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支边青年的返城大潮涌过之后，还有许多上海人继续留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80年代中期，胡耀邦总书记去阿克苏视察，时任农一师政治部主任的倪豪梅，当年也是来自上海的女青年，她代表大家在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一辈子扎根边疆了，希望能留个根在上海。”胡耀邦听了当即表示：“这个要求不过分。”
后来上面专门出台了政策，同意每户上海支边青年，包括夫妻一方不是上海人的，可以安排一个子女回沪。但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有监护人；二，年满16岁；三，初中毕业。
就是这样一群代表父母回到故乡的青少年，因为他们从小生长在新疆，讲的是新疆味儿的普通话，所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在上海有个共同的称谓，叫做“小新疆”。作为生长在新疆的支边青年二代，当他们有机会离开那里迁往上海的时候，其实和父母返城的心情并不相同。父辈是要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他们是将去往一个陌生的城市。事实上，允许一个子女回沪的政策，不单是改变了这些子女的前途，也决定了留在新疆的那些父母的最后归属。
太阳初升的时候，边走边回头
在杨清良、朱静华上海的家里，墙上挂着镜框，是他们四口在团场的家门前照的相。当他们第一次在上海买了新房以后，朱静华就说：“今后不管儿子到什么程度，富也好贫也好，这张照片一定要挂出来。”另一张照片上，是他们抱着刚百天的小儿子杨杰，在地窝子外面，旁边是一堆木柴。朱静华看着这张照片说：“真的不甘心一辈子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叫我回到上海去扫地，我也愿意，不管干什么活都愿意。”
确实，到了他们这些人有孩子以后，再想念上海的家，就不仅仅因为自己要回去，更多的是想到下一代了。
李梦桃也是在家里指着照片说：“拍照的时候，大女儿李岚四岁，二女儿李静两岁。”那时他们一家在北疆的偏远牧场，孩子长到四岁还没有吃过西瓜。后来有一次八一建军节部队的人下来，给他们送了两个瓜，他的女儿都问：“爸爸，爸爸，这是什么？能不能吃？”
李梦桃的大女儿李岚，1991年落户到上海。她那时想象中的上海是个多么繁华的大城市，就想着去看看。到了上海一下火车，叔叔来接她，跟她讲：“你考进的是纺织厂技校。”这个消息给她的打击特别大。心里难受，心想自己分数考得挺高，为什么会进了毛纺厂技校？
杨清良和朱静华的小儿子杨杰，是在1980年随父母回沪。他甚至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去上海，觉得在新疆好好的，为什么要去上海？印象最深的就是离开阿克苏那一天，妈妈跟他说：“我们再也不回这里了，我们就要去上海了。”可是杨杰当时听了很伤心。
走的时候太阳刚升起来，一出阿克苏就有一大片的开阔地带，非常漂亮，当时杨杰说：“妈妈，能不能让司机叔叔停停车，我想下去看一看。”他下去看了十多分钟，太冷了，就上了车。车继续开着，杨杰一直回头看着，直到看不见了。但那一切都深深印在了他的记忆里。
看不到稍微大一点的天空
如果说上海拥挤的石库门老屋，承载的是父母对家园的向往；那么这些老屋对生长在宽广天地的“小新疆”来说，却几乎成了不堪回首的记忆。
到了上海那天，只能先住到外婆家，小杨杰的第一反应是，他在心里叫起来：“天哪，今天晚上我睡哪儿啊？”他看到只有前间一张床，后间一张床，听说一共要睡十个人，几个小孩就要打地铺，等于是床上床下都要有人。他的父母也得睡地铺，床上挤着几个人，睡地铺的半个身子在床下，头在外面。小杨杰觉得这个事情太恐怖了。实际上，那段时间，他每天最怕的就是睡觉的时候。
于是他增加了一个毛病，晚上不睡觉。父母必须有一个陪着他才能睡，两个人如果都去谋生计不在家，他就坚决不睡，他们几点回来他几点睡，害得外婆姨妈有时候轮流抱他到半夜两三点。
外婆家那个小间只有七平方米，就是一张小床，旁边是方桌，一家十口人都在上面吃饭，吃完饭，再把九吋的电视机放在上面。大人挤在前面看电视，孩子在旁边写作业，这几个孩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成长。
开始的时候，上海的亲人们，是真心实意欢迎他们回来。因为年迈的父母会觉得，自己的子女已经苦了，下一代能够回来一个，留个根在上海，不是很好吗。但是真的回来以后，这个情绪就改变了。比如说床往哪儿放？都是眼前很实在的问题。而且，这些人回来以后，把原来家庭内部的平衡也打破了。比如女儿的小孩子从新疆回来，户口要报进来，儿子那边可能就会想，将来这点财产的分配、这房子留给谁，不是又多了一个变数吗？
毛国胜的长子毛维俭，1990年落户上海。回忆起刚来上海的那一段，他看到了这个城市背后的东西，比方说它有南京路，但是也有很多棚户区，看上去很狭小的弄堂。他每天吃完饭特别想出去走一走。他印象最深，感觉和新疆最不一样的是，在这里看不到天，这个给他的压抑最大，觉得好像看不到稍微大一点、像样一点的天。
他们住的房子，记得外婆那间朝西，这房子两层，对面紧挨的房子是三层，所以他只能看到对面房子的一面墙壁，两座房子之间仅仅只有一米，只能看到斜三角的很小一块天。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就看到这么大一块天，没有星星，晚上天是红颜色的。”
继续留在新疆的王祖炯夫妇，把十六岁的女儿送回上海的老父亲家中落户，结果，却受到同一屋檐下的家人的冷落。王祖炯的弟弟以前也是知青，在云南十年，弟媳同样是云南知青，应该都知道离家在外的不容易。但在听说王祖炯的女儿要回来之前，他把他那间屋子的锁换掉了。这么大的女孩子也不能跟爷爷住在一起，怎么办？一进屋有个小厨房，饭桌、煤气灶都在一起，只能在这里搭张钢丝床，晚上搭，白天收。煤气灶就在边上，老父亲怕煤气中毒，寒冬腊月窗户都要开一条缝，房子是高楼，朝北，风呼呼的。孩子睡在这个床上，在被子里不知道偷偷哭了多少回。
李岚离开了北塔山的家到上海落户，一个女孩子远离父母到陌生的城市投亲靠友，最难熬的就是过年。奶奶年纪大，晚上很早就睡，李岚就是吃好饭一个人傻傻地呆着，电视也不敢看，因为怕影响奶奶睡觉。心里好孤单的那种，也不愿当着奶奶的面哭，就等奶奶睡着了，自己藏在被子里哭。
刚开始的那几年春节，李岚事先在超市买的零食、啤酒、糖果，一个人先看一会儿春节晚会，然后看奶奶睡着了就关上电视，搬个凳子到阳台上，把啤酒打开，倒上一小杯。家里也没有电话可以和新疆的爸妈通话。快到十二点了，到处都在放烟花，自己是一边流泪，一边吃东西，一边看外边放烟花，一边想着爸爸妈妈和妹妹。那个时候李岚挺恨爸爸的，心里总想，为什么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她不愿意回上海，还是愿意待在新疆，至少是跟爸爸妈妈在一块儿。
奇怪，好好地干吗查视力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狭小拥挤的亭子间让杨杰感到窒息，那么学校会成为他向往的乐园吗？像他这样一个天性喜欢大自然的孩子，初到大城市，却被查出视力有问题。当返城的父母正奔波劳碌在社会的底层，这些外来的孩子其实也处在学校和社会的边缘。太多的不适应，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太多的压抑。杨杰从一个活泼外向的孩子，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了。
杨杰首先感到，在上海的学校里整天都要坐得非常端正，上课必须要很仔细地听，老师讲课非常快，也不会讲一些比较好玩儿的事情。而他们在新疆团场的学校，老师都是同一个连队的，平时都认识，叫叔叔阿姨，对孩子很亲切，会经常讲一些生活中好玩儿的事，讲一些常识。比如教晚上怎么看星星，判断相对的位置，知道自己的角度应该往哪里走；白天教看光线，看树的影子，判断方位，包括大概的时间，教会学生判断出来。
对于这里的视力表，杨杰直到后来才搞清楚，是要E的方向朝哪边就往哪边指。以前他不知道，从来没检查过视力，在新疆他们也没什么同学是近视的。结果这里的老师就以为他视力很差。他自己还弄不明白，为什么我每个E都能看得见，却说我视力不好？
老师用一根细棍儿在视力表上指的时候，杨杰以为那意思就是，能不能看清？能看清的话就再往下认。所以他一个劲儿地往下指，因为他能看清，不管什么方向的他都一个劲儿往下指。结果，老师把细棍儿丢到一边。这还没算完，放学以后没让他走，他发现他的妈妈被叫到学校来了。老师问：“你家的孩子怎么视力这么差？这样子还怎么上学？”杨杰的母亲朱静华觉得很意外，小杨杰在旁边听着更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要检查视力，我好好地干吗要检查视力呢？
他跟这里的同学唯一有共同语言的就是连环画，因为他只看连环画，其他的完全没有办法沟通。他不知道他们想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算那样算的。他们好像很小就会算，比如说：“这种铅笔要到那边去买，那边可能便宜一点。”杨杰觉得这个累不累，算它干吗呢。
他小时候在新疆，像孩子王一样，整天带着一帮小孩子东冲西杀。回到上海之后话却越来越少。多年以后过春节的时候，杨杰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去看外婆，听见外婆在跟他的儿子唠叨说：“你爸爸呀，小时候跟谁也不说话，整天就坐在那边，拿一个小刀刮椅子。竹椅子，拿个小刀这样刮呀刮，跟谁也不说话。”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吧，杨杰大学时学的是工科，但是毕业之后玩儿音乐去了，从此沉醉在音乐的创作中。
在返城潮涌动的时候，毛国胜夫妇选择留了下来，继续在团场的中学教书。而风闻许多人回到上海之后的漂泊和困境，他们庆幸为两个儿子保持了稳定的学习环境。1989年，政策允许一户支边青年可以有一个子女落户上海。第二年，毛国胜的大儿子毛维俭考上了上海的重点高中。头一天去学校，父子在上海的街头相伴而行，寥寥数语，是两代人对未来的期许，压在心底的父子情也在那一刻流露出来。
从家走过去大概二十分钟的样子，父亲说：“我陪你走过去。”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下来，又对儿子说：“爸爸就送你到这里，以后你要靠自己了。”当时毛维俭一下子觉得挺难过，对父亲说：“行了，你走吧。”他背着包转过身就走，走了不到一个街口，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他觉得父亲也挺难，当时就回头看了一下，看到父亲躲在一座钟的旁边没有走，父亲一看他转头，就背过身去了。
毛维俭当时在想一个问题，多长时间没有拥抱过父亲了。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看露天电影，晚上觉得最安全的是什么？哪怕是最害怕的电影，趴在爸爸的背上，闻着他的气味儿，那么宽的肩膀，就觉得安全了。到这个时候毛维俭忽然想，刚才怎么没拥抱父亲一下。他一边走一边流泪，不敢回头。他确实像父亲说的那样在想，剩下来就是自己去面对生活了。
毛国胜送大儿子走的这天，他自己就返回新疆喀什了。他在抽屉里给毛维俭留下一封信，上面说：“你是男子汉了，岁数不大，但现在是独自一人，要靠自己生活。爸爸当初走的时候到那边什么人都没有，什么条件都没有，你也是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但毕竟这个地方有很多东西是已经存在的，只要去抓住机会。”然后他写道：“送你六个字，‘不要怕，不要悔。’做什么事不要怕，怕了不要做，做了就不要怕；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信用，有承诺，做了以后不要后悔。”
在回新疆之前，毛国胜已经对儿子讲过：“你现在除了一个户口，其他什么都没有，都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
毛维俭考入上海的重点高中，但是当坐在教室里听课的时候，也像杨杰一样遇到了困惑和问题。他印象特别深的，开学第一天坐在位子上，同一排有个女生，一听说他是从新疆来的，就问：“哎，你小时候读书，是不是天天赶着一群羊到草地上去听课呀？”
毛维俭也是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儿。他是回到上海以后才知道“小虎队”什么的，以前从来不知道；连香港“四大天王”，他都是回来才知道的。当然在聊天的时候就会引别人说：“你这个人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他特别不适应老师用上海话讲物理、讲化学。他们以前在家里，从小听到父母用上海话在交流，但是一转身，跟他们讲就是普通话。当时父母大概觉得，他们不太可能回到上海了。
一紧张，说成了买一张一锅
与今天的海纳百川有所不同，上海的排外曾经为其他地方的人所共知。在计划经济年代，得天独厚的商业和轻工业地位，使得上海人对外地人往往另眼相看。“小新疆”们虽然有了一纸上海户口，但是一开口说话就让人当成了土气的外乡客。一边是西部的大漠旷野，一边是东部的密集城市，这种反差让“小新疆”们感受得特别真切。
李岚强迫自己说的第一句上海话是什么？她上车，坐公共汽车去叔叔家，那个时候一角钱一张车票，如果用上海话跟售票员讲，应该就是那样……其实在等车的过程中，她在心里默念了很多遍，等上了车，看到售票员一紧张，她把这句话说成了“买一张一锅”，售票员盯着她看了半天。李岚已经念了很多遍，但是上去跟人家要讲上海话的时候，还是讲错了。
对毛维俭来说，买东西比较难，费好大劲儿讲不出上海话，人家就很凶地问：“你要买什么？讲清楚讲，讲不清楚不要买。”开始经常会这样。晚上走到大街上，觉得一下子光怪陆离的，车来车往，声音很响，到处都是霓虹灯。有时候觉得很漂亮，站在那儿看，也不知道站的什么地方。因为这里分机动车道、自行车道、人行道，新疆的团场那边根本不分这个，小时候在连队就连柏油路都没有，最好的是石子路，一走过去都是灰。
有一次他又站在那里看，突然有个骑自行车的过来，骑得很快，一下子撞到他。毛维俭往旁边躲了躲，还被那人骂一句：“眼睛瞎了！挡道！”毛维俭没说什么，那人又骂了一句，大概是外地的乡巴佬之类，就气愤地走掉了。毛维俭待在那里一看裤子也脏了，感觉这个地方不是自己的世界，灯光越是亮，越觉得自己是在黑暗里面。
挺长的一段时间，至少在高中的三年里，毛维俭觉得不属于这个城市。处处让他感到是从外地来的，只是有了这样一个户口；但是从生活习惯，或者思维方式上都不太像这里的人。
杨杰在新疆不怕走丢，因为路很好认，但是上海街道纵横，路都差不多，人好像掉到蜘蛛网里面一样，完全不知道东南西北在哪儿。有很多路，他花了很长时间才记住。不过他很谨慎，一般不独自出门，这个地方不熟，就想尽办法找人陪着一块儿去，没人陪就不去。
实际上对杨杰的父母杨清良、朱静华来说，他们是从小在上海长大，从上海出去的；杨杰跟这个情况正好相反，他从小在新疆长大，然后被带到上海。往往一个人出生在哪里，在什么地方成长的，就总是更怀念那个地方。做父母的总认为，在团场那样的地方孩子会没有出头之日；说白了就是，我本来不是农民，却变成农民了，现在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变成农民，至少应该是非农吧。
母亲朱静华起先并不了解孩子们的感受，因为从来没听他们讲过。但是有一次她儿子的朋友讲了一句话，给她触动很大，他说：“阿姨，其实我们这一代比你们还要难，我们从小来到上海，都是在边缘生活，都是在人家异样的眼光里长大的。”这句话真的给朱静华震动很大，才知道原来他们的成长比父母可能还艰难，只不过难的方式不一样。
何百成的儿子刚到上海的时候特别不习惯，买了火车票又回新疆去了。何百成硬是让他再到上海去，他对儿子讲：“我们交给你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你必须在上海站住脚。你站住了，我们退休了才能回去；否则的话，你站不住脚，我们就再也回不来了。”后来他的儿子光荣地承担起了这个使命。
毛国胜在团场的一个熟人，他女儿回到上海中专毕业后，幸运地分配到上海港务局，应该是很好的工作。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姑娘突然辞职回新疆了。毛国胜在喀什碰到她，问她：“你为什么不愿意在上海住，要回来？”她说：“叔叔，我跟你讲，生活不习惯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那里的气氛让我受不了，感到很压抑。现在你看我一回来情绪就好了。”
那是1993年，毛国胜还在喀什的农三师工作，他借一次回上海出差的机会，接触了不少独自在上海的“小新疆”。临去的时候，他所在单位的同乡们都找他说：“你回去帮我们看看，我的孩子在上海生活得究竟怎么样。”到上海以后，毛国胜专门抽空联系了这些子女。孩子们见了从父母那边来的人都很高兴，可以把有些话说一下了，毕竟他们在上海没地方好说。
有的年轻人对毛国胜说：“叔叔，上海真好，确实好，你看大街上，比农场不知好多少倍。我们也希望融入到上海，做一个上海人，但是总被人家叫‘小新疆’。我们很矛盾，很困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不过，毛国胜一问：“你们觉得还能在这里坚持下去吗？”结果，他们都说下决心不回去了。或许正是从小在新疆的环境里磨炼了他们的意志，使他们不仅要登陆上海滩，而且有信心要占住自己的一块地方。
第一个月工资，孝敬你们
日日夜夜，跟着父母生活在狭小拥挤的亭子间，耳闻目睹他们的艰辛谋生，让杨杰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在新疆团场的时候，是半军事化的生活，杨杰这样的小孩子是不知道钱是要赚来的，不知道要做很多工作才能赚到。也不大清楚是要有了钱之后才能买吃的，有衣服穿。
来到上海以后，母亲朱静华主要做一些手工活、针线活，都是厂里放的一些外活。她做过长毛绒玩具、小木偶之类的，经常会把活拿回家里来，给玩具粘帽子、粘手臂等等，家里的小孩子也都帮着一块儿粘。她每天从早上起来开始做一直到晚上十二点，手几乎一刻不停。除了吃饭，把碗筷放下来就接着做，不是用缝纫机就是手缝。床边一点点的地方，正好放缝纫机，只能一个人勉强坐下去，晚上把小台灯放在边上。邻居之间就隔一层木板，很晚了，她还在踩缝纫机，人家都没说什么。
父亲杨清良是辆黄鱼车帮人送货，就像北京的三轮车。一车子几百公斤的货，上桥的时候拼命拉，拼命推。杨杰经常坐车后面，因为爸爸怕他没地方去，他又不爱跟别的孩子玩儿，就带他在身边。杨杰坐在车上的货物堆中，看着光怪陆离的城市在眼前闪过，心里就想：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在新疆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跑到上海来这么累呢？
新疆兵团的上海支边青年二代，在各种场合常常被别人问起：“你是哪里人？”他们往往一时不大好回答，需要多说几句，告诉人家：“爸妈是上海人，但去了新疆；我自己生长在新疆，户口又落回上海。所以，我应该算是上海人吧。”
接下来，他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要活得像个上海人。实际上由于不少家庭都是先把孩子送回来，所以他们许多人就相当于父母返城的小小先遣队，基本上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依赖父母，而是要靠自身的努力，在上海抢滩登陆。
四十多年前，品学兼优的毛国胜因为大资本家的出身而与大学无缘。1993年，他的大儿子毛维俭如愿考取复旦大学。那天，他打电话给父母，报告自己考进复旦了。但是又觉得家里负担蛮大，跟父亲讲：“学费挺贵的，两千六百元。”这在当时是够高的。父亲毛国胜说：“我和你母亲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大学，你只管安心读书。”
在大学里，毛维俭显得比同龄人心事多一些。毕业在即，他被大家戏称为“面试王”。他的不懈努力有了明显成效，多家知名外企有意录用他，最终他却选择了一家工资待遇稍逊的大型国企。之后没用多少年，他已经在这家大型国企的分公司做到财务总监。他的父母也在2004年从喀什的农三师退休回到上海。
毛维俭的那一段求职过程颇有意思。毕业前，在大学宿舍的楼层里，别人总见到他打领带往外走，问他：“干吗去？”回答：“面试。”有人问：“你要面试多少家啊？”此外就是他老有信，楼下的门卫喊，几零几房间的毛维俭，有你的信。别人拿过来说：“你看都是公司的，是不是又叫你去面试？”他跑去面试没钱打出租，就坐公交车倒来倒去。买了一套好西装，八百块钱，很贵了；不过也很值，那套西装在他们宿舍里大家都借用。
真正把毛维俭的决心一下子敲定下来的，是那家公司财务部的领导。当时毛维俭对他的印象不是很好，看他穿的那件T恤好像皱巴巴的，不是很讲仪表的样子。但是这位领导对他笑眯眯的，毛维俭也不认识，就走了过去。人力资源部的人拉住他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就是以后你们的头。就是他跟我们说，想要你来的。”毛维俭就停下来转头看看，那位领导马上走过来，把他的手给握住，对他说：“小毛，你爸爸妈妈还在新疆吧？”毛维俭一下子挺受触动，他简历里是这么写的。
领导又说：“你还有个弟弟吧，读初中还是高中？”随便这么聊了两句。后来有机会他跟毛维俭说了一句话：“我以前是在黑龙江插队的。”他也是插队的，这个感情不是装出来的。当时的这位领导，让毛维俭确定了自己的选择。
他上班以后是从7月的二十几号开始算工资，算半个月。到月初发一半工资的时候，大概是一千五百多块，毛维俭把整数取了一千块，寄到新疆去。写了一句话：“这是第一个月的工资，孝敬你们。”
父亲毛国胜在取钱之前复印了这张汇款单，留个纪念。他在底下写了一段话：“二十一年来都是我们给他花钱，现在他给我们寄钱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毛国胜在电话里对儿子说：“我们会记住这件事，你有工作了，领到工资了，寄点钱给我们，很好。今后需要花钱的地方还多，比如买房子，要懂得节约。”
毛国胜保存的，还有两个儿子中秋节给他们寄钱的汇款单，而他们在边上写的留言是：“从前总是你们给我们压岁钱，现在我们长大工作了，以后该是我们给你们压岁钱。祝你们在新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钱，毛国胜夫妇都没有用，把它存了起来。
现在，毛维俭觉得曾经的梦想实现了。自己结了婚有了房子，弟弟有个地方住，父母在上海也有地方住，全家人从新疆搬回上海又团聚了。他挺满足，基本的生活能保障，就觉得开心。算起来，他在上海生活的时间已经比在新疆长了。以前他每过一年都会自己算，到2004年是个分水岭，他在新疆跟在上海的时间正好对等，都是十四年。他十四岁只身来到上海，比父母去新疆时年龄还要小，当人生又一个十四年的时候，他已经在这里完全自立了。
拿九百块这么多的工资了
从1964年开始，李梦桃在农六师待了四十多个年头。他曾经是中蒙边境高海拔的北塔山牧场唯一留下的上海青年。北塔山遥远偏僻，气候寒冷，植被稀缺，只有哈萨克牧民散居在荒凉的山地。
“马背医生”李梦桃，走遍了牧区的每一处毡房，为条件艰苦的哈萨克牧民送医送药。长期工作在边境牧场的李梦桃，当年在大家都返城的情况下，选择坚持下去。在女儿李岚的儿时记忆中，父亲的形象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李岚记得，少数民族朋友称呼爸爸都是小李子。她和妹妹小的时候对爸爸印象不深，因为爸爸一出去都是几个月才回来。回来以后，那个灰头土脸的样子，时间长了头发也是灰白白的，又长，胡子一大把。“你说我们还能认识他吗？都叫他叔叔，哪个认识他，我和妹妹都不认识他了。等他全部洗好了，弄好了，胡子刮了，头发理理顺，噢，这个是爸爸。”
上海浦东地区开发的时候，亲戚朋友也帮李梦桃在活动，浦东有些新建的医院也想让他去，他毕竟是有医德有经验有副高职称的专业人员。但是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医生，在上海应该说太多了；可是这样的医生留在新疆很有用，特别是留在北塔山很有用，人家很需要。因为是所谓的“万金油医生”，是全科医生，可以给当地牧民解决许多实际问题。牧民对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医生，就会欢迎，就会当做救星来对待。
远在上海的大女儿李岚，也像父亲一样努力着。女儿的倔强性格似乎与父亲一脉相承。她从纺织厂出来之后找工作，几经辗转进了餐馆打工。后来成为一家酒楼的店长。
李岚刚开始干餐饮这行的时候，做传菜员，跑菜的，端着菜跑到确定的台子，把菜名报了，上菜。她劲头可大了，不停地来回端菜上菜。结果，有一次主管要找她谈话，李岚以为他要训自己。心想，干得挺卖力的，干什么还要说我？主管说：“我不是要说你不好。你看你在那里跑菜，整个一中午就没看见别人出来过，就你一个人跑。”可是李岚觉得高兴，自己愿意啊。
那次到发工资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她兜里好像只有两分钱。但是两分钱能干什么呢？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能干。她只能走路上下班。因为在单位里上班，有饭吃，还有夜宵，那么就吃好了再回来。
但是这个星期有一天是她休息，怎么办？她就从前一天晚上开始看电视和借来的录像片，看得晚一点，再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起来以后把衣服洗掉，屋里整理一下。差不多又快晚上了，继续看电视，看完电视接着睡觉。睡到次日早上，跑到单位里去吃饭。她坚决不借钱，因为没钱花是自己造成的，是她没有把钱计划好，所以到这个时间就应该没饭吃。
六个月以后，李岚的工资从五百五十块涨到九百块。第一次拿到这九百块的时候，她眼泪都掉下来了。她对自己说：“李岚呀李岚你不容易，终于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拿九百块这么多的工资了！”
在餐厅里她会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客人，也遇到过搞医学方面的人，人家随口问起她：“小姑娘，你是哪里的？”李岚说：“在新疆长大，但我是支边青年子女，户口回到上海的。”人家就说：“新疆医学界有个李梦桃的。”李岚说：“那是我爸！”人家都特别吃惊：“啊，真的？是你爸爸？”那个时候李岚觉得可开心了，因为在这里也有人知道她的爸爸。
对李岚来说，既然已经出来了，已经走到现在这一步，就要再努力地走下去。不管将来是什么样，努力过了，充实过自己了，就可以了。没有让爸妈担心，这样就够了。但是如果有机会，她还是想跟全家在一起，还是想回新疆。
她从1991年到上海，十几年没有跟爸妈过一次年。2003年那次她辞职，就是特意选择在过年的时候，之后就赶着回家过年了。
李梦桃在牧区长大的二女儿李静也像他一样，在团场医院成为一名医务人员。她工作有十年了。有人问她：“你向往上海吗？”她说：“那肯定的。”不过，李静又说：“我觉得对现在很满足。上海是个很发达的城市，也是我父亲的故乡，我只能说是去旅游，或者是看看亲人，肯定会去的。但是新疆这里是我生长和工作的地方，我也热爱这里，热爱自己的工作。”
嘱咐她，不要说是新疆回来的
在上海市区的一座写字楼里，有一家物流公司，创办人叫刘伟，她也是上海支边青年的二代。刘伟从兰州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先给人家打工，2001年自己开公司做老板。现在，包括她姐姐，她另外一个同学，还有做外勤的，都是新疆支边青年的子女。她觉得相对于上海本地长大的年轻人，他们应该是更能吃苦耐劳。因为在这个新的环境中，开始没有人认可你，就要更努力一点。
但不可回避的是，这些支边青年二代，背负着生存的压力。在婚恋方面往往要遇到或多或少的波折。他们当初回来，普遍的情况是，男生进了钢铁厂，女生进了纺织厂。一个男孩子在钢铁厂，没房子，没存款，要说在这边找个不错的对象，那是蛮难的。家里没有住房给你，说到存款，当初父母往返在路上，全都“铺铁路”了。就算父母回到上海，工作了几年，能有多高的收入？所以这些人的择偶条件往往比较低。
尽管刘伟是兰州大学毕业回来的，但是当时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人家介绍对象时，先嘱咐她这么一句：“你可不要说你是新疆回来的。”
一次，在刘伟的公司里，进来一位送快递的男青年，经介绍得知，他叫张双平，也是支边青年的二代。他1989年落户上海，父母还一直在新疆。他骑着摩托送快递，风很大，他一路更是风风火火，争分夺秒。为了多挣一份工钱，张双平跟人商量，把自己的保安工作调到夜班，白天就可以兼职跑快递了。他刚回上海时分配到钢笔厂，没几年遇上国企倒闭和职工下岗，两万块钱买断工龄后，他就一直在做各种能够得到聘用的工作。他刚回来的时候没觉得怎样，几年以后，人家招工的都要什么学历，自己就没信心去找好的工作了。如今他的固定工作是在小区做保安，夜里在几个小区轮回巡逻。
现在他最大的烦恼还是住的地方没解决。他讲道：“很多事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过他觉得理解父母那一代人，他们也不容易，当初去新疆不也像自己回到上海时的年龄；他们当年也是离开父母，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去，那边的条件当然比上海差得多，可是那么多年也熬下来了。
上海最早有互联网的时候，杨杰是第九十位个人申请的用户。他通过自学，现在已经成为IT音乐界的佼佼者，专门给知名品牌网络游戏制作音乐和音效。在他自己的公司录音室里，他坐在工作台前用设备模拟出新疆那种风暴的声音。
杨杰操作的时候，电脑上显示出声音波幅，音箱放出音响效果。他说：“嗯，差不多应该是这样子的。我希望能够录到那种风暴的声音。不遥远，对我来说不遥远，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新疆在我的记忆里，所有的声音都是很有颗粒感的那种；像磁带一样，很有颗粒感的声音。”
当年，那些跟着父母，辗转去江苏盐城海丰农场的子女，就读于那里的中学，同样曾经是支边青年的中学老师对他们有这样一番告诫：“你们现在是在考什么？你们就是在考户口。考你们自己的户口，也是考你们父母的户口！”
一代支边青年的还乡梦，在他们子女的身上延续着；子女们怀着父辈的祈望，回归到“美丽的新世界”。而他们，各自有多少梦圆，又有多少的失意。
这些年来，上海支边青年的人生起伏，有形无形中影响到子女；而反过来，子女的生存努力，也时时牵动着父母。这其中，跨越新疆与上海的曲折经历，是两代人都抹不去的共同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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