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为何只做小买卖

    老北京商业源远流长、积淀深厚，鹤年堂、便宜坊、六必居等传承数百年，具有独特的文化底蕴，然而，这些老字号却未能做大，始终没能脱离小买卖的范畴。是什么限制了这些企业的成长呢？

    首先，有制度的原因：老北京商业多是无限责任，企业倒闭了，欠债依然要还，实在无力承担，经营者会被关进监狱，这和西方工业革命初期情况差不多，令普通人视商业为畏途，既不敢贸然吸纳投资，也不敢轻易扩大规模，一有盈利，便去买田置业，转向更安全的投资方向。故本地商人干不过外地商人，而外地商人做大了，便收手回乡当地主，无法形成有效的资本积累。

    第二，有市场的原因：在农耕时代，市场需求小，制约了企业发展，明代外贸出口曾是一个显著的亮点，造就了许多富豪，这与明代重视商业相关，1397年，朱元璋曾下谕说，“朕即位三十年，西方诸国的商人到明朝进行贸易”，“朕再次重申，明朝官吏百姓不得恃强欺谩外国商人”。但1510年起，明实行“海禁”，不允许私人进行海外贸易。清初禁海更严，1684年才解除禁令，出口受阻，商家发展被遏制。

    第三，有产品的原因：老北京商家贩卖的多是手工制品，产能有限，质量不统一，一旦规模扩大，企业反而危险。比如茶叶出口，本是拳头项目，生意规模扩大后，管理跟不上，市场上假冒伪劣泛滥，影响了消费者的信心，到清末时，中国茶叶出口被印度超过。

    第四，有资本的原因：从明代到民国初期，长期没建立起有效的银行体系，企业融资困难，在很长时期内，只能依靠美洲白银作为交易中介，据顾炎武记载，清初时市场所用白银十之七八来自海外，一旦白银外流，必然导致“钱重物轻”，引发通胀，清代末期，在鸦片的冲击下，社会财富逐渐被剥夺，走向贫困化，到后来，除了外资、官资之外，民间资本所剩无几，即使全力投入，也难以组成大型企业了，虽想“实业富国”，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五，有外来冲击的原因：在1900年前，中国严禁私人设厂，因甲午之败，清政府被迫允许日本人在华私人设厂，这就让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廉价污染成本等优势也一并丧失，日本投资一度占据了老北京商业的绝大份额，限制了本土企业的发展空间。

    人天生就具有经济理性，只要条件适宜，就会努力把企业做强做大，但在传统社会中，专制者特别忌惮私人企业，担心其实力增强后会威胁自己的统治，故横加限制，加上封建制度高度腐朽，贪官污吏层层克扣，官方资本与民争利，垄断企业窒息竞争，最终老北京商业只落得表面繁荣，市面热闹，却无法做大做长久。

    清代驸马“工资”低

    皇亲国戚，自古被认为身份高贵，过着花天酒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生活。但事实上，其中臆测与传说的成分颇大。明清两代，绅权为了制约皇权，往往对皇家特权进行夸张宣传，以形成舆论压力，这便在人们的思维中形成了定式，以为皇家必然是骄奢淫逸、奢华无度的，其实并不完全如此。至少明清两代，驸马的日子就不怎么好过。

    驸马是汉武帝时设置的官职，全称“驸马都尉”，负责车马。西汉时，辛道度路遇一女子，自称公主，愿以身相许，并以金枕为信物，但此女已去世甚久，皇家发其冢，随葬各物皆在，唯失金枕。此说离奇，但汉代迷信，以为辛道度感动了逝者的灵魂，便封为驸马都尉，以后历代沿用。驸的本意也是马，过去三马拉车，左右两边的马叫“驸”，掌驸工资高，年俸两千石，但职权不大，适合姻亲担任。

    “考状元，娶公主”，这在民间流传颇广，甚至成了下层读书人的梦想。但历史上留下姓名的状元839人（含武状元），当上驸马的只有唐朝郑颢一人。古人学业需“十年寒窗”，科举三年才一次，真考上状元，早过婚龄。以明中后期为例，驸马年龄在14—16岁之间，平民已无入选机会。

    明代驸马可享受公主每年二千石的禄米，子孙世袭，尚算风光。清代就较艰难了，固伦公主（即皇后生的女儿）每年给银不过400两，米400斛；而驸马（清代称为额驸）为300两，米300斛。乍一看，清一品大员年薪才180两，驸马收入也不算少，但一品官有养廉银拿，此外有“炭敬”、“火耗”等灰色收入，年入万两都属罕有的清廉，这样一比，驸马只能算低收入阶层。清代下嫁蒙古的公主颇多，这些“额驸”的工资更低，还不足“满洲额驸”的三分之一。

    清代工资长期不变，后期物价腾贵，加上白银外流，工资无法足额发放，驸马生计日渐艰难。光绪时，甚至有驸马与仆人合伙，到玉器店行骗，店主惧怕驸马权势，只好自杀，幸未遂。其实驸马有多大权势呢？听说要出人命，吓得驸马又把骗走的东西乖乖地还了回去。

    成为驸马，皇室免费提供府第，但驸马只有居住权，没产权，公主去世，府第必须归还，驸马如续弦，工资与爵位还会被革除，连皇家所赐的嫁妆、珠宝等，也一并归还，但娶妾不在此例。

    收入少之外，生活上还有诸多限制，清代公主与驸马不能同席饮食，公主去世不入驸马祖坟，也不与驸马合葬，性生活更不协调，此外，驸马娶公主不能叫娶，叫“尚”，听着就卑贱，故贵族人家往往以子弟当驸马为耻。

    对皇亲国戚设置较多限制，以防止他们利用身份窃取并滥用权力，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从而危及皇权，清代统治者对此还是很警惕的。

    老北京房价不便宜

    房价，与生活息息相关，那么，老北京的房价如何？从整体上看，北京房价一直较高，但也有相对低的时期。

    清代没有相关统计数据，只能根据具体案例来判断。比如乾隆十二年，太平湖东（今新街口一带）七间半卖出价为85两。当时普通旗兵的工资是每年12两左右，要买这样的房，得7年多，加上契税（清代一般为9%，光绪时一度为3.3%）和中介费（3%）等因素，需要时间更长。此外，还需考虑家庭开支的状况，老北京绝大部分开支在饮食，直到解放初期，仍占收入的80%。旗兵每年有20斗禄米（约250斤），如果家庭人口多，还要另行买粮，想买房也不那么容易。

    一些文章用米价来换算当时工资水平，有失客观。因为在小农经济的背景下，米价波动最为剧烈，甚至相差百倍。

    民国初期，北京房价相对低迷。一是房屋供给量大，特别是定都南京后，各机关南迁，空房更多，二是城市人口少，需求有限。据1929年《土地房产评价暂行规则》，当时北京城区各类建筑物，每间价格从300元到25元不等，郊区为260元到20元不等。其中洋楼最贵，城区普通瓦房一间只要100元。到1933年时，甲等瓦房也才160元一间。

    以鲁迅先生为例，1919年在八道湾买了“三进的大院子”，只花了3675元，相当于他十五个半月的收入，1925年，鲁迅又在阜成门内购买了一套小四合院，不过800元左右。但两次置业的位置都非“黄金地段”，且房屋质量不高，皆为不合“规矩”的四合院。特别是后来的“老虎尾巴”，地处顺城街，邻居多为贫民。鲁迅在当时属中高收入阶层，他置业尚且如此将就，对中低收入阶层而言，即使房价不高，也多是可望而不可即。

    1941年起，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北京房价飞涨。根据1946年1月抽查，当年瓦房最高交易价每间2.4万元，最低7千元。可到6月，瓦房每间最高交易价已达17万元，最低3万元。到1947年，瓦房最高价每间308万元，最低56万元。到1948年，因通货膨胀过于猛烈，只好每2月发布房地价指数，普通房产交易已基本不使用货币，多以黄金、布匹来交易。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房屋买卖按白布计算价格，每间平均为“大五幅”白布40匹左右，地点好的普通四合院可卖四五百匹“绿阳光”牌白布，有的可达千匹以上。

    京城居，大不易，自古皆然，要解决这个问题，需城市发展的进一步提速。

    老北京为何东富西贵

    老北京“东富西贵”，此说流传甚广，但究竟何意，争论颇多。

    概括起来，有三种说法：第一，东和西指老东城区和老西城区，因清末东城区多商家，西城区多王府。第二，西指老宣武区，东指老崇文区，因清制汉人非功不得居内城，故汉吏多住崇文，他们与商人暗中勾结，多成富人，而汉官多住宣武，清室为汉功臣赐第也多在此。第三，指前门大街，它东边多票号、大买卖，故称富，西边多会馆、戏园等，故称贵。

    那么，究竟哪个说法更准确呢？

    首先，要看“东富西贵”说从何时开始流传。一说为明朝，一说为清末，但后者更有道理。因清代城市规划巨变，内城皆为八旗驻地，就算明代有过“东富西贵”，至清也完全被推翻。

    其次，既然清末才有“东富西贵”说，则不可能指前门大街，前门大街明代时商业已很发达，当时它东边多是粮店，也谈不上“贵”。前门大街原本宽阔，但游商占路交易，后期甚至修建房屋，使前门大街窄了一半左右，如果是“贵”，岂敢如此操作？此外，东边的大栅栏一带也很富。

    第三，老崇文区商贸发达，这是事实，但老北京好几个城门附近都有商业区，清末老地安门一带之繁荣并不亚于前门，内务府几个重要的采买部门都在此办公，官商结合尤其密切，只因后来前门修了火车站，地安门才相对衰落。可见，当时崇文区和宣武区未必“东富西贵”。

    由上分析可知，“东富西贵”应指老东城区和老西城区，这在典籍中也可得到印证，最早记录此说的是清末学者震钧，此后崇彝在他的名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也有讨论，他认为“西贵”说无据，并罗列了东城尚存的27所王府与官宅，多于西城的20所。他认为，因西城荒凉，与东城有差距，提“西贵”是为了衬托“东富”。

    而老崇文区和老宣武区为“东富西贵”的记载，出自民国，很可能沿用了清末的传说，附会以当时北京城的状况。当时崇文、宣武迅速发展，已成北京城市重心，传统的东城区、西城区相形见绌。

    那么，崇彝认为只有“东富”没有“西贵”是否正确呢？这可能是他忽略了什刹海的因素，那是北京城唯一不属于皇家的水源，从明代起，沿岸便是官家宅院首选地，只是它不断干涸，于今已失三分之二，故许多官宅被淹没在胡同中，什刹海沿岸王府非常多，故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沿水而居，必为贵人。“西贵”说可能是这种记忆的体现。

    老北京当铺心太黑

    提起老北京的当铺，人们印象颇差，一直以来，被称为是“残酷剥削劳动人民，乘人之危，投井下石的行业”。这固然是事实，但老当铺行业能生存发展，其背后也不无理由。

    对老当铺评价不高，源于两点，一是服务差，二是盘剥重。

    服务差，传说当铺是囚犯发明的，故内部设计、管理模式无不模仿监狱。老北京做生意讲和气生财，但当铺却恶声恶气，且当面说谎，故意将好东西说成是坏的，压低价格。此外还有一套“春点”（黑话），外人根本听不懂，“当票”书写也是龙飞凤舞，无法辨识。

    盘剥重，老当铺一般是五分利，此外还有很多霸王条款，东西只要进了当铺，当天取回也要按一个月计利。

    蛮横如此，老当铺底气何在？其实很简单，有官家在背后支撑。

    清代规定“官不与民争利”，官员不能参与商业活动，但他们聚敛的财富需要保值，故私下寻觅代理人开字号，名为私营，实为官本。老北京商业中，宫廷经济比重甚巨。皇家曾严厉打击，也处理过和砷等大案要案，但震慑效果有限，加上皇族自己也从事这种勾当，管理者难下杀手。

    有权力做后盾，故清代钱庄业曾极大繁荣，当时有钱人的标志是“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陞，腰缠四大恒”，所谓四大恒，即四大钱庄的银票，四家中最大的是恒和刘家，一度与胡雪岩并称为“南胡北刘”，背景是那桐和增崇。

    然而，权钱结合只能诞生怪胎，既然靠吃利润就能盆满钵满，谁还会拓展服务呢？谁还愿意通过加大流通来获利呢？随着西方银行的进入，传统钱庄的弊端尽显，其贷款利率普遍高出银行三倍，根本无法竞争。

    竞争失败，刘家等钱庄便转向了当铺。当铺面向中下层人民，流通很小，现代银行看不上眼，而官商结合，又提供了暴利的基础，这给老当铺畸形发展提供了土壤。

    清盛期，政府对当铺管理严格，以防富人盘剥太过，引发社会动荡。故老北京当铺最初都是官营，服务人员都是官家的人，自然将官场习气带入行业中，对待顾客有如对待草民，态度异常恶劣。至晚清，虽私人经营，这个传统依然被传承下来，因为各当铺也都背靠官家，没必要对穷人客气。

    当铺业对国民经济发展本有利处，但旧社会穷人处于最底层，有委屈、受剥削也无处申告，只能任由奸商、贪官宰割，而这样养肥的当铺表面阔绰，但服务水平低、应对风险能力差，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倒闭无数。

    老北京当铺业的失败，证明权力豢养的企业不仅起不到推动经济进步的作用，反而会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毒瘤。

    清代官饭不好吃

    升官发财，这是古人几千年的梦想。但官饭真那么好吃吗？从资料看，至少在清代就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平民当官不易，虽有科举，但考上功名，还要等职位空缺，机会极少。就算通过殿试，一般也是进翰林院坐冷板凳，每3年还要末位淘汰，曾国藩当年就差点被淘汰掉。

    其次，当了官，收入也很低，清代7品官年薪45两，米22.5石，和骑兵相当，且百年没涨工资，但能享受“福利分房”，九品官给房3间，也是个小四合院。

    第三，办公条件极差，所谓“官不修衙”，当官总在流动，谁也不愿给后人栽树，所以清末时机关房屋大多破败。

    第四，上班是个苦差事，清代家法甚严，早朝安排在卯时（早晨五至七时），无故缺勤是大不敬，缺一天打20小板，凑够35天判一年徒刑。清制汉人非功不得住内城，大臣们只能早起床，赶着去上班。明代北京尚有路灯，魏忠贤时以防火为名取缔了。路黑难行，为防备摔伤，下层官员只好等在东华门外，因大官上朝有牛角灯，可跟在后面，借它的光亮上朝。

    第五，平时没休息日，只是每年春节前后休一个月，好在下班时间较早，冬天是下午三点，夏天是下午四点，中间有午休，时间安排较宽松，有时能一直休到下班。早朝后，皇帝会请重要官员吃午饭，即“退食”，退食后的时间较闲散，很多人用来看书写作，因此出了不少“退食录”，都是上班时间干的私活。但进了内阁，就没这么舒服了，皇帝晚上会召见，此外还要值宿。历代内阁对此深恶痛绝，常托病请假，宋代多借口肚子疼，所以值班手册又叫“害肚历”，明代多借口感风，值班手册被戏称“感风簿”，清代则多借口“感冒”，意思是感风已经“冒”出来了，不休息不成，由于常用，感冒居然替代了感风，成了疾病的正名。

    明清皇帝对官员很苛刻，对奴才却宽松，清代高级太监都是上半天班，休一天半，比大臣舒服多了。除收入低、工作累、没休假外，官员压力还很大，比如奏折不能写错字，举止要合礼仪，工作出错还会受重罚，如此不近人情，谁还当官呢？

    清重“家法”，制度建设上过于理想化，与现实脱节，表面上看很严谨，但实际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根本贯彻不下去。据统计，清代官员的总贪污额，约等于薪金收入的14至22倍，皇帝不发钱，官员们只能自己找补，不仅败坏了风气，办事效率也大大下降。清末曾国藩剿灭捻军，军费报销居然成了难事，因为户部没见贿赂，不肯通融，要求交纳8万两白银的“部费”。曾国藩一气之下奏请皇上特批军费免审核，直接报销。但人在官场，不能不遵守潜规则，曾国藩特别声明，审核虽免，8万两贿赂照交不误，对此，连皇帝都只能假装看不见。

    老北京的银子去哪儿了

    白银，是古代的货币，直到民国才退出流通领域。据古籍记载，老北京地处天子脚下，民间所藏白银极多，可今天马蹄银已成罕物，令人好奇：老北京的银子到底去哪儿了？

    以白银为货币，自汉代即已开始，但真正流行始于明。因中国贵金属产地很少，经常出现“钱贵物轻”的局面，汉武帝时，因财政支绌，一度以鹿皮为货币。

    用贵金属为货币，很容易流出，比如贞观时铸造的铜钱，在中亚各国都有出土，因其分量重，铸造精，被商人带回储值。货币离开市场，自然引发货币稀缺，唐代外贸发达，这个问题尤其严重，一度用帛充当货币，规定交易中必须60%使用它，但帛一旦裁剪，即成废物，这迫使政府考虑用纸币来替代金属货币。

    发行纸币，对信用要求较高，唐中后期长期用兵，不得不增发纸币，以变相掠夺人民，结果信用一落千丈。宋代一度建立了类似现代央行的制度，并有充足的准备金，但不久亦因政府财力负担太大，步了唐代纸币的后尘，明代朱元璋发行“宝钞”，也很快衰落。

    古代中国皇权独大，无人能约束，一旦拥有造币权，可通过信用换取民间财富，他们很难战胜自己的贪婪，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币的国家，但经过近千年努力，却一直没成功。

    货币不够，大大制约了商品经济发展，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征税成本增高，只能收实物。到明代时，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为明清经济高速发展带来机遇，统治者干脆因势利导，不加干预。故直到清晚期，市场上白银的标准都异常混乱，北方盛行马蹄锭，南方通行方槽、砝码、圆碗、牌坊锭等。

    光绪三十二年，北京26家有户部执照的炉房（私人造银处）共同上书，要求统一民间用银制式，遂定珠宝市等26家店为官炉房，只出十两锭，上加“十足色”戳，因制式统一，遂在全国流行。

    需要说明的是，这10两不足今天的一市斤，清代一两相当于37.5克，当时一斤16两，相当于今天1.2市斤。

    1913年，因大量低劣银锭冲击市面，珠宝市公议局遂在银上改戳“公议十足”或“公十足”，第二年即废两改元，故这种白银今天尤为罕见。

    老北京民间藏银颇多，清代明码标价，捐一个道台需13120两白银，可见当时白银流通量之大，今天这些白银哪去了呢？

    首先，白银在古代也是贵金属，普通老百姓手中并无多少；其次，清中后期白银大量外流，民间所剩无几；第三，上世纪30年代时，美国放弃银本位，转行金本位制，市场风传是白银紧张导致，故引发国际市场银价剧涨，国内持有者大多顺势抛出套利。当然，近代中国社会的贫困化，也是白银渐少的重要原因。

    北京为何这么多“窑”

    翻开北京地图，会发现很多老地名中都带个“窑”字，北京需要这么多“窑”吗？难道老北京城是个大工厂？其实很简单，就像新北京地名中许多带“桥”一样，“窑”在过去人们生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不亚于今天的“桥”。

    明成祖为“震动北方”，迁都北京，因城市建设需要，大量山陕工匠涌入，北京的“窑”渐渐多起来，多集中在南城，当时这里砖瓦匠较多，形成了“大北窑”、“刘家窑”等。

    “窑”主要生产砖瓦，是旧式建筑的必需品，砖瓦容易损毁，窑厂需不断生产，以满足维修的需要，因此窑厂生存相对容易。比如清末民初，潘家园（原名潘家窑）一带砖窑鳞次栉比，达到了近百家之多。

    然而，烧窑需使用粘土，窑厂开设后，往往就地取土，作为原材料，一旦周边的黏土被挖光了，窑厂就会被废弃，窑主只能另寻更好的地方开窑。随开随弃，所以北京的窑特别多，而叫“窑”的地方也特别多。

    北京比较著名的“窑”有：

    大北窑：尽管名气较大，但历史并不太长。1939年侵华日军在此挖坑取土、建窑烧砖，称大北窑。日本投降后，一些窑厂仍保留了下来。

    黑窑厂街：明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在北京建造宫殿，修筑城墙时，工部设了5个窑厂，黑窑厂就是其中之一，专门烧制城砖，因烧出的城砖为青灰色，俗称黑砖，故称为黑窑厂。

    刘家窑：自明始，这里开了许多砖窑瓦厂，当时这里是城外郊区，取土、用工相对便宜，周边又有水源，所以是窑主们首选之地，据传一家窑主姓刘，世代烧窑，他家烧出的砖瓦成色好，不易碎，人们慕名而来，以后附近渐形成村落，称为刘家窑村。当年烧窑取土，留下了许多大水坑和洼地，上个世纪60年代后才逐渐填平。

    大瓦窑和小瓦窑：明修北京城时，在此烧瓦。大瓦窑在小瓦窑西南，规模较大，明代成为“瓦窑”，而小瓦窑原称“瓦窑头”，也烧瓦，但规模小得多。

    北京以“窑”为地名的，还有崔家窑、鲍家窑、邓家窑、严窑、魏窑等，都是因窑主姓名而取名。

    延庆县称“窑”的地名最多，目前保留下来的地名有20多个，因为明朝为了防御外敌入侵，在八达岭以北修了许多城堡，城砖就地烧制，推动了窑业的繁荣。

    老北京还有专门烧盆的窑场，俗称“盆窑”，最知名的是延庆的盆窑和丰台的白盆窑。

    颐和园南有“后窑”，修颐和园时，在此烧砖瓦，窑工多来自山东。颐和园竣工后，一部分窑工在此定居，颐和园的正门是北宫门，按“北”前“南”后的顺序，这个窑场得名“后窑”。

    清代北京人怎么拿工资

    “躺在天子脚下吃皇粮”，这话不好听，却是清代许多老北京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当时他们中拿死工资的占了绝大多数。

    清顺治四年（1647年）时，北京城共65.9万人，其中八旗近40万，加上奴仆共48万，到光绪年间，满汉内外城分治界限已模糊，但内城人口67万人中，汉人只有3.5万。

    从理论上说，只要在旗，清政府都会负担其生计，所谓“生则入档，壮则当兵”，旗人不能从事农工商等职业，只能当官、当差或当兵，靠死工资过活，此外，每丁（成年男子）给50亩地，算是上了份保险。

    那么，这份死工资究竟有多少呢？

    据记载，清代一品大员年薪是1.8万两，从九品小官是32两，比御用铜匠收入还低。

    官小俸薄，不足自养，所以政府每月还要发粮食，两者合称“钱粮”，当时粮食多从南方漕运而来，路途遥远，加上库房周转等弊端重重，下层官兵很难领到新粮，故有“旗人吃老米”的说法。考虑到收入微薄，无以维持体面，清中期后，除钱粮之外，略大点的官还会发“养廉银”，一般是每年40两，近于今天的“绩效”、“岗位津贴”之类。

    清代奉行的是标准的“小政府”政策，收入有限，却要养活这么多人，并非易事。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收入要求水涨船高，到光绪时，普通步兵的工资已涨到每年17两，外加20斗米。吃工资队伍日益庞大，成了沉重的负担。此外，漕运自咸丰时便已不畅，粮很难按时发放，只能折钱，进一步加大了财政压力。

    为应付财务危机，清末政府只好乱发货币，引发了一轮又一轮通胀，此外，拖欠工资的情况经常发生。咸丰时期，普通军人只能拿到六七成工资，其中一部分还是严重贬值的铜钱，甚至还有难以流通的铁钱，这给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军一触即溃，毫无战斗力，固然有指挥无方、武器落后、体制腐败等原因，但与士兵工资低，饱受克扣，也有一定关系。

    “大锅饭”毁掉了曾经战斗力极强的八旗军队，据清末驻华的俄罗斯武官记载，当时，这些终身制的军人没有统一的军装，缺乏必要的训练，射击时不会瞄准，缺乏纪律性，站岗时甚至将步枪交给看热闹的老百姓玩，自己则躲到一边去晒太阳……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再次诏裁旗饷，最普通的旗兵每季发俸米一袋约155斤，月饷银一两，已不足糊口，到清亡前夕，已有数十万旗民沦为饥民。

    看来，靠拿死工资，终究不是办法。

    铁路成就了老北京

    北京城已迈入“高铁时代”，在历史上，老北京与铁路曾结下不解之缘，正是借助铁路的力量，老北京才最终从传统城市转型为现代城市。

    城市与交通息息相关，即使是封建统治者，也很早就意识到交通的重要性，故大力发展漕运，明清两代，漕运为国家根本，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正是因英法联军接近大运河，清政府不得不妥协。此后海运替代漕运，大运河逐渐荒废，天津得以崛起。

    1825年，世界第一条正式铁路正式运营，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宣武门外修了一条600米长的铁路，来回行驶，以宣传铁路的作用。

    然而，铁路的巨大震动与噪音引来人们不安，加上铁路运输成本较漕运贵，这条铁路修建事先也未经审批，故被拆除。

    1876年，英商在上海附近以开路为名，私自修了一条小铁路，即吴淞铁路，当地官员怕承担责任，竟用巨额资金将其赎回、拆毁。这条小铁路只运营一年多，赎款之高，令投资各国发了大财，是比利时当年最大一笔外贸收入。

    1888年，李鸿章终于说服慈禧，在中南海、北海内修了一条小铁路，因路过交通要道，故三处设置了活动铁轨，开车前临时铺轨。如此劳民伤财，却未能讨好，慈禧嫌噪音太大，不允许使用蒸汽机，改让太监拉火车。

    其实，林则徐等人当年已向国人大力介绍铁路的原理与作用，可惜清政府反应太慢，一误再误。其中原因，一方面是执政者太保守，另一方面是国家管理能力差，修铁路要占地，而当时乡村到处是祖坟，极易引发恶性事件，为稳定局面，只好放弃。

    铁路之禁打破后，迸发出巨大能量，特别是关内外铁路，年盈利700万两白银，是整个直隶省赋税的3倍。

    从禁铁路到看到其价值，清政府态度180度大转弯，不顾国力地发展铁路，允许民营公司进入，并特批这些公司在当地有征收“捐纳”的权力，遗憾的是，这些“民营”都是官员在操作，一年内同时开工14条，结果路没修成，反而滋生了大量腐败，这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老北京在铁路建设上，由于先行一步，故受惠最多，直接带动了前门商圈的崛起，作为南北物流的中转站，北京吸引了大量的人才，遂有“天津货全，北京人全”之论。火车带来外部世界更丰富的信息，故老北京有“小留洋”之称，想留洋开眼界的人们，往往先到北京来获取新知。

    老北京砖头后面看穷富

    砖，建筑材料的一种，在今天再普通不过，但在老北京，砖可不是便宜东西，从砖上最能看出一家的穷富。

    国人周代已开始用砖，而且是空心砖，设计样式颇摩登，与现代空心砖相去无几。但古代的砖多用于陵寝，因为太贵了，非特殊场所用不起。连盛唐时长安城的城墙，也只是夯土而成，只有城门表面才可以用砖。

    烧砖，一是要用黏土，良田的黏土层被挖走，则浇水不再存留，无法种植粮食。二是古代燃料有限，尤其是北方，森林少，唐代长安为解决炭荒，不得不鼓励居民路边植树。宋代煤炭广泛应用，才解决了这一瓶颈。但直到元大都，城墙也还是夯土而成，城门用砖包裹，这种砖形制小，被称为小城砖，如今难得一见。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考虑到来自草原的威胁，始在城墙外包砖，这种砖重14公斤，形制大，又叫大城砖。它们产自运河沿岸，以山东临清为多，因临清土质好，黏土比例高达60%，制出砖硬，且不易裂。

    为保证城砖质量，明政府规定只能用柴火烧，因温度低，烧出来的砖更均匀、紧密，但成本太高，一窑砖要烧一个月，用柴八九万斤。

    公共建筑的砖讲究如此，皇家就更别提了，比如故宫里铺地的金砖，取土自苏州郊区，从土变成砖，需要两年。最后的打磨工艺尤其麻烦，磨后入桐油浸泡，成品光可鉴人。传说一块金砖价值一两黄金，故名之。其实这个说法想当然，清代黄金价格非常高，最便宜时一两也值30两白银，显然非一块砖的价格可比。金砖或为“京砖”的谐音。还有一种说法是它能当磬敲，声音嘹亮，类于金铜，故称“金砖”。

    至于老北京富人用砖，则讲究磨砖对缝，就是把砖磨得像镜子那样平，用它来砌墙，要求砖与砖之间，插不进一把刀子。这个工艺很辛苦，磨砖又叫“五扒皮”，对缝的灰浆更讲究，所谓“九浆十八灰”，最高档的要加面粉、江米、桐油、盐卤、血料、棉花等。

    磨砖对缝需大量人工，普通人肯定花销不起，中等人家盖房子，多讲究用整砖头，否则就显得不够档次。至于穷人，只能用“擦屁股砖头”，就是拆房子剩下的老砖头、碎砖等，把边缘磨平，勉强拼凑使用，不仅难看，而且不结实，因为原有的浆料不能脱尽，导致表面不平整，影响了新浆料的黏合效果。但比使用土坯墙，还是要舒适一些。

    传统建筑的墙基本不起支撑作用，所以才能“墙倒屋不塌”，这就给了能工巧匠们更多的施展空间，让简简单单的一堵墙，也能炫出许多的个性来。

    不应遗忘的“京帮”

    说起传统商业文化，“晋帮”、“徽帮”人们耳熟能详，但在历史上，还有一个“京帮”，它曾扬名北方，在对外贸易中地位举足轻重。

    京帮崛起与清代中俄贸易息息相关。古代中国以自给自足式的农业经济为主体，商业相对简单，多是朝贡贸易和边贸。朝贡贸易是各国以进贡为名义，带“贡品”进京，获取赏赐，但“赏”重于“供”，日久天长，朝廷负担不起，只好允许将多余的“贡品”在京城等地销售，即所谓“贡市”。清例朝鲜年入贡四次，但实际次数远比此频繁。

    自唐代起，中国沿海边贸发达，明清至顶峰，贸易顺差达300年，造就了江南繁荣，但清初为海防计，实行了较严格的“海禁”政策，这使各国商人只能依赖“贡市”。

    众所周知，清乾隆时英人马噶尔尼希望与中国建立边贸，因礼仪之争，最终未能成功。

    之所以拒英邀俄，因英商屡雇用中国商船走私，且清顾忌海患，再加上马噶尔尼使团人数众多，沿途绘制中国地理图形，打探信息，这引起清政府高度警觉。相反，康熙在尼布楚打败了俄军，并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允许互市是一种加恩的方式，所以“贡市”一直保留，按规定，每次俄方不得超过200名，3年1次，但事实上最多曾达800余人，还不算其中雇用的大量中国人，且进贡年限也远比约定的时间密集。

    由于中方参加贸易的人员必须得到清政府认证，这使老北京人得以捷足先登，在张家口、恰克图等中俄贸易中心，形成了显赫一时的“京帮”，康熙时有30多家，到道光时已达260多家，年出口茶叶达2293吨。雍正六年（1728年），仅北京周边地区的土布对俄出口额已达44000多两白银，京庄经营的烟叶甚至出口到了东欧各国。

    但“京帮”到后期渐被“晋帮”取代，一是边贸太辛苦，春去冬回，沿途地理条件又差；二是晋商同乡意识强，彼此团结扶助，往往是共同出资共同经营，资本实力更雄厚。此外，传统中国商业与生产紧密结合，而北京本地并无丝、绢、茶、布、瓷等产品的生产优势，加上城市手工业又不够发达，只能做转手贸易，利润小，在与其他商帮竞争中处于劣势。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传统商业秩序被破坏，“商帮”渐渐转化为买办，津、沪、穗等沿海城市崛起，“京帮”本已衰微，无力再应对这一冲击，只能渐渐走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京帮”曾有的商业文化、经营理念、管理技巧等，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应引起今人重视。

    老北京的“十八台”

    在老北京文化中，平民文化、皇家文化传播最广，而商业文化却因种种原因，渐渐淡出了集体记忆，今天知道“十八台”的人，已寥寥无几。

    “十八台”在前门外珠宝市街路西一个小胡同中，即“钱市胡同”，那里是北京最窄的胡同，平均宽仅0.7米，最窄处0.4米，平常人需侧身才能经过。每到早晨，这里是北京钱商、银商会聚之所，是清代响当当的金融街。

    古代中国贵金属匮乏，政府法定货币为铜钱，但铸造量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唐代、宋代都出现过严重的“物轻钱重”的问题，铸造质量好的铜钱往往被私藏，进一步加重了货币短缺。

    明清两代，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才解决了通货不足的问题，明代张居正推一条鞭法，农民改用银纳税，刺激了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清代，市场经济高度繁荣，问题也逐渐浮现了出来。白银基本依靠外来，政府无法控制，一旦白银外流，必然引发通胀。但清前期、中期因茶叶、瓷器、丝绸等大量出口，白银长期入超，这一隐患未能引起重视。到了清中后期，茶叶种植技术被盗，加上国产茶商不重质量，欺骗外商，遂使印度成了茶叶主要出口国，此外，中国丝绸受到日本的强力竞争，鸦片、洋布大量进口，白银外流给中国商业带来沉重打击。

    中国流通的银多来自国外，故制式不统一，成分驳杂，好在政府铸造的铜钱相对稳定。但到咸丰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中央政府铸币所仰赖的云南铜矿无法运输，只能自行铸造“当千”、“当百”、“当十”大钱，用料差，大量掺铅，价值却标得奇高，自然被市场拒绝，只有“当十”勉强进入流通，仅值两个制钱。咸丰坏了钱法，各省为了自己利益，也趁机私铸货币，古代中央政府对各省约束力甚小，遂使市场上银、铜皆乱。

    于是，钱市应运而生，可货币种类太多太乱，非专业人员不能辨识，故银商和钱商都需找钱经济人。钱经济人有政府颁给的牙帖，相当于营业执照，属专利经营，钱经济人设有钱案子，各方商人来此洽谈，到清末时，钱经济人限定为18人，故钱市只有18个钱案子，这就是所谓的“十八台”。

    别小看“十八台”，它对整个北京金融市场有着巨大影响，钱案子论“炮”，一炮银是53两，一炮钱是750吊，但价格每日浮动，即所谓“银盘”，每笔交易，需付手续费2吊。在老北京钱市上，除了钱经济之外，还有钱车子，即帮人兑换银票的商人，但只兑北京内外城银票，一炮银的手续费是240文。

    民国建立后，拥有私铸权的“炉房”不再有造币权，纷纷转行，钱市逐渐变成商业街，一段传奇的历史渐被尘埋。

    老北京商业诚信从何来

    老北京商业诚信名闻遐迩，一度成为城市名片。用今天的眼光看，颇具传奇色彩。

    俗话说“逢商必奸”，按说商人们是有条件“奸”的。首先，老北京商业以小买卖为主，欺骗消费者的成本并不高；第二，外地生意人居多，他们结成了各种团体，并不惧怕消费者；第三，政府管理不力，很少主动介入商民纠纷，在维护市场公平方面作为甚少。

    那么，为什么老北京商业却能保持良好的口碑呢？

    其实，每个经商者都希望把生意做大，要做大就要雇人，再奸诈的老板，也希望伙计对自己诚信，所以任何一个商业体，诚信都是最基本的价值观，因为人们靠诚信而聚合，因奸诈而分崩离析。

    老北京商业外部环境差，政府不提供信用、安全、秩序等方面的保证，商家便自己想办法。一方面，利用熟人社会来强化诚信，老北京的店铺中，员工必须有人担保，没担保人连学徒都当不上；另一方面，用共同利益来维系，老北京的店铺普遍采用了分红制，一般规矩，东家拿60%，大掌柜30%，账房先生与员工总计7%，大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此外，当时商家的信誉高度依靠民间口碑，民间口碑没人授牌颁奖，也没人保护认证，一个负面声音就可能令几代人的积累前功尽弃，故经营者倍加珍惜。树立一个口碑，等于招来无数的监督者。

    再有就是文化浸润，老北京注重礼仪修养，在这样的氛围中，商家自然不敢逾矩。他们明白，只有迎合世风，才能赢得顾客，故商家在待人接物方面有非常严格的规范，特别注重员工文化修养的培养。

    当然，老北京商家中也有急功近利之辈，但与整体相比，他们难以形成气候。

    干预少，商业便能按自身的逻辑去发展，人是有经济理性的，几番社会博弈，市场就能给人们以明确的信息：只有遵守公共规则，才能使个体利益最大化。于是，无需过多教导，人们自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老北京商业的成功很好地说明：只要对人性有信心，放开往往会比管死强。

    值得注意的是，老北京商业虽繁荣，但与今天相比，只实现了低水平的平衡，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首先，稍微有一点规模的企业往往有权力背景，越到高端，便越缺乏竞争，失去了创新与自强的精神，故能做大却做不强；第二，制度环境太差，权力太不作为，以度量衡用的秤来说，老北京竟达10多种：库平用来纳税和官方买卖，公砝平是外商使用，市平在丝绸、洋货界通用，京平在日用品中流行，此外还有海关平、湖平等……如此混乱，经营者很难跨行，各自被分割在小市场中，永远无法长大。总之，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乱管，效果适得其反。

    老北京的商品包装环保吗

    现代商品包装复杂，华而不实，造成巨大浪费，不少人开始怀念老北京的包装，认为绿色环保，应该提倡。

    老北京商品包装中，确有简单、朴实、环保的一面。比如过去包装肉类、熟食多用荷叶，荷叶可加工食品，丢弃后无污染；此外，大量使用马莲草，过去卖鱼、卖菜等都用此物，它是马兰花的叶，韧性强，生长快，是一味中药，过去早点铺捆油条也用它；再有就是点心等多用牛皮纸，可重复利用，熟练者包出来的纸包，造型紧实、挺拔、优美，行话叫“一方印”。

    不同的商品，老北京的包装不同，比如水果用柳条筐，切糕用木纸，咸菜用小油篓，干果用“倒僧帽”纸袋，糕点用蒲包等。

    老北京的包装材料，绝大多数取自天然，在人口较少、商业不甚发达的时代，尚可应付，随着商品经济的极大繁荣，这些天然材料显然不够用。以肉类交易为例，现代人均食肉量是老北京的数十倍，加上城市人口增加了10多倍，今天显然无法提供这么多包装用的荷叶了。再比如马莲草，初期大家都用它捆扎，可市场发展了，供不应求，只好改用稻草，但稻草也有季节限制，不得不改用纸绳，可纸绳不耐湿，不结实，只好改成今天的塑料绳。

    在今天，人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巨变，牛奶消费大幅增加，再用传统循环奶瓶的方法，不仅跟不上，而且卫生难保障。此外，老北京服装、日用品等消费少，今天人们的生活已离不开它们，这些工业品该如何包装，老北京也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老北京的包装简单，多出于成本考虑，是被动环保，并非主动环保，否则也不会有“货卖一张皮”的说法，况且所用的材料未必都是绿色的，以牛皮纸为例，制造时需消耗大量木材，此外要使用烧碱、硫化碱等化学品，用它直接接触食物，未必是正确的选择。

    况且，老北京的商品包装并不都环保，比如历史上月盛斋的酱肉，就曾出过铁盒装，而其他相对名贵的商品，也大多会过度包装，比如传统的锦盒、木盒等，极费人工，虚张声势，只是消费群体不大，故影响有限。

    传统包装多是节省物力浪费人力，比如蒲包，工艺繁杂，盛放一次糕点后，基本也就丢弃了，蒲草无污染，但编蒲包需人工，如果没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种既漂亮又绿色的包装，是无法传承下去的。

    老北京做买卖交税多

    老北京是商业之都，市井繁华，可一直未能自主发展出现代商业模式，而是长期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复上。这，与封建时代商业管理制度不合理息息相关。

    老北京做买卖，最头痛的是税太高。明初是“三十税一”，契税是四十文，可不过几十年，税就增加了五倍，对偷逃税款者，要打五十大板，并罚没50%的货物。

    清代税分两种，一是朝廷直接收，衙门设在崇文门，运入、运出北京的货物一律征收5%的税，不仅北京如此，全国各大城市均如此，但日常必需品，如煤炭、大米、木炭等免税。

    另一个是地方税，归顺天府管，分大兴、宛平二县，大兴管东城，宛平管西城，根据规定，上等铺面每户征白银5两，中等2.5两，下等免税。此外是契税，一般情况下，买契为9%，典契为4.5%，凡是私下订立合同的，一律按逃税处理。

    以当时商家的经营水平衡量，这个标准已经不低了，但问题是各级权力机关还要层层加码，清后期皇家财政艰难，动辄向商家转嫁压力，而商人地位低微，无力抗争。康熙时，大当铺每年税银5两，到光绪时，已达50两。加上各部门的盘剥，实际每年需向朝廷缴纳白银120两至200两，此外还要向顺天府缴纳20两至100两。

    按规定，下等户免税，但到清末时，不交钱就不能开张，开张费多达30两至40两，由巡警厅收取，美其名曰“门面税”。

    商人压力大，只能向消费者转嫁风险，导致消费被抑制，影响了商业的进步，最终落入了“高平衡陷阱”，表面上看，市场很繁荣，但商家缺资本，消费者无购买力。清代工商业税收只占政府全部收入的10%，相比于宋代顶峰时期，毫无疑问是大大退步了。而商业被抑制，城市人口也相应减少，清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不足10%，远达不到宋代水平。

    在清代的稳定时期，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税费并不多，统治者的想法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然而，商业被抑制，则社会分工落后，无法创造更多的财富，导致政府用度艰难，难以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最终，不得不放松管理，让各部门自己想办法，导致苛捐杂税遍地，农民苦不堪言。小农经济本身又很脆弱，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只有走向破产的边缘。

    老北京的买卖交税多还有一大副作用，即抑制了本地人的创业冲动，由于缺乏资本，他们宁可走街串巷，也不愿冒险投资，寻求更大发展，所以老北京著名的商铺多是外地人开的，他们在专家积累了一定资本，更适应老北京“高门槛”的商业环境。

    老北京的“章鱼哥”

    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让那只名叫保罗的章鱼成为明星，被球迷们尊称为“章鱼哥”。事实上，“章鱼哥”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它的“预测”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如果不是有专业团队在背后操作的话，那么，只能说“章鱼哥”的运气特别好而已。用章鱼预测未来，只能作为游戏，不能当真。

    其实，这样的游戏在老北京也曾很盛行，其中掺杂了不少封建迷信、愚弄他人的鬼把戏。

    算命是一个古老的职业，但从业者有一定文化，因此被尊称为“先生”，过去普通人家小孩起名、新娘出嫁、修房子、出远门等，都要请算命的测字或挑选吉日。农耕文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缺乏把握能力，容易产生命运无常的感受，而算命先生通过心理暗示等手段，可化解人们的不安情绪，因此拥有了一定市场。

    老北京从事算命业的，多是家道中落的子弟，也有少数世家，但并不多，因为算命技术含量并不大，关键是要能言善辩，社会阅历丰富，而这只能依靠积累，无法传授。

    算命者并非有什么法术，而是观察力强，善于揣摩他人心理，此外注重语言技巧、反应要快，遇到对方质疑时能自圆其说。

    老北京算卦一般都雇“贴靴儿”，一则招揽客户，二则渲染气氛，帮算命先生圆场。算命先生必练的功夫是“把簧”，即根据客户服装、动作和表情，猜出他的职业、性格等特征，能当场说出来的，叫“把现簧”，这样的算命先生更容易骗取信任。

    其实“把现簧”并没想象得那么难，过去人们流动少，不同地方人到北京，从事的基本是同一行业，比如山东蓬莱人大多开粮店、饭馆，河北定兴人大多干浴池、煤铺，山东章丘人当铁匠的多，山西临汾、寿阳人开票号的多，河北三河人一般从事木匠等。只要对不同地方口音熟，对方一张口，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除了摆摊算卦外，老北京还有所谓“点痦子”的，看谁脸上有痦子，就以相面为名，告诉你这个痦子怎么有害，会妨碍你走运，然后再用烈性药物帮你去除它，并收取高额费用。

    此外就是“黄雀叼扑克”，乍一看，没有人工操作的痕迹，是小鸟在挑牌，吉凶天定，欺骗性很强，但实际上，这种黄雀是算命者从小养大的，算命者只需做一个小暗示，它就明白该叼什么牌，每次叼对了，它都可以获取相应的食物奖励。所以，绕来绕去，还是算命先生控制着局面，其实，用同样的原理，人类也完全可以操纵“章鱼哥”。说黄雀是老北京的“章鱼哥”，也不为过。

    王府井是谁家的井

    老北京名气最大的商业街，非王府井莫属，外地人刚听到这个名字时往往会有些奇怪：哪家王府的井这么有名？

    王府井大街本名“十王府街”，亦称“王府街”，因明代这条街上有10座王府、3座公主府，清依明制，亦在此街上建王府，据朱启钤先生回忆，以豫王多铎府最大，今协和医院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连帅府园箭厂当年也包在其中，乃王府卫队的操练场。多铎战功卓著，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地位特别尊崇，故清代多称此街为“王府街”。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重新厘定地名，因街的南端有一甜水井，故与王府合称，改名为“王府井”。

    据光绪十一年《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当时北京内外城共有1258口井，绝大多数是苦水井，做饭不香，洗衣服不干净，洗头发黏手，甜水井是稀缺资源，故名声特别响亮，王府与井并称，这就标明了街道首尾的标志性建筑，根据清代地图，此井为该街唯一的一眼井。

    王府井的繁华，得益于老东安市场，那里原本是明代一座王府，清初封给吴三桂，改称“平西王府”，“三藩之乱”后，王府改成神机营的操场。清初内城为八旗驻扎，不允许汉人居住，一直少有买卖，但末期东交民巷使馆区已成国中之国，清政府禁令事实上已经失效。1903年，经善耆、那桐奏请，慈禧批准，废弃已久的神机营操场被迫开放给游商，一举打破了老城区原有的宁静，由于顾客密集，距离适宜，各国商号也来此街经营，王府井商业街迅速走向繁荣。

    新中国成立前，老东安曾有两次大失火。

    一是1912年，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各方催促他南下就职，他指示手下士兵抢劫商户，四处纵火，表示发生了“兵变”，他不得不留在北京弹压。这一把火几乎将老东安彻底摧毁，为平息商家的愤怒，重建老东安时，向南扩充了不少面积。

    二是1920年，锦益兴玩具店老板文焕章因欠债甚多，自行纵火，制造事端，将东安电影院、中华舞台等全部焚毁，东来顺、稻香春、吉祥戏院等大户联合出资，请来消防队，才控制了火势，此次大火虽小于几年前，损失却也非常惨重。

    有趣的是，王府井大街还有一个英文名，叫“莫理循大街”，莫理循是澳大利亚人，著名记者，1894年来中国，后被《泰晤士报》聘用，1897年起他长住北京，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等，1912年被袁世凯聘为总统政治顾问，曾力主中国参加“一战”，被段祺瑞采纳，取得了较好的结果，1920年去世。莫理循在王府井大街上住了很多年，由于他在西方知名度很高，当时外国人记不住“王府井”这么复杂的名字，故地图上标为“莫理循大街”。

    街是无数故事的组合，而王府与井组合起来，便成就了老北京的一段传奇。

    从拨驷达局到老邮局

    北京邮传的历史，源远流长，西周燕国就已建“芦”、“室”、“馆”等分级通信组织，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秦时始建全国的邮驿制度，北京有地方机构，历代相沿，其目的不仅有军事意义，更是政令上传下达的枢纽。

    然而，与近代邮政相比，老的邮递系统差距颇大。比如服务不规范，投递时间长，费用较高等，经常丢件，业务承揽能力也比较薄弱。早期的官方机构中馆驿不分，驿站主要承担官员往来住宿的工作，信息传递多以呈送奏折为主，效率很低。

    鸦片战争后，国门渐开，外国公司纷纷设立“客邮”局，不仅冲击了市场，且带来安全隐患，比如甲午战争时期，大量日本浪人到中国刺探情报，很多信息就是通过“客邮”来传递的，清政府对此无可奈何。1903年，清政府照会各国要求撤销在华客邮，以后又多次照会，但无人理睬，不了了之。

    1878年，在赫德建议下，清政府试办新式邮政，称海关寄信局。两年后，业务发展迟缓，又换了一个洋名，叫拨驷达局，系Postal的译音。直到1896年，北京“拨驷达局”仍只是1间办公室，两名工作人员。

    1897年，在张之洞的大力呼吁下，大清邮政官局在北京正式开办，总部设在台基厂附近的一座庙中，下设四个分局，分别在隆福寺内、骡马市庙内、崇文门蒜市口和广济寺内，共有员工13人。至此，北京邮政才真正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1905年，北京邮政总局迁往小报房办公，1909年，最终迁到东长安街，以后建筑虽不断改变，却一直留在了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再度提议撤销“客邮”，结果被大会拒绝，反而将德国在山东的“客邮”权利转让给了日本，这也成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之一。

    在“客邮”竞争的压力下，北京本土的邮政业发展艰难，抗战结束后，“客邮”渐次退出中国，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邮政权方被彻底收回。

    抗战时，日军完全把持了北京邮政，北京寄往东京的信函居然按“国内信函”计费，堪称是北京邮政的一段痛史。

    如今，老“拨驷达局”的遗址早已找不到了，广济寺等地虽在，但邮政办公的痕迹也已无处可觅，所幸小报房保留了下来，自北京邮政总局迁走以后，这里成了东单牌楼支局，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仍为邮电所，1959年后才成了民宅。1996年，这里被改建成邮政博物馆，成为北京邮政发展的见证。

    清朝皇后拿多少“工资”

    王熙凤说过，“大有大的难处”，对传统大家庭来说，经济是件麻烦事，皇帝作为天下第一家，自然难处也最大。

    后宫人员多，靠吃“大锅饭”，无节制地花销，再厚的底子也受不了，必须引入“工资”制，在清朝，那不叫工资，叫宫份。

    宫份是多少呢？分不同等级，据档案记载，皇太后年金二十两、银两千两，皇后年银一千两，少得可怜。

    除了现金，还有实物工资，比如皇后每年可得大卷江2匹、妆缎4匹、倭缎4匹等等布料，此外还有棉花40斤、里貂皮40张、乌拉貂皮50张等等，非常具体。最神奇的是，皇后每日发猪肉16斤、羊肉一盘、小牲口2只，连萝卜、白菜给多少，都有明文规定。

    皇后一天能吃这么多东西？其实不是她一个人吃，所有服侍她的人都在吃。清宫御膳房多达百余处，各宫分头开伙，皇后食堂每天配给的食物就这么多，如果不够吃，就算贵为皇后，也只能减少侍从。

    传说慈禧一顿饭100多个菜，这确实不假，但慈禧只吃靠自己近的几个菜，其他的菜不过是摆摆样子，有的已经馊了，仍然端上餐桌。到溥仪时，这样的排场也讲不起了，只能一大炕桌加一小炕桌，皇帝、皇后带妃嫔同一张桌子吃饭。

    清宫收入低，但皇后除了打点下人外，没什么花销。妃嫔则不同，权力不大，收入又低，不足以打点太监，不免会想些“盘外招”，比如珍妃就曾利用光绪的宠信，私下卖官鬻爵，据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珍妃一次收贿赂多达4万两。

    为什么后宫工资这么低？这与清袭明制有关，明代朱元璋起于草莽，痛恨贪腐，奉行官员低薪制，终明一代，甚至皇帝赐给大臣的奖赏，也多是不值钱的东西。清代吏治模仿明朝，官员收入也很低，既然大家都是低工资，皇帝自己也要做表率，所以后宫工资少得可怜。

    后宫工资低，还有一个原因，与硬通货缺乏有关。明代和清代货币不稳定，流通只能靠白银这样的硬通货，货币不足的问题很严峻。后宫多用“实物工资”，较少硬通货，也是无可奈何。

    然而，事实证明，低薪没能真正抑制贪腐，权力作为稀缺资源，总能找到寻租机会。到清中后期，受贿行为已半公开化，甚至大臣觐见皇帝，都要给太监塞“红包”，否则要等很长时间，甚至见不到。对于这样的情况，皇帝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的工资数量也被“祖宗家法”规定了，拿不出更多的钱给太监发工资，太监干活没积极性，皇帝也没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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