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衍东与《小豆棚》

    曾衍东，生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字青瞻，一字七如，号七如居士、七道士。为曾子第67代孙，清乾隆壬子举人。据嘉祥《曾氏祖谱》记载，其祖上在明代嘉靖十八年被封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并从此世袭爵位。曾衍东的父亲，名尚渭，是个恩贡生，游宦江南，曾官居广东博罗县令。曾衍东自幼随父游走南北，这种童年的经历，奠定了其开阔的胸襟，同时也开启他坎坷飘荡的一生。仕途坎坷，直至50岁迟暮之年由人举荐，任湖北江夏县令，后调任巴东县令。曾衍东个性清高、倔强。他曾在《日长随笔》写道：“人所不能做的，我偏要做去，人所不能减的，我偏要减去。”这种性格在中国官场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63岁那年，因断案而触怒巡抚，而他坚持“此官可去案不移”，终被降罪罢官，流放温州。

    曾衍东携家小流放温州后，先住在同姓旧宦曾儒璋后人曾立亭的家中，曾立亭居温州郡西，其宅名“依绿园”。他念同姓之谊，款接曾衍东居园之“入画楼”。第二年，曾衍东在园边宝庵桥附近一大榕树下自建房屋。这里面向九山湖，湖光山色正好。于是他把自己的居所命名“小西湖”，他在门上写了一幅对联：“挂冠自昔曾骑虎，闭户于今好画龙”。

    屡遭磨难，流放温州的曾衍东心境黯然：“……直住得意懒心灰，了无生趣。最是没饭吃，乃一桩要紧事。家中大口小口，哑哑待哺，温州又特死煞，道士困穷，拙于谋生，不得已，只好涂涂抹抹，溷人眼目，画几张没家数的画，写几个奇而怪的字，换些铜钱，苦渡日子”（《古榕杂缀·小引》）。

    曾衍东博学多才，“工诗及书画，笔墨狂放，大致以奇怪取胜。镌图章，摩古出奇。”有诗曰:“风扇扇风扇在空，扇风风出扇之中；有风不扇无风扇，不扇无风扇有风。”《药堂语录（周作人自编文集）》中有《曾衍东诗》一文。曾衍东曾画一幅“敬惜字纸”的条屏，上方题诗云：“惜字当从敬字生，敬心不笃惜难成；可知因敬方成惜，岂是寻常爱惜情。”他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书画家，按说以字画糊口应该不成问题，但他又是个狂放奇才，“人索我画，我却不画；人不索画，我偏要画”。有一巨贾特来买画，甚倨傲，立竣拒。

    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晚年生活的凄苦：“苦的是老来穷，万里孤苦，愁的是亡命囚徒东海鳏。无生路，穿也无衫，食也无餐，断发文身，尽消磨瓯越荆蛮。”（《古榕杂缀·折桂令》）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八月遇赦，年已70，贫老而不能归，于道光十年（1830年），终客死于永嘉。

    曾衍东著有《武城古器图说》、《哑然集》一帙、《小豆棚》16卷，还有诗集《哑然诗句》、《古榕杂缀》、《七道士诗抄》，杂记《日长随笔》等存世。

    《小豆棚》是曾衍东最重要的著作，为文言短篇小说，其内容涉及忠臣烈妇、文人侠士、仙狐鬼魅、奇珍异闻、善恶报应等。豆棚瓜架，历来是人们避暑消闲、谈古论今之所，所以古人常以“豆棚”名其闲书。曾衍东的《小豆棚》，原为8卷，近似于《聊斋志异》，后人评价此书“在清人笔记小说中尚属佳构”（《说苑珍闻》）。在艺术上，《小豆棚》叙事婉曲，往往腾挪跌宕，妙趣横生；语言简洁，却能穷形尽相，神态毕现，文学成就还是很高的。清末民初伪书风行，表现在文言小说领域尤烈。民国间《小豆棚》曾以《聊斋补遗》之名翻印。

    曾衍东在《〈小豆棚〉序》中说：“《小豆棚》，闲书也；我，忙人也。作此等书，必其人闲、其所遭之时闲、其所处之境闲，而后能以闲心情为闲笔墨。我为秀才忙举业，为穷汉、为幕、为客忙衣食，哪得工夫闲暇，作一部10余万言的闲书？即偶有闲时候、闲境地，又焉能忙里偷闲，向百忙中草草干这闲事！然则我何以有是书？我问之我，我亦不解。我平日好听人讲些闲话；或于行旅时见山川古迹、人事怪异，忙中记取；又或于一二野史家抄本蛤录，亦无不于忙中翻弄。且当车马倥偬，儿女嘈杂之下，信笔直书。无论忙之极忙，转觉闲而且闲。盖能用忙中之闲，而闲乃自忙中化出；无他，贵心闲耳。心一闲，则无往不得其闲。将所有诸般贪、嗔、爱、恶、欲，种种不可思议，而我心闲闲，不与之逐而与之适；把那些闲情、闲话、闲事、闲人，竟成一部闲书于我这忙人之手。”

    在《小豆棚》卷十六有杂剧《述意》一折，即曾衍东自演其家事。剧中写山东一儒生，性情落拓狂放，平生与琴、棋、书、画、诗、酒、花为伴，故自号“七如居士”。但居士久未发达，家徒四壁，穷困潦倒，囊中羞涩，便四处游历。后因天气炎热，居家消夏。此剧一开始写剧场布景：场上设豆棚一架，满开豆花。陈几案笔砚瓶麈。中悬“雨丝草堂桂馥书屋”匾额，两旁挂“白昼饶人听说鬼，青天扯淡坐浓阴”对联。儒生在豆棚下批阅自己的新作《小豆棚》数卷，其妻妾携儿女至跟前凑趣，儒生见“妻贤妾淑，儿大女娇，八口清贫，一家欢聚”，便甚感欣慰自足，遂将书中的古今典故，历述一番。

    在曾衍东去世50年后，即光绪六年（1880年），上海申报馆出版了《小豆棚》16卷本(203篇，一部一函6册全套)；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了标点排印本，其编排体例同光绪本。1989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杜贵晨校注《小豆棚（校注）》本（16卷，209篇）；1989年荆楚书社出版了南山点校《小豆棚》本；1986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徐正伦、陈铭选注《小豆棚选》本；2004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盛伟点校《小豆棚》本等。

    2007年3月2日于秋缘斋

    胡山源和《文坛管窥》

    胡山源的名字稍有耳闻，只知道他是上海“孤岛”时期的作家，对于他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成就不甚了解。读了陈梦熊先生寄赠的《文坛管窥》一书，胡山源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才鲜活起来。

    胡山源1897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幼年父亲去世，伯父把他送进一家教会学校读书，后进入杭州之江大学深造。他毕业后进入世界书局编译所工作，一天到晚校订字典和辞典，虽然不能把所看的内容都记牢，却增加了他对英文的理解能力，以及将所看到的用适当的中文表达出来，使他的英文水平突飞猛进。这个时期，他先后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评传》、《黑奴成功传》、《杰作的人生》、《早恋》等作品。同时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时报·余兴》、《申报·自由谈》等报刊发表小说、随笔等作品。

    1923年，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在文艺观上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执，文学研究会在《小说月报》上提倡写实主义，创造社在《创造》上提倡新浪漫主义，两个文学社团为此打起笔仗。对文学社团之间的论争，胡山源不以为然，他与朋友成立了弥洒文学社，出版《弥洒》月刊，弥洒文学的宗旨是：只发表一时的灵感，不宣传文学上什么主义，只发表作品，不发表批评。

    《弥洒》的创刊引起了鲁迅、周作人、茅盾等大家的注意。鲁迅在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收入了胡山源的小说《睡》，鲁迅先生在《导言》中写道：

    “上海却还有着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不过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弥洒社。它在1923年3月出版的《弥洒》（Musai）上，由胡山源作的《宣言》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艺文之神……

    “到4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页上便分明的标出了这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是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即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鲁迅先生还特别提到胡山源：“从中最特殊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

    周作人说：“《弥洒》创刊于1923年3月，卷首声明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是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弥洒’所掌管的实在是学艺。”

    胡山源说自己一生只干过3件事：教书，编辑，写文章。他从20年代步入文坛，从小学代课教师到多座大学的教授，最后是从上海师院（今上海师范大学）退休。他先后主编过《弥洒》、《申报·自由谈》和《红茶》月刊。

    回归故里后，他每天除了散步就是写作，在续写长篇小说的同时还写一些回忆随笔。他在《文坛管窥·自序》中写道：“我认识交往过各种各样的文人，我想就我所知，为他们存一个照，留下个纪念，虽然一鳞半爪，合起来也许能从中约略窥见时代的影子。于是有空而有兴时，便写上一些，久而久之，居然成帙。我总其名称为《文坛管窥》。”

    《文坛管窥》记述了与他一生中相识交往过的叶圣陶、赵景深、阿英、施蛰存、郁达夫、茅盾、郑振铎、徐志摩、邵洵美、张闻天、陈伯吹、周瘦鹃、沈从文、曹聚仁、俞平伯、林语堂等几百位文人。有的篇幅洋洋洒洒数千言，有些只是撷取了一个小的片段，行文没有任何忌讳，胡山源说：“凡是‘褒’的，我非有意阿谀奉承，凡是‘贬’的，也不是我有意曲解附会，故入人罪。”

    胡山源与赵景深交往颇深。胡山源创办《弥洒》月刊时，赵景深曾投过一篇稿子，后因月刊停办，未能刊出，这是他们的初次交往。赵景深藏书多，胡山源经常到赵家借书，胡山源在写《明季义民别传》时，听说阿英有一部《明遗民传》，当时，胡山源与阿英不认识，便请赵景深介绍去借了过来。赵景深是昆曲专家，而胡山源夫妇也是昆曲迷，他们还一起组织成立了“昆曲研习社”。

    胡山源认识的文人多，但他不善应酬。一次他去拜访徐志摩，见了面就滔滔地讲了许多话，表示了对徐志摩的敬仰，到了后来却不知讲什么好了，便沉默了下来。徐志摩对他说：“此后不妨时常见见，我自己有车子，不论何处都可以到。”可胡山源一次也没邀请过他。两年后，胡山源请徐志摩把他的短篇小说集《虹》介绍给中华书局，徐志摩正在为该局主编《新文艺丛书》，徐志摩给他办到了，此后再也没有往来。

    胡山源向《新月》杂志投了一篇短篇小说《唱随》，小说发表后，收到了十几元的稿费。胡山源和《新月》主持人之一邵洵美都属于唯美派作家，收到稿费后，便想请邵洵美吃饭，并请了一个同事作陪，但他不懂请客吃饭之事，客人到了有些意外，房间里只有冷冷清清的三个人，也没有点菜，邵洵美很快谅解了不善交际的胡山源，态度也就随便了。

    除了与文人们正常的文字交往外，胡山源从不主动地攀附名人。有人见了鲁迅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言》，就对胡山源说：“不妨和他往来往来，最好去见见他，或者与他通通信。”胡山源说：“他作他的评论，我写我的创作，各行其事就是，没有与他往来的必要。”胡山源发表在1980年第二期《新文学史料》杂志上的《弥洒社的经过》一文中提到这事时，解释说：“我这话，不免有特立独行，崖岸自高的嫌疑。其实我生平最怕出去找人，借此藏我不会应付人之拙，并不是无视鲁迅。”就这样胡山源始终没有与鲁迅有过直接的往来，这是非常遗憾的。

    胡山源和阿英曾打过一次笔仗。1931～1937年，胡山源在世界书局工作，他见《大晚报》副刊上，登载着阿英的旧体七言绝句诗，在平仄押韵上有些不妥，就写了一篇评论，投到了该报，意思是说：新文学家最好不发表旧体诗，因为如果旧体诗做得好，旧文学家一定要说，到底旧文学的价值比新文学高，所以连新文学家也写起旧体诗来了，这将妨碍新文学的进步。如果旧体诗做得不好，旧文学家一定又要说，毕竟旧文学的程度高，新文学家要学也学不像，这更损害了新文学的发展。这篇文章《大晚报》登出后，阿英写了反驳文章，胡山源再写一篇，被副刊编辑退了回来，并附信说，这种辩论，还是不要发展下去吧。

    在写到郁达夫时，胡山源记录了一段趣事。郁达夫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前去教书，到校之后，并不引起师生的注意，他觉得沉闷乏味。有个男学生，是校中出名的美少年，有许多人都想亲近他。有一天，大家午睡的时候，郁达夫将他的破皮鞋，和那学生床下的漂亮皮鞋放在一处，帐门下看，那学生睡在床上，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郁达夫的破皮鞋大家都认识，这一来，轰动了全校，都议论纷纷地说：郁达夫和这个同学睡了！此后，郁达夫所到之处，都有人对他指指点点，窃窃私语。郁达夫大为高兴，对朋友说：成功了，引起大家的注意了！这种轶事在郁达夫的研究文章里是看不到的。

    胡山源在创作长篇小说的间隙里，于1973年开始撰写《文坛管窥》，到1985年封笔，凡12年，记下了他一生相识的几百个文人，并自拟了一个副题“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文坛管窥》手稿共6卷，计40余万字，写在正方形纸上，用手稔纸线装订。每卷都贴上不少附条，是他随时发现了某人的新材料后再写的补充文字。

    1986年胡山源把手稿交给南京大学杨郁保管整理，杨郁又找了几位助手抄写、整理、校正了这部书稿，并经胡山源同意删去了一些不是文人或内容单薄的条目。本来有家出版社答应出版，但中途变卦。直到2000年9月才由陈梦熊和傅璧园先生向上海古籍出版社推荐，出版了这部作品。

    胡山源于1988年元旦去世，他的一生著作等身，著译计有1000余万字，如此丰硕成果，在中国新文学作家队伍中也属少见。

    2006年7月4日于银河社区秋缘斋

    路大荒与《蒲松龄年谱》

    蒲松龄（1640～1715）去世后，世间除了各种版本的《聊斋志异》问世外，还刊刻了大量的蒲松龄遗作，像《聊斋先生遗集》、《聊斋词集》、《聊斋志异逸稿》、《聊斋白话韵文》、《聊斋志异未刊稿》等等。

    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聊斋全集》，全书分四册，除了通行本431篇《聊斋志异》外，还收录了其他文集、诗集、词集、杂著、戏曲和年谱，共计60余万字。《聊斋全集》的编者路大荒（1895～1972）是蒲松龄的同邑人，原名路鸿藻，曾用名路爱范，字笠生，号大荒山人、大荒堂主人等。世居山东淄川北关外的菜园庄，与蒲松龄的蒲家庄相距只有8里路，是研究蒲松龄及其著作的专家。解放前，曾任山东省图书馆特藏部主任，1948年，济南解放后，被任命为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学者梁漱溟为路大荒题写墓志铭：“盛德丕显，有功不矜；高风亮节，报效国恩。得时则驾，日月胸襟；半生贫贱，一代闻人。留仙知己，永垂竹帛。”

    20世纪30年代初，路大荒便陆续在上海《申报》、《国闻周报》、天津《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研究蒲松龄的文章。1935年，日本东京文求堂出版了他注释的《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他搜集整理的《聊斋全集》，系蒲松龄著作出版史上第一次规模大、内容多的版本。路大荒撰述的《蒲松龄年谱》（原名《蒲柳泉先生年谱》）初稿于1931年，定稿于1935年。《聊斋全集》出版时便收入其中。

    路大荒是中国收集占有蒲松龄手稿最多的一位学者。他幼年在邻家的私塾求学，这家主人藏书颇丰，其中有不少《聊斋志异》抄本和蒲松龄诗集手稿本，路大荒初步获得了蒲松龄著作的版本知识，从此以后，他留心收集，四处奔走借阅，遇到相关的内容就随手抄录，较比同异，开始了初步的蒲松龄研究。

    当年搞蒲松龄研究并不容易，首先要有研究的资料，而大部分资料在蒲氏后人手中秘不示人，他为了见到蒲松龄的轶文轶诗，千方百计接近蒲氏后人，为了表达对蒲松龄的尊重，有时候还要跟随蒲氏后人给他们的先祖上坟。精诚所至，人家才肯把先人遗物拿给他看。

    路大荒曾经就蒲松龄研究与胡适进行过切磋，他纠正了胡适把《醒世姻缘》列为蒲松龄著作的错误考证。有一次，胡适请他把《柳泉先生墓表》拓印一份寄给他，最后发表在《益世报》上。胡适在跋文中写道：“此碑的拓本每行底下缺4个字，大概是埋在泥土中了，所以我请他把泥土挖开，再拓一份，正当12月寒冷的天气，蜡墨都不能用，往返4次，才勉强拓成。他的热心使我们今天得读全文，得知蒲松龄的事实，得解决许多校勘和考据的疑难，这是我最感激的。”

    1937年12月，日本人攻陷淄川城，得知路大荒有蒲松龄手稿，日本人到他的家中进行搜查，路大荒得到消息后，背负着聊斋手稿躲藏到了深山中。日本人一无所获，便放火烧掉了他家的房屋，聊斋手稿却得以保全。

    1962年，路大荒又整理了123万字的《蒲松龄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其中又对《蒲松龄年谱》做了进一步的修订。

    路大荒终生致力于蒲松龄先生著述的收集和研究，他考证了蒲松龄的生卒年月，主持整修了蒲松龄故居，还收集了蒲氏的众多文稿和手迹。他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影响，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雅洛斯拉夫·普实克院士的论文《蒲松龄聊斋志异最初定稿时间的探讨》中所引用的材料，70%以上是引用路大荒的《蒲松龄年谱》，他说：“路大荒用惊人的热忱和不屈不挠的努力，对蒲松龄的全部生活和作品，进行了搜集和注释工作。”日本学者天野原之助的《清·蒲松龄〈农桑经〉考》一书，是以《蒲松龄集》为底本写成的。天野称路大荒是“当今研究蒲氏著作的第一位，应给予十二分的评价。”

    为了纪念路大荒在蒲松龄研究方面的贡献，1980年8月，齐鲁书社把他所编的《蒲松龄集》中的《年谱》抽出来出版了《蒲松龄年谱》单行本，并将他的次子路士湘在他去世后替他整理的《蒲松龄年谱补遗》附后，作为史料的增补。沈雁冰题写了书名，封面的白描像是尹瘦石所画。《蒲松龄年谱》32开本，6印张，119千字，4插页，印数8000册。正文前有公元1713年蒲松龄的第四个儿子蒲筠特请江南画家朱湘鳞为蒲松龄作的肖像画，上面有他自己的题句：“尔貌则寝，尔躯则修。行年七十有四，此两万五千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奕世对尔孙子，亦孔之羞。康熙癸巳自题。”又题：“癸巳九月，筠嘱江南朱湘鳞为余肖像，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也。松龄又志。”

    2003年6月26日于秋缘斋

    吕剑自印《半分园吟草》

    因为各地师友的厚爱，秋缘斋一直书香不断，不论挂在办公室楼下的信箱还是电子信箱，每日都有各地发来的包裹、信札、电邮，打开实体信箱和虚拟信箱时的心情是兴奋的，充满了期待。师友赠书时往往先发来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书已寄出，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了，长沙书人吴昕孺说：“等书，其实是天底下最美的事，比等人美。”这种等待既高兴又担心还夹杂着焦虑。高兴的是又有新书可以一睹为快，担心的是新书在邮途丢失，发生这种事已是司空见惯，等待时间长了就有些焦躁不安了。

    己丑新春，杭州子张兄发来邮件说，给我寄来了吕剑先生的《半分园吟草》，他说：“此书剑翁曾题赠我一部，此部为剑翁亲自‘改正本’，转赠阿滢兄收藏，我想剑翁会高兴的。”

    吕剑先生原籍山东莱芜，与我邻县，他原名王聘至，别名一剑、原白。1919年9月2日出生。抗日战争爆发后，即流转鄂、川、滇等地，后来又到香港，主要从事文艺和新闻工作。1938年，开始创作诗歌，先后担任《扫荡报》、《华商报》副刊主编、《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诗刊》编委等，1962年任《中国文学》英文版编辑。出版有《草芽》、《溪流集》、《吕剑诗集》、《吕剑的诗》等多部作品集。

    2007年4月，《开卷》主事人董宁文兄策划的开卷文丛第三辑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一套10册，其中就有剑翁的《燕石集》。该书出版不久，上海书友袁继宏兄就寄赠一套，从而得以拜读剑翁大著。

    经过半月漫长的等待，一个周末的午后，子张兄的邮件终于抵达秋缘斋的案头，拆开信封，内面还套着一个小信封，是剑翁亲笔书写寄给子张的原封，地址后面写一吕字。小心翼翼地打开，一部精致的线装书跃入眼帘，封面用布纹纸仿绢面印制，正文用宣纸印刷。扉页有剑翁题跋：“子张    晓霞惠正    吕剑”，钤“吕剑”白文印章和“一剑”朱文印章各一枚，下方另有子张兄题跋：“剑翁此集转赠阿滢藏家    子张    己丑春日”，钤“子张”白文印章。扉页后是剑翁在书房图片、剑翁夫妻合影及剑翁手迹。

    这是一部自印本，扉页有“一剑阁印”字样，没有出版日期，剑翁所作《前言》日期为2004年4月，据子张兄说，该书剑翁编成多年，至2008年底才付梓出版。问该书印数，子张兄说：“具体印数我也不知道，大概几百册吧。”

    剑翁是新诗作者，自1938年他与风磨、鲁丁三人在宜昌自费出版合集《进入阵地》以来，所出诗集均为新诗，写古体诗只是偶尔为之。这部《半分园吟草》为古体诗集，剑翁在《前言》中说：“此集初名《涓埃集》，因参与王以铸、聂绀弩等9人诗词合集《倾盖集》的出版，曾易名为《青萍结绿轩诗存》。在这之后，又陆续写了一些。兹将30年来之作，略加检点，共得180余首。各诗难于按照写作年月排列。今勉强辑为一集，命之曰《半分园吟草》。”

    子张兄说该书为剑翁亲自“改正本”，仔细翻阅，发现剑翁用圆珠笔改正了4个错字，另在附录的《〈涓埃集〉代序》中删掉了“补我浅薄”之语。

    现在出版社进入市场化运营，有好多有价值的书稿因市场原因不能正常出版，采取自印本的方式印行也是一个很好的路子，这样可以把一些有价值的文稿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不致湮没。《半分园吟草》线装本在编排、用纸、印刷、装订都很讲究，既可赏读，又可收藏。这种书印数少，只在亲朋中流传，因而更具收藏价值。

    2009年3月7日于秋缘斋

    周海婴的《镜匣人间》

    春节刚过，就收到一个沉甸甸的包裹，北京周海婴先生寄来了他的新书《镜匣人间——周海婴80摄影集》，周令飞主编，吴冠中题签。周海婴先生在扉页题跋：“阿滢惠存    周海婴    2009年春节赠。”

    前几年曾受赠其《鲁迅与我七十年》，但对于先生的摄影作品，却是第一次见到。说起对摄影的爱好，周海婴先生说：“我出生后100天就被父亲抱到上海的知名照相馆拍了照片，成长的每一步几乎都有照片记录，并且每一张照片上面都有父母亲的题字，父亲去世以后就由母亲来题写。可以说，自儿时开始，我的潜意识里对照相就不陌生，甚至有莫名的新奇和亲切感。”

    周海婴第一次拍摄照片是在1936年秋末，鲁迅病逝后，许广平的健康状况很不好，在朋友的劝说下到杭州休养，在杭州一位阿姨有一只黑色小型相机，不时地拍些风景。周海婴对相机感到好奇，拿过阿姨的相机拍了几幅图片，这年周海婴8岁。1943年11月他正式开始学习摄影；1944年11月拥有第一部照相机，母亲许广平在他初学摄影的相簿上题写了“雪痕鸿爪”、“大地蹄痕”，以鼓励他摄影创作。70多年来，周海婴先生共拍摄照片两万余张。2008年正逢先生80大寿，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整理全部图片的底片，精选出200余幅结集出版。

    《镜匣人间》一书分4篇：“黑白篇1943～1950”、“黑白篇1950～1966”、 “黑白篇1966～1982”和“彩色篇1954～2008”。书中的自序及内文图片说明分别使用了繁体中文、英文和日文3种文字。均为纪实图片，以人物摄影为主，风景图片只有黄山小径、绍兴乡景和万里长城几幅。图片中市井生活、社情民意、婚丧习俗等都有所涉及。有揭示解放前社会黑暗的《难民》系列图片；有熟食小贩、修鞋匠、修锁匠、胭脂摊、冰糖葫芦等反映平民生活的图片；有回民葬礼、结婚、包粽子等民俗类图片；有上海二·六轰炸、沈阳农村土改、民主人士讨论新政协召开、鲁迅墓迁址、解放军进入北京城、上海淮海路发大水、清明祭总理等记录历史事件的图片；也有巴金、萧军、吴若安、郑振铎等许多文化影像的纪录。1948年，李济深、沈钧儒等各个民主党派领导接到毛泽东电报，在香港地下党布置下，分途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周海婴和母亲许广平与多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离岸，在轮船上周海婴为郭沫若、侯外庐、沈志远等人拍摄了照片。当时，民主人士从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的事情对外严格保密，没有摄影记者跟随，这一组共和国成立前夕独一无二弥足珍贵的照片，填补了新政协档案的空白，成为见证历史的孤本。1948年12月在沈阳铁路宾馆拍摄的民主党派的讨论学习会场，及1949年1月在沈阳拍摄的李济深、沈钧儒和李富春等人的照片都异常珍贵。

    书中收入许多周海婴家人的照片，有许广平访问周家老人、上海鲁迅纪念馆、鲁迅外婆家及许广平和家人的合影等等。其三叔周建人及家人的图片也有十几幅。书中没有关于周作人的图片，也没有鲁迅原来的居住地八道湾11号的图片，估计周海婴也从来没有为周作人拍过图片。当年，周氏兄弟失和，鲁迅被迫搬出八道湾故居，一直是周氏家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文革”10年间的图片只有十几幅，而记录文革事件的图片一幅也没有，不知是这10年间没有拍摄，还是有意避开。

    周海婴之子周令飞在编后记中说：“我的父亲遵从祖父（鲁迅）的叮嘱不做‘空头文学家’，但他却用自己的审美观和摄影镜匣，写下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和认知。”由于周海婴的特殊身份，他拍到了很多一般记者所无法拍摄的照片，不但有审美价值，更具史料价值。周先生在经意不经意间为人们留下了一幅幅珍贵的、鲜活的、有生命力的瞬间。

    2009年2月5日，立春后一日于秋缘斋

    圆性法师的《风》和《镜子》

    圆性法师是韩国正在走红的僧侣画家，以绘画童僧而闻名于韩国。俗名赵玄一，1972年生，17岁时为母亲还愿而出家。上过海印学院，毕业于韩国中央僧侣大学。1995年，开始创作以童僧为主题的绘画作品。擅长表达童僧天真无邪的表情、清澈透明的瞳孔和灿烂的笑容。他先后在美国、日本、米兰、上海等国家和地区举办过20多次个人画展。

    1999年，圆性法师在韩国出版了第一本诗文禅画集《风》，收录了禅画90余幅。并配有诗文，一幅幅活泼可爱肥墩墩的小沙弥禅画，带给喧闹场地中的现代人一份清澈如泉的心境。图书一上市便引起了轰动，在短期内销售60万册。他的第二本诗画集《镜子》创造了150万册的销售佳绩。

    在《风》中，圆性法师通过《出家》、《剃度》、《母亲的眼泪》、《怎样的怀念》、《回想》等作品，刻画了小沙弥的寂寥心情和思乡情怀；《第一次削发》中的小沙弥即将溢出的泪水，流露出了对尘世的眷恋；《木鱼下》、《修行者时节》、《道场》、《禅》等作品描述了童僧的简单的生活故事，在《早课》中这样写道：“清晨黎明时分/晨钟划破黎明/我揉揉双眼/步出了大厅仰望星斗满天/土墙小巷道场渐渐亮起/向着我信仰的如来佛祖/恭敬地献上一炷香/诵经发愿专心地修行”。让读者一起感受僧侣们一天的功课。

    他的《镜子》更详尽地描述了修行生活的所感所得，圆性法师笔下的小沙弥，也明显地随着圆性的长大而逐渐脱离少小时的稚嫩。每一篇都流露出用心灵感知写出来的真性情。

    圆性法师在《镜子》自序中说：“生活中稍纵即逝的种种感悟，使我时时有新的体会与感动，心灵也更加开阔。即使书中所写的不是什么文情并茂的内容，或是比别人有独到的见解或体验，但它默默地引导我，去发现真我的本性。或许是真我的本性与毫无虚假、纯洁善良的小沙弥是完全一样的吧。”

    据台湾地区媒体报道，圆性法师的出家有因果关系。他自己曾经说过，他之所以在高中时选择出家，有两个原因，一是为母亲还愿；二是他看见自己八世为人，他的前世曾经是印度的婆罗门，曾经是欧洲贵妇，曾经是中国女人，在身为中国人这一世，养了很多小孩，生活十分清苦，虽然八世为人，但每一世都是辛苦的，于是他选择出家修行，既为母亲还了愿，也给自己一个全新的人生历练。    圆性法师是否有此一说，无法考证，这也许是媒体炒作圆性法师作品的一种方式。且不说圆性法师出家的原由，他用绘画的方式把出家众僧生活真实的一面，向世人表达出来，是非常成功的。

    2002年5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圆性法师的《风》和《镜子》，在版权页上注明“本书中文版翻译权由台湾香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免费提供”。

    2004年7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下令，对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风》和《镜子》两本书进行查缴、销毁。据称原因是，台湾地区佛光山分支机构香海文化公司在未向新闻出版署报送重大选题备案和未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审查的情况下，通过非法渠道从新疆人民出版社购得书号，在大陆出版发行了诗画册《风》和《镜子》，新闻媒体报道了新疆人民出版社非法买卖书号的消息。

    风动——因风，因心，因一份慈悲……圆性法师的禅画拉近了人与佛之间的距离，让大众了解到佛法的奥妙，盼望着圆性法师笔下可爱的小沙弥尽早以合法的身份通过中国的签证。

    2004年11月30日于秋缘斋

    艺术家吴藕汀的奇言异语

    湖州作家张建智向我推荐《药窗杂谈》，他说，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书。《药窗杂谈》，吴藕汀著，2008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张建智兄在扉页前题跋曰：“余和藕老订交30余年，其音容笑貌宛在心底，那药窗前之恬宁犹如眼前矣。阿滢先生暇时一读    张建智转赠于湖州    戊子年冬日”。

    吴藕汀（1913～2005），浙江嘉兴人，号药窗、小钝、信天翁等。词坛名宿、画家、版本目录学家。弱冠时即负才名。1951年，被派往南浔嘉业堂藏书楼整理藏书，遂与嘉兴人失去联系，后退职休养。“文革”期间，靠变卖家什度日，以写作、填词、种药、养猫“闲适乡里”。1973年，吴藕汀的老友沈侗廔（原名沈茹菘）（1919～1989），托人在南浔打听吴藕汀下落。从此两人取得联系，并开始了长达17年的书信来往。沈茹崧曾任安徽阜阳师院美术系副教授，两人信札多为谈论艺术之语。这期间吴藕汀写给沈茹崧的信件多达400余封。沈茹崧去世后，家人将保留下来的300多封信还给了吴藕汀。2000年，吴藕汀回到嘉兴，除作画外，多有著述，主要著作有《词名索引》、《药窗杂谈》、《戏文内外》、《十年鸿迹》、《药窗诗话》、《吴藕汀画集》、《词调名辞典》等。

    2001年，吴藕汀的长子吴小汀整理了部分吴藕汀信中谈艺部分，在嘉兴的《秀州文化报》上发表，后在《万象》刊发。2005年，秀州书局以白皮书形式印行100册。本书为吴小汀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辑录，增加至14万字。

    《药窗杂谈》内容庞杂。谈戏曲，评书画，论经史，说掌故，包罗万象。作者对一些书画、影视、戏剧的评论别出心裁，甚至是惊世骇俗，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有不少奇谈怪论，书中多有惊人之语。

    藕公对一些名画家多有否定，对画院派更是嗤之以鼻：“美院中人，大都不是有了天才，才去学画，他们学画是有目的的，就是‘为绘画而绘画’，作为一种职业，这是一种不自然的现象。好比过去小庙里买个小孩子来做和尚一样，没有善根，决不能成为高僧。没有天才，决不能成为一个独特的画家，最多不过是萧规曹随而已。”

    “绘画方面，吴作人、程十发不是说他们不好，算他们‘彩墨画’是好的，算他们是‘中国画’，那么真是可怜得很”。“石涛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被日本人捧起来的，其实日本人也不懂什么中国画”。“其实吴昌硕的画也被他们捧得太高了。所以日本人没有眼光，因而书画都没有好东西”。“我在电视中看到四川张大千画展中的画，实在差得很，完全是工匠画，与文人画差得很远很远。我年轻时很崇拜他，现在已烟消云散了也……”

    他对徐悲鸿的成见似乎更深：“徐悲鸿的画，只要不说他是中国画，我也很佩服他。可能徐氏自己也不算中国画，被别人瞎捧捧出来的。他的《山鬼》是很好的。我们学中国画的人，总要爱护中国画，不受外来硬搬（消化是好的）的侵袭，这种死搬硬套，应该要加以抵制，而且要口诛笔伐之，不论是谁的画，尤其是一般所谓‘权威人士’，对他更不能姑且，有什么了不起。”“我为什么痛恨徐某人，因为他在西洋画中已有很大的名声和地位，为什么偏偏要来毒害中国画呢？既然要‘拨乱反正’，首先要彻底消除这一类。‘假中国画’比‘假洋鬼子’更讨厌。”

    藕公的绘画风格与黄宾虹比较相近，因此对黄宾虹的评价很高：“我看历代山水画家足可以法师者，不过是宋米元章、明董玄宰、近代黄宾虹3人而已，其他可不去管他”。“近来我的画，人家见了总说像黄宾老，确实我受宾老的影响最深。其实我与宾老在画法上有分歧，宾老画山水先画轮廓，然后再皴，而我则同时进行。”

    藕公对丰子恺却是格外青睐：“我倒佩服子恺先生的画，别具一格，可以说‘前无古人’，当然不敢说‘后无来者’。读他所著的《缘缘堂随笔》比画还佩服”。“丰先生的画和他的小品文我是很佩服的，有人要说我是乡邦观念在作祟也不妨的。”

    上述观点只是藕公的一家之言，对于自己的言行，他自己也认为有些怪异：“我近来发了三句怪话：‘一是《红楼梦》不是曹雪芹所著，二是唐伯虎不会画仕女，三是徐悲鸿画马只只错。’人家听了好像有些‘怪’，其实一点儿也不怪，不过是触动‘权威’而已。”老人半生僻居乡野，整日与药草为伴，自己的才识、作品无人认知，那种寂寞是可想而知的。与沈茹菘的通信成了他与外界交流的唯一方式，因缺乏交流，信息闭塞，观点未免偏激。藕公说：“我一生的活动半径是300公里。”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他对沈茹菘说：“我与你通信还是继续常例为是，你我头已白，身体也不好，不知还有几多信好通。我经常计算你信来时，那邮递员过门不入，我真有桩心事似的，见到了你信，真是皆大欢喜了也。”张中行晚年曾写《剥啄声》一文，他期盼着剥啄声（叩门声）的响起，他以“风动竹而以为故人来”表示切盼之情。剥啄声“因为他常常能够化枯寂为温暖”，亲朋的叩门声对他来说，竟是那样的美妙。可见人到晚年，孤寂落寞，渴望友情，渴望温暖。对于尘封于乡野几十年的老艺术家来说，我们还能苛求他什么呢？

    感谢张建智，让我认识了一位高傲自负、偏执怪异、满腹掌故、可爱有趣的文化老人。藕公在乡下沉寂多年不为世人所知，晚年回归乡里，声名鹊起，日受推重，可谓大器晚成。钱君匋先生谈及藕公，亦称之为“无名国手”。

    2008年12月22日于秋缘斋

    包立民巧汇《百美图》

    《百美图》是由《文艺报》编辑包立民编著的一部图文并茂的随笔集。《百美图》中收集了243位文艺家的自画像，每幅自画像都有文艺家自己或其他名人的题跋，后面是包立民介绍该文艺家的文章。

    入围的文艺家中，有画家、雕塑家、篆刻家、美学家、美术理论家，也有戏剧家、作家、诗人、电影导演。全书分上下两卷，1930年前出生者入上卷，1930年以后出生者入下卷，1950年后出生者均不入选。封面由黄苗子题签，1997年8月由山东画报社出版，两册定价60元，我在一旧书摊见之，品相近十品，以15元购得，爱不释手。

    文艺家的自画像都非常有个性且风趣幽默。廖冰兄先生有两幅自画像，一幅画了一个虎头鹰身的怪物扑向一个小动物，廖冰兄挥舞手中大笔与之搏斗，并题打油诗曰：胆小偏充好汉，人微妄犯虎威。棒痕鞭印记肤肌，底事不知改悔。只因心肠太软，难容良善遭欺。犹如母鸡护雏鸡，敢与凶顽拼死。另一幅画的是他头扎小辫，胯下骑一根竹竿，另一手执催“马”的枝条。题款曰：77÷10＝77，但愿年龄除以10，此生还可见小康。天真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

    华君武先生的自画像也有两幅，可两幅都没有露出脸来，一幅用双手捂脸，题款曰：“画兽难画狗，画人难画手。脸比手更难，一捂遮百丑。1995年作自画像，时年80。”另一幅是低头洗脚图，题款：“我作漫画人像功夫甚差，画面孔体态无特征的漫画像更难。报刊索我自画像时，只好画两手捂脸状，或作阅报学习状以应付。去年包立民同志又要我自画像，猛追穷寇。作洗脚图塞责。”

    著名的书籍装帧艺术家张守义的头像组成了一个“酒”字，在下面又写一“仙”字，成了酒仙二字，右下方是韩羽的题跋：“酒仙，守义。瓶不离手，杯不离口。自诩酒仙，点瘾无有。叶公之龙，张兄之酒。”张守义虽自称酒仙，对白酒却一滴不沾，只是喜欢啤酒，手中从不离酒，即使开会也带着酒。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的好多封面都是张守义设计的，他的风格简捷大方，深受读者喜爱。看了他的自画像，一个一手提啤酒、一手握笔作画的张守义仿佛就在眼前。

    在全书200多幅自画像中，关山月的自画像构思最为巧妙，也是《百美图》中唯一一幅没有人像的自画像，画了两座山峰由长城联在一起，中间是一城门楼。端木蕻良在跋语中说：“以自然为写照，现天人合一之法身，洵生面别开之作也。”

    《百美图》的作者包立民本身就是画家，因此该书无论装帧设计，还是内文编排都是那么完美。收录书中的艺术家有些已经作古。包立民凭一人之力，耗8年之功，完成这么一项大工程，为中国文艺界做了一大贡献。包立民在《我与〈百美图〉》一文中说起了他创作《百美图》的初衷：“1988年（戊戌）秋，偶然得到了一幅连环画家贺友直的自画像，画幅不大，只有巴掌大小。这幅自画像画得形神兼备，又是他的标本，我请京城老裱工刘金涛裱到一本册页上。由于画像较小，册页上留出2/3的空白来，于是又找贺友直的画友，诗人兼书法家林锴题一首诗。林锴欣然允诺，几天后他送还册页。我打开一看，画的四周洋洋洒洒题了一首书辞并美的散曲，曲词写得好，书法也好，布局更妙。由此我得寸进尺，请锴兄也画自画像一幅。画毕又请黄苗子先生题诗。如此周而复始，雪球越滚越大。”以至于衍生为中国美术史上的皇皇巨著。

    2004年12月14日夜于秋缘斋

    刘运峰和《书林独语》

    一本素雅的小书放在案头，在《书林独语》这个充满书香的名字诱惑下，我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寻觅作者读书写作的心路历程。

    《书林独语》是刘运峰的第一本散文集，2004年3月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前部分记师友，用朴实的语言描述了当年师从范曾、王学仲、孙伯翔、刘向东、朱英瑞等教授学者的学习生活，还有与孙犁的交往，与唐弢的结缘……后部分写的是淘书、读书生活，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作者是位十足的书爱家，《乐趣何如淘旧书》、《逛旧书摊的乐趣》、《孙犁著作访读记》、《贵阳买书记》、《春日买特价书记》……刘运峰在自序中说：“书籍，不仅给了我许多的知识，更多的是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信心和力量。在我生活困顿、精神苦闷的时候，书籍成了我最好的精神寄托。”

    淘书和读书一直是矛盾的，淘来的书，有的要精读，有些粗读，有些只是浏览一下，还有些书不一定去读，只是作为资料留存。几乎所有的书爱家都讨厌别人问，这些书你都读了吗？对于买书，刘运峰有自己的见解：“买书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一种爱好、一种追求、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买书的时间一长，就会上瘾，就会体验到别人所无法体验的乐趣。”爱书的人都会有这种“淘书瘾”，正因为那种不可言传的乐趣，才会使得众多的书爱家乐此不疲，如醉如痴。

    刘运峰不但是书爱家，还是一个鲁迅研究专家。结识刘运峰是一个机缘。济南书友徐明祥打电话问我，写书话《〈鲁迅序跋集〉的出版》的秋声是谁？我说是我。我平时发表作品一般都用笔名阿滢，秋声这个笔名是很少用的。他说，《鲁迅序跋集》的编者刘运峰是自牧的朋友，在天津工作。自牧是一级作家，《日记报》主编，曾出版有《百味集》、《抱香集》、《疏篱集》、《淡墨集》等10余部著作，也是我新结识的朋友。我马上给自牧打电话，问了刘运峰的地址后，把发表有《〈鲁迅序跋集〉的出版》的那期报纸给刘运峰寄了去。刘运峰看到报纸后，给我寄来了《书林独语》和他编的一部研究书法家孙伯翔的理论文集《孙伯翔论》。

    他在信中说：“此文你下了很大的功夫，资料翔实，对我很有帮助，你的建议非常好，倘有再版机会，我当把存目部分补入，同时把原来遗漏的部分也一并收录，王冶秋先生编的《鲁迅序跋集》当时已排出了清样，因上海沦陷而未能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金先生将这部清样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仰晨先生，王先生又转给了鲁迅博物馆，我在编此书时很想找这部清样参考一下，顺便也想把许广平、王冶秋的序跋收进去，可惜的是鲁迅博物馆查不到，不知何故，只能再继续寻找线索……《序跋集》中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即565页，倒数第3行，应为‘吾侪好事’，此字误了几十年，我也随着错下去，最近修订全集，根据魏建功的抄稿校了出来。”

    刘运峰当过教师、编辑，是一个业余鲁迅研究专家，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鲁迅佚文全集》、《鲁迅序跋集》、《鲁海夜航》等书。他多年来仔细研究1981版《鲁迅全集》，针对其中校勘、注释等方面的错误作了100多万字的笔记资料。他曾想把这些材料单独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得知后，马上派人与他商谈，他把手中的所有资料贡献给了《鲁迅全集》修订委员会，为《鲁迅全集》修订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座谈会，会议参加者都是“鲁研界”知名专家学者，刘运峰也在被邀之列。

    自牧说，刘运峰还是一位书法家，是中国书协会员。从刘运峰在《书林独语》扉页上的小楷签名，就可以看出他的非凡功力。他给我的信也是用小楷写在宣纸上的，信的本身就是一幅值得珍藏的精美的书法作品。

    刘运峰说，我信命，我相信自己一生的命运离不开书。对一个书爱家来说，在温饱之余，有钱买书，有书可读，复有何求呢？

    2005年5月16日于《泰山周刊》编辑部

    纽约书市一蠹鱼

    《书人》编辑萧金鉴兄寄来一本《纽约寻书》，在扉页题跋：“纽约寻书不辞远，悦读无处不销魂。阿滢卧读，金鉴于盛夏长沙。”《纽约寻书》，李广宇著，1998年12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书分“拣叶书园”、“鱼庵书话”、“书话识小”、“读凤心解”、“蠹鱼漫记”和“纽约寻书”6辑，单看目录，便篇篇想读，连读几篇却又不忍心一口气读完，就像鲜美的食物要一点点慢慢品味。

    李广宇的名字并不陌生，我的书斋里藏有他编著的《书文化大观》（1994年4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一书，那是他在大学攻读研究生时，学习之余的副产品，洋洋洒洒40万字，是一部关于书的小百科全书，姜德明先生在《序》中赞曰：“先看篇目就很吸引人，至少在我们的书店里还找不到这样一本有知识，也很有趣味的书。”

    作者在美国求学一年，书中大部分篇什写于纽约，篇末的《纽约寻书记》即为在纽约的淘书日记，作者在求学之余，走遍纽约的大街小巷，四处访书，淘到了很多在大陆难以见到的港台地区版图书。

    在美国买书特别的贵，一般书都在10美元以上，有的达到二三十美元，店员的服务态度也差，闭路电视监控不算，还看贼似的盯着，当好不容易拣了一些书再去别处淘时，回来已经给插架了，只好重新寻找，在一家书店见到了约瑟夫·布鲁门瑟尔所著的《印本书的艺术》，16开巨册，所附书影之多，印装之精美，让人目瞪口呆，但看到50美金的定价，也只能望书兴叹。

    失书之痛几乎每个爱书人都经历过，当他心爱的《知堂书话》被人拿走上册后，“一对孪生兄弟连理枝折，死别生离，怎不让人望眼欲穿，肝肠寸断？”竟“连连做梦，梦见此书乃友人借读，有望归还。醒来知是梦中，便怅然，怅然，好一个苦涩的梦醒时分。”

    古人云：“借书一痴，还书一痴。”意思是说，把书借给别人是傻子，借别人的书而归还的人更傻。李广宇当年为写专栏从编辑处借了一套叶灵凤的《读书随笔》，阴差阳错一直没有归还，他心里一直记着这个书债。后来竟得出了另一结论：“要不是这笔书债，我何以能如此牵挂吴君？怕早已天各一方，相忘于江湖了。”

    这册小书，共收书话104篇，除《纽约寻书记》较长些外，其余皆为千字文。这也是为报纸开专栏的结果，写专栏文字受字数限制，不能展开写，只能简单地介绍一个人、一本书或一件事。王稼句新出版的《看书琐记》中的文章则自由的多，出版社约稿时只要求谈书，但对谈什么书，怎么谈书，并无规定，于是篇幅可以放开来写，因此这部10万字的书，文章却只有20篇，读起来也相当过瘾。而《纽约寻书》中的《知堂书话》一文2000余字，还分为一二两部分。

    书中“读凤心解”一辑是专写叶灵凤的，其中有《叶灵凤与鲁迅》、《叶灵凤与郁达夫》、《叶灵凤与潘汉年》等17篇。李广宇对叶灵凤的偏爱超过了任何一位作家，他执意搜求叶灵凤的作品，在纽约的唐人街，淘到了数量可观的叶灵凤的著作，又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旧书库里，复印了叶灵凤不少的绝版文章。“很长一段时间，叶灵凤充斥了我整个梦境，翻开任何一页出版物，只要出现叶灵凤三个字，都会放电一般对我产生一种勾魂摄魄的力量。”（《想起了叶灵凤》）爱屋及乌，写到香港沦陷后，叶灵凤为日本人编辑《新东亚》、《大同》等杂志时，还说“他以苏武自况，以隐晦的笔法，写了不少寄故国之思，扬民族大义的作品。”很难想象曾参与创办《救亡日报》的叶灵凤落水后还能写出“扬民族大义的作品”。后来李广宇写了一本《叶灵凤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在其《后记》中写道：“写完《叶灵凤传》的最后一句，我禁不住掩面而泣；叶灵凤没能实现他为所喜爱的比亚斯莱作传的愿望，而我的这个心愿竟终于实现了；我的落泪，是为灵凤，也是为自己。”作者对知堂的态度则不一样了，他对知堂的作品“说实话，很是喜欢……他那‘污点’，任凭书写得再好，也还是抵消不过的”。（《知堂书话》）爱也往往会出现偏差。

    李广宇淘书回到家，便把所淘之书，悉数放到几案，倒一杯可乐，燃一支香烟，一本本细细欣赏，完全陶醉于书的世界。读了一会儿，便拿起杯子一饮而尽，喝到最后，感觉味不对，仔细一看，杯底全是烟灰，而烟灰缸里却空空如也。真乃书痴也。

    2006年9月1日夜于秋缘斋

    跨国书缘

    说来惭愧，当朋友向我推荐被誉为“爱书人圣经”的《查令十字街84号》时，我竟不知道有这部书，我到网上去查找《查令十字街84号》，看了恺蒂的序《书缘·情缘》，但我克制自己，没有继续读下去，我要享受在床上卧读的那种幸福。电子读物和纸质读物不同，在网上阅读和在寂静的夜里打开床头灯读书的那种感觉也是不同的。热心的朋友马上到书店买了，给我挂号寄来。

    《查令十字街84号》腰封有段广告：“它被译成数十种文字流传，广播、舞台和银幕也钟情它，那家书店的地址——查令十字街84号已经成了全球爱书人之间的一个暗号。30多年人们读它、写它、演它，在这段传奇里彼此问候，相互取暖。”我终于经不住诱惑，没有等到晚上卧读，整整一个下午，没有迈出办公室半步，都在查令十字街84号马克斯与科恩书店里等候海莲的邮件。

    这是一部书信集，记录了纽约女作家海莲与伦敦一家旧书店之间的书缘、情缘。海莲是一位靠编写剧本为生、生活窘困的落魄独身女作家，她在杂志上看到伦敦旧书店的一则经营绝版书籍的广告，便与之联系不断地从该店邮购旧书，遂与马克斯与科恩书店主管弗兰克结缘。

    海莲的书信活泼、幽默，而弗兰克的信件则比较拘谨，是因为他们的商业信函都要作为书店的资料存档的，这些书信一开始只是普通的商业信函，随着时间的推移，交往的深入，渐渐地注入了情感，他们便去掉了先生、小姐之称谓，而直接称亲爱的弗兰克、亲爱的海莲了。可以想象得出，当发出邮件后，翘首以待对方信函的焦虑、期待心情，以及收到信后，急不可待地撕开信封，阅读来信的幸福和快乐。以致弗兰克去世后，弗兰克太太给海莲的信中说：“不瞒您说，我过去一直对您心存妒忌，因为弗兰克生前如此爱读您的来信……”现在的电子邮件取代了信函，手指轻轻一点，邮件就会出现在万里之外的屏幕上。但这种邮件都是电报体，连问候、落款几乎都是统一的，已无法让人真实地体会到反复展读书信的快乐。这也许是一些人拒绝电脑、坚持手写书信的缘故吧。弗兰克与海莲通信20年，海莲的购书款也都是随信夹带的，却从来没有丢失过，她说：“我对美国邮政和皇家邮政有十足的信心。”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海莲是一位典型的书虫，即使在图书馆读书，也在不属于自己的书上作长长的眉批。她看惯了用惨白纸张和硬纸板印制的美国书籍，第一次收到从英国寄来的书，她高兴地说：“我简直不晓得一本书竟也能这么迷人，光抚摸着就叫人打心里头舒服。”尽管生活贫困，住在一幢白蚁丛生、摇摇欲坠、白天不供应暖气的老公寓里，就连书架也是用水果箱改制的，但她还是不断地邮购图书，当收到从伦敦寄来的《大学论》的首版书时，她写信给弗兰克说：“我把它端端正正地摆在案前，整天陪着我。我不时停下打字，伸手过去，无限爱怜地抚摸它。倒不全然因为这是首版书，主要是打出生起我从没见过这么标致的书。拥有这样的书，竟让我油然而生莫名的罪恶感。它那光可鉴人的皮装封面，古雅的烫金书名，秀丽的印刷铅字，它实在应该置身于英国乡间的一幢木造宅邸，由一位优雅的老绅士坐在炉火前的皮制摇椅里，慢条斯理地轻轻展读……而不该委身在一间寒酸破公寓里，让我坐在蹩脚的旧沙发上翻阅。”得到一部美轮美奂的书，在令人沮丧的环境中，她竟不忍心去翻读了。

    海莲喜欢读旧书，当她邮购到一本《哈兹里特散文选》时，见扉页上写着“我厌恶读新书”时，竟不禁对那位未曾谋面的前任书主肃然高呼：“同志！”看到编选粗糙的《新约全书》时，不免大发牢骚，“他们平白糟蹋了有史以来最优美的文字”。收到《佩皮斯日记》后，她给弗兰克写信发火：“这只是哪个没事找事做的半吊子编辑，从佩皮斯日记里东挖西补、断章取义，存心让他死不瞑目！真想啐它一口！”

    海莲了解到英国战后经济困难，每户每星期配给两盎司肉，每人每月只分得一只鸡蛋时，马上寄去了6磅重的火腿，让弗兰克分给书店里的同事们。以后，又源源不断地向英国邮寄肉、罐头、鸡蛋等，这都是英国人久未看到，或是偶尔能在黑市上匆匆一瞥的食品。弗兰克和同事感到无以回报，便买了邻居老太太手工刺绣的一块桌布给海莲寄去，海莲如获至宝。弗兰克及书店的员工都把海莲当成了自己的亲人，纷纷给海莲写信，并猜测着海莲的样子。弗兰克在信中说：“如果有一天你来伦敦，橡原巷37号会有一张床给你，你爱待多久便待多久。”海莲把查令十字街84号的马克斯与科恩书店也当成了“我的书店”，一心想去访问，由于手头拮据而未成行。海莲的朋友金妮与埃德去英国旅行时顺便访问了查令十字街84号，得知是海莲的朋友，受到了书店员工的热情接待。

    对于海莲的率真、善良、慷慨，弗兰克只有默默地到乡间搜寻待售的藏书，到一些豪宅去寻觅一部部珍本，每每收到好书，马上给海莲写信，把书描述一番，估计海莲需要的书，都预先保留起来。20年来，他们的交往已经超出了购书者与书商之间的关系，相互支持，相互依赖。海莲在给弗兰克的信中说：“这个世界上了解我的人只剩你一个了。”尽管书信中除了习惯性“亲爱的”那种在外国很平常的称谓外，没有出现一个“爱”字，更是一种升华了的情感。

    人生就像一场戏剧，一切都像设计好了一样。1969年1月，一个天气寒冷的日子，海莲收到了一个书写格式与往常不同的邮件，而这封来自伦敦的邮件却给海莲带来更加寒冷的消息，那是弗兰克的死讯。海莲写信给朋友说：“如果你正巧经过查令十字街84号，代我献上一吻，我亏欠它良多……”

    当海莲终于踏上伦敦的土地，出现在查令十字街84号时，她说：“我来了，弗兰克，我终于来了。”书店已是空空荡荡……

    假若弗兰克没有去世，假若他们可以时常见面，这部书就没有意义了，也不会打动任何人。正因为他们缘悭一面，才使人产生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痛。

    这跨国书缘，后来被拍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在伦敦演出，经久不衰。

    2007年6月17日夜于秋缘斋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