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十万的上海支边青年，就这样继续在天山南北经历着战天斗地的生活。他们确实如各级组织和领导所期望的那样，开始在大漠戈壁的深处扎根。伴随着岁月的推移，在艰苦的环境和劳作中，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青年男女感情的种子也是要播撒，要萌发，要开出各式各样的花；随之而来的，还会在这里生根，在这里结果，直到在这遥远的地方落户安家。
不管抓到没抓到，开除撤职
说到男女婚配的话题，老职工子弟何立云还是大实话：“说实在的，人这个东西，你光男同志在一块儿干活，他兴趣不高。到了年龄，第一个就是要讨老婆，没有老婆不高兴。像50年代兵团第一批的人，在婚姻方面不少就是分配的，把内地动员来的姑娘，比如湖南来的姑娘，分配给哪个团长、营长，一个配一个，愿意不愿意再说。当然有的工作方法好的，就专门把差不多的配合在一起，让他们自己再慢慢磨合，交往一下，沟通一下，然后结婚。”
新疆去的王祖炯从一个初一学生到靠自身努力，做了宣教科的干事，直至做到《兵团日报》的副总编，工作的需要，加上善于观察，使他了解的情况比较多。据他所知，动员上海青年去新疆支边，当初做计划的时候，就是要女的尽量多于男的。原因是新疆那边原来男的少，女的去了以后，除了稳定上海青年，还能缓解上海青年之外的配偶问题。所以每次动员招人的时候，总是要想办法多招一些女青年。
去的头几年大家都还小，连队里开会的时候总在讲一个问题：一律不许谈恋爱。是否有文件规定大家不清楚，但肯定有这样的要求，开会也正式宣布过，头三年供给制期间不允许谈恋爱，更不许结婚。可是慢慢的，也约束不住了，毕竟都是这样同龄的男男女女，有交往的需求。但是如果发现了，就算是作风不正派，可能要把男的关几天禁闭。
除了上海男女青年之间不准谈恋爱以外，还有一条也很严格，就是其他地方来的人要想和上海青年谈朋友，那也不行，一发现就要受处分。拿农一师14团来说，很多各地来的青年一直表现很好，当排长、当班长，就因为和上海青年谈朋友，人家反映有不正当关系，比如说和上海女青年搂搂抱抱，不管是抓到没抓到，是团员的开除团籍，是排长的撤销排长。有的撤职了，有的连党员也给抹掉了。
还有个别女孩子肚子大了，事情瞒不住，要生，怎么办？不像后来做个人流，那时候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去医院做人流。没结婚，生下孩子谁养？跟谁发生关系的，都要当成一个恶性事件查清，当事的男方劳改、判刑的都有。对各级组织来说，因为上海青年支援边疆十万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所以要求，凡是干部在上海青年身上犯作风问题的，一有发生，马上撤职到底。
在34团有这么一对，男的在上海是社会青年，之前已经在家待业多年，年龄相对比较大。他和一个女青年两人好上了，好得不可开交，最后偷吃禁果，发现女的怀上了。怎么办？正好赶上报名去新疆。他们想的是，离开上海，起码不丢人了，到新疆那么边远的地方就没人管那么严了。1963年两人都到了新疆，次年生下个儿子，是这个团一千七百多个上海青年中，唯一进疆就怀孕生孩子的。
但是没想到的是，怀孕了也不准他俩结婚，生了孩子照样不准结婚。有明确规定，三年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你生孩子还行？不行。于是这女的还在集体宿舍，带着孩子，其他女同胞也都帮她带。这孩子很小的时候有很多阿姨，但是不清楚爸爸是谁，因为爸爸不能去管他，只能有时候偷偷帮着提点水放到门口。
在新疆的大漠戈壁，和上海青年一起劳动的，还有历次运动中所谓的反革命、右派分子以及各种劳改犯。在兵团，习惯上把刑满或解除劳教人员称作“新生人员”。上海青年头三年的每月津贴，是供给制的三、五、八块，而新生人员作为农场职工拿的是几十元的工资。结果就有一个上海女青年和新生人员生出了事端。
这是在农一师5团的事情。安康他们班有三个刑满的新生人员，岁数都比较大了，带着他们上海青年劳动，教他们劳动技术，像平整土地，怎么看这个地等等技术活。教的过程中呢，这些人就要跟上海青年打交道，那么就出了一些事情。
一个支边女青年和一个放牛的新生人员不知怎么挂上了钩，说是谈恋爱，有的说她认他做哥哥，看到她去放牛的地方去找他。后来这个女的例假不来了，很快在宿舍里传开。结果不久人们发现，放牛的新生人员自杀了。他无法面对后果，这样也就等于把罪责都自己承担了。事情一闹大，团里政法股的股长跑过来，开大会，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不像话！刑满出来不好好改造，还敢跟上海女青年搞七搞八！”最后结论，宣布那个放牛的新生人员畏罪自杀。
有一次，在女青年多的连队，有人发现婴儿放在厕所里面，她们吓得不得了，因为不知道是谁生的。也没有人告诉女青年一些基本的生理知识，一个连队有几个人，在那时候先后怀孕了。怀孕以后，没有结婚证，找上级领导去申请，都不给批。只好还是各自住在男女宿舍的大通铺，两个大人还是分开的。生了小孩，坐月子也是在集体宿舍。女青年们下工了轮流抱着孩子玩，一天到晚把小娃娃当玩具一样。有时当妈妈找不到孩子了，到处找，孩子在谁的手里也不知道。一般出了这种状况的女青年，就都别想再进步了。
女的省下包谷馍给男的吃
十几、二十岁的姑娘小伙一起朝夕相处，甘苦与共，尽管是在半军事化的管理之下，两性的吸引无论如何还是会顽强地悄然滋长。当初刚到团场的一个阶段，纯粹是一种男女生之间的友爱，后来长年进入生产和生活状态，年龄在增长，身心在成熟，互相间越来越有吸引力了。本连队的，往往在劳动中结下好感，当然还是很单纯。
男青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得最多的是帮女青年干一些重活，比如春耕、秋收、冬修水利这些“会战”的时候，具体到挖渠、挑土这些重体力的劳动，男青年的都会多出力，减轻点女青年的劳动强度。这个过程中，就开始萌发感情，尤其年龄大一点的就偷偷谈恋爱了。
朱静华说出了上海女青年的一种心态，为什么到了新疆几年以后，女的都急着要谈对象，甚至想早点嫁人？因为有时候生活艰难得真是没办法，光是冬天到井台提水就很艰难，旁边的冰比井台还高，一不小心就可能滑下去。所以很多事需要和男青年来互助。
进入十月份以后，不少地方就要穿棉衣棉裤了，这时候取火怎么办？要劈柴，柴火也都是自己背。从工地下班以后，每人带着一根绳子，不管身体怎么样，都得背，因为都没结婚，集体宿舍，每人都要背。好多女青年到后来没办法，觉得难以承受，早早就想找个男的结婚。
在团场的生活有个特点，不管冬夏都没有自来水，是要提水的。男的比女的力气大一些，真要碰到休息了，都是女的在洗，男的提水。开始也不是什么谈恋爱的事，就是女的帮男的洗衣服，男的帮女的提水。提着洗着，感情就到一块儿了。
另一方面，男的吃不饱，女的省下来包谷馍给男的。好多女孩子都这样，把馍掰开，吃上一半，还有一半呢，有的时候马上分给男青年，或者晒成干，到时候再给男的。34团的王祖炯记得，她们五个人领了五个包谷馍，吃三个，凑下一两个整的留着，切成片搁炉子上烤一烤，然后一包一包地给男的留着，那东西真的是比什么都香。
可以想见，这其中的心思是细腻而亲切的。美好的记忆总有些相似，毛国胜说起来，为了不让男的面子上过不去，她们不是给男青年送去吃剩下的，而是她们十二个人合着吃八个馍，剩下四个整的端去，放在男青年地窝子的门外面，然后叫一下就走了。这时屋里当班长的出去一看，就明白，这馒头是给他们的，兴高采烈地拿进来，大家马上分了吃。有的人可能边吃着格外香甜的包谷馍，心里边浮现起丰富的联想。
据安康讲，因为谈恋爱结婚是违反纪律，所以开始都必须偷偷摸摸，就是你下班的路上跟我使个眼色，找机会低声讲一句，今天晚上在哪里等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晚上就各自溜出来到那儿碰头，无非是林带里，包谷地里。结果，连队附近比较隐蔽的地方都是男男女女，都谈不上多隐蔽了。一对一对的，互相如果看见了，你不讲我，我不讲你。
互相有点意思以后，比如女的大一点，男的小一点，就姐弟相称；男的大一点，女的小一点，兄妹相称。这样相称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一对恋人了。而且上海青年恋爱选择的范围很小，首先因为一个农场就孤零零的，周边没有多少居民和社会环境，到另一个团场起码几十公里，基本上不可能跨团去找对象；其次，即使在一个团，每个连也都是相对独立的一大片，不大可能跟另一个连队的发生密切联系。除非那个连队有自己青梅竹马的同学，这样走动走动，才有可能，一般都是在本连队里面各自物色对象。
俩人做小锅饭，就有点意思了
到1968年，对这些上海青年的三年供给制已经陆续解除，他们的身分转为拿工资的农场职工。随之解除的还有禁止婚恋的约束。艰难的环境里，互帮互助的男女可以正常开始他们那个年代特有的恋情了。
一谈恋爱怎么办呢？都是集体劳动，住集体宿舍，只能是收工以后到林子里面，麦场垛后面，尽量找人少的地方，两个人就这样幽会了。
无论在这个世界的哪里，男女之间总是这样吧。不过，在这里的恋爱形式，实际上是很平淡很含蓄的。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剥树皮”，一说“剥树皮”，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两个人去找个地方，悄悄摸摸，到林带里走一走。他们种的树已经形成了防护林，到里头走一走，说说话，然后不知不觉停下来，站在一棵树的边上，手扶着树扒拉扒拉，有话没话都无意识地剥剥树皮，假如停的时间长，那棵树就可怜了，这就叫“剥树皮”。
后来更进一步了，还有一种说法很形象，叫“吃小锅饭”。要是看到某个男的和女的，他俩在那儿开始弄小锅饭，之后在一起吃了，哎，这肯定有点意思了。比如劳动回来，都在屋子门口，然后你就看吧，搞两块土坯一支，上面放个小锅，上海带来的钢精锅，弄了一点什么粮食，搁里头煮煮，或者擀个面条，在那儿下下。两个人忙前忙后的，像个小家庭，吃好，刷干净，男的走了，或者女的走了。就这样，这就说明他俩已经有点意思了，别人一般不会再插一脚。
34团的李小女，后来成为从上海一起来的余加安的妻子。她笑着说：“实际上说起我谈恋爱，真是前世有缘了，脑子里本来没想过要跟他谈。他们都是单身汉，他们一顿一个馍，吃完就没了，吃不饱。但是他们有时候肚子饿了，一下子吃两个，中午把晚上的定量都吃掉，到月底就没饭票了。我在托儿所工作，托儿所里呢有三个女的，包谷粉可以秤一点回来自己做糊糊。我们女生觉得他们怪可怜，有时候他们没吃的，我做点糊糊，叫他们五六个人来，他也一起来，到我们托儿所来吃点。这样子，我和他就慢慢熟起来。”
在这样朝夕相处的劳动、生活中，到了一定年龄，男女产生感情，谈恋爱，是很自然的。所以他们那些人普遍谈恋爱比较早。一是单调，寂寞，劳动强度大，需要感情来调节；再一个是吃不饱。一恋爱结婚有个好处，比如女青年和老职工结婚之后，有了家，不用再住几十个人的大屋，可以在家里烧饭了。集体是吃大锅，每顿定量就是一个馍，自己开小灶，把粮食拿回去自己做，灵活多了，就可以烧包谷糊什么的，或者在家里擀点面条，改善改善，把肚子撑一撑。
那么就冲着这么个好处，都想早点结婚。早点结婚，最起码可以在家里擀面条吃。不然的话很想吃面条的时候，还要医务室开病号饭的条子，连长不签字不批就吃不成。连长审批好了交给伙房，伙房说今天给你吃一天病号饭，成了很大个事。
一定要找个出身好点的
“文革”以后更加强化的唯成分论，使得人们的家庭出身，往往成为男女选择对象的首要条件。当年，上海姑娘韩培芬和同是支边青年的北京小伙白振杰，不知怎么就走到了一起。
他们直到退休后仍住在农二师21团的平房小院里。韩培芬依旧是单纯直率，她说：“恋爱这个事嘛怎么说，实际上我跟他以前，我都谈了好几个。你知道吗，以前找的几个都是上海人，可好了。找的头一个你他实话说了，他爸爸是国民党警察在台湾，那时候成分特别重要，我又在值班连嘛，值班连就是武装民兵连，好，我就不同意。后来等过了可能一年多又找了一个，医院的药剂师，你看多好。谈了半年，快成了他才说他是右派，我又不能要，你看那时候成分多厉害。后来就找的现在这个，虽然家庭出身也不是劳动人民，但没什么历史问题，跟他一谈就成了。还是姻缘，我信这个。”
不单出身好的人不选择出身差的，像许多家庭成分差的上海女青年，选择对象的第一标准，也是只要对方出身好一点就可以。这样的话嫁过去，家里人不挨批斗，本人不挨整，以后的日子才好不再受什么影响。
从韩培芬家再过去几排平房，是徐佩君的家，她也是在兵团结婚生子扎根的一例。她说起了自己的切身经历：“人家给我介绍的一个山东人，老职工。总的来说，我们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考虑各方面条件，我们只要人老实，出身没问题，对自己好就行了。我是这样想的，自己家庭成分不好，我父亲是资本家呀，那不是在淮海路都有房子嘛，所以我就要找个成分好的。”
王祖炯的父亲早就被打成反革命，到“文革”的时候家里处境就更惨。在这种情况下，王祖炯本来交的一个女朋友离开了他，人家出身很红，这对年轻的他打击特别大。幸运的是，后来遇到的爱人恰恰在他最低谷的时候，跟他好了。两个人是在团场演出队结识的，他爱写东西，她能唱会跳，经常在一起排练自编自演的节目，互相就很有感觉了。她父母是早年从湖北武汉来支边，她从小跟着父母进疆。可是她父母得知王祖炯的家庭情况以后，担心女儿跟一个家庭不好的人会受苦，为让女儿改变主意几乎要跟她断绝关系，当然后来还是皆大欢喜。
在农一师14团，应该说李雯兰是个比较出众的上海姑娘，她嫁给了团场干部的子弟何立云。因为她当初到新疆去，是自己特别积极报名的，在街道甚至区里的影响比较大，既然去了，她就暗暗下了狠心，一定要在新疆这边扎根。再加上她总觉得，上海人里面好多都是出身不太好，她自己的父亲更是个右派，所以她早就想，一定要找个出身好一点的。
当时人家给牵线的不少，但上海人被她排除在外，正好有人给介绍了何立云，他爸爸在同一个团场当营长，他是开拖拉机的，后来他进步挺快，又开上了汽车。李雯兰花了好几天认真思量，以前她就知道何立云，看他比较忠厚老实，家庭也可以，工作又好，既然他那边主动托人来介绍，那么她就同意处对象了。
说到拖拉机手，无论在哪个师哪个团的人都知道，能够开拖拉机，甚至开汽车的，还有能调到卫生队当医生护士的，到学校教书的，能够进机关做事的，哪怕是当招待员，这些都是人人羡慕的工作。说白了，找对象都加分。
心直口快的韩培芬说得直接：“那还用说，我跟你讲，像开拖拉机的，医院的，护士什么的，要么当个小干部的，那都是很吃香。谁都想找个条件好的嘛。”
朱静华给了进一步的解释，一般来说，女青年都希望嫁给驾驶员。如果嫁给驾驶员，觉得好像挺有面子，而且挺吃得开。为什么呢？驾驶员经常跑外面，灰色收入比较多，总有人送东西的，不是光靠那点工资吃饭。而且人缘比较好，因为大家出去，全都找他们搭车。所以驾驶员的关系比较广，谁能嫁给驾驶员，那她的档次就比较高了。
另外在女青年眼里比较好的，就是嫁给技术员，农业技术员、畜牧技术员都行。那批技术员一般都是浙江来的，他们来的时候也都单身，中专毕业或大学毕业。所以嫁给这样的人好像也幸运一点，档次高一点。
其次还有一种，嫁给稍微有点技术的，比如在连队承担点技术活，而不是一般的农工。再下来呢，就是女的自己要求比较低，只要能比在连队集体伙食好一点的情况，就愿意嫁了。
别的不说，大家在心里公认，同样是职工，开拖拉机的确实不得了，他的身份特征是相当明显的。在大田劳动的时候，大家最希望干的一件差事，就是给开拖拉机的送饭，送的白馒头他吃不了，人家也不太在乎，那么送的人就能留下一个两个。所以说无形中，开拖拉机的好像蛮风光。女青年也都喜欢和开拖拉机的打招呼，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搭上一段路。一爬上高高的拖拉机，坐到上面，视野马上不一样了，人的精神也和在下面走路的不一样。
在14团的欧阳琏也说，每次拖拉机开到我们连队，驾驶员是要当菩萨供的。为啥，你照顾好他，他给你把地犁得深一点，种播得匀一点。所以你一定要照顾得好，如果还是给人家吃一样的包谷馍，对不起，犁地就在表面拉一条线走了，你接下来还得再去求他不是吗？
上海是中国第四大城市吧
上海的高兴花园小区，眼下已经是个比较老旧的居民小区，那些红砖楼房大约建于20世纪80年代，这里的居民有几十户是从新疆兵团退休回来的人，何立云、李雯兰夫妇是其中一家。李雯兰当年的选择让不少姐妹羡慕，因为谁都知道这个漂亮的上海姑娘，嫁给了团场干部的子弟，先开拖拉机又开汽车的何立云。
那天上午笔者找到他们家的时候，李雯兰去参加街道的一个组织活动了，何立云坐在楼房一层的小院里，穿件白圆领衫，面色黑红，依旧身板结实。
等着李雯兰的时候，他先聊了起来：“这样说吧，上海青年到我们那个团的地方去，女的反而比男的多，多了以后呢，就是各个行当都要培养上海青年，像开拖拉机、开汽车、当干部、当老师，都要培养。所以在我当时开的拖拉机上，要配六个上海女孩子，让我带她们，我一直和这些女孩子在一块儿工作。”
他接着说：“这种情况下，也好也不好，有个什么问题呢？弄得不好你就犯错误了。男女在一块儿，都是十七八、二十岁的。那个时候要求很严，要是有男女关系，那都要开除，甚至判刑，压力多大。所以说我很谨慎，尽管有女孩子要给我洗衣服，我都不让她洗，自己洗。工作关系就是工作关系，和她们分得很清。”
何立云后来从拖拉机手，又坐上了卡车司机的驾驶座。这么好的条件，自然周围有不少人给他介绍对象。而他中意的，是上海姑娘李雯兰。
正在和他说话间，李雯兰回来了，还买了好多菜，中午要招待我们。何立云很自然地起身把中间的座位让给了她，看起来谁是家里的领导还是很清楚的。
李雯兰接着何立云的话头说起来：“规定上海青年不能和当地的谈对象，那一年他本来被报上去要评农一师劳模的，就为了和我谈，当天晚上领导找他谈话，他没转过弯吧，劳模给拿掉了。所以我感到心里很内疚。我呢，比较注意影响，也不敢和他多接触，知道这种事情自己要避免一点。”
李雯兰停顿的时候，何立云在旁边插话说：“我们外地人找上海青年，也有各种想法。我呢因为脑子比较开放一点，我想上海人毕竟是大城市，那时候我知道一点，上海可能是中国第四大城市吧，也可能是第二大城市，这么大的城市，肯定人的素质各方面很好的。不过当地很多人也议论，反对我们找上海人，说上海女人娇气，养不好，而且也不会做事，大家头脑中有这个观念。”
李雯兰又说：“那时候心里是想接触。有一段时间他调到我们那个食堂当司务长，我去打饭，他冲我笑笑，我冲他笑笑，也就这样。那一年我不是开拖拉机吗，得了阑尾炎开刀，享受病号饭，有时候他给我端来。一端来我们宿舍那么多女的，都是上海人，跟我开玩笑，哎呀，何司务长很关心你嘛，什么什么的，把我们往一起说，其实她们都看出来了。”
李雯兰和何立云处对象，上海的家人不知道。她妈妈不让她在新疆结婚，寄了八十块钱来，叫她务必尽快回一趟上海。因为她妈妈在上海叫人给她介绍了对象，想让她回上海见见。那次如果她回去，也许跟何立云的这个姻缘就不成了。她没回去，在那个年代，她也是害怕，别人已经知道她和他好了，所以不敢那样做。她想着先和他结婚以后，将来回家再讲清楚吧。
那时候她所在的机耕队的领导跟何立云比较熟，都找她谈话。对她说：“小李呀，你要不找何立云，等他跑了，你再找谁？谁有他这么好？人家家庭各方面都好得很哪。”讲实在话，李雯兰也是想不到若干年后能返城，没想过还能回上海。
他们结婚没多长时间，她就听见有人说：“你上海人怎么不找上海人？找个‘小土块儿’。”有的心里不平衡的把老职工子女叫“小土块儿”。还有一些上海女青年，她们开玩笑说：“你李雯兰不要太好了！”意思是她家何立云条件好，当司机，她总是沾点光的。因为她各方面条件比人家优越一点，人家这样说也是羡慕吧。
确实，不止一个人说起来，当初开汽车的司机在新疆，那给个县太爷都不换，是极好的差事，在团场也不是一般人都能有机会做这个的。整个团场虽然足够庞大，但没有几辆汽车，像何立云能开上大“解放”，这么好的条件毕竟不多，所以李雯兰可以说比许多女青年都幸运。
老职工是50年代来的，那时候肯定男多女少。上海青年是60年代来的，上海青年一来，女的比例这才多起来了。
上海青年是第四年拿工资，扣除伙食费和买必需品的花费，手上没有余钱，没钱就不好成家。老职工尽管工资也不高，但因为他一来就是拿工资，这么多年下来，手上总有个一二百块积蓄，那好办多了。
一个上海支边女青年，宁愿嫁给“925起义”的老兵，就是1949年9月25日被共产党收编的国民党老兵。虽然俩人年龄差距很大。因为女青年不愿意总是住在那地窝子里，就想早点有个小家。在南疆，到70年代末，集体住地窝子的还大有人在哪。
照韩培芬的说法，上海女的，大城市来的，自己也就是仅仅有这么一个身份上的条件。想找个老职工，或者是老职工子女，有个依靠，礼拜天什么的可以到男的家去吃点好的，就这个想法。在老职工家，像包谷面可以改善一下，蒸发糕，做包谷鱼，熬包谷糊糊，炒点菜，或者凉个拌菜，都可以的，能丰富一点。
也不是说谁嘴特别馋，而是因为太苦了，到老职工家，多少可以改善改善。再想想以后生了娃娃，也有老人给带，女青年就是抱着这种想法找老职工的子女。这些是最实际的，上海人找老职工好多人就是为了这个。老职工也喜欢找上海青年的，如果是子女年龄合适的，也喜欢子女找上海的，毕竟人家是大城市的，儿子要是找了她，今后可以一起回上海，会有这种想法。到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回上海，虽然不好说，起码探家的时候能带回去了。
听见洞房里是又哭又闹
农二师34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塔里木河的末端。他们那个地方，在当时的状态下，男的找配偶就很成问题了。之前在新疆就是男多女少，尤其兵团，由老部队组建过来，百分之八九十的光棍儿汉，在老家没结婚，很早就当兵出来。支边青年本来男女搭配得比较合适，但是到了那边以后总的比例还是男的多，而且女的有些嫁到地方上去，或是想各种办法走掉了。
王祖炯待过的一个连队是放羊的畜牧连，很艰苦，女的更少，放牧长年不见人，没机会谈恋爱，没处找配偶。好在团场职工如果找外面乡下的，在那时有个最吸引人的条件，就是外面的女子只要嫁到农场来，就可以录用为国营职工，只要一起参加劳动，就能拿工资。
现在说起来，三十多岁的男青年没结婚还是好年景，但那时候三十多岁没结婚就显得很怪了。别人就会帮他介绍，但是偏偏这个人长得又显老怎么办？那就需要好好地帮他编造这么一封信。谁来编，当然是有点文化的，恰好王祖炯在畜牧连当文教，帮人编这样的信就几乎成了他工作份内的事。
这样的信怎么写？原则上是这样掌握的：“年龄往小了说，收入往大了说，人往英俊了说，职务往高了说。”照片怎么办？借一张，借农场某个人的，穿军装，还戴个八一帽徽的，借了寄去。王祖炯当时也算是奉令行事，连队首长都会过问的。写完装信封里，别人拿去贴上邮票寄走。
信发出以后，过一阵子就有人从乡下远道而来了。王祖炯记得1966年底的时候，有个四川的女娃来了，准备嫁给连里一个放羊的。这两个人要是放在一块儿，看上去就像父女，实在差距很大。因为男的是“925起义”的国民党老兵，加上长年在戈壁上放羊，特别显老。那个四川妹子呢，生在天府之国，尽管在农村吃的不怎么好，但是毕竟年纪轻，也细皮嫩肉。
她来到连队的当天一看，对象根本和照片两码事，一看就这么个人呀，死活不肯跟他结婚。不肯怎么办？就做工作，劝说开导，然后想办法让他们迅速成婚。现在的电视节目上有“速配”之说，其实“速配”在那遥远的地方早已有之。
连队有间比较大的地窝子，平时开会的，叫俱乐部，就在那里头急急忙忙搞个婚礼仪式。一盏大一些的煤油灯放在前面的桌子上，后面一些职工席地而坐，或者拿个小板凳坐在那儿。大家也没别的事，都愿意来看看热闹。
那个放羊的老兵风吹日晒，脸上皱纹很多很深，但一身从箱子里拿出来的新军装是平整的，扣得严严实实，站在那儿，头也不敢抬，很对不起人家的样子。然后有人就把那个四川妹子领进来了，由两个女青年半拉半领着进来，还是老不大情愿的表情，见坐了那么多人，而且都盯着她看，她也赶紧把头低着。指导员照例是证婚人，仪式进行得很快，宣布一下，向墙上贴的毛主席像鞠个躬，就赶快送到临时准备的“洞房”里去了。
这一夜很热闹，连里的人都听见那房子里头，又哭，又闹，又骂，又吵，不愿意呀。但是关到一个房子里，结婚证在团里手写就成了，也不用照片。那么这个女的，乡下来的，她有一种基本的意识，自己是从农村来结婚的，是到丈夫这儿来的，一般都没有更多的抗拒，就是不情愿，也就木已成舟了。
在一间房子里，一晚上过去。第二天出来，就成一家人了。以后就在连队里生了姑娘，又生儿子。
上海人找外地人那叫半钢
上海青年里面，男的一般个人条件好点的，往往还是想找个上海女的；但是有好多上海女的，不找团场的上海人，老想着还要回去，想着自己一个人才好回去，这样一直拖。女的本来也没那么多，所以好多上海男的都难找到老婆。后来中央有文件，为了稳定大家，上海支边青年找的配偶从外面介绍过来的，只要结婚，就可以安排工作，就这样不少人才找上老婆。总的来说，从上海来的这些人，女的比较容易嫁，男的不太好找对象，男的好多都是找了外地女的。
实际情况摆在那儿，一个团场就那么多人，地处偏远，和外面接触的机会很少。到了年龄找不到人怎么办？这是个问题。为此，上面确实发了文件，具体是国务院知青办给了一个政策，其中的精神是，上海到新疆的支边青年，任何一个人，不管在全国什么地方，无论是从城镇还是农村找个人结婚的，都给对方解决全民所有制农场的编制，过来就算正式职工。这个文件一传达下来，好多老职工都想起给自己老家的亲戚，比如表妹、侄女什么的写信，让她来了以后嫁给上海人。
结果是，一部分上海女的嫁给外地人，一部分上海男的娶了外地人，这两部分加起来占上海青年的三分之一还多，大家管这种情况叫“半钢”。为什么把他们叫成“半钢”？也不是说贬义，这是用当时上海人甚至全国人民都熟悉的半钢手表、全钢手表，来比喻夫妻俩一个是上海的，一个是外地的。或者说，那时候自行车不是也分全钢、半钢嘛，大家口头语就这样讲了，都觉得蛮形象。
除了“半钢”，还有一种说法的意思也是差不多，那是21团徐佩君说的：“我老公是山东人，老职工，这会儿到连里帮人看盖房子去了，不在家。如果当时我找的是上海人，肯定早就返城回家了。可是我们属于“混纺”的，不好回去。你问什么叫混纺啊？上海人找外地人不就叫混纺吗？不是纯棉的，混纺。”
和朱静华同在一个班的有三个女青年，分别嫁到了江苏的宜兴、无锡、南京，当然都是郊区的乡镇，总之是离上海近多了。当时就是家里来封信，说有这样条件的，但不是先寄来男的照片，而是这边女的要先把照片寄过去，人家看中了，才有机会去。有个女的，对方的照片还没寄来，她连对方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就急着走了。她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对方是工矿企业而不是农村的，只要能嫁出去就行。到后来，一些女青年找对象考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如果外面有点路子，比如亲戚朋友给介绍的，能嫁就嫁出去。
一些上海女青年抱着生存得好一点的愿望，就想办法嫁到外头去，一旦嫁出去，别人也没办法阻止。虽然调不出去，但是结婚了，总可以走。大家陆续发现，周围有不少上海女青年嫁到疆内或疆外各地。只要是利用各种机会挂上钩，就想办法走。不管对方是什么样，年龄差别，或者兴趣差别等等，都不管那么多了。这样一来，众多的上海女青年通过婚姻换取了跳出去的结果，使得兵团本来总体上男多女少的状况显得更加明显了。
那时候西北西南各地都爱总结出“几大怪”，说到生产建设兵团，就有这样搞笑的段子：“兵团第一怪，粗粮吃细粮卖；兵团第二怪，大姑娘不对外……”在兵团的团场里，分配来的姑娘，既然到了兵团系统，无论如何尽量不能叫她嫁到外头去，尽量内部消化，从领导到同志都会积极地帮你撮合，兵团的各级单位确实是很需要女的。
嫁娶的同时，就是要有个安身的家。在全连的大会上，指导员就讲了：“现在有很多人要结婚，要结婚可以，你们自己盖房子，自己打土块，没房子你怎么结？”那么想要结婚的人，自己必须提前打土块，利用每天的工余时间抓紧打土块，打够了土块才能盖房子。当然干这个活就是再累，也都有积极性。
在那种少雨的地方造房子比较简单。泥巴和好以后，搬起来，啪，弄到盒子里面，用板子一抹平，端起来一扣，四四方方的，晒干了就用它垒房子。像这样的大土块，壮劳力一天能打五百来块。土坯垒起来，上面把棍子一放，排好，草盖上，用泥一糊就好了。
更简单的办法，要是不想打土块儿建房，那就挖下去，挖个地窝子，上面顶一盖，人往底下钻。挖地窝子不要多长时间，因为挖土是他们干惯的活，别人也会帮把手。想挖多大就多大，把土挑出去，边上修整好，一个方形的坑就出来了。树棍子往上一架，绑结实，草铺上去，再堆上厚厚的泥，糊好就行了。上面平的，有的高出一点，在上面跑也没关系。两个人不是要结婚嘛，这新房就有了。
韩培芬和白振杰是1974年在团场结婚的，还办了两桌酒席。韩培芬自己准备东西，能买到的东西买回来，上海人本来就喜欢做菜，她自己做的饭菜，请别人来热闹一下。她真是可以，那时候就存了五百块钱，几乎是大财主了，原来准备探家回去用的。白振杰没什么东西，因为那时候工资才三十多块，男的一般够吃喝就不错了。韩培芬居然拉了一马车东西到新房呢，还有从上海托运来的樟木箱，都成了嫁妆。
上海青年成家以后，接下来的事就是生孩子。那时候在连队接生的情况比较多，因为离团场卫生队远，路又难走，来不及的就只能在连里生。而“赤脚医生”呢，有的也是上海青年，于是上海青年就为同伴接生。
有个叫李德娣的女青年，一直特别积极要求进步，劳动总是实干加苦干。她结婚怀孕以后，心想，怀了孩子算啥呀，哪有那么娇气。照样跟大伙一起同样干活劳动。那阵子赶上打沙枣什么的，都要爬树，她居然也爬上爬下，结果一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流产了。
朱静华生头一个孩子的时候，肚子已经疼了，去团场卫生队，离连队有十几公里，交通工具就是马车、牛车。马车还快一点，跟赶马车的上海青年关系也好。她肚子疼的时候，马上喊他赶着马车把她往卫生队送，一路上颠得厉害，真怕把孩子颠出来。
帮她接生的就是他们同一批来的上海人，还是同一个街道一起去的，其实也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接生的时候，没有电灯，就是点了四个马灯放在边上，外面的树被风刮得呼呼作响，她躺在那儿又疼又怕，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农一师辖区内的幸福城，就是何百成曾经执著寻找的那座幸福城，在团场的院子里后来有了一座石材的雕塑，它建于80年代，那时内地的开放之风也已经吹到了这里。这座雕塑是请四川美院的人给设计的，寓意大概是幸福城的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弯弯的月亮，一对俊美的男女青年相依而立，看上去是那么的浪漫。恰好当时这个团的团长是位上海人，而女政委也是位上海人。团场的人们就打趣说，这一对男女青年好像是我们的团长和政委呀。
那时候大家都会以这座雕塑为背景照相留影，在他们珍藏的影集里往往可以找到这样的照片。所以关于那一段青春岁月的记忆，其实也是有着种种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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