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刀道”

    提起传统兵器，日本刀在世界影响颇大，被认为是工艺精湛、文化内涵深厚的象征，甚至引发人们对武士道、剑道的浓厚兴趣。其实，日本刀的祖先是中国唐刀，然而，为什么唐刀后来却逐渐失传了呢？而爱习武的老北京人，为什么对日本刀却不以为然？

    唐刀的优点在于非常锋利，但缺点也很明显，一是成本太高，需反复锻造，普通唐刀至少要60斤铁，将杂质一点点锤炼出去，有的匠人穷终生之力，只能做一把刀。二是维护太困难，好刀要反复打磨、擦拭，磨一把唐刀，专用的布就要好几种，此外擦刀要屏住呼吸，否则鼻腔中的湿气会让刀生锈。

    如此费时费力，实战效果如何呢？明代倭寇侵袭中原时，初期中国军队武器难以匹敌，戚继光只好仿造日本刀配发给士兵，也是双手运刀，故称“双手带”。但大家很快就发现，日本刀虽锋利，但易卷刃，消灭几个对手后就丧失了战斗力，难以持久。

    事实证明，只有锋利，并不是最好的打击对手的方式，因此中国刀逐步抛弃了对锋利的追求，转向内敛和厚重。

    以清代北京著名的武师“大刀王五”为例，他使用的是“回刀”，刀背极厚，刀刃并不特别锋利，但它的分量极重，达到了40多斤。这种刀在和唐刀较量时，一旦发生格挡，唐刀很快就会变成锯齿，而“回刀”凭自身的重量，只要抡上对方，至少骨断筋折。实战证明，越是慢刀，给对方带来的伤害就越大。所以说“刀快削皮肉，刀慢旋骨头”。

    脱离了对刀刃锋利的盲目追求，中国刀因此而更实用，也更加普及。为对付快刀，一些中国刀的刀背上还会留下槽口，即“竹节刀”，一旦对刀，快刀砍在槽口中，扯拔不出，很容易被对方缴械。

    没有了刃的执著，中国刀养护变得更简单，平时不需磨刀，任由它锈迹斑斑，这反而会形成氧化层，保护刀身，且刀刃不锋利，也不容易自伤，甚至不必配备刀鞘，插入腰带即可直接背走。此外，刀的生产工艺也变得更简单，普通人也配得起。但作为副作用，中国刀的工艺水平有了一定下降，相比之下，明代以前中国刀大多富丽堂皇，贵气十足，而明以后的刀则要么太不实用，要么工艺粗糙，精品不多，后代匠人甚至造不出真正的唐刀了。

    伴随着中国刀的普及，也形成了独特的“刀道”，发展出了完善的礼仪和制度，比如八旗部队作战，战士在牺牲前，往往将刀插在地面上，然后将身体斜扑在上面，利用全身重量将刀折断，以防止自己的武器被敌人所用。而唐刀则无需如此，因为唐刀是按人定制的，每把刀的重心都不一样，此外操控者的手形不同，就算缴获了别人的刀，用起来也不顺手。

    老北京传下来的“女国音”

    北京话是普通话的基础，被称为“国音”，但事实上，北京话本身并不统一，男女之间语音不同，有所谓“女国音”。

    “女国音”的现象是1920年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发现的。黎先生是最早提出“汉字罗马拼音方案”的学者之一，此为汉语拼音的前身，他在推动中小学白话文教学方面，做出过巨大贡献，是制定简化字方案的七专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常赴黎宅聊天。

    黎先生在考察北京女子中学生发音时，发现存在“尖音”现象，即将j、q、x音发得近似Z、C、S。比如英雄的“雄”，读如“松”，老北京称为“咬舌音”。因最早在劈柴胡同（今辟才胡同）发现，故称为“劈柴派”。

    据上世纪30年代的调查，当时北京几乎所有学校女生均用“女国音”，这种独特的性别发音法，引起学者们的好奇。

    “女国音”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其说不一。

    一说是来自苏州方言，明清两代北京官员中南方人占了80%强，往来经商者众，苏州音温婉悦耳，渐渐融入了老北京的方言中。但此说颇有争议，劈柴胡同本是柴市，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鼓励新学，这里才建了私人学校，易名为辟才胡同，作为中下层人群聚集地，此地怎么会有很多苏州人呢？

    另一说是与满人相关，满人发音不分尖音和团音，这对北京方言产生了深刻影响，到清末，官方语言已不辨尖团，但家庭妇女与社会接触少，故依然能区分尖音和团音，因此形成了“女国音”。但具体考察“女国音”，它的主要使用者是15—30岁的女性，绝大多数女性婚后便不再使用，可见此说亦有未通之处。

    还有一说法是模仿京剧，京剧源自南方，发音与“女国音”相通，老北京女眷追捧京剧，故刻意模仿其念白，但这依然解释不了为什么它会在辟才胡同流行，且“女国音”多在非正式场合使用，在正式场合很少用，很难说是追时髦的产物。

    “女国音”产生源头已难理清，但能流传开来，有心理原因。在传统观念中，女性在闺阁中应温柔、优雅，说话不能把嘴张得太大，而使用尖音较适合装小嘴。“咬音”有独特的娇美感，但声音太小，说起来吃力，故绝大多数女性婚后放弃了这种说话方式。

    “女国音”现象至今仍广泛存在，据上世纪80年代调查，仍有70%的女生在使用“女国音”，但它与普通话区别很小，且不同人使用程度不同，故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在用“女国音”，也分辨不出来他人在使用“女国音”。

    最令人惊讶的是，调查发现，今天许多男生也在使用“女国音”，且比例颇高，而上世纪80年代调查时，几乎没发现过这样的情况。

    老北京人的故乡是山西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一说法，流传很广，不少“纯”北京人自认为是山西人的后裔，在京剧中，洪洞这样的小县城出镜率颇高，比如《女起解》，苏三起解就是从“洪洞县”出发去太原的，这并不意味着洪洞有多遥远，它只是证明着，人们对自我生命源头的一种眷恋。

    很多人认为北京人的故乡在山西，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因此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从遗传学的角度看，此说并无依据。那么，老北京人真的源于山西吗？

    其实，老北京人的故乡在哪里是无法判断的，因为北京是一个移民城市，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谓的“老北京”早已湮灭了，今天在北京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折不扣的“新北京”。

    史书上记载的北京最早的人口迁徙，发生在秦灭六国后，为防止各地豪杰、富商作乱，秦始皇命令从各地迁12万户到咸阳，其中也包括一批“老北京”。以后刘邦坐天下，又迁走了一批，估计那时陕西的老北京，比北京城的还多。

    以后历代北京人口都有变迁，北京地处华北、东北和蒙古高原的交接处，各种文化在此交汇，人口流动快在所难免。

    明初，政府先后8次大规模从山西往外省移民，以晋南移民数量最多，而洪洞县又是晋南最大县，遂使洪洞及周边各县人遍布天下。以一方之民，流布全国。

    明成祖定都北京，也曾从洪洞移民，但当时移民中也有很多江浙人、陕西人、山东人，由于移民太多，导致土著之民“什仅三四耳”，当时洪洞移民已遍及天下，他们所形成的移民文化相互辉映、相互提醒，最终对人们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也自认是山西后裔了。

    其实从那儿以后，北京还发生过很多次大的移民潮。清入关，八旗入京58万人，加上旗下奴仆34万人入京，以后为镇压三藩的充实军备，又不断扩大京城八旗人口。清中期，北京人满为患，又不得不外迁，中期共迁出官兵5.5万人，人口22万以上。

    民国时，北京人口流动也非常迅速，1929年官方统计的数字，北京外籍人口达49.4%，1936年，外籍人口达到了57.5%，其中河北人达到了总人口的40.2%，与北京本地人的数量不相上下。

    人口流动，为一个城市带来了充沛的活力，北京之所以能成为一座历史名城，是不同时代所有流动人口共同建设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北京属于大家。

    谁是老北京旧城改造第一人

    老北京城被认为是人类设计史上的经典之作，是唯一在修建前经过整体规划建设而成的城市，然而，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北京旧城风貌受到了很大的破坏。那么，究竟是谁拆的第一块砖呢？

    朱启钤，字桂辛、桂莘，祖籍贵州，生于河南，是著名的工艺美术家，对古典建筑颇有研究，姨夫是晚清名臣瞿鸿禨。民国时，因曾任北京城内警察总监，他得到袁世凯信任，1913年8月代理国务总理，后任内务部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此时他刚过40岁，颇有雄心。

    当时北京城人口迅速增加，交通异常拥堵，朱启钤深感传统城市建设已无法适应时代需要，因此主持规划了北京城第一条公交线路，为保证以后公交的畅通，他大胆拆掉前门瓮城，移去东四、西四牌楼的戗杆，并修建了中南海与北海之间的道路。1914年，他看到社稷坛内一片荒凉，便与逊清皇室商议，开辟成公园，这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当时称为“中央公园”，亦称“稷园”，于当年10月10日正式开放，这是北京城第二家由皇家建筑改建的大众公园。

    在他的改造工程中，拆千步廊为天安门广场和改建前门引发了很大争议，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破坏古城风貌。千步廊被拆后，“天子五门之制”（即从大清门到太和殿，需过五道门）已名存实亡。

    1915年，朱启钤拥护袁世凯复辟，任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袁失败后，他一度遭通缉，1918年被赦免，1919年，他担任南北和谈的北方总代表，谈判破裂后，彻底告别政治，潜心著述。

    朱启钤喜好收藏，缂丝收藏堪称中国第一人，缂丝是传统丝织工艺，它采用“通经断纬”的织法，在纺织过程中用线直接织出画来，仿真度极高，有雕镂的效果，双面皆有立体感。由于工艺极端复杂，一副上乘的缂丝作品需熟练的技术人员忙上半年，如今已到失传的边缘。

    民国初年时，清皇室贵族日渐潦倒，朱启钤从恭亲王奕的后人手中购得了一批缂丝珍品，有的出自宋代，日本人出价百万，朱启钤不为所动，1950年，他将部分名贵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朱启钤1925年筹办中国营造学社，1930年正式成立，自任社长，是研究祖国建筑文化遗产最早的学术团体，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基础。

    离开政坛后，朱启钤以经营实业维生，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自上海毅然北上，投入新中国的怀抱，朱启钤曾担心死后被火化，向周恩来提出申请，希望埋骨于北戴河，周表示一定帮他办到，1964年2月，朱启钤因病逝世，终年92岁。

    朱启钤在北京城的现代化转型中做出过巨大贡献，虽然拆下了第一块砖，但改造过程非常严谨，与古城风貌浑然一体，并不突兀，在细节处理上，依然有不少值得后人借鉴之处。

    老北京有“一环路”吗

    “一环路怎么走？”刚到北京的外地人有的会问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问，大约是看到“二环路”“三环路”等道路的缘故吧。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还真不好回答。共有三种答案：

    首先，答案是否定的，没有一环路：北京最早出现的是三环路，以后才有二环路，并没有所谓的一环路。可这么回答，难免让人一头雾水：北京有四环、五环、六环，为什么没一环呢？

    第二，指的是紫禁城周围的这条路：始建于明代，长3.5公里左右，但这条路有宽有窄，有的是胡同，道路规格不统一，怎能称为环路呢？

    第三，老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的线路：1924年12月18日通车，从天安门前开始，绕西单、地安门、东单再回天安门，全长17公里，基本是原皇城沿线，但东西两线较皇城范围更远，20世纪50年代被拆除，但一直被称为环形路。但这条路的问题依然是规格不统一，亦无环路气象。

    那么，老北京的“一环路”究竟有没有？

    原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老北京本无环路，上世纪50年代参考苏联城市规划方式，开始设计北京环路，1958年开修，但当时没有贯通，只有北环路、东环路、南环路，且三条路都没修完。由于三条路距老城区比较远，人们日常很少用到这三条路，所以在口语中将其合并称为“三环路”，并非第三条环路的意思。这种说法流行甚广，1970年北京交通图上，尚未采用这一说法，但几年后便正式承认了这一说法，因当时已有贯通计划，1981年，三环路全程通车，如果从开工算起，它算北京市第一条环路。

    而二环路晚于三环路，规划三环路时，老北京不可能有二环路，因它是老城墙所在。但老北京沿城墙有一条铁路线，是货运使用，道路基础设施比较好，老城墙被拆除后，铁路已无实际作用，也被拆除，这就给修建环路提供了便利条件，上世纪70年代，北京修建地铁2号线，彻底拆除残余的城墙与城门，这就为修建二环路创造了有利条件，故它的道路规格基本统一。

    既然三环早于二环，那一环之说显然是误会。

    以紫禁城环线当成一环显然没有道理，因为那里属皇家重地，过去根本不允许平民进入，皇家内部的人数才有多少？根本不需要用一条环线公路来保证其通行。

    至于以老北京电车为环线，更不合理，因为今天这条路不少地方是禁止转弯的，既然如此，怎能称为是环线呢？况且公交线路多为环形，难道开通早就可以自命为一环？那么在有轨电车前北京已有公交运行，它们经过的线路算不算一环呢？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北京曾有过修建内环的规划，根据规划，西单将建立交桥，但对长安街景观影响较大，故未能执行。

    从李连杰练太极拳说起

    北京城有深厚的武术文化积淀，为武术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武术先后涌现出李连杰、甄子丹等多位全国冠军，但武术是讲“门派”的，李连杰他们练的究竟是什么“门派”呢？

    其实，“门派”是传统的说法，随着武术成为竞技运动，“门派”说早被打破，李连杰等人堪称博采众长，但有趣的是，李连杰、甄子丹等都是从太极拳入手的，因为老北京在太极拳发展历史中地位显赫，有深厚的积淀。

    太极拳的起源，说法甚多，最早记载是唐人许宣平。

    太极拳与马战中的长枪发展有关，传统骑战以重骑兵为优，骑兵借马的冲力与自身力量硬打，所以初期武器很重，关公刀甚至达82斤，但问题是一击不中，自身难保，此外双方兵器都重，即使击中对方，也容易导致自身受伤、脱臼等，再有就是不便挥舞，难以应对草原民族的骑射战术。

    直到长枪发明，骑战才有了革命性的变化。枪身很软，与重武器碰撞时，反作用力小，不易受伤，而重武器格挡时，大枪可利用弹性抽击对方，大大提升击中率。随着实战经验的不断积累，大枪逐渐成为主要对阵兵器，太极拳就是模仿大枪的作战原理，讲究以柔克刚，借力打力。

    那么，太极拳是怎么来到北京的呢？这要从杨露禅说起，杨是河北人，自幼好武，在“太和堂”药铺打工，深得老板信任，便派他到老家河南焦作陈家沟务工，适逢“陈氏太极”拳师陈长兴借地授徒，杨露禅从旁观看，便有心得，陈长兴觉得他天资聪颖，是可造之材，遂抛弃门户之见，收杨露禅为徒，杨后来又三下陈家沟，学成时已40多岁。

    学成后，杨被推荐到北京教拳，杨力大，实战经验丰富，多次击败竞争对手，时人称“杨无敌”，后被端王府聘为拳师，但他使用的“陈氏太极拳”刚猛、复杂，一般人学不会，考虑到贝勒们体弱，不耐艰苦，遂加以改革，动作柔和易练，但内涵依然丰富，即所谓“太极小架子”。

    改革后的太极拳在北京风靡一时，因其入门方便，能强身健体，被称为“杨氏太极拳”，并传向全国，成为练习者最多的太极流派，甚至一度有“陈氏太极杨氏传”之说。当时旗兵也以练太极为时尚，杨露禅的弟子中，神机营的万春、凌山、全佑名噪一时，以后全佑的儿子鉴泉又拜杨露禅的次子杨班侯为师。鉴泉后改汉姓，称吴鉴泉，并创立了吴氏太极拳。

    太极拳历史悠久，但在近代，它确实是从老北京走向全国的，太极拳因此深得北京平民的喜爱，所以李连杰、甄子丹他们自然会选择太极拳来入门。

    胡同是指“水井”吗

    “胡同”一词源于蒙语，即“有水井的地方”，此说流传甚广，因传统城市与水井之间血脉相连，堪称兴也水井，亡也水井。

    以汉代都城长安为例，因长期人口过饱和，用水无度，甜水井都变成了苦水井，故隋代只好迁址于大兴，后改名为长安，唐代亦以此为都城，但这个长安已非汉代的长安了。

    老北京平民用水，也依靠水井（明清皇家不用井水，都是从玉泉山运甜水进城），据清代资料显示，当时北京城内有701眼井，城外有557眼井，共计1258口，这些井大多属私人，叫“水窖”或“水窝子”，普通人家用水，得向窖主买。

    买水分两种，一是包月，一是零取，零取每担不过一文钱或半文钱，包月更便宜，先用后给钱，有的用“水牌”记账，有的则直接在墙上画道儿，月底结算，那时普通人也没赖账一说。大户人家可以在自家的院子中打“压水井”，但多是苦水，只能用来洗菜浇花，鲁迅先生在京购买的私宅“老虎尾巴”，院中的水井即为苦水井。

    老北京送水的工人被称为“水三儿”，多是山东人，他们所用的水车是一种独轮车，左右各置一大木桶，桶下端有灌水用的小口，平时用木塞儿堵上，这种车类似于胶东平原的“洪车子”，优点是轻快方便，能进窄胡同，缺点是不易保持平衡。常有淘气的小孩儿趁他们不在，拔下一边儿木塞儿，水流满地，两边桶一轻一重，导致小车倾倒，极难扶起。

    清亡后，北京城区人口不断增加，用水日趋紧张，老水井难以应付，很多被改造成机井，即所谓“马神洋井”（machine well的音译）。上世纪30年代，自来水在北京开始普及，但安一个龙头要30—40块大洋，穷人家还是用不起。

    水少人多，对老北京生活习惯产生了影响，比如较少洗澡，不少人甚至整个冬季都不洗一次澡，因为用甜水太贵，而用苦水洗，浑身都不舒服。

    井对百姓生活如此重要，那么以井命名街巷，也算入情入理。1978年，语言学家张清常先生提出“水井假说”，认为胡同得名于蒙语“水井”，此说法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一度被当成是定论。

    但近年来学者王越发现，老北京绝大多数胡同得名与井无关，相比之下，以寺庙命名的胡同更多，以明代资料为例，后者占街巷总数的17.06%，而以井为街巷名的仅为1.95%，且老北京有“王府井”、“四眼井胡同”等地名，为什么没按蒙语叫成“王府胡同”、“四眼胡同胡同”呢？王先生认为，胡同是辽金时就有的老北京话，早于元代。

    由此看来，胡同究竟因何得名，还有待专家们进一步研究。

    七十二行中玩泥巴的

    “泥泥饽饽、泥泥人儿，老头喝酒不让人儿”，早年间，只要一听这曲儿，孩子们就知道，“磕泥饽饽”的来了，别看玩泥巴，正经列入七十二行，不算下九流。

    玩泥巴，用今天话说，是泥制玩具。

    别看这行不起眼，可祖师爷厉害，艺人拜孙膑、女娲为祖，老北京最盛期能做1500多种“玩意儿”，如今基本失传。

    玩泥巴的艺人每年开春干活，从元大都旧城墙挖黄土，那里的土当年筛过，比较细，此外加过夯，黏性强。元大都城墙是土城，外面没城砖，历代挖掘，于今只剩矮坡。除城墙土外，就是地下的胶泥，一般农田都能挖到，但厚度不大，一旦挖走胶泥，这块田也就废了，因为浇多少水都存不住，直接漏走了，种什么东西都不好活。

    挖来的胶泥不能马上用，先晒干，再用锤子砸成细面儿，过箩去杂物，加适当的水和匀，存在缸里，找阴凉处至少搁2年，这叫“去土性”，没去过土性的泥不细腻，容易裂。

    存了2年的老泥用的时候，要先摔，即和泥，一直要到揉出筋劲儿来，一般“磕泥饽饽”艺人开春先得和半个月泥，否则不够用。

    老北京常见的“泥活”有以下几种：

    烧砖戏出：将泥塑造成型，烧硬后上彩，最后外面罩上鸡蛋清，色彩特别漂亮，刻画的都是舞台人物，所以叫“戏出”，每出戏10个泥人，归成一包，叫“包人儿”，早年只卖一个铜元。

    刀马人：又叫“武戏出”，光一部《三国》，就400多个角色，神态各不相同。

    脸谱：像剖开的半个香瓜那么大，都是舞台上的脸谱，挂在墙上当装饰品。

    泥塑：最有代表性的是“兔儿爷”，此外还有婚丧嫁娶、市井百态。

    叫猫：音响玩具，只有一个泥猫头，中间是空的，底部糊皮纸，中间有一根细线，线上涂松香。用手指捏住线向下捋时，线头震动皮纸可以发出“喵喵”的声音。

    鸽子哨：过去普通人家的鸽子哨都是泥做的，艺人比拼的是声音效果如何，哨口好的能卖出大价钱。

    磕泥饽饽：用陶烧成的模子，给小孩当玩具，小孩将泥巴填入其中，磕出各种造型。

    老北京的“泥活儿”品种丰富，深得孩子们的喜欢，从健康的角度看，和泥巴多接触一则有利于微量元素的吸收，二则可以改变孩子任性、执拗的性格。所以老北京把脚不沾土看成是健康大忌。

    不过，泥巴延展度差，做不了大型的玩具，加上不宜保存，故传世之作甚少，绝大多数玩泥巴的艺人操劳一生，日用艰难。随着时代发展，这一行传人越来越少。

    北京区县名称的来历

    今天的北京人，对东城区、西城区等地名非常熟悉，但事实上，北京设区才100多年，大多数城区的名称，都是新中国成立后起的。

    历史上，北京辖界一直在变动，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在北京城内设了20个警政区，这是北京设“区”的开始，“区”从此成为北京重要的建制单位。北京初期的区名称简单，比如叫“内左一区”等，听上去挺“数字化”，可外地人来了，根本搞不懂，也记不住。

    1928年，北京所有郊县被划归河北省，仅剩内城6区、外城5区和郊区4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北京都是有区无县。上世纪50年代，随着大兴、昌平、通县、顺义、房山、怀柔、密云、平谷、延庆等划入，北京逐步“大”了起来，共有16个区、2个县。

    那么，现在北京各区、县名称都是怎么来的呢？

    北京内城区历史很短，均不超过60年。1958年，东四区和东单区合并，成立东城区，西单区和西四区合并，成立西城区，这两个名字才正式叫起来。相比之下，崇文区、宣武区的名字相对“老”一些，1952年已经叫起来了，只是当时辖界比现在小，以后它们又分别并入了周边的区。2009年以后，崇文区、宣武区分别并入东城区和西城区。

    外城中，1952年即冠名的有石景山区、丰台区、海淀区，而朝阳区、门头沟区是1958年才开始冠名的。

    北京区县地名中最老的是昌平，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已冠名，至今2100多年，其次是密云，北魏皇始二年（397年）命名，因县南有密云山，终日云雾缭绕，遂因山得名，至今也有1600多年的历史。

    北京区县中，有三个是金代命名的，即大兴、通州和平谷。大兴是金贞元二年（1154年）命名的，其实“大兴”作为地名出现很早，隋代都城就叫大兴，后改称长安，不过，那个大兴和北京没什么关系。通州在金天德三年（1151年）正式命名，因为大运河从这里通过，故取“漕运通济”之意。平谷县是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冠名的，在史书中，记载为平峪县，这个“峪”通“谷”。

    房山的命名略晚，是元志元年间出现（1271—1295年）的。

    余下的三个出现在明朝，顺义为明洪武元年（1368年）命名的，怀柔也是这一年冠名的，顺义此前被称为“顺州”，“顺州”的历史悠久，唐乾元元年（758年）就出现了。而“延庆”是明隆庆元年（1567年）命名的，此前被称为隆庆卫，为避年号名，才改成延庆。

    老北京为何多槐树

    国槐是北京市树之一，市内种植之广，罕有其匹，城区内年龄最大的已达千岁，栽种于唐朝，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内，乾隆皇帝曾御笔题写“古柯庭”三字，而京郊的槐树，更有汉朝种植的。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区内已有50多万株国槐，令人好奇：老北京为何偏爱此树？

    其实，中国北方地区普遍喜爱国槐，据记载，唐代的长安、东晋的南京、北魏的洛阳都以国槐为道边树。

    这其中，有一份人文情结。首先，古人认为槐有君子之风，正直、坚硬，荫盖广阔；第二，槐树是美好政治的象征，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三公朝见天子和处理民间投诉时，均站在树下，故人民广植国槐，以表达对他们夙夜在公的敬意。

    当然，国槐普及开来，关键在于它的物种优势。国槐易活，耐酸碱，生长要求低，它的枝干非常直，遭遇暴雨狂风时不易倒，适合在城市种植。唐代长安出于治安考虑，路边本不允许植树，但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居民用柴成了难题，只好鼓励植树，国槐生长期快，便于伐木为薪，且侧枝少，不遮蔽视野，因此成了主流树种。

    国槐与唐人关系密切，唐代宫廷有槐叶饼、槐叶冷淘等，冷淘即今天的凉面，制面时加入槐叶汁，推为至美。槐叶苦，有毒，但能去火，有消炎作用，将其改造成食品，可见当时人们对国槐已有深入了解。

    老北京喜槐，与它是移民城市有关。明成祖迁都，移民于山陕，洪洞县是大中转站，故有“问我故乡在何方，山西洪洞大槐树”之说，古代农村管理松散，民间靠“立社”交往，即每年两个“社日”，大家聚在一起，饮酒庆祝，“社”由年长者主持，平时有事，他们出面调解，“社”也没有办公场所，一般是植树立“社”，故先民对树充满情感，视为生命的根脉。

    老北京人指国槐为故乡，故落地生根后，自然广植国槐。明清两代，北京国槐数量激增，成了城市名片。但国槐易生虫，即俗名为“吊死鬼”的尺蠖，令人厌恶，且槐字中有“鬼”，故讲究人家只在门前植槐，所谓“门前种槐，进宝招财”，院内不种槐。但这也不绝对，所谓“院有古槐，必是老宅”，故宫的御花园中，就种了18棵明以前的槐树。

    老北京植树规矩多，所谓“前不栽桑，后不栽柳，中间不种鬼拍手（杨树）”，此外还有“桑枣杜梨槐，不进阴阳宅”之说，但这是指此五种树属硬杂木，不延年，易变形，不能用来盖房子。

    有个反映老北京故事的电视剧，叫《五月槐花香》，其实不准确，国槐多是七八月开花，五月开花的是刺槐，即洋槐，原产于美洲，清代才移植到北京。它不生虫，有刺，花香且灿烂，也被广泛种植，但说它是老北京的名片，未免牵强。

    老北京出门打“骡的”

    因小说《骆驼祥子》的巨大成功，老北京的人力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事实上，人力车清末才传入中国，又称“东洋车”，最早在上海流行，老北京第一辆人力车是日本赠给慈禧的礼物。

    据记载，该车“车制绝精美。其把手处盘以金龙二，作昂首遐观状。二轮为橡皮所制，轻快流利，得未曾有。一宫监在前曳之，又有一宫监则在后向前而推。太后坐其中，极以为快”。

    大内本有各国赠送的10多辆轿车，但慈禧却没法坐，因司机非跪姿，属大不敬，且司机如有异心，无法防御。慈禧本人很想尝试，但宫中反复议论，谁也不敢担责，终于不了了之。一度曾尝试过改装汽车，让司机跪着开，但反复试验，没能成功。

    所以，慈禧太后多乘人力车出游，这开了风气之先，老北京遂大量仿造洋车，只是橡胶难得，故初期都是铁轮，颠簸异常，民国后才改用充气轮胎。

    由此可见，北京人坐人力车的历史并不长，那么此前坐什么？

    其实，老北京坐“骡的”的历史要悠久得多，骡子力量大，性格温和，辛亥革命前，骡车是北京主要交通工具，外地称为“京车”。

    “骡的”分官用和民用，官用车轮高，为防止颠覆，车轴更长，俗称“陕西脚”，因骡子多从陕西来。老北京只有土路，雨后一片泥泞，容易翻车，所以“骡的”轮子沉重无比，以降低全车重心。

    “京车”制作精良，尤其在轴的制作上有绝活，跑起来声音悦耳，犹如戏台上的响板，别处的工艺达不到这个水平。此外驾驭“骡的”也需技术，老北京街道都很窄，人车不分流，但两车高速对行，却能保证互不剐蹭，亦不伤人。

    老北京民用的“骡的”都有“站口”，相当于出租车公司，使用时可以直接向他们租赁。

    在古代其他城市，驴车往往更流行，为什么老北京要用“骡的”呢？因为老北京城大，相对繁荣，人们的乘车需求大。驴车速度慢，驴的力量不足，乘客一多，便有翻车可能，还常把乘客颠下去。此外，驴的形象猥琐，不如骡子气派。所以老北京驴车多用来拉货，即使拉脚，也只面向中下层平民，价格相对便宜。

    然而，“骡的”成本高，速度慢，在人力车的竞争下，渐渐失去市场。其实人力车也没繁荣多久，在三轮车、自行车的竞争下，上世纪50年代便销声匿迹。有趣的是，三轮车也来自日本，北京第一辆三轮车是日本人送给汉奸江朝宗的礼物，上世纪30年代末开始流行。供人乘坐的是车斗、拉货用的是平板，因在生活中用处颇大，被老北京人亲切地称为“板车”。

    老北京怎样做慈善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今天慈善事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慈善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文明度与持久稳定，那么，注重人文精神的老北京是怎样做慈善的呢？

    明清两代北京是都城，是所谓的首善之区，故从皇家到民间都更重视慈善。对皇家而言，通过慈善可显示天恩浩荡，不至于将贫民逼为乱民，且以自身行为来教化黎庶，对民间而言，前人有“天道好还”的观念，认为慈善可以为来生积累福报，此外还能勾结官家，增加晋身的机会。总之，不论是皇家还是民间，仅从自身利益出发，故支持力度有限，随意性强。

    老北京慈善主要有四种。

    首先是施粥，皇家有6大粥厂，分南西北中四城，加上海甸（今称海淀）挂甲屯、宣武门内悦生堂，每年阴历10月15日至12月15日，从下午2点到3点，每人一勺，最多施完300石粟米，手续繁琐，队伍拥挤，但颇有一些养猫狗的人冒充穷汉来骗粥。民间粥厂从阴历10月到来年3月，时间略长。

    其次是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即流栖所，皇家共设五处，最大的在功德林，有60多间房，冬天给生火，有时还会给予医疗、服装。

    第三是育婴堂，专门收养孤儿，在广渠门内，官家每年经费800两白银，并240石粟米，男孩官家负责教育，女孩长大后任其婚嫁，但夫家须向育婴堂支付全部抚养费用，从投入看，育婴堂惠及的人群少而又少。

    第四是施与，根据具体情况，给穷人施衣、施药、施棺材，但施衣常被无赖骗走变卖，因此皇家施衣都染成固定颜色，当铺不收，至于施棺材，质量均极差，只值二三两白银。

    总之，虽有大概的慈善框架，但皇家投入并不多，只是略微表示一下仁慈之心而已，这一方面是意识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资金不足，相比之下，皇家更愿意用大赦来示恩，惠而不费。

    老北京民间对慈善也很重视，以“敬惜字纸会”和“陆地慈航会”最有代表性。

    敬惜字纸是指不能乱扔纸张，古代纸张价格很高，在宋代以前，写完字的纸绝不能充作手纸，而是要在指定的炉中焚化，以示尊重，不严守这一程序的人甚至可能吃官司。老北京敬惜字纸会专门收集废纸，将其在大锅中焚化后，投入湖中，但只收集中文字纸，不收西文。敬惜字纸会常附设义学。

    陆地慈航是收无名死尸，用牛车牵引，每天凌晨穿街走巷，见倒毙路人辄置于车上，带出城掩埋，老北京家中幼儿瘦弱，家长往往带孩子上牛车，从这端放上去，从另一端抱回，因为他们认为孩子身体弱，是恶鬼想让他死，用这种方式可骗过冥冥中的这些力量，可望从此健康。

    老北京与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陶器的巅峰之作，被认为是盛唐气象的代表，一直以来，人们都知道它与洛阳有着不解之缘，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老北京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唐三彩自唐代以后，渐渐湮没无闻，直到上世纪初修筑陇海铁路时，洛阳北邙山一带大批唐代墓葬被破坏，大量唐三彩出土，方为人所知，由于它造型生动、颜色鲜艳、地域风情浓烈，加之晚清盛行收藏，故一出现，便立刻成为藏家新宠。

    有收藏，就少不了修复和仿制，可彩陶技术失传颇久，如何才能恢复？琉璃厂就出了这么一位高人，叫李德祥，他本是一家古玩铺的少掌柜，后与继母不合，便只身去洛阳，买了一些唐三彩回来，看其中破碎甚多，就潜心钻研，后来自己设窑，专门复制唐三彩的瓦人瓦马，名动一时，成为大古玩商岳彬、夏锡忠的主要供货商。

    据《百年琉璃厂》一书记载：岳彬一次收了一件西域人骑骆驼的唐三彩，找李德祥复制两个。李反复试制，终于成功。他觉得不容易，就多做了一个，一并拿给岳彬。岳很不高兴：“我就要俩，谁让你做仨了？”说着就拿起一个摔在地上。他还是老规矩：留真品，把仿品当真的卖，给的手工费也不多，200元一个。这让李德祥心里冰凉，岳彬认钱不认人，拿手艺人不当人，此后双方合作越来越少，这些复制品后来都被卖给外国人了。

    唐三彩属陶器，相对于瓷器而言，它的技术并不复杂，制作原料亦随处可见，胎釉配方也早已公开，在历史上，日本和朝鲜都曾仿造成功，比如奈良三彩、新罗三彩。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民间仿造高手人才辈出，烧出来的唐三彩和唐代已没什么区别，这让它与收藏市场渐行渐远，成了工艺品。然而，工艺品市场不稳定，艺人谋生艰难，到新中国成立前，北京、洛阳的仿唐三彩艺人基本转行，手艺濒临绝迹。

    新中国成立后，3名已经务农的河南手艺人辗转来到北京，向北京美术服务部求助，北京美术服务部遂拨款300元，使这门手艺得以恢复。千年的唐三彩技艺，在老北京得到延续。

    上世纪80年代，国门渐开，北京唐三彩赢得了国际声誉，它的社会知名度也迅速提升，唐三彩礼品大量销售，当年拍摄电视剧《红楼梦》时，贾夫人的房间里居然也摆了一件唐三彩，其实这是绝不可能的，在历史上，唐三彩多是冥器，并非陈列品。唐三彩虽漂亮，但质地疏松，容易漏水，且釉上含铅等毒素，在生活中基本没有实际用处。在唐代，不同品级官员在墓中可放唐三彩的件数有明确规定。

    唐三彩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一页，这一页上，也有老北京的影子。

    老北京冬天不能放风筝

    在大英博物馆的展厅中，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早的飞行器，是中国人发明的竹蜻蜓。”在美国芝加哥航空博物馆，第一张照片就是清代中国人在放风筝。风筝被西方人认为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但说到风筝，就不能不说老北京。

    风筝据传是墨子发明的，到唐代已用于军事，五代时有风筝载人逃跑的记载，这不奇怪，6尺大的风筝足以带人，60节的“龙头蜈蚣”能带2个人。到宋代，已有风筝画谱。到明初，认为风筝可能给城外传递信息，甚至窥探皇城内隐私，北京一度禁止放风筝。但到明后期和清代，北京风筝发展迅速，成了全国风筝的代表，在开封、北京、天津、潍坊、南通、阳江六大传统风筝产地中，一半以上是模仿北京风筝。

    老北京风筝特点有三：首先是大，大风筝放飞有危险，回收难，适合北方，过去只有大户人家才玩得起，因为要雇专业人员操作，特别是回收，要两人使大木桩，利用杠杆原理一点一点捯，才能收回来。其次是画工精，清代皇家也玩风筝，绘画自然精益求精。第三是造型美，老北京人文荟萃，许多文人墨客也有此好，曹雪芹就曾扎风筝出售，他们在设计上不断创新。

    老北京风筝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是“风筝哈”，代表作是大沙燕，一是“风筝金”，代表作是“黑锅底”。“风筝哈”的先祖本是瓦剌武将，“土木堡之变”后护送明英宗回京，留在中原，到哈国梁开始做风筝，已传四代，当年梅兰芳等就玩“风筝哈”，是北京著名的风筝品牌。另一“风筝金”，叫金福中，满人，原本在皇宫当差，后来专给宫廷做风筝，制作极为精良，即所谓“宫式本”，也向民间出售，但比较简单，即所谓“民式本”，此派未有传承。余下还有“风筝于”等，影响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风筝金”独揽宫廷业务，在于他采用的是曹雪芹当年设计的风筝样式，曹氏留下《南鹞北鸢考工志》，此书是否真实，尚有争议，但据此书形成的“风筝曹”制作技艺确有独到之处，比如可以模仿人在天空中走路，且能像鹰一样直上直下，风筝讲四门功夫，叫扎、糊、绘、放，“风筝曹”在放上颇有绝技，近于舞蹈，可惜传人不多。

    老北京风筝异彩纷呈，但为什么知道的人不多呢？因为老北京有忌讳，认为风筝是沟通现世和天堂之间的工具，将其看成是花圈一样的东西，平时不能公开展示，也无人购买，只有清明前后才能放风筝，而且一般人家只是小孩放，大人绝不参与，风筝被认为是晦气之物，落入谁家，会被立刻撕烂。

    正是这个忌讳，导致艺人们生存维艰，平时只能做别的行业，清明先后才能靠这个手艺赚钱，这自然影响了北京风筝的推广。

    大侠为何用弹弓

    熟悉清代、民国武侠小说的读者会发现，书中的大侠很多都使用“弹弓”，发射泥丸。为什么大家会喜欢这种怪异的武器呢？其实，这与清代武器管制有关。

    清入关后，以少驭众，特别重视安全，在很多城市采取分区居住的办法，比如老北京汉人非功不得住内城，成都等省会也有“满城”。此外，尽收天下之兵，比如弓箭，严禁私人制造，由皇家集中匠人设立“宫作”，垄断其原料及生产。

    清代制弓艺人必须是满人，原材料由皇家统一调拨，别看一张弓，制作工艺非常复杂。

    弓的弹力源于弓臂，是用竹、水牛角、牛筋贴在一起做成的，学名叫“筋角木反曲弓”，单有竹子，弹力不够，最多射40—50米，而贴上牛角能射70—80米。水牛角必须是极长的，牛筋则是牛脊背的大筋，先晾到九成干，再用湿毛巾裹住，放到石碾子下压一个上午，牛筋散开后，再把油刮下去，2斤牛筋只能出1两，普通的弓要铺3层，合4两筋。一般人以为弓弦是有弹性的，其实不对，弓弦弹性大，对箭的稳定性有影响，所以尽可能要使用弹性小的材料，传统弓弦多用丝线。

    传统制弓最大问题是失败率高，即使是最好的师傅，也只有50%的成功把握。为保证原材料能重复使用，过去制弓都用鱼鳔胶，它的优势是遇热后自动融化，即使历经百年，也可以轻易将牛角从竹胎上剥离下来。

    由于垄断生产，到清末期，全国只有北京艺人能掌握此项技艺。然而，弓为兵器之王，练武必从练弓开始，它可以长力气、增准头、提高柔韧度。标准弓是违禁品，所以武侠们只好练弹弓，弹弓力量略差，只能射泥丸，杀伤力大大下降。

    因过度管制造成的技艺流失，在清代并非一例，比如马球，唐代传入中国，历代是骑兵训练的必修课目，明代北京城还有很多马球场，但清政府为防止民间反抗，严禁私人养马，康熙十年后，政策才渐渐宽松，马球运动受此重挫，基本绝迹。

    表面上看，将弓箭制造与生产集中起来，有利于匠人间技艺交流，在短时期内，会提高整体制作水平，但从长期看，封闭体系导致信息无法流动，体制僵化凝固，只能因袭前人，这就扼杀了传统工艺的创造力。

    清康熙时，戴梓通过研究西方武器，发明了原始的机关枪，却被长期搁置，最终失传，而弓箭生产一直延续到清代灭亡前，生产出来的箭堆放在故宫中，新中国成立后清理出宫时，用大卡车运了半个月。随着清代的灭亡，弓箭艺人难以谋生，制作技艺几乎失传。

    老天桥杂技始于春秋

    杂技在北京，源远流长，公元前310年燕昭王宫廷里已有“燕戏”表演，这是关于杂技最早的记载，不过表演者来自“广延国”，以舞蹈为主，包含了一些杂技动作。广延国何在，今已无考，传说“距燕地7万里，地寒，盛夏结冰”。如此看来，应该靠近北极圈了。春秋时北京较湿热，气候与今东南亚相当，宋代以后气候变化，逐渐寒冷了起来。

    唐宋之时，杂技进入宫廷，由此推动了杂技艺术的繁荣，唐时北京一代以竿木技艺称绝，史有备载。燕赵民间自古有习武的传统，而杂技与武术是密不可分的。

    至元，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民间杂技被禁止，既不能“聚众作艺”，亦不能练习，但宫廷中尚保留了一部分杂技表演，比如“高跷舞狮”，即出于元。至明清，宫廷杂技渐废，艺人流落民间，生存维艰。

    到清末，老天桥成了北京杂技的代表，以后又有了老东安市场、香厂新世界、城南游乐园等。老天桥能发展起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清代汉人非功不得居内城，大量的老北京人被迁到宣南，使这里人口密集，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二是老天桥本是一块荒地，管理松散，初期艺人到此表演没有什么成本，门槛较低。但老天桥表演环境也比较恶劣，基本是地上铺块包袱皮，随时开场，观众自由围观，这种“包袱市”的杂技，形式简单，内容单一，演员重复表演，受伤几率较高，缺少大型杂技。

    随着老天桥影响力日增，各地艺人纷纷前来，老天桥杂技艺人中，河北艺人最多，先后出现了口技的“管子张”，戏法的“金麻子”、“快手卢”，车技的“小老黑”，马戏的“狗熊程”、禽鸣的“百鸟张”、盘杠子的“飞飞飞”等。

    到20世纪前半叶，民间艺人还成立了一些民间杂技团体，比如“万福堂”、“顺福堂”、“北京魔术团”、“七侠五义武术团”等，当时西方魔术已进入中国，老天桥艺人也主动学习其中的一些技法，与传统魔术相融合。

    受客观环境限制，老天桥杂技中也有一些是残忍、恐怖与低俗的表演，卖艺这种商业模式较低级，许多艺人多说少练，甚至光说不练，练也不练绝活，从艺术内容到经营形式，都比较粗放。加上天桥管理松散，导致黑社会、恶霸横行。此外，老天桥安全隐患也较多，比如老天桥最早的歌舞台、燕舞台、乐舞台等说唱之所，后来都因火灾而销声匿迹。

    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中华杂技团”（后更名中国杂技团），许多老天桥艺人加入其中。在此之前，并无杂技之名，只是泛称“杂耍”、“把戏”，周恩来总理综合了各方意见，将其统称为“杂技”，从此杂技之名得以流传。随着杂技走向世界，它赢得了更多人们的喜爱与赞誉，1957年，在世界青年节上，老天桥艺人“小老黑”金业勤的车技还赢得了国际比赛金奖。

    邓友梅先生的烟壶缘

    邓友梅的代表作《烟壶》闻名遐迩，对其中内容，读者多视为“小说家言”，是想象力的产物。其实不然，书中关于内画壶工艺、北京民俗的描写，乃至部分情节，都有所本。

    比如《烟壶》中的烟壶聂家，其实是烟壶叶家，是清末民初北京内画壶大家。鼻烟是利玛窦带入中国的，清代十分盛行，传说在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内画壶工艺，到清末出现了马、周、叶、丁四大家。

    周是周乐元，长于草虫山水；马是马少宣，以肖像与书法闻名，他的字写得特别好，一般人比不了，曾获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誉奖；叶是叶仲三，擅长人物；丁是丁二仲，文学修养深，把内画壶技艺带进了大雅之堂。

    遗憾的是，由于战乱频频，艺人无以自养，纷纷转行，到新中国成立前，只有叶派传承了下来，叶仲三的传人是他的两个儿子叶晓峰和叶祺。新中国成立后，叶家三人被工艺美术厂聘用，带徒传艺，刚开始叶家不愿外传，推说不习惯在厂里干活，喜欢躺在自家炕上创作，厂里说，可以为他准备炕，叶家无可奈何，才带出了王习三、刘守本等高徒。

    内画工艺异常繁复，首先要在壶中填入铁砂子，来回摇动，磨成毛玻璃状，这叫“涮里”，然后用带弯钩的笔在内部作画，创作难度非常大，画上了就不能改，越画到后面心理压力越大，画家要有非常的耐心和定力。一般情况下，画半个小时就要休息一次，每两个小时就要闭目养神片刻，而且晚上只能描线，不能上色，否则在灯光下可能偏色。这一行到年龄就干不动了，眼睛不行，手也抖。

    过去西方人不相信内画壶中的图案是画上去的，艺人们出于技术保护的目的，也骗外行说，这是用法力驾驭狐仙，进入烟壶内部画成的。这就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加上价格高昂，多为官员、豪富之家赏玩，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知道这门手艺的人并不多。

    邓友梅先生在工艺美术厂的配合下，曾对叶家后人进行专访，在小说《烟壶》中，乌世保在监狱中掏鼻烟，无意创作出内画壶作品，本是内画行业产生的传说，而书中提到的烟壶聂家，应是烟壶叶家的一音之转。邓友梅先生这本脍炙人口的小说，大大拓展了北京鼻烟壶的知名度。

    内画壶是老北京独有的工艺品种，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为各地培养出许多人才，到上世纪60年代，国内已成京派、鲁派、广东姚江派三足鼎立之势，以后叶派弟子王习三又创出“冀派”，蜚声国际。但无论哪一流派，它们的根都源自北京，都是老北京的骄傲。

    前门上为何会有西式装饰

    前门是老北京地标性建筑，但细心人会发现，它的制式与传统城门建筑颇有不同，特别是东西两侧镶有巨大的西式绶带装饰，有如天外来客，令人好奇：这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前门本名丽正门，元大都即有，明沿用之，但并无城楼，直到1436年方建楼，改名“正阳门”。正阳门高42米，为“京城九门之首”。然而，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正阳门城楼被炸毁，1903年重修时，找不到原设计图纸，只好模仿崇文门的城楼和宣武门的箭楼而成，只在高度上有所增加。

    1914年，朱启钤启动北京旧城改造工程，前门是他改造计划的重中之重。清代北京内城只能满人居住，商业设施皆不能进入，商品流通只好集中在前门外，此地地狭人稠，交通不便，京汉、京奉铁路在前门外设站后，进一步加剧了拥堵的格局，当时老前门尚有封闭型瓮城，大而无当，成了交通瓶颈，改造势在必行。

    朱启钤力排众议，请法国工程师罗克格来改造前门。拆除瓮城后，将前门箭楼变成单体建筑，但这一改，尽失其雄伟、浑厚的风格，令原设计中质朴、不重装饰的缺陷一览无余。为此，罗克格只好在装饰方面下足工夫：所有的箭窗都装上了玻璃，下面两排加上西式拱檐；添建了半悬空的月台，并用汉白玉围栏突出横向装饰效果；在箭楼东西两面，各加上一个绶带形的装饰……这些改造，在当时便遭到很多批评，仿佛在中式棉袄上添上西式蕾丝花边，既不实用，也不协调。

    前门改造工程于1915年6月16日正式开工，袁世凯赐给朱启钤银镐，朱以此镐刨下了北京第一块城砖，从此掀开旧城改造的序幕。朱启钤兴修如此浩大工程，完全自筹资金，未向袁要一分钱。当时袁资金艰难，虽向日本等列强贷款甚巨，仍经常拖欠政府官员薪水。那么，朱启钤的钱从哪来呢？

    朱曾任交通总长，以前门改造有利铁路发展为由，说服了京汉、京奉铁路局各负担20万元，有了这笔钱，他的改造计划畅通无阻。在朱启钤的主持下，千步廊被拆除了，老北京原有皇城也拆掉了大部分，此外还改造并拆除了内城诸多路口的牌坊。

    虽然朱启钤的改造动作颇大，但他整体上比较重视传统建筑风貌的保护，在保护文物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的改造工程在保留旧城精华的基础之上，基本满足了后来数十年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赢得一片赞誉之声。

    当然，从今天的眼光看，前门改造多少也留有遗憾，值得后人总结经验教训。

    摄影术，曾经的艰难岁月

    摄影术从一问世起，便在世界各地迅速流传开来。奇怪的是，这样有趣的新技术，在中国的推广却步履维艰，直到60多年后，才被真正接受。其中的辛酸，令人感慨系之。值得一提的是，在摄影术的传播过程中，北京是开风气之先的城市。

    1839年，摄影术正式发布，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44年，法国海关总检查长于勒·埃及尔为当时清政府两广总督耆英拍了一张照片，此时摄影术刚刚发明5年，这张照片至今仍保留在巴黎摄影博物馆中。

    耆英虽然是皇族，但思想开放，曾将自己的个人照片分赠给英、法、美、葡四国使臣，并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提到了这件事。

    此时，国人对这种新技术还感到很好奇，但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盲目排外的心理空前高涨，看到西方士兵经常手持摄影机，四处拍照，便附会说那是“收人魂魄”的工具，在集体妖魔化的背景下，摄影术在国内处于停滞状态，其实，一些开明之士对摄影术已有所了解，1873年，更有摄影专著《脱影奇观》问世，无奈主流意见对西方文明仍是一味排斥，因此摄影术只能在少数贵族内部中流传。

    1888年，珍妃进宫，珍妃喜爱摄影，将摄影术带进了皇宫。珍妃个性活泼，初期颇得慈禧欢心，后因清政府开支紧张，宫廷不得不压缩用度，珍妃便私通家人卖官鬻爵，从中牟利，甚至连上海道台这样重要的职位，也敢私相授受。此事败露后，慈禧盛怒，将珍妃施以脊杖，打入冷宫，庚子事变中，珍妃暴毙，她所拍摄的照片也被尽数毁弃，至今仅存一张。

    1892年，留日学生任景丰在大栅栏开办了“丰泰照相馆”，这是北京最早的照相馆，虽晚于上海，但主要业务面向国人，因此影响颇大。

    经庚子事变惊吓，慈禧加强了与西方列强之间的交流，在法国出生的德龄公主得到重用，德龄娴熟西方外交礼仪，会多国语言，又是皇族，深得慈禧信任。1903年，在德龄的推荐下，她的哥哥裕勋龄成了第一位“御用”摄影师，裕勋龄曾在法国学习过摄影，他的照片比珍妃专业多了，更富层次感，加上裕勋龄相貌堂堂，深得对相貌很挑剔的慈禧的欢心，就这样，在裕勋龄优雅的风度与相貌的辅翼下，摄影术终于被权力所认可，从“妖术”变成了科学。

    1905年，“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此前，大观楼已开始放映西方电影，虽然只是5分钟左右的短片，但现代摄影术带来的震撼效果，深深感染了北京人，人们摩肩接踵，使交通经常堵塞。《定军山》的公映，更成为一时之盛。

    1909年，丰泰照相馆毁于火灾，北京最早的照相馆至此遗迹无存。

    北京最早的油画

    油画，是公认的西方美术绘画品种，但它的本源，实出于亚洲。在阿富汗巴米扬山区的洞窟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创作于公元650年左右的油彩壁画，而西方将油与颜料结合，则是13世纪以后的事了。

    油画从东方传到西方，再传回东方，在这个轮回中，北京地位独特。

    1600年，利玛窦来京传教，为得到皇帝的批准，便将三幅个人作品进献给明神宗，它们是北京城最早的油画。1605年，利玛窦在宣武门内建了一个小经堂，这三幅作品便供奉于此。

    明清两代，北京和广州是最吸引西方传教士的两个城市，传教士们带来了西方的科技，也带来了油画，遂使北京成了传播西方美术的桥头堡。

    让利玛窦失望的是，明代皇帝对油画兴趣不大，直到清乾隆时，情况才得以改观，意大利人郎世宁、潘廷章，法国人王致诚等先后被聘为宫廷画师。乾隆两次平定准噶尔叛乱，为纪念这一不世功勋，他让西洋画家们创作了大型历史纪实组画《平定西域战图册》，并在法国雕成铜板，印了200张，全部工程历时11年。看到成品后，乾隆大为满意，从此对西方绘画至为推崇，并要求从“包衣”（家奴）中，挑选聪明的小孩来跟传教士们学画。

    据记载，这些学习西方油画的包衣子弟，有王幼学、丁观鹏、张为邦、班达里沙、八十、孙威风、葛曙、永泰、王儒学、于世烈等，他们是中国最早学油画的人。

    说到北京油画，不能不说郎世宁，他历仕康雍乾三朝，不仅会油画，还自学了中国画，他将中西技法融会一炉，加上门下弟子众多，甚至在宫中形成了“新画体”集团，成为东西美术交流的标志性人物。

    不过，当时做宫廷画师也并不轻松，每天清晨就要从东华门寓所步行进皇宫，7点必须报到，然后上班画画，一直画到下午5点。房间方位不好，冬冷夏热，工作条件很差。郎世宁的作品当时影响不大，因为他的中国画是后学的，根基薄弱，笔力不足，当时的中国画家对他颇不以为然。

    利玛窦当年的画作早已散佚，但郎世宁的作品仍有部分留存，至于国人自己的油画作品，应以《桐荫仕女图》最早，此画技巧笨拙，也未署名，应为西洋画师的弟子所做。以后郎世宁的弟子王幼学、丁观鹏等，都有一些作品传世，满族画家五德的纸本油彩山水画，是这一时期中国画家油画作品的代表。

    国人真正接受油画，还是薛福成访欧，写了《巴黎观油画记》，此文传诵一时，加上后来康有为的大力鼓吹，才使油画真正被大众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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