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支边青年的大批返城，是从1980年底开始。不长的几年，连同子女，总有十余万人如潮水般离去，还有一些留了下来，就像被大潮留在了沙滩上。那些返城的人，重新又回到十几年前出发的地方；他们发现，当初一分钱盖个章迁出户口的豪情壮志，换来的是融入这座城市的步履维艰。再次回到人生的起跑线，他们四下看看，新的一代已经赶上来，超过去。而他们拿什么与人家竞争、与命运赛跑呢？
回来的兴奋变成不知所措
同样是走在中国版图这条由东到西的铁路干线上，同样是这趟54/52次列车，与他们当年离开上海奔赴新疆的情景相比，已经形成了太大的反差。当初站台一路高歌地离开，如今拼命争抢扒上火车。从沿海都市到西部大漠，再从大漠到都市，这样的轮回中，他们也由少男少女，变成了拖儿带女；由意气风发，变成了早生华发。
当列车驶进上海站，在车厢的厕所门口站了三天四夜的聂崇良挪动脚步，被人们拥挤着跳下车，立稳在站台上，这时才发现鞋带绷断了，脚已经肿起来。而第一个感觉，是脸上扑面而来的湿润空气，自己干裂的皮肤好像马上涂了一层油。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在心里说：“这个空气，真是太好了，这可真是人间啊！”
带着妻儿，背着大包小包从车上下来的余加安，一下车，也是立在那老旧而熟悉的站台上，他对自己说的第一句话是：“上海呀，我总算回来了！”但是这句话说过去以后，心里突然感到一种失落，怎么办？以后怎么办？
终于挤进了这座繁华的城市，尽管曾经生长在此，尽管对它日思夜想，但是并不等于就被这座城市接纳了。即使有了相应的政策，他们返城后仍然要独立面对融入城市的重重障碍。许多人初回上海的兴奋，很快被不知所措代替；对前途不知所措，对生存不知所措。
在拥挤的站台上，余加安的岳父雇了辆黄鱼车来接女儿女婿回家。刚巧这位骑黄鱼车的，也是位返城不久的知青，为谋生计骑辆黄鱼车拉人拉东西。余加安他们坐到车上以后，这位骑车的问了一句：“朋友，怎么，新疆回来的？”余加安点头说：“对，新疆回来的。”那人又边骑边说：“你看我回来了还不是只能干这个。那么朋友，你回来以后准备怎么办呢？”没等余加安想好了回答，他的老岳父接了一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自己想办法，自谋生路吧。”余加安听了就在想，“自谋生路”，怎么个自谋呢？自己到底能干什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各个城市都是住房矛盾突出，多年的政治运动已经折腾得百业凋敝，民居的建设更是长期滞后。人口在膨胀，住房却没有多少增加。
聂崇良从车站一路走过去，到了那条街以后，明明是自己家的门口，但看看都不认识了。倒不是因为搞了什么新的建设，本来整栋花园洋房都是他们家的，但已经全都被别人住了。他们一家只能挤到三层的阁楼，就一点点的地方。他站在接下，父亲出来了，却几乎认不出儿子，父亲说：“是四儿吗？”聂崇良说：“是啊，我就是啊。”父亲说：“快上去，快上去！”到了家里，一看住着那么多人，一家子人都挤在上面。
余加安遇到的情况也差不多，家还是老样子，没变；唯一变的，人多了。原来弄堂里头，清清爽爽的人不多。他们在1980年底回来时候，上海与十几年前他们走的时候没什么变化，弄堂还是老弄堂，房子还是老房子，但是人成倍地多了。
同样在1980年回沪的安康，也有这样的感受。他在新疆呆了十七年，回来以后，看到的城市却几乎没有一点变化。可是他们这些人变化了，人都长大了；不但自己长大了，还娶了老婆有了小孩儿。
哪怕仅仅只有一张床铺
当年动员上海青年去新疆支边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减轻城市的人口和就业压力；但是当他们多年以后重返家乡的时候，又带回来了好几口人。他们中间年轻的也已经三十岁出头，必须重新开始为房子、为工作这些最基本的东西而奋斗。其中少数能够有机会接班，顶替父母工作的属于幸运者，多数人只能依靠自己去到处想办法解决生计。而他们面临的头一件事，也是最紧迫的，就是怎样能有个栖身之处，哪怕仅仅是一张床铺。
从某种程度上说，上海的家里人希望他们回来，但是又有点怕他们回来。做父母的总是希望，儿女能从那么偏远的地方回到身边，可是他们真的一回来，最现实的问题是，住在哪里呀？
像顾幸运还真的是幸运，1982年她回来的时候，家里还能给她留一张睡觉的床，那就是说短期内不会有问题，长期肯定还是有矛盾。而有的人回来了，家里连张床都没有怎么办？
周敦福从小就住，回来又住了几十年的是石库门房子。原来他们一家用，后来两家用。里边隔成两间屋子，外面等于是客厅，都是老式的。当时有的人比周敦福差多了，只能借房子，他们都羡慕他有房子住。”
1980年举家回沪的杨清良和朱静华，他们夫妇和孩子四口，岳父母两口，还有她的三个妹妹加上外甥四口，都住在一起。两个亭子间一个十一平方米，一个七平方米，要住这十个人。怎么住呢？就是“向立体发展”，床底下再打地铺，把棉絮摊在地下，就这么过。爸妈跟她的两个妹妹睡在床上，四个成年人就一张一米二宽的床。妹妹当时二十几岁，已经工作了，他们各自上中班、早班、晚班，就轮着睡。其他的人睡地上，人一半在床底下，一半在外面。
吃喝拉撒全在这小小的房子里面。那七平方米的房间里还放个马桶，一家十口人吃饭的时候，有的要方便了就在马桶上方便，其他人在旁边吃饭，真是受不了。特别是夏天，最不方便的是洗澡，晚上一个人在屋里洗澡，全家人都要躲到阳台上，幸亏还有个阳台。这阳台也是几户公用的。
即使这样，他们也觉得可以了。毕竟在他们旁边，有的支边回来的人就睡在弄堂里，有的是在弄堂口的地上用芦秸围一围就住了。
刚回来的那段日子，对安康来说同样是不堪回首。他和妻子史美云也是带孩子住在岳父母家，就一个亭子间，最多不超过十个平方米，父母加兄弟姐妹七个人就这么大空间。首先一个，解手怎么办？那么小的房子，在床角弄块塑料布围上，放个马桶，就在那儿方便。要来个人想方便时真是麻烦，一般女的来就在屋里解决，男的都跑到外面很远的公共厕所解手去。下午天热，一个挨一个用盆在屋里洗澡，晚上别人要睡觉就没办法洗澡了。这种情况不是一家两家这样，很普遍，家家没有单独的厨卫，都只能这样。
一家子回来，弟弟没法结婚了
他们刚回来的时候，都是很高兴的，沉浸在回家团圆的喜悦中。想不到回到上海没多久，情况就两样了。因为他们回来以后，可以讲起码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因为住房的原因跟家里闹矛盾。为了房子，一家人大打出手的也不少见。他们在外面结婚了，拖家带口回到上海，给双方家庭带来很大压力。就像安康说的：“双方家庭一下子接受不了了。住在我家，我弟弟没办法结婚；住在她家，她家里傻了。”
一看到他们回来，当时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安康的弟弟。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回来，他不能结婚了。父亲留下的房子就那么一大间、一小间，他们四口占小间不行。如果他们住大间，弟弟结婚又不合适。弟弟也难，因为在上海这种条件的找老婆成个家不容易，一个小青年，就靠那点工资，父亲去世了，那么只能靠这个房子。结果哥哥忽然带一家子回来了，不是影响他吗？
他们住到家里以后，就跟弟弟出现了矛盾。弟弟未来的丈母娘直接不客气地提出来了：“你哥哥这样子怎么行呢？你要把你哥哥赶出去。不然你哥哥一家不出去，我这个女儿跟你怎么结婚？”
不久发生了这样的事，安康正在屋里吃饭，弟弟那时他还没结婚，进来把锅里的饭一倒，说：“这锅是我的，你不要动。”这是很过分了，可是安康没跟他发火。为什么？潜意识里，安康已经觉得他们在上海的人，和自己从新疆回来的人想的不一样，没办法。而且确确实实自己一家回来，都住到家里，影响他了。如果自己没回来，这房子本来是弟弟住，他结婚就没问题了。
李良高一家四口回来的时候，他弟弟的婚期也不得不推迟。他们家是石库门的房子，只有十三点二平方米，上面的小阁楼七平方米。在李良高办理顶替手续即将回来之前，弟弟是清楚的，而他本来准备结婚，但没办法。弟弟和未婚妻商量以后，给哥哥写信说：“你们能有机会回来很不容易，先回来再说吧。”李良高很过意不去，那时弟弟也二十七八岁了。他回信说：“到了上海以后，我肯定会想办法的。”但其实他心里根本没底，哪里知道会有什么办法。
家里就这么大面积，父母，还有弟弟，他们一家再回来住怎么办？后来的权宜之计是，李良高带了一个儿子，睡在父母家，在阁楼上搭地铺；他妻子带着一个小的孩子住到她父母家去，那边家里的人比这边还多，条件自然也好不了多少。
结果一回来就夫妻分居了，这是没办法的，因为哪边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四口人在一起的生活空间。他们就这样分居了很长时间。李良高下了班往哪里去？常常是在马路上转，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
那时候他们这些返城的人，应该说年纪都还比较轻，好不容易一起回来了，却没有办法住在一起。回到魂牵梦绕、阔别多年的上海，许多夫妻反而要开始经历长时间的分居了。
当重归故里的时候，家是什么？当没有一间房子的时候，家又在哪里？这成了困扰他们许多人的问题。环境有时候会决定人的心态，在如此压抑的生存空间下，家人之间可能也会变得难以相容。
对安康来说，不止自己家里这边难以容身，妻子史美云那边的家也一样，也是很反感。反感到什么程度？妻子在家里是大女儿，但是她母亲有时候还揍她，打她。打她的意思，实际上是想赶他们一家走。因为看到他们没法解决落户，没法解决工作，她父母当然着急，不知道这个状况会拖多长时间，会拖上多少年，谁也说不清。
史美云的母亲生气地对她说：“你们照这个样子，还不如回新疆去。”可是回去又怎样，那边的东西都没有了，再回去谁也不愿意，只能在上海忍着。被母亲打的那次，史美云自己的大女儿就在边上。母亲打她，她也不能还手。结果，大女儿把她拉到边上去，对她说：“妈妈，你不要哭。咱们会有自己房子的。”多年以后史美云的大女儿买了房子，让他们住了进去。
生活境遇相似的朱静华觉得，家里人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能容纳自己也是不容易了。有一次对她的触动特别大，她的外甥刚会说话，拉着她问：“大妈妈，大妈妈，你的家在哪里？你怎么不带我去？”朱静华当时就掉眼泪了，因为在上海还没有她的家。刚回来她最忌讳的一句话，最不愿意讲的一句话，就是当人家问起时，不得不回答：“我是新疆回来的。”感觉只要走在马路上，如果人家知道你是新疆支边回来的，就像看劳改犯放出来的差不多。
余加安记得，那时候对他们从新疆回来的，人家总是用贬低的眼光在看。60年代去支边的时候挺光荣，戴大红花去的；现在回来了，坐公交车上开口买票，到商店开口问价，最好不要露出是支边回来的，常被看不起。
安康说：“我们这些人家庭条件好的几乎没有，多数都是家里那么多兄弟姐妹，家庭各方面条件不好的到新疆去，也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离家时间很长了，感情也无形中疏远了一些。而且现在回来又穷得要命，不是美国回来的，不是香港回来的，是从新疆来的，还要占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这批人回来以后，在社会上，在家里家外，一段时间往往都被瞧不起。一个字：穷。”
欧阳琏讲得干脆：“关键是经济问题。身上有钱，不是亲人也是亲人。”
还真的有一些人，实在受不了这样的环境，受不了跟父母兄弟姐妹或亲戚的吵闹，觉得大城市里的这种人情世态，远远不如往日在团场里、连队里的那种环境亲切舒心，便又返回新疆去了。
落不上户口，吃饭都成问题
由于当初在阿克苏发起的返城请愿行动被平息，其延续的后果是，大多数自行回到上海的支边者长年落户无门。好不容易回来的，又不愿意再被退回去。80年代初，不单是大件物品，连生活必需品也仍然是凭票供应；如果你在这个城市没有落下户口，不要说在理论上无法证明你是谁，就连吃饭这个最实际的事都很成问题。肉票、鱼票、布票……到这时候依旧是买什么都要票。许多人回来很长时间还是户口没有落，那些票一样都领不到，吃饭就得靠家里挤出来。
吃饭，一要钱，二要粮票。每户的“购粮本”里是按人头，一个人买一个人的粮，有严格定量。他们户口还没报上，谁会发给你粮票。余加安以前的那些老同学，没去新疆支边的，联系上以后对他还不错，听说他回来了，很同情，每个月一家拿十斤二十斤的粮票凑给他。后来意识到只给他粮票没有购粮本怎么卖粮？大家便轮流给他送点米。在那个年代，能这样做很不简单了。
如果问三十多年前的上海，最紧张的是什么？很多经历过的人会马上回答：住房。当时法院经常受理这样的案子，返城的人带着孩子回到上海，亲朋不给上户口，怎么协调都不行，又没法判，最后只好调解，签字画押，返城的人书面保证孩子长大之后，不要房子，才能落上户。
安康夫妇在返城的人中属于幸运者，他们双双有望顶替父母的公职，并且一旦接班，按照政策可以落户。但房子成了落户的难题，没有确定住所，就没法落户；而落到家人的房子上，须得到他们的同意。为得到一纸户口，依然需要历经诸多周折。
由于关系一时间闹得紧张，安康的弟弟把户口本拿走了，不给他报。大概是担心安康一报上户口，这个房子就是他这一家占了。虽然后来户口指标下来了，但是这边却拿走户口本不给报。岳父家里那边开始也不给报，因为考虑到女儿史美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房子就这么大，二十二个平方米，怎么办？父母还要考虑儿子成家的，根本没法再顾及女儿这一家四口。
后来安康的岳父对女儿女婿的难处也看不下去了，同意折中一下，对他们说：“你们在我这边报户口可以，但要给我立上字据，保证今后你们不要家里的房子。”他们听到这么一松口，马上很爽快地写了个保证书，这样才报上户口了。
户口，从过去到今天，在中国百姓的生活中实在一言难尽。那时，他们中间还有更多的人，把在新疆发的户粮关系和工资证明一直揣在口袋里，迟迟无处落户，这种情况，也就是人们戏称的“袋袋户口”。
只有落户口才能解决生计，没有落户，工作没法找，后面的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主要的还不是你有没有能耐，当然自己可以做点小买卖赚钱，那是另外的事，但是没有户口，工商营业执照就无法办理。
杨清良、朱静华夫妇就走到了这一步，回来没过多久，他们原来仅有的一点钱花完了，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做什么好。户口没有，身上也没本钱，又没什么人好依靠，在上海简直没有叫天叫地可以应的地方。只能咬紧牙关，跟在新疆一样地起早摸黑，开始做小生意，偷着贩卖海鲜，贩卖蔬菜，就这样子支撑着一点点熬出来。
晚上跑到乡下捉蟋蟀，白天卖
真的发现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也许就连后顾之忧也没有了，他们个个开始了赤手空拳打天下。那个时候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回城的大龄支边青年、知识青年摆地摊的身影。像他们这些经过边疆十几年磨炼的人，纷纷开始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谋生。一筹莫展的时候，余加安首先想起的，是当初在火车站接他回家的那个拉黄鱼车的知青。
他这个昔日在团部的文教干事，还真的干了这个事情，晚上骑着黄鱼车到码头上去拉人。有时候从十里铺，一直拉到中山北路，那么远的路，一趟五块钱。天很冷，骑着黄鱼车，把人家送到那里，自己却出了一身大汗。汗在里头，风一刮更冷。半夜三更遇到那些联防的或警察出来，问一句：“你这个黄鱼车哪来的？”就把车子给收走了。
骑车拉人没有执照不行，余加安又想到摆康乐球台，摆在了自家的弄堂口，一毛钱打一盘。他还不敢大大方方坐在外边守这个摊子，交给弄堂里那些小家伙，说：“你们去，看人家打，把钱帮我收回来就行。给你们提成！”
后来他又做小买卖，一开始张口真难哪，吆喝不出来，这做什么生意。张口第一句，那是大着胆子喊的：“苹果啊，苹果！”其实声音也不大。别看余加安曾经在团场是文艺骨干，经常上台宣传演出，亮开嗓子又喊又唱，但是一落到自己不得不上街摆摊做买卖的地步，就不一样了。还是有心理障碍吧，就是死活张不开口。
到后来，他又卖过布，卖过炒螺丝，做过油墩子、萝卜丝饼，能卖什么挣点钱就卖什么。那些年他做过的事情简直多了，当过保安，当过列车员，看过自行车车棚。与此同时，他老婆李小女到老家的乡下去卖布，附近江浙的乡下人还都是做衣服穿，喜欢城里的“洋布”，其实就是的确良、人造棉之类。她还给医院手术室的手术服消毒，烫白大褂，干了十多年。在新疆他们不管怎么样，不需要这样拼命想办法赚钱，每月至少有工资，回到上海吃饭成问题了，不赚钱怎么办？
每天清晨四五点钟余加安就要到码头上去接货。跟乡下来的那些人接上头了，商量说：“你的货给我吧。”正讲着，后边来两个城管，余加安没等转身，就感觉有人把裤腰一提，喝声：“走！”就被带走了。有些货不能放的呀，比如像螃蟹，一放时间长了，错过时头，卖不出去就死了，死了损失的就是钱。
开始余加安碰到这种倒霉事的时候，还跟抓他的人说好话：“把我们放了吧，我们从新疆回来混口饭吃。”但是不行，人家不听。后来他横下一条心，跟那些人吵：“我十七岁出去，在外面艰苦那么多年，回来，不做，没饭吃；做，你们又不让做！还让不让人活！”这大概就属于早期的商贩与城管的故事。只不过那时候上海的小商贩，大多是各种情况返城回来的大龄青年。
有一次余加安在浙江路的电影院门口卖橘子，来个小流氓，问他：“嘿，你这橘子甜不甜？”余加安说：“甜的。”他说：“我吃吃看。”余加安说：“你吃吧，先尝后买没问题。”他吃了，还要再拿。余加安问：“你怎么的？”他瞪眼说：“怎么样？吃你几个橘子怎么样？”这时候余加安心里真火，赚点钱不容易，还有人白吃白拿，他抓起秤就想打。正好边上有个人开口了：“小兄弟，你看看他是什么人？”小流氓问：“什么人？”那人说：“他是新疆回来的，你别看他今天一个人在这里，我跟你说，只要动手，马上有一帮子新疆回来的把你打扁了。”那小子一听，赶紧放下走了。
曾经在云南插队的作家王小波在书中写到过：“天下知青是一家。”这个特征，即使在回城各自谋生以后仍然延续着。而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起过来的人们，这种紧密大概会更胜一筹了。
顾幸运回来以后，跟她父亲讲：“怎么办，人家都在外面做生意，现在没有钱，要不我还是接您的老本行吧。”她父亲是做“古今”品牌内衣的，60年代他就是做“古今”内衣的师傅。那个属于老字号的名牌，好卖。于是顾幸运就开始摆地摊儿，卖女人的内衣内裤文胸。在那时候这还是比较超前的。
早晨五点，她在中山路小菜场那里开始摆地摊。七点以后小菜场要打扫了，她就转到中央商场那边。那个时候他们也有个群体，大家都是支边的或插队的，在她旁边有从江西、云南插队回来的，也有新疆回来的。他们这种新疆的比例多一点，如果六七个人放摊，起码有两三个是新疆回来的。
在马路边上摆摊卖着，到九点钟城管的一般要来，来了先看到的就叫：“注意有人来啦！”大家赶快把东西收起来四散跑掉。
安康在找到正式工作以前，也做的是“打游击”式的买卖。那时候没什么“打工”一说，上海也没有外来打工的，因为基本上还没有异地间、城乡间的劳务流动。有工作的人，都是有个单位，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过，上海有人喜欢玩蟋蟀，蛐蛐儿。于是有人就给安康出了个主意，对他说：“你可以去抓那个蟋蟀卖呀。又不需要本钱，碰得好了还能发财呢。”安康摸不着头脑，问他：“到哪里抓呢？”人家说：“到乡下去抓，到郊区去抓呀。”安康就晚上不睡觉，拿上手电筒，带上罐子，去抓了。他把抓来的蟋蟀白天跑到蟋蟀市场上去卖，一毛钱一个，“品相”特别好的，还能再讲讲价。
做这一类小买卖总是会被人赶的，不是你要做就可以做。有一次安康不在，他老婆史美云一个人在永安电影院门口卖橘子，人家冲她的摊，脾气很软的史美云当时只能掉眼泪了。她总想尽量分担安康一点，看他那么辛苦做小生意，捞鱼虫卖，捉蟋蟀卖，她就批点水果卖。做小买卖不行，正好他们楼下的人家要上班，孩子没人带，那她就去给带。不管怎么说，每个月收入不多，也可以。刚开始一个月十五块，后来增加了，十八块。
和余加安做过的行当一样，周敦福也在石库门的口上摆了两个康乐球台，白天夜晚都有人玩儿。像这样摆康乐球，管事的也会来冲的，把球和杆子抢掉，不准摆。周敦福问：“你们为啥要冲这个？我们要谋生的。”人家说：“你知道吗，这个是赌博工具。”周敦福不服气，跟他讲：“这个叫康乐球，健康的康，娱乐的乐，怎么是赌博的？”后来人家说：“你算干什么的？”周敦福硬气地说：“不瞒你讲，我是新疆回来的！”
现在回过头去再看看，三十年前大城市的小商小贩大多都是这些返城的人。与其说是后来的个体经营政策给了许多人生路，倒不如说是许多人的苦寻出路，催生了这种政策的出台。
三十几岁了，人生重新开始
1982年，上海方面明确了针对新疆返沪支边青年的“单顶”政策。这是一种松动，只要夫妇一方符合顶替条件，就可举家迁回；但还不是直接迁回上海市，而是迁入离上海较近的江苏盐城的海丰农场。海丰农场归上海管辖，以前作为劳改农场，到“文革”期间成为上海知青就近插队的地方。在那些知青弟弟妹妹回城之后，这里又变成了从新疆回来的大哥大姐的落脚点。
就这样，一共大约有五千多户支边青年家庭，暂时摆脱了在上海无户口、无工作、无住房的窘境，落户海丰。这里的一排排单元式宿舍楼，一时间让他们喜出望外。
他们大都乐意接受这种安排。说实话，在上海真的挺不下去了，当时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到海丰是坐船去的，杨清良和朱静华一家，身上只有十块钱了。还不错，到了那边以后，给每家发了五十斤大米，屋里放了一瓶油，还放了些烧饭用的草。就这样，又安了一个家。
顾幸运到了那里一看，房子是现成的呀，特别高兴，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一大间加一小间，大间有二十七八平方米，一家人绰绰有余了。
到晚上，余加安躺在床上，看看这个新房子，从房顶到墙面、地面，突然之间他自己笑开了。老婆李小女问他：“你笑什么？”他说：“怎么不笑？不管怎么讲，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家了，毕竟比原来在新疆的土房子要好，比在上海挤着要好。不管怎么样，总算有个自己的窝了。”
尽管海丰农场地处当时相对偏僻的苏北盐城，距离上海还有好一段水陆行程，但是时代的新风也吹到了那里。他们把生活刚一安顿下来，一些家庭潜在的危机也随之显现出来。
那时候劳动任务不重，空闲时间多了，大家又都有兴趣有精神需要，上边呢也希望他们都能安心，就经常搞一些舞会。不是这边有舞会，就是那边有舞会，舞会的场所虽说条件不是多么好，但这些人经常在一起，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原来夫妻两个在新疆的团场连队，选择范围很小，不少人其实是凑合的。
人们晚上听说哪个大队要组织跳舞了，就往哪个大队去，当时把双喇叭的录音机提来提去，提东提西的。结果问题暴露出来，有的夫妻没有共同语言了。在团场的时候没有共同语言不要紧，不需要有多少共同语言，因为整天就是劈柴、挑水、干活，外面的重活女的干不了，男的去干，合着过日子就够了。回到这边不一样了，业余生活开始丰富起来，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劳累和互助了，矛盾就凸显出来。
而且说起来年龄就三十几岁，正是还能够活动心眼儿，重新开始的时候。总之，有的人心就变了，还想着要更好。男的感到女的不顶用，或者女的感到男的不顶用，原来看上去稳定的家庭，陆续出现矛盾和冲突。
除了挖渠种地，还学了点什么
符合“单顶”条件去盐城海丰农场的人暂时得到满足，还有另外一部分连“单顶”政策也享受不到的上海支边青年，需要面临重新回到新疆的选择。为了避免被送回去，40岁的聂崇良躲到了无锡的一家小厂去做临时工。
聂崇良的表哥对他说：“我帮你联系好了，你赶快到无锡去躲躲风头吧，以后看看再说。”那阵子对不符合政策滞留在上海的返城者查得很厉害，不给户口，不给粮票。有的街道和单位，谁家里有这种私自回来的，父母不上班，要待在家里做工作，做好了，再上班。看到这样的形势，聂崇良就跑出去了。
当时周敦福经常听到，有人在里弄口或楼上用高音喇叭喊，大意是：符合条件的到海丰去，不符合条件的回新疆去，上海你们不能呆，没有工作给你们。周敦福知道，最后有的人是自愿回去，有的人是遣送回去。而且小孩子要上学的，不给学上，什么都卡掉。他的孩子本来是在借读，为了叫他们回去，取消了借读资格。结果，周敦福再一次登上了西去的列车。直到1987年，他才又举家和不少人一起从新疆倒流回上海。
能够享受“双顶”政策的安康、史美云夫妇，是让许多人羡慕的。当安康通过顶替进入了母亲原先的工作单位，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他母亲之前是在第一人民医院做营养师。安康顶替她进去以后，人家问他：“你有什么特长？”安康老实回答：“我没什么特长。”于是刚开始把他分到食堂，之后调到挂号间，还放到收发室管信件报刊，后来又调去做电梯维修。
其实安康是有特长的，他自幼就有个学习音乐的梦想，去支边以前，本来有机会考取音乐学院，但是放弃了。到了返城以后的这个时候，他就萌发了一个想法，买一架钢琴吧，哪怕是借钱。买一部琴要五千六百块，他一个月工资五十三块，一百多倍。买了以后，勒紧裤腰带还这个钱。可是心里很舒服，今后自己的小孩子可以练琴了。
确实，曾经有一位顶替父职的支边青年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天去单位报到，跟劳资科长见面，人家问他：“你有什么技术或特长吗？”他好好想了想，这么些年，除了挖渠、修路，就是种地，还学了点什么呢？最后他想起来了，自己会打家具，于是赶紧说：“我会木工！”结果就是这一项当年“不务正业”的手艺，让他得到了第一份的正式工作，到这个单位管家具。
70年代后期全面恢复高考，让“老三届”知青中的部分人抓住了机会，一变而成为天之骄子。但去新疆的支边青年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不但直到1980年底还身处半军事化的兵团深处，而且大多数都已超过三十岁的报考年龄线。返城时选择留在新疆的王祖炯，虽然是团场的秀才，但是高考与他无缘。
他当然听说高考这回事了，但是压根儿不让自己去想它。因为很自知，或者说自卑，他只是个初二才上了十三天的人，怎么可能想要去参加高考呢？去新疆的上海支边青年比后来文革中的知青，离开家乡、离开知识、离开都市，要早了三五年，这三五年对他们来说，也正是使他们与恢复高考失之交臂的三五年。或者可以说，当初决策层给恢复高考划线的时候，就是以66届的高三为底线，根本没把他们划在其中。
鱼姗玲也是赶不上高考的末班车，原因是年龄的限制，1977年底恢复高考，年龄是限制到三十岁，她三十三岁，已经属于条件范围之外。而且她已经成家有小孩，又是工作和生存压力，又是家务压力，即便让她考也没有精力再复习了。
本来，1977年初步起草的恢复高考招生文件规定：“考生年龄在二十岁左右，不超过二十五周岁，未婚。”而邓小平早在这年5月24日，同王震等人的谈话中就提出，要采取特殊政策通过严格考试从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学生上大学。在8月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他又谈到知青的报考问题：“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
于是在正式发布的1977年招生文件中，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三十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在1978年的招生文件中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三十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
显然，即使有了这些年龄幅度放宽的调整，1966年以前的支边青年，也已经基本上不在政策考虑的范围之内了。
重又登上列车，已经是一名列车员
80年代初的上海百业待兴，这为闲置在盐城海丰农场的那些人带来了转机。为了多挣一份工钱，更为了作为回城的跳板，这些来自上海的人，又纷纷往上海进行劳务输出了。清洁工、医院勤杂工、饭馆洗碗工等等，一般都是等待他们这些人的岗位。
就像“农村包围城市”，他们先等待在江苏盐城，然后转战到上海远郊，再渗透到近郊，一步一步地逼近市区。如同是画了一条曲折的线，只是这回家的征途被拉得好长。
就在大家纷纷埋头忙于打理小日子的时候，他们当年返城的主要发起者欧阳琏，也在四年刑满之后，只身回到了这座城市。他是在1984年放出来的。之后他当过商店的采购员、服装厂的勤杂员。又做生意，亏了以后，也是通过海丰农场的劳务输出，到化工厂当了三年多的工人。后来在长征医院做护工，服侍病人。还给人家洗过鱼缸，在电缆厂干过，接下来是做看门的，看弄堂，到大楼里做保安。
借着劳务输出的机会，顾幸运的丈夫，也是一起从新疆返城的，在上海火车站当上了搬运工。主要是装卸大电器和托运的行李，光着膀子扛行李，即使在冬天都是满身大汗。那时候他也四十几岁了，最苦的就是那三年，正是女儿念高中，需要花钱的时候。
顾幸运经过努力，幸运地重新登上54/52次列车，这次不是坐车，而是成为一名列车员。大家见了她开玩笑说：“顾幸运啊顾幸运，你这个名字起得多好！就像棵向日葵，幸运的阳光总是照到你。”她自己认为，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心态要阳光，要积极。
在列车上，他们几个从新疆回来的人负责的车厢总是特别干净。他们会把厕所都冲洗得干干净净，再挤再忙，也要打扫好卫生。他们都是得五角星。所以列车长对他们评价高，有的时候他对别的职工讲起来：“你们这些一直在上海的人不惜福，看看人家新疆回来的怎么干活的，你们是怎么干活的？”
顾幸运一看到那些还留在新疆，探家以后从上海返回去的人，会特别关照他们，这是没办法的，就是个感情问题。这些乘客知道了这几个乘务员也是新疆支边回去的，很羡慕，笑着说：“你们又走这趟火车了，和我们不一样，你们运气真好！”他们往往都是没有条件顶替或办户口，回不来的。
就在往返上海与新疆的这趟列车上，顾幸运还发现，他们曾经留下多少往日记忆的车厢里，又出现了一批批支边青年子女的身影。这些少男少女正当他们父母进疆时的年龄，而他们正以相反的方向，怀着别样的心情，从新疆各个团场奔赴大上海，踏上那个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熟悉、既遥远又亲切的城市。在那里，他们就要开始与自己的父母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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