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炮那点事儿

    火炮这东西，说起来原本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到了明朝中叶，中国人的发明，已经被西洋人运用得更好了。中国人最早引进的火炮叫佛郎机，是通过赖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得到的。佛郎机，就是当时的中国人对葡萄牙人的称谓。佛郎机这种火炮的特点是射速快，那时的火炮都是从前面填装火药，然后放上炮弹，在后膛用引线点燃，发射出去。不仅每次填装需要时间，而且发射多了炮膛会灼热，必须冷却一段时间。但佛郎机火炮就不用这样，它有好几个活动的子炮膛，可以事先填装好火药，连续发射，而且母膛也没有发热的可能，所以射速比一般的火炮快得多。但是，佛郎机的填药量太小，属于轻型火炮，威力不够。后来，中国又引进了红夷大炮，威力巨大，不仅可以攻城拔寨，还可以轰击进攻的散兵。这种炮显然跟荷兰人有关，当时正是荷兰人称霸的时代，而荷兰人在中国是被称为红毛夷的。当然也不绝对如此，因为当年的中国人对西方人认识比较模糊，往往分不大清楚这国还是那国，有的红夷大炮，其实也是从葡萄牙人手里弄来的。后来，红夷大炮虽然在名称上被中国讹为红衣大炮，但即使是中国仿制的，名称中国化了，技术仍旧是人家的。

    晚明是一个国家在制度和治理方面接近崩溃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欧风东渐的时期。明朝的海禁松弛，乘着殖民扩张的东风，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来了。一些开明的士大夫不仅从利玛窦等传教士那里得到了三棱镜，了解了《坤舆万国全图》，还引进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引进了西洋火药和火炮的使用和制造技术。当时引进西洋火炮的时候，往往是连同葡萄牙人的炮手一并输入的。正由于这种火炮技术上的优势，才使得晚明在满人的军事压力下勉强维持下来。可惜，技术上的补偿，永远阻止不了制度的崩溃。逐渐地，掌握有优良火炮的明军成了运输大队，好多炮队连人带炮都被清兵俘虏，明军的优势从此不复存在。

    后来入主中原的清王朝，虽说从此有了火器，但在研究仿制和使用上，却始终没有赶上被它打败的明朝。首先的原因是由于礼仪问题，清朝跟罗马教廷闹翻，中西交流从此中断，刚刚有点苗头的西学断了根。其次，也由于清廷的对手大多为比他们还要落后的游牧人，有点火炮就占了大便宜。只有一个俄罗斯还算是平等的对手，也还在蒙昧时代，火器水平不高，打了一仗，后来就不打了。所以，火器也没有外部改进的压力。所以，到了鸦片战争之前，出现在有意给自己国家做间谍的某些传教士面前的中国大炮，基本就是摆设，好些还是前明时代的旧物，不能升降，不能调整射击角度，也没有瞄准器，有些火炮已经多年没有燃放过了，一放就有爆炸的危险，对自己人威胁更大些。当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时，麾下的海防炮台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水准。跟英国人的小型舰队接触几次，在英国人眼里，中国人的炮弹不是飞过军舰，就是打不到军舰，一点威胁都没有，每次都是英国人把中国人的炮台轰平了拉倒（但在上报朝廷的奏章中，都是国人大胜）。后来，总算睁开眼睛的林则徐，从澳门弄来了一些合格的红夷大炮，可以升降，可以瞄准了。后来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守卫的虎门炮台，就装备了这样的大炮。可惜，这样的炮台却没有顶盖，而且由于增兵的缘故，上面挤满了士兵。英国人只消用排炮劈头砸过去，炮台上的炮和士兵就都报销了。守卫厦门的闽浙总督颜伯焘，一直就没睁开眼睛，战前铸造了好些巨型大炮，用人拖到炮台上，既不能升降，又不能调节射击角度，也没有瞄准器，生生固定在炮台上，说是等英国人来了，一炮拍过去，就解决问题。英国人来了，大炮是响了，但连人家的边都没沾，人家几排炮就把炮台轰塌，士兵大溃，颜伯焘也跟着跑，奔出厦门才发现，英国人其实还没有登陆。于是，总督大人把官儿给丢了。

    鸦片战争中，跟英国人对阵的中国人不是不勇敢，也不是用刀矛对付西方的先进火器。要论数量，我们的大炮和火铳并不比对手少，但我们的火器基本上都没什么用。真正给英国人造成伤害的，第一是水土不服造成的疾病，第二是弓箭和刀枪。战后的林则徐感慨道，天朝虽有百万貔貅，不够临敌之一哄。封闭状态下思想缺失、制度缺失和技术的落后，使得中国大炮成了摆设，军队也就成了摆设。

    照相这点事儿

    照相术发明不久，中国人就有福享用了。被照相的人叫耆英，鸦片战争过后任两广总督。吃了败仗，满人中的开明人士打算用怀柔政策对付洋人，耆英就是其中的一个。两广总督当时负责跟洋人打交道，他的办法是跟洋人套关系，争取建立私人联系，恨不得攀上亲戚。于是老跟洋人混的耆英，有了一张流传至今的小照，相片质量不高，但却是第一张中国人的老照片。

    对于西洋的新鲜玩意，民间和上流社会总是看法不一。民间对轮船、火车和洋枪洋炮都感兴趣，甚至可以说喜欢，但对有线电报和照相却心怀疑虑。不仅担心照相会把人的魂给摄走，甚至觉得那一排排的电线杆子以及上面的电线有蹊跷。传教士李提摩太提到过这样一个故事，甲午前，洋人工程师在山东安装有线电报线的时候，德州有家人的孩子丢了，民间哄传是被电线摄走了魂魄然后被洋人拐走了。所以，直到辛亥革命发生，各地一有点什么事儿，就有人砍电线杆。但是，中国的上流社会，对有线电报和照相都十分感兴趣。北京算是很保守的地方，1892年第一个照相馆开张，很快就门庭若市，来的顾客尽是王公贵族。

    当年的王公贵族，都是旗人。当年的旗人政治态度保守，思想也不开放，对洋务运动很多人持否定态度，至于戊戌维新，就反得更激烈了。旗兵不喜欢玩洋枪洋炮，而旗人对火车、轮船也不感冒。但是，他们对西方来的小玩意儿却一点不排斥，各式钟表、打簧表、鼻烟、洋烟、光学仪器，兼收并蓄，对电报和照相也充满了好奇。庚子之前，北京照相事业有两家店最为有名，一家叫丰泰，开办者叫任景丰，一家叫鸿记，开办者叫杨远山。这个杨远山在当年也是一个公子哥，风流倜傥，好玩，好交朋友。当年北京城里，上至公卿贵胄，下至书吏走卒，没有不认识他的。来往的朋友，都是好玩的贵公子。当时人称京城二杨，一个是内务府大臣杨立山，一个就是杨远山。

    那个时候，旗人公子哥喜欢照相，跟这些公子哥打得火热的伶人们也喜欢照相。现在留下的老照片，就有好些是伶人装扮好了的“剧照”。伶人穿戏装照相，喜欢票戏的公子哥当然也喜欢。一次，汉军旗的赵家三公子赵尔震、赵尔巽、赵尔丰和满人贵族三公子宝杰、宝梁、宝棻外出游冶，吃花酒。酒酣耳热，被怂恿着照了好些戏装和道装、僧装的像。大家看着好玩，见者哈哈一笑，不知怎么就流传到社会上去了，人称“狎客群居像”。但是，有一张居然落到了宫里太监手里。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这些公子很紧张。虽然当时官员不许嫖妓、不许登台演戏的禁令早已松弛，但这副尊容如果进了宫，被老佛爷看到，还是大有不便。于是马上花了大价钱把相片买了回来。其实，这几位仕途不错的公子有点过于神经过敏了。那个时候，宫里已经有人照相了。西太后照没照不清楚，但至少珍妃有张玉照。况且，即使是皇帝，也喜欢装扮成渔夫、樵夫、老道的模样，现在留下来的雍正的行乐图，都是这个样子，只是唯独没有装成戏子的，也许是因为雍正不喜欢戏子。但当时的西太后老佛爷比谁都喜欢戏子，恨不得让皇帝换上戏装给她演戏，奴才们戏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呢？

    庚子以后，想通了的西太后，突然之间对照相特别热衷了。这个老太婆不仅喜欢换上各式各样的衣服拍照，各种摆拍，而且还拍了好些戏装照。自己扮成观音，让李莲英扮成韦陀，公主们扮成龙女，这样的观音、韦陀和龙女，毫无疑问都是戏里的扮相，所以只能说是戏装照。到了这步田地，宫外的照相就无法无天了，连公子哥在戏园子里票戏的照片也都有了。

    有意思的是，庚子年义和团进北京，痛恨一切洋物，连用根铅笔都被义和团视为二毛子，却没听说他们砸照相馆。跟杨远山齐名的杨立山，在此期间丢了脑袋，跟照相无关，只是因为他跟载漪拌嘴，不买义和团的账。大概当年最欢迎义和团的是旗人，旗人喜欢的东西，义和团也就刀下留情了。

    照相是个好玩的事儿，在晚清，凡是好玩的事儿，旗人都有份儿，不管它来自哪里。当年旗人中英语最好的张德彝出使多国，对别的东西都没兴趣，单单把人家的游戏一项一项介绍回来。旗人之好玩，可见一斑。

    麻将这玩意

    中国人其实是有创造力的，这种创造力，在国将不国的晚清时候，表现得相当充分。麻将这玩意，就是晚清国势最微之际发明出来的，属于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文化产品。一旦发明出来，就像有魔力似的，风靡全国上下。从皇宫到陋巷，一片搓麻之声。

    据说，麻将的前身叫马吊，是一种叶子牌，有点类似于扑克的东西，最早出现在明朝中叶。就像扑克在西方是赌局一样，马吊在中国也是赌局，不沾钱没有人玩。然而，南方人有口音，把马吊叫成了麻雀，打牌叫叉麻雀。转回北方，麻雀就成了麻将。不过，麻雀也好，麻将也罢，开始还都是叶子牌，长长的一种纸牌，打的时候抓在手里，都要摆成叉字形，也许这就是为何南方人管打麻将叫叉麻将的原因了。

    但凡叫个赌具，就需要加强保密性。抓在手里容易被人偷看，所以，人们就将之改良成竹牌和骨牌，扣在桌子上，随打随抓，又方便，又省力，还保险。到了这个阶段，叉麻将就变成了打麻将，一片噼啪之声，无论碰还是和，都要用力打。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这玩意不发明则已，一旦发明，迅速风靡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其中又以官场最盛。时人咏京官生活有云：“谈助无非中发白，闲来只是逛胡同。”京官们个个麻将玩得精熟，外地官员进京，第一项任务就是陪京官老乡打麻将，在桌上输些银两给他们。自然，大家平时谈天，还不就是牌桌上那点事儿，中、发、白而已。即使进了胡同——八大胡同，吃花酒，逛窑子，大部分时间也是打打麻将，只不过此时的麻将有美人陪着。晚清和民国还有一个传说，说是牌桌上运气不好，嫖个雏妓就可以转运。进入民国之后，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对麻将之痴迷，已经几近疯狂。袁世凯做大总统，开最高国务会议，几乎每次参加的人都迟到——因为他们通宵聚赌打麻将。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话说在皇帝还在的时候，满朝文武就已经这样了，只不过大臣们在见皇帝之前，还不敢放肆。但是，麻将肯定是要打的，大小官员，哪个都好这口。一个听戏，一个麻将，当年是官员的两大爱好，有些人还要加上吸一口（鸦片）。晚清推行新政，财政状况好转，京官经手的事情多，能捞的好处也多，腰包渐次鼓了起来，所以，打打麻将，也输得起了。朝中的王公亲贵，像肃亲王善耆，以及庆亲王奕劻的长子载振，振贝子，在新政时期都身居高位，都是麻坛高手，而且赌风甚佳，一夜输上万两银子，眉头都不皱的。大官带头，小官中官自然要跟上。那时候，借打麻将拍马屁已经流行。大官跟小官一桌麻将，小官多半是像红楼梦里的凤姐跟贾母玩一样，要给人喂牌的，好歹也得让领导赢个痛快。只有碰上平级官员打麻将，才会真的不讲情面，厮杀起来。

    麻将里头有政治，明白人打一开始就知道这个道理。晚清最后几年，向以贪渎闻名的庆亲王奕劻一直受到政敌的猛烈攻击，但他却大旗不倒，始终是一人之下的第一号人物——首席军机大臣。善于知人的西太后当然知道奕劻很贪，但跟人一谈起来，借口总是在宗室亲贵之中，还就是这个老庆比较明白事理，办事放心。满人亲贵无可用之人，倒也不假，但另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她老人家不说，其实是老庆会做人。跟王公们一样，西太后也喜欢打麻将，瘾大得很。老庆派他两个女儿，有事没事就进宫跟西太后打麻将，当然，这俩宝贝闺女，都是凤姐一样的水晶人，玲珑剔透，一天玩下来，把老佛爷哄得高兴，连伺候牌局的宫女太监，也给赏赐得高兴。上上下下都高兴，老庆的地位也就任谁也参不倒了。任凭御史弹劾，长得像同治深得老佛爷喜爱的瞿鸿禨说坏话，都无济于事。一个恨奕劻恨之入骨的官场恶少岑春煊，仗着庚子逃难护驾有功，几次当面跟老佛爷挤兑奕劻，老庆岿然不动，岑春煊却着了老庆的道，给排挤出了京师。这种事，后来的岑春煊回忆起来，都恨恨连声，但一直到大清倒台，老庆都没倒。这里面的奥秘，跟太后的麻将，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

    围棋是中国人发明的玩具，麻将也是一种玩具，可以做赌具的玩具。但是，麻将这种玩具却集中了中国文化最恶心的成分：勾心斗角，李代桃僵，互相拆台，见风使舵。玩精了，就不像是在玩游戏，而是在玩阴谋、玩诡计，难怪它伴随阴谋文化盛行这么久。

    冷清的孔庙和送子的孔子

    鲁迅先生曾经谈到，中国的孔庙虽然很多，但很冷清，老百姓是不去孔庙的，似乎说明，孔子跟民众离得很远。鲁迅先生是从晚清走到民国的，清朝的孔庙的确很冷清。每个庙门口没有戏台，倒是有一块刻着“文武百官下马轿”字样的石头，庙的外墙多半高大，上面写着“宫墙万仞”，森严、威武。这样的地方，当年根本就不让平头百姓进来，想来都来不了。能进来的，都是有功名的读书人，或者现任的官员和过去的官员。孔夫子其实未必跟百姓离得有多远，再愚蠢的乡下人想必也知道孔夫子是干吗的。只是，当年的体制根本不让百姓跟孔子亲近。

    曾经有一度，孔庙其实很受百姓的青睐，尤其受女人的欢迎。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里提到，在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也有孔庙。那时候，经常有妇人去孔庙求子。不知怎么回事，当时的孔庙居然还设有孔子之榻，前来求子的妇人还要露形，也就是脱了衣服登榻躺一躺，大概觉得这样才会应验。在孔子的床上裸身睡过，受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后魏孝文帝是个追求汉化的鲜卑皇帝，对孔子很尊敬，感觉这样轻慢了圣人，于是下诏禁止妇人进孔庙。后来，随着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孔庙也就越来越神圣。到了清朝，在特别尊孔的满人皇帝手里，孔庙就变成了鲁迅看到的样子——神圣、肃穆但冷清。明朝的时候，至少书生们还可以聚集到孔庙闹闹事儿，可是自打金圣叹哭庙案之后，书生的这个特权也没了。孔庙成了有专人（各地的教官）管理，只准春秋两祭，士人参与的官办仪式场所。平日大门紧闭，连鬼都不见一个。可怜赫赫威名的孔夫子，只有到了祭祀的时候才能享用一下冷猪头，祭拜过后，就便宜了教官。虽说按理士绅们平时也应该在里面的明伦堂讲讲经，但这么正经的地方有谁乐意去呢？

    我们实在不知，当年北朝的妇人为何喜欢到孔庙里去求子，过程还多少带点色情色彩。类似的情形，后世只有在淫祠，如五通神庙这样的地方才会发生。孔夫子一个大男人，虽然当年活着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也见过名声不佳的美妇人南子的，但他怎么就在老百姓眼里变成送子观音或者娘娘了呢？莫非因为他是野合而生，特别具有性方面的暗示？民间的事情好些没理可讲，我们实在不知道当年百姓的想象力是从哪个方向展开的。但是，既然百姓能把伍子胥庙演绎成五撮须相公庙，把杜拾遗（杜甫）庙演绎成杜十姨庙，并塑了十个美娇娘，大姨、二姨……一直排到十姨，认定孔子可以送子，也不奇怪。

    中国老百姓造神拜神，是有强烈功利意义的。他们一方面在不断制造一些无厘头的神怪出来，无端地供奉；一方面也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努力将他们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赋予自己需要的功能。观世音菩萨由男变女，然后再变千手千眼，无所不能。关云长一个从自身事迹无论如何都看不出跟钱财有半点瓜葛的家伙，最后居然变成武财神，饱受商家的香火。林夫人，一个官家太太，变成妈祖，海上的第一女神。当年的孔子，自然是不会被轻易放过的，大概也就是按这样的思路被开发出来的——这样一个文人墨客的鼻祖，浑身洋溢着文采的家伙，如果再能有助于女人生子，那么生出来的娃娃将会多么有出息？要知道，古代的中国一向是个官僚帝国，成为文人，为官为宦，一直都是百姓的梦想。而这种梦想，自打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又跟孔子搭上了不解之缘。有什么理由、什么借口，可以挡住百姓对孔老夫子的这种期待呢？

    然而，这样的期待，这样一种基于生活的神灵再造实践，居然活生生被皇帝，也许还有打小报告的士大夫给扼杀了。此后，百姓的这种愿望，就只好寄托给一个不知什么来路的文昌帝君，还有三十六星宿中的魁星，让魁星阁和文昌庙白赚了好些香火，而孔子却被束之高阁，干干地看着眼馋。

    当然，把孔夫子高高挂起，是符合统治需要的。孔子在后来已经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志，必须有一定的神秘性、严肃性。把孔子跟凡夫俗子，尤其是跟妇人搅和在一起，即使不脱衣服，也无论如何都正经不起来了。不仅道学家没法装正经，皇帝也不好端着了。不端着，政治的假面就挂不住，好些冠冕堂皇的话都说不了。不用说，儒生要生气，皇帝也好生气，后果很严重。

    这个样的孔庙，非冷清不可。

    绿帽子那点事儿

    女子的贞操，按编过女四书的班大姑的说法，是关系到社稷兴衰的。但在实际的事例中，好像只有些特别美艳的女子迷惑了君主导致亡国的事儿，似乎没听说过哪个朝代的灭亡是因为女子的红杏出墙。所以，班昭的说法虽然男子很喜欢，总是借此来设法限制女子的行动，最终想出了缠足的恶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关女子贞操的话题，其实无非是男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绿帽子，就是其中之一。

    戴绿帽子，古今意思差不多，都是指妻子跟人偷情。偷着了，丈夫就被戴上一顶绿帽子，没偷上，帽子就暂时寄存。古代，由于帽子没有头巾普遍，因此又被称为戴绿头巾。这种说法来源于古人对乌龟的误会。人们一直认为，雄性乌龟是没有生育能力的，生育得蛇来代劳。龟蛇在一起的形象非常古老，大概得推到远古时代，这种形象，后人称之为玄武大帝，在中国的神界地位相当高。但不知怎么传来传去，这形象就传成了蛇在跟雌龟偷情，很黄、很暴力。乌龟浑身都是绿的，所以绿色就这样暧昧起来了。不过，古代戴绿头巾这回事，比现在泛义一点，不仅仅丈夫可以戴，偷了情的女子的兄弟也不大光彩，也可以被视为戴绿头巾。这种说法什么时候兴起的？不好说，但至少在元代就已经很流行了。

    戴绿头巾见于制度规定，是朱元璋干的伟业。他规定妓院（官妓教坊）里服役的男子，必须戴绿头巾才能出门。因为妓院里的男女是以兄弟姐妹相称的，妓女出来卖，那么里面服役的男子既然被认为是妓女的兄弟，自然就得绿。如果这些男人跟妓女有一腿，是不被允许的，里面的人视之为乱伦。再后来，人们干脆叫他们为“龟奴”。晚清妓女出台，都是龟奴背着，或者由龟奴扛在肩上。男人吃这碗饭，还真的不容易。

    自古以来，凡是红杏出墙的女子，多半有几分姿色，如果再媚一点，那么概率就更高。大户人家的女子，出墙的概率低一点，倒不是因为她们受的教育好，关键是门禁太严，管的人太多，机会倒不多。小家碧玉和小户人家的媳妇，跟男人见面的机会要多很多，所以出墙的概率自然高一些。江南地区的女人能干，出来做事的机会多，自家的男人相对也没有那么神气，所以风气在道学家看来也就淫一点，这样的事也就更多。

    不过，在那个时代，女子出墙，由于女子主动的倒也不是没有，但主要还是出于男子的勾引。几乎没有男子希望自家妇人不安于室的，但却个个希望能有机会勾到人家的漂亮媳妇。即使好朋友之间，看到对方媳妇漂亮，有机会奉送一顶绿帽子，好些人也是会做的。只是，事情败露之后，那些有点头脸的人物吃了亏之后，往往有两个选择：一是自己杀了奸夫；二是逼自己的媳妇自杀，借以保全自己的面子。只是在现实中，基于现实的考虑，人们的两种选择往往做做样子就了账了，未必能真的操练到底。有篇清人的笔记告诉我们，清代的一个衙役，漂亮的妻子跟自己的同僚偷情，被他发现，迫于外界的压力，他逼妻子自杀。妻子说，那让我打扮一下再死好吗？他答应了，妻子进里屋打扮了良久，出来后极其艳丽，对他秋波那么一转说：“你真的要我死呀？”衙役看了半晌，说道：“算了，一顶绿帽子，也压不死人。”类似的故事，还有说是妻子进里屋半晌不出来，丈夫进去一看，原来人家已经裸了，于是丈夫尽弃前嫌，两人和好如初。

    衙役是法律上的贱民，但在民间，由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其实一点不贱，如果是正经制役，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他们尚且如此，那么一般的平头百姓，就更不一定在意妻子的出墙，当然更不可能让出墙的妻子去死。娶个媳妇，尤其是漂亮媳妇不容易，经济上的考虑能压死人的，一旦没了再娶得把人累死。所以，无论妻子怎样出墙，丈夫知道了，顶多就是打一顿，该回收还是得回收。有的地方，丈夫连打都不敢打，真的打了，妻子就真的可能跟人跑了。好在那个时代，女人还是相当厚道，无论出墙多少次，离婚基本上不在她们的思维范围之内。可以跟人偷情，但过日子还是得跟丈夫。淫风更炽的地方，还有跟着丈夫一起外出卖淫或者放鸽子的（即借结婚以诈财的）。性，不是可以拿到台面上说的事，但性事却可以放不止一马。

    当初，圣人传道坐的是牛车，路又不大好，所以好些地方没有去。后来的班大姑，一个妇人家，也不好意思到处走。所以，留下这么些妇道的死角，到处都说不清楚。

    说等待

    人生在世，总免不了要等待。候车，候船，候机，考试后等待发榜，约会等待情人，在路上赶上塞车也得等。最不耐烦的，是到权力机关办事，等待人传唤。轮到你了，人家才告诉你，又有什么手续不全，回家备齐了再来。再来，还是差点什么，一件小事没几个来回，没戏。

    再性急的人，该等待也得耐心等待。别的不说，找对象如果没有几十次耐心的等待，无论如何都没法抱得美人归，除非你是超级的高富帅，有人肯排着长队找你。到权力机关办事，即使在西方，该等也得等，排长队也没办法。官僚主义哪儿都有，有些国家仅仅是不折腾你而已，动作也快不了。都说俄国人性子最急，但苏联时代，那里的人们对于等待最有耐心，短缺经济，到处都在排长队，大家见着队就排，不管买什么，买到了就好。直到苏联解体，去那里的中国人，还一直赞叹俄国人有素质，这个素质，就是人家排队的耐心，也就是等待的耐心。

    说中国人没有耐心，显然不够精确。但部分国人对于排队等待，的确不大能遵守秩序。比较牛一点的人，是走后门，利用特权或者熟人关系，不用等待或者减少等待时间，抄到前面去。比较差一点的，是直接插队。在中国，无论是人的队还是车的队，都有人插。这样的插队，如果排队的人要干涉制止还不行，弄不好就会打起来。插队的人往往理直气壮，面对你的抗议，面不改色心不跳，该骂就骂，该打也绝不手软。哪怕直接插到你的面前，你都不能说什么。在他们看来，只有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有资格管他们，别的人，还是请你闭嘴。如果是汽车插队，那就更是无法无天，只要没有警察，每次都是横着往里挤，别的车只能让他们，不让，就会碰车，碰了车，反正大家都麻烦。想要打架，人家也不怕。在我的经历中，凡是碰上这样插队加塞的车，后面的车一般都是让。一次我问开车的师傅，即使碰了车，明明是你有理，他负全责，你为何要让他？师傅长叹一口气说，这年头，不都是有理的让着没理的吗？

    如果中国的等待逻辑总是有理的让着没理的，一些不想等待的人利用特权或者霸王硬上弓，侵占别人的时间，让别人多等待，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起码的公平和公正可言。现代社会，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机会，这样的逻辑，就是公然地抢夺别人的金钱和机会。抢夺了，还不知羞愧，理直气壮。

    当然，这样的逻辑还易于引发社会秩序的紊乱。如果等待时人人都能自觉排队，排在后面的人，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轮到自己，是可以预期的。但插队的多了，尤其是从里面走后门的多了，这个预期也就没有了。没有预期的等待最易引发焦虑，焦虑多了，愤怒和恐慌随之而来，如果愤怒恐慌变成了某种可以传染的集体行为，那么排队的秩序也就彻底瓦解了。世界上好些地方的踩踏事件和群体性骚乱，都是由于秩序失控引起的。

    等待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缺乏等待的秩序，而秩序的建立，要有起码的公平和公正。执法者要公正，维持公正；公众也要公正，维持公正。

    假辫子和官话

    清朝最后十年，清国留学生去日本的最多，因为一来成本低、手续简便，连签证都不要，买张船票就去了，船票又不贵。二来，中国人认为，留学是为了学习西方，日本人学西方学得最好，有现成的经验，我们只需要把这经验学过来，就万事大吉，省事省力。去日本留学，变服饰没有问题，日本的和服多少有些唐人的余韵，让穿惯了满人“胡服”的汉人留学生，还感到有些亲切。学日本学生穿日本校服，或者学日本官员穿西装，都没有问题。因为清朝的体制对人们穿什么没有明确规定，有这个空子可以让留学生们钻。但是对于脑袋后面的辫子，就不一样了。对于汉人来说，那是归顺的象征；对于满人来说，则是国族的标志。所以，刚去日本的留学生们，虽然一下船就感觉到了辫子的尴尬，但多数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把辫子盘在头上，扣上帽子，隆起一座富士山。

    隆起一座富士山，依然掩不住辫子的存在。进澡堂洗澡，要遭日本下女的嘲笑；走在街上，也会被一群小孩子追在后面骂“强强”（日语，猪尾巴的意思）。当然，进了学校，也挡不住日本同学异样的目光。到了日本，尽管有官方的留学监督管着，但毕竟难免遭遇革命党人。革命党的宣传，关于民主共和的思想，倒未必能听进去，反满的主张肯定是易于入耳的。甚至那些官派留学日本学军事的，也照样听得进去。好多日本士官生回国之后倒不见得还想革命，但在日本期间，好多人都接近革命党。个中的奥妙，很大程度上在脑袋后面那根辫子。已经实行西式改革的清政府，迟迟不肯放弃辫子，依旧把有无辫子作为政治正确与否的象征，实在是大失策。要知道，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辫子就是一种落后、愚昧而且丑陋的象征。把辫子说成猪尾巴（pigtail），其实是西方人的发明，日本人不过拾人牙慧而已。

    不过，清国留学生回国之后，脑后就不好这样空着，无论做官、为军还是做公办学校的教师，都得买条假辫子。回国没了让人嘲骂的环境，而且饭碗要紧，所以上班公干或者参加典礼的时候，不管真假，脑后都得垂条辫子。当然，各级长官也都知道这些人的辫子是假的，但没人说破，更没有人揭开帽子看看。只有少数有真辫子的同事，总是在背后嘀嘀咕咕。也有一班儿街上的闲人，就像现在喜欢追究女星胸的真假的人一样，指指戳戳。现在是发现一个隆胸的兴奋半日，当初则热衷在男人脑后找蹊跷。其实，找了、说了也白搭，因为即使个别人告到衙门，衙门也从不纠治。

    其实，既然学习西方，西方的价值观、审美观就必然要进来。在乡下，已经习惯了留辫子的农夫农妇，也许依旧以一根油黑粗亮的辫子为美，但城里人，尤其是能接触到西方文明的人，早就变了。自古以来，政治的道理总是抵不过生活的道理，除非有强权压着。强权压不住，就只能变通，明明知道这些人辫子已经剪了，硬是假装不知道。只要你肯装上一根假的，我就权当你是真的。这情形，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官话和套话，没人信，即使再高的官儿，私下里也说他也不信。一个报告，一个文件，甚至一个课题，具体内容另当别论，只要安上一个官话、套话的帽子，就算政治上没问题了。就像东汉时期，孝道是人人都讲究的大帽子，有儒生跟老婆做爱，也要先讲一番道理，说这是为了履行孔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论。

    从本质上讲，辫子也好，官话也好，都不应该是政治正确或者政治忠诚的象征。或者说，政治正确，没有什么象征。现代社会，民众的根本利益，才是政治上的正确所在。如果总是追求象征，把根本忘了，象征就成了假大空。老捧着假大空谈政事，政事就也成了假大空。这样的假大空到处走，走在堂皇的庙堂之上，让百姓讲诚信，岂可得乎？

    避讳是个什么东西？

    古代中国是个礼仪社会，社会上层交往，彼此的称谓大有讲究。虽然有名有姓，但平辈之间直呼其名还是不行的。所以每个人都要有字，称字不称名，是谓有礼。而名字，是给长辈叫的。民国时曾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之所以跟蒋介石闹翻脸，就是因为蒋见面直呼其名。平辈尚且不能直呼其名，长辈的名讳就更不能呼来道去，于是，就有了避讳这回事。

    所谓的避讳，当然是上流社会的事儿，平头百姓，阿猫阿狗地叫着，基本上没什么讲究。即使自己本家，也大抵如此，年纪大了，顶多在阿猫后面加个爹爹或者爷什么的，就算尊称了。但是，这样的平头百姓，一旦读了书，有了功名，进入缙绅行列，就必须讲究，不讲究，就是自绝于士大夫。讲究之一，就是避讳。无论什么场合，自家祖父和父亲的名讳是必须回避的。当然，在公共场合不提父祖的名字，以示尊重，可以理解。但是，讲究厉害的人，凡是碰到跟自家父祖名讳相同的字，甚至谐音，都绕着走。如果赶巧聊天的同伴不留神提到了，赶巧父祖又过世了，矫情的，就是可以放声大哭，弄得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欢而散。

    这种讲究，唐朝中叶之后最为过分，过分到了影响了士大夫们的仕途和政务。裴德融的父亲名皋，他参加进士考试，主考恰好姓高，“高”与“皋”谐音，结果害得裴及第之后，一直就不敢提自己座师的名字。唐朝科举，以诗为胜，诗人李贺的诗天下独步，但只因为他的父亲名晋肃，进士的“进”和“晋”谐音，他就一直不敢考进士。韩愈看着可惜，还写了文章替他说话，也没有用。士大夫不能考科举，或者考上了不敢提座师的大名，对自己都属于自毁前程的事儿，但还仅仅是因为讲究而害了自己。最过分的事发生在卢文纪身上，他做了工部尚书，下属有个名叫于邺的前来参见。卢居然以自己父亲名字为嗣业，拒而不见。于邺一时想不开，竟然一根绳子吊死了，活活害死一条人命。

    讲究避讳，都是为了孝道。真的对娘老子好是不好，都是关上门的事儿，但在外面，孝与不孝都得讲究形式。不讲究，人家就会说你不好。弄大发了，不仅仕途有麻烦，连脑袋都可能搬家。所以，像避讳这种面上的事，大家只能比着讲究，谁讲究得厉害，好像就意味自己德行好。即使有才如李贺，也不能免俗。

    从孝道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忠君。所以，皇帝的名讳必须得避开。汉高祖叫刘邦，所以《史记》《汉书》上的“邦”，都变成了“国”。汉文帝叫刘恒，所以恒山就变成了常山。汉景帝刘启，连殷朝人微子启都要改名作微子开。唐太宗李世民，唐朝史书，凡是提到“世”的时候，都改成“代”，提到“民”的地方，都变成了“人”。如“治民”变成“治人”，“生民”变成“生人”。古籍里的“天生烝民”，活生生变成“天生烝人”。当然，在唐以前，这种帝王的避讳还主要见于史籍，官员们在平时的政务公务中，还没那么多讲究，因为一讲究，就难免因词意不准而误事。只是有些衙门或者官衔要跟着改，比如六部中的民部因李世民的缘故，改成户部。五代时吴国杨行密父亲叫杨怤，音与“夫”同，结果吴国的大夫都改成了大卿，连御史大夫也不能幸免，变成御史大卿。但是，凡是讲究，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越来越讲究，越讲究越精致。现实的奏章，也要避皇帝的讳。所以，为了避免误事，有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凡是碰到皇帝的名讳字样，又不能不写的时候，就“敬缺末笔”，害得后人读古书，老是看见错别字。

    避讳从孝走到忠，已经有点马屁的意思了。忠是忠君，但把忠移到官场，效忠上司，更加实惠。长官的名讳自然大家都知道，但聪明的下属，在新上司上任之前，连长官父亲的名讳，甚至连长官太太的名讳和生日都一并打探清楚，不止及时送礼孝敬，同时在往来中刻意避开这些该避开的字眼。不用说，这样做好处大大的。反过来，如果做下属的不讲究这个，即使再恪尽职守，恐怕也难讨上司的喜欢，因此把乌纱帽丢了，也不是不可能。宋朝的权相蔡京气焰熏天之时，下属公文中连“京”字字样都不敢提，地名京西，京东，也一律改成畿西、畿东。

    避讳从礼貌变成马屁，也就走到头了。现代人不讲究这个，马屁少了一种形式，但马屁还是在的，而且愈出愈奇。跟冯骥才说辫子一样，辫子没有了，但辫子的神还在。

    近代史上的失语症考察

    失语症也许是一种生理上的病，但是类似这样的病症，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也可能有，一旦有了这样的病，其实非常可怕。

    近代中国，失语症是不愿意变革者患的。我们知道，晚清政府真正萌发变革之意，始于19世纪的60年代。帮助清政府打平太平天国的地方实力派，在内战过程中领教了太平天国洋枪洋炮的厉害，也尝到了洋枪洋炮的甜头，开始将魏源“师夷之长技”的设想落到实处。而清朝的中央政府，作为当家人之一的奕和文祥，在跟占领了北京的英国人法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多少开了点窍。1860年之后，一些强势的地方督抚开始洋务运动，而北京，不仅有了一个被洋人逼出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了承包给洋人的总税务司，奕甚至想设立一个专门学习西方文化的学校——同文馆。这样的学校，不消说，是请洋人来教的。

    不过，这个时候的中国，不想变革、不正视西方存在的士大夫还是相当多。尽管接二连三打了败仗，但是他们总觉得中国在文化上的优势依然不可动摇，就算洋人占了北京，不也最后吐出来了吗？就算不吐出来，取清朝而代之，在某些士大夫看来，早晚也得跟满人一样，学习汉人，尊孔读经，开科取士。每次洋人进来的时候，总有传说出来，说洋人在占领地开科取士，考的居然还是四书五经、八股文章。所以，当变革到来之际，顽固守旧的人没有失语，他们发声抗议了。抗议声一边是流言蜚语、街头巷议、讽刺嘲骂，一边是一个重臣的奏折。重臣名叫倭仁，是蒙军八旗的底子，科举高第，从翰林院的庶吉士一直做到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也是朝中有名的理学家，跟曾国藩齐名。为人清正，学问也不错，弟子门生满天下。

    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出来抗议，所依仗的武器，却是理学的陈年旧货，连词句都没更新。在他看来，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只要发挥固有的道德，固有的文化，中国就可以在战争中获胜，仁义忠信可以为干戈舟楫。而中国近来一连串的失败，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道德没有发挥作用。如果真的非要学天文历算，中国之大，不愁没有本土人才，何必从外面聘请？

    当年垂帘听政的西太后，虽然没有上过学，更不知道西学是什么东西，但却亲身经历了中国军队在洋人面前的惨败，伴随自己的夫君咸丰皇帝逃到了热河，过了好一阵衣食不周，连肉都吃不上的日子。仁义忠信为干戈舟楫的大话，说说可以，当真则成了笑话。不过，倭仁说中国自己有西学人才的说法，倒是有吸引力，至少，聘自己人，花费要少些。于是，太后下令倭仁赶紧推荐这方面的人才。没想到反倒将了倭仁一军，他老先生不过随口一说，哪里找人去，理学家的帽子戴着，又不好撒谎，于是只好承认自己也不知道哪儿有这样的人才。西太后看在皇帝老师的份上，也没有追究他的“欺君之罪”，只是让他随时留心，如果发现了，赶紧推荐上来。但是，不知是奕有心恶作剧，还是西太后要用倭仁牵制奕，突然之间，倭仁发现自己得了一项新的官衔——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有这样头衔的人，在朝中还有几个，都是热心洋务之人。此时，把一个反对洋务，极不喜欢跟洋人打交道的人任命为这样一个专门办洋务，跟洋人办交涉的衙门的大臣，看起来很像是在搞笑。

    可是，做人很认真的倭仁，却受不了这样的搞笑。如果西太后真的想用倭仁来牵制奕的话，她找错人了。因为一想到要和洋人办交涉，倭仁就要变大头娃娃了。结果任命下来不久，倭仁差点没从马上栽下来，从此得了痰厥之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风。后来虽然经过治疗，好了一点，但两年之后，还是因此而翘了辫子。现在史家流行的说法是，倭仁故意从马上摔下来，好借此推掉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这是不对的，倭仁的确是一个真正的理学家，不会玩这样的诈术。

    倭仁之死，标志着中国相当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士大夫，开始患上了失语症。

    初患失语症的人还是能发声的，声音最大的是一个名叫刘锡鸿的人。不过，此人仅仅是位做过留洋副使的光禄寺少卿，人品和学问都比倭仁低了不止一个档次。他做过郭嵩焘幕僚，是郭一手提拔上来的人，在出使的任上，却跟郭嵩焘反目成仇，非常无聊地拼命攻击他昔日的恩人。而他反对洋务的借口，则是所谓的风水迷信。比如说，在中国修建铁路，是败坏中国的风水，会惹怒山神水怪。这样的说法，显然比起倭仁的夷夏之防、仁义忠信低了一个档次，不过是民间底层文化怪力乱神的陈词滥调。可以说，到此为止，顽固保守的声音，已经因病而嘶哑了。

    只是，在当时，不管什么样的陈词滥调，都有市场，也都能给改革制造麻烦。由于中国真正的危机还没有到来，八股取士还在吸引着全国士子的注意力，顽固保守的士大夫人多势众，李鸿章和郭嵩焘所谓的不明事理之人，仗着人多的优势，在话语权逐渐丧失的情况下，依然充分地活跃。而顽固派的失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失语，因为政府也并没有真心信奉改革，一直处于三心二意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改革叫停。让中国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变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于形式。

    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两个同时在学习西方的东方大国的较量，学得好的优等生，以大比分战胜了中等生。战胜的日本，不仅掠取了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两块中国的领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东方崛起一个吞掉了中国，变得如此庞大的新日本，它们遏制日本的办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国。所以，甲午之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边疆危机，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这样，已经跟西方打了将近六十年交道的中国，第一次这样明晰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险。

    这种时候，中国的整个中上层，不管政治态度如何，有没有政治态度，都知道变革不可避免，不变则没有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下，中国不想变革的人依旧人数众多，一些内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满人阶层，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点的变化。对他们来说，变革就意味着失去，而他们特别惧怕失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迎接挑战的意志和能力。此时的守旧，是完全意义上的因循守旧，害怕改变往昔的生活轨道，置国家民族的未来于不顾。只是，在严峻的国难危机面前，他们已经彻底失语，连刘锡鸿那种陈词滥调，也已经说不出口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对于朝廷发动的戊戌变法，从公开的反对，转为暗中的权术杯葛，私底下的窃窃私语。然而，这样的杯葛和私语，恰好赶上变法期间独特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担心因改革而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在权欲的驱使下，变成了顽固派的“首领”，在变法一百天后，寻了一个借口，以完全没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变之后，保守势力为西太后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维持政权的法宝，居然只是所谓的“民气可用”，而所谓民气可用的民粹诉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即使是刀枪不入的法术，最终能让西太后相信，也是义和团与顽固派合作的阴谋。因为他们讲不出道理，只有靠欺诈和权术。而义和团恰好被顽固势力所利用，充当了他们抗阻变革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由于有当时最有权势的西太后的加持，于是变成了一场彻底灭洋的疯狂反扑，中国的顽固势力，妄图借助一种莫须有的民间巫术，彻底消解他们对于变革的忧虑。

    不愿变革者的最后疯狂，带来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灾难。灾难过后，改革话语旧话重提，但革命话语也随之而起。虽然说，孙中山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的兴中会，号称在1894年就已经在海外成立，但这个革命的小组织，真正进入国人视线，还是在庚子以后。庚子以后，在惨痛的教训下，朝廷开始接受改革话语，重新开始戊戌的改革。

    但是，朝廷改革之后，并不意味着顽固保守势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过程中，怀疑、裹乱、破坏都存在。最初科举改革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顽固派利用西太后对康梁的敌视，制造流言给毁了。在开放报禁的过程中，也有过苏报案和杖毙沈荩事件的反复。甚至在军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抚对于新军的歧视。只是，这些反改革的举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这个角度中出现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有了日益增强的革命话语，而且改革话语也出现了歧义。由于西太后个人的原因，尽管她赞成改革，重启戊戌的话题，但却固执地不肯给康有为和梁启超平反。所以，改革话语也因此分成海外激进主张和国内亲政府的缓进主张，而且随着时局的演进，激进主张越来越有市场。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政府由于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语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识界的广泛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胁，甚至一度力图全力狙击清廷的立宪，吴樾刺杀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就是这种狙击的表现。

    然而，好景不长，革命党人的暗示和起义，虽然没能撼动清朝统治，但革命党的宣传，刻意强调清朝政府的异族身份，提醒人们，满人当年在征服中原时犯有杀戮汉人的原罪。这样的宣传，不仅对部分知识人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响到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同时，随着立宪的推进、选举的举行，以及报禁开放之后，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绅权和民权意识都在勃发中。积极参与改革的绅商和士绅，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各种商会、学会和农会之类的社会团体，各地的自治组织，以及开放的媒体，使得他们的发言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到了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成立，他们的意愿表达，有了体制内的正式平台。无论在社会组织、媒体还是在准议会的平台上，同样的改革话语，运用的娴熟程度，政府永远都不及民间的精英。也就是说，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满人特权势必日益减少，这对于已经习惯了过优越和悠闲日子的满人统治阶层来说，当然不是福音。

    当时的满人统治者面对挑战，却选择了错误的应对。尤其是在1908年之后，成熟的当家人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接任者少不经事，这些少年权贵，看到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也感到了自身特权丧失的危险。但是，他们不是通过加快改革进程，放弃自身的中世纪特权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说用正面回应改革的方式给自己积累福荫，而是采取大幅度收回权力和资源的方式，确保自身的安全，把行政权、兵权和财权，都抓到自己手里。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满人，也就是收归满人权贵，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中央政府，力图用蛮力，一举打破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权力结构内（中央）轻外（地方）重、满轻汉重的格局。这样的倒行逆施，到了皇族内阁出台，达到了顶点。这样的举措，不仅逆潮流而行，而且是逆改革之行，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得罪了地方实力派和立宪派绅商和士绅，让自己丧失了改革的话语权，沦为当时最有实力的绅商和士绅的敌人。这个时候，原本并不彰显的革命话语，就发出了强音，当立宪派也倒向革命的时候，清朝就寿终正寝了。

    其实，近代中国的命运，自从西方列强开始叩门之际，就已经确定了。只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亚非拉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也已经定了——或迟或早都会被拖入它们的体系，或者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者变成它们的小伙计。由于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相对发达的政府，对于以商立国的西方列强而言，将中国拉入自己的体系，比征服之使之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更加合算，成本更低。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对中国的战争，看起来就是让中国进一步对它们开放，并跟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虽然中国也有自己的世界体系、自己的天下，但是中国的天下敌不过人家的世界，我们只能一步步地被拖入它们的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东方国家，自强的唯一途径，就是面对现实，学习西方，逐步改革，在改革中寻求自新自强之路。中国如此，奥斯曼帝国如此，埃及如此，日本也是如此。可惜，在这些国家中，只有日本通过自身的变法维新，让改革话语最终成为政府的主流话语，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学习西方的改革，一跃成为东方强国。而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完全掌控改革的话语权，一会儿失语，一会儿说话，始终在进步还是保守，改革还是因循之间徘徊，最终导致旧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动荡，迟迟不能完成自身的转型。而这个转型，在今天看来，是迟早都要完成的，甲统治完成不了，乙也得面对，乙不行，丙还得接着面对。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不管谁来统治，只要意图保守、意图向后转，就注定失语。一旦失语，统治行为就必然变形，处处被动挨打，在国际上如是，在国内也如是。最终，会连自己本来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都丧失殆尽，败得非常难看。

    镖局的时代之困

    好些行业，随着时代的变化后，会逐步消失，但由于本身的色彩，却留在了传说和小说里，让人说个没完。镖局行，就是其中的一个。

    干镖局，人们很容易想起走镖押运这回事，武侠小说里每每提到，几个镖师，押着一行手推的独轮镖车，一路上喊着“和吾”的号子，碰上劫镖的强人，说茬了，两下一通乱打。一般都是镖师败绩，然后冒出来一个抱打不平的，救了镖师，保住了镖，然后展开后面的故事。其实，当年的镖局行，不仅仅是押运金钱和贵重物品，看家护院，给当官的和有钱人当保镖也是他们的业务之一。有的官员上任或者卸任回家，都得到镖局雇人保护。有的地方，连赌场和妓院，也会请镖局的人看场子。

    当然，镖局给人印象最深的买卖，还是走镖。走镖最怕的是失镖，被人劫了。所以，所雇的镖师固然有两把刷子，但关键还是要跟黑道搞好关系。镖局跟盗贼一样，是吃江湖饭的，用他们的行话，是吃朋友饭的。朋友是哪个？盗贼，或者说绿林好汉。没有了盗贼，谁还雇保镖呢？话这样说，也有道理。从表面上看，护镖的跟拦路抢劫或者偷盗的是对头，镖师的功夫就是用来对付盗贼的。但走镖的人，如果次次都需要跟人硬拼死打，不惟死伤惨重，而且镖也未必能护得住，这碗饭就甭吃了。所以，干镖局的老板，必须得跟黑道拉上关系。无论是偷的，还是劫道抢人的，都得有联系。好在，那个年月，黑道也有道，东南西北，不管来头如何，未必有当家的大瓢把子，但大股小股的，彼此都有组织联系。找对了人，拉上关系，背熟了黑话，就算找到组织了。走镖的时候，如果碰上劫道的绿林中人，一般都会在道上放一个标志，镖师们一见就明白了。然后两下搭话，黑话一通，互相称兄道弟，走镖的人，有一个意思必须表达清楚，就是他们是吃道上弟兄赏的饭。一般来说，只要黑话系统一致，对答又没有什么大问题，都会和平通过的。真要开打，那是碰上了不在“组织”不讲规矩的空子。据走过镖的镖师讲，这样的事，一百回都未必碰上一次。

    反过来，如果江湖上的盗贼想进城耍耍，城里的镖局也得照顾，管吃管住，还得防着别让官府把贼给拿了。住在镖局的贼头真要是让官府拿了，那么以后这镖局就不要走镖了。当然，贼进城，是耍耍的，不是来作案的，所以官府里做公的也乐得放一马。即使不放，也不行，因为镖局一般都有靠山，朝里有人。即使北京城里的五城公所、九门提督，也不能随便坏了规矩，拿镖局里的“客人”。

    干镖局行，就是吃黑白两道，两道都得有人，有人就畅通无阻。但是，这行在晚清却遭遇了另外的难题。首先是洋枪，尤其是后膛的快枪出现之后，让镖局遇到了新问题。以前，讲不通可以打，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没话说，但对方如果有快枪，一声枪响，这边就不行了，再好的身手，都是白给。绿林好汉还好说，都是道上的弟兄，碰上专门跟镖局作对的杂嘎子，就麻烦。所以，镖局很快适应时代，也开始练枪，镖师们人手一支短家伙。好的镖师，不再单单武艺高强，枪法还得好。但是到了闹义和团的时候，洋枪却成了麻烦。当时，北方的城市满大街都是义和团，人家人多势众，说了算。人人都知道，义和团不喜欢洋玩意，洋枪除外，但可有一条，只许他们用，不许别人有。镖师们走镖，又不能不带，带上了，不碰上义和团还好，碰上了，弄不好就要检查，查出来洋枪，轻则搜走没收，重则给你上黄表，判定你是好人坏人，黄表烧了，如果灰不往上飘，你的麻烦就大了。就算不杀你，单单搜走枪支，这个镖也没法走了。

    现代化对镖局的另一种冲击，是轮船和火车。随着这两种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银行、钱庄和商家的银两，不再用笨办法——劳驾镖局的独轮车了，而是走轮船和火车，又快又保险，运的量还大。劫火车的匪徒，在晚清还没问世。再到了后来，连官府和官员的银子，也走了现代化的捷径。不仅镖局没有了传统的用武之地，连票号也没了生意。于是，进入民国之后，镖局就基本上歇了。

    当年的西医之困

    近代基督教四下传教，西医是最好的敲门砖，只有在中国例外，因为中国自己有医生。而且中国的医生，不是下九流，而是正当职业。好些儒者也深通医术，读圣贤之书，做朝廷的命官，顺便给人抓方看病，也是常有的事。当然，只读了汤头歌就敢给人看病的庸医，也从来都有。不管怎么说，古代的中国不缺医生。所以，当年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们进入中国，选择的是做西儒，以读书人的身份进来，用儒学的语言，借西方的科技用品，比如三棱镜，来打动中国的士大夫。不用说，这种做法，一时间很是奏效。

    不过，到了清代，由于罗马教廷的顽固态度，中西之间的礼仪之争，使得这种“西儒”传教法风光不再。再次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还只能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老法子，以医行教。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大多是医生。不管有多少人只信中医而不信西医，但是，传教士们却只能固执自己的医术，像姜太公一样，等着患者上门。

    好在，再次来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们，已经由他们的政府打开了中国的政治大门，不用过分担心被中国人以武力驱逐。西医的敲门砖不够合适，但一时半会儿，也只有这个能用。等到传教士们再度想起利玛窦的高招，已经是19世纪末的事了，即便如此，天主教的神父们也坚决不肯，肯的都是新教中人，像李提摩太、林乐知这些人，再度跟中国的士大夫交朋友，成了维新志士的启蒙老师。

    不管怎么说，传教士医生的出现，都意味着中国冒出来一些不一样的医生。只要有这样的医生存在，无论敌意有多深，不管门庭多么的冷落，总难免会有一些中医或者巫医都医不好的病人家属，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把病人送上门来。医治这样的病人，风险很大，获得名声的机会也大。19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医药界好些药物还没有问世，风靡20世纪的抗生素当时连影儿都还没有，西医的看家本事不过是外科手术。尽管条件有限，当年的传教士医生在中国做的无非是些小手术，这样的手术依然使得他们赢得了两方面截然相反的名声。道理很简单，虽然当年送到传教士医生面前的病人，未必真的是不治之症，但手术的结果，依然只能是两个结果，治好，或者治不好。治好了，他们就成了可以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的神医，被治愈之人很快就入了教，如果他碰巧是个士绅，那么整个一个宗族或者村庄都可能成了基督徒。一个双脚畸形的男童，被西医用石膏固定得以矫正，一个身患白内障的士绅被当众拨开白翳，睁开眼睛看见东西之后，传教士医生的声名马上就会传遍附近的城乡，为教会带来众多的信徒。由于中医在外科手术方面，实际上是缺门，有的中医治疗枪伤，非但不会把子弹开刀取出来，而且还浇上水银，希望水银把子弹自动化掉。所以，西医这方面的优势，就显得格外突出。当年中国人的体质，也很令这些洋医生震惊，如此简陋的设备、简单的消毒，手术完了之后，居然恢复得相当快。为凸显手术的效果，一个来自英格兰的传教士医生回忆说，他们在奉天行医的时候，碰到比较有把握的手术，甚至公开在大庭广众中做，以扩大宣传。但是，再好的医生，做手术总难免有失败的，更何况当年的手术条件那么恶劣。一旦这种动刀子割肉的手术失败，由此带来的恶果也是相当可怕的。当年遍布中国城乡的种种关于传教士的传闻，什么挖心取肝、挖眼睛做药之类，都跟传教士医生的失败的手术不无关系。当年的好些打教案件，都跟这种谣传有关，好些传教士医生也因此而丧了性命。在中国，凡是摊上动荡岁月，乱民打砸西医的医院，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在西医救治的人中间有能人，这种事情就会被避免。1910年长沙抢米事件中，一个美国医生的医院，就因为曾经救治过一个著名的帮会老大（帮他取出了腿上的子弹），而得以幸免。

    当年的西医，就是在起死回生和挖心剖肝的两面传闻中在中国生存着。在不同的中国人眼里，他们或者是天神（不是天使），或者是恶魔。相对而言，恶事的传播效果要更大些，所以，只有在政府在开明的知识分子带动下，逐渐接受西化，对西方采取完全开放态度之后，他们的命运才得到了根本性的转机，否则，好些西医就只能以传教士的身份生活，靠教会的资助，像孙中山这种接受西医教育的中国人西医，在中国的土地上，连吃饭都成问题。但是，没有过多久，随着晚清到民国的政府持续西化，到了民国的国民党统治初期，一些中国人的西医，居然可以策动起一场废止中医的运动，由政府出面，全面打压中医。到了今天，人们开始把西医治不好的病人，送给中医来治了。风水轮流转，当年西医的困境，落到了中医头上。

    教案的赔偿

    自打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允许西方的教会大规模进入中国（严格地说，应该是重返中国），中西之间有关传教的纠纷就没有断过。1864年，随着被视为洋教产物的太平天国的失败，这样的纠纷进入了一个高峰期。这样的纠纷当时被称为“教案”，大的教案往往伴随着房屋的焚毁和人命的损失。有的教案，往往会牵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弄不好就刀兵相见。

    体现在教案上的冲突，当然有文化意义上的。理念的差异和习俗的冲突，落实在一些具体的事务上，体现为权力和权益的争夺，没准就会酿成事端。但更多的往往是两种群体的纷争，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两下互相看不上。加上清政府不乐意西方教会进来，在面上又挡不住，每每希望士绅和民众自己起来替他们抵挡，用民间的力量拒西方势力于国门之外，在教案处理上胡乱断案，有意挑唆士绅民众和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增加他们之间的敌意。结果使得教案冲突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激烈，直到酿成义和团运动这样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事件。当然，有些教案，原本就是社会上的匪类，借着民众对教会的敌意，趁机打劫作乱，属于普通的刑事案件。

    不管哪种教案，只要出了事，就得解决。当地的官府倒是喜欢葫芦僧乱断葫芦案，但教会背后有西方国家的支持，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尤其是法国，当年是天主教的护教国，凡是天主教出事他们都管，也乐意管。看那段的教务教案档案，总能见到法国人的身影。各地的领事跟中国地方官咆哮，法国公使跟中国总理衙门的大臣咆哮。伴随着咆哮，法国的炮舰随机出动，到了案发地点，只要卸下炮衣，摆好开炮的架势，中国方面一般都会屈服的。

    对于教案，以往中国这边的研究，似乎都是教会方面无理，一边倒地相信当时的民间说法，不管这种说法多么荒唐。反过来，现在的研究又一边倒地倒了过来，似乎所有的教案都是打教闹教者的无理取闹。其实，至少有关经济纠纷和文化冲突的案件，民方未必完全没有道理，双方即使因为误会发生冲突，教会方面也要负些责任。但是，毕竟打和闹的是反教会的民众一方，所以，但凡发生了教案，最终的处理民方必定损失惨重，出了人命还得偿命，至于赔款几乎是必然的。虽然当时都由官府支付，最终出事的村庄肯定得加倍地赔出来。这样的赔偿，教会事业肯定是会因此获益，烧了的教堂，新盖的更宏丽，打教之后，官司赢了，新入教的人会更多。但是，这种炮舰支撑的传教事业，也有教会人士不喜欢，新教有，天主教也有。在他们看来，这样推进的传教事业，有违这个事业的初衷。所以，还真的就有传教士即使被打被烧了，也一声不响，不得已教案闹出来了，也不希望索要更多的赔偿。甚至义和团运动之后，很多地方赔款都是在传教士的斡旋下，得以大幅度地减免。在这些传教士看来，这样的善意才能最终赢得中国人的人心，实现中华归主的理想。

    可是，不这样想的传教士也有不少。好些似乎很富有牺牲精神的西方传教士，多少有点希望教案的发生闹大了更好，最好是有教会人士因此而殉教。这样，影响大，赔偿多，对教会事业推进也大。即使因此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他们也在所不惜。没有这样牺牲精神的传教士，则喜欢借机制造出一点小事端，然后就到领事那里要求干预，从而得到赔偿。有的甚至自己养的鸡丢了，手杖没了，也会夸张成为一场抢劫，然后由领事转达他们赔偿的要求。在很多时候，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地方政府很是怕事，只要传教士有要求，他们宁可息事宁人，所以这样的要求多半是可以得到满足的。要知道，那个时候传教士也良莠不齐，什么人都有，好些人干这行无非稻粱谋。天主教的传教经费，有时来得又不及时，远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们，每每得自己想办法。借莫须有的教案申请赔偿，就是一招。有的地方，甚至连外国领事都看出了猫腻，对于传教士们不断地索取感到厌烦，但是他们还只能替他们跑腿，无论如何，胳膊肘不能向外拐。

    当年发生在中国的教案，情况复杂，千奇百怪。中国人什么样的都有，教会方面其实也什么人都有，好的，让你感动，差的，也有无赖。

    关于两脚羊的一个长长的故事

    高级一点的动物，一般都不吃同类，但危机时刻例外。人还是猿的时候，估计也是这样，变成人之后，有了更为复杂的情感，尤其是有了文化，从道理上讲，就更不能同类相食了，除非是为了跟征服有关的宗教祭祀的需要。所谓原始部落中的食人族，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自认文化最优。周边的民族，如果不被征服的话，只有向慕教化的资格。但是，国人相食的历史，却跟文明史差不多长久。春秋以前的历史记录过于简单，不曾提到这样的事情，春秋以来稍微复杂一点的历史，就有这样的记载。春秋攻战，围城时间长一点，里面的人断粮了，就会“易子而食”，即互相交换孩子吃。鲁迅先生的小说《狂人日记》，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没有道理。

    把人说成是两脚羊，是为了吃的方便。这个说法，据说最早起于五代。五代时战乱不已，杀人盈野，跋扈的军人一旦没有了粮食，就吃人。为了解决军粮储存问题，杀人做粮，晒成干肉，把人呼为两脚羊。其中，老瘦的呼为“饶把火”，少年妇人呼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其实，杀人做军粮，西晋末年匈奴人和鲜卑人就干过，掠来大批年少的妇人，一路奸淫一路杀掉吃了，但却没有想出两脚羊的名目。五代时的战乱，主要是汉人之间的内战，汉人比匈奴人和鲜卑人有文化，吃人吃得有讲究。到了北宋靖康之后，金人南侵，天下大乱，北方再度人相食，五代时的说法再度流行。人们一边吃着人，一边谈论着羊。再到后来，明末张献忠屠川，人相食，还是把人说成两脚羊。

    人毕竟是人，人吃人，感觉怎么说也不舒服。把人说成两脚羊，这个心理障碍就小多了。但仔细想想，这样的掩饰比起赤裸裸地吃人更加惨无人道，在无人道之中，还多了一点虚伪。说起来，人类历史是文明史，但每逢战乱，这样反文明、不人道的故事，却总是由人自己制造出来。过去的历史，无论中外，这样的惨剧其实都难以避免。只是历史的书写者每每一笔带过，更多地喜欢说那些光辉灿烂的事儿。结果流传下来，再忠实的历史，也只是记录了该记录的一半内容。人性的弱点，不止是喜欢做坏事，而且喜欢掩饰人所做过的最坏、最恶的事。人能做出来的罪恶，有的时候人往往难以面对，因为自己的神经难以负荷。面对不了，就只好忽略，即使神经最坚强的史学家，在直面人类自己做的恶的时候，有时也难免精神崩溃。

    人类社会的存在，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和工具。但这样人文主义的命题，直到人类社会晚近的历史才被提出来。此前的人，不是实现神的目的的工具，就是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具有文明素养、从小接受教育的人们，一直被教育着，人的存在是为了神的荣耀，或者忠君爱国的需要。人牺牲自己，如果是为了人以外的目的，往往是要被无限推崇的。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忠臣义士，无数的义夫节妇，没有一个人的死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某种理念，而这理念跟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无关。即使孟子所谓的民为邦本，也无非是说，民是国家赖以存在的资本和资源，跟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所以，战争来了，少杀的人，是出于对资源珍视的聪明人，而滥杀的人，则是缺乏头脑的莽夫。被驱使杀人的人和被杀的人，都是工具，实现野心家野心的工具。唐朝安史之乱中，张巡守睢阳，杀了自己的小妾做军粮，对于唐朝天下，固然是忠臣义士，但对于被杀的女子，不过是屠夫禽兽而已。

    既然人无非是工具，国家的工具，大人物的工具，那么在极端情况下，被人杀掉做了粮食，也不过是工具的最后实现。也可以说，在我们不好意思书写的那一半隐秘的历史中，人其实一直是被视为两脚羊的，所分别的，只是有些被吃了，有些没有被吃，有些则暂时在吃别的人。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