政治联盟”，以此缓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第四，通过扩大显示欧盟在国际政治中的“软实力”。即“通过土耳其的西方化增强欧盟‘软帝国’‘改造世界的’政治能力”。[277]与此同时，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声音也在攀升。据统计，老成员国中只有不到1/3的人支持土耳其入盟。甚至有人提出用“特殊伙伴关系”来代替完全成员国身份。但也有人认为，土耳其入盟对欧盟来说，更有可能是一种资产，而不是负担。土耳其入盟有利于欧盟的安全环境的改善和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278]“欧盟扩大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向申请国提供必需的工具来保证它们的安全与稳定，从而降低针对欧盟安全的威胁。”[279]总而言之，土耳其的独特地理位置、较强的军事力量、特殊的伊斯兰教世俗大国地位，以及一贯的亲西方的政策，决定了它入盟的特殊战略价值与地位。[280]
第一，土耳其的地缘战略地位突出，是欧盟一个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土耳其扼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之要冲，踞黑海之便利，不仅是中东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而且地处亚洲、欧洲、中东和中亚的交会之地，是沟通世界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的“桥梁”。从巴尔干、高加索、伊拉克北部的民族斗争到塞浦路斯和平统一，从巴以和平、打击国际贩毒和国际恐怖主义到输油管道的建设，哪一样都离不开土耳其的参与。正如基辛格所说：“该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大国土耳其是关键国家，它与西方结盟，对以色列示好，并且由于地理位置使其不可或缺，因而对敌对各方都具有重要性。”[281]在限制和挤压俄罗斯方面，欧、土、美三者利益一致。土耳其稳定黑海地区，控制从黑海到地中海的通道。作为在高加索地区抗衡俄罗斯的重要力量，它仍起着削弱宗教激进主义影响的作用，并且是北约的南部支撑点。土耳其如不稳定，可能将在南巴尔干引发更严重的暴力冲突，使俄罗斯更容易重新控制新独立的高加索国家。“土耳其的发展和取向对高加索国家的未来具有决定性。如果土耳其保持通往欧洲的通道，如果欧洲也不对土耳其关上大门，那么高加索国家很可能也被纳入欧洲的范围，而这种景象正是它们梦寐以求的。但是，如果土耳其欧洲化的步伐出自内部的或者外部的原因停顿下来，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就只有选择去适应俄罗斯的意图这条路了。”[282]布热津斯基认为，土耳其和伊朗都属于重要的地缘支轴国家。把土耳其纳入欧盟的轨道，符合欧美的战略利益。
而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控制伊拉克，除沙特外，土耳其的失落感最为强烈。战前的借道不快，战后中东局势的变换，使土耳其直接面对美国控制的伊拉克而非美国仇视的伊拉克，土耳其在美国面前有所失宠是显而易见的。土耳其失去了其牵制伊拉克的突出作用，在中东的战略回旋余地缩小，与欧盟有“同病相怜”之感。为提升各自的战略地位，欧盟与土耳其双方都将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发展更具有战略性的双边关系。土耳其是欧盟不可失去的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
第二，土耳其具有沟通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冷战结束后，被冷战所掩盖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对立与冲突就暴露出来了。早在1992年，一位杰出的印度穆斯林就预言：西方下一步面临的无疑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对抗。从马格里布到巴基斯坦，一场席卷伊斯兰国家的建立新秩序的斗争即将开始。西方社会害怕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据调查，1991年初51%的法国公众认为对法国的威胁来自南方，只有8%的公众认为来自东方。法国公众最担心的四个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伊拉克、伊朗、利比亚、阿尔及利亚。1995年北约秘书长称，宗教激进主义对西方来说“至少像以前的共产主义一样危险”。克林顿政府的一位资深官员则指出，伊斯兰极端势力是西方在全球的对手。社会冷战正在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形成。“9· 11”事件发生后，西方国家更意识到了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严重性。欧盟和北约在整合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的中东欧秩序以后，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了南方伊斯兰世界。土耳其是一个“世俗的国家，信教的民族，多样化文明的矛盾统一体”。由于其特殊地位，土耳其对沟通西方与伊斯兰世界起到了一种独特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欧盟很清楚，如果要缓解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那么作为一个重要的世俗化国家，土耳其的紧密合作必不可少。土耳其在这方面也愿意合作。2002年2月12～13日，欧盟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们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领导人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旨在增进东西方的沟通和了解。有人称这次会议为“9·11”事件以后的“文明与和谐”。[283]如果拒绝土耳其入盟的话，那么欧盟将被国际社会指责为保守、排外的“基督教俱乐部”，人为地将自己置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面；相反，接纳土耳其入盟则有助于化解欧盟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和冲突。
第三，欧盟的“新地中海战略”需要土耳其的合作。“东扩”和“南下”是欧盟面向21世纪做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如果说欧盟在东扩中还有屈从于美国意志的因素话，那么其“南下”就完全是一种为了维护自身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而针对美国所采取的行动了，其目的是要同美国争夺中东地区的经济主导权。早在1991年3月，欧共体12国外长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就强调了欧洲对中东战略的构想：近期目标是召开中东和会，全面解决地区冲突，实现中东和地中海的和平与安全；中期目标是加强欧洲与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文化合作，改变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状态，消除产生冲突的根源；长期目标是以欧洲安全为模式，采取地中海安全与合作会议形式，建立一个包括欧洲及中东、北非国家在内的广泛的环地中海安全带。因此，具有重要地缘战略地位、比较强大的土耳其将是欧盟首先考虑的合作对象。
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在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积极寻求扩大影响力的机会”。如果土耳其能与亚美尼亚解决1915年至1916年屠杀几百万亚美尼亚人的历史问题，土耳其就会“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争端中充当合适的调停国”，欧盟“在石油丰富的里海地区的利益也将得到保障”，欧盟也有可能向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国敞开大门，防止它们被纳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土耳其是北约“和平伙伴计划”在中亚地区的主要实施国，对于扩展西方的民主观和势力范围至关重要，也将成为“欧盟对中亚施加政治影响力的一条重要通道”。但是如果土耳其与中亚国家中的土耳其民族联系增多，特别是与一些反政府的突厥人组织发生关系时，将会使欧盟与这一地区的关系复杂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土耳其是在原苏联势力范围内积极扩大影响力，俄土关系并未恶化。俄罗斯是土耳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以年均15%以上的速度增长。
在中东，尽管土耳其已经是一个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但与阿拉伯世界仍存在传统的密切关系。伊拉克战争是对一些欧盟主要国家（德国、法国等）在中东利益的沉重打击，欧盟需要土耳其作为通向阿拉伯世界的一座桥梁。在伊拉克问题上，欧土双方都愿意伊拉克保持领土完整。土耳其在伊战后重建中还扮演着重要的“实质性的”角色。土耳其与伊朗在能源方面合作紧密，在对南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的控制权上又争夺激烈，土耳其与欧盟对伊朗的核计划持相同立场。近年来，土耳其与以色列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加深。在阿以争端中，土耳其支持阿拉伯世界。相比其他阿拉伯国家，土耳其拥有丰富的水资源，这也会提高土耳其的战略地位。在中东问题上，欧盟与土耳其的立场基本相同，吸收土耳其入盟，无疑会增强欧盟在中东地区的发言权，扩展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回旋余地，对欧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84]欧洲的安全与稳定与中东、巴尔干和中亚地区的稳定紧密相连。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土耳其扮演着关键角色，因为它是这些地区中“为数不多的与西方有长期友好关系并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欧盟吸收土耳其入盟在有助于增强欧盟自身安全地位、拓展外交空间、提升吸引力的同时，也可避免自己更深地卷入周边地区的动荡与争端中”。土耳其的安全与欧盟的安全已经不可分离，失去稳定的土耳其欧盟也必将陷入动荡。因此，将土耳其吸收入盟，对欧盟稳定周边事态，积极拓展外交空间是很有必要的。而欧盟将土耳其拒之门外，将把其推到“自由与民主”的对立面去，将会加剧地区的动荡，这是欧盟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与美国对土的政策不同，欧盟并没有以土耳其为民主样板改造大中东的计划，而只把土看成联结欧盟与中东的桥梁。[285]
第四，欧盟建立“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目标离不开土耳其的支持。在欧洲安全复合中心圆结构中，土耳其的地位举足轻重。土耳其是北约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也是西欧联盟的成员，拥有60万装备精良的部队，其军事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2004年达59%，比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都高。事实证明，“土耳其有能力为欧盟的安全与防务作出显著贡献”。土耳其参加了在阿富汗的维和行动（ISAF），波斯尼亚的维和行动（SFOR II）以及科索沃的维和行动（KFOR）。对于保障欧盟同心圆的稳定和向周围地区辐射的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反之，“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如果得不到土耳其的支持，将变得更加艰难。1999年，在北约首脑华盛顿峰会上，土耳其否决了欧盟在北约议事日程中建立一支5万～6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议，因为它认为这一举动将加速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边缘化。这一举动旨在向欧盟领导人展示，“如果欧盟想建立与北约交叉的欧洲防务体系的话，想排除土耳其是不可能的”，欧洲安全的建设仍然离不开土耳其的积极参加。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以及与北约的“柏林及附加协定”的达成都离不开土耳其的支持。[286]当前，土耳其在中东、伊朗、南高加索等地区安全，以及反恐反扩等议题上与欧盟合作得较好，但土耳其一直阻碍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参与“欧盟—北约战略合作”。[287]2001年12月，美英提出的妥协方案“安卡拉文件”，将欧盟安全防务政策视为战略合作方案，而非欧盟内部事务，因此欧安问题涵盖欧洲安全环境中的所有重要国家。美英向土耳其保证欧洲危机处理不涉及爱琴海及东地中海地区；北约盟国间双边问题不能成为欧盟的合法关切，亦即欧盟不能干涉土耳其与希腊在爱琴海及塞浦路斯的争端；欧盟快速反应部队在土耳其周边及安全利益地区活动都将与土耳其保持对话协商。这个文件照顾了土耳其重要的安全关切，为欧盟与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北约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扫清了障碍，使得土耳其参与欧盟安全防务政策问题获得最后解决。基于长远战略考虑，土耳其与欧盟在未来的安全协作将趋于加强。[288]
土耳其与欧盟的安全合作机制主要是北约框架和西欧联盟的联系国机制。由于土耳其对波斯尼亚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有一定的影响力，土耳其在维护这些地区的稳定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289]再者，土耳其本身也是一个东南欧的大国，对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欧盟的后院巴尔干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地理上，土耳其处于欧、亚、非三大洲交会之处，是偷渡者偷渡到意大利和希腊的最佳跳板。2000年，土耳其就扣留了94000名准备去欧洲的非法移民，而1999年才约29000人。而希腊在1999年逮捕了186000名非法移民，2000年增长到259403人。[290]土耳其入盟有助于欧盟与土耳其的安全合作，共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尤其是非法移民和恐怖主义。长期以来，土耳其政治精英大多数坚持三个核心原则：保守的民族主义，严格的世俗主义，以及与美国的战略联盟。但在最近几年，土耳其外交政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把获得欧盟成员国身份作为外交政策的中心原则。2003年3月，土耳其议会对华盛顿要求通过土耳其开辟对伊拉克战争的第二战线说“不”。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事。土耳其为了加入欧盟，地区政策也在调整，对塞浦路斯的态度也在缓和。[291]土耳其的“欧洲化”（科学地讲，欧洲化实际上是指各个国家适应欧盟运行机制的进程）[292]进展很快，政治经济改革取得了明显进步，更加世俗化和西方化，为欧盟接纳土耳其创造了条件。
（三）土耳其入盟的主要障碍
如上所述，土耳其入盟对于欧盟和土耳其双方来说都有极大的安全战略利益。但2004年欧盟东扩的10个候选国名单中却没有土耳其，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历时之长可谓所有申请加入欧盟国家之最。为什么土耳其入盟如此曲折漫长？一方面是土耳其自身确实存在问题，但这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是有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对。两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就导致了土耳其入盟的困难。另外，美国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土耳其与美国有特殊的关系，而欧美存在战略差异，美国就此对欧盟施压，反而适得其反，更使欧盟及其成员国充满疑虑。
1.土耳其本身的问题
按照欧盟的说法，土耳其没有入盟主要因为土耳其没有实现欧盟1993年理事会制定的“入盟标准”，其中政治标准包括实现民主秩序、法治、尊重人权、尊重少数民族权益，是启动入盟谈判的前提条件。而土耳其自凯末尔主义实施“西化”的改革以来，虽有所进步，甚至被美国称作伊斯兰教国家民主改造的成功典范；但事实情况比我们想象得要糟。[293]土耳其主要存在两个问题。①军事安全部门干政，与欧盟的文官制度不合，而安全部队与库尔德党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冲突中出现了土耳其国家警察部队严重违反人权的事件。自1980年以来，有4万多人死于警察的严刑拷打。没有言论自由，许多人“神秘失踪”或被“秘密杀害”。[294]②塞浦路斯问题或土耳其与希腊问题。土耳其与希腊的矛盾使得希腊一直牵制土耳其入盟。而在欧盟方面，普通百姓担心土耳其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与欧盟不合。土耳其的帝国心态、专制历史令欧盟不安，7000多万穆斯林加入欧盟也会对欧盟的安全构成威胁。欧盟，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个价值共同体。民主、自由、基督教文明是其主要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承认92.9%的国土在亚洲的土耳其为其正式候选国则表明欧盟此次东扩将在地理上突破欧洲的界限。对此，法国的一位欧洲议会议员直截了当地说：“当我们对土耳其说行时，我们还能对谁说不行？”[295]而且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土耳其在完全西化还是伊斯兰世界领袖之间“摇摆不定”，欧盟对土耳其充满了疑惑和忧虑。而且欧盟不同的成员国对土入盟的态度也有差异，像瑞典等国家就非常强调人权问题，德国则关心移民和库尔德问题。
2.希腊阻碍土耳其入盟
自1974年入侵以来，土耳其就在塞浦路斯岛上制造了对立局势：希腊族的塞浦路斯政权（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与土耳其族的自治区长期并存。长期以来，这个问题成为了东南欧和地中海和平与稳定的关键。而土耳其显然是制造这一僵局的元凶。[296]2004年5月，塞浦路斯共和国在希腊政府的努力推动下加入了欧盟。希腊虽然口头承诺不阻碍土耳其入盟，但实际上还是会利用塞浦路斯问题和土耳其的民主、人权和少数民族问题牵制土耳其入盟。欧盟所有重要决策都坚持一致通过的原则，甚至需要成员国议会或全民公投表决，比如，候选国入盟谈判及其入盟问题。这样，候选国不仅需要在欧盟内有朋友，也不能有“敌人”。因此争取现有成员国的支持对入盟很重要。希腊因为与土耳其有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土耳其入盟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1996年，希腊之所以同意欧盟与土耳其实施关税同盟，就是以欧盟同意塞浦路斯共和国加入欧盟为条件的。1999年，由于土耳其和希腊都遭受地震，希腊的外交发生重要的转变，强调一个欧洲的土耳其符合希腊的国家利益。然而，希腊在赫尔辛基峰会上对土耳其态度的转变，是因为希腊想加入欧元区，所以才对给土耳其候选国地位持积极的立场。[297]换句话说，希腊始终以国家利益原则行事，土耳其和欧盟能处处满足其要求吗？而只要希腊一个国家从中作梗，土耳其的入盟前景就将变得黯淡。
3.德国反对土耳其入盟
科尔时代，德国是完全抵制土耳其成为候选国的。但1998年大选之后，社会民主党代替基督教民主党执政，德国政府的态度发生转折。德国外交部部长发表讲话指出，欧盟不是一个宗教共同体，而是一个价值和利益共同体。1999年科隆峰会上，正是在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努力下，大多数成员国才同意给土耳其候选国地位。然而，德国的支持不是没有条件的。施罗德把德国的移民政策与土耳其入盟问题直接挂钩。德国有大约200万土耳其移民。德国认为，如果土耳其加入了欧盟，就不会有那么多来自土耳其的移民。但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加入欧盟，更有利于人员自由流动和移民。如果新的情况出现，德国新政府又会采取什么政策？显然，政策是变化不定的，而不变的是国家利益。在一个国家利益大行其道的欧盟，土耳其要交好所有国家是困难的，其入盟道路注定曲折漫长。而且德国民众也担心土耳其加入欧盟会增加经济移民，增加德国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从而反对土耳其入盟，而一个依靠选举政治的政府是不敢也不能违背民意的。
4.来自欧洲议会的反对
欧洲议会主要批评土耳其的人权、政治体制中的集权主义，以及库尔德问题。尽管欧盟—土耳其联系委员会、联合议会小组，以及共同关税委员会，都已经介入土耳其的人权与民主问题，但欧洲议会的支持是关键。因为谈判结束之后要向议会咨询报告，并要获得2/3多数的同意才通过。欧洲议会已经把政治条件附加在对土耳其的援助上，即经援与政治挂钩。甚至，有人要求重新调查土耳其的亚美尼亚种族屠杀一事。土耳其已成为了欧洲议会各政党竞争的一张牌。土耳其的民主与法治对欧盟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为鼓励土耳其继续深化改革，欧盟已启动土耳其的入盟谈判。但欧盟制宪委员会主席德斯坦则认为“吸纳土耳其便意味着欧盟的死亡”。[298]其实，欧盟对土政策从一开始就受一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一方面，出于安全及地缘政治需要，有意在欧土关系上做出某种特殊安排，承诺土耳其的欧洲身份和入盟前景；另一方面，一些成员国对土的“异类”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始终排斥，存在认同困惑和冲突。未来欧盟对土政策仍将受这种矛盾心理的影响，土耳其最终能否入盟也取决于这一矛盾的发展变化。[299]
土耳其是欧盟重要的安全伙伴，对东扩后的大欧盟构成多重安全利益，欧土安全合作将成为二者关系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诸多原因，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道路却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也对欧土关系构成挑战。
四 西巴尔干对欧盟的安全挑战
西巴尔干地区主要是指原南斯拉夫解体后产生的国家：塞尔维亚、黑山（2006年5月独立，从塞尔维亚分离出来）、科索沃（2008年2月自行宣布独立，但未获国际社会广泛承认）、波黑、马其顿、克罗地亚，以及阿尔巴尼亚，人口共2200万。斯洛文尼亚于2004年5月已加入欧盟，不在此外部安全范围之内。这些国家是欧盟扩大的潜在对象，欧盟要实现欧洲大陆的统一和安全，就有义务实现巴尔干的稳定与安全。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欧盟东扩后，这些国家是欧盟的紧邻，也是欧盟的后院。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或者说非传统安全具有跨国性。巴尔干的安全问题会渗透和扩散到欧盟。因此巴尔干安全本身就是对欧盟安全的严重挑战。
（一）关于安全的“扩散机制”
西方学者是从欧盟一体化的共同空间和网络世界的角度分析安全的扩散性质的。“地理上的接近使得一个国家的内部动乱，不管是种族冲突、环境恶化，还是经济犯罪或政府懦弱，都会对邻近的国家造成破坏和影响。而网络空间则实际上使得国家的经济和信息边界变得没有作用。”[300]全球化使得国家间的硬边界管理变得困难而传统功能式微，微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网络使得空间缩小，但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破坏还是要通过物质手段实现的。从巴尔干对欧盟的安全威胁来看，地理上的接近是安全扩散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2006年5月30日，欧盟对外关系与欧洲邻居政策委员费雷罗-瓦尔德纳（Ferrero-Waldner）在布鲁塞尔“保护欧洲：提高欧盟的安全政策”的论坛上的讲话《欧盟在保护欧洲安全方面的作用》中指出，“总之，帮助我们的邻居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帮助邻居解决它们关心的问题，就是解决欧洲安全的潜在威胁。通过帮助邻居保护它们的安全，我们就是在保护欧洲。邻居的安全是我们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
（二）极端民族主义是地区安全的一大威胁
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基于共同的语言、种族、习俗、信仰、历史等因素而形成的精神共同体或群体忠诚，也可以说是基于民族共同体利益而形成的一系列思想行动。在国际关系中，每个民族都是平等的，但由于历史原因，有的民族构建了自己的单一民族国家，有的民族则没有，它们或者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或者成为几个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与此相对应的三种民族主义是：国家民族主义、国内民族主义以及跨地区跨国家的泛民族主义。如果一个民族既看重自身的民族的利益，同时也尊重别的民族的利益，这就是比较健康的正当的民族主义。可见，“民族主义”这个概念从涵义上讲不带褒贬性质，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如果越过了这一界线，为满足自身利益而牺牲或侵犯其他民族的利益，民族间关系的性质就发生了质的变化，而陷入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泥坑。对于国内少数民族而言则会成为极端分裂主义势力，追求民族自决和独立，像俄罗斯的车臣分裂势力、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独立力量等，从而构成为该民族所属国家的最大安全威胁，国内冲突在所难免；对于民族国家的大民族而言，则会演变成大民族沙文主义，欺压少数民族，甚至屠杀少数民族，比如，土耳其历史上屠杀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屠杀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等。如果一个泛民族主义陷入极端民族主义，像大阿尔巴尼亚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以一个民族国家为基础，干涉他国内政，则可能导致国内冲突国际化，国家间关系恶化甚至爆发地区战争。像泛东突厥主义，没有一个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只是跨国性的国际分裂主义势力，则会导致地区恐怖主义和社会动荡。当然，这也会催生相关的民族国家的地区安全合作，共同打击恐怖分离主义，像上海合作组织等。可见，无论哪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只要没有正确把握分寸就会成为地区安全的威胁。目前主要是国家民族主义与国内民族主义和泛民族主义的斗争。国家民族主义表明一个民族获得了现代国家的存在和表现形式，拥有政治权威和资源垄断的优势，因而成为民族主义的主导形式，也是民族主义追求的最大政治目标。
国家民族主义是通过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与国家利益相吻合或一致的民族主义，也即民族主义的国际表现，是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民族因为获得国家的存在形式而得到更好的保护，国家因为建立在统一民族的基础上而获得凝聚力和领导力。从历史上看，只有建立了民族国家的民族才能最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只有建立在统一民族基础之上的国家才能真正强大。所以约翰·米尔斯海默说：“民族主义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它美化和颂扬了国家。实际上，很明显，世界上许多民族想有自己的国家或成为民族国家，而对其他政治安排没有什么兴趣。”[301]这正是民族主义会带来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所有的民族都想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以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但事实是很多民族是以国内少数民族或泛民族的形式存在的。如果所有的民族都想要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建立民族国家，那么就会与现代国际关系法的主权原则相悖，导致天下大乱。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体系的基石，民族自决原则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付诸实施。而西巴尔干自冷战后所爆发的一系列战争，表面上是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实质上都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斗争，是西方利用民族矛盾瓦解南斯拉夫，铲除这个欧盟东扩的最大障碍“南斯拉夫堡垒”。而南斯拉夫因为与俄罗斯的传统关系和泛斯拉夫主义情结，是俄罗斯的战略联盟，打掉了南斯拉夫就去除了俄罗斯在欧洲的最后一个盟友。南斯拉夫解体了，西巴尔干沉寂许久的民族主义又可以乘机扬眉吐气实现自己建国的梦想。1992年爆发的波黑战争是宗教、种族矛盾激化的结果，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民族冲突的表现。大克罗地亚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和大阿尔巴尼亚主义在这里交锋争斗，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东正教在这里交会竞争，而且背后都有大国的支持，比如，克罗地亚有美国、德国的支持，塞尔维亚有俄罗斯的支持，阿尔巴尼亚有土耳其的支持。西方大国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瓦解了南斯拉夫，但同时也激活了该地区冰封许久的民族主义。作为几大文明的结合部，西巴尔干始终存在爆发战争和冲突的可能，而民族主义则是其最易点燃的导火线。
（三）西巴尔干的主要问题
西巴尔干国家多是转型国家，政治经济不稳定，政府式微，法制不健全，犯罪猖獗。据官方统计，2006年5月，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的失业率是30%，马其顿40%，科索沃50%，波斯尼亚43%。[302]即使排除有灰色收入的人，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两国真正的失业率也很可能为16%～20%。总之，贫困是普遍存在的，社会安全体系是极其脆弱的。几乎有1/5的波斯尼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30%挣扎在贫困线上。[303]除此之外，西巴尔干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导致新一轮战火。
1.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
科索沃是当前西巴尔干和欧盟最棘手的问题。从技术上讲，科索沃仍然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但从1999年战争结束以来，科索沃已经在联合国的控制下。占科索沃人口90%以上的是阿尔巴尼亚人，他们一直要求完全独立。如果他们不能获得独立或渐进独立，他们中间的不妥协者就会走向暴力。而在科索沃大约有10万塞尔维亚人。他们的去留就成了一个难题。实质上，国际法中的两种权利在科索沃是相冲突的，即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自决权和塞尔维亚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权利。塞尔维亚领导人承诺给科索沃“比自治更多但不是独立”，但遭到科索沃领导人的拒绝。[304]由联合国委托的科索沃“最终地位”谈判从2006年2月20日开始。欧盟和美国都派代表参加。但主持谈判的联合国代表，前芬兰总统Martti Ahtisaari则很可能在晚些时候对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建议——科索沃应该获得独立。这很可能遭到塞尔维亚领导人的拒绝。如果拒绝无效，塞尔维亚领导人可能会鼓动暴动制造困难。比如，鼓励科索沃省北部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宣布独立，从科索沃分裂出来，然后逐出该地区的科索沃警察部队。这样冲突又会在塞尔维亚人周边爆发。为预防不测，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已经开始利用暑假的机会在塞尔维亚的学校注册，为科索沃独立后迁到塞尔维亚做准备。即使科索沃独立，也会是一个弱政府。如果欧盟不提供支持，其政权也会摇摇欲坠。而动荡不安的科索沃对欧盟安全是一种威胁。所以，欧盟为了自身的安全，要为建设一个新的民主国家而做出全面的努力。比如，派遣警察部队维持治安，指导司法改革，培训机关人员，建设管理有效的政府等。可见欧盟进退两难，但都要付出代价。
2.黑山独立全民公决问题
这个问题没有科索沃问题复杂，但也是一个急需关注的问题。2006年5月21日，黑山共和国就是否从塞尔维亚中独立出来进行全民公决。欧盟一直介入黑山问题。1997年前，黑山是坚定地与塞尔维亚站在一起的，但1997年，黑山总理米洛·久卡诺维奇（Milo Djukanovic）与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Milosevic）闹翻了。米洛舍维奇倒台之后，久卡诺维奇就立即寻求独立。但索拉纳及时制止了公投。索拉纳担心，67.2万人的黑山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会燃起邻居科索沃的独立的欲火。2002年，也许担心公投的票数达不到独立的要求，黑山政府同意了索拉纳的计划，以新的松散的联邦代替过去的南斯拉夫联盟。2003年2月，所谓的国家联盟形成，但同时附加了一个前提，两个共和国在3年之后可以选择离开，即脱离联盟独立。2006年5月，期限到来，黑山通过公投选择了独立，2006年6月3日宣布独立。
黑山独立有两方面的影响，对外可能刺激科索沃独立及其他分离分子，对内可能是百业待兴而政府软弱。这些对欧盟都是责任和挑战。比如，西班牙担心黑山的独立会鼓励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分裂主义分子。意大利则忧心，独立的黑山将会是一个难以自理的政权，不能割断政治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它可能成为黑手党攻击意大利的一个活动基地。而在建设新国家的各个方面，黑山共和国和科索沃一样，都需要欧盟的全面支持。
3.塞尔维亚的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普遍被认为是一种安全威胁。按照法国著名学者朱利安·班达的分析，民族主义激情原则上包括两种前后相继的运动：第一种运动是人热衷于发现自己与其他人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和共通性；第二种运动是他与自己相似的这些人聚集起来，然后画线为界，与“非我弟兄者”区别开来。[305]正当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认同和情感的归属，是人类天性，没有好和坏之分。但激进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排外的、自私的表现，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排斥甚至牺牲别的民族利益。因此，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和一个多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中，激进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严重的安全威胁。
塞尔维亚人有着传统的民族主义爱国精神，在历史上，为了维护自己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反对帝国霸权的统治和压迫，谱写了不少光辉的篇章。比如，一战前，反对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统治；二战时，反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二战后，反对苏联的霸权；冷战结束后，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干涉；等等。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完整是国际法赋予每个国家的天经地义的权利。至于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只是轻重不一而已。而且完全可以在联合国的人权组织框架下进行对话和合作，逐步得到解决。所谓“人道主义干涉”是一种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行径。塞尔维亚人的民族主义思想情绪，对塞尔维亚来说，总体上是一种正当的、爱国的表现。正因为如此，激进主义政党得到了塞尔维亚人民的广泛支持。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已经成为了塞尔维亚议会的最大党，2006年4月中旬的民调显示，其支持率为38%，加上米洛舍维奇领导的政党8%的支持率，激进主义在塞尔维亚的总支持率达到了46%。
之所以被西方视为威胁，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塞尔维亚是俄罗斯的传统友邦，是俄罗斯在中东欧的一块前沿阵地。欧盟和北约要东扩，要铲除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势力，就必须先颠覆塞的亲俄政权，以建立符合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亲西方政权。第二，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西方对塞尔维亚的残酷打击和围剿，激起了塞尔维亚人的仇恨。塞尔维亚人的伤口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愈合。第三，担心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构成对现有亲西方政权的威胁，也担心其对科索沃、黑山，以及波斯尼亚等构成威胁。如果激进分子在贝尔格莱德重新掌权，他们就会鼓励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不要让步，塞尔维亚与欧盟的入盟谈判也就会中断。欧盟东扩受挫，欧洲统一受阻，欧盟安全也就无法实现。所以，有人讲，“真正的威胁在于一个被孤立和充满愤怒的塞尔维亚会再次成为欧洲的流氓，从而拖其他巴尔干国家融入西方的后腿”。[306]
4.大阿尔巴尼亚问题
巴尔干半岛上居住着600多万阿尔巴尼亚人，其中阿尔巴尼亚本土336万，另近一半阿族人分布在南联盟科索沃和黑山地区（约190万）、马其顿西部临近阿尔巴尼亚地区（约45万）和希腊巴尔干地区（约40万）。[307]长期以来，阿族人一直谋求建立包括上述阿族聚居区在内的所谓“大阿尔巴尼亚”。冷战后，“大阿尔巴尼亚主义”不断膨胀，已威胁到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欧洲安全也构成挑战。
第一，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大阿尔巴尼亚主义”的主要代表是1994年在境外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科索沃解放军”。其基本主张是，借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力量，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争取科索沃的独立而非自治，进而建立“大阿尔巴尼亚”。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更助长了科索沃阿族的独立情绪。南联盟军警撤出科后，“科解”通过屠杀、焚烧房屋、抢劫等手段，有组织、有计划地驱逐塞族人，使该地塞族人从战前的20多万锐减至3万。他们相信科索沃迟早会成为一个独立的阿族国家或“大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这是美国助纣为虐的恶果。
第二，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族。阿族居住在以泰托沃和戈斯蒂瓦尔为中心的西部，约占马人口的1/4。他们成立了“伊里利达自治区”并组建了2万人的准军事部队，还通过购买不动产、创建经济实体、授予科阿族难民永久居住权、逼迫马族居民离开住所等方法，试图建立纯阿族聚居区。目前西部的马族居民比例已由80%降至不足20%，阿族人还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坚持“领土统一”（即建立“大阿尔巴尼亚”）、“种族统一”（把其他民族驱逐出去，实现“阿尔巴尼亚化”）等原则，认为阿尔巴尼亚应作为阿民族主义的催化剂参与到恢复“大阿尔巴尼亚”的进程中。这种种族分裂主义对巴尔干和欧盟是一种极大的安全威胁。
第三，阿尔巴尼亚国家。作为巴尔干地区阿族人的“母国”，其“大阿尔巴尼亚主义”情绪也在不断抬头。1998年底，阿科学院公布“民族大国战略”，称将“建立一个让巴尔干半岛所有阿族人生活在一起的国家”。科索沃战争开始后，阿一些政治家、新闻媒体不断抨击欧洲大国在1878年柏林会议和1913年伦敦会议“将阿尔巴尼亚领土划分给塞尔维亚的错误”，称科索沃、马其顿西部、黑山靠近阿的部分以及塞尔维亚南部都是阿的领土。所有阿国家领导人都企图依靠西方的影响和压力，使“科索沃共和国”成为既成事实。北约对南空袭前夕，阿总理马伊科宣称“建立大阿尔巴尼亚的进程业已开始”。1999年夏，马伊科擅自访科，并称科成为“大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同年10月中旬，阿总统迈达尼宣布阿计划在科首府普里什蒂纳建立“外交代表处”，并称5～10年后科索沃与黑山将作为两个实体脱离南斯拉夫成为“欧洲的一部分”。阿还欲使马其顿的阿族人争得主体民族地位，使黑山和希腊的阿族人获得自治权，进而完成“民族统一大业”。宗教与种族主义结合起来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势力威胁地区稳定。[308]
由于阿族的出生率极高，有专家预计，“用不了20年，阿族仅凭人数就可控制其巴尔干邻国”。科索沃已经是由于阿族人口变化而导致政局更替的例子。阿族人口众多，不甘于少数民族地位，谋求独立甚至回归“母国”的愿望随之产生。[309]但是“大阿尔巴尼亚主义”运动，不符合西方尤其是欧盟的利益。西方在巴尔干的目标是分而治之，既不希望看到“大塞尔维亚”，也不希望看到“大阿尔巴尼亚”。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大阿尔巴尼亚”将为伊斯兰激进势力向欧洲渗透提供条件，给欧洲的稳定与安全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310]因此欧盟国家均表示反对，并要求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保证不搞“大阿尔巴尼亚主义”，并以此为获得欧盟援助和准成员国身份的条件。
西巴尔干对欧盟的安全挑战集中体现在其民族分裂主义，但由于欧盟及时采取了“稳定与联系协定”机制和欧盟成员国身份机制对其施加调节和控制，有效地实现了西巴尔干的稳定与安全，也实现了欧盟后院的安全。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