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双杰：寻自身快乐，光他姓门楣

    余喜聚书，以文史为主，尤爱方志、家谱。丙午年末，收到一浙江邮件，为2008年1月山西古籍版的《中国家谱藏谈》一册，系浙江慈溪家谱收藏家励双杰所著，来新夏题签，徐建华序之。书前附有部分家谱书影。勒口有作者简介，作者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手、过眼、编目的家谱近10万册，其千乘楼藏1949年以前所修家谱逾万册。收录于《浙江家谱总目提要》及《中国家谱总目》之家谱数量为私藏之最。

    《中国家谱藏谈》一书介绍了作者所藏的稀姓家谱、合姓家谱、复姓家谱、彩绘家谱、红印本家谱、少数民族家谱、红色名人家谱、边缘谱牒等，并配有大量的家谱图片，既有观赏性又具资料性。书中夹有一张作者名片，随即与励双杰取得了联系，此后不断鱼雁往还，探讨家谱的收藏与研究。看到古籍充盈的千乘楼图片时，就想，励双杰生活在这汗牛充栋的古籍堆里是何等的惬意，何等的幸福。有机会也一定去看看双杰的千乘楼。

    5月份，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在宁波举办年会，南京大学徐雁教授约我会后一起去慈溪访友，正合我意。会议结束后，便与徐雁、陈学勇、林公武等人前往慈溪。慈溪市属宁波市代管的县级市，城建规模超过了北方的一些地级市，单从气势恢宏的图书馆大楼上就可以看出当地政府对文化的重视。

    励双杰住在慈溪市郊一个河边的普通的小院，院子里一座两层楼房，楼前一颗结满果实的柚子树。一楼的陈设极其简单，只有一个方桌、几把竹椅，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真不敢相信身处富庶之地竟有如此简陋的陈设。

    上了二楼就像进了书店的库房，四壁书架上全是线装本家谱。还有好多堆在地上。千乘楼又名思绥草堂，斋名由来新夏先生题写，由于四壁都是书架，斋名牌匾却无处可挂。千乘楼里收藏的建国前家谱已达一万多册，是目前中国个人私藏家谱第一人。楼上的宝藏与楼下的简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励双杰搞家谱收藏始于1993年，当时，他在一个古玩市场看到一套《西华顾氏宗谱》，第一次见到这种深藏民间，一般秘不示人的家谱，就产生了一种冲动。问了一下价格，对方答曰，一共32册，索价1000元。他也没仔细翻阅，还价500元，把这套家谱买了下来。双杰说：“这是第一次接触家谱，对家谱如果有什么概念的话，要从这部《西华顾氏宗谱》算起。但就是这第一次，给我如此强烈的冲击，并且在以后的岁月里，能一直保持着同样震撼、特殊的感觉。这也许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固有本性，家谱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千乘楼所藏的家谱中还有许多名人家谱，像李鸿章的《合肥李氏宗谱》、粟裕大将的《粟氏族谱》、毛泽东的《韶山毛氏族谱》、杨开慧的《蒲塘杨氏六修族谱》、彭德怀的《湘乡久溪彭氏续修族谱》、徐向前的《五台徐氏宗谱》、黄炎培的《黄氏雪谷公支谱》、胡耀邦的《安定胡氏族谱》……

    家谱不同于一般的古籍，收藏者都是作为传家宝一代代往下传的，绝对不会出卖自己的家谱。双杰收藏了那么多的家谱，没有一套是直接从本家族中买来的。一次，他根据朋友提供的信息，到一农户家看谱，正巧，老人在院子里晾晒家谱，老人听说双杰是来看家谱的，就把他和以前曾来买他家谱的当成一个人，老人性格倔强，拿起家谱，随手扔进了一旁的火炉，并说：“老祖宗的东西，不卖！”双杰赶紧把家谱抢出来，连说：“不卖不卖，我也不买。”

    千乘楼里的每一部都有着不同的来历，背后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双杰收藏家谱以来，与各地旧书商、古玩商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只要有家谱出现，都会和他联系。1999年除夕，他接到嵊州一位书商的电话，说有一部咸丰五年敦本堂木活字本《董氏宗谱》，该谱仅印了五部，其中有泥金所书12页，泥金写本在古籍中并不多见，是难得的家谱珍品。但当时正值过年，无法抽身去嵊州，待年后再去时，家谱已被人买走。与一部珍贵家谱失之交臂，使他懊恼不已。值得庆幸的是，半年后，双杰在一家古玩店里看到了这部使他一直耿耿于怀的家谱，虽以高出原价两倍的价格购得，仍喜出望外，珍若拱璧。这种失而复得的机会并不多见，一次，双杰买到一套《湘潭马氏族谱》，55卷，还没仔细研究，被一位马姓朋友缠着转让，因抹不开面子，便让给了朋友。后来得知，这套家谱竟是台湾马英九的家谱。但已经给了朋友，就不能再去索回。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这套家谱。

    《韶山毛氏族谱》是他一直惦念于心、孜孜以求的族谱。该谱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创修，此谱上下两卷两册。现国家图书馆仅存卷下残本；光绪七年（1881年）二修；宣统三年（1911年）三修；民国三十年（1941）四修。最初的《韶山毛氏族谱》除了国家图书馆的残本已无存，其余二修、三修、四修族谱，共22卷22册。要想收集齐全谈何容易。直到1995年，双杰才在广州一家古玩店里看到一册《韶山毛氏族谱》，但老板说是镇店之宝，不卖。到了2001年，根据湖南一位书友提供的信息，他花了两万多元买到了15册残本。后来，千方百计四处寻觅，终于把二修、三修、四修《韶山毛氏族谱》22册配齐了。双杰把22册族谱全部摊开摆在地上，他也坐在地上与《韶山毛氏族谱》面对面坐了两个小时，本来不喝酒的他，打开了一瓶干红葡萄酒，一边品酒，一边欣赏他好不容易淘来的宝贝，心里就别提那个美了。虽然花费了4万多元人民币还有六七年的时间和精力，但他觉得值。

    叶灵凤说：“藏书家不难得，难得的是藏而能读。藏书而又能读书，则自然将心爱的书当做自己的性命，甚至重视得超过自己的性命。”藏书而不知读，犹弗藏也。我曾参观过一位藏书人的书房，他收藏了数千册图书，其中不乏精品，与之交流，却发现他不读书，遂问之，不读书藏书何用？他说，为子孙留下一笔财富。若其子孙与他一样，那书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励双杰不但藏书，每收到一种家谱，便悉心研究、考证，有关谱学文章发表于《寻根》、《北京日报》、《天一阁文丛》、《谱牒学论丛》、《中国商报》、《藏书报》等报刊。并出版了《慈溪余姚家谱提要》、《中国家谱藏谈》等学术著作，《千乘楼藏名人家谱》初稿也已完成，正在修订中。2008年3月，励双杰应邀参加由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美国犹他家谱学会等单位主办的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家谱与地方文献》的专题发言。

    尤其出乎意料的是，他还以藏书为题材，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阳谋》，在博客和论坛上连载后，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追捧。

    我问双杰，搞家谱一共花费了多少资金。他说，没统计过，保守估计应该有数百万了吧。家谱由于存世少，一般又不会出卖，因此价格也高于一般古籍。有时购买一套家谱就要花费几万元，妻子经常取笑他：“买家谱时热血沸腾，回家查存款四肢冰凉。”夫唱妇随，没有妻子的理解和支持，双杰是无法取得这些成就的。难怪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沈津在来过千乘楼后，撰文认为励双杰毫无疑问是中国民间收藏家谱的魁首，并称他“富可敌省”。

    在励双杰的千乘楼里，来访的客人们都在寻找着自己感兴趣的资料。我发现一套山东的《展氏族谱》，拿出翻阅，该家谱为和圣柳下惠（展禽）家谱，为民国五年石印本。该谱一函7册，分别为头册、次册、天部、地部、人部、忠孝部、风雅颂部。在头册前有“兖邑祠庙神像图”、“泰邑和圣祠庙神像图”、“和圣祠墓神像图”、“食邑柳下书堂图”等，在圣祖（柳下惠）年谱中记载：“26岁远行，夜宿于郊，时天大寒，有一女子趑趄，恐其冻死，乃令坐于怀，以衣覆之，至晓不乱。”遂一一拍照，待回家仔细研究。

    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也沉醉于搜集家谱，曾有人送他一副联曰：“寻自身快乐，光他姓门楣。”这何尝不是对励双杰的写照呢。

    2009年6月8日于秋缘斋

    于晓明：日记文学的倡导者

    于晓明是日记文学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他与自牧联袂主持的《日记杂志》在全国读书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收到晓明寄来的《茶歇集》（2006年12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被古朴大气的封面所吸引，封面画有丰子恺作品《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的韵味。晓明也第一次用古农这个笔名，此前，他出版的《无定集》和《川上集》皆署本名。

    《茶歇集》是晓明君2004年全年的日记。来新夏教授在序中说：“日记之体大抵分两种，一种是写个人记事以备查，文字比较随意的日记，作者不准备发表，或身后经他人发现整理，始公之于世的；另一种是作者利用日记体裁记事，准备公之于世，供他人阅读，内容也经过选择，文字也比较整齐规范。这可以称为日记文学。”这部《茶歇集》当属后者，日记贵在一个“真”字，研究人物所需资料，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书信和日记，日记是坦陈心迹的真实记录，即使公开的日记也不能为避讳一些人、事而失真，如果失去了“真”，日记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在《茶歇集》里就保留了这可贵的“真”，如日记中对一些人直言不讳的批评，这种批评不是人身攻击，只是善意的提醒，所以没必要隐去。

    有人讨论日记应该怎么写，完全没有必要。日记是最自由的一种文体，就像止庵所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随心所欲地歌自己的所爱，憎自己所恨，长者可达万言，短者只记数语，完全看自己心情。有人坚持日记要写有史料价值的、有意义的事情，普通人的人生有几件有史料价值的事情可写呢？可一旦成名后，一次极普通的交往或谈话可能变得是有史料价值。不能认为没有史料价值就不去写日记。写日记免不了记些琐屑的事情，但往往日后会从这些小事发现有价值的东西，从鲁迅的日记里就可以推算出他一生购买了多少书，及他的收入情况，当初鲁迅记这些书账时也是很随意的。

    在3月1日的日记里，有晓明与老学者何光岳电话交谈时的一段记录。何光岳说：“我去年（2003年）买了99万多块钱的书，出了886万字的民族源流史，25斤重啊，定价1680元，拿了30多万元稿费，全部捐出去了。我现在藏书84000多册，186个书架，10大间房子装书，其中各类家谱4600多种12000多册，80%都是稀有古本；字典、词（辞）典4000多种；自然科学、农事方面的书2000多种；地图志书1300多种；文史哲方面的书最多，几万册。我写的《岳阳洞庭大桥记》，167字，岳阳市委给了我一万块钱，后来又给了一万；写《贺龙体育馆记》，384个字给了3万块润笔费，又给了10万块科研经费；写《雷锋纪念馆记》给了两万元，我没要，退回去了。这能要吗？雷锋是什么人啊，我写篇文章就拿两万，能行吗？！今年省里要给我盖藏书楼，在社科院里边，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在我家现场办公。要盖四层，名字就叫‘光岳藏书楼’，盖好了你一定要来，我辟了十几间房子，专供外地的好朋友来玩儿时住。”虽是一组枯燥的数字，却能说明几个问题，一是老学者何光岳的勤奋，经过数年的积累，藏书达8万余册；二是岳阳市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给岳老的润笔费高出了人们的想象；三是体现了湖南省委、省政府对人才的重视，拨专款建光岳藏书楼。现在困扰着藏书家的最大问题就是藏书的存放问题，著名藏书家姜德明先生在向单位要求找间房子存放藏书时，曾遭到蛮横的拒绝，而湖南省委、省政府能专门为何光岳建藏书楼，真是难能可贵的。现在光岳藏书楼已建成，何老先生的藏书也已超过10万册，这不单是何光岳的个人藏书，也是国家的一笔财富。

    《茶歇集》以书为主线贯穿始终，是我等嗜书如命之人丰盛的精神大餐，临近下班收到该书，便带回家，一口气读完。书中提到的人物我大都熟悉，读来尤为亲切。书读完了，于晓明经营的公司不景气，也找到了答案。他有时一天竟要给各地书友写几十封回信，到成都参加企业会议时却去拜访了流沙河、车辐、龚明德、冉云飞等文化名人，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淘书、办杂志及与书友交流上了。在市场竞争激烈，企业老总睡觉都要睁着一只眼的今天，不全神贯注地做经营，公司怎么还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呢？书中的字里行间也透露出了作者些许烦恼：“这几日为公司的事情着急上火，想想有些得不偿失。默默要求自己平静下来。平静下来，总会好起来的。就去天涯闲逛，发现天涯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6月25日日记）他在公司发生危机之时，到书话网上寻求安慰了。读完《茶歇集》，我就想，如果晓明在出版社或学术单位当编辑、做学问更适合一些，可往往在出版社或学术单位工作的人却又不安心当编辑、做学问。

    在商海几经沉浮，晓明成熟了，面对人性的暴虐、自私、残酷，他都能坦然面对，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在北京主编着一份颇有影响的杂志。他仍然痴迷于淘书、读书，痴迷于文学创作。他说：“每次震撼和感悟都会让我起笔疾书，不为别的，只想记录下自己的一点真实的感受，也是自己难得的一点感动，为日后自己的情感寻找一点慰借。震撼和感动之后，总能够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宿，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灵又经历了一次洗礼和升华。”

    2007年元月3日于秋缘斋

    川上纤夫

    《论语》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川上”是指山东省新泰市放城镇之洙水，洙水下游名胜“小三峡”以西为春秋古道，相传为孔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行迹处。在这个古老的乡镇生活着一位孜孜不倦的文史学者——郗笃惠。

    郗笃惠是地方名人，之所以有名，不仅仅是因他从事文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更引人瞩目的是因为3次婚史，在小城引起轰动。作家萧乾一生经历4次婚姻，最后与小他二十几岁的文洁若结合，被传为文坛佳话。而郗笃惠在左得要命的时代不合时宜地发生婚变，自然成为人们指责的对象。20世纪60年代，小城曾发生一个“秘书告状”的故事。一位中央首长途经县城，县委高规格招待，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郗笃惠给中央写信如实反映情况，中央把信转到省委，省委转到地委，当县委领导在会上传达地委的批评后，想追查信是谁写的，这时作为县委秘书的他正在列席会议，他当时就说，信是他写的。一言既出，众人皆惊。后来，他从县委机关下放到老家放城镇工作。从此，这位外表看似柔弱，而却是铮铮铁骨，敢爱敢恨，敢作敢为的汉子走上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

    放城始建于春秋，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因系孔子弟子林放故里而得名，亦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官至太师兵、刑两部尚书的萧大亨故里。回到乡镇的郗笃惠并没有消沉，在他看来只要能有个地方读书写作足矣。郗笃惠家庭负担重，生活清苦，但他会苦中作乐，从浩瀚的史料中寻找别人所体会不到的乐趣，从党史、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中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他足迹踏遍了放城的每一个角落，走访革命家庭，整理记录先烈的革命事迹。探访考察历史遗迹，挖掘整理文化史料，勤于著述，先后出版了《历史不会忘记》、《旌旗猎猎》等书。2005年，郗笃惠在放城一座高山的悬崖峭壁上，发现了一处元代摩崖石刻。据专家考证，这是山东省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元代佛教造像群，对研究元代文化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央及地方电视台到放城采访，总要郗笃惠作为地方学者介绍这一名胜。

    郗笃惠的字体别具一格，字体上方左飘，自成一体。我的另一位朋友云南的马旷源教授的字与郗笃惠正好相反，上方右飘，如果把他们二人的书信放在一起欣赏，更是别有一番风味。郗笃惠外柔内刚，马旷源内外皆刚，两人都是特立独行之人。

    郗笃惠的谦恭也是有名的，每次相见，他都毕恭毕敬地以师相称，作为晚辈，每每被他叫的不自在，多次给他纠正，但第二次见面却依然如故。狂妄自大者有两种人，一是身怀绝技，有真本事，另一种则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浅薄。而谦恭者则多是有学识、有水平、有修养之人。

    己丑新年刚过3日，传来郗笃惠病逝的噩耗，不禁愕然，本想节后向他约稿，没想到他却走了，走的那么匆忙，连个招呼也没打。此前，他每次进城买药都到我办公室小坐，有时送来新作，有时过来闲聊。问及他的身体，只说是腿痛，并无大碍。最后一次见他时，他还说把自己的文史文章整理了一部书稿，准备出版。不成想那次相见，竟成诀别。

    郗笃惠一生婚姻坎坷，仕途多舛，但他过得很快乐，因为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按自己的想法活出了一个真实的自己。

    “逝者如斯夫”！时光像流水，不知不觉间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郗笃惠的78道年轮在历史长河中也只是短暂的一瞬，但他的文史之作却会延长他生命的长度。

    2009年1月30日于秋缘斋

    布衣书人

    在我栖居的小城有几位堪称同道的爱书人，时常一起品茗聊书，每每相聚总有收获。长者玉民兄便是其中一位。

    玉民兄号布衣书人，从事教育工作，离岗后，淘书兴趣有增无减，常常呼朋引伴同去猎书。有一次，一旧书店从一家单位图书室收到一批处理旧书，他得知消息后，分别通报几个书友。我赶到时，他已经挑出了3编织袋，有几百册。我说，这么大的收获，你又要兴奋好几天了。他风趣地说，你嫂子又要骂几天了。他家里有8个书橱，占了客厅的两面墙，电视橱里，床头橱里，卧室的窗台上，阳台上……都塞满了书。家人颇为不满，但他依然我行我素，还是不断肩扛手提地往家里倒腾。

    他当了大半辈子孩子王，除了爱书别无嗜好，真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世间俗事很少过问，就连酒桌上的套路也茫然无知。他的一位同事曾讲过一个笑话，在20世纪70年代，自行车还是稀有之物。一天，玉民兄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对同事说，自行车的链子怎么不管前轮呢。玉民兄为人处世非常谦恭，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我不止一次的对他说，老兄，你放开点，不要那么拘谨，好不好？但他仍是老样子。我外出访友，邀他同行，因志趣相投，他欣然前往，车子风驰电掣地在高速路上行驶，我俩也天南海北地神聊。他突然尿急，遂让司机停车，请他下车路旁方便。他却连连摆手：“不行，不行，在这里我尿不出来。”司机只好继续行驶，好不容易进了一个服务区，找到卫生间后，他老兄才板板正正地打开方便之门。

    玉民兄年龄虽长，但没有世故，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甚是率真。有什么想法无论对错，都直接说出来，我有时笑称他是王真人。和他的一次外出，更切身体会到了他直率。己丑暮春我去宁波参加一个会议，便邀玉民兄同行游览访友。得知我去宁波的消息，在浙江省某厅任副厅长的朋友邀我顺便到杭州一游，我一直没去过杭州，欣然同意。由于火车晚点，到达杭州车站时，朋友已经等候一个多小时。上了朋友的车子，玉民兄便说：“杭州人的穿着这么土气。”朋友不了解他，但我心里清楚，他认为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人们的衣饰应该如何的时尚，岂知现在不是以前相对闭塞的社会，是科技资讯发达的时代，大小城市人们的着装相差无几。一会儿，他又说：“杭州的绿化还不如我们新泰。”又是惊人之语。我忙解释道：“新泰在城市绿化上舍得投资，是全国园林城市。城市绿化已经超过了南方的一些城市，但和杭州还是没法相比的。”

    玉民兄还有一些怪癖，到达宁波的第一天，吃过晚饭后，我便去其他房间与来自各地的师友聊天，他说：“你要早点回来，我一人睡不着。”由于师友们都常年不见，一见面格外亲热，10点钟，突然想起玉民兄的嘱咐，忙与朋友们告辞。回到房间，见他已睡下。便泡了一杯茶，打开台灯准备写日记。他突然发话：“你开着灯我睡不着。”心想，他年龄大了，我们一块出来，不能按我自己的习惯做事了，便关上灯，自己坐在黑夜里喝了一会儿茶，上床了。睡到半夜，他突然起来打开了空调。宁波是海滨城市，白天热，晚上凉。我说：“老兄你怎么回事？白天热的时候，你怕凉不让开空调，怎么夜里却打开了空调？”他说：“盖被子有点热，打开空调盖被子。”一句话让我哭笑不得。

    玉民兄的书橱外形壮观，但放书少，中间隔板长，时间久了，就被书压弯了。而且书橱较宽，放一排书还余很大的空间，放两排书又找书困难，很不方便。这种书橱一般是放在办公室里宽大的写字台后面，装满崭新的大部头精装本，给领导装点门面的，真正用来藏书一点儿也不实用。

    单位分了新房后，他想更换书橱。我建议他换成书架，我用的是直达房顶的书架，而且超薄，既节约空间，放书还多。但玉民兄一心想用书橱，他想给他的那些宝贝们置一个更舒适的家，以便更长久地保护藏书，完好地传给下一代。他跑遍了整个城市的家具商场，最后终于找到了一种既能多放书不至于压弯隔板，且十分美观的书橱，订了6组。还专门让我去参谋一下。我问他，嫂夫人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先斩后奏，等书橱送到家，她也没办法了。

    爱书人搬家最头疼的是搬书，一只箱子数十斤，往返不知多少趟。流沙河先生乔迁新居时，别人帮忙搬书，他不让，他恐怕别人不小心损伤了藏书，70多岁的老人，全部是自己一点一点地背过去的。玉民兄也是如此，几十本打一包，一包包自己用自行车带过去，新书橱送到家后，他急于让书迁入新居，就雇了一辆三轮出租车运了几袋子书，下车时，刮伤了一本书的封面，心疼不已。出租司机不屑地说：“这些破烂你不卖了，还搬过来干吗？”显然，他无法理解爱书人对书的感情。

    玉民兄打电话让我去看他的新书橱。进了房间，见有4组书橱，满地是书，他正在整理。我问，怎么只有4组？他说，书橱送来后，家人都反对。孩子也说，房子是贷款买的，你不能只顾你自己呀。他只好做了妥协，退了两组。他说，我换书橱只有你最理解我了。我说，不能这样说，嫂子不理解你，这书橱能抬到楼上来吗？嫂夫人在一旁道：“就是，你的书还是我背上来的呢。”他笑了笑继续整理他的藏书，看得出，尽管有些遗憾，但他还是心满意足了。

    2008年11月11日夜于秋缘斋

    2009年1月3日二稿

    刘莐的家庭杂志

    正当《读书》杂志四面楚歌之时，民办读书杂志却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创刊，《开卷》、《芳草地》、《书人》、《清泉》、《书友》、《书简》、《泰山书院》、《书脉》……如火如荼，受到了爱书人的欢迎，全国的一些藏书大家、老作家也为民刊撰稿支持。每年一度的全国读书报刊研讨会已经连续召开了四届。这些读书报刊虽属民刊，但大都依托一个单位或组织，而新创刊的《三余书屋》却是一份家庭读书杂志，这在全国大概也属首创。在盛夏酷暑季节，《三余书屋》给人带来了一阵清新凉爽之风，杂志的主编刘莐则是一位十几岁的女孩。

    刘莐是北京书友刘德水的女儿，从小跟父亲到旧书摊淘书，拜访文化老人，是一位小书痴，喜欢作文、画画。2005年在北京，我们一帮书虫子到布衣书局淘书，她也跟着去了，我们淘书，她在一旁画速写，晚饭的时候，她拿出那幅速写让陈子善题了“陈子善淘书图”，又让文洁若签了名。后来她把“陈子善淘书图”和她写的文章《书鬼陈子善》发给了我，我看文章写得不错，在《泰山周刊》的读书版发表了。后来不断收到她的新作。

    “三余书屋”是刘德水的斋名，由斋主的忘年交张中行先生题写。刘莐创办家庭杂志借用了斋名，整本杂志从约稿、编辑、设计、排版、印刷、装订到邮寄都是由刘莐一人独自完成。杂志设有“三余杂记”、“三余斋嘉宾”、“三余之余”、“三余斋之友”、“三余斋藏珍”、“三余荐读”等栏目，作者以刘氏家庭成员为主，我曾从刘莐的博客里看到了她爸爸、妈妈的博客，一家三口写博客，其乐融融，在家里简直可以成立一个小作协了。杂志的作者还有止庵、赵晓霜、冯传友、许进等读书界知名人士。“三余斋之友”栏目是刘德水写我的文章《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文曾在《藏书报》发表；“三余斋藏珍”栏目介绍了范用先生给刘莐的贺卡和张守义先生赠她的贺年画；在“三余荐读”栏目里，刘莐向读者推荐了《月亮和六便士》和《汪曾祺谈吃》两部书。杂志虽然只有薄薄的三十几页，但内容却是耐读。

    刘莐在学习之余亦爱画画，张守义在看了她的画后评论说：“哎呀，画得真好！有自己的东西。感觉好，色彩也好！”先生对她画的《潘家园淘书图》特别欣赏：“画得这么细！透视感挺强！”

    每逢过节，都能收到刘莐自制的贺卡。2006年春节前，我同时收到了刘德水父女的邮件，刘德水在信中说：“今天中午和刘莐一起到邮局，为兄寄上了张中行先生的《诗词读写丛话》毛边本一册，以快递形式寄出，想在新年之际应能收到，为兄祝贺新春。前边的《再说几句》是当年再版前我代先生草拟的，如今先生已去近一年了，逝者如斯夫，思之怃然……刚才刘莐说已经给你发过邮件了，我说各发各的吧，你是我们家两代人的朋友！”除夕上午，邮递员把特快专递送到我的书斋。《诗词读写丛话》封面题签启功，封面绘画张守义。成为我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

    《三余书屋》杂志中夹着一张黄色的小纸条，上书：“阿滢叔叔指正！刘莐2007、7”，并钤有刘莐的阳文印章，纸条的背后写着：“希望您以后多多支持三余书屋，让它和泰山书院一样好！”杂志后面的版权页印着“主编：刘莐；家庭成员：刘德水、谢平、刘莐”，附有三人的博客网址。杂志每期只印30册，给我一册编号第十号。家庭读书杂志《三余书屋》是秋缘斋风格独特的珍贵藏品。

    《三余书屋》编完后，刘德水父女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刘德水说：“把你带这个圈儿里，你知道别人有多羡慕？庆幸吧你！”刘莐说：“这我知道，可是我只能永远在您膝下，永远以‘刘德水女儿’的身份出现了。我还想以后让您是‘刘莐的爸爸’呢！”我想德水兄一定会以“刘莐的爸爸”感到自豪的。

    2007年7月24日夜于秋缘斋

    忆老单

    与老单是在一个文学创作班上认识的，老单40多岁，头稍微有些拧，似乎有一种不服输的犟劲。穿着打扮有些土气，看上去却像50开外的人了。

    老单少言寡语，不苟言笑，每天晚餐我们都讲笑话，行酒令，喝得天翻地覆，然而他始终是默默地坐在那儿看大伙儿喝酒说笑，似乎他是局外人。

    我们每人住一个房间，封闭式创作，休息时，我到他房间里聊天，他拿出一本《女子文学》杂志，上面发表了他的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好像是《艾香》。他说：“写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发表一篇还是在老娘们刊物上。”他蔫蔫的语气中似乎还有一丝炫耀。创作班上他最勤奋，整夜不睡觉地写。他拿出刚写的中篇小说让我看，看了几页实在读不下去。在创作班里我刚刚出道，也是年龄最小的，碍于面子，我也不好说什么。他像张炜长篇小说《远河远山》中的歪歪、疙娃、闲人那样日夜不停地写着，还时时被自己创造的人物感动着。他就是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他坚信总有一天自己会戴上作家这一耀眼的光环。

    后来听说他搞文学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他在一家军工企业工作，下班后什么也不管，整天点灯熬油地做作家梦，家里一穷二白，妻子实在忍无可忍，和他谈判：要文学，还是要老婆孩子？他固执地选择了文学。老婆带着两个女儿走了，他仍不觉悟，似乎更加痴迷。选择写作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论结果如何，过程充满了希望快乐，也伴有沮丧、痛苦。

    创作班结束后，我们各自回到了原单位，再也没有联系。当我几乎忘记他时，他却突然来到我家里，我问他有何收获，他拿出了发表在一家文学杂志的文学创作函授教材“学员园地”上的一篇小说复印件给我。之后，又吞吞吐吐地说有件事请我帮忙，问他什么事？他嗫嚅半天才说，他单位一位女士离婚后在北京一家大学进修。他以我的名义给那位女士写了封信，说老单怎么怎么暗恋她而不好意思给她写信，问她对老单的印象如何？是否能结为秦晋之好？

    老单把信交给我，让我抄写一遍。我有些为难，因为我并不认识那位女士，这样做未免唐突。可老单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我，就想，反正这不是坏事，如果他们因此结为夫妻，我岂不做了一件大好事吗？心想,老单也终于有些开窍了。我把信抄好，用我的信封写好地址，老单高高兴兴地带走了。

    时隔不久，那位女士回了信，对老单的为人处事颇有微词，怕老单伤心，没让他看回信，只说没有回音。

    之后，再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在文学刊物上也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他从我的记忆里渐渐地消失了。

    1997年秋天，我与一位朋友路过老单所在企业，突然想起他来，10来年没见他，想去看看他现在怎样了。问了几个人都说不认识，难道他调走了吗？一位老工人听说我们找老单，淡淡地说：“他死好几年了。”

    “怎么？他死了？”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怎么死的？”

    老工人说：“他整天在家里写，也不知道写些啥，老婆离了婚，他自己也疯了，厂里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后来自杀了。”写作者把自己所思、所想、所悟写出来，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这是为心所写者，不在乎写出的文字将会如何。亦有为名所写者，根本不考虑自身素质，抛弃一切，孤注一掷地去创作，极易走入魔道，当初一些人违心地吹捧和鼓励，把老单推向了绝路。

    老单把自己写死了。这狗日的文学！

    2006年6月11日晚于高孟骨伤医院八号病房病榻之上

    异友

    有人打来电话说，有些旧书要处理。我和同事石灵赶了过去，见了面才知道，是一位经常在旧书摊相遇的书友，只是面熟而不知姓名。

    他领我们到楼下的储藏室，几个旧纸箱里装着书，有100余册，很多书都用废旧的画报纸包着书衣，没想到他与孙犁老先生有同样的嗜好，爱用废纸把书包得花花绿绿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是爱书的，但不知为什么要卖书。我粗粗翻看了一下，就决定全部买下来，尽管价格比平时在书摊上要高一些，有些书也无收藏价值，但如果我们不买，就可能流散，或许进入纸厂作为再生纸的原料。回来的路上我对石灵说，我们是在做抢救工作。

    回到家整理了一下，发现有一些好书，有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的张中行的散文集《散简集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姜德明的散文集《相思一片》，有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影集》，黄裳的书有3本，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陵五记》，开明出版社出版的《旧戏新谈》和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花步集》。尽管其他书都是大路货，有这几本书收获还是很大的。

    过了几天，这位书友来我的书房看书，便有了一次长谈。他熟知版本知识，对一些外国名著的翻译水平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说别人都觉得他怪，因工作关系每天都有人请客，但他从来不去，把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了。他对卖给我的每一本书都说得出购于何时何地。不只别人觉得他怪，我也觉得他怪怪的。我问他：“你的工资不低，又不缺钱，而且又这么爱书，为什么把自己辛辛苦苦买来的书卖掉呢？”他却说：“你认为我不该卖书，我还认为你们买的不值呢。”真不明白他是什么心态。就在他处理书的同时他还在买书。我在旧书摊上看到一本卜伽丘的《十日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品相很好，我已有藏，刚放下，他马上买了下来。

    后来陆续从他那儿买了孙犁的《书林秋草》，周汝昌著《曹雪芹画传》，钟叔河编《知堂序跋》、《周作人散文精编》、《钱钟书散文》等书。还买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9本，这套书是胡适、鲁迅、茅盾等人编选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10年（1917~1927）理论和作品的选集，赵家壁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于1935～1936年间出版，共10集，由蔡元培作总序，编选人作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0月据原书影印了10000多套。缺第二集，郑振铎选编的《文学论争集》。他有《莎士比亚全集》零本，石灵也有零本想买回去配套，一开始，他舍不得卖，后来再三劝说下，才勉强同意。

    他是那么喜欢书，不停地买书，书看过之后，又要卖掉。我说，清代的陆源乘船外出，随身带了好多书，在船上边走边读，读完一本就随手丢到河里，到达目的地，他的书也丢没了。船家不解，他说，书已读完，记在心里，还留书干吗？你是不是也学陆源，书看完也不再保存了？他笑笑没作回答。

    时隔半月，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向石灵要回那几本《莎士比亚全集》，他说，卖了那几本书后，就日思夜想，想再买回去，多少钱都行。石灵也正好凑齐了一套，怎么能再拆散呢？石灵说家里有4本精装的《莎士比亚全集》送给他。他却只要自己卖的那几本。我说：“你既然已经卖了就不要再要了。古人有‘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之说，现在我们买书也是一痴，你再来索书更是一痴了。”我们答应再给他凑一套《莎士比亚全集》送给他，他才怏怏不快地去了。

    他妻子在外地工作，他不交友，不参加任何聚会，读书是他唯一嗜好。一次，他带给我一本骆宾基的《初春集》。他说《初春集》里有几篇写萧红的文章，都提到和萧红同居后又抛弃了萧红的Ｔ君，有时还称之为“手持小竹棍的人”，但不知这人是谁，他让我查阅资料后，写一篇书话。他对书话感兴趣，却是述而不作。

    后来，他常找我借书。爱书人藏书一般不外借，据说有人在书架上贴上“书与老婆概不外借”的字条。他借书，不好拒绝，况且每次来时也带几本书，说是送给我的。可他借去的书却不归还，向他要，他说：“我们不是交换的吗？我也给你带书去了。”我说：“即使你想换书也要说明，经过我的同意，我不可能把我喜欢的书和你交换。”而且他从我处拿去的书好多是从他家买来的，想想觉得有点可笑。

    他再次到我家时说：“以后我从你这儿拿书，经过你的同意再交换。”我郑重地告诉他：“我的书不外借。你是读书人，可以借给你，但读后必须还我。我不像你，书就像自己的孩子，是不可以随意与人交换、让人带走的。”结果他又借走了4本书，其中的3本是我从他家买来的。我对他说：“你卖了又要来借，来回倒腾着玩呀。”拿走之后，再也没见他拿回来。

    他看我从网上买了不少书，就让我从网上为他订了一套上海书店出版的《黄裳文集》，收到书后，见书相十品，他很高兴。过了几天，他又来找我，带着《黄裳文集》其中的一本和另一本精装书。他说《黄裳文集》中有瑕疵，我翻看一下，见其中的一页有装订时留下的一道皱褶，并不影响阅读。他知道我有一套《黄裳文集》，想与我交换，并用那本精装书作为补偿。我问他：“书里有皱褶是很正常的事，本来没什么。你看着心里不舒服，你把不舒服转嫁给我，难道我心里就舒服吗？”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他住城东，我住城西，一天晚上，快11点钟，他来敲门，我问他有什么事？他拿出一本书说：“曹聚仁的《万里行记》我还没看，给你这本曹聚仁的《北行小语》换一下。”下午，从他那儿买了些书，其中有本曹聚仁的《北行小语》，我想要，他不给，现在又跑来交换。我问他：“你明天再换不行吗？干吗这么晚了还要来换书？”他说：“我今天想看。”他到我的书房看书，我还是忍不住，再次问他：“你这么爱书，为什么又要不断地转让书呢？既然转让出去了，又觉得心疼，你何苦呢？”他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走时，又借了一本《契诃夫戏剧选》，看见书架上有本《梁实秋散文》第二集有复本，又说：“这本重复了，你留着还是给我？”我说：“送给你吧！”他满意地带上书走了。

    2008年1月5日于《泰山周刊》编辑部

    情重锦官城

    最早知道成都，是在儿时读了杜甫的《春夜喜雨》之后，其中尾联“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使我对成都有了一种神秘的向往之情。真正与成都亲密接触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我下海经商，做图书生意，与成都的不少书商都有联系。那时，二渠道图书发行非常活跃，成都书商做得特别的火。很多书局不但出版图书、杂志，有时还出版一些赔钱的学术著作。他们说，做生意不能只为了赚钱。有家书店从日本买了卡通书的版权，在中国出版，出书量竟然超过一家出版社。全国的图书订货会在成都召开，成都的书商每人拿出10000元钱，用来招待各地前往参加订货会的朋友。与成都书商打了几年的交道，给我的感觉，成都人大气。

    10年之后，再次与成都接触，不是书商，而是书人。原来我只是一个埋头读书、独往独来的苦行僧，是龚明德先生把我带入了一个新的天地，他对我主持的一家地方报纸的读书版细加指导，撰稿支持，并积极向读书界推荐。龚明德先生有段话对我影响很大，记忆也最深刻，他说：“我渴望做战士，为捍卫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弱势群体而呐喊。如果这样的机会还不成熟，我乐意躲在书斋，读者会从我的文字中发现我的不亚于做战士的价值的。”龚明德先生就是一位斗士，他爱较真儿，他的斋名“六场绝缘斋”本身就是在与世俗较真儿。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他，还毅然跳槽，离开工作了25年的出版社，到一所高校带研究生做学问去了。跳槽并不是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而是在特定的环境里无法更好地发挥自己。他做编辑从不去迎合大众口味，而是专做一些为小众服务的，有益于文化传承的工作。龚明德先生说：“一个文化人如果不在文化上显示自己的富有和高贵，那正好上了世俗的当，步入庸常一途了。”龚明德先生是位“不合时宜”的性情中人。

    在龚明德先生的引导下，我先后结识了流沙河、车辐、张放等成都的作家、学者。流沙河先生为我主持的报纸读书专栏“泰山书院”题写刊名后，为报纸增添了亮色。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四个字写得稳当，我自己就是从刊物上剪下来保存的。”当我的《秋缘斋书事》将要付梓时，请流沙河先生题签，很快就收到了他寄来的繁简两种字体的题签。他一直在关注着“泰山书院”，在他的文章中也几次提到这份报纸。

    车辐先生在二战时期就是非常活跃的名记者。乙酉年秋，他给我来信说：“老夫现年九十又二。几年前患脑溢血，导致左瘫痪，成了半残疾人了，靠轮椅出行，又于前年患脑梗阻，语言也发生阻碍，总之不得安宁。所幸天道酬勤，得病以来从未断笔，兴之所致，也写上几笔，遣兴耳。更多的时间是看书，易疲乏，岁月不饶人。”他寄来一张名片，正面有先生头像，背面有一方印：“不可救药的老天真”。他用笔作了注释：流沙河为我起的外号。车辐先生期颐之年仍笔耕不辍，并在我所主持的报纸上开设了专栏。

    与张放教授联系了几次均无回音，原来他去韩国访学了。回国后马上发来邮件邀我到成都与朋友约集品茗。张放教授在谈到叶灵凤时说：“一个人这样孜孜不倦地与书为友一生，吃的是书，吐的是书，纵真的变成条‘书鱼’，也于生无憾，于世无羞了。”张放教授本身就是孜孜不倦地与书为友的“书鱼”。

    因为与成都名士的交往，继而喜欢上了成都，遂密切注意与成都相关的信息，了解成都人闲适的生活方式。不时地想象着，哪一天去成都，跟龚明德先生到草堂寺淘书；去大慈寺茶馆听流沙河先生摆龙门阵；到叹凤楼向张放教授请教新文学版本知识；去反动居与冉云飞品茗聊书……

    每当在电视上看到成都的镜头，我就想起，在成都有我的师友龚明德、流沙河、张放、冉云飞……心里便充满了温暖。

    锦官城啊，你让我魂牵梦萦……

    2008年5月8日夜于秋缘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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