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上海青年看了描绘新疆风情的纪录片，听了鼓动人心的宣传动员，怀着美好的想象奔赴到那遥远的地方；同样，也有新疆当地的人后来看了《霓虹灯下的哨兵》之类的电影，于是问起上海青年：“你们上海真的有电影上那么漂亮吗？如果上海有那么好，你们干吗要报名来这里？”
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就要了解年轻人那份躁动的情怀，要了解特定时代人们对政治任务的义不容辞；另一方面，这又何尝不是萦绕在上海青年心头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远离上海，来到边疆？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新回到故乡呢？”
她们又哭又闹，她坐在一边不吭气
就像当年新疆对他们的召唤一样，不觉间光阴似水流过，家乡上海对他们内心的召唤也愈发地强烈起来，压抑已久的思乡之情日益浮上了心头。
还是在上海青年到来的头两年，程均友这个当连长的，每天晚上都会到这个班坐坐，那个班坐坐，了解了解情况，看看想家了没有。问他们：“想不想家呀？”回答：“不想！”再问他们：“想不想家里人？”还是干脆地回答：“不想！”但是程均友和他们朝夕相处，天天都在观察他们，他很清楚，咋能不想家，你想想，小孩子才出来，从上海到这戈壁滩，你说他能不想家，那是哄鬼。
笔者找到了至今还留在开都河畔21团的徐佩君，她抹了一下干涩的眼睛说：“确实，都不能想，一想就掉泪。说个不好听的话，那个时候晚上唱歌……以前有个电影叫《星星之火》，里面那个小真子，童工嘛，就是这样唱的，‘盼星星，盼月亮，左盼右盼盼亲娘……’”
34团的余加安也说：“对呀，唱得最多的就是那个沪剧《星星之火》。到晚上，乖乖，那些姑娘就是唱这种悲歌呀，一边哭，一边唱—‘妈妈呀……’整个曲调那么凄婉，在夜晚很勾人感情的。”
那时候写信到家里，家里再回过来，信光在路上往返就将近一个月。每次一批信送来，接到家信的时候，一个连队，哭声起伏。有些男的本来接到信不哭，听见那边女的一唱一哭，也勾起来了。那么男的怎么发泄？就敲东西，瞎喊。“砰砰砰”，拍门、敲碗、敲盆，啊……啊……，就那样瞎喊。
鱼珊玲对此不大以为然，在她看来，哭闹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旁边别的人苦闷得闹啊、哭啊、吵啊，她却不吵也不闹。她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没有经过像自己来之前那样反复的折腾。
鱼姗玲确实算是折腾得够厉害的，本来还要再考大学，马上就能去香港和父母团圆，过上舒服的日子，结果一番厉害的“折腾”之后，她选择去遥远的西部边疆。父母连发十二封电报，母亲专程回上海劝说，都没能把她拉过来，最后她还是坚持了自己支边的选择。所以她的思想准备应该是比较充足了，她不会再去跟家里人叫苦，不会再怎么表现出伤心。当宿舍里她们在哭、在闹的时候，鱼姗玲就坐在一边不吭气。
不管心情怎么样，也都得接受现实了。那么接下来，大家在一起共同的事情就是想上海的家，想上海的生活。可想而知，大家一说起上海往往会眉飞色舞，仿佛又回到了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延安路、黄浦江外滩，对眼前匮乏的生活就暂时淡忘了。
应当说，有一条是大家共通的，一般他们给家里写信都是报喜不报忧，并不说在这里怎么艰苦，都是写“我在这里一切很好，我现在积极要求进步”，或者“我申请入团了”，就这一类的话。也不是怕检查，就是觉得相隔那么远，想叫家里人放心。而家里的来信内容也是这样，不管他们生病也好，有什么困难也好，都不跟远方支边的人说，都会写“你在那里要好好工作，要积极争取进步”之类的。
有的人可能从来不写信向家里要什么吃的、用的东西，但是有一样恐怕都是要过的，那就是粮票。为什么要粮票？实在吃不饱。所以要爹妈想办法给寄上两三斤全国通用粮票，在新疆也能买吃的。但家里也很紧哪。
当然，不向家里要东西的人至少是出于两种情况，一是不想再给父母增添负担；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每个礼拜各班都有一次生活会。开会讲什么？主要检讨资产阶级思想。这叫自觉革命，让你自己讲出来。比如自己检讨说，我上次给家里写了信，问家里要了什么东西。只要是写信要了东西，都要如实说出来，那时候的人就这么傻，甚至还要说得更严重些。
余加安的家里曾经写信跟他说：“你已经工作了，给你寄块手表吧。”其实要寄的表也是旧表修好的。他赶紧回信说：“千万不要寄手表。要寄也可以，给我寄个小闹钟来。”为什么？小闹钟才几块钱一个，不算资产阶级思想，可以用它看看时间，好掌握学习和工作。如果戴上手表，那就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了。说句老实话，当时全连也只有连长、指导员才可能戴手表，一个小老百姓戴什么表呀。
两个月不吃不喝买张火车票
从1968年开始，“文革”中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变成了上山下乡大潮的主力。与这新一拨热血青年形成对照的是，在新疆支边的大哥大姐已经由单纯转向了务实。他们开始经营起自己的小日子，那时候探家就成了改善生活的一种机会，也可以说是一年到头最大的期盼。
当初是作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作为解放军的一部分动员他们去的，类似于征兵的性质。所以说好了享受一些部队的待遇，比如头三年实行供给制，吃穿公家管，没工资。三年以后根据工作表现，评定工资，工资分一级二级。而且说了，满三年就分期分批可以回上海探亲。当时这些都写在征招的简章里。
史美云记得，临去的时候，动员的干部讲好了，你们去三年就可以回来。倒是也没有明确讲是可以回家，还是可以探亲，大家好像都没有去多想它。不少人想当然地理解为，就像当兵三年服役期满可以回家一样。可后来却不是这么回事了，三年到了，也没再提起让你回家。后来终于说有探亲假，但是要等着轮，一个连一次只能走一个。
在“文革”开始以后，生产半停顿了，上面第一次讲有探亲假，一个连一两个名额，大家都争着抢着。安康他们连有两三百个上海人，就抢这一两个名额。最后抢不到怎么办？这时候，正好造反的都跑到他们那里去了，一闹，趁着乱，干脆也不管名额了，胆子大的就自己跑回去探家了。
但是在那个年代，出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有一阵子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畅通无阻以外，其他人，特别是兵团人要想离开一个地方外出，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据王祖炯所知，上海支边青年自从到了新疆的团场以后，不管是哪个师的都没有工作证，个人没有户口本，没有身份证件，那时候也不兴身份证。一般正式单位至少有个工作证可以代表身份，但他们属于半军事化，根本没有工作证。作为团场职工，一直到他们几十年后离开新疆的那一天，从来都没有工作证。所以一出去，除了穿的一身“兵团黄”，没有什么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
那么探亲的时候怎么办？他们既然算是部队性质，至少是半军事化，批了探亲假以后，出去的话要发“通行证”，没有通行证连车票也不好买。具体来讲，当过兵的都知道，探亲要逐级批准，发一张纸，铅印盖上，折叠起来，正面上的字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通行证”。没有照片，填上名字、年龄、单位、探亲缘由、时间起止。这张通行证到期自行作废。
每个人都会清晰记得那些与探亲有关的情节。等到供给制的三年一过，评工资，大部分人一个月工资是二十九块六毛八，当上排长的，一个月是三十一块零八分。差不多两个月的工资不吃不喝可以买一张火车票，来回一趟就相当于四个月不吃不喝。谁能攒得了更多的钱呢，也就是攒够火车票钱，一张硬座是五十四块一毛，只要批了探亲假，许多人手头的钱能买张火车票就跑回去了。
说起来探亲确实不易，为了准备探亲，就要省吃俭用尽量把钱攒起来，后来，像余加安和李小女夫妇两人这样，工资算高的，余加安已经提干，是二级，一个月三十三块九毛二；李小女是先进，也是这个标准，其他许多人都是二十九块六毛八。
后来的那些年，除了吃饭、养孩子，也就是养家糊口之外，剩下来积攒的钱，就铺到铁路上了。一旦男女青年在团场结婚，探亲假不再给报销路费，而路费是那时候制约人们出行的重要因素。回趟上海一个人来回就要一百零几块，那还只是坐火车的钱。他们大部分在南疆，都是先到吐鲁番的大河沿去坐火车，去的路上几天还要住宿，要乘汽车，碰得巧了，搭上过路车，或者逃了票，碰得不巧还得花钱。到了上海，总要再多花点儿。所以，三四年好不容易攒下的钱一下子全都铺到路上了。
一个人哪能来那么多钱？大家的感情好到什么程度，在这上面就反映出来了。比如有要回家探亲的，大家有多少钱都凑给他，他回来了以后再说。等到下次他回家的时候，大家再把钱都凑给他。当然钱给谁，谁也要帮大家带东西。
除了探亲假以外，家里有特别重要的事，先请假，批假了才能回去，时间一到马上就要回来。安康的父亲病重，他回去了，一到日子必须返回，家里问他：“你不能再续假吗？”他说：“不行，一超假可不是小问题，而且就不给报销路费了。”来回一趟不能报销的话，半年工资没了。怎么办，只好走。
探亲假批多少天就是多少天，包括路上乘车转车的时间都算好了，到时候就要回来销假，不销假的不能报销。因为这个，安康父亲重病叫他多留几天他也没留。他走了之后不久，父亲去世了。这种情况不稀奇，很多人父母生病，都没有办法回去。
来到上海已经像个外地人
第一次探亲，对他们来说印象至深。一到上海站，王祖炯拖着麻木的双腿从火车上迈下来，马上就感觉天旋地转。站在那个地方不能动，感觉火车好像还在脚下行驶，地面还在“咣当咣当”地响。因为坐车的时间太长了，路上太辛苦了。
1968年夏天，余加安离家五年后第一次回上海，事先没给家里发电报。当他走进家里的石库门的时候，看到一切都没变。楼下是姐姐一家住，姐夫抬头一看见他进来，先是一愣，接着就冲上面喊：“妈，弟弟回来啦！”楼梯很窄很陡，那时候母亲六十多岁了，从阁楼上连滚带爬冲下来，别的都没讲，一把抱住他：“儿呀，你回来了！”那个眼泪流得呀。四十多年过去了，余加安没办法忘记。
白振杰是1966年从北京支边到新疆的，分在农二师21团，后来娶了上海女青年韩培芬。他说，头一回探家回到北京，那是晚上十二点多了。他家住在崇文门外打磨厂，从北京站走过去不远。那时候就是再远，人们半夜下了火车也往往会一直走回家。他半夜到家的，进到自己家的胡同里，冷不防有个小脚老太太，胳膊上也像红卫兵那样戴着红箍，迎面拦住他，就查问了：“唉，你从哪儿来的？有单位没有？你来这儿找谁呀？”
他又累又困，背着沉重的行李，愣在那儿没说话。“嘿，问你哪……”老太太说，再一细打量：“噢，是你回来了？这不是老白家的小二嘛！小二你怎么跑回来了？”白振杰这才回答：“对，大妈，我回来了。”老太太还没放松警惕，又问：“你这是放假回来的？”他赶紧说：“对，放探亲假回来的。”其实他是偷着溜回来的。他一看老太太那架势，根本没敢照实说。
一进了家，父亲、母亲、姐姐，见了他都哭。他家本来住的一个四合院，有十几间房，肯定属于造反抄家的对象了。他回来之前，红卫兵已经到家里抄过几回，把有点价值的东西早就都抄走了。
对于探家，何百成印象深的，是第一次和老婆一起回去。那是1974年，两人从上海的老北站下车。老婆有坐公共汽车的意思，也确实很累了，但何百成说：“在那边那么远的路都走了，这几步算什么？为什么我们非要往公共汽车上挤？还要打票，走一走不是挺好嘛。”于是背上大包，一路从车站走到他丈母娘家，大概走了公共汽车的五六站地。从新疆那么开阔的地方一回来，他这么一看，觉着上海的路太窄了，房子也挤，人又多，感觉实在不适应了。
回到上海探亲的史美云，到家的当天，先实现了她好几年吃汤圆的梦想，一口气吃了两碗汤圆。然后，迫不及待地约了同时回来的女青年去逛街，可是走在路上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已经像个来到上海的外地人，看到听到的样样东西都觉得新鲜。而那些上海人呢，看她们也当成是了外地人。毕竟不一样，新疆风沙大，她们都被吹得脸黑黑的，一眼就被看成是从艰苦的地方来的。其中也有上海人直接表现出瞧不起的她们的。她们到商店买东西，人家一看她们这副打扮、这副样子，都不用正眼看她们。就连亲戚朋友也会自觉不自觉地用那种眼光看她们，好像说，蛮可怜的，新疆回来的。
欧阳琏记得，这趟火车回到上海和离开上海，都是晚上。按照他的判断，这可能是铁路局在运行表上下了工夫。他们这些人从火车上一下来，一股气味就出来了。路上辗转那么多天，样子能好吗。后来那些年都是拖儿带女，走的时候更是大包小包，火车没开，站台上的亲人就已经哭得不行了。
女青年一探家都会哭的。朱静华第一次离家到新疆去，都没有哭，但是每一次探家离开上海的时候，却哭得不成样子。火车开动的时候，她就会想那个老问题：为什么这里容不下我？为什么我一定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至今全家留在团场的徐佩君说，探一次家回来就哭。后来疲了，才慢慢好了，直到在这里已经安家落户，开始过日子，就没啥了，根开始在这里了。想都不能想，一想就掉泪。
连洗澡的大木盆都带过去
从上海开往新疆列车是52/53次，从新疆发回上海是54/51次。它在当年支边青年心中的位置简直无可替代。几十年过去了，一提起这趟车，许多人依旧唏嘘不已。
每当他们探家离开上海，带得最多的是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想不到。是挂面。他们都带挂面，能带多少就尽其所能地带。带挂面干什么？到那里改善生活。因为面条是病号才能吃的饭，一般人要吃个病号饭很难，还得要医生开条子，要连长批，怪可怜的，吃那么一碗面条。所以挂面显得很珍贵了。
可以说贵的东西，衣服鞋子都不怎么买，吃的才最要紧，买的都是吃的，能带上几百公斤。咸肉，最好是一点瘦的都没有，越厚的膘越好，到那边补充油水儿越管用。大米、挂面、黄豆、绿豆，一句话，凡是吃的，那边缺的，都想尽办法从上海带过去。后来，有人把上海到新疆的这趟列车叫“强盗车”。
说得一点不假，回上海一次，就像强盗，像搬家一样，大包小包，不仅是自己的，还有帮人家带的。余加安自己经历过最多的那次，他一个人带了二百公斤。反正从上海回新疆这趟车，每节车厢都是从上到下塞得满满的。
探一次亲，简直恨不得把上海都搬过去。只要有钱就买，只要有力气就背。但是在上海上火车的时候不好办了，怎么办呢？送站。家家户户都是送进去的。有的人有办法，早早通过别的地方溜进站台，先爬到车厢里的行李架上躺着，占着这些地方。后面的人上来了要放行李，他自己家的人还没到，但还躺在那儿占地方，别人把他往下拽，就打起来。
等东西到了以后，摆到行李架上，塞得一点缝都没了，座位底下都塞满。他们互相打的人，衣服也扯破了，头发也乱了，下去了。然后该坐车的人出发了，上来以后跟对方一搭腔，你是农一师的，我是农二师的，大家一路谈笑而去。
在物质匮乏、几乎什么都紧俏的年代，上海支边青年回沪探亲，人人想方设法倾尽所能地往新疆带吃的用的，从挂面到酱油，从牛肉干到酱菜，从肥皂到毛线，从手纸到竹壳暖瓶……反正五花八门，而现在听起来都是那么简单的、最常用的东西。比如说女孩子，刚去的时候哪会想到每月要用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开始她就要上海寄来，那个年代也不像现在，实际上就是寄普通的草纸。后来可以探亲了，从上海回来的女孩子行李里就带着大量的草纸，因为生活必须，新疆没有。总之，回上海采购成了非常重要的大事。有的人甚至把南方人洗澡的大木盆都带到了新疆去。
大木盆在韩培芬的家里就有，而且直到现在还有。她指着说：“你看这是我们那年回上海的时候带来的，洗澡洗衣服的大木盆。新疆没有，从上海买的。多好的大木盆，可是拿到这里来呢，它不适应，干燥，全裂了，多可惜呀。就这样我也舍不得扔掉。”
另一方面，在上海也不是想买什么就能买，他们探家的时候必须发动亲朋的力量，调动所能想到的社会关系。其实上海的家里买很多东西也是都要凭票的，这个要票，那个要票，全国的供应都是这个样子，上海也不会例外。孩子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从那么艰苦的地方回来了，又待不了多少天，家里的钱都要用在他们的身上。尽量给吃得好一点；走了要给带东西，能带多少带多少，家里最多就留个当月的饭钱。大家凑起来的票证，都给买东西带走。说白了，上火车真像“强盗”，之前首先是回到家就和“强盗”差不多。
除了吃的用的，有一个阶段开始往新疆带合页、拉手、五金件，回去好自己打家具呀，做东西呀，所以还要带油漆。因为这些上海青年到了成家的时候以后，就开始把门上的锁也换了，连窗子上的玻璃也是从上海托运过去。
这一阶段大体是以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为划分，在那以前，回上海探亲，到走的时候恨不得把个家都搬过去。几乎能想到的什么都带，因为什么都缺。而其中主要带的是挂面、香肠、肉松、肥皂、卫生纸、白糖、油等。等到80年代以后，就渐渐不需要这样拼命带了，因为生活必需品上海有的，新疆也差不多有了。衣服不特别需要带了，新疆卖的衣服和上海已经类似。市场一搞活，衣食住行，跟上海的差距都在缩小。
他们一回来，我们看到都吓死
经过“文革”以后，很多人对政治冷漠，不愿更多地参与运动，转而顾自己的小日子了。不少人探家时在上海买了五斗橱、大立柜、方桌、床头柜，还有方凳，用麻袋片包装好，草绳子捆上，一直托运到吐鲁番的大河沿火车站，然后再通过熟人找车一直拉到团场，拉到连队。很快，这些新潮家具就在团场兴起来了。
何立云在团场是开解放卡车的司机，他频繁见证了上海人如同蚂蚁搬家似的执着，以及营造小日子的热情。照他的说法是这样的情形：“他们不是从上海探亲一回来嘛，我们看到都吓死了。他们连自行车也带，什么家具都带，还有很多七七八八吃的东西。把东西打成箱子，打成包，下火车了就去找车。像我那时候是司机，开卡车，比如的话，他认识我，打个电报，讲好几号到乌鲁木齐或者大河沿车站，我就去接他们。我要找上人，把火车上带的东西，一包一包给扛出来，扛到车上。他们坐着我的车子就回来了，要再坐上两三天的车才能到家。”
回团场的路上总是土很大，他们探家回来，男的女的本来穿得光鲜，但坐在卡车上面或者拖拉机上面，可不是像大客车门一关土进不来，土刮起来，卷起来，就面对面的距离，都已经你看不清我，我看不清你。想想看，到了连队，人成什么样了。但能有车去接就是很不错了。
提到这些，何立云又忍不住说实话了。上海青年带回来的吃的东西，因为用了他的车去接，就会也给他带一包。给他带的还有衣服、带鱼什么的，反正都是新疆没有的。有人带给他咖啡，他还不懂，人家说：“这个咖啡，洋东西，你没喝过吧？不要紧，你尝尝我们上海的咖啡，一尝就知道了。”结果他回去就冲着喝了，当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不久，他干脆娶到一位同样搭过他车的上海女青年，有关上海的生活习惯就学习得更多了。
通过大量人员探亲往返，达成的两地之间这样一个“大搬家”，把上海的生活方式、穿着打扮，以至于家具、服装什么的全都带到了新疆兵团，这些在有形无形中影响着当地的观念和生活。老一代的人可能还会抗拒，不跟上海人学；但他们的子女可不行，年轻人要学，越不叫学越是偏要学。上海人回去探亲的时候，团场的年轻人就会托他们帮着带东西，多数是带皮鞋、带裙子、毛衣、袜子、围巾等等，然后学着上海人的样子也都穿着打扮起来。
上海支边青年的初次探家，大都在1967年或1968年间。到1968年底，全国范围的上山下乡运动大幕拉开，一时间声势浩大，风起云涌。与那些刚刚迈出家门。正当豪情满怀。准备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热血小将们不同，早已在边疆农场经受了各种磨炼的上海青年，基本上都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在天山南北扎根落户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像恋爱、结婚这样的内容也都顺理成章地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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