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春节，逛庙会，其中的花会表演引起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
花会，本名香会，它历史悠久，源于元代佛教的“行像大会”，明中叶开始定型，清代发展最盛，康熙及乾隆皆观赏过花会，他们所观赏的会因而改名为“皇会”，慈禧太后也曾多次招民间花会到颐和园表演，还曾赐名“蝴蝶少林”。
花会是各行业义务组成的团体，通过表演、施舍等形式，为到庙中进香的人们提供便利和娱乐，分“文会”和“武会”两种，文会可以很简单，比如粥茶会、青菜会、清茶会、缝绽会，只要沿途设个摊，为大家免费提供服务即可。“武会”则相对复杂，是所谓“子弟玩意儿”，带有一定技巧性和表演性。
过去的花会，坚持公益，都是有钱人“拴会”，管理相对松散，即所谓“车笼自备，茶水不扰”，完全靠行业内部赞助的方式举办，老北京“武会”共十三档，称为：“开路打先锋，五虎少林紧跟行，门前摆着侠客木，中幡抖威风，狮子蹲门分左右。双石头门下行，石锁把门挡，杠子把门横。花坛盛美酒，吵子音乐响连声。杠箱来进贡，天平称一称。神胆来蹲底，幡鼓齐动响（享）太平”。
开路是耍钢叉，走在武会最前面。五虎是棍法表演，其中带“少林”表示是用真刀真枪，共72套路，420个定式。侠客木即高跷，分文跷和武跷。中幡称“大执事”，是天桥耍中幡的鼻祖，但花会的中幡不收费。狮子即耍狮子，分太狮和少狮。双石头指一根木杆两端嵌石，表演者仰卧木凳上，双足蹬杆做各种动作。石锁是用石锁耍各种花样动作。杠子类似体操比赛中的单杠。花坛又称小执事，俗称顶坛子，与杂技表演中的耍坛子差不多。杠箱是八人抬着四个有铁环的箱子，做出各种技巧动作。天平又称十不闲、莲花落，以唱为主。吵子即大镲，对击表演，表演者需蹦着打，非常耗体力。神胆即胯鼓，由壮汉斜挎着击打。
十三档花会外，后来又加了旱船会、踏车会和小车会，小车会是骑自行车表演，难度非常大，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成杂技节目。
传统花会集歌舞、戏剧、武术、杂技、曲艺、音乐和各种民间技艺于一体，是民间艺术的集大成者。然而，随着时代发展，花会也面临着生存困境。
首先是缺乏系统的商业运营方案，传统公益的管理方式难以适应当下需要；其次是传统技艺失传较多，难以原汁原味保存；第三是老观众越来越少，年轻观众缺乏文化积淀，不明就里；第四是城市变化，导致花会成员住地分散，难以聚合活动。
老北京除夕礼节多
除夕作为一年中最大的节日，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希望把它过得更有新意，更有趣味。那么，老北京是怎么过除夕的呢？
与今天人的理解不同，老北京的除夕突出在一个敬字，没有那股发自内心的虔诚劲儿，这个年就过不好。
老北京的大年三十从早到晚，都被各种各样的节目安排得满满的。早晨起来，妇女要戴上绢花，门前贴春联、门心和红绿“挂钱”（剪纸做成），家里要贴吉祥话儿和窗花，买卖家儿的幌子上要贴上黄纸做的“道有儿”。活动高潮是将祖先牌位亮出来，古人认为从这时开始到初一凌晨，诸神下界考察人间善恶。因此，院内须设“天地桌”，上设五供，焚香秉烛，以求神灵赐福。
到傍晚，是接“财神像”，小孩挨户送上门，价格高过平时几倍，但也必须买进来。
天一黑，祭祀正式开始，各家忙着摆供品，布置供桌。供品异常丰富，分套饼、蜜供、面鲜、水果、干果、素菜等，富贵人家可以摆九堂，普通人家也要摆三堂或五堂，其中讲究颇多，比如水果中，梨不能用来上供，在所有供品中，中间是柿饼上插染红的松枝，上拴五枚小铜钱，这叫“摇钱树”。此外用黄、白年糕各一块，一块枣朝上，一块枣朝下，顺序绝对不能错。
晚宴即“团圆饭”，家里的成员必须到齐，主食只能是水饺，这时吃的饺子可以是荤馅，子时的饺子就不行了，必须是素的，因为要用来敬神，荤食为大不敬，过去即使是皇帝也要遵守这个规矩。
子时（夜里11点）开始接神，此前全家不能就寝，接神用素馅饺子，供桌上只供三碗，每碗五个，饺子端上来后，马上燃点香烛，即告接神仪式开始。仪式由家中最长辈主持。过程非常繁杂，所以俗语中说是“大年三十跪一宿”。
所有这些仪式完成后，将供桌上的纸元宝等拿下来，放在院中的盆里与松木枝、芝麻秸一起焚烧，边烧边放鞭炮，烧东西的盆叫“钱粮盆”，表示是专门给各路神仙发工资用的。烧完后，家庭内部拜年，晚辈要给长辈三叩首，长辈给孩子们压岁钱，然后大家再聚一起吃素馅的“接神饺子”，又叫“五更饺子”。饺子里放一个小铜钱，吃到者在新的一年里诸事顺利。至此，除夕庆典才算结束。
虽繁文缛节，且多少有些迷信色彩，但这些仪式表达了慎终追远、感念先人恩德的敬意。
兔子怎么成的爷
过中秋，祭兔爷，这是老北京独一无二的民俗，可小小兔子怎么就成了爷呢？为何别的地方没这个风俗？
传说中，兔爷是这样诞生的：北京瘟疫，上帝派玉兔来施药，拯救众生，所以后人逢节祭祀，感恩戴德。但此说荒诞，且明显抄袭自其他传说，其中有两个显著的疑点：首先，过去中原人不拜偶像，比如祭灶，只是一张画，甚至祭孔和祭祖先，也只是一个牌位，可兔爷功劳不大，却有具体的偶像。第二，从形象上看，兔爷与玉兔完全不同，骑个老虎，还怎么可能去捣药呢？
事实上，兔爷很可能来自印度，因为印度神话中也有关于美女、兔子和月亮的传说，佛教传入后，中原才有立偶像崇拜之风。崇拜兔子，源其繁殖能力超强，古人认为，祭祀它就有望获取其超能力，从而使家族得到繁衍。因此，兔庙曾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和龙王庙合一，比如济南有“兔子王”，天津有“兔二爷”，香港有“兔庙”等，但所祭偶像一望而知，就是放大的兔子。
然而，到了明代，兔子和龟一样，突然声名狼藉。因明代是一个市民社会，江湖文人常用“宅眷皆为撑目兔，舍人总作缩头龟”来骂人，传说兔子望月而孕，所以叫“撑目兔”，比喻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兔子名声既坏，兔庙生存状况自然急转直下，但人们生育崇拜的心态暂时割舍不下，只好对兔子的形象加以改造。到明末时，北京已出现“兔爷”，明人纪坤在《花王阁剩稿》中说：“京中秋节多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祀而拜之。”明代兔爷有的高达2至3尺。
到了清代，兔爷逐渐成了北京的符号，不仅老百姓中秋请兔爷，皇宫里也有。
从兔子到兔爷，三点改造引人注目，一是高度拟人化，突出其仙气，并冠以“长耳净光仙”的雅号，以和名声败坏的那个兔子区分开来；二是找了个其他传说“借壳上市”，于是，“三俗”代表兔子摇身一变，成药房掌柜玉兔了；三是兔庙减少，基本转为家祭，因为大家也明白，不论怎么打扮，它的本质依然败坏，不登大雅之堂。也就是从这时起，有了“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其实“男不拜月”的说法并不成立，清宫节令习俗，都是皇帝率先礼拜兔爷，后妃继之。若驻跸避暑山庄，也需在“烟波致爽”院内摆月供。
到了民间，则好事之徒怕兔爷一个人寂寞，又给配了个“兔奶奶”，坐骑也换来换去，坐象表示吉祥如意，坐虎寓意事业兴盛，坐麒麟象征学识广博，坐葫芦则意味着福禄双全。还有了“吧嗒嘴”兔爷，肘关节和下颌能活动。甚至还有剃头兔爷、缝鞋兔爷、卖馄饨兔爷、卖茶汤兔爷……这估计与生育崇拜关系不大了，就是拿人家寻开心。
兔儿爷是怎么落户老北京的
兔儿爷是老北京特色玩具，它究竟从何而来，众说纷纭。
清代袁枚在《子不语》中，有“兔儿神”的记载，说一位年轻巡按御史被派到福建，当地一位名叫胡天保的人喜欢他的美貌，总在窥视他，巡按御史知道缘由后，大怒，将他杀死。过了一个月，胡天保托梦给乡亲，称自己在阴间被封为兔儿神，需立庙祭祀。庙成后，求生男孩者多前往，香火不绝。
此说穿凿附会，且有抄袭其他传说之嫌，未必可信。其实，从汉代开始，国人便已将月亮与兔子联系起来，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中，月牙上就有一只奔跑的兔子，但比较写实，兔儿爷变成今天这幅尊容，大概是明代才出现的。明《北京岁华》中记载道：“市中以黄土博成，曰兔儿爷，着花袍，高有二三尺者。”
泥塑玩具各地都有，为何兔儿爷却是北京独有呢？究其原因，不外有三：
首先，这与老北京的城市地位相关，中国传统社会重心在农村，城市只是附庸，真正的市民数量极少，且流动性大，很难形成稳定的文化传承，而北京是明清两代都城，人口规模、商业繁荣非他处可比，有利于涵养民俗文化。
第二，传统泥塑行当市场狭窄，艺人难生存，而老北京庙会为他们提供了空间，这里门槛低、人流大，只要有手艺，不愁没饭吃，这就鼓励了艺人们推陈出新，不断提高技艺。
第三，泥塑受材料限制，无法制作夸张的造型，但穿什么戏服、扎多少靠旗、骑什么坐骑，这还是颇有讲究的，老北京有深厚的京剧文化积淀，这份滋养与氛围，让泥塑艺人们有更广阔的创作空间。
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曾经这样描写兔儿爷：脸蛋上没有胭脂，而只在小三瓣嘴上画了一条细线，红的，上了油；两个细长白耳朵上淡淡地描着点浅红；这样，小兔的脸上就带出一种英俊的样子，倒好像是兔儿中的黄天霸似的。
然而，兔儿爷作为老北京文化的符号，一度几乎失传。解放后，它被当成封建迷信，“文革”时，更无人敢做，随着老艺人先后逝去，兔儿爷已成绝响。1985年，工艺美术大师双起翔在几位老先生的帮助下，摸索着恢复兔儿爷制作工艺。由于传统兔儿爷都是泥制的，前人制作没有留存，大家只能凭记忆反复尝试，双老共做了三个版本，最终取得成功，今天市面上“骑虎兔儿爷”的造型，都仿自双老的制作。
其实，老北京虽然祭拜兔儿爷，但拿它当回事的并不多，它和迷信还真不太沾边，老北京俗语中，净拿兔儿爷开玩笑，比如“兔儿爷掏耳朵——崴泥”、“兔儿爷折跟头——窝了犄角”、“兔爷拍胸脯——没心没肺”、“兔爷戴胡子——假充老人儿”等等，没一句好话。
元宵节是中国的情人节吗
“元宵节才是中国真正的情人节。”这是一些学者提出的新观点。理由是在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平时无法见面，唯有此时，女孩儿才可“合理”结伴出游，成为寻找意中人的天赐良机。
此说虽言之凿凿，但过于牵强。东西方文化不同，没必要硬性比附，否则结论必然荒唐。
首先，中国历史漫长，中后期才趋向保守，从历史上看，在许多阶段青年男女见面并没传说得那么困难，唐代妇女可乘马出行，宋代渐保守，但情人相见也并不是非到灯节不可，即使是明清，也只有大户人家严格，普通人家还是比较宽松的。
第二，即使有青年男女相会的内容，也不能以偏概全。元宵节是共有的节日，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并非只有情人。在老北京，元宵节比春节还热闹，要从农历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七狂欢五天。除了灯会之外，妇女们还要到正阳门摸铜门钉，“钉”与“丁”同音，意在祈求新的一年家里人丁兴旺。此外还要“烧火判”，“火判”即钟馗，用泥塑成，内部是一个炉膛，里面装上煤，点火后浑身通红，七窍生烟，引来众人围观，以此来驱除人间恶鬼。如此丰富的民俗活动，与情人节有什么关系？
第三，从精神内涵上看，元宵节也非弘扬男女情爱。元宵节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的诞生与佛教传入有很大关系，是根据点灯敬佛的礼仪逐渐发展而来，其核心依然是在表达一种尊重、敬畏之情，感念天地、万物恩泽，祈求得到更多护佑。比如老北京在这一天有祭门、祭户的习俗，这在“七祭”中占据其二，非常重要，祭祀时把杨树枝插在门户上方，在盛有豆粥的碗里插上一双筷子，或者直接将酒肉放在门前。此外“舞龙灯”等，也都是在表达祈福之意。
第四，从节日的象征元素看，也与情爱无关。元宵节最突出的活动是看灯和吃元宵，元宵起源很早，宋代夜市发达，它有快餐优势，成为最受欢迎的民间食品，元宵又叫“元宝”，取团圆、利市之意。至于看灯，最初以皇家设置鳌山为主，这本是西域礼佛的习俗，唐明皇所设鳌山雄伟壮观，设计者和操作者都是西域人。明代鳌山曾引发火灾，清代废此例，民间观灯成为主流，祈福的色彩才渐渐消退，但也绝对没有任何浪漫的含义。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亲情关系和家庭和谐，对个体意识虽有关注，但不会引为主体。所以传统节日大多以阖家欢乐为主题，未必完全匹配现代社会的需要，这需要在继承与尊重的前提下，逐步调整归位。为推广传统节日，不惜篡改原有内容，古为今用，未必是明智的态度。
老北京清明节拜于谦
清明节扫墓，已成惯例。但事实上，清明本与祭祀无关，它是古人庆祝春天到来，万物繁茂而设置的节日。因从这一天开始，逐渐天明气清，故称清明。
清明之所以和扫墓联系起来，是因为寒食节，寒食是古人怀念逝者的日子，必须冷餐，不能动火，汉代之前寒食节长达一个月，但易引发疾病，汉代压缩成一日，在清明前三天。到唐代，两节合并，扫墓、祭拜才成了清明节的主要内容。
老北京扫墓，并不拘泥于清明这一天，而是早晚十日内均可，但对平民来说，清明并不是最重要的祭扫之日，相比于中元节，热闹程度要差得多。
在老北京观念中，逝者依然活着，只是生命的形态改变了，所以在祭扫中，以照顾、安慰、感念的情绪为主，这与今天的人单纯表达哀思有很大不同，它更为丰富。一是通过祭祀，寻找先人的精神力量，二是反省和提醒自己。所以，清明节是老北京的一次责任教育。
明清两代皇家非常重视清明节，属“三大祭”之一，所有官员必须参加，祭拜仪式繁复冗长，其间不允许咳嗽，否则会遭到内侍的叱骂。
皇家如此重视清明扫墓，有以身作则的含义，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在古代，感念先人恩德，是道德教育、责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在清明节时还可请假，皇帝却很难请假，否则就会被认为是荒淫无道，会失去臣民的爱戴。这种感念先人的氛围在老北京文化中影响深远，再穷的人家，哪怕过年吃不上饺子，也要给先人准备祭品。
在祭拜之外，老北京清明内容丰富多彩，有蹴鞠、踏青、放风筝、插柳等。
蹴鞠，类似于今日之足球，最初是用来训练士兵的，主要有两种玩法：一是踢高，可练脚力；一是颠球，可练灵巧，与现代足球相比，更趋于表演性。
踏青，即春游，因墓地多在郊外，趁祭扫之机，可在乡间小住十几日，休整身心，亲近自然。
放风筝，清明气候最适合风筝飞行，但老北京认为风筝属冥器，不吉利，故只能在清明前放，此后便不再卖风筝了，风筝艺人改行干别的。
插柳，受佛教影响，古人认为柳木能驱鬼，称柳树为“鬼怖木”，故纷纷插柳、戴柳以辟邪，柳树易活，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即从此来。
老北京清明节最宏大的仪式，是拜城隍，老北京有七八座城隍庙，祭祀的是于谦、杨继盛，历史上他们为保护北京城做出过巨大贡献，被尊为城市保护神，每到清明，人们抬着藤制的城隍像游街，称“城隍出巡”，有香会沿街表演，热闹非凡。
老北京端午扔剪纸
老北京的“端午节”，是个很郑重的节日。从阴历五月初一开始，在满蒙聚居的营房区便有各种庆祝活动，一直要持续到五月十三日。
为什么从阴历五月初一就开始呢？因为传说这一天是关公的生日，各家都要祭祀，祭品是“五毒饼”、大桑葚和樱桃。但事实上，清康熙年间在修古井时，发掘出关羽的墓砖，才知道他真实生日为阴历六月二十四日。
像大多数传统民俗节日一样，端午节对吃也很在意，在小农经济的背景下，吃始终是个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以清末民初为例，大部分普通家庭食品费用占全部生活费的70%，其中粮食又占食品费用的80%左右。一日三餐常年是“一天到晚大窝头，老腌萝卜没点油”。许多家庭过年才能吃上一顿白面，“吃好”成了过节最重要的内容。
过端午，吃粽子是各地都有的习俗，北京多吃黄米小枣粽子，小枣以密云出产的最有名，黄米即黍子，适合在高寒地区生长，黏度高，味道胜于江米，过去老北京做年糕也多用黄米，但产量太低，如今已不多见。老北京多是自家包粽子，用江米和黄米与小枣合在一起，叫二米粽子，捆粽子的草有讲究，是马兰草，乃一味中药，可治肝病，这种草韧度极高，可用来造纸，是编制高档草席的首选材料。
北京端午食俗最大的特色，在于有各种各样的点心，老北京人嗜点心，这一习惯由来颇久，早在宋代与金对峙之时，宋使者在北京就看到了各种糕点，到明代，豌豆黄、艾窝窝、酥饼、薄脆、凉糕等都已出现，清代又出现了“满洲饽饽”，加上南味糕点进京，这让老北京年节餐桌进一步丰富。糕点不仅用来吃，也成为互相赠送的礼品。
端午的点心，各家并不相同。富家主要是玫瑰饼，即玫瑰花拌蜂蜜做馅，上火烙成，又叫“端午饽饽”。普通人家有“五毒饼”，类似于桃酥，上面印上蛇、蜈蚣、蝎子、蜘蛛和蟾蜍等图案。
除了吃，端午节老北京家家都会在院门前和房檐儿下插艾蒿，此习俗一说源于黄巢起义，黄巢率兵路遇昔日情人，命她在家门口插上艾蒿，并下令三军见艾蒿一律回避，不得骚扰，这名女子不愿一家免难，就将插蒿之事遍告乡里，于是阖村性命乃全。二说是天帝派天官下凡测试人心，扮成卖油翁，故意算错账，大家争相购买，只有一老汉没有贪便宜，提醒他算错了。天官感其诚实，便告诉他天帝准备用瘟疫来惩罚人类的贪婪，让老人端午节时插上艾蒿，以免遭灾，但老汉随即告知乡里，于是遍插艾蒿，人人得救，遂成民俗。
此外，老北京过端午，还会在身上佩五彩粽子（用纸壳和五彩丝线制成）祈福增寿、佩香囊、贴葫芦花（取其音近福禄）等，葫芦花是一种剪纸，初一贴上，初五下午需撕下扔掉，名为“扔灾”。
七夕怎么成了中国情人节
一年一度的七夕在商家的炒作下，热热闹闹，然而，它给人们留下的回味却并不多。作为“中国情人节”，七夕尚未找到自己。
七夕是不是中国情人节？几年前便有学者提出异议，首先，牛郎织女并非情人关系，第二，七夕情感的主体是家庭和睦与稳定，并非爱情，第三，七夕历史比西方情人节更悠久。
七夕作为节日，可追溯到汉代，但《诗经》中已有织女的说法，早在战国时期，楚国便出现了牛郎织女的传说。
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主，人们在苍穹下耕作，被星辰吸张所震撼，便将其人格化，将自身对生活的美好向往附丽其中。这种情绪在相同的生产环境、生活环境中产生了共鸣，故流传广布，相沿两千余年。
老北京七夕文化异常丰富，如穿针乞巧、喜蛛应巧、种生求子、拜织女、拜魁星等，这些民俗都与女性有关，主旨是为女性祈福，接近于“女儿节”。
然而，这个充满家庭亲情的节日，为何变成“情人节”了呢？
因为，古代中国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只承认文明国家，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不是种族差别，在于是否接受教化，换言之，只要认同华夏文明，那么就是中国人，与血胤无关。然而，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这一概念遭遇了挑战。
一方面，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们发现，西方文明较传统文明更有竞争力，因此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他们急于改造中国文明，希望它能和西方同样“文明”，所以总想肢解传统，与西方文明硬性挂钩，于是，七夕成了情人节，儒家成了儒教，完全不顾两种文明的本质差异。
另一方面，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动员群众，可传统国人生活方式稳定，不愿改动，为了推动他们，便在心理上打击他们的骄傲感，把他们说成是“不文明”的，从而逼他们“进步”。于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科学、民主、自由等理念推进缓慢，反而是服装、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民间习俗等变革最为剧烈，可改变了这些就能实现现代化了吗？却无人反思。
随着发展的伪激情消退，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传统丧失后的空虚感，转而对民俗进行了新一轮的“发掘”，把许多早已淘汰、并无现实基础的习惯又刨了出来，当成偶像来崇拜。于是，七夕戴上了“中国情人节”的帽子，包装以穿针乞巧、拜织女等原本就没有广泛流行的形式，最终成了“四不像”。这样的民俗，大家怎么接受？
所谓民俗，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经验积累下自然形成的，只要有开放的环境，开明的管理，自组织的氛围，才有可能有生命力，否则只能是留下一片喧闹的“官俗”。
老北京这样过金秋
春种夏耘，秋收冬藏，这是古人总结自然与生命规律，在传统农耕文明的背景中，人们倾向于将人比喻成一种植物，有根脉，也有四季，而金秋则恰好是其最旺盛、最饱满的阶段，故老北京的金秋文化异常丰富。
首先是社日，在立秋后第五天称为秋社，这一天邻里要聚在一起“荐新”，就是饮酒尝新谷，不能动针线，据说可防耳聋，此外全体放假休息。不仅农村有社日的风俗，城市也一样，社日还有庙会等。
此外是“贴秋膘”，秋天恰逢百果丰盛，此后则是漫漫冬季。古人认为，冬天消耗大，需在秋天补充，此外，从生理结构看，人体在秋天营养吸收能力也比较好，适合调养。老北京“贴秋膘”以羊为主，所谓“秋风起，涮羊肉”、“要吃秋，有爆肚”，食蟹也蔚为风气。老北京金秋喜食半成熟的青玉米，将其做成窝头。
金秋最盛事还是郊游，但老北京郊游的内涵和今人不同。今人多是厌倦城市生活，希望回归自然。而老北京城市的自然环境较好，郊游不完全是为了亲近自然，主要是为了获取对生命的体悟。
在传统价值观中，人们将自然和人看成一体，比如出现重大灾情，皇帝会发罪己诏，表示是因为自己执政有失误，才招致了天怒。这种“自我检讨”是异常认真的，如灾情得不到遏制，皇帝还要主持皇家祈祷、减膳、放宫女回民间、大赦天下、重新审问旧案以杜绝冤情等，甚至不能到正殿办公，只能在偏殿问事，历史上还有过因天灾而请求辞职的皇帝。在古人看来，这很合情合理，皇帝既然是天子，就要为天灾负责。
老北京人的金秋郊游，带有调整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含义，以看银杏、看红叶和听鸣虫为主。
银杏树挺拔，少旁枝，比喻做人应刚正不阿，不畏霜雪，此外银杏寿命长，象征君子应卓尔不群，历久弥新。
红叶则壮观凄美，展现了自然界的伟大力量，观赏红叶的生长，可洞察、体会红叶与生命的陪伴，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
听鸣虫，则以西山为主，这里盛产铁皮蝈蝈，通体青黑色，是老北京独有的品种。欣赏虫鸣，可知人在世界并不孤独，还有众生相伴，在没有录音机的时代，虫鸣化解了太多的寂寥。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但在收获的同时，应知这份收获源于自然的赐予，它给予我们甚多，所以我们不应抱怨自然，而是应更多地去倾听它的声音。
灶神是男还是女
“二十三，糖瓜粘”，这句俗语表明，老北京这天过“小年”，但事实上，这只是清代中期以后的规矩，历史上小年的日子纷繁多样，所谓“官辞三，民辞四，邓家辞五”，意思是说官家过腊月二十三，老百姓过腊月二十四，水上船民（即邓家，又叫疍家）过腊月二十五。但不论哪家规矩，都是“辞五不辞六”，决不能拖到腊月二十六。
为什么这么复杂？因为灶神历史悠久，夏朝已有，秦以前列入国家正典“七祀”，到汉代升格为“五祀”，规矩森严，祭灶这一天不能用灶火烧香，不得击灶，刀斧不能放在灶上，不能在灶里烧脏东西等等，那时祭灶几乎每月一次。
晋代中原纷扰，衣冠南渡，灶神信仰渐衰落，成了民间神祇，祭祀次数减到每年一次，至唐统一，中原已经近400年战乱，各地祭灶传统已淆乱，到宋代，“官三民四家五”已盛行，因宋代皇帝是腊月二十三日祭灶，民间为比附贵气，多以此日为小年，但风俗亦多样，比如山东一些地区腊月二十二日过小年。
在清中期前，北京过小年的日子并不统一，但自雍正皇帝始，每年腊月二十三在坤宁宫祀神，为节省开支，顺便把灶神也拜了。以后王族、贝勒争相效仿，相延成俗，影响遍于北方。
灶神究竟是谁，历来说法不一。灶神又被称为灶王爷，有人说他是黄帝，也有人说他是炎帝，看来炎黄子孙以厨艺名扬世界，也算合情合理。唐代李贤说灶神叫禅子郭，而清人则定名为张单，还有一种说法叫穷蝉。穷蝉又名“灶马”，名字很好听，但真见了谁也受不了，是一种小昆虫。古人见它常在厨房出没，不知是来蹭吃蹭喝、传播疾病的，反而颇生敬意，故还经常在鼎上描画它的纹理。不知拿着这样花纹的锅做饭，感觉如何。
灶神形象暧昧难明，初期多认为是男性（但经学家皆认为是女性），但有发髻，“其状如美女，著赤衣”，看来是易装癖，后代灶神为男女各一，在每位灶神下，都会画上两个捧罐小人，一罐装好事，一罐装坏事，年终岁尾，灶神靠这个去给玉帝打小报告。
老北京过小年，最大的仪式是祭灶，但只能男人参与，所谓“男不拜月，女不祭灶”，因为传说灶王爷相貌姣好，四处放电，难免败坏门风，不可不防。
祭灶用品很简单，扎一个草马，算是为他上天提供了交通工具，此外无非是糖瓜、料豆，料豆是喂马的，不过祭祀完都被人吃掉了，糖瓜要烤化，抹一些在神像的嘴上，不仅老百姓会这样，连清朝皇帝都这么干。
灶王爷是“一家之主”，他上天去了，家就没人管了，所以这一天可以暴饮暴食，干些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小勾当，比如聚众赌博等。
老北京人穿“汉服”吗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传统“汉服”情有独钟，认为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是祖宗之服，应予推广。
热心传统，值得褒扬，但把老北京人想象成个个峨冠博带、宽袍大袖，未免滑稽，不符合历史。
首先，在历史上，中国传统服装屡经变迁，许多形制已不可能恢复。比如古人的袜子，是皮制成的，坚硬如鞋，可穿着它四处行走，所以古人认为穿着袜子登席极不礼貌，在春秋时期，如忽略这一点，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唐代用布帛做袜子，但太软，常滑落，因此要系袜带，非常麻烦。
第二，传统服装本身也是集大成的产物，它同样借鉴了其他民族服装优点。比如唐代的帽子，多是西域传来的“胡帽”，此前国人多用幞头，即四角缀长短绳各二的方巾，有多种系戴的方式，实用性差，耽误时间，渐次被淘汰。
第三，今人对“汉服”的认识，多源于戏剧舞台，非常模糊。戏剧为表演的需要，故用宽袍大袖，但这是礼服，只在正式场合穿用，在日常生活中，古人穿的也是窄袖服装。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唐装”，它源自清代的马褂，非唐代服装。以“唐”名之，并不意味着推崇唐朝，而是在英语中，称海外中国人聚居区为“ChinaTown”（中国城），“Town”音近“唐”，讹为“唐人街”，而这里改造的清代服装，便成了“唐装”。
真正的唐装非常复杂，以礼服为例，要穿多层衬衣、夹衣，层层掩映，将其完全按要求穿好，至少要用半小时。帽子制式极多，参加不同级别的活动要戴不同的帽子，否则会遭到处分。
为什么唐装这么麻烦？因此前中原400年战乱，特别是五胡乱华，传统难以接续，到唐王朝建立时，只能依靠古代经典文献来恢复礼仪，而此前北魏等政权颇尊重汉文化，同样繁文缛节，为凸显自己才是最正统和最纯粹的，故唐朝不厌其烦，只要古籍有载，一并拿来，唯恐疏漏。比如祭天仪式，唐初每年要搞4次，这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天帝究竟是1个还是4个？如果是4个的话，天子究竟算是谁的孩子？经过一番争论，最终达成了妥协：天帝既算4个也算1个，加在一起，改成每年祭天5次！
由此可见，关于传统的争论，许多是无聊的。毕竟，人应面向明天生活，不应面向过去，传统应尊重，但不能无限制地夸张，原始人连服装都没有，难道我们还要回归赤身裸体的传统？
老北京天气也这么热吗
暑热令人烦躁，不少人抱怨“天气越来越热了”，但，北京真的越来越热了吗？
对北京气象进行科学测量，是比较晚近的事，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下令在直隶地区（今北京、天津、河北）记录晴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面气象观测网。现存档案中，连续时间最长的气象观测资料，是从清雍正二年（1724年）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降雨记录，只保留了18年。清乾隆八年（1743年），法国传教士哥比在北京建立测候所，以后逐渐引入西方仪器，但对气温的记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变得全面和系统起来。
据地质材料研究，在过去的5000年中，北京气候变化较大，秦汉、隋唐、元初几个时期比较温暖，周初、三国、南宋、明清几个时期比较寒冷，据唐代记载，北京曾三年冬天无冰雪。殷商时期是北京最温暖的时期，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由于气温较高，当时北方多鳄鱼，身长达10米左右，它们被认为是传说中龙的原型。春秋以后，随着北京周边地区气温不断下降，史书中人们看到“龙”的记载越来越少，有学者认为，这也许与气温变冷，鳄鱼渐次南迁有关。
觉得天气越来越热，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末和70年代北京均处于寒冷期，那时代的人对北京冬季的寒冷体会颇深，与这些年比，反差感强烈。但事实上，气候总是在不断波动的，比如上世纪4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北京就属于明显的暖期。
让人感到越来越热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城市热岛”效应，一是“城市干岛”效应。北京正快速走向国际都市，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机动车数量增多，特别是空调的广泛使用，都会导致城市地面温度变化，加上城市空气湿度下降，进一步给人以炎热感。仅从大气温度看，北京并没真正变热，但对地面温度变化，有待更深入的监测与研究。
从目前观测到的气象资料看，1961年6月10日北京西郊公园的气温曾达43.5℃；1942年6月15日，北京气温曾达42.6℃。从历史上看，北京高于40℃的日子自1915年以来，仅出现过12天，其中8次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应该说，那是老北京历史上最热的10年，比今天北京的气温要高得多。而1969年~1995年，再未出现过40℃以上的高温天气。
气温增高会给人身体带来不适，导致疾病，应尽可能减少室外活动，并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老北京的孩子玩什么
老北京有“儿童节”吗，那时的人怎么过节？
儿童节是舶来品，古人并无此节。最早的法定儿童节是1931年颁布的，每年4月4日放假，称“中国儿童节”，新中国成立后与“国际儿童节”统一，改为6月1日，延续至今。
虽然没有专门的儿童节，但并不代表古人不重视孩子，唐代时，日本和尚圆仁来华求法，在他的笔记中，便有不少关于中国家长关爱与宽容孩子的记录。在过去，端午节便有儿童节的味道，今日本、韩国均以5月5日为儿童节，即为显证。
在现代人视野中，以为过去孩子们生活条件差，缺乏娱乐。其实这种看法不全面，因为生活史的记录多是清末留下来的，由于频繁的战争与落后的管理制度，当时中国经济濒临破产，遍地赤贫，但这并非常态，在历史上相对富裕、和平的时期，孩子们的生活丰富多彩。
在老北京，有“玩意儿”之说，都是孩子们的玩具，最多时有3000多种，只是今天传下来的寥寥无几，不足百分之一。在这些“玩意儿”中，以泥土制品居多，比如刻泥饽饽，是各种各样的模具，孩子们需自己找胶泥，自己加水搅拌，动手之外，还要花心思。再比如泥脸谱，需孩子自己勾画，这就鼓励他们观察生活。
在这些老玩意儿中，有两项鼎鼎有名。
一是“竹蜻蜓”，它是用竹子制成T形，近于直升机的螺旋桨，用手快速搓其杆部，带动螺旋转动，能飞行甚远。制作精美者，用绳缠绕杆部，拉绳引发，更省力，速度也更快，它被公认是人类最早的飞行器，被称作“中国螺旋”，现代直升机的设计灵感即源于此。
另一是“风筝”，早期的风筝能发声，音类于筝，故以此名之。风筝可载人飞行，在一千多年前的正史中即有相关记载，故有人认为它是古代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与今天的玩具不同，老“玩意儿”的最大特点是老幼皆宜。比如鬃人，又叫“盘中戏”，约一寸左右的小人，头和底座均用胶泥，秫秸秆做身架，底座下粘鬃毛，放在铜盘中，敲击铜盘时，震动加上鬃毛的弹性，可让小人翩翩起舞，佐以唱腔，可演整出戏。与之类似，老北京的毛猴、面人、冬虫，都不仅仅是儿童的专利。
在老北京，几乎每天都有庙会，此外传统戏楼周边都会形成闹市，再加上老天桥，孩子们从不缺游乐场，所以，有没有儿童节，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与实实在在的快乐相比，节日只是形式，这，或者是古代没有儿童节的原因吧？
老北京的足球运动
老北京曾是中国现代足球发展的重镇，历史上首次正式国际足球比赛，就是在北京举办的。
众所周知，足球源于蹴鞠，蹴鞠在中国已有2300多年历史，蹴鞠与城市发展密不可分，比如战国时的临淄蹴鞠就繁盛一时，到汉代，也有“穷巷蹴鞠”之说，可见其普及程度。
老北京人蹴鞠的记载，始于唐代，因北方寒冷，每年10月蹴鞠可舒筋活血，因此广受欢迎。明代宛平县道士郭承仪，可以用全身各部位蹴鞠，并让球绕身滚动不坠，名动一时，算是当时最著名的球星了。到清代，北京蹴鞠多在冰上进行，先将球抛远，群起追逐，看谁先追上，看来，此时北京足球已从技术型转向了力量型。
现代足球传入中国，在南方始于香港，在北方则始于北京。19世纪末一些新式学堂已经尝试进行足球比赛，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兵营就驻扎在城区，外国兵闲暇时以踢足球为乐，这大大提升了老北京人对现代足球的接受度。
1905年，协和书院与汇文大学堂进行了一场足球赛，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场校际之间的正式比赛，协和书院成立于1867年，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所创建，其大学部后来并入了汇文大学，孔祥熙、王洛宾、侯仁之等都是从这里毕业的。作为一家教会学校，协和书院对现代体育很重视，当年它的田径队也名声显赫，除了参加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场国际足球比赛，协和书院还参加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场国际棒球比赛。
1906年，著名画家吴昌硕先生经过虎坊桥，当时这里是英国水兵驻扎地，吴昌硕曾留学英国，并因此喜欢上了足球，看到英国水兵足球队正在踢球，便召集了在英国一起留学的同学，与协和书院组队挑战。比赛在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右侧进行，观者多达2000余人，最终协和书院队以2：0取胜。
这场胜利后来越传越神，上世纪80年代还被拍成电影《京都球侠》，并获得当年国产片拷贝销售冠军，但事实上，两队都是业余性质，不能代表两国足球的真正实力。传说有官员路过赛场，只闻喧闹，知道双方正举办比赛，便想当然地以为英队必胜，赛后赠送对方九龙瓷杯一尊，以为优胜奖励，但英队觉得受之有愧，便又转赠给了协和书院队。
这场比赛胜利对北京足球运动的推动有限，吴昌硕因擅自纠集球队挑战洋人，赛后被通缉，不得不离开京城。相比之下，南方足球发展蓬勃，1904—1908年，香港出现了联赛，到后来中国足球队扬威远东运动会时，多是南方球员充任主力。
老北京曾为中国足球贡献了李凤楼、年维泗等球星，在中国现代足球发展中，留下了不可忽略的一笔。
最早开放的皇家公园在哪儿
北京最早开放的皇家公园是哪家？一般观点是颐和园，它开放于1914年5月6日，但1913年4月24日起已有游人参观（因颐和园当时仍属皇家财产，入园需经内务府批准）。这一说法流传甚广，在许多旅游手册中均有，但实际上不准确。
最早开放的皇家公园是北京动物园，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十八日正式售票开放，比颐和园早了将近7年。特别有趣的是，颐和园当初一个月只允许女宾游览一天，明显歧视，而北京动物园却男女平等。
为什么北京动物园被忽略了？因为它皇家园林的身分暧昧难明。
清初，这里是康亲王杰书的别墅，名为乐善园，杰书因平定“三藩之乱”有功，是康熙的宠臣。此园靠近水上御道，是皇宫和御苑之间的必经之地。乾隆时，因其生母住在圆明园，经常要通过御河往来，杰书后人便将此园献给乾隆，作为中途休息的行宫。
乾隆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央政府盈余过多，导致钱重物轻，便大兴土木，希望以此来刺激消费。这在短时期内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从长期看，却没考虑建筑兴修后，维护需大量人力物力，消耗社会财富。乾隆将杰书的园子加以整修，规模可能有了很大扩展，该园服务人员定额为110多人，由此可见一斑。
乾隆之后，由于通胀压力，政府财政陷入困境，乐善园管理荒疏，管园小吏趁机私租给农人，以后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等，皇家无暇顾及，故百年之久，无人问津，造成园中农田纵横，私搭乱建了许多农舍。
1906年，清政府变法进入高潮，商部提议将这里建成农业试验基地，理由却非常搞笑，称：“美利坚（美国）以农立国，富甲全球；日本维新以来，农事改良，遂致物产繁兴，工艺发达。”在当时视野中，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农业国家。奏折很快被批准，为扩大规模，便将乐善园附近的一个寺庙也圈了进来。但也非强占，而是经寺主同意，将其迁往西直门，等于从城外郊区挪到城内黄金地段。
1907年7月，端方考察欧洲归来，他从德国买了一批野生动物，因农事试验场工程尚未竣工，便放在寺庙的空院中，名为“万牲园”（亦名万生园），对外售票展览时每票20铜元，小孩、仆人减半。
端方游历西方，思想较开放，规定每周逢单日售男宾票，逢双日售女宾票，可谓男女平等。当然，这可能是考虑到来看动物的多是小孩，而当时多是女人带小孩。
1908年，农事试验场全部建成，向社会开放，被称为“博览园”，里面还设有咖啡馆、照相馆等。
毫无疑问，北京动物园开放时间要比颐和园早，只是经过百年沧桑，皇家失管，遂让其“皇家园林”的身分没能得到公认。
“鲜花”可以盛开在冬季
老北京的冬天，一片肃杀，怎么可能鲜花盛开呢？其实这里说的鲜花，指的是“花儿”，又叫“京花”、“宫花”，是老北京独有的工艺品。
国人自古有佩戴花朵的习俗，唐代的《簪花仕女图》上，就已出现了绢花工艺，从元代起，北京成为全国仿真花卉制作的中心，清代最盛时，崇文门外以东有上千家京花店，今“花市”之名即从此来。清代刘享元曾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人称“花儿刘”。此外还有“花儿金”等著名艺人，新中国成立初期，京花远销世界，常年排名出口创汇产品第一位，能做300多个品种，到了无花不可仿，无仿不乱真的境界。
京花为何如此受欢迎？
首先，仿真度高，比如老艺人金玉林制作的玫瑰花上带的露珠，几可乱真，被称为绝品，其工艺已失传。还有他仿造的“十丈珠帘”菊花，突破了传统工艺局限，因为菊花瓣是长条状的，用绢很难仿真，但金玉林不仅做出来了，而且他还能仿制文竹。
第二，用料讲究，比如传统京花的花蕊，用的是通草片，通草是一味中药，茎秆很粗，晒干切片后，有点像纸，但韧度高，切细做花蕊，惟妙惟肖，到上世纪70年代时，全国只有贵州山区出产此物。
第三，工艺复杂，一朵京华，要经凿、染、捼、粘、攒五道工艺，“凿”是用专用模具将花瓣摏出来，由于一朵花的花瓣大小不一，因此摏的工艺非常讲究。“染”更麻烦，因为京花是蓝、黄、桃红、紫粉、雪青五色配出来的，要保证每缸颜色都一样，非常困难，特别是配“俏色”，需非常丰富的经验。“捼”则是用工具将花瓣折成弧形，每朵花的弧度都不一样，一朵月季花需捼3—4种瓣。“粘”是把花瓣粘贴在一起，对手艺要求颇高。“攒”则是做花茎，粘花叶，需要多观察自然界花朵生长的规律。
传统京花工艺制作复杂，好的艺人终生都在学习和钻研，过去“花儿”行规矩多，艺人做花儿时，旁边绝不能站人，绝活绝不外露。
新中国成立前，宫花多是贵族、富人消费，新中国成立后，主要面向国外，只有一些达不到质量要求的“等外品”才会销往国内，即使如此，也是供不应求。但随着化纤花的普及，从上世纪90年代起，宫花受到巨大冲击，随着工厂倒闭，其技艺传承面临危机。
从技术上看，化纤花仿真度差，品种奇少，不及宫花的十分之一，虽价格便宜，但档次很低，为什么能后来居上呢？这与宫花从一开始在国际上就走低端战略，没能创出自身品牌有关，加上企业管理、经营上弊端多，抑制了传统工艺的创造力，此外没主动营造国内市场，年轻消费者对它了解甚少，一旦遭遇危机，必然难以为继。
在北京传承了几百年的手艺，走到后继乏人的窘境，宫花留下的教训，值得深思。
老北京的冬天有多冷
北京会遭遇“千年极寒”吗？究竟该如何应对？其实，只要做好准备，也没必要太紧张。从历史上看，老北京比现在要冷得多。
据史书记载，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正月十三日，天气剧寒，甚至在南郊参与祭祀的皇家仪仗人员和乐官都被冻死。至于普通人冬天被冻死的记录更多，最多时城内一日竟冻死170多人，甚至出现了轿子中坐的人和轿夫一起被冻死的惨剧。
到清代时，北京一年中150多天属寒冷天气，据估计，城内最低气温曾达零下20—30摄氏度，只是那时还没有现代测温仪器。北京最早的温度记录始于1869年，以后的140多年中，最低温度是零下27.4℃，是1966年2月22日在大兴县东黑垡达测到的，但这样的记录只出现过一次，且并不在城区。
其实，老北京忌惮严冬，也与取暖条件比较差有关。在过去，普通人家只能烧煤球，即将煤粉和黄土掺和在一起，以充分燃烧，拉黄土在老北京是专有的一行，但烧煤球有异味，也比较脏，还易引发煤气中毒，许多人家白天使用煤炉，晚间就搬出屋了。
即使是皇家，也只能用木炭取暖，明代后期皇宫一年用炭9万斤，为此专门设立了惜薪司，负责官员地位很高，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有时比内阁大臣的面子都大，故被称为“近侍牌子”。明代皇帝冬天也给官员发木炭当福利，不过小官每人每天才1斤。到了清代，皇宫为冬季取暖共设了三个部门：蓺火处负责火炉和柴炭，柴炭处负责储存和分发，烧炕处负责烧炕。即使是皇太后，冬季每天也只能领到120斤炭，这些炭要供伺候她的上百人取暖，也算不上很富裕。
老北京取暖条件差，无家可归者就更艰难了，夜里只能“抱火锅”，即蹲在墙边睡觉，把身体缩成一团，怀里揣个小暖炉，里面只有很少的炭，靠它的那点热量过夜。遇到特别寒冷的天气，体力差的人就很可能被冻死。
即使是普通人家，冬季也很难熬，家家少不了三大件：挡风的棉门帘、苫白菜的蒲草帘和小孩的屁股帘，这被戏称为“岁寒三友”。
在今天，有了现代的取暖条件，北京人对冬季的寒冷已不再畏惧，2008年北京曾遭遇几十年不遇的“冷冬”，但有印象的人已经不多了。寒冷易引发多种疾病，对老人和儿童的健康尤其不利，应特别注意保暖。
爱看戏的老北京人
北京人爱戏，名闻遐迩，在这片土地上，京剧得以生根发芽，不断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京剧为何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呢？
首先，与商业繁荣相关：表演艺术的进步，要依靠商业环境，否则戏班无法生存，演员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训练和钻研业务。中国戏剧种类颇多，但影响较大的剧种都诞生在富庶地区，清代北京不仅是全国政治中心，更是南北物流的中心，这推动了娱乐业的进步。
其次，与人文环境相关：戏剧艺术不断提高，与观众整体素质有很大关系，只有高端观众数量多，剧组才会有提高自身水平的动力。清代富庶城市颇多，但说到人文荟萃，还是北京最具代表性。因为，过去官员要通过科举，本身有较好的文化基础，加之外地举子为求功名，多汇聚京城，再有就是世家大族门风森严，此外皇家也比较关注京剧，几方合力，营造出高端市场。以慈禧太后为例，她本身的文化水平不高，主要知识都来自看戏。再比如清代戏院有“官座”，即包厢，每天费用高达40吊，居然供不应求，有了这个支撑，各戏班自然会全力打磨技艺，精益求精。
第三，与完善的培训体系相关：市场投入大，则专业分工逐步细化，特别是后来戏校的诞生，比传统的师傅带徒弟更有优势，师傅带徒弟固然较深入，但培训数量少，此外徒弟易受师傅个人风格限制，而学校式教育有利于打造全面型的人才，培训效率也高，从而为舞台源源不断输送优秀人才。
最后，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通过舞台不仅能赢得观众的赞美，还能得到全社会的重视，这刺激了外行人加入其中的积极性，而外行乃至外行子弟进来，会将不同的行业经验带入舞台，提供更多元化的营养，避免了行内子弟近亲繁殖、经验封闭的风险。
在清末民初，不仅戏园里有表演，茶馆、餐馆、寺庙都有京剧表演。一方面是观众多，其他行业要靠这个拉客，另一方面，按清代规矩，女人不得入戏园，民国时虽无此限，但日久已成风气，普通女子一般也不敢向流俗挑战。然而，古人以孝为先，母亲做寿，需要唱戏来凑趣，这就促成了堂会的风行，但富贵人家自己有戏台，尚可如此，普通人操办不起，便借用寺庙演戏，清代禁止女子入戏园，却没禁止她们看戏，在女性观众的支持下，戏剧从在寺院演，逐步扩散到餐饮、茶楼、会馆。
老北京最早的公共体育场在哪儿
现代体育，是从西方舶来的概念。1904年，清廷颁布《奏章学堂章程》，规定学堂需增设体育科目，这推动了体育场馆的发展。
北京比较早的体育场馆有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馆（建于1914年）、清华学校体育馆（建于1918年）、先农坛体育场（始建于1936年）等。其中先农坛体育场是北京为申办第19届华北运动会而承诺建立，1934年勘察，1936年开工，1937年建成，名为“北平市公共体育场”，可容纳15000余名观众，一直以来，人们以为它是北京最早的公共体育场，其实有误。
北京较早的公共体育场在地坛公园，于1925年8月25日正式开放，较先农坛早12年。
明代初期天地合祀，都在天坛进行，嘉靖年间改为分别祭拜，才修建了地坛。以后400多年，皆为皇家禁地，但随着清政府灭亡，此处成了袁世凯的兵营，建筑严重受损，许多古树被砍伐，但理论上仍属皇家资产。
1923年9月，东京发生大地震，溥仪为筹集赈灾善款，首次开放了地坛。但1924年11月，冯玉祥驱除溥仪后，将地坛拨给了河北农事试验场。
1924年，32岁的薛笃弼调任北京市长，此时地坛已经荒废，破败不堪，在他的努力下，将地坛改建成京兆公园，其中包括世界园、公共体育场、公共图书馆等，寄望用公园来教化民众。
“世界园”门后联语称“要有国家思想，须具世界眼光”，横批为“勿忘国耻”，在园中有“竞争生存”等标语，公共体育场的墙上也书有“优胜劣败”的标语。清末民初，进化论异常流行，因为屡战屡败，积弱之下，人们的价值观不得不进行调整，放弃了传统的柔弱胜刚强的理念，转向崇拜力量、竞争，甚至将体育锻炼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在公共体育场中，甚至明文规定：国人只要喜欢锻炼身体，就可进入，但外国人来玩，需经本国同胞介绍才能入场。
体育场的设施在当时堪称完善，有网球场、篮球场、赛跑场、浴池，甚至还有沙滩，投资巨大，这为后来运营带来困难。公园开放仅一年，便出现了景点被破坏的情况，1928年，首都迁往南京，京兆公园改名为市民公园，由于不断驻军、占地等，特别是河北农业试验场一直占据着部分园区，不肯清退，景区无人维护，游人稀少。
1935年，市民公园停办，但市民仍可购票游览，1937年，正式停止售票，园内土地分给西郊农民耕种，直到新中国成立。
今天地坛基本恢复旧貌，已难觅昔日公共体育场的痕迹，它曾寄托着一代人的强国梦，虽是痛史，可为后人镜鉴。
老北京为何绿化率低
新中国成立时，北京绿化率仅有1.5%，令人震惊。
这其中有四个原因：
首先，古代生产力有限，很少出现大规模破坏环境的事情，故政府很少关注绿化问题，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第二，北京的绿化，许多属于皇家园林、私家花园，但到清末，社会迅速贫困化，皇家园林成了无主之地，被大量垦殖破坏，私家花园也多荒废。
第三，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的近百年间，社会动荡，为躲避战火，人口向城市集中，导致人口过载，生态压力剧增。
最后，几任政府的举措失当，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民国初期，孙中山先生提出“急兴农学，讲究树艺”，1914年，农商部出台了相关法律，1915年，正式定清明节为植树节（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改为3月12日）。然而，只有上层建筑，没有操作抓手，根本无法落实。从清末起开始在北京种植行道树，可忙了几十年，居然只种了1.45万株，实在少得可怜。
抗战时期北京沦陷，日军一度推行绿化，可到1944年战事吃紧，又大搞“献木”，用来修碉堡，给北京绿化带来了严重破坏。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军队在东单附近修建临时机场，竟将天坛外坛古树砍伐一空，许多历史名树亦无法幸免。
城区内如此，城区外更糟。北京周边多山，本是林木茂密所在，但明末玉米大量引种中国，它能耐山地寒冷气候，农民上山刀耕火种，无人过问。北京气候偏寒，降水不多，森林生态系统本来就较南方脆弱，经此一厄，损毁严重。
那么，为什么当时人对此关注甚少，以至于很少留下相关记载呢？
因为前人对生态变化没有精确观察，只有感性认识，而破坏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往往几十年后才能看到恶果，在一代人眼中，环境只有微小改变，他们自然不屑记录，这样一代代积累下来，人们身处在灾难中而不自知。此外，北京绿化虽差，四合院向来有种树的习惯，而传统调查时往往遗漏此项，甚至不统计。身边就有树，小环境还是不错的，所以大家对环境变化也没什么怨言。
从历史上看，皇家相当重视绿化，明代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不仅在各坛庙广植松柏，还在昌平建有“松园”，清代近郊许多荒山被封，以防止人们破坏。可这种靠权力强制维护的绿化并不牢靠，随着权力变迁，珍藏的那些绿化带很快被破坏殆尽。
保护环境，关键还是要靠全民意识的提升，今天，北京绿化率已超过50%，是全国最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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