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70年代后期，高考全面恢复，全社会思想解放正在萌发，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给许多彷徨中的知青带来强烈冲击。上山下乡运动积重难返，长年远离家乡的知青正在失去耐心，陆续出现倒流回城、上访请愿等等动向。返城风潮正在从边疆、乡村波及到各地的大中小城市。
与早年从内地迁到新疆的老职工相比，上海支边青年虽然也已经在兵团安家，但还是难以完全安心。漫长的岁月与遥远的距离，并未真正削弱思乡之情和内心深处的回城渴望。当60年代末插队的弟妹们已经纷纷返城的时候，他们这些当初知青的先锋，再一次面临着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了。
花二百多亿换来四个不满意
全国知青的所谓“胜利大逃亡”，是从云南西双版纳的景洪触发的，代表人物丁惠民，也是一位来自上海的知青。1978年9月，他冒着极大风险，给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历数广大知青的困惑、烦恼和对生活的无望，希望能在政府的帮助下回到原籍家乡。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下决心解决积压的问题。
据说当时的一个重要背景是，邓小平委托一位分管的副总理组织调查知青的总体情况。最后得出的说法是国家花了两百多个亿，那时的两百多个亿，换来四个不满意：“国家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地方政府和百姓不满意。”
进入1979年以后，这些支边在新疆的上海人也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可能要改变了。因为从亲友的来信里得知，全国都在松动。云南那边是疾风暴雨式的，一下子争取了三个月，就把问题解决了。在新疆的上海支边青年也都收到了家里来信，知道弟弟从黑龙江回来了，或者妹妹从江西回来了，不断地有这种消息。所以他们免不了要着急起来，心想怎么就把我们给忘了？
在他们中间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当年被动员出来支边的时候，没有父母当大官，他们不是普通市民就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但后来上山下乡的知青呢，父母当大官的不少，因为在文革初期给打倒了，或靠边站了，他们的子女也只好走；到后来，爹妈平反，又坐回到位子上，就会为自己的孩子想些办法。而像上海支边青年这些走得早的，没有背景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回去呢？
事情的变化还得从三十多年前说起。1979年，身处南疆阿克苏农一师5团的上海人顾幸运，听到广播里有关知青回城的政策，她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开始要有转机了。
因为各个连队都有广播站，就像全国各地的农村一样，大喇叭挂在树上或房上，最高的房子上肯定有最大的喇叭。连队每天早中晚都用大喇叭广播，转播中央台的节目，播报各级的通知或任务安排，播送政治文件、革命歌曲、样板戏等。大家早晨起来，中午吃饭，或扛着锄头拿着镰刀从田间工地回来，我能听到那个大喇叭在广播，任何角落都能听到。
关于回城的政策，顾幸运第一次就是从广播里听到的，那意思是，如果上海的家里属于特困情况，本人就可以回去。她和旁边的同伴都互相诧异地看看，不用说，一下子意识到有回去的可能了！
人人都相信，只要上面开口子，就表示有希望。从那以后，他们就开始没什么心思干活了，抑制不住地高兴，整天在田头工地、在宿舍里都是跳啊、蹦啊、吵啊、说啊，好像真的就快要回去了。
那天，周敦福和其他人正在连队外面挖排水渠，通信员送信来了，路过他们旁边，就没往连部去，直接掏出信看看说，谁谁谁，你们有信。有个人手最快，他把信拆开刚一看，马上叫起来：“妈的！上海有好消息了，能顶替的可以回去啦！”
各地解决知青回城问题初期，还是沿用50年代起实施的城镇职工顶替政策。而远在新疆已不大年轻的近十万“上海青年”，能够顶替父母工作的毕竟是少数，其中那些幸运儿成了大多数人眼红的对象。当年农二师34团的李良高，率先接到家里给办好的顶替回城手续后，是悄悄离开团场的。他明白，为什么大家眼红？倒不一定是妒忌。问题是，谁一走对大家是个刺激。都不走，几十年一起下来了；而一旦有的能走，有的不能，结果就都坐不住了。
总之，这些已经把塔里木当作家园的人，忽然又记起了黄浦江畔，记起了自己原来是个上海人。在他们的心底，其实从来也没有放下那梦里的石库门和南京路。同时，当十多年的青春抛撒在大漠戈壁，当步入而立之年的“上海青年”大多在地窝子、土坯房里结婚生子，他们早已完成了从城市学生到兵团农工的身份转变。
那些年间，他们已经在生产建设兵团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他们长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忙着婚姻嫁娶，养儿育女，还忙着添置家什用具。而这个时候，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超出他们想象的急剧变化。
回城呼声淹没在遥远的边陲
中央在解决云南知青问题的时候，就有相关干部提出，应当一并考虑新疆的上海支边青年。但是从上海至新疆的列车上搜集反映上去的信息是，上海青年每次探家都大包小包地往新疆运东西，可见他们已经很安心了，所以暂时可以轮不到给他们解决。但是，实情真的如此吗？
1979年春节前的一天傍晚，南疆阿克苏农一师14团的欧阳琏，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云南发起知青返城并取得成功的消息。
当时是在排长家里，他们六个上海人坐在那儿聊天，收音机开着，听到了中央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和报纸摘要”，里面提到云南的事情。大家听完以后都没有走，谈到很晚，先是发发牢骚，后来忽然就提出来，我们干脆也集体请愿吧，大家一拍即合。于是便写了个海报：“定于正月初五礼拜天上午，在团部商店门外，举行上海支边知识青年聚会，商讨相关事宜。欢迎积极参加。”
这个消息一下子在整个团场传开了。到了那天，骑自行车的，坐毛驴车、牛车的，走路的，农场的上海青年能到的都到了，有的连队简直走空了。聚会的时候就都站在那里，大家议论什么？主要形成的话题，就是讲云南知青、黑龙江知青能回去，我们在新疆的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回去？我们也要自己争取。
这次在14团的自发集会之后，他们议论得不少了，但是怎么能有结果呢，大家推举出几个代表，到乌鲁木齐的农垦局去反映共同的回城要求。因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曾经在1975年取消，团场都划归农垦系统。
接待这些代表的干部说：“你们当年不是自愿报名来的吗，怎么现在又都要求回去呢？”先拿这个话敲打他们。接着又说了：“你们和其他地方的知青不一样，你们是支边青年，就相当于移民了。”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仅仅是支边青年，就不属于知识青年行列。既然不是知青，就没有名分，不在中央文件所指的范围之列，那还来说什么落实知青回城政策？不是胡来嘛。
去反映诉求的代表就这样无果而返，没法给等在家里的大伙儿一个交代。不过他们碰壁之后不但没有放弃，反而当即决定效仿云南知青，直接派代表去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1979年2月24日，新疆的上海支边知识青年代表又出发了。在这些代表里面，欧阳琏年龄稍长，阅历较多，又一向热心和有担当，很自然地成了一个牵头的。当时大家讨论后提出来，14团每个连队两百多个上海人中间选派一个代表，然后一人出一块钱，凑了两百多块，这个代表到北京的来回路费和开销都有了。欧阳琏临走的时候，把自己的一辆从上海托运来的“永久”牌自行车卖了六十块钱，放在身上。
经过数天数夜的长途旅程，他们下车以后，出了北京站，首先看到的景象让他们很意外。正值“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期间，各个信访站前面早就人满为患，许多人就席地睡在火车站的广场上。那年月等待平反昭雪的人实在太多，满地都躺着破衣烂衫的男女老少。
他们这些代表，都在连队的大喇叭里听过不知道多少遍，那个时候李双江唱红的《北京颂歌》，“北京啊北京”，多好听，多么伟大壮丽，多么令人向往。可是到了首都北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他们禁不住心里都少了一些乐观。
有关部门派人在站外等上海支边青年的代表们，他们被拉到远郊区一个偏僻的招待所。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此后在北京的那么多天，仅仅关于他们身份的说法就一直难以认定。上面的口径原则上没变，依然还是说，你们去新疆的这些人不属于知青，是屯垦戍边，是“文革”以前的事情，所以和云南、黑龙江的那些情况不一样。你们是支边青年，他们是知识青年。
就为了这个名分一直在那里讨论，甚至断断续续争论了五十二天。事实上，这十万上海青年在60年代是作为知青运动的先例，大规模地集体到新疆。最后，总谈不下去也不行，人家给他们下的结论是：“承认你们是知识青年，但是要跟后来上山下乡的知青有个区别，你们叫做‘支边知识青年’。”这样的叫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搞不太清楚。
当初，杨清良在上海作为基层团组织干部，自己也参与了支边的动员和招收工作，所以他就有条件掌握更多的资料，比较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而此行，他也是代表们的带队人之一。在北京的这次对话会上，在最僵持的时候，如同是庭上拿出关键证据，杨清良从包里拿出准备好的一个大信封，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它打开，将里面的文件材料一一排开在面前的桌子上。
所有人自然都伸过头来看，只见里面有1963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上海从市到各区的招生简章、录取通知书、沿途须知手册等等。上面都盖着公章，其字样是：“新疆上海知青招生办公室。”一目了然。当时各个区都是刻的这个公章。
之后，杨清良特意从中把国务院知青办74号文件拿起来出示，对在场的人说：“这份文件的第一条，我来背给各位听一听好不好—‘凡是1961年以来，全国各大城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均享受知识青年政策。’各位领导，这可是国家权威部门的正式文件呀！”
在乌鲁木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档案室里，现在可以查到相关文件，上面标示着“支边知识青年”。另一方面，那一次上海青年的代表还搜集并呈交了大量的证据，比如当初每个人进疆的光荣证上就写的是“知识青年”，印得清晰可见。
那次上海青年们到北京反映情况，虽然谈得艰难，但面对他们迫切的诉求，高层随后派出了工作组，前往戈壁深处的基层团场调查摸底。
调查组有一个刘济民，是农垦部的一位负责人。在团场马上传开了，北京的工作组来了，大家听到消息都很高兴，感觉上面说话算数。领导的车走在路上，连队的人都跟着吉普车在后面跑，路不好，特别颠簸，车走不快，所以人都能跟着吉普车跑。正好遇到前面木桥被水冲垮了，上海青年就纷纷跑来，直接跳到大渠里，人分两边，把吉普车抬了过去，热情高涨。
工作组到了农场以后，腾出一个院子接待，结果，院子四周，甚至附近的树林子里，白天黑夜都站满了等候消息的人。男男女女，都是一起在这里苦干了十多年的人，而且都还讲着同一种口音：上海话。
但是如此热情的阵势，让工作组很不适应，可以说很紧张，甚至后来有一种被围困不得解脱的担心。尽管实际上只是这些上海青年的期望太强烈了。三天之后，虽然没有得到什么承诺，但大家还是礼貌地站在路边目送走了工作组。
希望闪现之后，是漫长的等待。整个过程从1979年初到1980年末，这期间，国家频频发生的大事，似乎把上海支边青年的回城呼声淹没在了遥远的边陲。
从偏远连队汇集到阿克苏
据说，上海支边青年呼吁要求返城的那年，一场黑风暴刮了七天七夜。因为他们长年开荒造田，没有了胡杨林的阻挡，整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仿佛都被卷到了空中，暗红色的悬尘在天地间拉起了巨大幕布，七天七夜看不见太阳和蓝天，分不清白昼与黑夜……
在那个记忆中异常寒冷的初冬，成千上万的男女，这些昔日的上海青年看上去已经不那么年轻，也已经无异于农工了，他们从各个偏远的连队，走向团场，又从团场走出来，顶着刺骨的风沙，沿着塔里木河，沿着他们亲手修筑的公路、林带或者干渠，陆陆续续地，汇集到了阿克苏地委大楼的前面。
原农一师副师长赵国胜，在阿克苏干休所的家中做着手势说：“当时的情况是，忽然各个团场的都纷纷赶来了，一下子在阿克苏集中了上万的上海青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一些当领导的抱着避而不见的态度，把上海青年要求回城的举动，几乎看成了敌我矛盾。当时我是阿克苏农垦局的副局长，这时候呢，农垦局其实没有权力，也没有力量来制止了。”
回家的愿望被迅速催生与放大。此时，上下奔走的欧阳琏，不知不觉中成了上海支边青年返城的一个富有号召力的人物。阿克苏的请愿人群一度进入地委大楼，事情的性质似乎陡然变化了。
欧阳琏说着他们当时的想法：“为啥进了地委大楼呢？零下二十几度，我们不可能在马路上睡，要冻死人的，地委办公室都有暖气，我们就让大家先进到里面。所以后来加了一个罪名：‘占领地委大楼’。他们一个多月没人去办公，按照他们的说法，地委书记转成地下书记了。”
当时的请愿和交涉没有进展，1980年11月23日，在场的人陆续开始绝食。当时气温零下23度，最多时1352人参加，持续108个小时。后来发生的事情，令人叹息，大家弄了几辆车到乌鲁木齐去请愿，结果很不幸，路上翻车，死了人。这个事情闹大了。
那天是12月11日，上海青年的请愿大篷车队走得太急，在穿越天山的途中翻车，三个代表遇难。就在出事的同一天，迫于压力，阿克苏地委已经发出给支边知青签发户口的232号文件。上海青年最集中的农一师、农二师，开始发放回沪户口和粮油证明。这意味着，盼望回城的人们要拿到求之已久的通行证了。
突然来消息：快撤，回去开户口
34团似乎远离那次返城风潮的漩涡阿克苏，而实际上这里的人们也同样躁动着。当时余加安和一些人乘车前去库尔勒请愿，在那里和别人议论得正欢，突然有熟人跑过来喊：“快撤！”余加安问：“怎么啦？”那人喊：“回去开户口！”许多人都愣在那儿，不相信哪。有人赶紧上车往回跑，所有的人都急慌慌地四处散去，之前还热闹的空场地上一下子跑空了。
真的开户口了，余加安跑到门口看到，团场保卫科里头，乖乖，那才叫热闹，人都恨不得摞起来，都抢着要先开，负责写的人连解手都没办法去。人人都想把这个户口早一点抢到手，好像都担心随时会变卦。双方都着急的情况下，把余加安的名字写错了，本来是叫余嘉安的，从此改成了余加安；把他老婆的名字也写错了。
在14团就更别说了，全团有三千多个上海人要开户口。从11号开始连着几天不停地开户口，牵头的欧阳琏提出停人不停笔，开户口的人可以歇歇，但这支笔不要停，两个人写两个钟头下来，另外两个人马上接上去写。还专门叫旁边的人开罐头，给办事的人吃，好意相待，让他们加快速度。
开到户口的上海青年，把户口捧在手里，互相说：“这下子好了，从此可以跟这里说再见，回上海去了。”大家都觉得这是转变自己人生的机会，马上可以回去了。
在多数人争先恐后跑去开户口的同时，也有少数人的心里却在七上八下，左右为难。像34团的王祖炯和余加安，都是经过多年顽强努力，好不容易从连队农工转战团场干部编制的，但两个人的心思却并不相同。
凡是干部去办户口的，首先要打“退干报告”才能走。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每一个从基层提干的人都经历了相当大的努力。王祖炯已经是团场宣教科的干事了，所以刚开始他没有去办。用有些人的话说，他们这些人是既得利益者，患得患失。
王祖炯也很想离开农场，但是还有一个原因，这里头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全兵团无论北疆南疆不是都有个“半钢”“全钢”的说法嘛，他就属于半钢，因为他爱人是农场职工子女，不是上海来的。如果她是上海的，可能他们这时候也会拔脚就走了。
这种情况下，他不仅因为自己的干部身份而犹豫，还因为他的爱人是团场老职工的女儿，所以不如那些夫妻双双是上海人的有回城优势。但是面对回家，而且是回大上海，这个足够强烈的召唤，坚持观望的王祖炯最后也很难沉得住气了。
王祖炯坐在场部宣教科的办公室里，隔壁房间恰好就是保卫科，保卫科负责代公安局开户口。大家都跑来开户口，那个办公室人声喧哗，王祖炯独自坐在旁边这间冷清的屋里，那个心情啊，太挣扎了。
而余加安虽然也是干部，但因为他不是“半钢”，妻子也是上海人，所以是抱着另一种想法：“我想想，是干部要紧，还是老娘要紧，还是儿子丫头将来的前途要紧，对不对。这些东西都不想它了，想那么多干吗，只要回上海，什么都不要了。”结果凡是像他这种情况的，都退干了，宁愿回去一无所有，一切从头再来。
把所有东西卖掉，往上海跑
余加安和李小女夫妇的毫不犹豫，还不仅仅体现在开户口上。四十多年后，在上海的一个旧小区，一室一厅的家里，余加安几乎是眉飞色舞地讲起当时的情景：“我老婆在家里一听说开户口了，第一件事你猜她干什么？你猜不出是吧？卖家具呀！人家都还没领会过来呢，乖乖的，她就把家里的大件儿都卖了。自行车、床、柜子，凡是不好带走的，啰七八唆的东西都卖了。我从外面请愿回来，从车上跳下来，到家里头一看，傻了，东西都没了！东西呢？”
“都卖掉了！”他的妻子李小女很干脆地在旁边接话说，仿佛就是当年的那番对话。可见他们真是一点儿不留后路了。
有的时候，在重要的时刻，女人会比男人更坚决。当然也不完全是她的冲动，同一时间，老职工一听说他们要回上海，作为邻居都过来说：“小李，你们要回去了，你的那些家具不好带，先卖给我吧。”或者说：“你们一回到上海，肯定要买更好的了，你家里的这些东西能不能作价给我们？”
直到今天说起来，李小女仍然带着自豪的口气：“大家都抢着要我们的家俱呀，所以我先卖掉了。要是卖晚了，就没人要了，因为要走的人太多。我卖了九百多块，那时候九百块钱可是比较多的。”
余加安在旁边纠正说：“七百多一点，回来的时候还发给了路费二百块。”
李小女说：“一共是九百五十块呀。这个数字不会错的。”
余加安又补上一句：“凭良心讲，那时候真是好大一笔钱了。”
接着刚才的兴致，李小女说：“幸亏我们卖得快。那些卖得慢的，总舍不得的，等人要走了，你看吧，东西卖不掉，换不成钱，急得哭呀。”
余加安进一步解释说：“为什么那么好的家具后来卖不掉？人家老职工也想了，你们这些人总要走的，总要急着卖掉的，所以人家也不急了。本来这个柜子一百块能卖，但是轮到后来，减一半也出不了手。”
李小女更形象地说：“人家干脆反应过来，不买你的了，反正你也带不走，早晚得留下。弄到最后，要么送个人情，能给多少算多少；要么有的上海人火大到什么程度？你不买，好了，我也不卖了，放到外面用斧头一劈，当柴烧掉算了。当然这是少数。”
他们夫妇说的这个情况，并没有多少夸张。在农一师5团的顾幸运也看到，那时候场部热闹得很，都有老乡来赶巴扎，在新疆把赶集叫赶巴扎。一会儿这家的大衣柜拉出来了，一会儿那家的双人床拉出来了，都围上去看，讨价还价，整天都有要卖的东西拉出来。许多都是辛辛苦苦从上海托运来的，或者是自己好不容易打的家具。新打的家具就没用几年，都是实实在在的好木料。
那些天好像打破了多少年的常态，各个团场、连队都很热闹，热闹的人群是上海人，老职工都像是旁观者。在余加安家，天天晚上会有一些上海人来，坐在一起兴奋地议论回去的事，议论回去以后怎么办？有的因为心里完全没底就比较发愁，有的就说：“管它呢，哪怕我到马路上扫垃圾也可以，最差的活我也愿意干，这总没问题了吧。”
到了忙着打包的时候，余加安弄得一头是汗，看看这些打好的包和周围的凌乱，他觉得开心，但是又忽然感到伤心。开心在什么地方？终于要回去了；那么伤心什么呢？在这里毕竟生活工作了十几年，成了家，这一弄呢，该卖的卖，该送的送，就是被子衣服打个包，其他东西都没了。对走的人来说，确实也是感情上的一种折磨呀。
为一方先走，另一方同意离婚
在回家的热切愿望驱使下，再加上政策方面的种种限制，让许多上海支边青年的“半钢”“混纺”家庭面临着两难的处境，甚至出现了解体的危机。
14团曾经让人羡慕的何立云、李雯兰夫妇，在上上下下的返城潮中也难以避免地出现了状况。眼看着周围的姐妹们纷纷要高飞了，李雯兰为了想回上海，跟丈夫闹得蛮厉害。何立云是开卡车的，又是热心人，许多回去的人都是他往车站送；李雯兰也要回上海，就坐在车的驾驶楼里不下来，非让他送她走，不同意就不下车。
如今坐在上海的旧居民楼里，何立云说：“你说我又不能打又不能骂，那怎么办，没办法。回城的话，开始有好多种，在顶替父母工作方面，又是‘双顶’，又是‘单顶’，这个项目多得很。她说要到上海搞关系，我开始不让她走，她硬要走。我的观点是，花钱是一个，再一个你回去不来了怎么办？小孩子怎么办？怎么不担心呢。她要去，从内心讲我不想让她走。回去办户口能不能搞成，也不清楚。”
坐在旁边的妻子李雯兰说：“谁不想回自己的故乡，尽管在外面结婚了，也想回上海。不但我想回，两个孩子那时已经送回上海好几年了，上学都在那边，你说我能不想吗？他不让我走有一个原因，我们在新疆，工作生活各方面都已经改善多了。我已经调到阿克苏，在政府部门当干部。他当个驾驶员在新疆是比较好的。再加上他的家人同学朋友都在新疆，他是不愿意走。”
何立云又说：“对于返城这件事，老职工也都同情，说让他们回去吧，毕竟上海人嘛，哪个不往好的地方走。像我本身也同情，虽然结婚了，你非要走就走，所以后来劝不管用了，我对她也不是很阻止。”
李雯兰不无遗憾地说：“我是下决心比较晚的，很犹豫，许多人走了好几年，我才开始办。就为了拿这个户口，我的党票都被废掉了。因为正好填了入党志愿书，后来清理拿户口的人，我拿了，入党资格就取消了。我们本来生活得很好了，我三十八岁，正好是往上提的时候。”
当时阿克苏管干部的市长找她谈话，对她说：“李雯兰呀，你在这儿我们也没有哪个地方亏待你，对你可以的，你为什么要调到江苏盐城去？”但是她脑子里根本考虑不进去这些了，就想着只要回上海，“能走一步算一步。”
实际上她在新疆已经是21级干部，办理调动，还落不到上海，要先落到江苏盐城的农场，降了三级，因为到了那边人家跟她讲：“我们没有这么高的位子给你呀。”
讲到这些，李雯兰眼眶有些湿了，她擦了一下说：“那时候后悔来不及了，人已经来上海了。后来明白错了，我不该来，人家说有得有失，我失的很多。如果我老公在那个时候要是硬拦我一下，就好了。”坐在旁边的何立云没有说话。当初他放弃那边已有的一切，随她迁到这边，或许失去的更多。
在返城这件事的选择上，心态是各不相同的。同样是“混纺”的韩培芬、白振杰夫妇，直到退休后仍旧住在农二师的21团。韩培芬坐在自家小院葡萄架下的小马扎上，笑盈盈地说：“夫妻两个都是上海的才好回去，像我老头子是北京来的，当时不行。我看他们别人走可羡慕了。后悔呀，后悔什么呢？后悔怎么没有找个上海人。”
那时候为了回上海，很多和本地人结婚的，先要解除婚姻关系，然后才能领到上海户口。在13团的何百成，也是已经提干调到了场部机关，组织科的民政干事来不及给那么多人办离婚手续，政委就跟他说：“小何，你过去帮帮忙。”何百成就临时被抽调过去。对于来办理的一对一对的男女，他们明明知道人家是因为要回上海才提出离婚的，但是还得按程序问：“你们为什么离婚？”一般都回答说，感情不和或者性格不合。
接下去的对话差不多都是这样—“真的感情不和吗？”“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没有。”
何百成仍然忍不住会说一句：“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吧。考虑好了再办也不会耽误。”但是他们都会当即说：“不用考虑，已经考虑好了。快给我们办手续吧。”
那么作为办事的还能说什么呢？何百成缓缓地把公章拿起来，往下一盖，离婚证发给他们，同时将结婚证从他们手里收回来。他不愿抬头去看那些人此刻的表情，特别是那些将留在这里的“另一半”。
这样帮了一整天的忙下来，何百成的心情实在不好受，他真切地感觉到，手里的这个章子一盖，“砰”的一声，一个曾经同甘共苦的家庭，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现实考虑，至少在法律上已经破裂了。
像他们这样的选择，其实大都抱着能走一个算一个的想法。等一个走了之后，再慢慢想办法把另一个也弄回去。两个人所谓的“半钢”也好，“混纺”也好，“半拖挂”也好，按政策是不让一块儿回去的，就只好用“缓兵之计”，一个个地走。我先走，有条件了再把你带回去。
谁能想到若干年后上海的政策逐渐完善了，后来不管配偶是上海的还是外地的，只要子女在上海落户了，本人退休后都可以落到上海去。当年没有这个政策，不少人心里也知道很可能假戏成真，但是没办法，为了孩子，为了丈夫或老婆能回上海，你说另一方能不同意吗？
那情景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何百成仍然不免语气沉重地说：“假离婚是假离婚，但是也有弄假成真的啊。打个比方，两口子，我本来就对你不那么感冒，借这机会，为啥不离开呢？这是一种原因。另外一种就是说好了，我回去以后，先安顿，然后再来接你，但是回去了不来接你呢。有孩子的，会先考虑孩子，一般归上海人抚养，因为他或她可以把孩子带回去落户口。比如我是上海人，老婆是外地的，那就说好孩子归我。好，同意了，去把章子一盖，孩子归你了。”
但是有一点，何百成当时所经办的那一对一对的人，没有哪个因为办这个事打架吵架的；要不然的话，如果他们吵起来哭起来，何百成他们是不会把那个公章盖下去的。
临上车，朋友说你们恐怕走不了
在34团，进退两难的王祖炯跟爱人一商量，干脆咱们也去开吧！然后他就跑去隔壁保卫科的办公室开户口了。没想到这边刚开完，有个在机关的上海人，匆匆忙忙跑来，他在师部有朋友来电话，说这是骗局，单方开的户粮关系，到上海不接收，千万别动。
一些机关和连队的干部正在保卫科呢，一听到他这么说，马上都撤出去了。王祖炯也赶紧把户粮关系退给人家，不要了。这情急之下的一念之差，有时候就会改变人的一生。从此他留了下来，直至在兵团日报副总编的任上退休。事实上，第二天清早，解放军一个连进驻了他们34团。
那天，领到户口的人们归心似箭。但是，他们距离如愿以偿还有很长的路。接下来的命运，似乎注定了还要充满跌宕起伏。
不少抢先拿到户口的，成群结队，拖家带口，想方设法赶往汽车站、火车站。家里的东西已经悉数变卖，身上带着仅有的财物，大人孩子一起向车上挤去。
余加安一家算是动作最快的，他们从铁干里克附近的34团出来，第一天先到库尔勒，第二天到托克逊，第三天上午赶到乌鲁木齐，当天下午他把东西慢托托掉。再过一天，就不让慢托了，他又把剩下的东西多花点钱用快托托运掉。他上午刚办完，下午又不让快托了。没地方睡，就睡在火车站，里外都是人，大部分是上海人，打着地铺，一家一家的。
12月26号这天一早，余加安一家在车站里等着上车，一个朋友急急忙忙地经过，看到他，马上凑过来低声跟他说：“余加安，你们恐怕走不了了。”他问：“为什么？”那人说：“可靠消息，你可别告诉别人—马上要军管了！”没想到平时蛮谨慎的余加安说：“不管它，走！”他当时心里就一个念头，军管归军管，我们还是要走的。
结果呢，他们一家坐了上午发出的列车。而有的人自作聪明，说去上海的车太明显，万一被拦下来怎么办？不如先买票到郑州，再从郑州转车过去，你总拦不到吧。可事实上呢，到下午就开始拦了，不管去哪儿的车，都走不成。
在农一师那边，14团的那批人走的时候，何立云开上卡车去送他们。送到阿克苏的汽车客运站，哎哟，整个车站这是怎么了？一看，全被部队和公安围住了，谁也不准动，谁动，那就可能是一枪。何立云他们吓得动也不敢动，连解手都不敢下车去解。
差不多可以肯定，在阿克苏这里发生的事态，随时都会往中央汇报的。返城请愿的另一个积极人物杨清良，在阿克苏事件之前回到上海做手术。当他收到同伴从新疆发来的电报时，意识到局势可不那么简单了。那封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户口已发，人已解散，会谈开始。”
杨清良连发三个加急电报，给在阿克苏的欧阳琏，他说的是：“户口已发，人已解散，哪还有会谈必要？速归速归速归。”杨清良认为，在新疆那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问题是大家回上海以后要办的事，也就是跟上海方面沟通接收的事。
但是此时，欧阳琏等被推举出来的代表，正期待着与有关领导就返城后的安置进行下一步的商谈和敲定。1980年的12月26日凌晨，他们等来了完全相反的结果。
时至今日，满头银发的欧阳琏描述起来那一幕，已经很有点像电影情节：“这个时候，我仔细一听，房子上面有人踩着雪，嚓嚓的声音，后面窗子也有声音，前面院子也有声音，都听到了。我到门口，还没推门，哗啦，枪管扎进来，从玻璃上扎烂了。我把门一推开，要倒水的盆就摔在门口，肩上吃了一枪托。是解放军。‘进去！’把我推进去。一个穿四个口袋军装的干部站到面前：‘欧阳琏，你被逮捕了。我们以中央的命令逮捕你！’”
当时在阿克苏农垦局任副局长的赵国胜说：“问题闹大了，来个戒严。这一戒严，把阿克苏闹回城风的头头都抓了。”
他们几个被逮捕了，后来判了刑，布告在上海都贴出来。余加安他们回去以后，就在街上看到了布告。
没走成的人，户口都收回去。但这张户口是真的，并不是假的，因为它确实是有关部门开的，公章都是真的。王祖炯说，开的户口和粮油关系，那都是国家正式的户粮关系，谁也不可能有这个东西，只有国家机关才有。拿上这个不就可以回家吗？但是不行了，不让走，这个东西要退回去作废，没走成的就不能走了。
应该说，这些上海人的回城问题确实比较特殊，特殊在哪里？就在于上海支边青年有将近十万，而其他地方来支边的人都很少，比如宁波一千人，温州五百人，当地很容易就接收回去了。而上海的人数太多，当初是在几年间陆续离开上海的，到这个时候全都要马上回去，并且都已经添丁进口了；又赶上拨乱反正，各个时期出去的人都要回来，上海市一下子怎么接收得了？
事态急转直下，整个阿克苏地区宣布军管。一些人已经侥幸走掉，一些人被截了下来。大批刚刚卖掉家具，准备举家返城的人，又回到了团场四壁空空的家。
从当年的文件记载看，单方面给上海支边青年发放户口的举措，很快被中央制止。相关规定中有这样的表述：已婚的“双上青”一方过去办理了退职、病休手续，另一方符合其他条件，要求双方调、迁回沪的，当前要积极做好他们的稳定工作，待与上海商谈后进行处理。
欧阳琏他们几个被逮捕关起来以后，中央有个91号文件，核心内容是，少数符合条件的人可以回上海，绝大多数不合条件的要继续稳定在新疆。上面还说，欧阳琏是个坏头头，你们有坏头头了，已经签发的户口必须作废。
在瞬息万变的时局中，本来还有着另外的可能。当年杨清良先期回到上海之后多方走动，打听到重要信息，有关方面对安置将要从新疆回来的人，已经有所考虑和准备了。实际上，上海正处在大发展的阶段，需要人力。已经在讨论所谓的“三个山”：上海的金山，需要大量招工；上海的宝山，当时已吸收五千名四川民工，而需要的人数远不止如此；如果再不行，上海有个后方基地在外省市，梅山。所以金山、宝山、梅山，回城的上海青年可以往这“三个山”安置，上海已经在讨论。结果新疆那边一军管，一下子全停了。
南疆实施戒严，所有的交通要道不准通行，不让上海人出去，派部队把守大河沿火车站，不让上火车。拦回来的人怎么办？其中还包括教师、医生、技术员、机关干部、连队干部。只要是这几种身份的，截回来全部集中到远离农场的一个水库，大西海子水库，到那儿去劳动，反省一段时间。
那段日子，团场、连队的高音大喇叭都在广播，宣布户口作废。山口给卡住，所有的人跑不出去。但周敦福他们那个连队的地方可以翻山，他和两个人躲在卡车底下出了警戒线。然后司机叫他们步行，车子开过去，他们翻过山，车在那边等着。
比当年离开上海时难过得多
终于坐在火车上的余加安，看着车窗外掠过的旷野和村庄，就在想，这是要回家了，要见到父母了，自己的孩子将来也可以在上海了，一家人都在上海了，以后再也不用回来了。
等到那次的风头过后，大批的人还是走了，或者说能走的人还是走了。因为大环境和人们的观念都在改变，闸门已经打开。
确实，这些返城的人，大家都说总算离开戈壁，离开农场了，总算可以回上海了，要走的人都是喜形于色；可是，等这些人一上了卡车要告别那片土地的时候，全连的人，车上的哭，车下的也哭，那种心情比当年离开上海时要难过万分。为什么？因为已经和这些人、这片土地结下了深深的感情。
此后的几年，一车一车的上海人陆续离开。各个团场、连队都处在兴奋与不安的躁动中，那么多年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苦的人们，作出了不同的选择。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将会有着不同的未来。
留下来没走的人，不少是工作岗位比较好的，比如医生、教师、干部和技术员。在乌鲁木齐的兵团档案室里，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材料和图表。按照1983年的统计，仅在农一师的上海人中，有2641人提干，283人做医务工作，767人从事教育工作，231人在科技岗位。
到70年代末，在新疆的上海支边青年中已经有许多当上教师、医生、护士、统计、会计、技术员，有调到机关的、提拔到管理岗位的，也有调到各级文工团、宣传队的。像开拖拉机、开汽车的等等，很多基层岗位也都是培养出来的上海人。
就像姜步宏的情况，当大家急于返城的时候，他的户口其实也拿到手了，后来不走又退掉。因为好不容易从农工转为教书的，来之不易，考虑到一旦回上海以后工作在哪里？房子在哪里？决定还是不走。后来姜步宏一直到在团场的领导位置上退休，他说：“现在团场的这批领导，谈起上海人，他们也会由衷地表示敬意，因为他们念小学、念中学的时候，几乎都是上海人在当老师。我自己就做过多年的老师和校长。”后来那些年，有上海人当老师的团场，高考的升学率几乎达到百分之八十。
那时，毛国胜在农三师的团场学校担任初三班主任，他所在学校的上海教师走掉了大半。而出身官僚资本家的毛国胜，经受了历次运动的影响，不得不做事谨慎。面对多变的返城形势，他们夫妇虽然是“双上青”，但是格外冷静地选择留了下来。
知道老师们都在离开，学生们很难受，有的流泪，有的还给老师送东西，尽可能把自己家里微薄的东西送一点儿。但是他们不能说“老师你不要走”，家长给他们讲过，小孩子不能那样说。当时毛国胜夫妇两个都是上海人，都做教师，却留下来，在学校里属于少数。
实在讲，他们选择留下来，并不是对回上海不动心，而是因为认真考虑过之后觉得没有条件。从双方的家庭看，都既没有“双顶”也没有“单顶”的机会，就是说没有顶替父母工作的可能。所以家庭状况和自身性格，不允许他们冒险去拿个“袋袋户口”，意思也就是户口装在口袋里，管它有没有着落先走了再说。他们决定留下来，当中有对学生感情的因素，也有自身理智的考虑，更多的恐怕还是现实的无奈。
在各个团场，一些连队几乎走空了，地里拖拉机没人开，学校里的课没人上。确实，上海人的大批离开，一段时间里对兵团影响很大，相当一部分骨干走掉了，医院的、学校的，走掉了很多人。而剩下的老职工们很朴实，理解上海人想回家，虽然舍不得他们走，但又不能劝他们别走。就把上海人拉到家里去，把家里过年一直没有吃的腊肉烧了给他们吃。也送不出别的，弄点棉花套送给他们，回到上海了，可以做被子什么的。
到1980年底，仍在新疆的上海支边青年，由当初的总数97048人减少到49599人。1982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重新恢复独立建制，这时候随着大形势的变化，兵团在各方面开始出现发展的转机，需要更多的人才。然而，许多上海人已经在返城的大潮中离开或将要离开了。
我们走访程均友的那个黄昏，已经七十多岁的老连长程均友站在大田边上的树下望着远处，缓缓地说：“那边就是我们青年一队的地。原来我们青年一队二百多人，以后调出去一些，剩下一百七十多个。最后返城都走了，没有了。”
他把目光收回来，又说：“开始不理解，他们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都走了咋弄？我当连长主要考虑生产，他们走了我的生产咋办？有这个想法。实际上我也同情这些人，你想想从恁大个城市来到戈壁滩，能坚持一二十年不错了，确实不错了。你叫我要是生在上海，那就不一定能做到。这个东西，人比人，都是人。唉……”
当初，那些抢先登上火车的人，终于踏上了重回故乡之路。这是他们多少次往返的艰辛旅途，也是他们留下了多少情感纠结的旅途；而这一次的回家，直至今日对于他们，仿佛还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的难以忘怀。
一直在偏远的北塔山牧场做“马背医生”，到退休都留在新疆的李梦桃，曾经看到那一幕，当别人返城的时候，他正好因为探家也到乌鲁木齐车站，所以也要坐发往上海的52次列车。当时他看到那些从南疆来的人，用扁担挑上自己那点家当，携儿带女，纷纷从车窗硬钻进去，硬塞进去。
34团有个比较特殊的上海人，叫聂崇良，他出身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家庭，后来他又被打成反革命。因为他是在劳改农场，所以形势一变，他反而是最先跑回去的。他的切身经历是，当时火车里连行李架上都是人，根本不能走动。他就在厕所旁边站了三天四夜，脚肿起来，鞋带全都绷断了。
余加安虽属幸运，但说起那一路上的情形，仍是心有余悸的样子。他表情痛苦地说：“那就像是逃难啊，大人孩子，加上东西，车厢里全都塞满。我跟你说，整个那几天大小便，吃饭，不知道怎么过的，人就一直蹲着。如果谁非要上厕所不可，唯一的办法，只能从人的头顶肩上爬过去，好不容易等啊爬啊，才能到厕所门口。我就是在厕所门口抱着孩子，没有水，一直坚持了三天四夜。”
这一路火车上的煎熬，让所有的人都要崩溃了，只是靠着回家的信念在顽强支撑。他们怀里紧揣着宝贝户口，内心渴望着重新成为上海人。但是，他们很快将被告知，按照对应的政策，那些户口还将细分成所谓“双顶”“单顶”，或者是没有工作可顶替、只能揣在自己口袋里的“袋袋户口”。
之后的岁月里，由于全国各地知青返城已成定局，对新疆的上海支边青年返城的政策也逐渐放宽，更多的人按照“顶替”条件陆续回到梦寐以求的上海。而仍然不符合条件或是有其他原因的，就继续留在新疆，许多人直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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