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家事

    历史学家钱穆注意到，秦汉创制，中央官员的设置，很像是皇帝的家臣，三公之外，九卿基本上是围绕皇帝家事安排的。此前的封建制，天子跟诸侯一样，设置官员，无非是自己的家臣。因为在封建制度里是“家天下”，天子跟诸侯的关系，就等于一个大家长面对诸多分了家的子弟，诸侯跟大夫也是如此。天子也罢，诸侯也罢，甚至大夫也罢，真正管理的就是自己直辖的那么一点地方，自己的采邑。所谓的国事，略等于家事。到了春秋时期，那些到私学学了本事，准备施展才能的人，也得从某个公子或者大夫的家臣做起，这个大夫如果像齐桓公小白或者晋文公重耳那样混成了诸侯，他们也就出头了。

    在封建制下，天子管的那点地方，所谓的王畿之地，就是自家的私产，而王畿之外的天下，天子只有名义上的管辖权，即便在西周的盛期也是如此，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诸侯打打杀杀，你并我吞，造成那么多诸侯失踪。家天下，当然没什么问题，管得到的地方，都是家产，管不到的地方，就随他去好了。

    秦统一之后，彻底废了封建，改郡县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政治实体不见了踪影，皇帝一统天下，所有的地方都成了天子的直辖领地，地方官不过是替皇帝管事的雇员。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是家天下吗？这么大的家，皇帝顾得过来吗？设官分治，官员其实就是雇员，不是家臣，家臣的结局是要讨个采邑，最后有块自己的封地。一直到战国，各国官员都挺像雇员了，但还是要有块封地。冯谖为孟尝君所营的三窟，第一个就是他的封地。但是，到了秦统一之后，这种事似乎就成问题了，官员更像是雇员，想用就用，不用就扔，甚至可能杀掉雇员。统一之后，天下只剩下一个市场。想做官的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有一个买主，一个特别霸道的买主，买卖不成，连命都可能丢掉。

    事实上，帝制时代的官员，不可能仅仅是皇帝的家臣，而且带有某种公共性质，管理地方，不仅要顾及皇帝，还要考虑地方的利益。皇帝也是一样，皇帝的天下，一半是自己家的私产，一半是公共性的公司。这个公司，要靠官员一起来维持。汉朝的皇帝，总是强调自己是和两千石（郡太守）共天下，的确是明智的说法。皇帝也是人，有自己的妻妾，有自己的子女，还有宗族和亲戚。但自己的小家是家，国家这个大家也是家。从理论上讲，皇帝是天下之大父，皇后是天下之大母，他们夫妻两个，是国家这个大家的家长。在现实中，皇帝过日子还是跟自己的小家一起。虽说比常人多好些老婆，但日子大抵也就这么过，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做爱，当然也做爱。

    但是，皇帝毕竟是大家的家长，大家的事，臣子也有发言权。皇帝的日常生活，有时却不得不受到某些多事的臣子的干预，多宠幸某个妃子，人家要说话，皇室多花了钱，人家也要说话，皇宫里的下人（宦官）如果多管了事，人家更要说话。如果要选皇后、立太子，更是得臣子们同意，臣子不奉诏，事情就难办。唐高宗李治，死活想废掉原来的皇后，立武昭仪也就是后来的武则天为后，臣子们死活都不肯。后来李绩偷偷告诉唐高宗，说乡巴佬找老婆都可以自己说了算，这本是皇帝的家事，何必问臣子？这么一说，李治开了窍，于是武昭仪就成了皇后。唐玄宗时，武惠妃进谗言，玄宗要废太子，群臣不同意，但李林甫也说，这是天子的家事，结果太子被废。然而到了德宗时，皇帝又想废太子了，也说这是自己的家事，臣子管不着，但李泌却说，天子以四海为家，宰相于四海之内的事都可以管。最后，太子居然保住了。

    从国家角度来看，李泌的话是对的。既然天下都是皇帝家的，那么皇帝的小家之事，就不再是皇帝自己的私事。皇后的废立，太子的废立，都事关整个国家，做臣子的，尤其是宰相，不能坐视不管。也就是说，既然做了皇帝，就没有隐私可言。就算是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儿子，处理起来也不能尽由着自己的性子。当然，反过来，如果皇帝就是要由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就怎么，臣子即使拼了命也是拦不住的。像明朝的“大礼议”故事，群臣哭声震天，也挡不住嘉靖皇帝追封自己的父亲，人家的家事就是不让你管，你也没辙。

    玩马球和赌江山

    据说，国际足联已经认定，足球的发祥地就是中国，认定了中国古时的蹴踘就是原始的足球。虽然祖宗阔不等于现在也阔，但毕竟咱们阔过，说起来还是让人有点得意的。不过，古代中国不仅有蹴踘，用脚踢的球，还有马球，一种骑在马上用球杆打的球。在唐朝，由于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流着游牧人的血液，这样的马上运动十分流行。马球应该在唐朝以前就已经有了，只有那些南方来的儒臣，才会觉得这玩意惊心动魄，既损人（有危险），又损马，还浪费，于国计民生毫无益处，一有机会，就出来唠唠叨叨力主禁止。不过，这玩意一旦流行起来，就成了时髦。那时虽然没有体育运动的概念，但是玩，是有闲有钱人挡不住的爱好，几个儒者的嘀咕，当然挡不住马球的风行。长安少年，走马击球，蔚为风尚。当年的大唐，就是今天的美国，世界各地的人们，能来的都会来，大唐风靡什么，他们也风靡什么。所以，世界好些地方都兴玩马球，老是跟大唐动刀兵的吐蕃人也会玩，玩得还挺好。

    吐蕃当年是唐朝的劲敌，两边战战和和，纠葛不已，有文成公主的佳话，也有刀兵相见的故事。无论好也罢，歹也罢，两边经常较劲儿是常事儿，即使是和平往来，也每每暗藏杀机。从唐太宗到武则天这四五十年，唐朝国力强盛，吐蕃也就消停一点。武则天死后，唐中宗李显复国做了皇帝，吐蕃要求和亲，遣使来迎娶金城公主，也暗含着刺探虚实的意思。劲敌来使，唐人不敢怠慢，中宗李显招待吐蕃使臣观看马球比赛。原本就是观赏性的，招待客人看个热闹，哪知道看着看着，吐蕃使臣说话了，说他带的随从中，也有好此道的，能不能下场一试？中宗哪有不答应的道理，于是吐蕃人整装下场。哪里知道吐蕃使臣原是有备而来，一群高原上玩马的人，到了平川，身手大好。下场之后，立马把唐人打得人仰马翻，赛一场胜一场。这下皇帝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这时候，救驾的人来了，当时做临淄王的李隆基，也就是中宗兄弟李旦的第三个儿子主动请战，要求跟吐蕃人比试比试。李隆基找了三个平时的玩伴，都是王公贵族，大剌剌地非要以四人敌对方十人。吐蕃人连胜之后，见对方只有四人，未免轻敌。可是李隆基他们上场之后，形势骤转，只见李隆基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一场下来，把吐蕃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大败亏输，让中宗皇帝大乐，赏赐千百强，众文人出来，作诗祝贺，马屁拍了又拍。

    几年之后，唐中宗死了，野心勃勃的中宗的皇后韦氏可就乐不起来了。眼馋武则天的威武，眼热武则天的权势，同样可以管得住老公的韦后想要重演武则天的风光，临朝称制，进而做女皇。没想到，美梦还没醒，正是这个李三少爷，带了一些死党，联络了宫内的太平公主，突袭皇宫。当先者不过几十人，其中就有宦官高力士，这个缺了关键零件的家伙，居然武艺高强，后面跟着百十个工匠的敢死队，居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死了韦后和韦家的党羽，扭转乾坤于既倒。这样的冒险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李隆基玩得实在是过于有想象力了。京城所有的兵马都没有动的迹象，韦后和她的党羽自然也就没有准备，有谁能想到有疯子敢这样冒险呢？皇宫里的卫士，少说也有几千，哪知道人家几十人就敢硬闯？行动之前，除了几个死党，他连自己的父亲都没告诉。当然，真要是失败，他们爷俩都得死。这种你死我活的游戏，也就是马球高手才敢玩，当初敢以四人敌十人，眼下就敢以百人敌千人。冒险赌博，成者为王，败者就是死尸。但不管怎样，李隆基玩命玩成了，把他爹爹拱到了皇帝的宝座上。当然，他的爹爹——唐睿宗李旦，心里也明白，在做做样子过渡一下之后，就得让李隆基做皇帝。如此做法，像是在复制当年的玄武门之变，只是这回李隆基干的，比他的先祖李世民更加风光，从李唐江山的角度来看，也更有道义感，因为杀的不是自家人，而是图谋篡位的两姓旁人。李三少爷这样干，说白了就是一场玩命的豪赌，赌赢了就坐江山，赌输了则自己掉脑袋。马球打得那么好的人，有几个不敢玩命豪赌的呢？

    李隆基做了皇帝，后来的庙号是玄宗，当时人称明皇。做了皇帝的李隆基，堪称唐朝第一号的风流皇帝。这里，风流不仅仅指男女之事。在这方面，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也可以跟他有一比，好色不避人，一个占了兄弟的老婆，一个上了父亲的妾，李隆基也不过就是夺走了儿子的妻而已。说起来，这样的事情在春秋时帝王之家就常见。国君给自家儿子娶妻，娶来之后看着漂亮，就自家留用了。其实，如果允许自由恋爱，让杨玉环在唐明皇和他儿子之间作抉择，我看即使不是“大叔控”，多半杨玉环也是会选老子的。李隆基马上功夫好，球技高明，绝对属于国内顶尖高手，敢四人对敌吐蕃高手十人。这样的明星级球员，什么时候都是女人的梦中情人（当年的马球比赛，从来不乏女性观众）。当年能玩马球的，不是富人就是贵人，否则马就买不起。但能玩得如此精熟，在马上如履平地，也非胆大心细有超高天赋者不办。当然，跟多数的纨绔贵胄一样，李隆基还喜欢音律，懂书法，两者皆是专业水平。历史上“梨园”的典故，就跟他有关。据说做了皇帝之后，他常和戏子们在梨园演戏，戏子们表演，他是要下场打鼓的，后来“梨园”就成了戏曲界的代称。至今，梨园行的祖宗还是唐明皇。旧时戏班，打鼓佬的位置十分尊贵，还备有一个玩偶娃娃供在上面，这个娃娃就代表唐明皇。

    一个玩什么像什么，极富文体天赋的人，一般来说，做皇帝、玩政治是玩不好的。前面的隋炀帝，后面的南唐李后主和宋徽宗，都是现成的例子。但是，李隆基不一样，他会玩，爱玩，胆子也大，勇于弄险，刚毅果决。带几十个人就敢突袭皇宫，这种事儿，大概历史上也就他敢干。做了皇帝之后，国内治理沿袭唐太宗李世民和武则天的成法，交给宰相办就是，以他的性格，也不大可能不放心。不仅对文臣放心，对武将也放心。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放手任用那么多的番将，其中有名将哥舒翰、李光弼、高仙芝，也有野心家安禄山和史思明。因为他要开边，要对外扩张，只有番兵番将才能替他干这样的事。宠信安禄山，宠信到了可以放心地让他跟自己心爱的女人私下见面的地步，难怪人家要说三道四，盛传杨贵妃和安禄山的绯闻，传多了，连正史上都言之凿凿。古往今来的皇帝，也只有他李隆基可以做到这一点，居然不怕戴绿帽子，而且是臣子给他戴绿帽子。当然，到底戴了没戴，我是不大信的。可是，这样的气度，化为制度的安排，就有些问题了。行政权、财权和军权必须分开，这是古来制度设计所必须遵循的禁忌。可他不管，放心地将边疆的所有权力都交给这些番将，让他们不仅可以自己统兵招兵，还掌握地方的行政权甚至财权，以至于让节度使这个原来的虚衔，膨胀成了实际上的军阀。从制度上看，这样的做法，发生安史之乱，是早晚的事儿。他成就了开元之治，让唐朝的文治武功臻于顶点，然而也酿成了天宝之乱，使唐朝从顶峰迅速跌落，走向衰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失败的因子就蕴藏在成功里。在挥别两京之际，如此强悍的他，居然被逼无奈，接受麾下军士的要挟，悲剧性地上演了一场马嵬坡上的生离死别，杀掉了自己心爱的女人，用充满戏剧性的情节谢了幕，令后世的文人墨客，怎么演绎都难以尽兴。

    一个皇帝，打鼓打得比鼓手还好，玩球玩得比专业高手还强，还是一个千年不遇的情种，可是，做皇帝却只做了半个好。自己做到了辉煌，也自己经历了谢幕，以武戏开始，悲剧告终。性格决定命运，信夫！这样的皇帝，千年不遇，给后世留下了说不尽、唱不完的故事。

    喜好思想批判的皇帝

    清朝的雍正皇帝名声不大好，在位时间不算长的他，正好夹在两个名声过大，在位时间又过长的皇帝之间，一个是爹，一个是儿子，想要讨好也难，几乎是一上位就谣诼不断，朝野议论纷纷。其实，这个皇帝别的不讲，跟清朝别的皇帝比起来，算是有点个性的，经常有些非常之举。清朝的康雍乾三朝，号称盛世，但清朝的盛世，是万马齐喑的盛世，对士大夫讲个性，绝对不提倡，如果有哪个真的要玩个性，让人举报了，吃饭的家伙也就悬了。文字狱的特点是，不一定你真的写出过什么关碍文字，人家觉得你有事，让你有事，你就肯定有事。完全不相干的诗句，就算风花雪月，也一样可以解释成有心造反。

    但是，皇帝自己却可以玩个性。放着正殿乾清宫不住，非要待在边上的养心殿里，害得皇宫的政治地理大乱，宫里宫外大家找不到北。湖南秀才曾静传播有关他继位的流言，还派人去运动封疆大吏造反，他偏不杀人，还封曾静一个特别的官衔，让他满世界宣讲皇帝的恩德。结果是，越讲，有关他的流言蜚语传得越广。皇帝当得好好的，没事却请人画自己的行乐图，把个一本正经的皇帝，时而画成波斯王子，时而画成蒙古王公，时而又是白衣秀士，或者干脆做渔耕樵农，散淡江湖，在画里玩七十二变。当然，最离谱的玩个性，还是搞思想大批判，发动群臣一起搞，自己亲自领导，还出版批判诗文集，这样的御制诗集，在晚清的时候还有存货。

    年羹尧年大将军曾经是雍正最信任、最倚重的宠臣。这个出身翰林的大将军也的确有两下子，能文能武，诗文都有功底，行军打仗，不仅有韬略，还有武功，可以亲自披挂上阵，曾经为两代皇帝立下过赫赫战功。在雍正和年大将军的蜜月期，两人好得不得了，君臣之间的对答腻腻乎乎，雍正甚至称年羹尧为“恩人”，要后代世世代代记住年羹尧的恩情。可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当皇帝和年大将军的蜜月结束了，两人关系迅速降温，年大将军种种骄横不法的罪行就冒出来了，当日权倾朝野的年羹尧，就只好死了。连累着一个儿子也跟着死了，剩下的儿子都被发配到极边之地。赐年羹尧死的时候，雍正还写了一篇上谕，传给狱中的年羹尧，告诉他如何如何罪该万死，自家又怎样怎样宽大为怀，说年羹尧如果身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也”。年羹尧也就只好“感涕”，否则剩下的儿子怎么活呢。

    其实，年羹尧跋扈不臣的事情，虽说史书上写得明明白白，但我真的怀疑，当年的年羹尧是不是真的犯了那么些不法甚至意欲谋反的罪。得宠大发了，骄横一点肯定是有的，大家羡慕嫉妒恨久矣，皇帝恩宠一衰，墙倒众人推，什么罪过也就都有了。一代一代，都这么过来的，清朝也不会例外。伴君如伴虎，跟皇帝老儿论交情，是最不靠谱的事儿。一旦皇帝感情变了，别说翻脸，就是稍微有点不高兴，那么旁边等着使坏的主儿，不知道会有多少，就算你是金刚不坏之身，也扛不住。

    只是，年大将军小命归西，事情还没完。在抄查年羹尧物件的时候，查出来好些当日一些文人写给年羹尧的诗。其中江南才子钱名世的一首有云：“分陕旌旗周召伯，纵天鼓角汉将军。”是说年羹尧堪比西周的召公，汉朝的卫青霍去病。马屁拍得是有点过，但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写诗嘛，怎么能不往大了忽悠？可是，这首诗却惹得雍正皇帝龙颜大怒，马上下令撤了钱才子的职，赶回老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更奇的是，这还没完，皇帝还下令让群臣一起写诗批判钱名世，所有的大批判诗，归拢到一起，由皇帝亲自判定高下等级，分出一、二、三等，出了一本御制诗集，名日“御制钱名世”，印得特别精美，发给群臣，令他们传诵。其中第一名的诗有句：“名世竞同名世罪，亮工不减亮工奸。”是说钱名世的罪，跟当年犯了著名文字狱的戴名世一样，同时也跟年羹尧一样的奸恶（两人都字亮工），扯淡扯得好生工整。当年参加大批判的朝臣都是八股高手，作律诗没有问题，但这样的批判文字，怎么好得了？有这样一首用名字对仗对得很工整的，也真该得第一名。从这一点上论，雍正搞思想大批判，还真是别出心裁。“文革”的时候，大批判的大字报漫天都是，但从中央文革到各地的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谁也没想起这种招数，评一评大字报的高下，排个等级。单论大批判这事，也有个雅俗之分。

    只是，年大将军声名赫赫之时，跟文人们诗酒唱和，诗人们吟诗拍拍大将军的马屁，属于情理之中的事。吃了大将军的，难不成让人当场开骂吗？诗人们怎么会知道你皇帝这么喜欢的人，日后居然成了你的怨敌？许你皇帝感年羹尧的恩，怎么可以不让文人拍年大将军的马屁？可是，跟皇帝哪儿说理去？雍正不仅发动和领导了对钱名世的大批判，而且还亲笔写了“名教罪人”四个大字，制成匾，赐给钱才子，让他挂在自家门上。

    就这样，江南的钱大才子，成了御制大批判受害的第一人。摊上这样有个性的皇帝，真够倒霉的。

    羞涩的帝王

    中国这块土地上，盛产皇帝。皇帝虽然多，但出色的人物却少。一个朝代排班下来，没几个像样的，稍微有点亮色，马上就会被记录下来，放大开去。比如，那个被吹得了不得的康熙皇帝，被说成是文武全才，精通天文地理，还懂音乐，会弹钢琴。其实，他的全部音乐才能，仅仅是一次用手指在琴上比划了一下而已。

    更多的皇帝，基本上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确切地说，是长于妇人和宦官之手。即使早早安排了老师，皇子面前，也不敢施展，能教点什么？教成什么样子？天才知道。从小到大，不仅高墙深院，而且见的人不是女人，就是缺关键零件的男人，如此成长环境，能长成何等人物，不问可知。所以，好些帝王，都有一个通病，一方面自负，一方面自闭，对人世间的事儿，不甚了了，也不大乐意见人。

    明朝的皇帝这方面的毛病最明显，明成祖朱棣以下，多半的皇帝，都喜欢把自己关在深宫里，日日和太监宫女厮混。即便是内阁阁老们，想见皇帝一面，也难于上青天。好不容易出来一次，跪倒在下面的臣子还没等看清楚皇帝长什么模样，人家就喊声退朝，让你下了。皇权政治，皇帝不用出面讲话、发表演说，所有该说的都用书面形式。按道理，皇帝会不会讲话，问题不大，只要会坐那张椅子，会点头、摇头，就可以做皇帝的。但是，连自己的臣子都不乐意见，或者不敢见，还是有点过分。

    当然，清朝的皇帝没这么过分。不管贤与不贤，都敢见臣子，不仅敢成群地见，还敢单个地见。见面时，也能说几句整个的话，尽管如此，能够大大方方地见外国人的皇帝也不多，也就康熙和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都足够羞涩，不管外国人怎么要求接见，都缘铿一面。要见，也只能随班按进贡外使之礼，在大殿之下，遥遥地看上一眼。咸丰时英法联军之所以打上北京，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咸丰皇帝不肯跟洋人建立“外交关系”，让外国公使驻在北京。最后虽然屈服了，却一直躲在热河养病，直到把自己养死。

    接茬当家的西太后，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毕竟跟过她爹外出做官，见过世面。所以，清朝第一次外国公使觐见皇帝，是在同治朝，她垂帘的时候。不过，这样的觐见，只是礼仪性的，真正的中外交涉，还是由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跟外国公使折腾开始的。当年总理衙门的人个个好脾气，不管洋人是和颜悦色还是咆哮大怒，他们都一样按部就班，以礼相待，果酒相迎。一直到庚子拳乱结束，西太后跑了又回来，总理衙门改了外务部，都是如此。顶多西太后拉几个外国公使夫人去颐和园玩玩，搞点夫人外交。真正的交涉，还是衙门里，不是在皇宫。毕竟，当时中国的领导人，还没有自己办外交的本事，更没这个习惯。不知道出访，也不知道接见来访的外国政要（干脆就不让人来）。

    1908年底，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在不到二十小时内先后死去，接班人是三岁的小皇帝溥仪，小皇帝的父亲二十五岁的醇亲王载沣做摄政王，成为实际上的当家人。这个时候，已经去美国访问的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发来消息，说是跟美国人已经谈好，准备两国互相升格，双方使馆从公使级升为大使级。当年西方列强虽然刻意要跟清朝“建交”，但骨子里还是看不起中国，所以后来的使节都是公使级的。现在的国与国的外交使节，已经没有公使级的了，除非大使因事不在，由公使级人员暂时代理。但是，在那个时代，西方列强对于中国、日本这样的弱国，都只派公使。显然，此时美国肯平等待我，不管其动机如何，都是件好事，可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但是，由于此事是由袁世凯主持的，而摄政王载沣，对于袁世凯这样的汉臣“把持”朝政，早就有看法，进而对于同光中兴以来，朝野汉重满轻的局面，大为忧虑。早就暗下决心，一朝大权在手，就要收权的。所以，即使是好事，他也疑虑重重，闻报后，要外务部和陆军部解释一下，一旦两国关系升格为大使级，会有什么后果，有哪些好处和坏处。很快，在查阅了国际法和相关资料之后，在两个部门的汇报中，有这样一条，说是升格之后，如果大使跟外交部门交涉感到不满时，可以直接要求见一国的元首直接交涉。

    其实，就当时的中美关系而言，这样的情况，只能是例外，很少发生的。所以，此事经过有关部门加注之后，当时主管外交的军机大臣袁世凯仍然极力主张要办。加上摄政王刚刚当家，此前不过是军机处一个学习上行走，而就军机处而言，袁世凯已经是前辈了。所以，说话也不太客气，断然没有往日见西太后那么恭顺。况且，他也实在不明白，为何这样的好事，摄政王就是不肯，而且说不出理由来。争执之下，看上去一向脾气不错的摄政王发了雷霆之怒，居然将桌案推翻。此时的袁世凯方才明白，人家这个时候已经是代理君主，跟他有君臣之分。君主掀了桌子，非同小可。震惊之下，袁世凯居然手足无措，腿都软了，一瘸一拐地退了下去。摄政王载沣余怒未消，尽管同为军机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和张之洞拼命地为袁世凯缓颊，还是不行。随即，一瘸一拐下去的袁世凯，被以足疾为由，开缺回家调理养病去也。其实，袁世凯的脚并没有毛病。

    后来，朝中有传说，载沣此举，是为了给他哥哥报仇才这样拿袁世凯开刀的。还有的说是原来是要杀袁世凯的头的，经过庆亲王奕劻的力争，才改了开缺免职。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据。其实光绪是否真的记恨袁世凯，就不好说。当年戊戌的事，要怪也得怪谭嗣同的鲁莽，不能怪袁世凯的所谓告密。这种传说，其实不过是一种事后的解释，在当时如果就有这样的传说，袁世凯无论如何都会事先防范的。载沣的确不喜欢袁世凯，但主要是因为袁世凯手中的权势，他要的只是权势的转移，从汉人手里把权拿过来。袁世凯被赶走，但跟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奕劻却纹丝不动，依旧做他的首席军机，只因为他是满人亲贵。但尽管如此，驱赶袁世凯之事做得这样的快，这样的突然，还是跟此项外交事宜有关。摄政王载沣，虽然此前出过一次国，1903年去德国做过赔罪使臣，见过德国皇帝的，让德国人折腾得不轻。此番屈辱的经历，看来没有增加他跟洋人打交道的胆识，反而让他更羞于见洋人。跟美国外交关系升格，人家的大使可以直接见国家元首，也就是见他，这件事让他浑身不自在。可以理解，一个从没有过这样经历的代理元首，心情是如何的忐忑。虽然仅仅是王爷，但跟皇子一样，从小也是长在深宫里，见的都是太监和女人，虽然自负，但却羞涩。当场议论时，自己不满，面对袁世凯的侃侃而谈，却讲不出道理，于是只好掀桌子了。

    满人好面子，王公贵族就更好面子。跟外国人打交道，在人们传说中，对方恰恰不讲面子，有话直说。一场场的外交交涉，总是外国人让中国人面子上下不来台。一来二去，形成了刻板印象，满人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几乎个个不乐意见洋人，跟洋人打交道。在这样的情形下，摄政王载沣怎么可能把自己放到直接和洋人交涉的情景中去？尽管在外国人，甚至袁世凯和唐绍仪看来，这不过是外交惯例，国与国之间的寻常事，但是，对于载沣，却是一种难堪到极点的尴尬事。

    虽然一直以来就安心想去掉袁世凯，但却办得如此仓促，而且选择了这样一个不是借口的借口，说不出道理的借口，实际上也没法明讲的借口。这样赶走袁世凯，实在是难以服人。诏令一下，除了袁世凯的政敌，没有什么人感到满意，连一向对袁世凯不太感冒的张之洞都觉得不妥。当时的学部侍郎严修，还公开表示抗议。各地立宪派和实力派，对此更是忧心忡忡，发起立宪请愿，其实就是这种忧心的一种表现。毕竟，想要开掉袁世凯这样的重臣，即使在西太后在世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的，没有这样的借口，只能说明朝廷自己乱了章法。

    袁世凯被赶走了，但他的势力其实还在。做事如此鲁莽灭裂的满人亲贵，一时半会儿，没法收拾人心，彻底消除袁世凯的潜势力。换上的满人不中用，换上的汉人也不卖力，掺沙子掺到北洋六镇里的士官生还有叛逆危险。不用说，正是这种蛮不讲理的罢黜，埋下了日后袁世凯再出山最终出卖朝廷的隐患。

    皇帝的膝盖

    有人说，人有膝盖，就是为了下跪用的。这话让鲁迅先生很是愤愤，曾经大加讥讽。不过，在中国的古代，人活在世上，就是得经常性地下跪，跪父母、跪长辈、跪老师、跪官长、跪皇帝，反正碰上地位比你高的人，差不多都得跪。有点大事儿，比如祭祀、丧礼、朝廷典礼，就更得跪。丧礼上的孝子，要对每个前来祭奠的人下跪磕头，如果来的人多，膝盖和额头都要经受严重考验，考验不过去的，顺便跟已逝的亲人走了，也不是没有可能。每年春节，臣子们参加皇帝的大朝会，会上赐宴，那顿饭实际上是没法子吃的，一会儿磕头，两会儿磕头，还要时刻注意不能失仪，头磕完了，仪式也结束了，如果自己不垫补点，专等着皇帝的饭，早饿得发昏了。

    由此看来，彼时人生在世，无论地位多高、出身多高贵，都得经常下跪。但是皇帝呢？皇帝贵为天子，按理说人世间没有比他地位高的人了，他的膝盖也是用来下跪的吗？天下至尊的人，当然也有要跪的地方，祭天、祭祖都要跪，像清朝的皇帝，祭孔的时候居然也跪了，但这种时候能有多少呢？不消说，皇帝如果父母在世，当然也需要跪，不过，昏定晨省都是三礼上的说法，在现实生活中没多少人真的这样操练，皇帝自然也不例外。孝道都是拿来说别人的，弄到自己头上，就得两说。一般来讲，做了皇帝，老子多半已经翘了，老子没翘，做太上皇的情形，非常之少。没了老子，剩下一个娘，问题要简单得多。唐代武则天之前，论孝道，孝顺爹娘还是有分别的，对娘理论上可以马虎一点。虽然说太后专权的事时有所闻，但细论起来，其实还是太后不专权的时候多。因为凡是女主当家之时，史书上就格外留心，浓墨重彩，所以人们印象里，好像只要是太后，都要在政治上插一手。其实不是，多数的太后都不问政事。所以，皇帝的确不需要跪什么人。人生五达尊——天、地、君、亲、师，皇帝需要跪的，也就是天和地，加上祖宗牌位，老师不用跪，老子多半已经翘了，合并到祖宗一起跪就好，娘老子如果在，下跪也是偶尔的事儿。做皇帝虽然也是一个肩膀扛脑袋，也有两个膝盖，但硬是跟常人不一样。

    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有些皇帝不但需要经常下跪，而且可能比一般人跪得还多，晚清的光绪皇帝载湉就是一个。载湉是咸丰皇帝的同父异母弟醇亲王奕譞第二个儿子，由于长子夭折，载湉就是长子。载湉的母亲，是西太后的亲妹妹，醇亲王的福晋。由于载湉跟同治皇帝载淳是堂兄弟，按道理，同治死后，即使没有后代，也应该在溥字辈的皇室近支中找一个继承帝位，过继给同治做儿子即可。但是这样一来，当家的太后叶赫那拉氏就成了太皇太后，伸手干政，离得未免太远。所以，西太后力主找载湉，让载湉当她的继子，接茬做皇帝，自己接着过太后的瘾。满朝文武慑于老太婆的淫威，没有敢说话的，只有一个死心眼的御史吴可读，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尸谏了一下，也无济于事，大局遂定。

    其实，西太后找载湉继承皇位，还有一份小小的私心，那就是说，载湉从咸丰那儿讲是侄子，从她娘家论则是亲外甥。也就是说，这个当时仅仅四岁的小男孩，是整个爱新觉罗家族中，跟她个人血缘关系最近的人。所以，当年光绪入宫之时，西太后的确是真心待他，把他当亲儿子养的。只是，这个叶赫那拉氏，不到三十岁就守寡，年纪轻轻完全没了性生活。这样年轻的寡妇，固然疼儿子，但心理多少有些变态。这个儿子不是亲的，变态多少会加重。她会有意无意对外强化他们的母子关系，强化的方式，就是母子间的仪式。这样，小小年纪，光绪的膝盖就要吃苦了，总是要对西太后跪来跪去。通过这些跪拜，一面炫耀光绪的孝，一面炫耀自己的慈，还有自家作为帝母的那份得意。光绪十六岁亲政（假的）之后，操练这份孝道，就得更加勤勉，一会儿到太后的寝殿请安、跪送，一会儿又得提前跑到太后办公的地方跪迎。无论是跪送还是跪迎，都得等太后踏实了，才能起来。太后最爱看戏，但每次演戏，都得光绪这个儿子陪着，少不了跪迎跪送不说，好戏开锣，得先让光绪打扮停当，从戏台的上场门出，下场门下，假装演戏，展示一下老菜子娱亲的孝意。

    如果说，戊戌政变之前，娘儿俩没闹翻，老太婆还有怜惜光绪的可能，这些个母子仪式，有时候还不过分。但是，政变之后，光绪成了西太后的政敌和囚徒，这样的仪式，就成了折腾人的把戏。无论在宫里宫外，在紫禁城还是颐和园，光绪的跪和拜，真的就变成了折磨人的体罚。在庚子闹义和团的时候，这种体罚最为严酷。在西太后自己，是惩罚不孝子；在那些顽固派大臣，则是惩罚二毛子皇帝。

    要说起来，光绪还真是个抗折腾的人，就这么折腾，还就是没死。在最后关头，还得有劳西太后冒天下之大不韪，毒死了光绪，才保证了江山没落到政敌手中。死后的光绪，在孙殿英的掘墓行动中，也跟西太后一样，被掘坟翻了出来，曝尸在外。

    抗折腾是抗折腾，但命苦。苦命的皇帝，更苦的膝盖。

    皇帝的衣服不好补

    一般来讲，皇帝的衣服是不用补的，每天都换新的，就算偶尔穿了两次，无论如何是等不到穿破的。但是，有的时候也有例外，满人皇帝就穿过补丁衣服。

    跟明朝的皇帝相比，清朝满人的皇帝相当敬业，也相当奢侈。明朝的皇帝建了皇宫，但皇帝住着却不舒服，大部分的地方都是用来讲仪式摆排场的。但是历代的皇帝，从来没有想过另建个园子，进里面去享福。最胡闹的明武宗，也不过建了个豹房，比起圆明园来，小小巫而已。康熙和乾隆多次下江南这样的美事，明朝皇帝也不怎么做，他们最喜欢的，无非是躲在宫里跟女人胡闹，连大臣都懒得见。宫里的宫女多、太监多，但讲到享受和排场，还真就赶不上清朝的皇帝。

    但是，清朝的皇帝由于敬业的缘故，有时候也会变得相当的节俭。乾隆是清朝盛期最后一位皇帝，在他的晚年，这个朝廷其实已经由盛转衰，只是没有人敢把实情告诉这位年事已高的十全老人，还是任由他拼命地乱花钱。没等到他翘辫子，已经做了多日傀儡皇帝的嘉庆看到国库空虚的窘境，已经心急若焚了。待到老子一死，马上厉行节约，漫说不下江南了，连例行的承德避暑都不想去了，为的就是省钱。

    这场厉行节约运动，一直延续到了他孙子咸丰时代。因为日子更紧巴了，遍地都是闹事的，洋人还来凑热闹，银子一个劲儿地往外掏，进项却少。如果清朝的皇帝跟明朝皇帝一样，天下万事不理，倒也罢了，他们可是天天天不亮就起来上朝的，所有的烂事都得操心，跟居家过日子一样，缺钱的事最糟心。道光皇帝穿补丁衣服的事，地球人都知道了，但他的儿子其实比老子还节省。道光的补丁打在朝服上，明晃晃的，朝臣们争相效法，其实就是作秀。儿子对老子一朝的弊端冷眼看多了，都比较清楚，所以轮到他当家了，不再把补丁打在外面，而在内衣上讲究起来。咸丰有件杭纱的套裤，刚上身就被蜡烛灯花不慎烧破了一个小洞，按惯例扔掉就是，但咸丰不肯，要补补再穿。于是，皇上的俭德被左右盛赞了好久，皇上也得意了好久。皇帝的旨意被执行了，过了好些日子，裤子补好了，送来一看，跟新的一样，仔细一瞧，的确有补过的痕迹，但非认真看是看不出来的。一细问才知，这样高明的补丁，是内务府交由江宁织造找高明的工匠的杰作。区区一个小窟窿，花了几百两银子。这样的工匠，所花费的工夫，内中的手艺，比《红楼梦》里连夜勇补孔雀裘的晴雯，还要多了和高了不知多少倍。有这个银子，民间可以买一打纱裤了。

    皇上的节约，也有真能省下钱来的地方。上书房门轴坏了，按照惯例，内务府是要换新的，这可是皇帝读书的地方，不比别处。但是咸丰不肯，亲自查看之后，说是修修就可以了。于是乎报修，由内务府转到工部，招商承办。有了纱裤的教训，咸丰要先报预算。预算下来，工部也真敢狮子大开口，居然要花五千两银子。咸丰听了大怒，他可没有他老子那样好说话，对于撤职查办从不吝惜。于是工部马上改口，说是五十两就够了，刚才的五千两是笔误。雷霆一怒，省了四千九百五十两白花花的银子，皇帝很高兴。其实，一个门轴而已，就算材料好点，在民间也就一两银子，一个工匠半天的活儿。

    做皇帝，原则上是不能节省的，因为有一大堆的人就指着皇帝的奢费吃饭呢。明朝有十三监的太监管事，说是有弊端，清朝改了，成立了内务府，全国上下搞特供，全国上下有机构，钱花得更多。皇帝真的要厉行节约，围绕皇帝服务的机构首先就不乐意，千方百计让你皇帝干不了，因为真的节约了，他们就没地方弄钱了。所以，皇帝但凡要省钱的地方，弄下来比不省花费还要高。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机构弄钱的大局。所以，作为帝王的俭德，补丁衣服是可以宣传用的，但真的能不能省钱，肯定要两说了。

    清代的特供

    无论什么时代，有特权，就肯定会有特供。王朝时代的特供，属于贡品，专门供给皇帝和其家人享用的。当然，外国人来华，所要奉献给皇帝的东西也叫贡品。但这种贡品皇帝一般没法指望，除了几个固定的藩属国，其他国家的贡品往往是时断时续，贡来的东西又不大好。其实说白了，就是人家看准了中国古代皇帝的虚荣，贡一还二甚至三，安着心跟中国人搞不平等贸易。这种买卖，明代的日本大名最喜欢做，在家里都个个称天朝上国，但却都喜欢到明朝来进贡，不让进贡，就勾结海盗抢，于是就有了倭寇之害。

    我在这里说的贡品，主要是供应皇帝的特供。玩赏的东西，有来自西洋的，属于奇技淫巧的玩意，比如各种花样翻新的钟表。用的东西更多，打簧表、鼻烟、皮毛大氅之类的都是。《红楼梦》里贾宝玉穿的那件俄罗斯来的孔雀金丝线的大氅，就属于贡品，专人采购送给皇帝，但被权臣们捞去的。其他产自国内的，如上等的或者专门制作的瓷器、丝织品也属于特供。吃的东西，属于贡品的更多，以至于中国国内各地哪个地方也逃不掉。这些吃食，主要是些土特产，比如福建的荔枝、龙眼、佛手还有燕窝，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的飞龙、鳇鱼、响水大米、人参，等等。

    贡品的采办，由内务府负责。清代鉴于明朝太监之祸，将供应内廷的机构，由明代太监们管的十三衙门，变成了满人管的内务府。太监专权的可能性的确降低了，但内务府人员的贪腐却一发不可收拾。不管有什么才能的人，只要干上内务府的差事，就一辈子两辈子都吃不完。内务府好些机构，就是专门负责采买皇帝特供品的。比如粤海关的监督衙门，专门负责采买西洋物件。江宁、苏州、杭州等处的织造处，专门生产供给皇家的各种丝织品。当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就做过江宁织造。织染局、绮华馆，还有都虞司，都虞司里含东北专门负责弄野物的打牲乌拉处等，还要加上各种专门生产贡品的田庄，专门养鹰鹞的鹰鹞处。在清朝中叶，内务府不算壮丁，不计太监，光职员就达到三千多人。

    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就是为了皇帝和他的家人消费之用，具体地说，就是供皇帝和家人吃喝玩乐的。特别要命的是，这样的供给，严格来说是不计成本的。同样的东西，在平民那里也许只值几文钱，但是成了贡品，就得耗费几两甚至十几两银子。响水的大米，得有专门的庄户种植，福建的佛手，也一样有专门的农户负责。反正有一种贡品，就得搭上一个机构，一连串的人手。连龙井茶，都是龙井村里有专人负责那几棵老茶树。那个时代，没有火车，也没有专门的保鲜设备，大米之类的还好，时鲜果品，尽管采用了当时能做到的保鲜措施，待千里迢迢运到北京，也是十不存一。况且，无论什么贡品，皇帝能吃几口？内务府的人近水楼台，其他有权势的人也要沾光分润。《红楼梦》里的贾家，就是一个有资格分润贡品的豪门大户，小说里说的事儿，现实肯定有。这样一来，特供的消耗就相当大了。所有的耗费，都无一例外算到皇帝身上。反正无非是把皇帝的银子，花在皇帝身上，没花在皇帝身上，也算皇帝的。

    按道理，所有贡品的采买都是要钱的。但是，皇帝的贡品，地方官谁敢说半个不字？别说给钱，还得倒找钱。也就是说，上级拨款都落到采买的胥吏口袋里不说，地方官还得给采买的胥吏塞贿赂，否则就找茬不收你的东西，过了季节，耽误了皇帝的事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反正地方官也有办法，羊毛出在羊身上，堤内损失堤外补，最后讹到小百姓身上也就是了。其间，内务府的人打着皇帝的名义到处捞钱，成本一文不名，但该办的事都办了。办来了贡品，孝敬了皇帝，顺带打点了所有的权贵，再有什么事也没人参他们。即使有不识相的御史说话，也会有人替他们说话。

    皇宫的安全与太后的脸面

    光绪六年（1880年）八月十二日，皇宫里出了件不大不小的事儿。在病中的西太后，派太监李三顺带一个小太监，给她的妹子、醇亲王的福晋送了八盒点心。因未报敬事房通知护军放行，所以出午门旁的东左门时，就给护军拦住了。其实，这种进进出出的事儿，估计太监们多半都懒得按制度申报，他们跟护军彼此也都脸熟，打个招呼也就放了。但是，这回太监李三顺碰上了死心眼，也或许是因为李三顺过于骄横——给太后送东西嘛，对护军缺乏必要的礼貌，反正是两下僵上了。一边是太后跟前的太监，一边是八旗贵胄，谁服谁呢？争吵之下，未免会有些推搡，太监李三顺乘机把食盒摔了，回去奏报西太后，说是被护军打了，连食盒都给砸了。这下事可就大了，病中的西太后雷霆大怒，告知当时还在世的慈安太后，也就是东太后，说是被人欺负了。经过立光绪为帝，二次训政，西太后气焰熏天，慈安名义上虽是正宫太后，但不过就是个摆设，断没有不给“妹子”出气的道理，两宫一心，不消说，几个护军的脑袋悬了。

    还好，太后不是军阀，没有当场下令砍人，而是将几个护军交内务府和刑部处理。但是，意思已经到了，非杀不可。

    凡是涉及太监的事儿，朝臣没有不议论的，一议论，多半对太监不利。况且，此次事件摆到台面上，分明是太监的不是，而护军不过是恪守职责，按规矩行事而已，如果换了个明白事理并且喜欢作秀的主子，可能不仅没罪，还要打赏的。但是太后是女人，女人多半有点小性子，好面子，于是，哥几个就有了性命之忧。

    如果说，当时太后一怒之下马上把人杀了，也就罢了，但是现在交刑部治罪，朝议纷纷，是非曲直如此明白的事儿，又跟太监专横不法有关，刑部要是真的按太后的意思把这几个人给斩了，不仅刑部四位堂官有麻烦，主事的军机大臣，尤其是当家的首席军机大臣奕日后自己的那张脸就没地方搁了。别的不说，回旗里都会被唾沫淹死，人家不敢骂太后，王爷是敢骂的。要知道，所谓护军就是皇家禁军，非上三旗家子弟，政治上绝对可靠，是没份的。至此，不大不小的事儿变成了大事，不止御史们纷纷上奏来争，朝中的大臣也有奏章来争。

    所以，案子审来审去，就是定不了谳，没人敢把这几个护军（其中还有一个皇家宗室）往鬼门关上送。军机大臣们也苦争不肯奉诏，每次召见都说个没完。几上几下之后，拖到十一月底，最后总算死罪免了活罪不饶，两个销去旗籍，发往黑龙江做苦差，遇赦不赦，一个宗室圈禁五年，而护军统领岳林则交部议处，最轻，官职也是保不住了。

    这样一个处罚结果，尽管护军的脑袋保住了，但是仍然让人感到愤愤。明明是太监的无理，却把板子都打在护军头上，对于太监漫说处罚，连一个字的责怪都没有，舆论没法不大哗。从来如此，凡是皇帝太后的错，如果借着宦官说事，就容易引起共鸣。但是，此时西太后决心已下，不杀护军算是让步让到家了，明诏已下，一时间没有人敢再出面谏诤。这时候，两位清流党的重量级人物出场了，一个张之洞，一个陈宝琛。此前御史和朝臣对于此事，抗争的奏章不少，但西太后见一个气一个，因为大家说来说去，都是说护军怎么冤枉，太监如何可恶。但是，张之洞和陈宝琛的奏折，则专从皇宫和太后的安全出发，把本年度刚刚发生的外人混入宫禁事件，以及嘉庆朝林清起义因太监做内应打入皇宫之事，旧事重提。强调这两个事件，都是太监干的。如果像现在这样处理，恐怕今后不仅皇宫安全难保，而且易于滋生宦官之祸。

    这样的奏折上去，恭亲王奕钦佩得不得了，连声说道，这才叫大臣的奏折。而西太后的气居然意外地平息了不少，毕竟她也是个明白人，知道张之洞和陈宝琛说得有道理，如果板子只打护军，而且重打护军，却不打太监，那么在骄纵的太监的淫威之下，还真有可能让皇宫的禁卫变成一纸空文。自家的面子固然重要，但比面子更重要的是自家的安全。性命比面子要紧，这个道理西太后还是懂的。于是，一个似乎已经定案的案子，在几天之后居然再次重议。最后的定谳是护军统领免于议处，三个当事的护军各打了一百杖，流放，旗籍保住了，宗室的圈禁也改成了两年，而且不扣钱粮。更重要的是，当事的太监李三顺也被打了三十板子，分管的总管太监被罚俸六个月。此前因熟人关系放进外人的太监，也分别被加以责罚。而在此案的最初处理中，是只罚护军，不罚太监。

    这样板子两边打，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说是不担心貂珰（宦官）之祸了。其实，这样的处罚依然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板子两边都要打，也应该是太监重、护军轻，现在居然倒过来。看来不管怎么说，西太后的面子还是需要第一位考虑的。只是，这样的结果是从护军的砍头之罪一点点争过来的，所以大家也就满意了。

    在一个王朝的天下里，最高统治者是无论如何不能得罪的。即使人家允许你提意见，也得周全地顾及人家的面子。龙颜大怒之下，没有道理好讲。一般来讲，不给有权者的身边人面子，就是不给有权者面子，不管不给面子的行为是否涉及国法，甚至涉及有权者长远的利益。幸亏西太后千不好万不好，但至少人话还能听进去一点，只要设身处地替她着想，还不是油盐不进。如果换一个混人，不仅护军的脑袋不保，恐怕一连串进谏之人，包括两位清流领袖，脑袋也得搬家。

    太后逃难图

    1900年8月14日，即庚子年的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开始攻城。当天，没有重炮轰，也没用炸药炸，这座有着高大城墙的大清国都即被攻破。也就是在这一天，西太后拉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临行前还没忘了把光绪心爱的妃子、她眼里的小妖精珍妃给推到井里淹死。此前十余日，西太后和执掌兵权的荣禄已经知道大事不好，事先让当时还留任京兆尹（北京市长）的陈夔龙准备两百辆骡车。但是，当时的北京已经兵荒马乱了好几个月，大多数的商户被吓走了，正常的贸易乃至市民生活已经不复存在。漫说两百辆骡车，就是二十辆一时也凑不齐。城破之时，子弹飞进宫里，西太后拉着光绪仓皇出逃。光绪一边逃，一边甩掉自己的朝珠缨帽，匆忙换上了平民的布衣，西太后穿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像个乡下的老婆子。跑出宫来，才挤上一辆骡车，跟着逃难的人则大多数是步行。随护的兵丁不足千人，毫无纪律，跟土匪溃兵没有什么区别，走到哪里抢到哪里，就差没抢太后和皇帝了（他们也没什么可抢的）。

    逃到哪里，其实西太后自己也没有数，反正联军攻城是从东南两个方向，他们就向北跑，出了德胜门，一直奔北。一路上虽然有人通报安排接驾，说是两宫要来，但是地方官却都跑得连影都没有。以往号称忠勇的义和团也忠义不再，没了踪迹，反正两宫碰到的不是溃兵就是游勇，连正经百姓都没有一个。别说管饭，连口水都喝不上，好容易碰上口水井，里面还都有死人或者人头。没办法，只能弄点玉米秸嚼一嚼，权当止渴。需要上厕所，也只能找那种乡村里生满蛆的蹲坑，用惯了宫里香喷喷的马桶的太后，此刻也只能屏住呼吸，在宫女的搀扶下，忍着恶心方便。有的时候大路不敢走，只能穿行玉米地，当时还处在夏末，天气很热，大热天在青纱帐里穿行，热得养尊处优的太后和皇帝一身的痱子，胳膊上被划得一道一道的血印子。晚上歇息也只能露宿，床肯定是没有的，太后和皇帝只有一条板凳，两人背靠背依偎着熬到天亮。虽然还在夏末，但北方山区的夜里还是很冷，又没带衣物，冻得两人直打哆嗦。一路从北京跑到怀来，牙未沾米，连口水都没的喝。两宫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幸好到了怀来，怀来的知县吴永没有跑，为两宫和随行人员准备了点吃的，结果还被溃兵抢了。唯一剩下一大锅的小米绿豆粥，还是吴永用身体护下来的。总算太后和皇帝有了口粥喝，两人喝得那个香，就像赶上了玉液琼浆。吴永还找到了五个鸡蛋，烧开水煮熟，进呈上去，西太后这个每日饮食要几百道菜的人，居然一口气吃了三个，剩下两个给了皇帝。在李莲英的帮助下，吴永还给太后的水烟袋里装了烟，用纸媒子点燃，让太后在出逃后第一次过了回烟瘾。尽管外面还是兵荒马乱，乱兵闹纷纷，总算到了怀来，太后和皇帝能换上吴永拿来的干净衣服，在炕上睡上一觉，大小便也有马桶可用了。

    怀来往后，西太后一直在逃，进入山西，然后转到陕西，最后在西安安定下来。但从怀来往后，勤王的兵马渐渐来了，供应也逐渐有了保障。其中，怀来县知县吴永的那一锅小米绿豆粥加五个鸡蛋，简直就像救命丹一般，是一个转折。所以，吴永的知县也不做了，西太后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护驾伺候，直升为知府。如果不是后来吴永跟第一个前来救驾的甘肃藩司岑春煊死活都不对付，而岑春煊的位置在西太后眼里又相当重要，他后来的仕途会相当的顺利。

    在清朝所有的后妃中，西太后是最会享受的一位。每日的享受，绝对超过此前任何一位皇帝。无论在宫里还是在三海或者颐和园，住的地方都是冬暖夏凉，冬天屋子下有炭火，夏天里面放着冰。无论多么贵重的衣服，从来没有穿第二次的时候，吃的则是山珍海味，很多时候，一盘价值几百两银子的菜，看一眼就扔掉了。晚清说起来好像国力不强，但物质财富却因为开放的缘故，比从前丰富了许多。国家包括宫里的收益，也比此前丰裕了不少。从前看都没看过的海外珍奇，吃的、用的都可以搞到。所以，国家虽弱，但太后的日子却过得滋润。至少比起她的夫君咸丰，和他那位需要穿补丁衣服的公公道光皇帝，实在是有天上地下的分别。

    这样滋润的日子，因为洋人破城，突然之间从天上跌落到地上，个中的滋味，谁品尝谁知道。会享受的西太后是明白人，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把改革废掉，拉着国家向后退的缘故。具体地说，就是轻信了顽固派大臣的说法，迷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贸然跟洋人开战。这样的教训，有一次就足够了，年事已高的太后，已经不可能，也没有这个本事经历第二次了。

    在当时的中国，逃难的事百姓们常有，兵灾来了要逃，水旱蝗灾也要逃。逃难，逃难，本身就是难。逃难的日子，人不如狗。位于最高层的统治者，如果自己把祸惹大了，也免不了要逃一逃。这样的教训有一次，比上多少堂居安思危的课程要强百倍。正因为如此，后来的清朝改革才会如此坚定。

    哦，空军也来了

    近代的中国虽说是落后国家，海军的发展比西方晚了好几个世纪，但空军起步却不算晚。在海外华侨的资助下，孙中山早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就有了自己的飞行员冯如和几架飞机。到1916年中华革命党在山东起兵讨袁，居然也谋划用飞机参战，只是因为地面的仗都没打起来，所以空中助战也免谈了。而国民政府则在1913年春就在法国的帮助下，建立了南苑航空学校。派留学法国学军事而且会开飞机的秦国镛为航校的校长，从法国购买了十二架双翼的教练机和一些器材，聘了几个法国教练，利用原来南苑的军营加以扩建，把操场修整成为机场，加建了一些房舍、停机棚和修理厂。“随即招考学员”，于当年的秋末就开学了。

    虽然说自清末以来，在军事现代化过程中，新式军队都是从西方学来的，但相对于陆军，海军和空军这样的军种，成员的知识含量会更高，“新”的程度也非陆军所能望其项背，即使一般的官佐，也得是专门学校毕业的。空军比海军还要洋一点，能上天飞的都是不折不扣的“军官学生”，当初选的时候就都找的有文化的。学成之后，不仅需要航空和机械方面的知识，因为法国人直接授课，外语还得过关。不像陆军，即使大老粗，只消跟长官关系好，也能混个一官半职，只要机缘凑巧，变成高级将领似乎也没问题。但是，从来都是这样，知识和学历水准高的军人，思想也比较活泛。所以，辛亥革命发生，海军被派往武汉江面镇压起义，不久就倒戈相向，给了清朝当家的权贵心理上沉重的打击。同样，航校的师生在张勋复辟发生之际，除了少数满人学员之外，绝大多数都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为此，满汉学生之间还发生了冲突，满人学员被迫离开学校。整个航校在校长秦国镛的带领下加入讨逆军，成立了“临时空军司令部”。

    在当时，即使西方的所谓空军参战的话，也只是执行侦察和通讯联络的职能。真的要参与战斗，顶多能扔几颗炸弹，吓唬吓唬地面的人，或者敌对双方驾机升空碰上了，互相用手枪放几枪过过瘾。当然，讨逆军所属的空军，当时也就只能做这点事儿。不过，由于中国落后，绝大多数人没见过飞机，徐州来的辫子军就更是不知道飞机是什么东西，所以飞机升空之后，还真是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据台湾出版的《民国初的复辟派》一书的作者胡平生考证，当时南苑空军在讨逆行动中一共出动了七次。7月5日一次，飞到永定门、丰台一带，侦查敌情。7月6日凌晨五时一次，飞到北京城里撒传单——以空军司令秦国镛名义写的警告书，吓唬人，说是城内诸军“倘执迷不悟，即以炸弹从事，玉石俱焚，后悔何及。”同日六时又一次，飞往黄村、卢沟桥和永定门一带侦查敌情。午后，连派飞机两架，先后飞往廊坊通讯联系。7日上午六时，派飞机一架飞往马厂，向段祺瑞汇报情况。七时，复派飞机一架往丰台投掷炸弹，炸散了当地的辫子军。十时，派飞机一架直接飞到皇宫上空，投掷炸弹数枚。

    当时作战双方的战况并不激烈，双方打仗近乎做游戏。飞机来了，辫子军个个抬头呆看。只听轰的一声，炸弹落下来了，炸死好几个，大家一哄而散，四散逃开。但辫子军的节节败退，跟轰炸关系也不太大。轰炸皇宫，更具有戏剧性。当日的《顺天时报》报道说：“该飞机在皇宫内投掷炸弹三枚，一弹落在乾清门外，爆裂时炸伤侍卫一员，并将伊克坦之轿夫一名炸伤，旁有一狗，亦被炸毙。”（笔者注：伊克坦者，系清废帝溥仪的满文师傅。）而溥仪的回忆，则相当有趣：

    “飞机空袭那天，我正在书房里和老师们说话，听见了飞机声和从来没听见过的爆炸声，吓得我浑身发抖，师傅们也是面无人色。在一片混乱中，太监们簇拥着我赶忙回到养心殿，好像只有睡觉的地方才是安全的。太妃们的情形更加狼狈，有的躲进卧室的角落里，有的钻到桌子底下。当时各宫人声嘈杂，乱成几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空袭，内战史上第一次使用中国空军。如果第一次的防空情形也值得说一下的话，那就是：各人躲到各人的卧室里，把廊子里的竹帘子（即雨搭）全放下来——根据太监和护军的知识，这就是最聪明的措施了。幸亏那次讨逆军的飞机并不真干，不过是恐吓了一下，只扔下三个尺把长的小炸弹。这三个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抬‘二人肩舆’的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的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角，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个半死。”

    其实，即使讨逆军想真干也干不了。据当事人回忆说，当时轰炸皇宫的飞机是南苑航校马力最大的飞机，八十马力，仅仅相当于现在的一台小型拖拉机。为了保险起见，飞机由航校的教练潘世忠驾驶。这样的飞机，根本就不能用于作战（其实在1917年，即使在如火如荼的欧洲战场上，飞机也不是用于作战的），既无投弹仪器，也无瞄准机，仅仅带了几枚十二磅的小炸弹，相当于后来的手榴弹。投弹者两只手各拿一个，两个衣服口袋里各装一个。“在投弹前，先以牙齿将弹上之保险针拔去，然后以两眼注视地上应轰炸之目标是否合适，方可投下，其简单拙笨，可想而知。飞行高度约在三百米以上，在此高度飞行最为危险，倘敌人稍有航空常识，集中火力对我猛烈射击。莫说我是一架两架，即使十架二十架，也早被敌人打下。只禁卫军和辫子军无此常识，任凭我低空飞行，随意轰炸，实属侥幸之事。”这样的所谓轰炸，根本谈不上是空袭。十二磅的小炸弹，对于当年的皇宫里的建筑，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伤害。太监们的防范措施，其实是有效的。只要躲到房子里，就伤不到，躲到床下面，就更保险了。当年的空军，无论哪个国家的，都没有这个本事空袭。而且，南苑航校的飞机，即使按当时的水准也是落后的，很多部位都是木制的。那时辫子军和皇宫护军手里的步枪，有效射程都可以达到五百至八百米，不用说还有机枪，就是步枪对天排射，飞机连驾驶员也一并报销了。

    然而，这样纸老虎式的轰炸由于炸到了皇宫，吓坏了小皇帝和他的师傅们，所起到的作用非同寻常。航校的人回忆说，轰炸完了，皇宫内务府的主管世续马上就跟航校临时司令部通电话，说“请贵校飞机不要进城，我们皇帝是不愿做了”。而另一个说法是，溥仪的师傅梁鼎芬“通过一个名叫含泽的日本人（可能是日使馆的书记官），请求日本驻北京的公使林权助，致函段祺瑞的陆军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停止轰炸”，有梁鼎芬的信函为证。而当时的报纸则称，是王士珍电告，清室已经恐慌，要求不要再炸，已派代表前去接洽谈判了。事实上，此时的废帝已经完全没有心情坐龙庭了。两天后，连张勋都逃到了荷兰使馆，一场复辟好戏彻底落幕。

    在北洋时期的内战史上，连颇具规模的海军起的作用都不大，顶多也就是敲敲边鼓，起个擂鼓助威的作用，空军就更谈不上了，但唯独此次例外。轰炸辫子军，对其造成的伤害有限，但轰炸皇宫，却对遗老遗少的威慑作用相当大。虽然说，没有空军参战，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复辟方面早晚得失败，但飞机一来，几颗威力不大的小炸弹，的确加速了复辟的结束。从清末人们就说，满人怕炸弹，此番炸弹从天上飞下来，动静实在太吓人了。此后，比较大规模的战事，比如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与国民军的战争，飞机都曾升空助战，但是所起的作用都微乎其微。对于久经战阵的老兵来说，只要扔下来的炸弹所造成的伤亡不那么厉害，头一两次害怕，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尽管他们依然不知道如何用步枪或者机枪打飞机，但飞机也对他们造成不了太大的威胁。直到1930年以后，世界上飞机有了很大的改进，空军有了长足的进步，再传到中国，空军参战才成气候。

    皇家宫苑里的艺人

    京剧的历史，一般都以乾隆年间徽班进京作为始点，但京剧真正成气候，其实是在慈禧太后当政的时期，慈禧实际上是京剧的第一功臣。在慈禧之前，京剧不过属于花部的乱弹，登不了大雅之堂。而宫里上流社会，兴的是昆曲。这种雅部的玩意儿，曲调悠扬、唱词典雅，很适合士大夫浅斟低唱的口味。而花部的诸曲，虽然高亢悠远，但唱词却鄙俚不堪，为了找辙押韵，甚至话都说不通，只有在民间才有市场。

    然而，慈禧太后是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女人，出身也不是诗礼之家，大权在握之后，闲暇依然不少。没什么文化的她，不大可能欣赏雅部的昆曲，只能把心思花在花部的乱弹上，所以正在形成中的京剧就有了自己的恩主。按规矩，宫里观戏，多半是宫里的太监演。只有乾隆破例，招外面的艺人进宫演戏。乾隆之后，几位皇帝都相当拘谨，这个例子也没怎么延下去。太监演戏，虽是专门的御用班子，但水平有限，哪满足得了慈禧的胃口？于是招外班演戏，就成为同光之间的家常便饭，时间一长，宫里的内班反倒成了点缀。清室家法，男女授受不亲，虽然是太后，但年纪并不大，招些外来的男性艺人进来，面对面演戏，似乎有碍礼法。但是，太后说了算的时代，有谁敢计较这个？

    那个时代有名的京剧艺人，几乎没有不进宫演戏的。谭鑫培、王瑶卿、侯俊山、杨月楼、杨小楼、孙菊仙等等，都是宫里的常客。其中谭鑫培最红，而杨月楼、杨小楼父子两代供奉。进宫演戏当然有好处，每月有四两银子的俸禄，十口人吃的白米，制钱一串。每次演戏，还有十两八两的赏钱，如果太后或者皇帝高兴，赏得就更多。但是，更大的好处，却还是宫外的市场。有进宫演戏的经历，在外面就会得到更多王公贵族和大权显贵的青睐，名声大，包银多，机会多。

    不消说，慈禧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迷戏，也懂戏。王瑶卿曾说，西太后听戏很善于挑眼，但挑得令人心服。她经常“降旨”，批评艺人的表演，如果艺人唱腔发声不准，尖团字不清，平仄声有了差池，该唱三十分钟的唱了四十分钟，某个动作做得不到位，眼神错了，着装有问题，等等，都会遭到批评。但是，批评归批评，断不会因此挨板子或者杀头。不像雍正处罚戏子那样，一句话说错，脑袋就没了。孙怡云演《玉堂春》，因没有人事先告诉他慈禧属羊，唱到“羊入虎口有去无回”一句没有改口，结果西太后老佛爷大怒，也就是被赶出宫去而已。而比较得宠的孙菊仙，在外面唱戏经常偷工减料，有外号叫“孙一捋儿”，到了宫里也犯老毛病。老佛爷假托皇帝降旨：“凡孙菊仙承戏，词调不允稍减。莫违。钦此。”不过是要他下次注意。唱得不好挨批，但改好了却受表扬。王瑶卿当年属于改革派，经常换点花样，过去老旦唱戏没有身段，就是捧着肚子唱，王瑶卿改了，加了身段，别人替他捏把汗，但是慈禧说好。至于像谭鑫培这样的乖巧人，在宫里演庆典戏，《战太平》一出，有句唱词是“大将难免阵头亡”，临到他唱出来，就现改了“大将临阵也风光”，后面对得上对不上不管，但老佛爷听了高兴，得了重赏。

    艺人们进宫次数多了，老佛爷又净给好脸，未免就有点放肆。据王瑶卿回忆，说他们有次在颐和园演戏，歇着的时候在乐农轩聊天，有的仰着身，有的架起腿，放肆地说笑。这时候，偏偏慈禧冲这边走过来，由于这几个人说笑声太大，根本没听见太监们例行的回避口令。如果这个时候慈禧进来，几个艺人这个样子属于不敬，按规矩至少得挨四十板子。据说一次一个名角儿到肃王府演戏，大热天在后台光着膀子乘凉，被肃王善耆发现，还打了四十板子。但是，这回明明慈禧已经听见这些人的说笑，临到乐农轩门口，突然拐了个弯，走到别处去了。显然，老佛爷故意放了他们一马。

    位于最高位的帝王和太后，对社会身份低贱的艺人特别高看一眼，甚至特别宠爱，这是有传统的。传说中的梨园之祖唐明皇，不仅创造了梨园这个概念，而且确实对供奉的艺人青眼有加。后唐庄宗李存勖（李亚子）自己下场演戏，还容忍戏子当众批他耳光。而专横跋扈的明武宗朱厚照，优人也可以在他面前讽刺当朝的权宦，没有任何风险。帝王们对诤谏的大臣可以怒目而视、大加摧折，但对于优伶，却总是笑脸相迎、优待多多。甭管儒臣们如何抱怨，只要优伶能给帝王带来欢乐，他们就一直会享受别人所享受不到的特权。喜欢谁，宠谁，就得惯着谁。

    只是，这样的宠爱，并不等于他们之间真的有交情。对于帝王或者太后来说，这样的宠爱，跟喜欢小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太后待他们再好，他们自己知道，自己也不过是玩意。当年谭鑫培初入宫供奉时，西太后看见他的名字，说道，一个金还不够他花的，要那么多金干嘛？于是，在管艺人的升平署的名单里，谭鑫培就变成了谭金培。

    光绪的京剧大批判

    京剧成为战斗的武器，在人们的记忆中，好像应该是革命年代的事情。从延安平剧院的《打渔杀家》到八个样板戏，京剧一直在战斗。“文革”是京剧战斗的高峰，其间，关在牛棚里的人挨打，据说经常伴随着样板戏的乐曲。打手一边抽人，一边哼着“誓把反动派消灭光”的唱段。当然，除了这样的革命时期，按正常人的思维，戏剧原本就是一种娱乐形式。听戏的人无论开怀大笑，还是涕泪交流，过后都是放松。听戏嘛，没有人想的是添堵。

    不过，所谓革命，也不过就是人的一种非常时期。人这种动物，每每过一阵子正常日子，就会转到非常时期去，没有革命的年月也是这样。到了非常时期，则必有非常之事，京剧这种原本找乐的玩意，还是可能被当成武器来整人的。晚清从戊戌变法到庚子闹义和团这段时期，举国上下，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有点不正常。戊戌变法，原本是为了求富强，缓解亡国危机。但是还没怎么变呢，担心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冲锋在先，不乐意变化的顽固派起哄在后，以杀掉六君子、帝后母子翻脸为标志，一个变法改革的中国，突然间翻作倒退保守封闭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从颐和园冲出来发动政变的西太后叶赫那拉氏，当然不肯承认自己从后台跳到前台，仅仅是为了自家的权力，反而固执地相信她之所为，就是因为光绪皇帝的忤逆不孝。不由分说，将维新派兵围颐和园的图谋，安到并不知情的光绪头上。按照这个道理，她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将光绪撵到中南海的瀛台，让他日日以泪洗面，对着湖面发呆。

    其实，当日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根本没有告知光绪。而光绪此前所谓的密诏，只是让臣子们想个办法，能不能既安抚了太后，又能让变法继续下去。而光绪此举，原本就是西太后给逼的，变法变到后来，怎么做都挨骂，骂得光绪已经没办法再干什么了，这才急的。而这样的骂，固然有顽固派背后拱火的原因，也无非是西太后这个老太婆在后台坐久了，对失去权势的一种担心和焦虑的折射。政变之后，如果西太后想要查清事情真相，一点都不难，查一下档案，问一下自己布置在宫里的耳目即可。可是，这个老太婆就宁愿这样糊涂着，不由分说，屎盆子就咣当扣在光绪脑袋上，而光绪按礼数又不可能辩解，也不敢辩解。其他的人，也不便或者不敢多嘴。西太后是个明白人，如果抛开个人权势的缘故，让她扪心自问，她其实明白个中的道理究竟是怎样的。但是，当时的她就不乐意这样想，一定要把光绪忤逆不孝的罪名钉死在自己的心里才舒坦。这样，她出来政变，再度训政，才有道理，也就是说，她才能心安理得。她的愤怒，其实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必须不断加强，不断愤怒，安慰剂才能很好地起作用。

    政变发生不久，就赶上光绪的生日，万岁爷的千秋节，按道理该大肆庆贺一番，但是偏偏赶上这个点，光绪的好日子就变成了他的磨难。当然，光绪虽然成了事实上的囚徒，但规矩还不能不遵守，生日还得庆贺，该吃饭得吃饭，该唱戏得唱戏。只是，进宫供奉的艺人们突然发现，千秋节演戏的戏码有点怪，不演惯常的喜庆剧目，重头戏居然是《白帝城》。《白帝城》演的是刘备被火烧连营兵败夷陵，客死在白帝城的事儿，满台的白盔白甲白幔帐，丧气极了。一个皇帝的生日，去演另一个皇帝的死日，明摆着是要恶心现在的这个皇帝。但是，西太后老佛爷定的戏码，谁敢不演？演完之后，领赏的主角谭鑫培下来，感觉到了有点不对，拼命地给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磕头，磕得头皮都出了血。后来他说，他这样做，意思就是让太后放过万岁爷。西太后没有怪罪这个小叫天，但也没有放过光绪。这段时间，宫里最爱的另一出戏是《打龙袍》，这是一出公案戏，前提是荒诞不经的宋朝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说的是包公陈州放粮归来，发现了当今皇上的亲娘，后来几经周折，皇帝和真太后母子相认，皇帝的真娘为了惩罚如此长时间不识亲娘的儿子，要包公对皇帝施刑，最后是以龙袍代替。这个戏也是演给光绪看的，一边看，西太后还一边大声嘀咕，这样不孝的儿子，漫说打龙袍，就是打皇帝本人也是对的。看完，还要求光绪表态：这戏怎么样？当今之世，有谁可以做包公啊？云云。光绪只能面红耳赤，支支吾吾说道：戏演得好。西太后冷笑一声：好，我看未必好吧？

    被关到瀛台的光绪，实际上成了囚徒。衣食不周也许不至于，但孤独绝望肯定是免不了的。但是做了高级囚徒，自杀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日子只好这样挨下来。但是，余怒未消的西太后却还不解气，尤其是她要废掉光绪的图谋，既受阻于封疆大吏，也不容于西方公使之后，这个气就更大了。

    庚子年是闹义和团的年份，义和团能有这么大气候，绕着弯说，与西太后跟光绪怄气也有关系。无非就是因为西太后和顽固派大臣，想借助义和团传说中的刀枪不入的法术，来抗衡西方列强。此时的光绪虽然已经成了朝堂上的摆设和瀛台的囚徒，但面对群魔乱舞的政局，还是尽可能表现出应该表达的抗议，不同意攻打使馆，不同意对西方十一国宣战。这样一来，儿子已经成为大阿哥（皇储）的端郡王载漪跳得更高，打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即光绪皇帝、李鸿章和奕劻，还有众多他看不上眼的大臣）的口号，还带着义和团闯宫。要不是西太后不想这样公然把光绪杀掉，光绪的脑袋还真就悬了。此时，西太后对光绪的迫害也公然升级。演戏就不演《白帝城》，也不演《打龙袍》了，因为这样的戏对皇帝还是太客气了。现在直接演《天雷报》，一个不孝之子，不孝敬爹娘，只奉承老婆，最后雷公把不孝之子劈死的故事。不消说，指桑骂槐已经不解气了，现在几乎就等于撕破脸皮公开诅咒了。就这样，每次演戏，光绪都得乖乖地陪着，演完了，还要被逼着发表观后感言。就这样，西太后还嫌不过瘾。升平署留下的档案中，关于庚子年的《天雷报》演出，老佛爷特意传旨，要演员们演的时候加五个雷公、五个闪电（都是人扮演的），狠狠地劈。此外还改剧情，不孝子张继保死后，魂见雷祖，要打八十杖，然后变成小花脸（丑角）。为了使雷祖看起来像青天大老爷，给他添开道锣、旗牌各四个，中军一名。这样的改法，意思不仅要光绪这个“不孝子”生时挨雷劈，死后还得接受审判，一顿饱打。第二个月之后，再演《天雷报》，又降旨添风伯、雨师。总之，这出戏变成了一场更为声势浩大的批判会，天雷滚滚，风雨大作。

    天上的天雷没有真的滚滚而来，人间的雷声可是来了。在这样步步升级的京剧大批判中，义和团闹得越来越凶，围攻使馆，围攻西什库教堂，全城到处是枪炮声、喊杀声。直到八国联军进城，北京城四面炮声大作，西太后连忙让地方官准备车马，还没来得及准备周全，就换上便衣仓皇北顾。临走，还没忘了把那个她眼里教唆丈夫不孝敬婆婆的妖精媳妇珍妃，给推到井里淹死。此番逃难，西太后母子一路忍饥挨饿，惊恐万状。京剧大批判，到此结束。等西太后后来回北京，这样讥讽嘲弄诅咒光绪的戏就不演了。八国联军用枪炮教育了叶赫那拉氏，是她自己错了，错得离谱，而光绪皇帝是对的。

    人世间的生活，无非就是饮食男女，吃喝玩乐，人们本质上都是要过日子的。演戏也好，听戏也罢，都是过日子的一部分。过日子难免牙齿碰舌头，人与人之间蹭出点火星也难免。但是，把过日子变成人与人的战争，把原本过日子的玩意变成战争的利器，说到底是违反人性的。试图这样操练的人，尽管是一位特别有权势的女人，但结果依然非常糟，祸害了别个，也祸害了自己。

    民国元年的第一天

    1912年1月1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其实，这一天在这个国家的多数人眼里，还是宣统三年的十一月十三日。而对于一些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而言，则是黄帝四千零六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只有在少数在华的西方人和在租界为洋人做事的中国人眼里，才是公历1912年的元旦，一年的开始。然而，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这一天定为民国的起点，民国元年的第一天。直到今天，台湾地区还是沿用民国纪年。

    民国纪年，基础就是现在我们使用的公历，但是却把1912年作为起点，一个新时代的起点。采用公历，表示了新政权追求西方文明的意向，跟临时政府体制一样，全新的美国架构，一套当时公认最先进的体制。而建元的做法，又带有传统的痕迹，有点类似过去的改朝换代，改换纪年，表示万象更始。用诗人胡风的一句诗来表示就是，时间开始了。

    时间开始的那一刻，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一个全新的共和政府问世。孙中山在前两江总督府、新的总统府，在各省代表面前，宣誓。词曰：“倾覆清廷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然后，身穿西式大礼服的孙中山从各省代表手中接过大总统印，启印，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显然，共和国的创立者们选择元旦这一天开国是刻意而为的，为的就是开始一个跟公历元旦重叠的起始点。为了这刻意，政府组织相当仓促，元旦那天仅仅选出来一个临时大总统，连副总统和内阁阁员，都是第三天才问世的。显然，他们没来得及。

    就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这天，他给当时为清朝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打了一封电报，表示他不过是“暂时承乏”，意思只要袁世凯肯反正，这个总统的位置就让给他。但是，被让的对象袁世凯却并不高兴，相当不高兴。虽然说他并不想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热衷于做曹操或者王莽，取爱新觉罗氏天下以代之，也有点怕背这个罪名，并且对于清朝也没有多少的眷恋，毕竟这个王朝不久前曾经很无理地得罪过他。可是，他对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体制也毫无信心。作为混迹宦海多年的老官僚，他深知当年的中国人到底是个什么德行。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民族，骤然之间没了皇帝，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对他来说，最佳的方案就是他此前热衷的君主立宪，保留清室的帝位，把老对头摄政王载沣赶走，责任内阁对国会负责，而责任内阁则由他负责。这样，他虽然没有君主或者总统的头衔，但却实际控制一切。当时的清政府其实已经大体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工夫，原本气壮如牛包揽一切的清廷少年权贵们，已经满口答应将政体从原来设计的德日二元君主制，迅速进步到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在几个月前还豪气冲天，强行驱散立宪请愿代表，推出皇族内阁的摄政王载沣，面对武昌起义遍地烽烟的局面，居然马上变得像绵羊一样乖，绵羊一样的百无一能。在内阁会议上，他听任庆亲王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摆布，老老实实同意请袁世凯出山，全然忘却了他在三年前怎么把人赶走的。即使跟他同为少年权贵的现任恭亲王溥伟提醒，这样做对他不利，他也无可奈何。而那桐这个号称当年最聪明的满人，不管当时算盘如何，他后来说起用袁世凯不过是赌博。赌一把，还有希望，不赌，就只有等死了。在1911年5月还踌躇满志的满人亲贵，终于发现其实他们一点用都没有，一点本事没有，能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也就只能抓了。

    大权在握的袁世凯，虽然还有些牵制的因素，但基本上可以控制北方。理论上南北方正在交战，但谈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先是袁世凯的代表跟武昌的黎元洪的代表谈，然后是南北方的代表在上海谈，同时，段祺瑞也派了人，在跟南方一些军政实力派谈。袁世凯的意图很清楚，坚持君主立宪，让清帝虚位。这个主张，也得到了列强中的日本和英国的支持。在南方阵营，最接近袁世凯主张的是黎元洪。这个原本被革命党人拿枪逼出来的都督，真的行使起权力来，还真的非等闲之辈，在立宪派的支持下，很快从黎菩萨变成黎都督，掌控了湖北的局面。黎元洪这个首义都督，一时间俨然成为革命领袖，武汉成为起义各省的核心。但是，很快到来的北洋军的进攻，汉口和汉阳的失陷，让黎元洪气势大减，谈判代表不得不移师上海。南京的光复，则让革命党势力大增。此消彼长，南方也就没有了同意袁世凯主张的市场。等袁世凯悟到这一点，急令前线的冯国璋罢兵时，已是木已成舟的时候。

    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如果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袁世凯就得以武力扫平起义各省。尽管北洋军能战，但毕竟兵力不足，更关键的是，军饷军费都不继。一个武汉战斗，已经耗尽了皇宫的内帑，清政府已经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应急了。财赋之地的南方，已经叛乱，而列强又不肯给清政府资助。当然，如果袁世凯坚持要打，也不是不可以。当年的战事，装备水准低，只要弹药和粮食供给得上，士兵乐意效命，仗就可以打。但是，这样打下去，即使是袁世凯也完全没有胜算。那么多起义省份，武汉的革命军不中用，谁知道哪个地方会冒出一支能打的军队来呢？如果有幸战而胜之，当然万事皆遂，万一战败了，他的本钱也就没了。要知道，北洋不过六镇（六个师），能战的老兵只能越打越少，袁世凯本钱有限，真的要是丢了，他可就输到家了。

    再看起义各省，说起来每个地方都当家作主，大肆招兵扩军。革命阵营骤然之间就有了几十万大军，而且规模还在继续扩张中。此前一个省不过一旅正规军，现在则可以有四到五个师，遍地的师长、旅长。但是，这些军队大多为刚招的新兵，从前经过点训练的老兵都成了军官，而且还有大量的会党、土匪、流氓混入其间。南京光复之后，长江下游成为南北对峙的主战场，光集聚在南京附加的北伐军就有二十几万，各个系统、各地的军队都有。甚至还有来自广东、上海、浙江的女子北伐队。这样的军队不仅纪律不佳，战斗力极弱，而且自由散漫，极端民主化。士兵变成的军官，很多人急于享乐，有钱就找小老婆、逛窑子、找情人。干别的都行，就是打仗不行。

    虽然说各省革命军开初组建的时候，由于有各省藩库里的结余，军费还可以支撑，但是这些结余很快就被耗光，军队扩张无节制，加上又开到新的地方，所以，北伐军最大的问题也是经费无着。当然，这些杂乱的军队，训练和整顿都谈不上，基本上战斗力等于零。好在所谓前线根本就没有战事，所有的北伐军都在当地吃喝玩乐，军费花光了，就哗变抢劫。各军中比较好的广东部队，最后遣返回乡之际，很多军官都带了当地的女人，别的军队就不用说了。所以，尽管革命党内部不乏反对孙中山让位的意见，但实际上孙中山却硬气不起来。

    北洋军人少，无力也无心扫荡革命，而革命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多半是虚张声势，也没有能力北伐，扫荡北庭。关键是，袁世凯也不了解起义各省的实情，面对声势浩大的起义各省，他的确不敢想能再做一次曾国藩，挽救这个朝廷。反过来，革命党要想革命成功，似乎最便捷也最可行的方式，就是劝说袁世凯反正。同时我们知道，其实起义各省内，革命党的力量还不若立宪派，即使临时政府的组成也是如此。各个部门，如果是革命党的主官，那么肯定要有一个立宪党人的副手，反之亦然。连临时政府的开办费用，都是立宪党人领袖张謇出面张罗来的。而立宪党人，更喜欢袁世凯，也更喜欢让革命变得更平和一些，不流血的反正能达到目的，当然最好。只是，即使是立宪党人，面对一个已经丧失威信、令他们伤心的皇室，显然没有心情维护之。对他们来说，如果有机会选择一个更先进的制度，何尝不可以试试。当初拥护立宪，是因为担心清廷的阻抗，革命的破坏，现在已经革命了，这样担忧也就没必要了。

    所以，当时的情形，尽管袁世凯不无遗憾，但实际上他已经被逼到墙角，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共和，同意接受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无疑，对他和他的北洋系来说，这都是唯一的选择，也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于是，南北和谈顺利达成协议，刚刚还率领众将官通电誓死捍卫君主立宪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只能摇身一变，通电拥护共和。尽管很多北洋军的将领未必喜欢清朝的倒台，对共和更是没有感觉，但三年没有主公袁世凯的日子，让他们深痛地感觉到了主公的重要性。在满人和袁世凯之间，选择袁世凯是当然的。也就是说，在政治上，袁世凯的选择就是他们的选择，共和也好，立宪也罢，一切以袁世凯为归依。1912年1月1日这天，孙中山在前两江总督府的宣告，实际上等于按下了一个新中国模式的按钮。这个按钮一旦被按下，中国就只能选择共和了。

    当然，满人还没有完全甘心，袁世凯也不便武力逼宫。易代之际，戏总是要做足的。不甘就这样缴械投降的满人亲贵，铁良、溥伟和良弼等人，组织了宗社党，妄图做最后一搏。有人甚至准备组织满人军队和警察，在最后时刻出来拼力一搏，有人还张罗给所有的满人发枪，摆出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架势。只是，经过两百六十多年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早就没有了昔日的雄风。不仅没有人做敢死队，即便听到传说汉人要杀光他们，他们也连抵抗的勇气都没有。即便是由满人组成的禁卫军，也没有这个胆儿。在御前会议上，带兵的亲贵都说不知兵，不能带兵打仗，而一个从来没带过兵的花花公子溥伟要请缨上阵，却又没人相信他。满人唯一能指望的人，就是那个带兵攻下汉口和汉阳的冯国璋。说是只要有钱给他，就可以上阵。可是可怜的隆裕皇太后却又拿不出钱来，当年西太后攒那点金子，都已经给了袁世凯。让王公大臣们捐献，又没有人肯出血。其实，即使能拿出钱来，冯国璋没有袁世凯的旨意，是绝不会出面的。北洋团体的利益高于朝廷利益，这在北洋系是一个共识。这个共识，恰是满人三年前无理剥夺袁世凯权力激成的。

    最令满人雪上加霜的是，民国成立不久，京城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袁世凯遇刺，虽然没有伤到他，但他从此再也不上朝了，可以放任让他的部下赵秉钧和胡惟德去逼宫，免得自己抹不开脸。同时，前禁卫军的统领良弼被一个革命党人刺杀，炸断了一条腿，居然不久就不治身亡。良弼是满人中最知兵的一个将才，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也是满人中最有勇气和胆略的一人。他的被刺，吓走了所有有心抵抗的满人亲贵。至此以后，隆裕皇太后要想召集满人议事，已经找不到人了。满人亲贵，不是去了天津租界，就是逃到了日本人治下的大连。而皇城的禁卫军，只消统领冯国璋答应他们保障待遇，就立马连鼓噪的勇气都没有了。同时，善于玩权术的袁大公子袁克定，还找一些流氓到皇宫周围扔炸弹，吓唬宫里的人。

    刺杀袁世凯，是北方革命党人不满南方革命党的“妥协”而做出的抗争，但是这个抗争没有伤到袁世凯，反倒便宜了他。而刺杀良弼如果也是北方革命党所为，则更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当然，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其实就是袁世凯指使的，连给良弼看伤的医生，都受到了袁大公子的收买。至于在皇宫外面扔炸弹，更是一种恐吓式的逼宫。

    一向软弱无能，从来没有当家主事的隆裕皇太后，哪里能抗得住这样的威吓和压力。很快，这位孤立无援的中年妇人就缴械投降，同意签署退位诏书。在同意之后，可怜她居然连哭诉都见不到袁世凯的面，只能哀求赵秉钧和胡惟德拿出良心，一定要保证袁世凯答应的优待条件，可别坑了她们孤儿寡母。就这样在民国成立之后的第二个月，1912年的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昭告天下。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至此宣告正式终结。当然，最后在帝制完结过程中办手续的隆裕皇太后，成了满人的众矢之的，原本就没有多少人缘的她，很快就在众人背后的嘁嘁喳喳中死去。

    然而，帝制告终，民国成立，真正感到兴奋的，只是都市里的少数人。上海的报纸对此进行了大肆的渲染，好像中国从此就会一帆风顺，步入坦途，甚至很快就会强大起来，跻身世界列强之林。上海的街头，人们开始换洋装，穿西服，戴西式礼帽，称为文明帽，手拿西式手杖，称为文明棍，演西方来的话剧，称为文明戏。西式的洋乐队一时间特别走红，官方和民间，无论大事小事，婚丧嫁娶，都请他们出来吹奏。但是，大都市以外的地方变化却不大，除了革命党人到处剪辫子，城乡的面貌依旧。在绍兴做中学校长的鲁迅，发现绍兴的真正变化，是天还没冷，当家的革命党人已经换上了皮袍子。作为首都的南京（后来袁世凯做总统，首都又改回了北京），居民对剪辫子认账，但却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东西，非要让他们说，他们只当那是新皇帝。而北京的居民连剪辫子都不认账，还编出了歌谣，讽刺剪辫子的人。北洋军的士兵，即使剪辫令是袁世凯下的，还是令几乎所有的人痛苦不堪。很多人辫子被剪掉之后，会郑重其事地包起来，留好，说是死后要一块埋进棺材里。南方的革命军士兵感觉好得多，脑后的辫子没有了，半短的头发，像今天的流行歌星一样，散乱地垂在脑后。而在更广大的内地，很多农民至少在1912年这个民国元年，其实不知道天已经变了。那里的县官，还是穿着清朝的补服在升堂议事，照样让人下跪、打板子，无论小脚还是辫子，都依旧保留。

    中国变民国了，但民国的新气象却不多。政府还是那个政府，商铺还是那些商铺，学校也还是那些学校。整体上社会的秩序，却有点乱。很多百姓都说，没了皇帝，就没有王法了，那么做点出格的事儿，也就没有人管了。那些原来对清朝的覆灭无动于衷的官僚，在清朝灭亡之后突然发现了前朝的好处，迫不及待开始怀旧，平地里冒出来一堆遗老遗少。但是，清朝回不来了，帝制也回不来了。中国，只能挂着共和国的招牌，沿着共和国的道路往前走，再艰难也得走。在这条路上跋涉，从一百年前的那一天，1912年的1月1日，就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宿命。

    有一种抉择叫退位

    末代皇帝的命运都很惨，但在清末帝溥仪看来，他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这样的命运，从1912年2月12日他退位那日起，就已经命中注定了。那年的溥仪年方六岁，除了吃喝拉撒和玩耍，什么都不知道。决定清朝命运的对话，在他的记忆中，只是隆裕太后跟一个矮胖的老头之间的哭哭啼啼。

    皇帝退位的决定，是隆裕皇太后做的。而退位诏书，是晚清最有名的状元张謇的手笔。几百字的退位诏书，只说了三件事：第一，为顺应民意、避免战乱，宣布退位；第二，结束帝制，建立共和立宪政体；第三，由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最后一条后来有好些人不满，认为一个垮了台的太后还要指定人组织政府，带有授权的意味。但是，尽管袁世凯也承认自己做总统不是清帝的授权，而是民意的归向，但加上这一条，对于当时的他而言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里，这对自己的合法性大有裨益。

    包子没有从天上掉下来的。清帝的退位，实际上是独立各省的革命党和立宪党人与袁世凯联手促成的。甚至连不买南北和谈的账，执意要单打独斗，到处扔炸弹的北方革命党人，也有份儿。如果不是他们炸死了最有用的满人宗社党干将良弼，满人亲贵怎么可能远的跑到大连、青岛，近的躲进天津租界，上朝时，让个隆裕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如果不是他们袭击了袁世凯，袁世凯怎么会有借口躲起来不见，让自己的亲信赵秉钧和胡惟德两个出面成天逼宫。

    其实，武昌起义之后，接手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倒真的没像人们说的那样，成心要做王莽和曹操。他的如意算盘，无非是维持君主立宪体制，皇帝虚位，自己当家。为此，他逼走了当年逼他走的摄政王，让隆裕临朝称制，领着一个六岁的小皇帝做君主，虚位的君主。可惜，这样的算盘，独立各省无论如何都不肯同意。即便是很有实力的立宪党人，已然革命了，也没觉得没有皇帝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此前倒行逆施的满人亲贵，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信任，顺势过一把“最先进制度”的瘾，也不是什么坏事。面对如此多的独立省份，袁世凯自然也没有信心荡平叛乱。况且，人家已经给足了他面子——只要他反正，就是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

    亲手在退位诏书上盖上玉玺，办完王朝火化手续的隆裕太后，其实是一个可怜人。长得太丑，跟西太后关系又太近，一生都不招光绪皇帝待见。做了清朝最后一个临朝的太后，却似乎只是为了替小皇帝办退位手续。而她自己，也不像后来某些史家说的那样识大体。当时最强硬的满人亲贵，所指望的无非是一个冯国璋。而冯国璋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听袁世凯的。隆裕的妥协是无可奈何，她担心如果再不妥协，恐怕退位的优待条件都没了。毕竟人家答应了保留皇家财产，还可以躲在宫苑里做小皇帝，每年还有四百万两的岁费（后来其实一个子都没给）。输光了的时候，剩条短裤也是好的。隆裕最后用玉玺的时候，哭天抢地对赵秉钧和胡惟德说的，就是让他们拿出良心来，千万保证他们娘儿俩的安全，保证优待条件的不落空。当然，背后操盘的袁世凯，是乐意给他的前主子一点优待的，毕竟他要面对他过去的同僚，面对北方保守气氛浓烈的民意。即使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真的革命了，也没有像过去在宣传品上说的那样对满人赶尽杀绝，能放手也乐意放手。后来孙中山进北京，还见了隆裕和摄政王载沣，彼此握手言欢。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的终结，从本质上讲是被赶下台的，但下台的过程，却是一场谈判后的妥协。对于某些特别激进的革命党人来说，这样的妥协多少有点难以令人满意，留了一个帝制的小小的尾巴——共和政府总统以外国君主之礼对待下台的皇帝。但是，对于相当多清廷的旧臣，很多保守的北方士大夫，却是一个能接受的结局。儒家思想具有中庸和妥协精神，但号称信奉儒家的国人，在政治操作中偏少妥协，即使妥协，也是假妥协。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不到鱼死网破，不肯善罢甘休。中国共和制的建立以这样一种妥协开始，不仅减少了杀戮和破坏，而且营造了一种相对平和的气氛。此后北洋时期固然办共和办得并不好，但政争和战争，烈度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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