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亲王的心思

    晚清满人也有几个有志气的，肃亲王善耆要算一个。肃亲王善耆，是皇太极长子豪格之后第十代肃王。肃亲王是清代八大铁帽子王，所谓世袭罔替的八大豪门之一，别的贵族隔一代降爵一次，而这八大王不降。善耆出身豪门，自己也有点本事，因而在当时大大地有名。晚清有两个亲王级的满人亲贵最明白事理，一个是庆亲王奕劻，一个就是肃亲王善耆。奕劻跟善耆比起来，根子不粗，原本不过一般宗室，靠着巴结和能干，才一点点爬上去，最后也混了个世袭罔替的亲王帽子。而人家善耆，则压根就是天生的铁帽子王府里的嫡派子孙，根正苗黄（清人皇族尚黄）。而且论为人，善耆清廉，奕劻贪鄙。奕劻的贪满朝知名，他的王府，如果没有大笔的门包，连想进门都没戏，不进门，事当然办不成。而善耆做北京崇文门税监，整顿税务，给税务人员提高薪水，但不许潜规则受贿，自己则一介不取。明白的满人都跟汉人混得不错，这两人自不例外，都有一群汉人朋友。但一些以清廉自命的汉臣，却很讨厌奕劻，相反对善耆有好感。但是，这样两个明白人，在晚清当家太后慈禧眼里，分量却是一轻一重，重的是庆亲王奕劻，轻的是肃亲王善耆。不是西太后不明白两人的优劣，关键在于帝后隔阂的微妙格局。

    自戊戌政变之后，西太后跟光绪皇帝实际上已经成了政敌。政变之后，西太后费尽了心思，也没能废了光绪，反而惹出了庚子拳乱之祸，差点把祖宗江山给丢了。但是即便如此，废不掉的光绪依然只能做西太后的囚徒。囚徒可是囚徒，一旦年迈的西太后死了，年轻的囚徒就会鱼跃翻身，成为真正的最高统治者。

    由于这样的微妙政局，清廷新政时期，满人亲贵的心理相当微妙。尽管当时的帝后都咸与维新，但守旧的满人心里还是向着太后，感觉太后更稳当，更倾向于维护满人利益。但是，对于皇帝成年后仍由女人当家这样一种明显有违祖制的做法，多少还是有些嘀咕，暗地里担心这种牝鸡司晨的状态，会给祖宗江山带来不祥。传说是恭亲王奕说的，大清早晚得亡于方家园（慈禧的娘家所在）。其实有这样想法的旗人，绝不是一两个。而趋新一点的人，则更倾向于皇帝，由于太后年事已高，这种倾向就越来越明显。其实，就是守旧的人，也得盘算在西太后之后的日子怎么过。奕劻和善耆都是明白人，但善耆是真正的趋新，奕劻只是懂得利害而已。相比之下，奕劻跟西太后更亲近一些，而善耆则跟皇帝有更多的感情。庚子年逃难，据善耆自己讲，颠沛流离之间，他更多的是在照顾光绪。所以，后来议和的时候，两人都被西太后派去协助李鸿章跟西方各国谈判。但是后来的新政，两个人权位份额却大不一样。奕劻被委以重任，首当大局；而善耆则只是主管民政，接袁世凯的茬儿，编练警察。即便如此，在这个领域，他也不能握有全权，袁世凯的人还是在里头起作用，而袁世凯则跟奕劻走得很近。西太后不是不知道奕劻贪，但贪而忠诚，还是得大用。

    在晚清的最后几年，虽然新政红红火火的，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西太后跟光绪的政敌关系并没有缓解。心胸狭隘的西太后，绝不可能容忍光绪自然接班，从囚徒变成真皇帝。换言之，她一定要弄一个自己的人继承大业。要实现这个目的，已经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就一定要死在三十多岁的光绪后面。这么一来，光绪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宫里不仅有这样一个手握大权、居心叵测的太后，也有乐于将此居心付诸实践的太监，比如亲手把光绪的爱妃珍妃推到井里的崔玉贵和他的徒儿们。

    跟宫廷有天然联系的满人亲贵们当然不是瞎子，他们也看到了皇帝的这种危险。感情上更接近光绪的肃亲王甚至说，他编练京师的消防队完全按照军队形式训练，目的就是一旦皇上有不测，就以救火的名义冲进去，把皇帝救出来。但是，直到1908年11月14日，西太后病危，却突然传来光绪皇帝暴毙的消息（后来证明光绪的确是被毒死的），什么救助动作都没有使出来。以奕劻为首的多数满人亲贵，还是倾向于让西太后的意志继续下去，不管这个意志是否会葬送他们的祖宗江山。而善耆这样的人又缺乏做大事的决断，只能眼睁睁地等待机会，再看着机会溜走，无所作为。等到革命到来，大势已去，才如梦方醒。跟守着赃款踏实过悠闲日子的奕劻不同，跟所有满人亲贵都不同，肃亲王善耆一直在奔走复辟，撇家舍业地搞复辟，全家动员投身复辟。为了复辟，他不惜跟日本人打连连，家里还因此而出了一个闻名遐迩的川岛芳子，加倍败坏了这位清末贤王的名声。但是有什么用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大清江山一去不复返了。

    庚子年，有个端王爷

    1900年，也就是庚子年，是清朝皇室的蒙难年。四十年之内，皇室第二次逃难，用他们自己的话叫“西狩”，即到西边打猎去了。但他们自己知道，这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逃难，逃得比第一次的北狩更远，也更狼狈，不是去打猎，而是自己被洋人当猎物追了很远。

    洋人这次攻破北京，是因为朝廷由着义和团杀洋灭教。洋人被杀的不多，几百人，但却有几十万中国的基督徒殒命，而且排外的狂潮直接威胁到了所有在北方的洋人，包括外国使馆。朝廷这样纵容义和团，是因为西太后老佛爷跟洋人闹翻了。这次翻脸，说起来纯粹是由于中国的内政。朝廷变法，搞戊戌维新，但是刚开了头，一线领导光绪皇帝跟二线领导西太后就闹起了矛盾。这样的矛盾其实跟新旧无关，而跟权力之争有关。双方闹到不可开交之际，维新派谭嗣同的一次冒险行为，给了西太后发动政变的口实。虽然说这次冒险光绪并不知情，而神通广大的西太后要想查清情况也不难，但是她就是不肯这样做，一门心思认定策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就是光绪的主意。光绪从西太后婆家那儿论，是亲侄子，从她娘家那儿讲，是亲外甥，立为皇帝，就成了她的儿子。现在儿子要害老娘，这还了得？所以，眼前的这个皇帝，就是不孝的枭獍（古人传说中的恶禽兽，枭生而食母，獍生而食父）。发动政变，将之囚禁中南海瀛台，还不解恨，非废了他不可。

    但是，废光绪不仅遭到部分朝臣的反对，很多有实力的地方大员，如刘坤一，也明确表示不同意，说什么“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更可气的是，在京的西方各国公使，也表示不能接受。你说光绪生病，因病不能视事，人家就要推荐医生进宫看病。对于洋人如此赤裸裸地干涉内政，西太后当然会很生气，不止生气，而且火大。西太后当了近四十年的家，很多政治上的大事看得很明白，但毕竟还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老妇人。对于她施加了养育之恩却遭反噬这件事，无论如何都搁不过去。光绪的不孝，开始也许只是一个出来训政的口实，但说多了，连自己都相信了。别的都可以妥协，唯独这事妥协不了。但硬抗似乎也不行，于是就来了一个缓兵之计，以给光绪立嗣为名，先找个接班人，时刻准备着，一有机会，就用接班人取而代之。这个接班人，按满人的规矩，叫大阿哥。就这样，中国的政坛一下子冒出两个人来，一个是大阿哥溥儁，一个是大阿哥的父亲端郡王载漪。如果没这两个人，义和团的祸也许不会惹得这么大。在庚子年，支持义和团最卖力，对抗洋人最激烈的，就数这个端王爷。又偏是他，最受西太后的信任。

    说实在的，载漪和溥儁这爷儿俩，真是没什么特别之处。溥儁成为大阿哥，既不是他才华出众，也不是因为他跟同治或者光绪血缘最近。端王不过是道光皇帝第五子奕誴的儿子，同样近的，有恭亲王奕家的人，还有醇亲王奕譞家的后代也可以选。选了溥儁，无非是因为端王的福晋，是西太后亲弟弟桂祥的女儿，西太后的内侄女。而溥儁，就是又一个既跟西太后婆家有很近的血缘关系，同时又跟她自己关系最近的人，唯有选这样的人，她才踏实。

    溥儁还是个孩子，虽然是个比较顽劣的孩子，进了宫，对政局也没有什么影响。但端王就不一样，在溥儁进宫之后，他也摇身一变，成了西太后的宠臣和朝廷的重臣，说话一言九鼎。西太后就是这样，知道清朝的祖制没有太后临朝的一说，所以当年祺祥政变，自己出山，打的就是亲贵当政的牌。此后每个阶段，总要拉一个王爷一起当家管事，共事时间最长的是恭亲王奕，其次是醇亲王奕譞，现在又轮到了端王载漪，此后就是庆亲王奕劻了。

    几个王爷比较起来，端王是最低能的一位。他跟众多纨绔一样，喜欢玩，喜欢票戏，所有的精力和财力都耗在了上面。家里长年请当年的名角谭鑫培和孙菊仙教戏，一度还喜欢捏泥人，请来泥人张来府上教他。除此而外，这位王爷还有一个挺费钱的爱好，就是养马。雇了好些养马的把式，府上好马十几匹，有跑马、颠马和走马之分。光马的装扮，在鞍鞯、嚼子上就花费不小，不是镶金就是嵌玉。端王跟一般满人公子哥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好武，喜欢射箭，家里养着好些武林高手，教他打拳，舞枪弄棒。只是他的身手怎样，却没法知道，因为从来没有机会施展过。即使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最危急的时刻，也没见他披挂上阵。指挥攻打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也是让别人冲锋，他躲在后面。最后城破逃难之际，他的那些好马也没派上用场。大约走得太急，来不及调遣了。

    但是，这样一位好似玩闹的王爷，在庚子年那个特别的场合，却起了翻天覆地的作用。利用义和团灭洋，是他力主的。在义和团眼里，他是他们最大的大首领。进攻使馆，也是他的主意，而且是他亲自主持。甚至在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已经破灭，八国联军眼看就要打进北京的时候，他居然矫诏调来新建陆军的重炮，想要轰平使馆。幸亏荣禄没有听他的，否则真要是轰平了使馆，这个祸就闯得更大了。仅有的几位表示不同意见的大臣，袁昶、许景澄、联元，也是他奏请杀掉的。连同为满人纨绔的立山，仅仅因为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也被他干掉。当日，在他的淫威之下，几乎人人自危。好几位大臣后来回忆说，如果八国联军再晚来几天，说不定会有更多的朝臣被杀。一度，他还领着义和团进宫，要搜查宫里的汉奸，明摆着是要给光绪好看。幸好西太后虽然讨厌光绪，但却不喜欢这样胡来破坏了规矩，才制止了他。十几万义和团涌进北京城，闹得北京秩序大乱，各个衙门都驻扎着骄横的团民，还必须管他们的饭。官员稍有异议，轻则挨揍，重则脑袋搬家。由于有端王罩着，谁也拿这些人没辙。这些团民天天打打杀杀，嚷着要杀朝中的“一龙二虎三百羊”，连李莲英这样的人都感觉到了混乱和不便。就连西太后自己，也未必能完全控制得住局面。

    这样的玩命而且拼命，仅仅是因为端王的儿子做了大阿哥，距离皇帝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了。为了早一点把光绪赶下去，在当时的情形，只有灭洋一条路。认准了这条路，他就一根筋地走到黑，甚至连一点后路都不留，也把这个朝廷推向了悬崖边上。

    这样做的结果，西太后也就只能逃了。还好八国联军兵力不足，没有四面围困，给逃难的人们留了一个德胜门。从德胜门逃出来的西太后，不仅带走了光绪，还拉上了端王和他的儿子溥儁。惹了大祸的端王，也没有坚持留在北京，与京城共存亡，而是跟着一直逃到了西安。议和之后，西方列强方面开出的“祸首”名单，头一个就是端王载漪。西太后还真是顾念亲戚的情分，别的祸首，该杀都可以杀，唯独端王的命却要留着，最多只能发配。列强最后还是给了西太后这个面子，端王的命，算是留下来了。也许，这个端王原本就是庚子年西太后作恶的替身，坏事恶事，都是他的事。事后，让人恨得牙根痒痒。端王被流放之后，大阿哥溥儁自然成了鸡肋，加上他顽劣成性，宫中谁都不喜欢，据传还揪过光绪皇帝的辫子，上上下下，一点人缘都没有。西太后西狩之后，两个最信任的近臣，吴永和岑春煊，都力主废掉大阿哥，不久，他也就真的被废了。

    此后，虽然流放中的端王一直受到朝廷的供养，甚至到了民国还享受政府的补助，并且还免不了有些不喜欢洋人的人，时不时去崇拜一下这位敢跟洋人开仗的王爷，但从此以后，这一家子在历史上基本上就没动静了。曾经剑拔弩张、气势汹汹的王爷，再也没见有什么肝火，一点脾气都没有。现在看来，在当年的清廷王爷中，端王肯定不是最混的一个，也未必真的很保守。但是，一个废立机缘，把他推到了政坛的漩涡中去，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不幸的是，由于利害的原因，他起的恰是一个特别糟的作用，差点把国家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左宗棠的自恋事业

    1881年春，左宗棠被任命为军机大臣。这年，此老已经虚岁七十了。古人的平均寿命不长，四十岁的人就可以称老了，七十岁，古稀之年，即使精力还旺盛，自我感觉也老得不行。其实，晚清的这个年景，是李鸿章的时代。当家的西太后也知道，她的天下，还真离不开这个人人骂的李鸿章。眼看着洋务事业一天天发达，跟外国人打交道，没李鸿章还真就是不行。但是，一家独大无论如何都不是好事，擅长平衡术的西太后，无论如何都要找个能平衡李鸿章的人，于是，一向跟李鸿章不和的左宗棠就被挑中。

    不过，别的高官熬到这个岁数，进军机都没有问题，唯独左宗棠不合适。此公是举人出身，因战争的机缘进入官场，一出手就做得没边，一个师爷，居然要巡抚帐下的二品总兵都要对他参拜。在大帅府中说一不二，让大帅今天做的事，今天就得做，拖到明天，爷就不伺候了。战况紧急，大帅用人之际，人才难得，对他只能迁就。等师爷做够了，就独当一面，率领他的楚勇，出征太平军了，直到打出了他的一片天。可以说，他左宗棠不是像别人那样一步步爬上来的，每一步都要看上司的脸色，防范左右的倾轧，时时小心，处处留意，讲礼仪，顾面子。实际上，这个人等于就没在正经的官场上混过。这样的人，对于官场礼数、宫廷礼仪基本上是个棒槌，什么都不懂。当年的军机处是设在宫里的，雍正皇帝设置这个机构的时候，就是个皇帝的小型秘书处，候在皇帝的寝处，时刻准备着。晚清的太后和皇帝没有雍正那么牛了，但军机处的性质却还一样。这样的棒槌进了宫，伺候皇帝太后办公，处处都显着不方便。尽管西太后看在他功劳的面上，不去责备他的失仪，但他自己却好受不了。

    不好受的还不仅仅是他自己，军机处的同事更是难受。当日军机处的领班是恭亲王奕，左宗棠进了军机，奕也不敢托大，有重要折子，要请左侯（左宗棠封了侯）先拜读。左侯也当仁不让，拿过来就先看。可看了没几行，就放下折子，跟同僚们大谈他当年在新疆的战绩，如何如何料敌如神，如何如何先发制胜，何处埋伏，何处伏击，何处穷追猛打，即使诸葛再世，也不过如此。入疆打败浩罕国的阿古柏，是左宗棠一生事业中最得意的杰作，战事绵长，战绩辉煌，有的是可说的。可一说就没完没了，今天说了，明天还说。每个让他看的奏折都看不完，说却说个没完。众军机大臣，有哪个敢打断他的呢？奕带头忍着，大家都得忍着。但是，军机处的职责，是要看了奏折提出处理意见的，把意见写出来夹到奏折上，叫做票拟。一个重要的奏折，压在左宗棠手里迟迟看不完，票拟上不去，太后怪罪下来，怎生了得？于是，大家只好等左宗棠吹牛吹累了，下去歇息之时，偷偷给它处理掉。可是，偏偏这个左大爷记性还不错，歇够了，还记得这么回事，发现奏折没有了，不依不饶。旁边的人只好说，王爷已经给它搁起来了。左大爷还是不肯罢休，说，王爷为何给它搁起来？答曰，人家是领班，他怎么做我们都跟着。这下可好，以后连着几天，奕做什么，左宗棠就做什么，连奕上厕所，左宗棠也跟着。奕奇怪，问左宗棠为何这样。左答道，他们说要跟着你。说实在的，此时的左宗棠，最合适做的，是一个给少年儿童宣讲传统的业余解说员，放在军机处，实在是屈才了。

    自己受罪，别人也跟着受罪的左宗棠，干了几个月的军机大臣之后，终于干不下去了，外放做了两江总督。到了南京，依旧述说他的功业，再加上骂曾国藩或者李鸿章。四年后再入军机，没几天，中法开战，七十多岁他又被派往福建，做了督战的钦差大臣，其实没起多少作用，就去世了。

    左宗棠是个怪杰，的确有经世之才，时代也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但是，既生瑜，偏生亮，即使左宗棠自比诸葛亮也没办法。他要做天下第一，非第一不可，但第一偏不是他，即使第二，也要跟李鸿章争一争。到了晚年，机会不再，精力也不再，能做的也就是自己夸自己，再就是骂别人了。曾经辉煌的左宗棠，晚岁再无业绩，有的只是自恋的事业。说起来，左宗棠在历史上屈尊于曾、李之下，没能超越自己，总是陷在自己已有的功业里难以自拔，是一个主因。

    严修与袁世凯

    当今之世，知道严修的人不多，但提起南开，大概无人不知。而南开的起点，就是严修家的一个家塾，后来的南开中学和大学，多少都跟严修有点关系。让南开很得意的校友周恩来，当年也深受严修的赏识。

    严修跟袁世凯的关系很深，如果说袁世凯这一生有什么知交的话，严修绝对要算一个。1908年，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死了，当家的摄政王载沣立即罢免了袁世凯，让他回老家养莫须有的足疾。袁世凯离开北京，只有两个朝臣前来送他，一个是杨度，一个就是严修。而且，严修还上了一道奏折，严词抗议朝廷无理罢免大臣，摄政王留中不发，随后严修挂冠而去。放下是非勿论，就朋友道义而言，在一个王朝时代，敢于冒朝廷震怒之威，公开吊抚朝廷的弃臣，严修的为人没得可说。

    严修和袁世凯订交之时，正好是在戊戌维新进行时期，两人严格地说都是维新派，主张变法，也多少都跟康梁打过些许的交道。袁世凯小站练兵，开深化军事变革的先河。而严修则在贵州学政任上，上了一道请开经济特科的奏折，名震天下。但是，随后戊戌政变，严修从此被打入冷宫，差点丢了官帽子，而袁世凯则原封不动，官运看好。只是，啧有烦言的袁世凯戊戌告密，却没有影响两人的交情。显然，在朋友交往中似有洁癖的严修，并没有认为袁世凯做错了什么。袁世凯不是康党中人，跟谭嗣同也没有深交，谭嗣同冷不丁要袁世凯用他那七千新建陆军，兵围颐和园，抓了西太后。漫说这就是一个杀头造反的事，就事件本身而论，也超级不靠谱，就算袁世凯乐意，也没有成功的可能。袁世凯要想活命，唯一的选择，就是把事情向自己的顶头上司荣禄汇报。这件事，对于两个没有深交的人而言，谭嗣同莽撞在先，无理在先，既然两个并非同党，也谈不上什么告密。严格地讲，袁世凯此事，做得于君臣大义无亏，于朋友道义也无亏。亏理的，其实是孤注一掷的谭嗣同。当然，此事一出，西太后抓住大做文章，发动政变，毁了变法大业，的确是可惜。但在当时，你让袁世凯怎么选择呢？他虽然同情变法，但毕竟还是一个半新不旧的官僚。

    朝廷的政变，以及朝政的急剧倒退，并没有让袁世凯和严修从此转向保守。在庚子拳乱中，两人都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补救工作。接下来的清廷新政，两人合作愉快。袁世凯总揽全局，而严修则在教育改革，尤其是废科举的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当袁世凯再度出山，大权在握之际，挂冠而去的严修，却不肯出来帮忙了。鼎革前的度支大臣不肯做，鼎革后的财政部长、教育部长都不做。无论袁世凯怎么劝，他就是不出来。严修是盐商家庭出身，钱不愁，一旦厌倦了官场，就冯妇不再，在民间办教育了。在袁世凯做总统期间，他帮袁世凯办的事，就是部分地承担了袁家子弟的教育，包括带袁世凯几个年幼的儿子出国留学。

    但是，在袁世凯称帝期间，他却是少数几个唱反调的人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他看得很清楚。虽然他不赞成共和，但已经共和的中国退回去，将有大麻烦。而且，袁世凯本人如果不称帝，还不失为一个英雄，称帝之后，很可能遗臭万年。一度，有传说袁世凯曾经被他说服了，害得热衷帝制的袁大公子袁克定很紧张，千方百计不让严修跟他父亲见面。但是，从严修的日记和另外一个袁家的朋友的日记来看，其实是袁世凯没有听进去严修的忠言，而且也不大想听。

    后来，果不出严修所料，帝制一出台，蔡锷义旗一举，不旋踵，袁氏帝国即呈现土崩瓦解之势。在众叛亲离中，袁世凯一病不起。临死前，他对曾经担任过他的机要局局长的张一麐说，帝制一事，他的周围人人赞成，只有严修和张一麔反对。而这两个人，从来不要官、不要权，属于真正的国士。有国士在前，他却没有听他们的话，深感羞愧。

    袁世凯死后，严修赶到北京，见了尚未殓葬的袁世凯，看到环跪于尸体前的袁家子弟，感到万分的凄凉。随后严修留在了北京为袁世凯送葬，并一直把袁的灵柩送到河南的彰德，是袁世凯灵位的题主者之一。此后，严修对袁世凯无半字的褒贬。

    严修和袁世凯之交，有始有终，别的不讲，就朋友之道而言，他们的确堪称一对真的朋友。

    青帮大佬皇二子

    要论历史，青帮的资格似乎比洪帮还要老。自打清朝定都北京，确定了用大运河漕运的方式，这样的帮会就自然会产生。而洪帮自己说起来是明末清初的产物，但实际上顶多是康熙末年出产。青帮本是脱离了土地的水手运夫们自助的组织，跟洪帮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属于流民团体。他们还有一点也是相同的，基本上没有反清的意思。如果偶尔跟政府过不去，也是政府逼的。由于相对洪帮或者天地会，清政府对青帮的压迫轻一些，青帮的反叛性就更弱，无怪乎后来洪帮中人会说他们是“安清帮”。

    清朝政府对于流民原本就有歧视，至于流民组织，就更是视为非法，非要去之而后快（当然真的消灭也难）。反过来，凡是这样的组织，也多少有点邪，包娼包赌、走私贩毒什么都做，偶尔也会受人收买，干几票杀人越货的买卖，甚至拉起队伍起哄造反。在晚清历史上，维新派和革命党都利用过帮会起兵造反，革命党尤甚，多次起义实际上都是雇帮会做买卖。当然，至于帮会自己人犯了规，那三刀六洞是无论如何都免不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帮会都近似今天所谓的黑社会。

    晚清太平天国叛乱，由于战乱的缘故，大运河走不通了，漕运改海路，水手运夫都失了业，成伙地涌向了上海，从此以后，上海这个像气吹起来的口岸都市，就成了青帮的大本营。地痞、流氓、小混混、白相人，都进了帮。革命党人闹革命的时候，也来混青帮，一边依托帮会，一边依托租界，两手抓，两手都硬，左右逢源。革命党中江浙一带的人士，比如陶成章和陈其美，都是青帮中人。后来革命成功，天下所有的帮会，不管帮没帮革命起过哄，都成了革命功臣，气焰陡然嚣张，他们在有的地方还当家做了主人，开堂审案子了。

    身为青帮大佬的陈其美，虽说做了上海都督之后，并没有像四川那样建立一个帮会政府，把所有的位置都塞给帮中弟兄，但昔日的小兄弟也跟着神气是自然的。不唯火并了另一个帮中弟兄陶成章，而且在筹款的时候，也没少做近似绑票勒索的事儿，害得商家拼命地往租界里躲。幸好陈都督当家的日子不长，随后的北洋政府，对青帮还是有所抑制。但不管怎么说，革命之后的民国，青帮终于可以公开露面了。庞大的贩毒事业，也给了他们巨大的财力支撑，使得这个帮会跟法租界当局结成了同盟关系，青帮给租界弄钱，租界给他们庇护。有洋大人撑腰，中国政府就是想对他们怎么样都没太好的办法。

    在这个时候，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加入了青帮。

    袁二公子是可人，洪宪帝制时期，原本他是持反对态度的，那句“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广为传诵。为了摆脱哥哥袁克定对他的猜忌，不想做曹植，弄了个闲章“皇二子”，以示没有跟袁克定争太子的意思。他也是一个大才子，琴棋书画样样精，一笔梅花，一手好字，通音律，会乐器，长得也清秀可人，活脱脱一个度曲周郎。老子死了之后，钱紧了，什么都不干，卖字就可以为生。京剧也唱得好，与满人贵公子溥侗齐名，俱为京津一带的名票，当初看他的戏，一票难求。袁二公子多情，而且滥情，一生之中跟名伶、名妓、名媛有说不尽的缘分，道不完的桃花运。今天从老照片上看，他的相好情人个个都是超级大美女，但美女几乎都爱袁二公子。很多人不是图他的地位，也不是图他的钱，就是看在他的才情分上。一句话，当日的袁二公子，就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名士。这个名士革命后去了一趟上海，不往文人堆里混，却进了青帮。

    事情的缘起据说有点戏剧性。说是刚到上海，他参加一个酒会，把貂皮大氅放在衣帽间，完事一看没了。当即青帮大佬黄金荣说不慌，低声吩咐马仔几句，不一会儿，等袁克文回到宾馆，貂皮大氅完璧归赵。后来，某著名文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带了好多行李初到上海，一下船，行李就被搬运工东一件西一件拿乱了，眼看就要丢了。这时接他的人来了，还带了一个白白净净的像是书生的人，只见那人低声吩咐几句，不一会儿，所有的行李都出来了，排得整整齐齐，一声号令，都给乖乖地搬到车上去了，那人就是青帮的一个小头目。只是那文人后来没有加入帮会，袁克文却进帮了。不仅进了帮，辈分还特高。据传，当日青帮创帮三老给青帮定的辈分，是按“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理、大、通、悟、学”排列的，也有说是“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兴、礼、大、通、悟、学”这二十四个字的。帮会都是类宗法结构，这二十四个字，就是青帮的家谱脉络。传到民国，理，或者礼字辈已经基本绝迹了。当时的青帮老大黄金荣和张啸林，才是通字辈的，而名头更响的杜月笙，仅仅是悟字辈的。但是，当日的袁克文，却硬是找到了一个原本已经封山的理字辈老大做了师傅，于是，他就成了已经相当稀罕的青帮大字辈的大佬。

    有人说，袁克文能攀上高辈，是花了大钱的，我看未必。袁世凯跟革命党不一样，他出身前清官僚，又是练新军起家，对于帮会向无好感。上台之后整顿秩序，帮会也在整顿之列。就算力有未逮，暂时整不到以租界为依托的青帮，但是就青帮而言，跟权力闹僵，总不是好事。民国之后，公然露面的帮会，无论怎样野，从来没有跟印把子和枪杆子过不去的。事实上，所有的黑社会都跟专制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极权政府，才会对黑社会下手，而专制体制，本身就是黑社会滋生的土壤。民国以来，帮会对军阀，能傍就傍。像四川的刘从云练一贯道的分支孔孟道，不仅傍上了大军阀刘湘，还加入进去编练出一支神军，直接帮刘湘打仗。反过来，有洋大人做靠山的黄金荣，无意中得罪了上海护军使卢永祥的公子卢筱嘉，还不是照样吃瘪挨揍，花了好多银子才说和摆平的。所以在当时，有当今大总统的二公子能人帮，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换句话说，不是袁克文攀青帮，而是青帮攀袁二公子做护符。不过，青帮不知道的是，如果不是袁大总统寿数不长，就算袁二公子在帮，帮会也一样会被清理。一个成日浅斟低唱、寻花问柳的名士儿子，根本做不了护符。袁克文入帮的时候，袁世凯不知情，如果知情，袁克文多半在里面待不住。到了真要剿灭帮会的时候，如果发现袁克文也是个中人，大不了袁世凯把袁克文关起来就是。一个当世枭雄，对于妨碍秩序的任何势力是都不会假惜的。

    不过，袁世凯死后，强人政权没有了，袁克文这个青帮大佬的名声反而响了。按道理，一个名声很臭的袁皇帝的儿子，又没有什么势力，会有多少人乐意搭理呢？但是袁克文却得了青帮的济。确切说，是那些想要加入帮会，同时又想辈分高一点的人的济。这些人上至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流氓地痞，什么人都有，纷纷托关系挖门子，想要投奔袁克文。进了袁克文的门墙，就是青帮高辈分的兄弟，行走江湖，多有方便。自然，到时候该孝敬老师，三节两寿，也差不了。老师有事，尽管招呼，文的武的都行。所以，尽管袁世凯死后留给子孙的财产无多，袁大公子袁克定后来穷困潦倒，得靠表弟张伯驹接济度日，但袁克文却一直活得有滋有味、风生水起。这不仅是因为有才，而且还依仗有人，门徒众多。据当时人讲，袁克文在天津，走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的。死的时候，徒子徒孙来做孝子的也多得不得了。

    在民国文化史上，袁克文是有地位的，没有人会否认这个能写会画的大名士的身价。但是，他这个大名士，却有这么一帮多数是没有文化的青帮徒子徒孙跟在屁股后面，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特别的风景。

    在官场，能挺也得有本钱

    都说曾国藩著有《挺经》一书，书分十二章，讲的是为官之道。坊间还真的出了《挺经》，据说还挺好卖的。反正这些年曾国藩就是为官的楷模，凡是讲官场怎么混的人，翻来覆去都讲他，凡是带曾国藩字样的书，都好卖。其实，官场中人真正能看懂《曾文正公家书》的，都没有几人，坊间演绎的白话本，基本上都不靠谱，大抵是书商攒出来的，包括《挺经》。所谓“挺经”的名目，不过是李鸿章晚年顺嘴一说，其实并无此书。

    当然，作为晚清的名臣，干了大事、救下来大清的大功臣，曾国藩也的确有“挺”的功夫。在湘军大营，每天天一亮就起身，跟幕僚一起吃饭，尽管有些很有用也很有资历的幕僚，如李鸿章，老大的不乐意，但也该坚持就坚持。打了败仗，一般也不自杀，自杀也肯定有人相救。制定战略，定下来对付从武汉到南京摆开一字长蛇阵的太平天国，就是从上游向下游打，先打武汉，然后九江，再安庆，最后南京。太平军的李秀成和谭绍光部，却于战略进行当口，进军苏南和浙江，把清朝的财赋之地一窝端了。朝廷只有湘军可用，接二连三下令要曾国藩去救，但曾国藩就是不为所动，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在被逼急了，就派李鸿章带上他的人马去应付一下。最后，这个牛角尖还真就是让他给钻通了。安庆失守之后，太平军全面被动，尽管有苏南浙江，钱粮不少，还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眼睁睁看着最后南京被围，大势已去。

    只是曾国藩晚年办理天津教案之后，有点没挺住。虽说今天看来，他并无过错，而且替朝廷分忧，解决了大难题，但在当时，却朝野人人唾骂，声望从天上直落地下。一向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竟有嚷嚷开除他省籍的。虽说他的确是因病而死的，但铺天盖地的嘲骂，也是一个致死的缘由。人到老年，百病缠身，挺的功夫不够了。

    这一点，他的弟子李鸿章比他要强些。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作为战区的指挥官，李鸿章当然要受处分，拔去双眼花翎，剥掉黄马褂，实职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都让给了别人。虽说因马关谈判的缘故，花翎和马褂都还了，但实缺却都没了。当时，朝中好些人特盼着李鸿章就此告老还乡，连头上的大学士帽子也一并摘了。可是，李鸿章就是不走，偏要在北京待着。北京没有房产，就住在贤良寺。没有公务，不走；没人搭理，不走；没人送钱，也不走。有人奉命前来劝退，不理。糯米团子吃得，猪肉肘子啃得。清朝的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是有定额的，六个大学士，六个协办大学士，空缺出来，后面的人才能补上。大学士在明代属于内阁成员，近似于宰相，人称阁老，位高权重。但到了清朝，内阁已经没有用了，所谓大学士，只是朝廷给特别有名望的大臣的一种名誉，实权则在军机处那儿。但是，在朝臣的习惯里，还是把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称为“相”。这样的荣誉，人人想要。看见李鸿章失势，有人就打他那顶帽子的主意。可是，李鸿章老是老了，挺劲儿十足，硬是不让，偏不叫他不喜欢的人得意。能挺的李鸿章，最后在庚子惹祸之后，朝廷需要跟洋人谈判议和之际，再次有了机会挺朝廷。最后挺完，自己也翘了辫子。但是一直到死，他都是一根硬棍。医生让他节食，硬是不肯，到死都要吃硬菜。

    当然，曾国藩和李鸿章能挺，也得有资本和条件。太平天国兴起，漫天烽火，大清朝眼看就完了，八旗兵不行，绿营兵不行，连总预备队的蒙古骑兵也不行了。是曾、左、李他们练民团，把个朝廷救了。这样的救命之恩，别人不清楚，西太后清楚。恰好这个西太后没受过正规教育，只喜欢看戏，中了一脑门子知恩报恩的毒，凡是她觉得有恩于她的人，一律高看一眼。中兴之后，对别的臣子，西太后可以耍性子、摆威风，说撤差就撤差，说发配就发配，说砍头也就砍头了。但唯独对于这些中兴名臣，却从来都不使性子，无论怎样，都得给人留面子。所以，不管有多少人挤对，多少奏章弹劾，李鸿章的大学士帽子都岿然不动。后来闹义和团，多少顽固派大臣要杀李鸿章，说他是大汉奸，儿子做了东洋人的驸马，西太后却放他去了广东做两广总督，给了他一条生路。这一番君臣机遇，还真的不一般。当然，反过来，曾国藩也好，李鸿章也好，甚至左宗棠也罢，所有的中兴名臣，对于这个当家的女人，也就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如果真有挺经的话，他们也无非是先自己挺着，然后挺太后、挺朝廷。

    窝囊的礼部首长们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罢免礼部六堂官，即将礼部两个尚书外加四个侍郎统统免职。鼓励士民上书言事，是新政的重头举措，一般老百姓由都察院代递，而官员由所属衙门长官代递。等于是在旧制度的模糊地带，开了一个言路的口子。因此光绪十分重视，来自民间的那些不讲格式、荒诞不经的奏章，他都亲自读阅，生怕漏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来自官员和士大夫的奏章，他就更重视了。可是就在这时，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言事。所言三事：一、要求皇帝明确宣示，中国已经面临瓜分危机；二、请皇帝奉皇太后之命巡幸中外；三、建议设立教部，以西人敬教之法，尊孔子之教，以西人兴学之法，兴中国之学。结果礼部尚书怀塔布和许应骥拒绝代递，然而这个王照足够强项，不肯就范，马上上书弹劾堂官阻遏上书，同时声言，如果不代递，他就直接到都察院亲递。无奈，礼部两位尚书只好答应代递，却同时递上弹章，弹劾王照“咆哮堂署，藉端挟制”，要皇帝出国巡幸，是陷皇帝于险境云云。

    晚清的尚书，虽然按体制只是从一品，但实际上都已经是头品顶戴，一品大员跟七品主事之间等级悬殊，而且现官现管，如果在平时，王照等于找死。但是，礼部堂官的这一举动却犯了光绪的大忌，锐意变法的他，愁的怒的，就是当道大臣阻扰变法，怀塔布和许应骥自己跳出来，焉有不办之理？所以，光绪龙颜大怒，一下子把礼部六堂官全部免职，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连升三级。其实，罪魁不过是作为尚书的怀塔布和许应骙，四位侍郎只是跟着吃挂捞。虽然说当时的体制，尚书侍郎跟现在的部长副部长不一样，侍郎并非尚书的副手，尚书不代递，他们可以单独代递，但一般来说，很少有侍郎吃饱了撑的，会为一个小小的主事得罪尚书的。

    为一个主事而丢了官，又不是什么贪赃之类的大事，礼部六堂官多少有点冤。但是在变法之前，怀塔布和许应骙这两个宝贝，就已经吃过一回下属的瘪。清朝的惯例，凡是在内务府当差的人，只要中了进士，就得分发六部。当年有一位文延照先生，就原本在内务府干得不错，中了进士，改到礼部做郎中，按资格排在前面，为领办司员。可是，此公在内务府当大爷当惯了，加上一口很重的鸦片烟瘾，根本起不了早。而领办司员又得经常与堂官打交道，堂官们往往坐着等到天黑也不见他的踪影，很生气，要开他的缺儿。丢饭碗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不过，文延照没有托人求情，而是找了一天，天不亮就跑到怀塔布的家里，要求晋见。门子说，大人还没起呢。文延照大怒，在门庭咆哮，你说我迟到，今天我来了，你还没起，到底谁迟到！如此不公的堂官，早晚有人参你。如此这般，大骂而去。

    骂完之后，你还别说，怀塔布和许应骥还真就没敢上奏开了此人的缺儿，经人说和，仅仅去掉了他的领办司员，依旧做他的郎中，还在某司掌印。当年六部的规矩，掌印者权重，但无需干活。这样的安排，正中文延照的下怀。当时的官场就是这样，有来头的下属，即使上司也惹不大起。碰上怕事的，也只好息事宁人。

    以往的史家，论及礼部六堂官事件，都以为怀塔布和许应骥是顽固派。其实，他们只是因循保守而已，说白了，无非是俩混日子的高官，多少还有点怕事。这样的官员，在当时满朝皆是。不肯代递王照的奏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真的视王照要求皇帝出国考察的言论过于“狂妄”，那个年代，皇帝怎么能出国访问呢？出了国，尤其是到“敌国”日本，不就是陷君父于险境吗？这样狂妄的言论从他们部里出来，万一皇上不高兴了，他们不也连带着麻烦？对他们来说，跟违抗皇帝旨意比起来，效忠更重要，或者说不犯原则性的错误、不冒风险更重要。不错，他们这样的官僚，对于变法的确充满了疑虑。但这种疑虑与其说是出于顽固，倒不如说是出于本能。在他们看来，宦海沉浮年头多了，怕的就是变化，不变，自己后面的路很清楚，该怎样做也很清楚，但变了之后，就一定有许多不定因素，说不定会危及自己的仕途。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下属咆哮，完全可以忍，可以妥协，但是这样的咆哮如果是为了变法，而且是充满风险的变法建议，就难免要阻扰一下。他们这官做到一定份上，大体就是混日子，任何一点风险都经受不起。没想到的是，前一个郎中的事儿平息了，后一个主事的事儿却栽了。

    好在戊戌变法很快就结束了，礼部六堂官也官复原职，整个朝廷又继续因循下去，直到混到八国联军入侵，他们才混不下去了。

    刺马案的人工迷雾

    张文祥刺马，是清末四大案之一，也是四案中最为扑朔迷离的一桩疑案。张文祥就是张文祥，一个干过捻军，也干过太平军的刺客。而所刺杀的马，是当年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新贻在校场阅操完毕，在返回衙署途中，为埋伏在路旁的张文祥所刺杀。此案震动朝野，朝廷调动了曾国藩在内的多名大员审讯勘察，折腾了半年，才算结案。然而，朝野不服，文人笔记，言人人殊，民间则编出了京剧、弹词、评话、文明戏来演绎，越说离结案的结论越远。死后被朝廷立了专祠祭奠的马新贻，在民间的口碑，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卑劣的白鼻子小丑，忘恩负义，贪生怕死，还因好色而谋害结拜兄弟，霸占了结拜兄弟的妻子。

    有清一朝，地方大员自太平天国造反以来，折损的倒是不少，但在革命党人没有崛起之前，和平年景遇刺身亡者，还真是少见。两江总督又是跟直隶总督一般分量的最为重要的地方大员，大员突然遇刺，引人关注倒不奇怪。但是，此案从晚清哄传到民国，长盛不衰，跟这个案件自身的特点不无关系。一方面，刺客手法高超，一把锋利的匕首用毒药喂过，行刺过程干净利落，在重兵护卫之中，如天而降，一刀毙命。完事又不逃走，束手就擒。在审理过程中倔强不屈，无论怎么动刑都面不改色，直至最后凌迟处死，一声不吭，绝对是一条汉子。这样的汉子，按情理，不是职业杀手，就是英雄好汉。在人们的期待中，无论如何，此案必有蹊跷，即使没有主使之人，也必有重大冤情。即使如曾国藩这样的老江湖、老宦场，在接到重返两江总督任上审理此案的任命，在跟西太后说起此案时，也认为此案“甚奇”。然而，审理结案的结论却跟人们的期待大相径庭，没有找到主使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曲折案情，不过是一点私人恩怨。那个时候，朝廷的政治又是黑箱，审讯不公开，结论也无从讨论。所以结案之后，人们更是议论纷纷，传言四起，相关的演义事业自然就更发达了。当时又已经有了租界，在别的地方演恶心马新贻的戏可能被禁，但在租界里演，谁也没办法。

    此案的结论，从最初江宁将军魁玉和漕运总督张之万，到后来的曾国藩，基本上是一致的。据《清实录》和曾国藩的奏稿，结论就是，张文祥刺杀马新贻，动机很平常，无非是那么点私人恩怨。曾为发逆（太平军）后通海盗的张文祥，因马新贻剿海盗，杀戮同伙甚多，没了落脚之处，老婆又被人拐走，拦驾告状，马又不理，开小押（赌场），又被马新贻禁止，于是走投无路，遂起念杀马，马新贻也就真的让他给杀了。

    显然，这样平淡无奇的结论，实在是太不过瘾，也太像是有意隐瞒了。别说民间，就是对于此案发生即疑诼纷起的官场，也难以服人。于是，一时间传言四起。有传是丁日昌因马新贻查办他的儿子，托请不入，因而雇人报复的。也有传其实跟曾国藩被遣散的旧部有关，他们没看上跟湘军没关系的马新贻做两江总督，涉及朝廷的权力之争。也有人传是因为马新贻是回民，他的死，跟回汉争斗大有关联。

    日前在《文史资料选辑》上看到一篇文字，写的人名叫陈功懋，祖父当年在给马新贻做刑名师爷，马新贻被刺之后，一直参与审理。陈功懋根据祖父留下的笔记，整理出刺马案全貌。据他讲，其实刺马案的结论，在魁玉和张之万的审理中就已经做出了。朝廷加派曾国藩来重审，审了好长时间，却并没推翻原议，不是曾国藩有意徇私，不想让同僚难堪，而是在当时，就算曾国藩清廉公正，也大概只能这样结案。这样结案，跟主要事实并无太大的出入。

    但是，结案的结论的确跟审出来的事实有所不同，几位朝廷重臣，或多或少有意隐瞒了一些事情。比如，马新贻在太平天国乱时担任庐州知府，出城追击叛军中伏被俘，俘虏马的，就是时为捻军头目的张文祥。只是当时马新贻化装了，张文祥并没有认出来这家伙原来是个朝廷命官，反而因马新贻的亲兵时金彪是同乡，用乡音聊起来，动了怜悯之心，连他们两人一并放了。这个事实，结案时根本就没提。另外，结案结论提到了张文祥的妻子，被原来海盗的同伙拐走，但却没有明说张的妻子其实已经归了马新贻做三姨太。而这个三姨太，就是传说中张文祥的把兄弟曹二虎美貌的妻子。传说的故事里，张文祥和曹二虎还有马新贻，都是结拜兄弟。后来张文祥看出马新贻不是个东西，先行离开了，但曹二虎不肯，要留下来共享富贵。曹二虎的妻子因十分美丽，被马看上，从而马借故害死了曹二虎，霸占了他的妻子。而张文祥刺马，就是为了给兄弟报仇。其实，张文祥在妻子被拐后，曾经打探到了妻子的下落，说是在马新贻家做佣人。当时身为马新贻亲随的时金彪，也设法把张的意愿告诉了他原来的妻子，但人家根本就不想跟他走，拒绝相见。这挺正常，有哪个女人放着大官的姨太太不做，乐意跟一个四处漂泊的人漂泊呢？一直到张文祥刺死了马新贻，他都不知道妻子已经是人家的三姨太了（马新贻的三姨太，在马死之后自尽）。张马之间的仇怨，其实还是此前马新贻剿匪以及毁了他生意造成的。如果放在别人身上，这点事情也许不至于让人跟一个这么大的官同归于尽，但张文祥就能做到。我们不得不说，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一些具有特别性格的人，就是可以做出出乎人意料的非常之事。

    当然，这样两处的隐瞒，对审案者来说，其实只是出于对死者的善意。毕竟这两件事都是马新贻的某种污点，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对于后者，马新贻虽未必知情，但毕竟是纳匪人之妻为妾，于官声有碍，好说不好听。都老爷（御史）如果知道了，参上一本，也可能会丢官。前者问题就更大，做地方官的被“贼人”俘虏，丢了城池，却没有死节，细究起来，按清朝的法律是要杀头的。马新贻蒙混过关，此时已经混到两江总督了，就算不死，同僚只要没有深仇大恨，该瞒也得替他瞒，何况人已经死了，何必再揭人短？为尊者隐，是当时官场审案的惯例，更何况这么大的官儿，大家彼此平时还多少有些交情。

    然而，这样的有意隐瞒，却平白加浓了案件上面的迷雾，弄得整个案子扑朔迷离的。案子结了之后，好些官场中人出于官场经验的敏感，看出里面肯定有隐瞒，但并不知道其实瞒得并不多，加上结论离他们的推测反差也忒大了点，于是他们就首先开始把疑诼化为故事。首先传出消息的，就是官场的人。官家的人都这样，民间的传说自然，没法不丰富。一个如此刚烈的汉子，一个手法纯熟的行刺，最后的原因居然是这样的平淡无奇，有谁能甘心呢？其实，审案的人也跟官场其他人一样，感觉张文祥刺马没那么简单，无论是第一拨的魁玉和张之万，还是第二拨的曾国藩，都拼命地问张文祥有无主使，但都没有问出来。找来时金彪调查，也没问出什么名堂。没问出来，结果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张文祥打死不肯说，一种是的确就真的没什么事，两种可能性都有。但如果参照其他的证人证物，第二种的可能性其实更大些，只是人们却更喜欢相信前者。

    多少年来的黑箱政治，使得人们对于朝廷出的事情，压抑不住地喜欢往复杂了想，往阴谋上想。即使没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多阴谋，也得把它弄复杂了，弄阴谋了。朝廷也好，官场也罢，在人们眼里就是那么个地方，用《红楼梦》里贾元春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见不得人的去处”。这样的去处，就是一个供人演绎故事的地方。都说某些国人喜欢阴谋，喜欢权谋，但这样的性格喜好，其实跟中国长期的黑箱政治不无关系。在黑箱旁边生活久了，也就喜欢瞎猜了。瞎猜，才有乐趣，猜离奇了，添加的情节就自然成戏剧了。

    杨士骧骂贿

    贿赂，在古代又叫苞苴，原意是包鱼肉的蒲包。较早的贿赂，无非送鱼送肉，但是发展下来，送的可就多了。对方喜欢什么，就送什么，不限于金银财宝，有时也包括大活人，比如美女若干。一般来说，贿赂这种事，有的时候是有人要办点特别的事儿，主动递上包袱，甚至挖门子找机会递上包袱，经办人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于是事由贿成，属于行贿者主动。但更多的时候，是下面的人或者被管的人不得不贿赂，不贿赂，人家就给你小鞋穿。这种情形也有不同。有的是什么也不说，甚至面上冠冕堂皇、一身正气，但是不给是肯定不行的；另一种则比较直截了当，就是明目张胆地索贿，不给当然更不行。据说，当日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这样率直的人比较多，上司动不动就说，我们关系这么好，你怎么不给我送礼？

    当然，这样明目张胆的买卖，古来官场上并不多见。中国文化讲究含蓄，而且儒家兴的是不言利，每个当官的都希望人家说自己是儒官，就像眼下所谓学者型官员一样。所以，即便索贿，也不过是一个暗示、一点隐喻。好在那年头，当官的、办事的都是心眼活泛之辈，该怎么送，就会怎么送。

    杨士骧是晚清最后几年光景里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是个科门高第，点翰林、外放，一路爬上去的正途官儿，基本上算是一帆风顺。在仕途的最后几年，杨士骧跟袁世凯走得相当近，两家还攀了亲。他在清朝的新政时期，继袁世凯之后做了直隶总督，一直极力襄助袁世凯办新政，被外人视为北洋系的文官魁首。另一个魁首，是特别会做官的徐世昌。人们传说，袁世凯说过，他看得上的翰林只有三个半，张佩纶、徐世昌和杨士骧是三个全的，而张謇算半个。当然，这话更像是后人给袁世凯编派的，以袁氏的精明，断然不会如此得罪人。那时候，翰林出身的都是天之骄子，仕途多半顺利，他一个杂途上来的家伙，怎么敢如此放肆？况且，张謇好歹也曾经做过袁世凯的老师，给人算半个，也太不恭敬了。但不管怎么说，杨士骧跟袁世凯关系铁，那是没得可说。接袁世凯的茬儿做直隶总督，就是袁世凯的推荐。

    杨士骧一生，做官还算规矩，没有大的功业，也没大的劣迹。唯一特别的地方是季常之癖，超级惧内，所以一直不敢纳妾，也有的说是从来不敢逛胡同，做平康之游。据说曾经自署一联云：平生爱读货殖传，到死不闻绮罗香。但是，桃花运不敢有，钱却是要的。北洋系的人大都有这个毛病：事能干，但钱也不少捞。晚清新政时期，经济发展比较快，对外贸易已经成为相当重要的事业。清朝有两个地方大员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两江总督，一个就是直隶总督。两个总督都兼着一个通商大臣，直接插手经济，所以不仅位置重要，而且缺儿肥。两江不用说了，身处江南财赋之地，经济发达，贸易繁盛。直隶则处在政治中心，在资源半由权力分配的时代，当然好处也是大大的。总督府所在地的保定，平淡无奇，但开埠的天津，作为北洋大臣的驻地，在开埠之后，从晚清到民国，都相当的繁荣。所以，虽说上海开埠早些，但天津后来势头也相当不错。不论什么时候，管经济的官儿都很肥。当年北洋大臣治下，天津海关道是直隶境内最肥的官缺。

    杨士骧在任上有一个爱好，最喜欢骂天津海关道，经常当着别人，不留情面，骂得那位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有人看不过了，说人家好歹也是个道台，正三品的官儿，你怎么老骂呀？杨士骧说，你不知道，这人得骂，小骂则地毯皮货衣料来矣，大骂则金银器皿来矣，所以不可不骂。原来，杨士骧骂下属，是一种索贿的方式，半是威胁，半是亲近。一边厢骂，一边厢送，两下越来越亲近，关系越来越好。在上面的，则要什么有什么，部下想得周到，办得周到。而在下面的，则官越做越大，平步青云。

    西太后死后，袁世凯被罢官，袁连夜赶到天津，住在英租界。杨士骧没敢去看他，派了儿子前往，送了袁世凯六万大洋。但是，这样藏头缩尾的杨士骧虽然没有被罢官，但却死了，才五十岁。有人说是被革命党暗杀的，也有人说是被摄政王干掉的。总之，随着袁世凯的下野，又一个北洋的人让出了一个重要位置。凡是翰林出身的大员，依照惯例，谥号肯定有个“文”字，所以，杨士骧的谥号为文敬。时人嘲之日：“曲文戏文，所以为文；冰敬炭敬，是之为敬。”当年，杨士骧的另一个爱好，就是听戏唱曲。比起冰敬炭敬来，听戏唱曲还真是雅多了，但也不是不费钱。

    倭仁的阻击战

    同文馆跟总理衙门一样，都是清朝同光新政的组成部分。后世一提起洋务运动，中央政府的改革似乎也就是这两项内容。但是，跟总理衙门不一样的地方是，总理衙门被逼的成分多一点，办这个衙门，清朝政府方面积极性有限。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糊弄鬼子的意思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洋人讲，这就等于你们要的外交部，对国内人讲，看，我们总理各国的事务，还等于天下的老大。而且衙门里的人，从一溜儿总理衙门大臣到办事的章京，都是从别的衙门临时凑来的，等于偌大的一个机构，没有人员编制。安着心，等形势转好，不怕洋人的时候，就将这个衙门给撤了。

    但是，同文馆稍有不同，这是所学校，要入学习西方学问的学校，聘请的教师都是洋人。当初办的时候，指定从翰林院和其他衙门里正途出身的人员挑选，也就是说，打算让中国当时科举制下的精英人士，一群年轻的科门高第、进士翰林来学的。主事的恭亲王奕，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和英法联军的入侵，所得教训深刻，明白西方来的洋人非同小可，怎么也得跟人家学点什么，才能应付未来的变局。虽然打的是学习天文历算的招牌，实际上就是学西学。对奕来说，给洋人刀架脖子上建一个专门跟洋人打交道的机构，多少还是一种耻辱，但学人家东西，算是知己知彼，绝对有必要。让中央政府里的年轻精英来学，起点高，学生素质也高，可以立竿见影，速见功效。

    然而，这样的如意算盘，却遭到一个人的强烈阻击，这个人就是倭仁。倭仁，蒙军旗人，科举出身，是当年旗人中少有的饱学之士，跟曾国藩一样，一路从翰林庶吉士、编修、侍讲、侍读、学士这样走过来，属于标准的词臣。也同曾国藩一样，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讲究修身明性，以人品好、学问优长，领袖士林。只是，在时代的大变局面前，曾国藩的选择是与时俱进，面对西方，而倭仁则抱残守缺，固守中国本位，对洋人深恶痛绝，把屁股对着西方。在同文馆酝酿期间，他同时担任同治皇帝的老师，深受东西两宫太后的信任。无疑，来自他的阻击，是来头挺大的，但阻击的子弹，却只是土枪里的铅沙。他说，中国人不需要学西洋的东西，我们的忠信仁义即可以为干戈舟楫。如果实在要学，也无需聘请洋人，因为中国地方大、人才多，找国产货即可。然而，奏章一上，马上有诏书说让他推荐这样的人才。当然，倭仁就是那么一说，自己夹袋里根本没有这样的人才。没法子，只好不再做声。这时，上面又有旨意，说要倭仁随时留意，发现这样的人才即刻推荐。接着，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讨厌跟洋人打交道的倭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作为众大臣之一，跟着奕和文祥一起办洋务。有近代史论者说他接到这个任命之后，故意从马上跌下，以足疾为由辞掉了差事，其实并不确切。当年的倭仁的确差点从马上栽了下来，但绝非故意为之，而是真的郁闷生了病，所谓的痰厥之症，小中风了。这病的确跟让他做总理衙门大臣有关，但并非装的。过了没几年，倭仁还真的因为这个病，一病不起。

    倭仁没有斗过奕，不止是两人地位上有差距，也是他的道理讲不过奕的道理。西太后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却是个明白人，忠信仁义可以做干戈舟楫的鬼话，无论如何没法让她相信。倭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有人说是奕戏弄倭仁，其实未必，要是倭仁真的上任，有这样一个同事，奕还真的很难受。况且，这种大事，尽管当时奕是首席军机又兼议政王大臣，按清朝的规矩，他也说了不算。更大的可能，是西太后想要借倭仁牵制一下日渐“跋扈”的奕。

    可惜，倭仁是个真性情的汉子，讨厌洋人，还真就身体力行，实践到底，顺便把自己气病了。只是，倭仁阻击失败了，但同文馆却也没有办好。当日倭仁的阻击，背后有强大的舆论支撑，京师上下，同文馆非议纷纷。翰林院加上各个衙门的精英，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做“鬼谷先生”弟子的。一时间，跟洋人学习成了大逆不道的事儿。一个个进士出身的“孔门弟子”，集体抵制同文馆。即使有个别想进的，在众口铄金的情况下，也只能缩了。

    无奈，奕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又因为舆论压力，强调“政治正确”、出身可靠，只能在贫苦旗人中选人。即使这些人，也是看在同文馆优厚的待遇才来的——管吃管住，山珍海味，每月还有八两银子津贴。就这样，第一批也仅仅只有七十人报考。这些人人学之后，毫不客气地将旗人懒散的习气带了进来，吃喝玩乐都行，就是学习糊糊涂涂。据同文馆出身的齐如山说，他们同学学了九年俄语的，连俄文字母都背不下来。而学英文学得最好的张德彝，后来派到中国驻英国使馆做翻译，据严复讲，连日常用语都翻错。张德彝在西方转了好些年，写的游记居然记录了大量西方的儿童游戏，没多少正经事。

    国家用重金请来外教，花大笔的银子办学，最后办成了这个样子，连所外文学校都资格不够，离奕当初的意图，差了不止十万八千里。同文馆兴办之初的一场风波，还真的吹掉了这个中国第一所官办新式学堂，让它有名无实，直到最后并入京师大学堂。

    挂在总统脖子上的军队

    契诃夫的小说《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写了一个依附于男人的女人。从此以后，人们将全然赖在男人身上的女人称为挂在男人脖子上的女人。然而，也许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在中国曾经有过一支军队，也是挂在某个男人的脖子上的，寸步不离。

    这支军队来头很大，是清末朝廷的禁卫军。作为一个传统王朝，清代没有明确的御林军名目，护军营、圆明园护军营和相继建立的骁骑营、火器营、神机营等，都可以算作御林军。但是，打仗的时候，这些军队也用于前线的冲锋陷阵，并不仅仅待在京城摆谱装样子。然而，随着八旗子弟的腐化，这些军队慢慢真的成了摆设。在晚清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跟各地驻防八旗一样，京城的护军也在装备上洋化了。但是，背了洋枪的护军，在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还是显示出自己的超级无能，漫说守城，就是护卫西太后和光绪逃跑都力不从心。若是当日联军派出哪怕一个连来追一下，中国的两位最高首领肯定会成为俘虏的。这一点，西太后心里明镜似的。最后还是做甘肃藩司的岑春煊带了千把人赶来，西太后的心里才踏实了一点。

    所以，新政开始，建立一支新式的禁卫军就成了皇室的一个心病。不过据后来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涛说，这个念头还是德国皇室灌输的。1903年，载沣作为赔罪使臣出使德国，为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死的德国公使赔罪。此番德国之行，给载沣印象最深的是，德皇近卫军雄壮的军势。他被告知，德国的皇室成员都要服兵役，而皇家亲自掌控军队，是保障皇室永固的要义。这个印象，后来又被来访的德国皇室的亨利亲王所强化。编练禁卫军的动议，1905年就已经提出，但到了1908年西太后和光绪死后，载沣亲掌大权，雄心满满的他才真正开始了建立禁卫军的工作。

    禁卫军的基干兵目，从原来以京城八旗精锐编成第一镇的骨干中挑选，然后从京城八旗各营中挑选精锐充任士兵，而马队则由蒙军八旗中选人。到了革命前夕，他们才学北洋军的做法，吸收了部分北方朴实精壮的农民当兵。禁卫军的薪饷、待遇甚至服装和徽章都跟一般新军，甚至北洋军不一样。不仅仅是服装和徽章的样式不同，而且质地、价码也不一样，薪饷也远比一般新军为优。装备自然不消说，也是当时清朝力所能及的最好的，一色的德式枪械。不仅像一般新军一样，每协（旅）有山炮一营，而且有重炮一营、机关枪一营。在多数省份的新军连机关枪都没见过的情况下，武器上的优势显而易见。

    禁卫军原本的规划是两镇（师），到辛亥革命前仅仅建成一镇，但两镇的架势已经拉起来了。总部机关，是一个军的框架，所以当冯国璋接手禁卫军的时候，他的官职是军统制。

    虽然说禁卫军的部分士兵和低级军官有汉人的成分，但整个禁卫军其实是满人贵族，尤其是皇族的禁脔。禁卫军由载沣的七弟载涛亲自统带，满人中号称最为知兵的良弼，担任其中一个协的协统（旅长）。但是，随后武昌起义，遍地烽火，当家的满人少年亲贵一时束手无策，只能请出袁世凯来应付危机。袁世凯出山之后，当日莫名其妙把袁世凯赶回老家的摄政王载沣，在袁世凯和资政院的立宪派议员的夹击下只能退位，同时答应亲贵不再掌握军权。就这样，冯国璋才接任了禁卫军的军统，良弼也被北洋旧人王廷祯给换掉了。

    然而，满人亲贵的让步，并没有止住清廷倾覆的危险。以铁良、良弼、溥伟等为代表的满人贵族，打算要拼死一搏，不仅跟革命党，而且跟袁世凯。他们甚至打算给京城的满人发枪，把满人警察学校的学员武装起来，杀光京城的汉人。这样玩命的宏图，不知怎么，最该参与的禁卫军却没有与闻。要说武力，禁卫军的两个旅装备精良，才算是正经的武力，禁卫军不动，几个满人警察能顶什么事呢？

    当然，眼看着满人的江山要倒了，禁卫军的满人大爷们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但是，他们更关心的是，江山倒了之后，他们的待遇怎么样？这一点，他们的军统冯国璋已经给了他们答案。冯国璋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担保，不管时局如何变换，他都保证禁卫军待遇不变。如果满人士兵们不信，可以找两个人来作为警卫时刻跟着他，他要是食言，就一枪打死他。于是，这支当初为了拱卫皇室而建立的军队，就把心放到了肚子里，眼睁睁地看着隆裕皇太后颁布了退位诏书，大清国从此休矣。

    进入民国，禁卫军的两个满人旅变成民国陆军第十六师，除了有一个团担任皇宫的守卫之外，都跟着冯国璋。冯国璋当直隶都督，跟着；冯国璋当江苏督军，跟着；冯国璋转过来当了代理大总统，第十六师就成了总统府卫队。冯国璋退休了，接任的大总统徐世昌宣布，第十六师还是归前总统冯国璋统带，成为令记者们嘲笑的民国史上的奇谈。其实，冯国璋并不是真的喜欢带这个兵，他又没打算在他的老家直隶河间府割据称雄。这个师打仗不行，保卫冯国璋也不行。1918年间，冯国璋觉得在北京做总统完全是段祺瑞和他的谋士徐树铮的傀儡，想要逃到南京去。刚走到蚌埠，就被安徽督军倪嗣冲奉段祺瑞的命截住。要说当时冯国璋还是总统，火车上有一个旅的卫队，打一下，硬冲，也不是不可以，对面还有江苏督军李纯的接应，倪嗣冲也未必敢硬拦。可是，冯国璋就硬是没敢打，乖乖地退了回去。他心里清楚，他的这帮满人老爷兵打不起仗的。

    退休之后，为了给这个师筹饷，偌大年纪的他辛辛苦苦地跑出来奔波，结果受了风寒，一病不起。宝贝的陆军第十六师，也就没人管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待在奉军阵营里的第十六师临阵倒戈，为直系战胜作了贡献，这要算是这个师在战争中最抢眼的表现了。此后，这个师就无疾而终了。

    马屁的尺度

    明朝的倒数第二个皇帝天启，史称明熹宗的朱由校，是一个始终长不大的孩子。在他二十几岁的生涯中，有两个特征特别明显：一是一辈子心理上都断不了奶，因此对奶妈客氏极其依恋，无论礼法如何规定，客氏始终不能走；第二就是喜欢玩，别的都无所谓，只要能玩，玩得精巧，玩出花样，天塌了都没有关系。这样的一个人做皇帝，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做皇帝这种天大的事，有时选择面相当的窄，可以说没的选择，赶上谁就是谁，哪怕他是个傻子、疯子，天下人也得忍。朱由校的爹，明光宗朱常洛命薄，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一命呜呼，而他的长子就是朱由校，按皇朝继承的规矩，朱由校是当然的继承人。

    既然朱由校做了皇帝，由于他依恋着奶妈客氏和客氏那对硕大的乳房，而客氏的相好，却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魏忠贤，那么魏忠贤的专权也就顺理成章了。客氏不是宫女，哺乳完了就该出宫的，但由于皇帝离不开，所以只能在宫里待着。住在宫里，正当盛年的客氏，当然也得跟其他有身份的宫女一样，找个顺眼的太监做相好。这样的关系，叫它菜户也罢，对食也好，反正没法有男女之事，无“荤”，只能是菜，没有床上之事，也只好相伴吃饭了。但是，由于宫里生活过于单调无聊，有伴儿聊胜于无，据说这样的关系还相当的铁，彼此感情很深。

    当初，客氏原来的相好是魏朝，魏忠贤的哥儿们。讲身材，说年龄，论地位，魏朝都比魏忠贤要优越（当时魏忠贤已经年过半百）。但大概魏朝是年幼入宫，而魏忠贤是结婚生子之后自阉入宫，对于男女之事有过体验，因此对女人更有办法。后来野史因此而传说，魏忠贤其实没割干净，所以还能人事，因此对客氏格外有吸引力，这当然是想象，没有证据的。有人感慨道，如果当初客氏没有喜新厌旧，抛弃魏朝选择魏忠贤，那么明朝也许就不会有魏忠贤这样一个危害极大的权宦。其实，如果客氏选择了魏朝，魏朝就是魏忠贤，本质上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明朝的宦官专权，是空前绝后的。历代都有宦官专权，宦官混到封王的有，甚至操纵换皇帝的也有，但像魏忠贤这样做代理皇帝，圣旨就是他的旨意，他走到哪儿，奏章和内阁的票拟就跟到哪儿，人称九千岁，遍地给他建生祠的宦官，还真的就没有过。不过，魏忠贤并没有三头六臂，也没有韬略深机，甚至智商不过平平。能做到这个份上，除了那个顽童皇帝的无限信任，关键是有人捧臭脚。魏忠贤的党羽，人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后来挨整的，差不多将近两百人。这些甘愿给一个阉人做于儿干孙子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士出身，几乎都是标准的读书人。

    跟多数自幼被阉入宫的太监不同，魏忠贤虽然出身贫苦，但入宫之前已经接受了乡间的传统教育。所以，一旦大权在握，他其实很想做戏里演的姜子牙诸葛亮一类人物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做不到，就一门心思希望人们说他做到了。明朝的体制，没有宰相，皇帝自己做宰相，但需要内阁来帮忙。所以，公文的批阅，得内阁先出意见，夹在奏章里呈给皇帝，叫做票拟。然后由皇帝看过，修改定夺，用朱笔抄出来，这叫做批朱。而后来的批朱，都是秉笔太监代劳，在魏忠贤时代，就是魏忠贤说了算。既然魏忠贤有喜欢人家夸他的爱好，内阁的阁老们，尽管在明代有宰相之誉，地位很高，但也不能不顺着这个爱好来表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止是宫里的美女，男人也一样。话又说回来，凡是不顺着魏忠贤的阁老，都在内阁待不住的。所以，内阁的票拟凡是涉及魏忠贤，都是一片的马屁之声，什么词儿好说什么，什么词儿大说什么。把过去拍皇帝马屁的那些话，都一股脑儿用在了这个目不识丁的太监头上。这样的话，等发下来，就等于是皇帝的话。从来没有一个朝代，皇帝会对伺候自己的一个阉人，几乎每天都这样的恭维。这样的奇迹，只能在魏忠贤时代才有，也就真的有了。在魏忠贤得势之时，各地为他建的生祠一共九十二座，如果明熹宗再晚死几年，估计生祠得遍及全国。各地生祠建成，文武大员率众官员跪迎魏忠贤偶像，五拜三叩首，仅仅次于拜皇帝。跪拜时，口中喃喃，称能够执掌某事，全凭九千岁扶植。

    有的时候，拍马屁光用形容词已经不够了，还得动点高规格的。这个对于文人一点都不难，有人说魏忠贤“伟略高伊吕，雄才压管商”，见识比古之贤相伊尹和吕尚（即姜子牙）还要高一头，比春秋战国的两个大能人管仲和商鞅还有才。这样夸人，在古代已经是顶天了，没有什么人能承受得起，诸葛亮也无非自比管乐而已。可这样肉麻的马屁，魏忠贤居然欣然接受。还有国子监的监生，上疏请以魏忠贤配祀孔子，因为说魏忠贤重光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之下。他听了之后，也非常高兴。如果假以时日，他掌权的时间再长一点，还真的有这个可能，那些马屁精会把各地孔庙里孟子换成魏忠贤的。孔夫子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自打有了阉人，尤其是有了宦官专权这回事以来，士大夫对于这些缺少男人关键零件的人一向充满了鄙夷。别人干坏事也就罢了，没了那话儿的阉人也干，尤其是凭借皇帝的信任，干得一样热火朝天，真让人受不了。所以，历朝历代，虽然宦官经常得势，但作为士大夫公然拍宦官的马屁，多少还是有心理障碍，别的不说，自己圈里的说长道短就让人受不了。说起来，明代是个特别讲究气节的朝代，程朱理学已经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偏是这个朝代，士大夫之无耻也创了纪录。

    其实，人之为人，什么都有尺度，马屁没有，什么都有底线，无耻没有。但是，高级的马屁，非读书人办不来的，高级的无耻，也是读书人的专利。只要权力能福人祸人，围绕着掌权者就肯定会有马屁。如果掌权者偏好这口，那马屁就会升级。有些人读的书，学到的文才，也就有了用武之地，尽管让人肉麻，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拍的人脸不变色、心不跳，功夫了得。显然，在无限的权力面前，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讲礼义廉耻的。如果拍马屁成了升官发财的必备前提，拍马屁就成了官员的义务。好在明末的读书人中，有依附魏忠贤阉党，也有就不买账的东林党人。东林党人固然有点矫情，有点唯道德主义，但毕竟在大是大非面前骨气还有，庶几没让读书人把脸丢尽。如果一个时代只有阉党而没有东林党，那才叫尴尬呢。

    有个性的辫子

    清社为屋，换了天地，男人对自己头上的辫子大起恐慌。一般来说，真正恐慌的往往是平头百姓，一些不乐意剪辫子的农民。任凭革命党下乡怎样宣传，都无法让他们相信应该剪去脑后的辫子。因为回到家里，媳妇都看着不顺眼，激烈的还要跳河。他们如果丢了辫子，百分之百都是被革命党强逼着给咔嚓的。城里住的人相对要开通些，不管是自愿还是半强迫，反正陆续没辫子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如果头上还有辫子，出门都感到丢人。人家都有的，你没有，不好意思；人家都没有的，你有，也不好意思。死活不肯剪辫子的，多半是老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偏远地方的老人。直到1949年之后，在穷乡僻壤还能依稀看到这样的古董。当然，在大都市居住也留辫子的人，也是有的，这些人多半是眷恋前朝的遗老。

    在诸遗老中，王国维在前清其实没有什么官职，不过一介诸生（秀才），也就是说，前朝皇帝基本上没有什么深恩厚泽惠及他的头上。但是，偏他对清朝的感情最深，真挚得可怕，对头上的辫子也最为留恋。在上海居住的时候，平时最担心的事，就是出门不留神碰上革命党，把他的辫子给剪了，来一场羞辱，所以轻易不出门。其实，鼎革之后，革命党疯狂剪辫子的时候，王国维和罗振玉正在日本，等他们回国，革命党人早就没了当年的精气神。上海滩虽然洋气，但怎样拖辫子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了，遑论去剪？但他就是怕。怕，意味着他在乎这个劳什子。

    其实，王国维当时在海内外是以学问著称的，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不问政治的。所以，好些慕名而来问学的外国人，都很奇怪他为何要拖一根辫子。一个日本的文学博士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何不把这碍事的“障碍物”弄掉？问得王国维好生不高兴，在给别人的信里直发牢骚。到后来，连王国维的家人，他的夫人和女儿，都觉得老先生的辫子有点别扭了。每日给他梳理，也嫌麻烦，劝他剪，就是不剪。再问为何要留？答曰，留就是留了，没有道理。

    跟王国维同样顽固的学者，是辜鸿铭。此老在北大任教，天天拖着一根又黄又小的辫子，别的不说，单论辫子的质量，的确比不上王国维。因为此老的辫子是后留的，在清朝的时候，他倒不在乎辫子，已经把辫子剪了，送给一个单相思的外国女人做了假发。然而到了民国，却偏要留起来。辜鸿铭不是个多头发的汉子，剪了再留，也留不长。没办法，只好雇一个留辫子的黄包车车夫，人家是原生态的辫子，又粗又长又黑。堤内损失堤外补，车夫拉起他来，后面一根小黄辫子在摆，前面一根黑粗辫子也在摆动。

    其实，清朝逊位的皇帝溥仪早已把辫子剪了，这是受他的英国师傅庄士敦的影响。溥仪他亲爹，做过摄政王的载沣，剪辫子剪得更早。主子都不要辫子了，为何做遗臣的人还非要死巴巴在乎那根辫子呢？胡适说，辜鸿铭是个喜欢立异的人，处处反潮流，潮流往东，他非往西不可：你们说西化好，我偏说东方好；你们说纳妾是陋习，我偏纳给你们看看；你们都剪辫子，我就是要留。王国维没这么大精神头较劲，但头上的辫子也是他表达个性的一种方式。他在最后几年，入宫给溥仪做过南书房上行走。他不是不知道这个没了江山的万岁爷已经没了辫子，而且也根本就没有对此表示过异议，但他就是要留住自己的这根辫子。

    王国维很少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政治性意见，但他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意见。他赞成复辟，但却不肯参与，或者参与复辟的诸公，也不想让他参与。他外语不错，对西方文化也有相当的了解，但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却一直不感兴趣。不感兴趣的原因，倒不是他对这些制度有多了解，而是因为这些制度是“党人”弄进来的。终其一生，王国维对党人都深恶痛绝。不仅对发动辛亥革命的党人没有好印象，对后来发动国民革命的党人更是又恨又怕。觉得他们不是在革命，而是在扫荡传统，扫荡文化，如洪水猛兽一般。他的自沉昆明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被党人发动的大革命吓的。有资料证明，湖南劣绅叶德辉被农民协会处死，给了王国维很大的刺激，毕竟叶德辉不管有多劣，还是一个著名的读书种子。

    辫子无言，却能表达出意思来，在某些人身上，表达的是个性，也是立场。

    遗老梁鼎芬

    进入民国以后，社会上突然出现了好些清廷的遗老遗少。这些遗老遗少，在鼎革之际不知怎么都没来得及自杀殉清，却后返劲儿地把一腔对前朝的感情表现在当下：不肯剪辫子，不做民国的官，尽量写诗作文，表达对前清皇帝的尊敬。好在这些遗老遗少都比较平和，做出特别举动的人倒也不多。其中有一个人，名叫梁鼎芬的，倒是有点特别之举，一时间至少在对清朝有好感的人中间，很是轰动。

    梁鼎芬是前清的翰林，在李鸿章权倾朝野的时候，上书弹劾李鸿章，为此丢了官，但却赢得了好名声。那个时候，反李者往往尊张（之洞），所以他此后就长期在张之洞幕下，帮忙办教育。清亡之前再度入仕，老毛病重犯，跟权臣过不去，接二连三弹劾奕劻，弹劾袁世凯，骂得入木三分。权臣的别名，是有用之臣，所以骂是骂不倒的，结果是他老先生再次招致两宫呵责，只好自己隐退。就这样，碰了两鼻子朝廷的灰。然而清亡之后，他却跑到安葬光绪的所在地，清西陵的梁各庄去结庐守松，实际上是去守陵，就像古礼中的孝子结庐守孝一样。在守陵期间，他在陵区种树。没有钱，就弄了几百个陶罐子，里面装上据说是崇陵（光绪陵）松树上的积雪化的水，贴上标签：崇陵雪泉。然后分送前清的高官，让他们捐款，捐多了，就夸几句，捐少了，就讽刺几句。弄来钱，再接着栽树。梁鼎芬的这个壮举，后来留下了一张老照片，照片上面梁顶戴袍褂巍峨，在一棵松树前，一手拿锹，一手拿镐，分明植树先进模范典型模样。只是摆拍的痕迹过于明显，既然是种树，怎么也得是短打便装，顶戴花翎何为？不过，当年清西陵那么个荒凉之地，照相也远没有现在这样方便，把照相人和设备拉到那里，不摆拍怎么能行？据清废帝溥仪说，他的另一位师傅陈宝琛还在照片上题诗一首：“补天回日手如何，冠带临风自把锄。不见松青心不死，固应藏魄傍山庐。”这个梁鼎芬，后来进了宫做上行走，算是师傅了。他给溥仪做师傅的时候，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他结庐种松之时，有袁世凯派来的刺客来杀他，却被他感动得放下屠刀。此事是真的还是此老的幻觉，已经不大清楚了。这种事，黑夜里，一个刺客，一个他，死无对证。刺客也不出来佐证一下，真就成了谜案了。

    梁鼎芬的一生中，仕途不顺，两次遭到两宫的呵责，两次丢了官，但两宫死后，偏他这样多情，一个人跑到那荒郊野岭去守陵。大冬天的，住在梁各庄那个偏僻地方，也难为他了。但说是结庐，搭个草棚子已经有点夸张，北方苦寒之地，住这样的草棚子要冻死的。有的赞美者说他因此而“鹑衣蔬食，履穿踵决”，则更夸张了（从照片上看，梁的衣服其实很鲜亮的）。当然，说他对清室没感情，只是好名，倒也未必。当初犯颜直谏，表现的就是感情，只是这股子忠贞，当时没有得到接纳，后来借守陵发泄一下，也倒在情理之中。只是，当初的犯颜和后来的守陵，也难说没有好名的成分在内。犯颜直谏以博名，自古皆然，至于守陵，更是这么回事，否则，干吗非要大老远地请人到梁各庄去拍下照片呢？做好事不留名，还真挺难。

    但是，博了好名声的梁鼎芬，也有走麦城的时候。跟张之洞一样，端方也对梁鼎芬有知遇之恩。端方在革命中丢了脑袋，身子在四川，脑袋到了武汉。后来他的家人千方百计给他合在一起，运到武昌准备安葬，梁鼎芬被端方家属请来武昌，给端方办丧事。这时已经是民国了，城里的革命党到处给人剪辫子，武昌作为首义之区，剪辫党们格外活跃。梁鼎芬作为前清遗老，好名，也好辫子。所以，冒险来到武昌，于辫子格外小心，终日头戴长尾大风帽，把个小辫子遮得严严的。当时的武昌都督，是已经做了副总统的黎元洪。众所周知，黎元洪的辫子，当初是被革命军士兵强逼着剪的。大凡不情愿被剪了辫子的，对于仍然保留辫子的人，多少都会有点嫉妒。大家都对辫子有所爱，偏你可以保留，我却不能，于汝岂能甘乎？加上过去都是在湖北混的，大家是同事，黎元洪做了都督之后，梁鼎芬还来信劝其反正。现在老同事来了，怎么也得表示一下。于是，黎元洪就张罗请梁鼎芬来督府吃饭。也有人说，是安了心图谋在席间把梁的辫子给剪了。没想到梁鼎芬不上当，坚持不肯赴会。于是，黎元洪麾下好事的革命士兵就带人前去来硬的。也没有人通风报信，一队人马呼啸而至，到了旅店二话不说，按住梁的头就下剪子，一剪再剪，害得梁遗老不仅辫子没了，连头发也剩不下多少了，简直是牛山濯濯，残草只树。就这样，梁遗老钟爱的辫子，就离开了他老人家的脑袋。梁鼎芬有一脸的大胡子，人称髯公，死后王国维写诗纪念他，开首便是：“海内论忠孝，无如髯绝伦。”这下，胡子尚在，辫子没了。对于一个遗老，确为奇耻大辱。

    按说，以梁的性格，遭遇这样的羞辱，肯定会有激烈的反应。然而，据旁观者言，他老先生只是哭了一场，虽说哭得稀里哗啦，哀痛不已，但没上吊，也没抹脖，更没有跳江（这在武昌很方便），然后就买舟东下，去上海了，在那里的租界，革命党人没法这样猖狂。革命后，好些人的辫子，都托庇洋人的保护才保下来的。再后来，梁鼎芬做了清废帝溥仪的师傅，毓庆宫行走，成为跟溥仪来往最亲密的老师之一。在民国的遗老遗少中，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位置。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梁师傅的小辫子，在宫里的时候是怎样的状况，岁数大了，估计再留也不会太长了，也就是一根小辫子而已。

    其实，辫子对于遗老遗少，只是一种象征。革命党对剪辫子很热心，但革命爆发后，剪辫令是清廷自己下的。再后来，连溥仪自己都把辫子给剪了，多位汉人的遗老遗少，还硬挺个什么劲儿呢？但是，既然做了遗老遗少，总得有个念想、有点固执，辫子，就是这么个东西。遗老们中间好些人，真正喜好的，其实不是辫子，而是名。好名算是个毛病，但是，自古以来，好名总比好货让民众更能接受一点。

    广学会的精英战略

    对于西学，国门未开前的日本，比中国要幸运一点，因为他们有兰学，虽然式微，但一直都没有中断。中国明末由耶稣会带来的西学热潮，随着明朝的覆灭已经消逝，到了西方人再次叩门的时候，中国的西学已经连影子都没有了。不仅万国舆图不见了，连已经翻译过来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也没有了。挨了一次打的中国人，出了几本有关西方的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无非是介绍了一点西方的地理和政治状况，跟西学连边都还没沾。中国人真正介绍西学，还是在1860年代，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编译所开始的。只是，这样的所谓西学，也无非是最粗浅的数学和声光化电，西方中学课本的内容。为了把那点粗浅的西学知识介绍给中国人，编译者真是煞费苦心，我们不仅因此有了汉字的元素周期表，也有了稀奇古怪的汉字表达的数学物理公式。在那个时代真正输入一点货真价实的西学的人，还是传教士。

    在国门还没被打开之前，新教的传教士们就已经来了。来广州禁烟的林则徐，就跟这些传教士有了一些接触。而这些传教士教出来的中国教士梁亚发，就已经写出了《劝世良言》这样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后来刺激了一个叫洪秀全的人，在中国惹出了一场大乱子。在中国人自己启动变革，发动洋务运动之后，新教的传教士们更加活跃。这些主要来自英美的新教人士，虽然跟天主教的同行一样，在意“中华归主”，在中国传播福音，但却更乐意让中国人接受西学，暗中促进中国的改变，向西方学习，发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改变。新教传教士们做这种事，还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叫做广学会。

    广学会的核心人物是李提摩太，这个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担任广学会的总干事长达二十五年之久。李提摩太对于中国的文化很有兴趣，跟利玛窦一样，喜欢跟士大夫谈儒学，对于佛道两教也持宽容态度。但他更有兴趣的，却是促使中国的改变，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Conversionbythemillion（千方百计促进改变）。”当然，这个改变，是向西方的方向在变。在他看来，在当时的中国，最快的促进改变的方式，是通过出版物介绍西方、介绍西学的。而介绍的对象，不是平民百姓，而是中国的精英。首先是有功名的士绅，按李提摩太的估计，当时中国的进士、举人和秀才加起来有五十到一百万，而各省县令以上的文官有两千二百八十九人，武官营官以上有一千九百八十七人，各种学官有一千七百六十人，驻在各省省会的高级候补官员有两千人。这些人，都是广学会做工作的对象。在他们的如意算盘里，只要这些人中的百分之五能受影响，就会有相当的成效。当时广学会最有名的杂志《万国公报》（英文名字原来是ChineseGlobeMagazine，意为“中文全球杂志”，后来改为AReviewoftheTimes，直译应为“时代观察”），杂志题头下面的一行小字说明是：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这本杂志跟当时的其他传教读本一样，都是赠送的，每每派专人送到各个衙门之中。在京则随京报一同，分送王公大臣。同时，也在每年的科举考试期间，向各个层次的举子分发。

    但是，从1875年到甲午战前（1894年）将近二十年间，这样的煞费苦心的促进改变，却收效甚微。多数举子和官员，拿到刊物往往随手一丢，只有江浙和广东的极少数人，比如像张元济、孙诒让、沈曾植以及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的弟子们，才会把这刊物当回事。而其他人，只是到了甲午之后才如梦方醒，知道了学习西学的必要，到处找寻当日被他们丢弃的《万国公报》。在甲午战后的中国维新变法期间，广学会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等人成了维新派的老师，往来密切。那时，不仅《万国公报》成了宝贝，连李提摩太和助手蔡尔康翻译的马肯西著的《泰西新史揽要》，在1895年之后也成为最风行的读物。康梁讲西方历史，尤其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谈的有关西方历史的内容，几乎都出自这本西方历史著作。在中日甲午战争过程中，《万国公报》陆续发表的有关战争的消息、言论、文件和密电，也被编辑成书，取名《中东战纪本末》，多次重印。梁启超编的《西学书目表》和蔡元培编的《东西学书录》，都把这本书介绍为应读之书。维新派在1898年初编的《皇朝经世文新编》中，收录论文五百八十篇，其中最多的是梁启超，其次是康有为，第三名就是李提摩太。维新派在北京最初办的刊物，居然也叫《万国公报》。在变法期间，《万国公报》还上达最高层，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有心的传教士在皇宫里发现了光绪所存放的全套的《万国公报》。维新人士还计划让皇帝请李提摩太做政治顾问，但因为政变发生，没有了下文。

    显然，如果没有甲午战败后的政治形势，广学会传教士们的精英战略无论怎样卖力，基本上只能激起一点点的小波澜，几个水泡而已。当时的中国是一潭死水，精英也是死水一潭，无论怎样灌输，也顶多是死水起了一点微澜。形势比人强，千真万确。近代的中国人如果不挨打，基本上没有学习西方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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