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阔祖宗

    中国人的祖先崇拜高于一切，每个村的宗庙都建在中轴线上，其他的庙，即使人人敬仰而且有相求的观音庙、关公庙，也得旁边靠靠。但凡中国人，有事没事都希望祖宗保佑，因为是自家人嘛。但奇怪的是，几乎多数宗族的一世祖、二世祖都不怎么靠谱，就是说，是不是一家人很可疑。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自己家的一世祖是范仲淹，他就不大相信，因为姓范的祖先都是范仲淹。他说了，怎么可能北宋那会儿，别的姓范的都闲着，生孩子的事儿全让范仲淹家包办了？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里说，阿Q其实也吹过，说自己的祖宗阔，但被赵老太爷给打击了，从此不敢说。其实，希望祖宗阔或者有名的人，满世界都是，谁也不能免俗。所以，一修家谱，就得找个阔过的名人当祖宗。只要是同姓的名人阔人，就可能被无端拉来做不知什么人的祖宗。有的是自己找，这个比较常见。有的花钱请人找，像杜月笙，原本就是个卖水果的小贩，阔了以后，请当代大儒章太炎给他找祖宗，居然找到了西晋的杜预，一个儒将兼学者。还有一种是文人们主动给你找。这种好事，一般得等到你发大发了才行。比如朱元璋原本就是放牛的穷小子，还做过和尚，天知道自家的祖先是哪个，但当了皇帝，人家就是南宋大儒朱熹之后了。

    袁世凯是个世家子弟，但是河南这个地方是四战之地，即使世家也都年头不长，追上三代就是平头百姓，一脑袋的高粱花子。袁家自己宗庙里认的一世祖，原本是袁术和袁绍，这俩公子哥儿也挺阔的，在东汉四世三公，显赫一时，袁术临死的时候还做过草头皇帝。但是，当年的袁家，按道理经过东汉末年和西晋两次战乱，早就南迁了，即使那时没迁，南北宋之际也迁了。袁世凯家这个一世祖，多半有冒名嫌疑。好在那个时候，大家都这样乱认祖宗，没有人深究。

    可是，袁世凯要做皇帝了，作为皇帝，自己的祖宗可不够阔，或者不够光彩。看过《三国演义》，谁不知道那个袁术最后死的时候实际上一败涂地，想要口蜜水都不得，算不得英雄。而袁绍则官渡惨败，最后死在曹操的围攻之中。这样的祖宗，无论怎么讲，似乎都有点配不上袁皇帝。怎么办？帮闲们有办法。他们想到了明末的袁崇焕。袁崇焕是抗清的大英雄，宁远大捷，努尔哈赤中炮受伤，最后不治身亡。立下盖世之功的袁崇焕，最后因为崇祯皇帝中了敌人的反间计，冤死在朝堂。这样生得伟大，死得光荣的人，拉来做袁皇帝的祖先，实在是光彩照人。别的不说，还可以顺便扫一扫遗老们攻击袁世凯对清廷不忠的恶名，人家祖先就是抗清的嘛！但是，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两下差了好远，怎么扯到一起呢？没问题，帮闲有办法，只要他们都姓袁就好办。一个在梁士诒幕中做事的张伯桢手段高超，此人是广东东莞名士，造假门清。他先是伪造了明刻的《袁氏世系》，编好了从东汉袁安，即袁术的高祖，到袁崇焕的谱系。然后再编一本袁崇焕死后，其子孙的一支由东莞迁移到项城的故事。依这样说来，既然袁崇焕是袁安之后，袁术也出自袁安，两家并一家，说得过去。这样的两本新编的书都做旧了，看上去像古代的旧书一样，然后经梁士诒之手，进呈袁世凯。袁世凯拿了，也没有找人鉴定一下，读罢，龙心大悦。

    满朝文武突然之间如梦方醒，原来皇帝的祖先是袁崇焕！都说，难怪袁世凯要逼清廷退位，分明是报祖先的仇嘛。一时间，北京兴起了袁崇焕热，各个部会纷纷上书，要求尊崇祭奠袁崇焕，有说该尊为始祖皇帝的，有说该尊为民族巨人的，有说该配祀关岳的。最后，袁世凯选择了配祀关岳，并派专使去广东东莞袁崇焕庙祭祀这个新找的祖先，祭文后署名“十九世孙袁某”。而广东督军龙济光和巡按使张鸣歧联合上奏，说是经过风水先生看验，袁氏祖坟的确有王者之气。当年清朝以杀袁氏始，以立袁氏亡，其间正好三百年。三百年必有王者兴，当年袁崇焕是虎运，故杀身以报汉家，今天的袁世凯是龙运，正好做皇帝。

    就这样，当年的抗清英雄，稀里糊涂地就被拉来做了袁世凯当皇帝的垫脚石。可是，这样拉来的祖先，真就没法保佑他的冒名子孙。袁皇帝声势浩大，却忽起忽灭，做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然后在众叛亲离中急火攻心，一命呜呼。当年的袁家有个说法，说是任谁都活不过六十岁，称帝那年，袁世凯正好五十九岁，袁崇焕也没有保佑他多活哪怕一年。

    一般人家找个阔祖先，仅仅是为了好看，吹起牛来光彩，但不见得都有什么政治目的。有了政治目的，拉来的祖先基本上都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这种把戏大家都在玩，谁能当真呢？

    买来的万岁

    喊人万岁，开始是一种下面的人对上面的恭维。西汉的时候，郡太守的属官，在太守过生日之际，也喊太守万岁。皇帝知道了，也没见生气。那个时候太守很牛，食禄两千石，替皇帝管理天下。连皇帝都说，我与两千石共天下。万岁在那个时候，还不是皇帝专有的恭维。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就变了，人们逐渐地只能喊皇帝万岁了。到了明清两代，老百姓甚至干脆管皇帝叫万岁爷了。

    尽管那时人们还不知什么科学，但人活不了一万岁，大家都明白。传说中的长寿佬彭祖，也不过就是八百岁而已，离一万还差得远。远古人的想象力，还真是有限。特别牛的皇帝，像秦始皇、汉武帝还有唐太宗，都拼了命想成仙，找仙人，吃仙丹，实现万岁梦，最后发现还是没戏。做了皇帝，权力大，女人多，身体的戕害非比常人，多吃点补品，能争取多活几天也就算阿弥陀佛了，哪里来的万岁？但是，人们就是喜欢这样恭维，皇帝也喜欢接受这种恭维。只有当年刚从白山黑水下来的女真人不这样。他们比较实诚，拍人马屁也顶多说一百二十岁，对他们的最高首领也就这样了。所以，进入汉地后，发现这里的人们拍马屁拍得如此无耻，他们还真有点不习惯。但是，很快他们也习惯了。再次入主中原的女真后裔，连祖先的那点实诚也没了，没入关的时候，就已经万岁喊成一片了。

    对皇帝三呼万岁，从恭维变成了仪式，这仪式不来自于《周礼》，《礼记》上也没有记载。但后来讲究礼仪的儒家，个个都很在意。如果不是成心反叛，没有人会在这上面失礼。士大夫们喊万岁，老百姓们也跟着，只是老百姓基本上没有这个机会喊出这一嗓子来，哪那么容易见着皇帝呢？

    这时候的万岁，当然也有威胁的成分，上朝的时候，有哪个臣子敢不喊呢？真的不喊，那就真的是活腻了。但是，习惯成自然，多数情况下，人们对喊皇帝万岁都视为当然，天经地义。用不着强迫，见了皇帝双膝跪倒，口称万岁。顺当极了，也舒服极了。辛亥革命，革掉了皇帝，来了总统。虽然还是有人对总统喊万岁，一来是习惯，二来是恭维，但按道理是不能这么喊的。因为总统是公仆，民众才是主人，哪里有主人喊仆人万岁的道理？

    可是，总统做了不到四年的袁世凯，忽然想起要做皇帝了。现在想起来，袁大总统这样的忽发奇想，系一些一脑门子馊主意的人撺掇的结果，但毕竟他是总统，大主意得他拿。自古以来，想做皇帝的人，无论采用何种形式，骨子里就是抢。临到登基之时，可以假惺惺地三揖三让，但从来没有人想到过民意，所谓的让，也不过是对老天爷做点姿态。可是，袁世凯做皇帝，可是从共和国这儿过渡来的。现代政治跟古代不一样，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民意是一定要考虑的。当年的大名士王闿运曾经嘲笑过袁世凯，你想当皇帝就当好了，成天喊民意干嘛？即使是篡逆的皇帝，做好了还不是一样。可是，袁世凯却一定要这个民意，假的也要。

    所以，洪宪帝制的鼓噪期，民意的呼声震天动地。什么商人请愿团、工人请愿团、农民请愿团、学生请愿团，甚至妓女请愿团，都粉墨登场，乌泱乌泱地到北京来要求袁大总统高升一步，做皇帝。鼓噪到了最后，连操纵鼓噪的人都忘记了到底人们是真心的呢，还是假意。可是，到了帝制的最后环节，这个西洋景还是穿了。

    这事，要说也怪袁世凯，眼看要黄袍加身了，各省包括满蒙和西藏的拥戴书都已经到了，他还不放心，好一阵的忸怩。于是，各省就派来了大批的拥戴代表。连续三次递交拥戴书，诚心诚意要求袁大总统做皇帝。拥戴书三上之后，袁世凯终于扭扭捏捏地答应要做皇帝了。然后，各省代表们在筹安会的组织下，召开全体代表大会，一致决定要在第二天齐集新华门，跪求皇帝即刻正位，然后三呼万岁而后散会。结果，在本次会议结束前，大家齐呼中华帝国万岁之际，有一个人误呼中国共和万岁。大家非常愤怒，纷纷要求加以惩罚。此人答应，明天早上齐集新华门三呼万岁完了，他一个人长跪门前，再三呼万岁一次。结果第二天，大家都跪完了，也喊完了，这老先生一个人长跪不起，三呼中华帝国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该交的拥戴书交了，该跪的跪了，该喊的也喊了，各省代表也该回家了。筹安会的六君子之一的孙毓筠负责招待代表起居，这时候出来表示，每个代表发一百元补助，地方远的发两百元。按说，依当年的物价，这些钱回家做路费是绰绰有余。但是代表们不干，说是我们这么大老远来捧场，辛辛苦苦的，光给路费不发劳务费怎么能行？我们来耍龙灯，别把我们当虾子灯、螃蟹灯、脚鱼灯。大家拼命鼓噪，就是不依。孙毓筠躲到里屋，不行，打电话叫警察，也不行。最后还是内政总长朱启钤出面，每人多加了一百元，才算了事。代表们还特别表示，钱，只要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人称袁大头。因为当时的银元有多种，以袁大头质量最好。袁世凯所要的民意，需要用袁大头来买，喜欢袁大头，才是真民意。

    袁世凯要民意，又不肯真的投票，所以只能买。买来的民意，无非给外国人看，给另一部分精英看。其实人家一看，也就看穿了。买来的民意，即使喊了万岁，到头来也不过是人家的劳动所得，一场交易。连声万岁都得花钱买，无怪乎这个皇帝做不长。

    洪宪帝制的祥瑞

    有皇帝，就有祥瑞。如果赶上皇帝不自信，又急于证明点什么，祥瑞就更多。据说有了祥瑞，就证明当下是盛世，既然是盛世，君主也就是明君了。所谓的祥瑞，说白了就是一些非常之物，像龙啊、凤啊、麒麟啊什么的，长得奇怪的龟和白老虎凑合着也算，所谓五灵是也。龙凤和麒麟，世上本没有这种物种，而龟和老虎却是真有其物，即使长得怪点，浑身白毛，也还是能找到的，古代有，今天也有。如果皇帝喜欢，地方上费心找上一些送到京城，自然没有问题。龙凤之类抓不到活的，但可以捕风捉影，就非说看见了，找一堆证人，绘声绘影，众口一词，皇帝听了也会高兴。除了五灵这种上瑞之外，还有中瑞、下瑞，反正稍微稀罕的东西，都可以当祥瑞呈上。白色的狼、狐狸，甚至狗，长了双棒的稻穗，甚至从坟里挖出来的古鼎，长得稀罕的石头，都可以凑数。

    祥瑞这东西，原本就是拍马屁用的。只消皇帝喜欢这口，祥瑞就多，不喜欢，就多少年一个都没有。祥瑞出，皇帝高兴，出的地方的地方官受赏。所以，祥瑞就成了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但凡地方官觉得有拍马屁的必要的时候，就会折腾一回。

    时间到了1916年，已经民国了，中国没有了皇帝，按道理祥瑞也该没了。可是，不知怎么一来，袁大总统想当皇帝了。经过筹安会几个文人筹划，众多袁门干将加上“太子”袁克定的折腾，洪宪帝制粉墨登场。当然，在袁世凯看来，这是全民一致拥戴的结果，不仅北京有各式各样的公民请愿团，各省的拥戴书也都一个不落，连后来揭旗造反的云南也来了拥戴书。可是，袁世凯做皇帝，明白人一般都不看好，连他的一些好朋友都觉得不妥，好些地方实力派人物，其实都在存心观望。尽管如此，热心此事的人还是有的，北京有，地方上也有。跟民国不一样，一个新朝代、一个新皇帝出世，总会给人以某些幻想，或者说一个投机的机会。

    宜昌是个好地方，风景秀丽，又是四川与外地最大的商道，可以玩的地方很多。来中国的外国人，很早就看上了这个地方。1915年10月，来此游历的英国人在江岸上发现了一个岩洞，洞里有大型爬行动物化石，从他们的描述来看，应该是恐龙化石。其实，当地人早就知道有这么个岩洞，里面有条石龙，因此名之为神龙洞。只是，当地人基本上没有旅游的习惯，这玩意就算有，也没有人传颂，所以知道的人不多。陪着外国人发现岩洞的中国人的游记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后，惊动了官府，因为正好赶上洪宪帝制。别人犹可，当地的荆南道尹和海关监督都兴奋异常，觉得奇货可居，马上电告北京，说是有了祥瑞，石龙现身。湖北巡按使闻之，下令地方官妥加保护。当时的宜昌县知事奉命前去查看，发现里面的确有条石龙，但没有脑袋，也没有尾巴，好像不怎么好看。石龙上达天听，筹办帝制的大总统统帅办事处闻知以后也很感兴趣，特意派人前来看验，宜昌官民上下都说是钦差来了。道尹大人特地命县知事造一个龙头安上，县知事一时做不出来，钦差就已经到了。好在钦差大人看了之后，也没有太挑剔，随即上报说，真有这么一条石龙，有头有尾。于是湖北上下一起庆祝，张灯结彩，宜昌全县大演其戏，官员宴请钦差，人人临席赋诗，都说这是国之祥瑞，上等的祥瑞。湖北督军王占元和巡按使段书云从省库里拨了万元在宜昌修龙庙，还上奏报告祥瑞的好消息，说是天眷民悦，感应昭然，要求宣付史馆，垂世将来。

    幸好，已经做了皇帝的袁世凯头脑还清醒，在洪宪元年正月下了一道申令，说是现在科学昌明，不宜再说祥瑞，而古代的祥瑞，也未必有益于治化。此地的石龙，要求地方官妥加保护，以供学者研究，什么宣付史馆云云，就免谈了。一个好大的马屁，似乎拍在了马腿上。但袁世凯是不是嘴上这样说说，心里没准也挺高兴的，还真不好说。不过幸好袁世凯这样表了态，否则举国上下就都是祥瑞了。北京城周边闹了蝗虫，官员都说捕来的蝗虫头上面都有“王”字，是祥瑞。某地天空出现月晕，有五彩之色，也是祥瑞。其实，宜昌的祥瑞闹剧，也并没有因总统的申令而中止。“钦差”走了之后，大家还在谈祥瑞。保护根本谈不上，去看的人反而更多了，人人手摸脚踏的。大家都在传说，石龙被册封为瑞龙大王，而宜昌县也要改名龙瑞县了。只是，洪宪帝制命太短了，八十三天就宣告结束，随着袁世凯翘了，当日的祥瑞反而成了噩兆。这时，明白人又说了，原本就是一个没头没尾的龙，不祥之兆而已，所以袁家王朝也就命里该着长不了。宋人周密说过，考察祥瑞之所生，发现多在危乱之世。即使这龙有头有尾，也未必是好兆头。

    看来，拍马屁这种事，基本上对于被拍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事。如今，祥瑞这个词没有人提了，但祥瑞的心思却还在。

    戏里戏外的“门包”

    晚清的当家人是个妇人，没受过什么教育，就喜欢看戏。看戏还不喜欢看雅部的昆曲，只好花部的高腔。所谓的京剧，就是在这个妇人的喜好中成长起来的。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妇人就是西太后叶赫那拉氏。

    喜欢听戏是个乐子，但与民同乐却谈不上，顶多与官同乐。西太后越是到了晚年，就越是喜欢热闹，看戏也喜欢拉一帮子人一起看。进戏园子，碍于体制不大可能，于是招戏班进宫，晚清几个好角儿，什么余三胜、程长庚、谭鑫培、王瑶卿、孙菊仙、杨月楼、刘赶三之辈，都受过老佛爷的栽培。有点好戏，都喜欢跟王公大臣一起分享。如果唱戏的就时事人戏，现场抓哏，讽刺了哪个权臣，这些人眼睁睁看着大伙笑话，却也没有丝毫办法。因为这些角儿都是老佛爷的供奉，须臾不可或缺的。

    颐和园的德和园，是晚清时节老佛爷最喜欢的宫廷戏园子，戏台三层，可以演上天入地之事，要多热闹有多热闹。老佛爷经常在这里赏戏，王公大臣一群人叨光。叨光可是叨光，每个人还得掏五六十两银子，打点端茶送水的太监，小费不低。那时候听戏，即使在宫里，也跟在外面戏园子一样，一伙一伙的人各自围着桌子，边用茶点，边扯淡闲谈边看边听。一次台上正在演《吴越春秋》，范蠡献西施的故事。里面有个情节是这样编排的：范蠡拜访吴国的太宰伯噽，两次三番，不给门丁门包，门丁就不给传达，最后弄了两千两银子塞进去，总算拜见了太宰大人。看到此处，台下叨光看戏的张之洞不禁失声狂笑，大声说道：太恶作剧了！这简直是今日京师官场的现形记。当时已经是20世纪初，张老爷子年岁已高，耳朵聋，说话声音特大。旁边的人怕听戏的太后、皇帝听见，忙用别的话岔开，其实，太后和皇帝多半已经听见了。

    不用说，张老爷子说的官场现形，就是指的庆亲王奕劻。奕劻的贪渎，晚清第一，进他家的门，门子要收门包，是举国官员共知的常识。所谓的门包，就是给门子或者门丁的小意思，略等于小费。有权势的官宦人家，前去拜访，给了门包，门子才会给你通禀主人，否则来了也等于白来。由于晚清最后几年，奕劻深得老佛爷的信任，权倾朝野，拜见的人忒多，门包水涨船高，数目不小，清寒之辈，还真就有备不起的，因此，还就有进不了王爷家门的。不求官做，不进王爷的门，也就算了，但要官做，或者从别的渠道已经得官的人，见不到王爷，可非同小可——官就别做了。即使有了名额，比如已经捐好，拿不到。再不就是得了官，也上不了任。在王爷的示意下，吏部不给“照身”（派遣证）。

    当然，奕劻也没那么傻，不会轻易给人抓到把柄。自己亲自书写了严禁收门包的条子贴在门房，告诉人们，他奉公守法。可是来人依旧被索要门包，如果你指这张条子说事，人家门子会告诉你，这事，王爷不能不这样说，大人您这钱还是不能省。不出钱，对不起，走人吧您。

    这样的事，西太后不是不知道。也有过她钦点的学政，没有出门包上不了任的事。岑春煊见老佛爷，老佛爷问他见没见过奕劻，岑春煊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家要门包，我没钱给，就是有钱也不给。知道归知道，但是对奕劻的宠信却一丁点也没有减。在西太后看来，奕劻固然贪渎，但人老实、听话，效忠于她。自打祺祥政变她出来当家，一直的策略就是拉皇族亲贵一起做。恭亲王奕不用，就用醇亲王奕譞，再就是端郡王载漪，最后就是这个庆亲王奕劻了。清朝的祖制是不许太后秉政的，但拉上皇族亲贵，就可以掩饰这种违制的行为。到了晚清最后几年，西太后自己犯了重大的错误，废了戊戌维新，迫害光绪，招来了义和团，差点没把江山给丢了。这样，在后来的政局中，她这个当家太后，就做得没那么理直气壮，皇族亲贵对她和光绪也各有怀抱。他们中间，明白事、有用的不多，明白点事，又死心塌地拥护她的人，大概只有庆亲王奕劻一个。所以，她在岑春煊坚持要去掉奕劻时就说，如果去掉奕劻，皇族懿亲之中还可以用谁？当然，岑春煊也提不出人选。

    历朝历代，即使最高统治者，真正出于公心者也不多。忠于朝廷，总不如忠于自己。贪腐事小，效忠事大，效不效忠自己，事情最大。西太后死后，当革命到来，满人在要不要启用袁世凯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之际，是奕劻推波助澜，起用了袁世凯。当袁世凯已经决心抛弃清室，实行共和之际，又是奕劻从旁加上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隆裕皇太后痛下决心退位。显然，效忠一个人的奴才，对于身处的整个集团，其实并不在乎。真正的奴才，是没有道德可言的。

    清人的撒钱与送礼

    明清两朝实行官员低俸制，官员的俸禄很低，一品官每年俸银一百八十两、俸米一百八十斛（每斛五斗），依次降下来，九品官每年俸银三十一两多点、俸米三十一斛多点。其中七品知县每年俸银四十五两、俸米四十五斛。当年的俸米是漕运过来的南方糙米，如果难以下咽，就得去市场换成钱。纵使当年的物价低，这样的俸禄，如果家庭人口多一点，吃饭都勉强，想精米白面加鱼肉，基本没戏。所以，明朝的清官海瑞做县令的时候，母亲过生日，割两斤肉都难。清初也有几个清廉到“死心眼”的老儒，一任县太爷做下来，家产都赔光，卸任只能骑个毛驴回家。

    当然，多数的官员没有这么“傻”，俗话说“千里做官，图的是财”。老百姓的话，很符合当时官员的心理。当时社会人们认为只消做官有了权，就自然有办法给自己弄钱花。地方官，亲民之官，亲自治理民众，哪有没油水的道理。征粮征税，流水的钱经手，哪有不漏点下来的理儿？打理诉讼，且不说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但凡打官司，总是要花钱的。原被两造钱花下来，肯定没丢到水里去。征粮要多征点，鼠耗、雀耗、水分耗，征税征来的散碎银两要融成元宝，得有火耗，还要多征。两下加起来，就叫耗羡。单这两项，每年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就几万两。再加上其他的陋规，一任县太爷下来，宦囊就鼓鼓的了。后来皇帝老儿看着眼热，要求耗羡归公，然后另发养廉银，即使知县，也每年四百到两千两，比正俸高出十到四十倍。如果做到巡抚总督，养廉银就可以过万。只不过，有养廉银之后，官员们陋规该拿还是拿，再后来，耗羡之外还有耗羡，养廉银来了，廉也没真的养出来。

    只是这样一来，即使是账面上的收入，京官和地方官也差了太多。不患寡而患不均，京官羡慕嫉妒恨大爆发，皇帝也得让步，发双俸，不行，只好酌情发养廉银。由于地方官养廉银千差万别，京官就是发，也只能是平均数，地方官那种规模的灰色收入是别想了。有的衙门经手的钱粮和公务较多，有陋规可捞，但中央的衙门跟地方不同，即使有陋规，也是书吏拿大头，官员还是穷。更何况，有的根本就是清水衙门，比如礼部、鸿胪寺、翰林院什么的，无事可干，无公可办，也基本上没什么油水，自然穷得一塌糊涂。所以，无论怎么弄，除了不知管了多少田庄、多少税关、多少钱粮的内务府，在北京做官，总不如地方官肥。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京官总是哭穷、念苦经，好像每天都吃不上饭似的。

    其实，绝大多数京官，即使看起来毫无希望的小京官们，比如内阁中书，哭穷归哭穷，但老妈子要找，仆人要用，皮袍子要穿，小妾要纳。平时的吃用可以赊账，但酒食征逐、听戏唱曲，一样都不会少。他们有另外的找钱的路子，路子就是地方官。

    地方官捞钱容易，但在中央集权体制的王朝，他们总是要进京办事的。升了官或者左迁的官员，赴任之前也要进京晋见皇帝。只要这些人来了，就成了唐僧肉，人见人爱，人见咬一口。在进京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无日没有酒席，每次都是地方官做东，人一拨一拨地来，一拨一拨地走。当然，有些银子是地方官心甘情愿拿出来的，不拿也不行。比如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各部的尚书侍郎，各部的郎中、员外郎，这些“司局级”的干部都得打点，挨个儿拜到。如果是所办之事需要劳动的衙门，连书吏的红包都不能免。比如公事报销，如果不打点户部的书吏，纵使你是皇帝的宠臣，也照样不灵。夏天冰敬，冬天炭敬，其他的叫别敬，该敬的都得敬上。道光年间，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一个肥差。上任之际，打点军机大臣，每人四百两，两班章京，每人十六两，如果特别有交情的，则增为八十到一百两，六部尚书，每人一百两，侍郎和九卿，每人五十两，侍郎以下递减。不消说，这些银子都是必须给的。其他的同乡、同年，以及不知是什么关系攀上来的，也都得打点到。只那一次，张集馨就花了一万五千多两，这还是道光年间的价儿，以后还要水涨船高。据晚清名士李慈铭讲，穷京官们只要听说有地方官进京，有关系的自然责无旁贷，一拥而上，打秋风，要钱，请饭，请看戏，恨不得把人家袍子都扒下来。没关系的，关系套关系，沾边儿就赖。张集馨抱怨说，京官“专以咀嚼外官为事”，只要进了北京，相识的自不必说，但很多漠不相识、绝无关系之人也会拥上来，还不能不加以点染。这年头，谁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呢？据他讲，每次外放，都要花费上万两的银子。注意，这样的银子都出自地方官的私囊，不能公费报销的。

    地方官花银子，一方面是为了办事方便，一方面则是为了一旦有难，被人参了，好有个奥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免得坏了官。但是，钱散出去了，真要办事，还得再掏银子。如果摊上事了，如果平日里仅仅是一般性地撒钱，还真就没有人帮忙。张集馨抱怨，他两次被参，京里得了他好处的人没一个帮忙的，漫说帮忙，连说句公道话都没有。害得他在按察使、布政使的位置上，上上下下多次，始终爬不到督抚上去，做不了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

    其实，张集馨忘记了，像他这样的打点，早就已经成了惯例，每个进京的地方官都这样做。做多大的官儿，给什么级别的官员，送什么规格的礼，该送给谁，送多少，这样的礼，无论送多少次，在收礼者这边，无非就是例行公事。你不送，人家会怪罪，但你送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你做的只是大家都做的。如果要想结下交情，就得对特别的人给予特别的爱，单个打点，花大笔银子打点。这样，才能做到有难之时，人家特别援手。当然，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那么地方官也得有特别的本事，捞钱捞得足够多，而且还不显山不露水，不特别招人嫉恨才行。

    只是，一个朝廷，关键时刻在皇帝面前能说上话的人并不多。你想打点结交，别人也不是想不到。这样的结交，单凭送礼估计也办不明白。这样的人，一般的礼也不会轻易收。王朝政治，讲究跟对人，但跟对人很难，很有技巧。跟对了人，即使才具平平，也一样无灾无害到公卿；跟不对人，即使一身的本事，照样一辈子沉沦下僚。跟人，关键在于怎么跟上。不送礼不行，傻傻地送更不行，送礼谁都会，但不是说礼送到了，官就做好了。这里面的学问，从来都比当官做事要大。

    但是，王朝政治，凡事要看皇帝的脸色。皇帝宠信的人，自然下面的官员要结交。清朝凡是能进南书房的翰林，薪俸不高，但收入都不低。因为陪皇帝读书，能说上话。可是，伴君如伴虎，说不准哪天，原来的宠臣就失了宠。即使进了军机处，做了首席军机大臣，也没准哪天就丢了乌纱帽。不用说，下面跟的人，马上就得换个对象。所以，即使能跟上，也跟对了人，还是不保险。加上皇帝也会换人，老的死了，新的上来，在前一个皇帝那里吃香的，到了后一个皇帝那里，多半就不吃香。有清一朝，大臣们无论满汉，细究起来，似乎没有人没有被贬过，总是起起伏伏。皇帝喜欢折腾臣子，臣子们难免被折腾，能做到曹振镛那样，三朝元老，不倒翁，真的不容易。可惜，此老做官的秘籍，只传下来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送礼方面的心得，秘而不宣。否则，印出来，即使在今天，也依然会畅销大卖的。

    在古代，送礼是官员的功课。儒家经典有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有送礼的内容，但哪个也没告诉人们该怎样送礼。熟读经典，也是白费。可是不学会送礼，官是注定做不好的。不仅做不好，还会有性命之忧。但是，这样的功课，做起来又真难。哪个学校也没有人教，老前辈也只是告诉你心得，全凭人们自己悟。什么时候做官不需要送礼了，谁送谁犯规，官场才会真正好起来，做官的人们，才能踏实地做点事，为别人，也为自己。

    形势比人强

    做主子的，要给下面的人赏赐，上下关系才维持得牢。西周末年，天子穷了，原本该给的赏赐，比如青铜祭器，都是臣子自己花钱买的铜，自己出工钱，让天子的工匠铸造了，假装赏下来。这样，诸侯就不会那么卖力拱卫京师。不管烽火戏诸侯的事是不是真的，诸侯眼睁睁看着狄人打过来，不救天子，肯定是载入史册的真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充其量也就是给诸侯找了一个借口。所以，春秋时期的君主都明白了这个道理，只要用得着臣子了，赏赐就很大方，多少双白璧，多少黄金，外加采邑。做臣子的，收入一方面固然可以靠官俸，但相当部分的收入，还是来自上面的赏赐。但是，到了帝制时代，这种情形有点变化。总的来说，赏赐部分越来越少，成为象征性的，而作为臣子的主要收入则来自于职务。除俸银、俸米外，捞多捞少跟职务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帝给了官职，就等于给了一个弄钱的机会，所以赏赐就可以免了，如果有的话，那是额外的恩典。

    得了这样额外的恩典，做臣子的当然没有不高兴的道理。即使只是象征性的，也代表着某种难得的荣耀。皇帝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赏赐除了物品外，还有皇帝亲笔的字画。如果能得到皇帝赐的匾，挂在家里的大堂之上，出来进去让人看着，那可有多牛。正因为如此，连西太后这样不怎么识字的人，也经常要给人赐“福”字，自己写不过来，就找代笔的代劳。但是，即便在晚清君权已经衰落的时节，有心笼络人的西太后，也从来没有想过赐人之所欲，臣子想要什么就给什么。无论赏什么，都是按规矩来，接受的人大抵也只能感激涕零，在日记里怎么的也会记上一笔。

    一个王朝在盛期的时候，皇帝是绝对不喜欢臣子们结成朋党的，更不喜欢某个权臣拥有一大堆党羽。但是，这样的事从来都免不了。中国人但凡出了家乡，没有朋党，就没法子活了。如果说，在王朝的盛期，皇帝的禁令还有人理会，那么到了王朝的末期，人人都在找出路，朝廷里的“党”或者说集团，就愈发兴盛了。

    袁世凯就是晚清最大的一个“党”，北洋集团的首领。这个集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北洋团体。这个集团有文有武，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每个成员都跟袁世凯关系密切。袁世凯慧眼识人，当年曾国藩派遣幼童留美半途而废.那么稀缺的人才，回国之后让人家从水兵干起。朝廷不用，袁世凯用，好些人都归到了他的帐下。新政之初，开经济特科，有人进了谗言，特科取了士，朝廷居然不用。朝廷不用，袁世凯用，特科的前三甲——梁士诒、杨度和张一麐，都成了袁世凯的人。

    西太后死后，上台的满人亲贵曾经刻意铲平北洋集团。可是，即使赶走了袁世凯，也没法弄散北洋。袁世凯的影响力，不是像人说的那样，是因为对北洋六镇的精神教育，供袁世凯的长生牌位，教育北洋军人只知有袁官保，不知有皇帝。这种授人以柄的事，袁世凯其实根本就没干过。士兵念袁宫保的好，是他从不克扣军饷；而军官和其他人念他的好，则是他出手大方，肯赏人，而且赏到点子上。只要袁世凯有心笼络谁，谁都会动心的。

    阮忠枢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的文案，笔头功夫了得。一次，他跟袁世凯说，他看上了天津一家妓院的妓女小玉，想要纳她为妾。袁世凯没有说什么，阮忠枢觉得他的这个东家看来是不会帮他了，也就死了心。过了几天，袁世凯拉阮到天津办事，将他引到一个小院。一进门，只见红烛高照，分明是座新房，一个丽人端坐在里面，定睛一看，原来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小玉姑娘。原来，袁世凯听了阮忠枢的话，马上暗中派人给小玉赎身，并买了这个小院送给阮忠枢做新房。

    袁世凯做了总统后，一次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前来见他。这个张作霖，手下的队伍挺能打，东北的新军都怕他。袁世凯破例把张作霖迎入里间的办公室，两人聊的时候，他发现张作霖的眼睛一直盯着多宝阁上的四块大黄金表，待到张作霖告辞，回到住所的时候，这四块金表就已经在房间里了。从此之后，张作霖在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从未有心反叛过。张伯驹是袁世凯至亲，也是亲信张镇芳的儿子，才情很高，眼高于顶，谁都看不上。但第一次见了袁世凯之后，回家看到袁世凯的赏赐，居然有他想了多年没得到的白狐皮坎肩，不禁心里大受感动。

    晚清能人很多，但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袁世凯这样，对部下或者他想笼络的人能如此体贴入微，挠到人的痒处。北洋集团能够做大，一统天下，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即便如此，袁世凯称帝之后，昔日服服帖帖的部下，却一个个都不玩活了，眼睁睁看着讨袁军的势力一天天壮大，一个省份接一个省份独立，“二陈汤”（指相继独立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活活“毒”死了袁世凯。

    个人关系再好，也抵不过天下大势，抵不过个人小圈子的利害。一个个当日的忠诚部下，在袁世凯做了总统，尤其是打败国民党后，都成了一个个的地方诸侯，都有了自己的小圈子、小集团。如果袁世凯皇帝做得好，当然他们会跟着，如果做得不好，天下大乱，自然没人乐意跟着一起殉葬。到什么时候，都是形势比人强，形势比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强。辛亥革命后，皇帝没有了，基于皇帝的纲常伦理也跟着摇晃，单凭赏赐收买建立的忠诚，没有大道理作为基础，怎么说也是不稳的。

    依权卖书的光景

    写了书的人，大抵都想让人看，即便是学术著作，能卖得好，作者断无不高兴的道理。不打算让人看的也有，某些领导，弄两本自家署名的著作，装点一下门面，好像也是个“学者型”的领导了。还有些学者，凑些文字拼成若干著作，只印两本，一本上报，一本自家留着，专为评职称用。说实在的，这样的人其实多少有几分羞耻感，自家有病自家知，知道自己弄出来的是什么货色，不好意思去丢人现眼。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装门面的书、评职称的书，也有人能设法卖出去——谁不知道钱好花呢？

    比较笨的是某些学者，明明就是评职称的所谓著作，书出版后，出版社连上市都懒得费事，职称评上了，学者居然想把书卖出去。于是就着书来开课，上课的学生不买这本书（专项指定参考书），考试就无论如何不能及格，从老师手里买书还不能打折，也不许买老生的旧书。一学期一学期地这样卖下来，时间虽说长点，但总可以把成本收回来。当然，如果该学者有点来头，能到处“走穴”办班讲课，卖书就无需这样劳神，找个大点的国企，老总一句话，成百上千册的书就销掉了。至于领导的书，如果他真的想卖的话，当然更容易，有那么点意思，下面的人就给你办了，想卖多少都没有问题，本系统内就可以消化。生平所见最好卖的书，是税务类的读物，只要是专门出版社出的，摊下去，有一本卖一本。依权卖书，书肯定能卖出去，权大大卖，权小小卖。

    这样的书卖出去了，但没法保证人会看。除非强逼着人家考试，而且专考你书上的内容。这样就太过分，即使开课的学者，一般也不会如此霸道，只要学生买了他的书，参考不参考的，他也就不在意了，到时候闭着眼睛给分就是。

    太阳底下没新鲜事，依权卖书，古人也干过。据清人记载，至少有两个清朝的官员，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强销自己的著作，一个是祁寯藻，一个是徐松。后者名头不大，但前者可是大大的有名，官拜一品，位极人臣。当日太平军起义，清朝上下束手无策，到处传败绩，只有湘军还能打几个胜仗。咸丰皇帝一高兴，就要赏给曾国藩湖北巡抚的实职。祁寯藻在旁阴阴地说，曾国藩不过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一匹夫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恐非朝廷之福。结果活生生把咸丰说得转意了，使得湘军的发展受限制了好些年，当然，太平军被打平也就晚了好些年。此公在北方，由于官做得足够大，即使在民间也很有名声，闹义和团的时候，有的地方的坛口还有供他神像的。

    不过，像祁寯藻这样出馊主意的人，为自己弄钱可一点不含糊。在江苏学政任上，让诸生，也就是众秀才买自己的书。秀才买，渴望做秀才的童生们就更踊跃地买。一省的学政不仅管着秀才，而且还负责主持童生的进学考试（院试），通过了学政这一关，才能进学回家做秀才。无独有偶，徐松做湖南学政也比着来，让秀才们买自己的著作。只是，江苏地方富裕，人乖巧，买几本学政大人的书没什么大不了，买就是。可是湖南人倔人多，学政卖书的事被反映上去，都老爷（御史）一纸弹章，徐松的乌纱帽就丢了。其实，徐松还真是个不错的学者，所著边疆史地的著作是有分量的，尽管卖得有点强人所难，但买来之后还是可以看看。而祁寯藻的书，无非高头讲章，读不读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写书是个雅事，但写了之后强人去买，就变成恶事丑事了。说起来，这样卖书挣的钱，比起从其他名目弄钱还是小数目，但无论古今，只要有人这样做，还是觉得恶心。为什么呢？有辱斯文。其实，清朝两个依仗权力卖自己书的人，似乎都不是贪官。祁寯藻的家我去看过，不过是一片比寻常百姓家稍好一点的平房。祁寯藻自己说过，他们家乡山西寿阳就是有经商的习惯，新妇入门，给十斤棉花，让你自己织布去卖，辗转生利，以后就不再给你买衣服了，全凭自己。妇人织布卖，作为爷们，写书当然也得卖，不卖，不是白写了吗？不过在那个时代，做依权卖书的买卖，风险还是挺大的。祁寯藻命好，如果当初被人揭发，也许后来就做不了那么大的官了。

    特权的庄稼

    在清朝，满人基本上是吃穿不用愁的，因为他们有铁杆庄稼，男的生下来有粮饷，女的也有脂粉钱。武力不是特别强悍的满人，入关之后陷在汉人的汪洋大海里，多少心有点虚，刻意保持满人作为武装集团的特质，不让他们生产，只许当兵，多少也是有道理的。但这样一来，就必须养着满人，也包括蒙军和汉军八旗。

    八旗的供给，是按级别给钱粮。按说，即使按最低等级的步兵，每月一两五钱银子，两斗半粮食，再加上其他的补贴和给家属的钱粮，依当时的物价，生活肯定没问题。同样吃粮当兵，绿营的士兵比八旗兵的粮饷差不多要少一半，人家不也活了嘛。如果官做得大一点，不仅薪饷多，而且额外的好处也多。当初八旗兵进关，大量圈地，每个兵丁都有六垧地，只是后来经营不善，先后卖掉了。但大头目由于庄田较多，还有剩余，雇汉人租种，可以按年收租。有的还有另外的差事，比如漕运总督衙门的各种差事，各地海关和常关的监督，以及北京城里疏浚沟渠这样的美差，都是铁定的旗差，非旗人不能担任。其中，广州的粤海关的监督，以及北京的崇文门税监，是两个最大、最肥的美差。

    崇文门税监是北京城税务的总机关，设正副监督各一人，每年更换一次，由各部满人尚书侍郎以及各旗的正副都统兼任，几乎是人人有份，但绝不能连任。这种职位原本就是给满人大员好处的，自然得利益均沾。当年的崇文门税监管十几个税局，油水最大的是卢沟桥、东坝和海淀三关。后来通铁路之后，作为火车站的正阳门关变得重要起来，成为仅次于总部的大关。每个兼任正副监督的人到任时，仅仅第一天去机关点个卯，然后所有的事务都委派给两个总办和两个帮办，这都是正副监督的私人关系，各举两个。其他所辖税关的负责人，也都是这些满人大员的亲朋好友。在总税务司成立，洋人接办所有海关之前，粤海关的监督跟崇文门税监类似，都是满人大员和家人的禁脔。

    但是，钱来得太容易了，没人会把钱看得很重。一般的八旗兵和他们的家人，花钱大手大脚，寅吃卯粮，吃穿用度全赊账。赊账买东西贵，他们不在乎，反正一开支就把钱送到铺子里去。实在没辙了就当当，当完了，就借钱。所以，八旗兵将的债务就永远都没个完。实在背不动了，皇帝老子就替他们还，还了人家还借。因此而穷困潦倒者，比比皆是，但人家就这么过，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有田庄和肥差的满人大员，也照样不拿钱当钱。田庄交给管家，最后没有什么收益，也就不了了之。像崇文门税监这样的肥差，上上下下都交给别人打理，自己收点固定的银子就拉倒。总办、帮办这样的位置，也是旗人坐，他们把事都交给包税人，所有的税收都任由包税的中饱。一任干下来，包税人最肥，分局的比总办、帮办收入多，总办、帮办比税监收入多。至于粤海关，由于是洋人收税，海关监督都是摆设，但旗人老爷连摆设都不乐意去摆一下，找人替他们干，自己拿点银子就算拉倒。那个时候，凡是围着旗人的汉人都挣了钱，就像某些专门挣公款吃喝钱的商家一样，这样的钱好挣。

    人关两百六十年，旗人不事生产、不管经营，已经成了风气。无论穷富，官大官小，是否皇族贵胄，谁要是买东西讨价还价，就让人看不起，谁要是琢磨挣钱，操心经营，也让人看不起。以至于民国了，某些旗人也开了铺子，跟人说起来，必定一副不屑的样子：我那是玩呢，谁拿它当买卖了。清末新政，崇文门税监由主掌民政部的肃亲王善耆接任。善耆锐意改革，引进留学生管理税务，不肯中饱，清除掉了包税人，也不许税务人员贪污。结果税收成倍增加，国家因此增收，商民的负担还轻了。但是，肃亲王在旗人中的口碑却差了。不管为了哪个，总之旗人就是不能算计，一算计，就让人看不起。其实到了清末时节，大多数的旗人过得并不好，吃不上穿不上的旗人比比皆是。但是，不肯算计、不事生产的毛病就是改不了。

    所谓铁杆庄稼，就是特权庄稼。特权是个好东西，谁有了它就可以不劳而获，甚至发大财。但是这样的好东西，对人来说却是腐蚀剂和鸦片烟，沾上了成瘾，人也就完了。

    制度的内盗

    明清时节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俗称与“贵、富、贫、武、威、贱”字相配。其中，户部是管财政的，油水最大。清中期以前，地方权力很小，即使督抚大员办事花钱，一文也需到户部报销。给报不给报，报多报少，户部的权力很大，但是，各部正经的官员都是科举出身，对业务不熟，即使有心作弊也力有未逮，真正说了算的，其实是胥吏。所以，户部的胥吏，在六部胥吏中最为神气。据说乾隆年间，号称是乾隆私生子的福安康，在皇帝面前被宠得一塌糊涂，到了报销的时候，也得贿赂户部的胥吏，不贿赂，就是不给你办事。

    不过，部员也好，胥吏也罢，想要弄钱，都是从账上想办法。各地的银两真的解到部里，尽管看着白花花的元宝眼热，一般来说都没法打主意。户部的银库设管库大臣一员，由四个侍郎中的一个兼任，另设郎中（类似今天的厅长）一名做司员，具体负责，下面有若干胥吏做库书，最后是十二名库兵。库书不能进库，进库运送银两的只是库兵。库兵出入，另有兵丁严加监视。进库工作，即使是寒冬腊月，也必须脱光衣服，全身赤裸。出库时，要跨过一条板凳，以示两腿之间没有藏银子，而且两手向上一拍，叫声“出来了！”，表明嘴里和手间都没有藏银子。

    但是，尽管如此，清代的库兵还是可以偷银子，而且非偷不可。他们的偷盗，也是管库的胥吏操作出来的。其实，这些库兵都是胥吏们找来的。找来之后，不但要经过严格的思想教育，让他们以偷银子为业，于得踏实、干得放心，而且要练习如何用谷道夹带元宝。所谓的谷道，就是肛门加直肠。找来合适的人选，让他们服用一种特别的药，据说服用之后肛门两边的骨头会比较软。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练习，不断地用东西往肛门里塞，把肛门和直肠逐渐撑大，直到可以自由塞进拿出，才算大功告成。练成之后，再利用关系把他们找来的人选补为库兵，然后就可以偷银子了。据说，每名库兵每天出库，可以带出八十两左右的银子。应该说，每名库兵在工作结束后，都会在库里往屁眼里塞银子，大家彼此都不回避。然后带出来，跟这些胥吏分赃。后来，据说某些管库大臣也参与此事，大家都分一份，具体偷的人，就是库兵。

    这样日积月累，偷出的银子其实也不少。清代制度虽严，但依旧是个无法在数目上管理的王朝。点验是很麻烦的，而且点验的结果是很可能丢得更多。所以多少年来，从皇帝到户部尚书，大家虽然都有耳闻，但只能睁眼闭眼。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的确相当超群。但恰恰在这方面，也显示得特别突出。《水浒传》中十字坡的孙二娘说过，饶你奸似鬼，喝了老娘的洗脚水。在那个时代，皇帝和大臣基本上都要喝胥吏的洗脚水。不管你怎样防范，总会有人想出办法来，破解你的防范，瓦解你的制度。对于库兵的防范，连跨板凳、拍手说话这样的细节都想到了，还是被人用肛门给钻了狗洞。

    实际上，中国人对于制度限制特别在意，不仅规定详细，还屡下禁令，防范唯恐不严。但是另一方面，似乎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破解的招法总是略高一筹。再好的制度，设置之初都可以实行一段，效果还好，但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直至制度完全虚设，土崩瓦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不仅仅是王朝本身，更重要的是王朝的制度。每项制度都会经历一个从有效到流弊，再到瓦解的过程。相当多的人，似乎都是在如何破解制度限制上下功夫。

    因为在每个王朝，官员不消说是吃权力饭的，其他的胥吏和衙役，以及跟在胥吏和衙役后面的人，都属于附生在权力之上的人。明清两代实行官员低俸制，仅仅靠薪水，官员生活得半死不活，胥吏及以下当差的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他们必须靠制度的弊端才能吃饭，吃好饭。把制度弄得弊端丛生，他们才好上下其手。他们上下其手，主持的官员也跟着有好处。这么多攀在体制内的人惦记着把制度弄坏，制度当然不可能不坏，是吧？

    闲衙门的闲话

    古代中国中央政府的衙门，有个演变的过程，按道理，制度的转换是新的淘汰旧的，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比如秦汉之制，三公九卿，后来三公逐渐废了，变成三省六部，但作为九卿遗迹的各个监、寺却依旧存在。直到清朝，还保留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和太子詹事府，基本上都无事可做。清朝不预立太子，太子詹事府根本没有意义，但也保留，说是要留着一些四、五品的官职，作为翰林升迁之用。

    按道理说，六部都是有事可干的，明清由于没有宰相，六部的权力比前朝还要大些。但是，自打1860年朝廷被洋人逼着设置了一个总理衙门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洋人只是要清廷设一个外交部，因为他们不愿意按清朝的规矩跟礼部打交道，因为那意味着他们就成了清朝的藩属。但总理衙门设置之后，把所有跟洋人洋务沾边的事都管了。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这样的事越来越多，都给总理衙门管，等于是侵越了六部的职权。开始的时候，六部不知道怎样跟洋人打交道，乐于放手，但放着放着就发现事情糟了，好多自己固有的职权领域都被人家践踏了，自己又无可奈何。其中，工部的职权被侵越得最为严重。这是自然，因为工部管的就是各项工程，而洋务的大头就是工程。按道理，无论是开办国营厂矿还是修建舰船，都该是工部的传统职权，现在由于洋务的关系，基本上跟工部没关系了。

    在六部中，工部原本排名最后，由于操持贱业（工程，粗活）的缘故，在官场的俗称上占了一个“贱”字。被挤对得无事可做，也不做抗争，抗争也抗争不了。随着国势日衰，原来可以做的皇家园林工程，也渐渐可有可无，到了戊戌变法的时候，这个部也已经是可有可无了。变法裁撤了一些监、寺，没有动工部，那是因为不想一步到位，有太大的动作。因为如果动了工部，就等于彻底动摇旧的科层官僚制，以西方的新式科层制取而代之了。但是即便如此，戊戌变法失败后，所裁撤的衙门都恢复了。

    不消说，古代官僚制的本意，当然是要干事的。但是，由于官本位的缘故，官员本身还意味着荣华富贵，因此官僚制还得有一个养人的功能。不干事的闲人，也得养着。宋朝的闲衙门最多，因为宋朝的国策就是养士，把士大夫用官职养起来，不让他们到外头捣乱。其他的王朝没这样大张旗鼓，但也得养。于是，无事可做的闲衙门，就只能让它们存在着。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戊戌变法裁撤了几个闲衙门，会引起舆论那么大的反弹的缘故。西太后发动政变，违背祖制，公然在皇帝成年期就临朝称制，但恢复了裁掉的衙门，多了几个官职，就马上官心、士心大悦了。

    不过，没事干的衙门里面的人，可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是闲官，即使到了皇帝那里，也是如此。大家心照不宣，假装都很忙，勤于公务。皇帝也假装不知情，当他们很忙。当然，凡事总有例外，还真有这样的老实人，实话实说。这个人名叫秦树声，进士出身，官做到工部郎中。郎中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官员，正四品。在光绪末年，此人被外放做知府。按规矩，外放官员依照惯例，皇帝得召见，于是秦树声就见到了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所谓的召见，也就是问几句闲话，什么时候中的举，进士哪科，家乡何方，等等。那日，西太后随便问了一句，你经常到署（衙门）吗？按规矩，只消回答“是”或者“常到”也就是了。可是秦树声偏偏回答：“不常到。”西太后很诧异，忙问为何。秦回答，因为无事可做。西太后接着问，你们的堂官（即部领导，尚书和侍郎）常去署吗？秦答道，也不常去，因为无事可办。

    接下来，军机处连忙把秦树声发到了地方，远远地派到云南曲靖做知府。这个家伙实话实说，捅破了窗户纸，如果太后较起真来，把个衙门撤了，多少人的饭碗都砸了。好在西太后是个明白人，知道闲衙门养闲官也是朝廷的义务，并没有深究。无事可做的工部，一直到新政中期才合并到了商部，变成农工商部。这个工字，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工程，而是工业了。

    牙兵牙将的故事

    牙兵牙将，多见于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那时军将均有自己的旗帜，这样的旗多半是三角形的，边缘呈犬牙锯齿状，人称大牙，将在旗在。军将的亲卫，多在大牙之旗左右，人呼之为牙兵；而亲卫之将，则称牙将；军帐之门前，必树牙旗，人称牙门。后来有人把牙与衙混淆，牙门变成衙门，把牙将称为衙将，唐五代时还真就有衙内指挥使的官衔，主掌牙兵。而对于做节度使的军阀而言，这样的牙将大多数是他们的义子，所以后来骄横跋扈的纨绔子弟也被称为衙内。

    晚唐五代，是个军阀时代。晚唐的藩镇，各个节度使都是武夫，当年安史之乱中安史的余党。他们之所以能保持一个半独立的割据地位，就在于他们手中的军队。当年的唐朝皇帝急于还京享福，不肯下功夫剿灭安史余党，让这些余党名义上承认朝廷领导就凑合了，大家各行其是，地位父死子继，如果朝廷敢说半个不字，就刀兵相见。

    藩镇的模式，在晚唐五代得以大规模复制。大小的军阀横行天下，大到称王称帝，小到割据州县，靠的就是一支军队，而控制军队的唯一法宝，就是有一支核心的亲卫军牙兵。当年的牙兵牙将，都是胳膊粗力气大、能征善战的壮士，其中的佼佼者往往被藩镇统帅收为义子，或者直接用自家的子侄统帅牙兵。他们就是军人政权的支柱，打仗的时候靠他们冲锋陷阵，平时靠他们弹压其他的军人。牙兵待遇好，权力大，做了不法之事没人敢追究。牙兵和他们的家属，在那时都是军人政权的特权阶层。

    当然，牙兵不是傻瓜，知道自己地位的重要，脾气也就日见其大。主仆的位置，慢慢就掉过来了。早在藩镇时期，镇帅们就得小心伺候着牙兵，要什么就得给什么。喝酒的时候，每每亲自打牙板唱小曲，讨牙兵们的好。人的欲望是没边儿的，而镇帅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到了欲壑难填之时，牙兵们就要琢磨着换上面的人了。这样一来，原本的支柱就变成了祸害。所以，这样两种事在这个军阀时代频繁发生，不是镇帅引入外来的武力突袭牙兵，将他们连男带女一并杀光，就是牙兵们杀了镇帅，另立他人。但是，镇帅杀了牙兵，还得重招新的牙兵，然后牙兵再度骄横，周而复始。周而复始的结果，是骄兵悍将愈加骄横。到后来，某些镇帅做了皇帝，牙兵们也跟着升级，不满意了就换皇帝。整个五代，总共加起来不过五十三年，居然经历了五个朝代，平均每个朝代不过十年多一点点，军将们换皇帝跟换尿布一样，换朝廷如换老妈子一样。像后周殿前大将赵匡胤被部下黄袍加身的故事，在五代上演了好几回。出现叛乱，皇帝遣将出征，将士们嫌赏赐品少，那么到了前线就临阵倒戈，在敌人那里再领一份厚赏，当然，接下来就是反叛者做皇帝了。

    都说晚唐五代是骄兵悍将的天下，但所谓的骄兵悍将，就是牙兵牙将，统治者最依赖也最信赖的那么一群武人。军人的统治，没有文治，没有道义，文官虽然还有，但也就是征税和歌功颂德、拍马屁的工具。在统治者看来，安邦定国只能靠长枪大剑，毛锥（毛笔）是没有用的，文人为自己争地位，也只是说，毛锥可以在征税的时候记记账。晚唐五代，天下精壮尽入军中，军人统治，兵强马壮，看起来强大无比，被统治者根本无法反抗。但这样的统治，实际上内里脆弱极了，因为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合法性可言。如果统治的基础只剩下一些强横的武人，无论统治者对他们怎么好，待遇如何优越，最终都是欲壑难填，反噬是早晚的事儿。无需外部力量来攻，就是自己依赖的亲信武力就会颠覆他们自己。一旦这些牙兵牙将明白了维系这个天下唯一的指望就是他们的时候，你想不让他们骄横都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加码，用越来越多的物质赏赐来维系他们的忠诚。可是，当这个世界唯一通行的语言就是强力之时，就没有人挡得住这些胳膊粗力气大、武艺高强之辈用强力来说话。所谓的忠诚，就是物质交换，一旦主子填不满自己的欲壑之时，忠诚就飞到九霄云外了。也正因为如此，五代的王朝才如此的短命，也没法不短命。不止中国，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古罗马末期，皇帝靠禁卫军治天下，自己也就成了禁卫军的掌上玩物，换来换去，玩来玩去，罗马也就玩完了。

    孙子云，兵者，凶器也。刘邦说，以马上打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他们说得都对，都是常识，可惜这样的常识不是所有人都明白。

    兵以食为天

    中国古代的士兵，大多是职业兵。兵农合一的尝试，最后一次是朱元璋在明初搞的，他建立了卫所制度，有地，可以屯田。幻想着他们的士兵平时种地，战时杀敌，不费国家的饷，不吃百姓的粮。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军队一旦种地，就成了奴隶制的农场，军官成了奴隶主，士兵成了农奴。而种地的农奴放下锄头再拿起刀枪，基本上就没法杀敌效命了，因为精壮的劳力都逃光了，同样是种地，谁乐意做农奴呢？嘉靖年间，沿海这么多卫所，连几个倭寇都奈何不了。想要对付外敌，哪怕是倭寇这样层次的外敌，只能重新招募士兵，所谓的戚家军，就是这样出来的。就这样，废弛的卫所还像阑尾一样在那里，但真正的军队却是招募来的镇兵。

    这样的镇兵，进入清朝之后变成了绿营。满人八旗很厉害，但中国太大，十几万的八旗兵不能包打天下。真正有效的战略，还是以汉制汉，成建制地把镇兵弄过来，掉转枪头对准另外一些镇兵。汉人的士兵帮助满人逐鹿中原，真就把鹿给逮住了。此后多少年，这些打着绿色旗帜的汉人士兵，似乎都比在汉人皇帝手底下更有用。只是，这些士兵都是职业军人，当兵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必须定期发给粮饷。

    可是，兵是要由官来带的。千里做官只为财。地方上的文官管着人、管着事、管着地方，弄钱容易；带兵的官，只能管几个兵，哪儿弄钱去？想来想去，只能在兵身上打主意。一个办法是克扣，饷也克扣，粮也克扣，反正发饷放粮，都得经过军官的手。另一种办法是吃空额，也叫吃空饷。比如一个营有五百人的兵额，我只招两百五十个人，剩下的两百五十人的粮饷领下来，就都我吞了。当然，操作起来没这么简单，小官需要跟上级分成。总的说来，官小小吃，官大大吃。军人是有兵器的，清朝的时候已经有了火器——鸟铳和抬枪。克扣虽然可以捞钱，但属于赤裸裸地喝兵血，容易招人恨。士兵们平时惹不起，打起仗来，一个不留神，军官挨黑枪或者黑箭也是没准的事儿。所以说，这个法子虽然军官们也用，但一般不会太过分，比较方便的招数还是吃空额。

    吃空额唯一担心的是上级点验。但也不要紧，凡是上面下来检查，在来之前都会打招呼，明里不敢，暗里也得招呼一下，从古至今，都是惯例。不先打招呼，等于就是铁面无私、公事公办了，这样做，对检查者有什么好处？所以，凡是上级来人点验的时候，带兵官就临时从社会上雇些人，穿上号衣，拿刀枪站在那里，顶多再学几个简单的动作，能变换一下队形。那时候的军队不兴走正步、行列式，一般露不了馅。加上点验的大员自己心里也有数，只要包袱递上，一般没有人真的较真。那时候，每支部队都会养几个武艺高强，甚至会点杂技的人，点验大员来了，就请这些人去表演，骑马射箭，拳脚刀枪对打，还有爬几丈高的旗杆。演得精彩，看得高兴，就可以交差了。所以，那时打仗，兵力多寡往往有水分，说是十万大军，其实可能五万都不到。

    然而，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战斗力肯定要打折扣。且不说兵额不足本身就是个事儿，一般剩下的人也不会好好卖命。士兵们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一点军饷七扣八扣，为那么几个钱去卖命流血，不值。虽说仗打赢了上头有赏，但这种赏钱得来不易，而且赏的时候也有克扣。真正能捞外快的机会，就是趁机抢劫老百姓，每到一地，仗还没打，先抢自己的百姓。机会好，风险小。所以，不管是对付外敌还是土匪，只消大兵出动，百姓对国家的军队都避之唯恐不及。所谓“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大兵比土匪，或者农民起义军还可怕。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凡是战场，百姓不是逃之一空，就是帮英军带路，害得带兵的将领直喊“遍地汉奸”，仗没法打了。要百姓拿出爱国主义的精神，先得国家的军队有爱民之心。

    太平天国起义，曾、左、李练湘淮军，开始还可以，军官和士兵都是乡里乡亲，克扣不好意思，吃空额，上级也不干。到了打平长毛之后，慢慢湘淮军也沾染了旧式军队的积习，军官们照样喝兵血、吃空额，慢慢也就腐败了。所以，到了几十年后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的淮军战绩一塌糊涂，从朝鲜的大同江一直溃退到山海关，一个小胜仗都没有，输掉了底裤。调上去湘军，气壮如牛，也照样没戏。

    鉴于前车之鉴，两位有识之士重起炉灶建新军，不仅重新招兵，找最老实的农民，更新武器装备，请外国人练洋操，还要一改旧军积习，杜绝喝兵血、吃空额。在这方面，这两位倾注了好大的心血。两位一个是张之洞，一个是袁世凯。张之洞练的是自强军，袁世凯接手练的是新建陆军。新军军饷高，新兵每月四两银子，平时穿衣吃饭不要钱。为了杜绝克扣，发饷之时均有严格的监督，决不让军官包办。自强军是由德国教练监督，点名发饷，而新建陆军则由袁世凯亲自点验，点一人，发一份，然后再收起来，直接寄给士兵的家人。让军官即使再想打士兵的主意，都没有办法。同时，新军的军官也待遇优厚，无论哪一级军官，除了比士兵高得多的薪饷，还有一笔可观的公费可供自己支配，而且不许上级找借口克扣，军官们也犯不着冒着风险去克扣士兵的军饷。当年新建陆军七千人，如此庞大的队伍，一队一队地监督发饷，袁世凯也真是辛苦。

    张之洞一直到死都是一个标准的文官，虽然想到了编练新军，但练兵的确不如从军队里滚出来的袁世凯。别的不讲，检阅部队，连马都不会骑，得用四个人扶着。在两江总督任上练的自强军，离任后给了接任的刘坤一，从此不了了之。自己到湖北之后，重打鼓另开张，直到升到中央做军机大臣，也只是编练出了一镇（师）一协（旅），实际操办者，是由他的马弁升上去的张彪。而袁世凯则练出来北洋六镇，六镇的人，除了第一镇的禁卫军（主体是满人），剩下从官到兵，都对袁宫保特有好感。说他们效忠皇上的劲头没效忠袁世凯的大，或者说，眼里只有袁宫保没有皇上，也不算太过分。但是，这个效果，却不是人们常说的，是袁世凯成天搞精神教育，在军营里挂自己的画像造成的。其实，当年北洋军还谈不上有精神教育，即使有一点，也主要是教育士兵忠于皇帝、忠于国家，至于军营挂袁世凯的像，则基本上出于反对者的想象。那年月，对于当兵的人而言，精神跟现大洋相比还不值什么。北洋军喜欢袁世凯，对于军官而言，则是因为袁世凯舍得下本钱，看上的人，赏赐从官爵到金钱，从不吝啬。对于士兵，则是直接发饷，不仅实惠，而且跟别的军队比优越感强。可以说，只此一招，就征服了北洋人心。后来兵多了，袁世凯自己盯不了，就由别的将领，比如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他们来盯着。这个传统，就这样传了下来。军官做别的出格的事可以原谅，唯独吃空额、喝兵血不行，肯定一撸到底。所以，北洋军从上到下，一直传诵着袁宫保的好，就算袁世凯被免职，大家还都惦记着他，为他抱屈。袁世凯走后，清廷把几个留洋的留学生派到北洋军做首领，结果，这样的洋学生却无论如何都渗透不到军队里去，大家阴奉阳违，就是不买账。到了清朝最后几年，别的新军吃空额的毛病多少有点重犯了，但北洋军却一直都没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后，倾向革命的北洋第六镇和第二十镇统制吴禄贞和张绍曾，先后发难打算造反。但这两位却都没法真正控制手下的军队，只要袁世凯不想反，这些军队也就难以跟着别人走。所以，两个发难者最后一死一逃，北洋军人还是听袁世凯的。

    民以食为天，兵也一样，能对兵好，兵才会跟你走。当然，太好了也不行，容易养成五代时的骄兵悍将。北洋军成为袁世凯的本钱，不是没有原因的。

    班房——刑罚的另一副面孔

    在我小的时候，人们还习惯把进监狱说成是蹲班房。其实，真正意义上的班房，早就不存在了。班房其实不是监狱，仅仅是古代衙役们休息的地方。在四川，把班房称为卡房。后来，这个地方被用来临时关押那些知县老爷或者书吏和衙役需要关押的人，被关押就被称为蹲班房。

    蹲班房的人，其实都是没罪之人，最常见的是欠钱粮不交或者欠租不交的。拖欠钱粮不交还算是公事，把当事人押起来，在那个时代还算有道理；但拖欠租米本是私事，豪绅在县太爷那里有面子，一张片子把人送来，也照样关押。除此以外，来衙门打官司，婚户田土这样的“细事”，即现在所谓的婚姻和经济纠纷，当事人不服判决，甚至证人不肯作证，都可能被关进去。这样的班房押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非法拘禁。所有关进班房的人，都没有定罪，有的甚至连嫌犯都不是，但照关不误。当年每个县衙都有正式的监狱，用以关押进入司法程序定罪的人犯。只有那些没法定罪但衙门的人又需要把他们关起来的人，才进班房。当然，自打有了班房之后，也不乏衙门的人挟私报复，平白将人关押的事情。

    把人关进班房，就是令他们就范的，所以关进去的人没好日子过。每天一顿稀粥，饿得半死。暗无天日，挨打是家常便饭，不仅衙役打、牢头打，还有变着花样的刑罚，百般的折磨。折磨人，还就是要让被关的人的家属知道，这样才能更好地促使里面的人听话就范。因此，班房的死亡率非常之高。清朝道光末年，张集馨做四川的按察使，据他讲，当时每年四川一省，瘐死卡房里的人不下一两千人，远远高于每年的死刑犯数量。而死在班房里的人，即使按当年的尺度，连罪犯都谈不上。

    班房，就是一个地方官可以公开地草菅人命的所在。县太爷想把人弄死，无需把你锻炼成狱，诬人死罪，只需要找个茬子，把你关进班房就行。无需太多的小动作，连续关多少天，饿也饿死你（衙门里有势力的书吏和衙役，也照样可以这样把人弄死）。同样是张集馨说的，四川有位县太爷诬良为盗，抓了十五个人，送到省里一审，都是错的，发回重审，县太爷一生气，班房里这十五人就全死了。另一个清末的酷吏，后来做过山东巡抚和山西巡抚的毓贤，在做曹州知府的时候，只要把人当盗贼抓了，不管有没有证据，就往站笼里一放，站笼在衙门前排了一排。只要进了站笼，站也不是立也不是，少则一天，多则数日，必定丧命。站笼，其实也是班房的一种特别形式。

    清朝皇帝一向号称治民宽厚，对刑罚讲究慎重。死刑的复核，是皇帝的专利。每年秋审，全国的死刑判决，都要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抽调专业人士组成的秋审司来把关。对每个死刑案件都要进行详尽的复查审理，最后形成一个文件（说帖），交由皇帝定夺。而皇帝的复核也不是走过场，凡是说帖不清楚的案件，都要调来案件的卷宗，仔细研究。一般来讲，死刑案到了皇帝那里，多少都会有所宽大，放一码。比如斩刑改绞刑，绞刑改斩监候。但这样慎刑的王朝，在具体的司法审理和地方治理中，却往往是严刑峻法，一味滥杀，两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这个王朝治理的两副面孔。

    尽管在王朝时代，对于地方官来说，他们法定的职责排在第一位的，不是征粮征税，也不是审理诉讼，而是教化，导民为善。但是，这样的儒教说法，其实没有多少地方官真的当回事。尤其是在所谓民风强悍、刁民比较多的地方，地方官一般都是法家面孔，能杀就杀，尽量多杀。班房关押这样恶劣而非法的手段，谁做了县太爷都会用的，所差的就是用多用少的区别。最关键的是，用这样的手段，即使把人整死，只要没有碰到当地的巨室大户，没人把事捅到上面去，死多少基本上都没有事。官员审讯人犯，用刑用大了，人死在当堂，官员要背罪过，关在监狱里的人瘐死数目多了，于官员的考核也大有碍。但是在班房里死了，上司大抵睁眼闭眼，皇帝也装作不知。只消不进入司法程序，一切都可以视为没有发生，哪怕里面的事情超级令人发指，地方官好官照做。

    儒表法里的统治，班房就是一个最鲜活的说明书。

    密匦这东西

    密匦就是今天的检举箱。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检举箱可是个熟悉的东西，以前只要有运动，每个单位都立马设置这么一个东西，鼓励人们检举揭发。检举箱神秘莫测，没见过有人往里投信检举，但里面多半会有东西。什么时候投进去的？夜半无人之际。明明是公开鼓励人们做的事情，偏偏要偷偷摸摸地做，即使在运动中也是如此，人性真是有点奇妙。

    密匦这东西，据说开始是武则天设置的。作为一种制度，当初被很认真地看待。每个密匦都有专人负责，定期取出里面的东西，交给专门负责的御史。但有意思的是，密匦本身并没有要人检举揭发坏人坏事的意思。当初的密匦是一个方形的盒子，四面颜色不同，各有名称。东面叫延恩匦，“怀才抱器，希于闻达者投之”。意思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才干，但现在被埋没了，可以投匦自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投上一份自我吹捧的简历，期待得到一份聘用书。南面叫招谏匦，“匡政补过，裨于政理者投之”。意思是人们对时政和政策有所建言、匡救，投进去。西面叫伸冤匦，“怀冤受屈，无辜受刑者投之”。北面的叫通玄匦，“进献赋颂，涉于玄象者投之”。意思是有想表达对女皇爱戴之情，进赋献颂者，但又写得比较玄妙，跟李唐家自称的祖宗老子有点关系的，玩点三玄，老、庄、易者，就投到这里。当时武则天虽然称帝，但还没改李唐名号，传统还是要顾及。

    如果照密匦上的这些字样解释，这个神秘莫测的玩意，似乎跟告密检举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领导人密切联系民众的一种措施，同时也接受一点人民群众的正面歌颂。可是，密匦设置之后，真正的用途就是接受人们的告密检举，从来没有什么傻帽往里投简历或者献赋颂。倒是负屈含冤之辈有可能往里投点什么，但也不多，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到底是干吗的。当然不乏有真正为国分忧、为女皇分忧的积极分子，但也有浑水摸鱼之徒，谁看谁不顺眼，写个黑状子一投。

    武则天做皇帝，天下不服气的人多，异己势力蠢蠢欲动。从来只听说过太后临朝，没听说过女皇帝，尽管因为此前北朝鲜卑人统治多年，唐初女人比较嚣张，但中国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做女皇，无论如何都是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儿。在武则天看来，自家的屁股能不能坐稳，关键看能否及时剪灭异己，镇住这些不服的人。自古以来，聪明的统治者都谙熟人性的阴暗，用不着奖励，只要放手让人告密，就会有人跃跃欲试，试的人多了，自然人人自危，大家互相怀疑，谁也不能信任，原来密切的社会关系，就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再整治也就容易了。跟密匦制度配套的，是酷吏的严刑逼供，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古代问案，尤其是这种从密匦出来的政治性案件，谈什么证据？只要有人告下了你，基本上就死定了。密匦横行多年之后，真正的反叛，或者曾经参与反叛、同情反叛的人也能被检举揭发出来，但更多的则是被冤枉之人。冤狱遍地的结果，是人人钳口、个个服气，不只反叛的危险消除，连不服气的念头都没人敢动了。也可以说，当年武则天设置密匦制度，要的就是营造这种人怀疑人、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等到大局已定，再杀几个当日过于专横的酷吏，安抚一下人心，她就可以放心改朝换代了。

    不过，古代的中国毕竟是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这个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石。尽管是皇帝，如果刻意摧垮这样的信任，也一样会遭到强烈的抵制。武则天的密匦制度基本上只实行于社会的上层，用于消弭上层的反抗，如果她把这一套强力推到下层，肯定会引起天下的纷扰。因为无论哪个皇帝，都没有这个本事，可以把政权体系立体化，贯彻到社会每个角落，管到每个家庭。当年统一六国的秦始皇都做不到，张良刺杀他，博浪一椎，然后大索天下也没找到行刺者。即便如此，在武则天实行密匦制度的那些年，仍然让官僚阶层很不舒服。在达到既定目标之后，密匦制度就慢慢废弛了。如果武则天一直这样做下去，恐怕她的统治反而会不稳了。告密固然可以整人，但却难以避免请君入瓮，被人如法炮制。人性固然有阴暗的一面，但人性更不喜欢紧张，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紧张。人与人持续而强固的紧张，是会把人逼疯的。

    作为替罪羊的“奸商”

    世界上有没有奸商？当然有。三百六十行，哪行都有坏人，商人自不例外。在商言商，商人做买卖就是要挣钱，商人言利，理所当然。在一个儒家学说盛行多年的国度，言利之人被人看不起，在情理之中。况且，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一度甚至被打入贱民行列。所以，用“奸商”二字鄙夷一下商人，就成了时髦。

    每到物价飞涨时，人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奸商作怪，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其实在这种时候，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心术坏了的商人在中间捣蛋，但物价飞涨的关键，还是因为短缺。一旦供应充足，没有商人有这个力量可以垄断商品，抬高物价，就算有商人联盟这样做，总会有不乐意加入的人破坏之。市场太大，没有几个人或者一群人可以操控得了，囤积多了，不仅货物本身积压资金，储存也是需要成本的，万一到最后还卖不出价来，就会赔得底掉。这样的教训很深刻，没有多少商人乐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但是，在消费者眼里，物价飞涨给他们的直接刺激，就是商人作怪。因为他们眼睁睁看着同样的东西频繁地在商人手里涨价，罪魁祸首不是他们，还能是哪个？不用说，凡是在这种时候，社会必定出现动荡，而统治者稳定秩序的法宝，就是找替罪羊。现成的替罪羊，就是商人。拿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咔嚓掉了，马上就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神效，老百姓立马人心大快。

    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年，经济一团糟。糟的原因，是作为统治者的国民党不乘抗战胜利的东风搞建设，而是大肆接收所谓的敌产。敌产的确定，就大有问题。按中国人的经商习惯，当年留在沦陷区的企业家，或多或少都得跟敌伪政权打点交道，不能说人家打了交道就是敌产。但是，在抗战胜利后，在唯道德主义的旗帜下，大多数沦陷区的产业都成了敌产。而接收者，实际上是经过抗战八年，已经变得相当腐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所以，接收变成了劫收，不仅加剧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而且接收来的产业都变成了国家资产，国民党政府因此成立了诸多国字号的大公司，什么中棉、中糖、中蚕之类。这些公司跟所有国有企业一样，都经营不良，在那个特别的岁月，干脆就无法运作。所以，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经济经此一劫，百分之七十的产业停工，经济实际上陷于瘫痪。

    瘫痪的经济，却要支撑一场空前规模的内战。由于战后英美的剩余武器大量涌入中国，国民党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在短时间内翻了几番，一场突然到来的现代化战争，使得国共内战的规模大大超过了此前的所有内战，其耗费也是空前的。显然，残破的中国经济根本支撑不了这样的战争，所以战争一开始，国统区立马物价飞涨。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百姓连米都买不起了，民怨沸腾，工潮和学潮，都闹起来了。

    当然，买不起米的市民，愤怒的目标首先是米商，这些人被骂为“米蛀虫”。而国民党政府安抚民心的招法，也是打击米商。当时，上海米业公会的理事长是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杜老板在上海威名赫赫，无事摆不平，米业找万墨林做理事长，其实不是因为他米业做得大，仅仅是想借杜老板的名头，拉不来杜老板，拉一个管家也好。没想到这么一来，却给万墨林招来了无妄之灾。当时上海负责治安的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背后的靠山是蒋经国，对于采用“列宁主义铁腕”治理国家情有独钟。整顿秩序，平息民怨，他要拿万墨林开刀。事实上，选择一个具有黑社会背景的所谓的米业老大，拿来杀鸡儆猴，制造舆论，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结果，万墨林被抓，关进了警备司令部。宣铁吾公开宣布，万墨林具有黑恶势力的背景，囤积居奇，操纵米价，要以军法严惩。好在杜月笙毕竟在上海树大根深，基础雄厚，任凭这样，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万墨林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捞了出来。在万墨林锒铛入狱期间，上海的米价依旧狂涨，如果政府限价，那么米店就空空如也。为了应付局面，政府只能加速通货膨胀。结果，一个政府雇的清洁工的工资要用麻袋装，领了工资，马上跑步进米店，晚了一步，米价就又是一个样了。

    到了1948年，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的规模，经济已经崩溃。原因大家都知道，就因为内战。内战耗尽了国内的真金白银，拉得通货膨胀直线上升，物价不过是通货膨胀的体现，这个大格局，绝非什么奸商可以操控得了的。但是，国民党政府此时即使有心停战，也力有未逮，想要稳定局势，遏制经济崩溃，还是乞灵于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组合拳，于是开始了金圆券的货币改革。

    在内战不能停止的情况下，实现把法币换成金圆券的改革，原本就是一场必输的赌博。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必须有足够的准备金，即黄金储备和硬通货。但是，显然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准备金，原来的家底都耗于内战了。但是，金圆券却气魄很大，可以直接兑换黄金和硬通货，政府也就真的强行用金圆券来购买民众手里的黄金白银和硬通货。幻想通过这样的掠夺，让自己的新货币坚挺起来。然而，这样牛气的新货币，一出笼实际上就是膨胀的，此后更是一路翻着跟头地膨胀。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靠掠夺使货币站住脚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包括商家，当然不买金圆券的账。而一些大人物，包括杜月笙，自然要想办法把手里的黄白之物和硬通货转移到香港或者国外。眼看着金圆券就要变成第二个法币，这时候，蒋经国亲自出马，亲到上海作为经济督导员，以铁腕整顿经济和金融。

    小蒋出马，再次拿杜月笙开刀，以套汇外流的罪名，抓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同时强令冻结上海物价。拿杜月笙开刀，震慑所有的上海有钱人。结果，杜月笙拉出来同样套汇的孔令侃，让孔家人告到老蒋门上，致使小蒋查不下去。而冻结物价的结果，是上海商家货架空空，所有的商品，连抽水马桶都算上，均有价无货。新一轮的打击奸商行动，又告破产。整个国统区秩序紊乱、人心不宁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崩溃。小蒋一轮又一轮地收买人心、打击奸商的铁腕行动，不仅没有安定下民心，连上海的中产阶级，甚至连杜月笙这些老牌的国民党支持者的心都寒了。这也是为何上海解放之后，杜月笙只去香港，不肯去台湾的原因。

    《新安天会》

    《安天会》是京剧的一出传统戏，演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事儿。跟《西游记》原著一样，故事突出的是闹天宫，孙猴子出尽了风头，威风八面。但最终却要以他被压在五指山下，天宫恢复秩序作为结束，所以戏名叫《安天会》。

    过去的中国人，无论上层还是下层，都有极强的两面性，一方面喜欢捣乱，一方面又向往秩序。对于闹天官这种事儿，既喜欢做孙猴子，又想做玉皇大帝和如来佛。一边乐见孙猴子把富丽堂皇的天官搅了个稀巴烂，一边津津乐道孙猴子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却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当然，位于上层的人，“佛性”或者“帝性”足一点，而位子下层的人，猴性多些。正因为如此，这个戏才必须叫《安天会》，或者叫《安天大会》。只有这样，有钱有势的大爷们才看得安心。编本子和唱戏的人，知道自己是吃谁家的饭，不会跟自己的衣食父母过不去的。

    民国了，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像袁世凯这样的人，即使在清朝，也属于“佛性”和“帝性”比较多的那一类。袁世凯不大喜欢皮簧，对于唱戏、听戏，不过应景而已。不过，如果他听《安天会》这种戏，固然也可能欣赏孙猴子的花招，但屁股肯定是要坐在玉皇大帝和如来佛一边的。这样一来，如果人戏的话，他的对头就只能做孙猴子了。民国开张，袁世凯跟革命党人有过一阵虚假的蜜月，但蜜月很快结束。宋教仁被刺后，两边都不可能再相安无事，或者装着相安无事。据说，袁世凯也终于看清楚了，孙（中山）、黄（兴）无非就是捣乱，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对于这样捣乱的孙猴子，他就只好下手安天了。

    二次革命，国民党的反抗雷声大雨点小，被免职的国民党三都督，只有江西的李烈钧做了比较激烈的抵抗，广东和湖南一枪都没放，而革命党的老巢南京，仅仅是很戏剧性地闹了一下。如此声势显赫的国民党，几乎是不旋踵就被打垮，孙黄之辈，只好在自己建立的民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就流亡国外，袁世凯完胜。如此顺当地打败一个声势浩大的对手，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但是，公开开大会、唱大戏庆祝，多少有点不好意思，毕竟再怎么辉煌，也是一场内战。但是又不能不声不响，所以，袁氏的左右就想起来编戏这回事，编一个紧扣时事的新戏演出来，让袁大总统高兴高兴。孙猴子姓孙，孙中山也姓孙，而且，孙猴子捣乱，孙中山也“捣乱”，自然，新戏最靠谱的就是《安天会》了。就这样，不知哪个无聊的文人得钱动了动笔，新编的《安天会》出笼了。

    《新安天会》里，孙猴子是时装打扮，脸上八字胡，俨然就是孙中山模样。而孙手下大将，是黄风大王，体态肥硕，明白的就是黄兴。先锋官曰独木将军，一个俊俏的白面少年，说的是抵抗最力的李烈钧。而李手下的左右二将，一个是刁钻古怪、虎头豹眼，一个是古怪刁钻、白鼻黑头，暗指李烈钧手下林虎和方声涛二将。后来又说其中一个投降了，那么也可能是指湖口炮台的守将刘镜福。而安天的这边，没了如来佛，只有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手下几员大将，不再是托塔天王和哪吒，变成了大将军冯异、桓侯张飞、通臂猿李广、忠武王曹彬。几个朝代的人，胡乱凑在了一起，分别指的是进攻国民党的前线将领，冯国璋、张勋、李纯和段芝贵（从古代名将里实在找不到姓段的，没办法，只好让姓曹的顶替）。剧情很简单，孙猴子出来捣乱，玉皇大帝遣将镇压，当然是孙猴子这边一败再败，最后现出原形，孙当然是猴子，黄是猪，而李烈钧则是一条狼狗，两个先锋偏将，一个是白额虎，另一个没交代清楚。就这样，戏到末尾，还生怕看的人不明白，蛇足地加了一段一个人的道白。出来一个小生，连唱带说把孙中山的身份道了个清楚，让他无限凄凉、无限怀乡、无限惨然。

    原来的《安天会》，尽管捣乱的最终被镇压，但整个过程却是捣乱的猴子出尽风头。像这样一边倒的安天，没故事、没噱头，真的是不好看。编的人拍马心切，笔头着粪，演的人当然也出不了彩。所以，据说当时的名角谭鑫培和孙菊仙都不肯接，只能由次一等的角儿来担纲。好戏在袁世凯生日那天开场，袁大总统连同一大帮戏里演的文武干将，也都坐在底下过瘾，看着演员活生生地拍自己的马屁。但是，这样的戏拿出去，却没有人喜欢看，所以《新安天会》就成了一出纯粹的官场拍马戏。

    从晚清到民国，由于西太后的提倡，戏剧舞台是京剧的天下。几乎每个历史的关头，都会有相应的时事戏被编出来，每出时事戏，立场都毫无例外地站在当家人的一边。但是，除了太平天国时的《铁公鸡》外，几乎都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一个也站不住。只有《铁公鸡》到了民国还在演，我还从旧货摊上淘到过剧照，但这剧也不大红，跟老的《安天会》没法比。至于这出《新安天会》，即使在当时也没有火起来。参加演出的人看在大笔的包银份上，就当是唱出特别的堂会，来一场关公战秦琼，陪老爷子（袁世凯）一乐。

    天庭里的宫廷政变

    中国姓张的人很多，俗话说，张王李赵遍地刘，张姓人口即使不是第一，也在前几位。李赵刘都有王朝，王姓再不济，还是出了一个王莽，建过一个新朝，虽然短命点，也算一统天下。但是，姓张的没有做过皇帝。满打满算，只有两个草头王，宋代的张宗昌，明末的张献忠，名声还都挺差，没法让姓张的人们以他们为豪，虚荣一下。但是，在老百姓的传说里，天上的玉皇大帝是姓张的。还有几个很重要的神也姓张。一个是灶王爷，每户人家的一家之主，姓张；一个是文昌帝君，管士子文运的，也姓张。当年张献忠入川，还跟文昌帝君叙过谱联了宗。有祭文为证：咱老子姓张，你老子也姓张，你和咱老子联了宗吧！尚飨。

    这么多神仙姓张，有人研究，估计跟张天师有关。道教始祖是张姓人，最早的道士姓张的自然多。道教盛产神仙，轮不到咱们做皇帝，编几个姓张的神仙还不容易？地上做不了皇帝，就在天上做玉帝，过过干瘾。其实，按中国的国情，神仙是抵不了人间的帝王的。有个传说，说是唐朝的宰相张说，当初命运之神是给他两个选项让他选的，一个是天上的神仙，一个是人间的太平宰相。一番踌躇之后，张说还是选择了后者。宰相都比神仙值钱，更别说皇帝了。想想也对，神仙谱上那么多神仙，还不都是经过皇帝封的。皇帝不封，就只能做民间的草头神，碰上厉害的官吏，连神像带庙祠都会给平了。王权高于神权，这是中国的现实，神仙也一肚皮无奈。

    不过在传说里，张姓做玉皇大帝，是经过一番曲折的。此事见于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说是玉帝原来姓张名坚，字刺渴，渔阳人也。在人间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混混，走马遛狗，谁也管不了。有一天张网捕雀，抓到了一只白雀，喜欢得不得了，于是养了起来。可能这白雀是有些来历的，跟当时的玉帝有点不知算什么的关系。玉帝姓刘，知道了白雀在张坚手里，托梦给他责怪之，还屡屡要杀白雀。张坚看来也不是凡人，屡屡护持白雀，让当时的刘姓玉帝得不了手。没办法，玉帝只好下界来找。张坚盛情款待，好酒好菜，在酒酣耳热之际，张坚偷偷溜出去，偷了玉帝的天车，乘白龙上天去也。等到玉帝酒醒，追之不及。这边张坚到了天庭，马上改易百官（活儿干得也忒麻利），也就是说把原来的天庭的人马都换了，又堵塞进入的北门，封白雀为上卿.让她产的蛋从此不在下界了（不知是否变成人形）。经此政变，天庭就由姓刘改成姓张了。但姓刘的前玉帝不服，总是在下界为灾，张玉帝没办法，只好封前任为泰山太守，即后来的东岳大帝，主管人的生死，总算安抚住了。

    鬼的形象是可以瞎画的，神仙的事是可以乱编的。但画也好，编也罢，都是人的杰作，总得有点影子，没有影子，编出来人也不乐意信。不消说，玉帝换人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人间故事的变种。东周已降，贵族社会结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矣！人间的帝王需要争夺，打打杀杀是争夺，尔虞我诈也是争夺，争来了就是皇帝，争不来就是草寇。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史家涂来涂去，怎么涂都涂不干净。其实就是宫廷政变，不合法的干掉了合法的继承人，进而逼着老爸让位。当时没有人敢公开出来质疑，但回家自己嘀咕肯定免不了。结果害得潜意识里，编神仙故事都编出了宫廷政变。看起来是凡人和天神之争，实际上也是人和人的战斗。原来的玉帝既然姓刘，多半先前也是凡人。只是天神的故事，尽管卑鄙也够卑鄙，阴谋也够阴谋，但多少有点人情味，毕竟给了前玉帝一个位置，让他接茬称王称帝。而在人间，就断然不会这样客气，被夺权的人，即使当时脑袋不搬家，过后也得搬，亲兄弟也没有例外。

    神鬼之事，都说不好说，其实都是人间的事。人模仿自己编出了鬼神，转过头来再用来吓自己。被吓住了的磕头礼拜，没吓住的拆庙毁像。多少辈子，就这么点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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