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年代，在那遥远的地方，许多怀着憧憬和热情踏上团场土地的上海青年，也许多少能够想到战天斗地的苦和累；然而他们当中，有谁为接踵而至的饥饿做好了准备呢？
在阿拉尔的纪念馆里，何百成拿起一双旧的翻毛皮鞋介绍说：“这是冬天发的，这是好东西呀，军用品在当时可是比民品要那个得多……”但是，就是这么好、甚至这么稀缺的军用品，这些曾经激起他们光荣感的军用品，这些在隆冬季节非常需要的翻毛皮鞋，一些年轻人又拿它做了什么呢？
咱每天烧一锅酱油汤行不行
那时身在农一师5团的安康，说出了这翻毛皮鞋的最后用途：“到后来，和我在一起的男生，不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人，用发下来的翻毛皮鞋跟老乡换包谷馕吃了。因为太饿了，饿得白天干活两眼冒金花，晚上睡觉睡不着，肚里空，难受。那么就把发下来的东西能换的，都跟老乡换吃的，一双翻毛皮鞋换五六个包谷馕。只要有吃的，管它能换几个，吃了算数。”
至少在南疆塔里木盆地周边各团场的情况是相似的。到了劳动强度最大、生活最艰苦的时候，想得最多的，或者说本能，就是什么时候能把肚子吃饱了。
有人总结了每天的伙食叫“三拳头”。所谓三拳头，就是三个苞谷馍，像拳头大小的苞谷窝窝头。有的窝窝头，里头是空的，还掺了东西。制糖或作饲料的甜菜疙瘩，剁碎，放锅里熬，熬出来的糖水，熬成糖稀糖浆，剩下的渣子拌到玉米面高粱面里充粮食，就是这样的窝窝头。
伙房把大白菜煮好了，粗盐一放，用勺子舀一点油，在上面一浇，就好了。油是浮在上面的，排队打饭，女青年就排在前面，打上面的油漂漂，有味道。男青年都有意站到后面，为什么？不完全是谦让，因为越等到后面，越好打上那些干的，白菜，一碗满满的，能管饱。
连长程均友是要当家的，他比一般职工更能体会到柴米油盐的难。粮食都是严格定量，浪费不成，吃都不够吃。月月年年，他们连队总超支，粮食超支，因为油水儿少，体力消耗大，孩子们又都是正当饭量大的年龄。团长找他问：“你那连队是咋搞的？咋老超支？”程均友向团长报告说：“大家吃不饱，这些娃正年轻，吃不饱，不能干活，你说不超支咋办？”
他觉着做连长担责任挨批评是小事，上海青年来的时候都是孩子，正长身体的时候，得吃个差不多吧。他天天到伙房去看，要求包谷馍不能小，只能比标准的大一点，不能小一点。有上海青年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连长，咱每天烧一锅酱油汤行不行？”程均友说：“中。”吩咐伙房，烧一锅水，往里倒上点儿酱油，再切点儿葱花，弄这么一锅，开饭的时候谁喝谁舀，结果每顿都舀光。上海学生边啃包谷馍，边喝这个酱油汤，就比较满意了。
当然，在困难的年代，他们就是再吃不饱，全国有很多人比他们还糟。生产建设兵团的粮食产量大都要交上去，由国家统一调配。他们既然是生产性部队，就要专门打粮食上交。要想自己生产的粮食保证足够自己吃，那时没这个道理，计划经济没这回事。比如说上海，在那些全国最大的纺织厂里，布那么多，上海人应该有的是衣服穿了，其实没那回事。都是国家计划，统购统销，纺织大厂的照样要按人发布票，每月几尺就是几尺。总之，谁都别想好到哪儿去。
实际上，兵团延续着历史上屯垦戍边的传统，基本上不靠国家拨粮食，要靠自给自足。团场的人长年付出艰辛繁重的劳动，但是还是难以保证有相应的粮食补充自身的需要。
在34团五连，让王祖炯一想到吃就印象特别深的是，偶尔，连队会想办法搞点油来，炸一回油条，让大家好好解一次馋。一到这样的日子，就会在劳动的时候，从连长到各排长不停地喊：“大家好好干哪，今天晚上改善伙食—吃油条！”在大家眼里，吃油条，可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大家马上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劳动积极性特别高涨，都盼着赶紧完成任务，天一黑好回去吃油条。回去以后，果然从伙房老远就飘出香气，开饭的时候一人分到两根油条。
到了1966年11月，他们去开荒，还私下议论着会不会吃上一次油条，因为吃油条按惯例都和劳动生产上的攻坚有点关系。没想到那个场长听到议论以后，专门宣布说：“文化大革命了，无产阶级是不吃油条的！”就这样，连里也不敢擅自炸油条了，大家也就吃不上油条了。
年三十会餐，只能吃不准带
人在艰苦的时候会很想家，而且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家乡的吃食。每当肚子很饿的情况下，上海青年凑在一起就喜欢来个精神会餐。你一言我一语眉飞色舞地说小笼包，说生煎包，说阳春面，说小馄饨，说糍饭糕或者春卷。因为大家以前在上海的时候，都很熟悉这些好吃的东西。
史美云是在农一师5团，和安康一样1963年进疆，分在一个团，后来他们成了夫妻。那个时候她躺着地窝子里，幻想着上海城隍庙的小吃，最想吃的是汤圆。后来，她让家人从上海寄来糯米粉，自己做了汤圆。
这边商店里物品很少，什么都得从上海寄过来。每当有人收到个上海寄来的包裹，一打开全是吃的东西，这是最幸福的事。像上海的那些点心，什么沙琪玛、云片糕，这些东西寄来的比较多。人人都是想办法叫上海家里给寄点东西，所以从上海寄到新疆的邮包特别多，正常情况下邮包在路上要走半个月，大家都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有的寄点挂面，大白兔奶糖。有的寄点在信封里夹上三斤五斤全国粮票，这也可以用来解解馋。因为即使跑到团部小食堂吃碗面条改善一下，也要二百克粮票。在新疆都用公斤制，所以讲二百克，在上海叫四两。
新疆当地没有肉松，有人收到从上海寄来的肉松，拿给老职工尝尝的时候，他们一看就说：“这骆驼毛怎么能吃嘛！”皱着眉头一尝，发现就是好。才知道这叫肉松呀，没见过。
但是也有的人家里从没有寄来包裹，比如毛国胜，家庭出身有问题，父亲在50年代初被镇压了，母亲坐牢。别人最起码还有父母关心，他没有；别人高兴的时候，他会挺难受。虽然他也一样做梦都盼望着，但是现实中不会有东西寄来。
关于解馋的事情很多，余加安记着另一种情形，每个礼拜有一次生活会，开这种会讲什么？检讨资产阶级思想。有人就发问了：“你写信回去要饼干了没有？要了别的什么没有？”被问的老实承认：“要了。”不承认也不行。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一件小事情总要检讨，这次检讨完，下次还得再提起来，再检讨。
在21团，韩培芬经历过的还不止于此。思想生活会上人人要过关，比如轮到谁了，人家就说：“你讲讲，你这一个礼拜做的好事坏事吧，有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全部讲出来。”这个人讲了以后，大家还得一一发言，评一下他有哪个好的没讲，哪个坏的没讲，给他指出来，人人监督。
这种饥馑难耐的日子，延续到了“文革”，文斗加武斗，生产瘫痪，就更不得不勒紧裤腰带闹革命了。每人一个月的标准是二两食油，还不能保证。因为上面只下定量指标，但师部并不给发油，要靠自己种棉花，把棉花籽提出来，榨成油，才有油吃，要不然没有。棉籽油如果提炼得好，经过最后的处理，也是不错的，但他们吃的是最粗的棉籽油，把棉籽炒了，榨出油，黑乎乎的就吃了，一炒菜冒很大的烟。当然这样也总比没油好。
农一师13团的人都记得，1970年，他们连续三个月一滴油的分配都没有。而王祖炯在农二师34团经历的情况可能更极端，连续四五年，每年365天没见到过什么油花花，这个团自然条件太差，所以太穷了，没有油，都是盐水煮菜、煮萝卜。
饿得不行也馋得不行了，有的人就想着去偷。把发的床单对折起来，两边一缝，就成个大口袋。然后找一个小个子的，让他背上大口袋，把绳子在腰上一绑，夜里从天窗进到连队菜窖下面，等他把甜菜、萝卜、白菜装满以后，再拉上来。菜窖大得很，储藏着全连要过一个冬天的菜。菜偷回来藏到通铺底下。把口袋拆开，抖抖土，一摊又是床单了，睡觉。偷来的东西抓起来就吃，把通铺底下的吃完了再去偷。
就像刚开始劳动的时候一样，到了生活最艰苦的时候，有人受不了，感到绝望，又想到了逃跑。一有人跑掉，派出听到消息，带枪的人在路上一卡，无处可逃。有的人是往沙漠跑，以为可以从那穿过去。结果等派人去抓到的时候，已经快变成“木乃伊”了。
按照部队化的管理，上海青年到兵团的头三年没有探亲假。那么对于日思夜盼着故乡的他们来说，每逢过新年又能盼来什么呢？
王祖炯说了个真实的故事：要是问一年到头有没有吃饱的时候？回答是，有。每年的春节，也就是大年三十，实际上是在下午天黑前，给大家会餐。到现在他都没搞明白，平时什么吃的也没有，这一天怎么会过的那么丰富。大家把脸盆拿去，一个班十几个人围成一圈等着。
会餐规定了，只能吃，不能带走，还有炊事班的人，在外面站岗的，不让拿走。就在露天操场上，一大群人蹲在那儿，然后上的第一个盆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大片的肥肉，来了以后，大家一看就要动筷子，多长时间没见过肉了，吃！王祖炯当时马上出了个主意：“先别吃，后面还有好多菜呢，吃一块肥肉不就腻住了，吃不动了嘛。”那就忍住不吃，大家都不吃，守着。
伙房里头，本来可能连队干部的想法也是，要是腻住了，后面的菜可以少上点。结果，一看大家都不动，就僵持在那儿。天又冷，新疆的年三十，天寒地冻，大家硬是蹲在那儿，不动。最后僵持不过了。
没办法了，后面的菜就一盆一盆地上，上来一盆大家就风卷残云啊。开始蹲着，后来蹲不住了，就跪着，最后是有蹲有跪有站着的，七八盆菜都吃完了，塞得肚子满满的，唯独剩那一盆肥肉还没动。不让带走怎么办？最后大家都下筷子，一人夹一大块肥肉叼在嘴里，带走了。
地窝子里好多盏小油灯在闪烁
青年们在团场干的都是农活，但完全按部队编制，实行的是供给制，头三年没工资，每月津贴是三、五、八块，吃集体伙食。一个月发三块钱津贴的时候，买牙刷、牙膏、毛巾、肥皂，买点信纸、信封、邮票，津贴就没了。人家真正的军人应该是第一年每月津贴六块，写信走军邮不用邮票。所以说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半军事化”。衣服是单衣一年一套，棉衣两年一套，翻毛皮鞋两年一双。劳动强度大，这些都磨损得厉害，经常没得换，晚上洗了第二天再穿。特别是男生，穿得更费，不够穿。
这和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差不多。为什么说原始？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津贴都是很低，也就没有高低差别，你三块津贴，我也三块，到第二年你五块，我也五块，第三年都是八块。没有人多拿一分，很平等，很原始。所以大家对此倒也没多少心理不平衡。
说起来，那时候有高低之分的，就是虽然都很努力，但是因为体力和能力的差别，干的活总会有多有少。收麦子不可能每个人收得一样多，担土不可能担得一样重，毕竟饭量也不可能都一样的大。
规定一个月休息三天，逢十、二十、三十休息，这休息的一天往往还有半天要做贡献。当时兵团党委提出目标，叫“个十百千万”：要求每人每年利用休息时间，开荒一亩地，上交十块钱，业余打粮一百斤，打草一千斤，制肥一万斤。
至于收工以后所剩不多的业余生活呢，那时没有电灯，都是点的小油灯。收工的时候都好晚了，回到连里，吃过饭就天黑了，人人都是拿个墨水瓶或小药瓶装了煤油，上面弄个牙膏头，弄根线，用火柴点亮。晚上周围漆黑，地窝子里有好多盏小油灯在闪烁着，大家借着这点亮写写信、写写日记什么的。
晚上要走出地窝子就用挂在门口的马灯，最早的时候他们用的马灯是木壳子做的，一面木头，三面玻璃，中间用两个小钉子卡住油灯。提着这种灯，上面有个出烟口，走一趟，手上就全给冒出的烟熏黑了。
因为是“以粮为纲”，副业不发展，交通不方便，副食品和消费品非常紧缺。鱼姗玲所在的第14团地域东西相距二十公里，一共才两个小商店，都只有一间门面。那一年她去买棉鞋，货架上只有两只，但都是一只脚的。
生活环境艰苦，许多地方风沙大，水是咸的。朱静华刚到14团的时候，外面喊开饭了，大家就从地窝子里出去，看到在那边的地上摆着菜盆。蹲下来刚要吃，一阵风沙刮过来，饭菜上全是沙子，馒头上也满是沙子。女生说：“全是沙子，这个怎么吃呀！”当时就哭了。
再看看这外面的地，她们从上海来穿的都是圆口的方口的布鞋，那沙土已经淹到裤脚了，一踩下去，鞋里面全灌的是沙子。有的女生又说：“这怎么生活呢？”好多人又哭得不行。
另一方面，正因为风沙大，住地窝子倒有地窝子的好处，避风、保温。当然它是最简陋的房子，即使是翻新再建的地窝子，也还是往地下挖两米，上面再搭高一米，把大家自己砍的胡杨做梁和柱，把自己打的茅草、芦苇铺上，然后把泥土敷在屋顶上。放个木框就是天窗，因为很少下雨，也不需要塑料纸什么的糊窗子，就是留个通气采光的洞。
对女青年来说，在大田里劳动，可以和男青年一样承受饥饿和劳累，但是女性遇到的特殊困难却更加难以克服，连必需的卫生用品也是没有的。大概是到准许有人探亲以后，女青年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上海带卫生纸来，比如谁探亲了，大家就请她帮着带上一点。有时候还让家里寄，按印刷品寄过来。一位亲历者说起来，当时所谓的卫生巾用的都是布条条，里面装的草木灰。自己缝这么长的一个长条，两边搞个带子，如果是灰满了，把灰抖掉，灰不是吸水嘛，就这样用。所以每次一有这个情况，干活的时候，大腿都给磨破了，很难走路。
那时候在大田和工地都没厕所，就是到旁边的荒草堆里面，因为草长得高，外面看不见，在草堆里踢一踢，就这样解手。在戈壁滩，有一种小小的虫，叫它“草蜱子”，钻到皮肤下面以后，就会生出无数的小虫，把血都吸掉。曾经有个女青年，在草丛里解手，这个“草蜱子”就爬到她的下身里，她也不知道，忍着疼，到后来检查发现里面都是血，最后人就这样死掉了。
连队的人都跟着放映机走
上海青年在那个年代之所以感觉特别艰苦，也许因为他们要面对的，其实不仅仅是物质的问题，而且精神生活也非常贫乏。在基层连队，报纸杂志看不到，电影一个月放一次就不得了。一放电影，整个连队就沸腾了。
连队里如果通知要放电影或者演出队要来，那就像过节一样。放电影也好，演出队来也好，都是一件大事情。平常大家是看着太阳落山才下班，到这样的日子就会提前一些下班，收工回来洗洗。开演前一两个小时，大大小小的凳子都放好了，孩子们喊着演出队来啦，或者电影来啦，这些喊声会一直到正式演出或放映开始。
都是在露天，场地上本来就竖着两根杆子，然后拉上一块银幕，被风吹得鼓来鼓去，放电影用16毫米的小机子。那些年虽然翻来覆去看的没几部电影，但大家照样兴致高涨。
冬天就更别提了，晚上到零下二三十度，露天冷得厉害，再加上那时候的片子全是阶级斗争，情节又苦，看得大伙鼻涕眼泪都结冰了。
卫生队里头住的重病号也都非要出来看电影，有的看到一半不舒服了，赶快现场急救，或弄回去急救。有一次病号还在打着点滴，瓶子拿在手上来看电影，冻得那家伙差点死掉，马上送回去急救。还好，卫生队离电影场不算远。
在不少连队，最多一个月能放一次电影。到这个连队放过以后，再转到其他连队去放，那么这个连队的人会跟着电影放映机走，再去看第二遍，看第三遍，要走好多路。那时候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最远的连队的人，从五十里地开外提前奔过来。第二天一大早照样要出工，但没有谁因为这个觉得累。
除此之外，其他娱乐活动呢？尽管白天干活很苦很累，但是黄昏下班后，也没有洗澡的条件，就弄点凉水冲一冲，洗一洗，把自己的干净衣服一换，院子里很快就热闹得像上海“大世界”了。唱歌的、跳舞的、下棋的、拉胡琴的、拉手提琴的、吹笛子的都有，反正要把单调的日子想办法过得高兴起来。
沈黎明是1966年从上海进疆支边的，分到了北疆的柴窝堡林场。四十多年后，笔者在乌鲁木齐偶然遇见他，他已经退休，那天下午他正在闹市的街头吹奏笛子，另一位朋友拉琴。悠扬的乐曲传过几条街，一首接一首都是有关边疆或草原的老歌。行人会在他们面前驻足听一会儿，有的人在乐器盒里放下一点钱。沈黎明说：“我这个乐器是十六岁到新疆来了以后学的。那时候我们的文化生活相当朴素，很少有电影，没有电视，我们就自己丰富一下业余生活。因为笛子价格便宜，一块钱一支，所以我就学着吹了。”
连长程均友可以说是个深得上海青年认同的基层干部。他的想法是，得给他上海青年们组织娱乐活动，不能让他们闹情绪，不能让他们悲观，要根据年轻人的特点，把连队生活活跃起来。开篝火晚会时，他为了逗这些青年人，把老羊皮袄翻着穿，毛朝外，找个破毡帽戴上，也跑到人群里面跳，惹得大家哄哄大笑。他知道，一开心，大家就不总想着艰苦了。
帮我老婆也带个那东西来
喜好观察的老职工子弟何立云，后来又有了一些发现，像上海女青年在礼拜天穿着短裤就出门了，有的老职工和家属就捂着鼻子，看都不看，有的还臭骂她们。有个上海姑娘长得蛮漂亮，爱打扮，穿得比较新潮，人家就骂，骂得很难听，她就再也不打扮了。
开始这么一议论，甚至领导再一说，确实没人敢穿从上海带来的一些衣服了。不过说起来，上海青年实际上带去了很多新的东西，尤其是女青年穿着，对当地其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后来有的确良了，首先是上海青年先有的确良衬衣。穿的确良衬衣就显得女孩子好看多了，还印了漂亮的小花；再一个呢，不像以前布的，的确良比较薄，合身。但是，一些老职工和家属就看不惯，尤其天热的时候，看见只穿件的确良的，就说是贴肉，透肉。
在农二师34团，和李小女同宿舍的有个女青年，她家庭条件很好，她的好衣服有好多件，但是不能穿出来，都放在纸盒子里，放到铺底下。结果老鼠在下面打洞，从那个箱子衣服中间打洞一直打到上面。等她把衣服打开看时，“哇”地大叫起来，发现每件衣服都不多不少六个洞，干脆没法穿了。她趴在那儿大哭一场。连其他人在旁边看了那些好衣服，也都觉得特别心疼。
李小女穿的第一件的确良衣服，是她父亲给寄来的一件淡米色的确良衬衫。当时她已经调到团部，是给团领导服务的公务员。那天早上起来，她穿着那件新衬衣，到了参谋长的房子里。参谋长看着她问：“姑娘，你穿的是什么？”李小女说：“这是的确良，新出来的。”当时的参谋长是战争年代过来的，算是长辈了，他说：“脱掉，快回去脱掉，不要穿，难看死了。”领导不让穿，她虽然很喜欢，就没穿了。其实，那时候上海的街上已经时兴的确良了，在兵团的上海人听说以后，也都想有这么一件。
有的老职工，由于多少年形成的观念，再加上政治运动那么一搞，特别看不惯上海女青年的衣着打扮，总能把她们的形象和“封资修”或者女特务联系起来。女青年穿裙子，穿短裤，穿个汗衫就出来了，老职工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不过老职工的子女正好相反，他们羡慕上海人，跟着上海人学，学上海话，学穿着打扮。
要说起来，那真是不该成为笑话的笑话了。上海青年慢慢地把的确良穿起来以后，出现了一个情况，天热，衣服比较透，那些上海的姑娘，都戴胸罩，一戴胸罩就很明显地衬出来。那时候老职工的家属还没有这些，老职工就气愤地说：“这叫啥东西嘛！”有的甚至骂这些上海丫头不要脸，骂得一文不值。
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往往就是这种骂得凶的人，他听说有人要去上海探家了，又悄悄地找到人家说：“哎，你要回去吧，帮我老婆带一个那东西来。”他想让带的是什么？不单是的确良衬衣，还有那个都不能说出口的东西—胸罩。有的上海青年故意问：“呦，你们也要那个呀？”因为已经很熟悉了，他就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挺好的，让我老婆在家也穿。”总之明着骂是要骂，私下里带还是要带的。
还是何立云讲得实在：“原来我们那个地方的小伙子和姑娘，都很土的，不讲卫生，不注意洗脚洗脸。裤子衣服的话，可以说一两个月不洗，水也少，就是这样。他们上海人来了之后，看到他们搞得干干净净的，出去很好看。好看难看大家还是看得出来的，像我们这些人就跟着上海青年学，人的精神面貌也跟着好多了。”对何立云来说，这样子学习的效果是明显的，他后来娶了一位漂亮的上海姑娘。
生产建设兵团的这块土地，重新改造着上海青年；另一方面，被兵团改造多年的上海青年，也在用他们带来的观念和方式影响着原来的兵团人。若干年后，老职工讲到上海青年给塔里木带来了文明，他们还说过这样的笑话：“你们‘上海鸭子’来的时候，我们擦屁股不用纸的，因为你们擦屁股用纸，后来我们学你们的样子，擦屁股也用纸了；等我们刚学会了擦屁股用纸，你们又用纸擦嘴了。”
关于“上海鸭子”的说法，至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以说是褒义的。一开始是老职工形容上海人很能说，总在一起哇哇地说个不停，后来演变出对上海青年的夸赞，“上海鸭子呱呱叫”，就是好的意思。
趋势是挡不住的，渐渐地，上海那边上半年流行的服装，下半年在新疆的各地团场就流行了。因为后来可以探家了，有那么多人来往于上海与新疆之间，这些东西怎么能不传得很快呢。
那时候，许多团场老职工的孩子没见过城里的东西，甚至都没听说过。大人孩子都没见过火车，更不要说亲身坐一坐火车了。很多老职工一辈子就在农场，到许多年后他们的愿望就是从农场坐一次火车，去乌鲁木齐看一看。
关于这个，何立云又笑着说了一番实话：“上海青年开我们的玩笑，讽刺我们这些老职工的孩子，说我们要是去了上海，看到高楼大厦都会把帽子看掉。意思是傻得光顾仰头看，把帽子都看掉了。我们也相信，人家那里大马路，不停地跑汽车，楼房那么高，上海来的人我们也看到了，都清清爽爽、干干净净。那里不光是汽车了，还有火车、轮船，经济又发达，商店又繁华，你说这个东西，再笨的人，我们好坏还能分得清。”
连长程均友因为参加过征招工作队，是极少数到过上海的老职工。在他眼里，那时候光知道上海的东西好，想象中那就是工业化大城市。像衣服，上海的好；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上海的好；收音机，上海的好，那个年代在农场的职工谁能有个收音机呀。
到1966年，拿农一师来说，职工总数是十万七千多人，而这个师的上海青年最多，有四万六千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这么大的一股新生力量，简直把师部所在地阿克苏变成了一个初显繁华的“小上海”。
到了七八十年代，情况更明显，农一师所在的阿克苏市，不管河南人也好，甘肃人也好，都爱讲上海话，他们的孩子都讲上海话，你都听不出他们原来的老家是哪里。团场一到星期天，集市上好像满街都是上海人，满街全讲上海话，当地年轻人喜欢学上海话。所以在衣食住行方面，上海青年对当地的影响非常大。
从上海带来的各种家具或者家具样式，都成了引导潮流的稀罕物，大家都会跑来看，照样子画尺寸，量好，回去学着做。后来一个阶段，全团就像是木工厂，家家户户门口都在利用空闲时间打家具。这样一来，搞得本来强调艰苦朴素，“先生产、后生活”的兵团，很有点生活的气氛了。
兵团所在的那些地方以前有原始森林，林子里树棍子多，原来都是砍树棍子，回去在屋里栽四个桩子，把树棍子排上，上面铺草，这就是床，大部分家里都这样。后来上海人成家以后开始用家具了，有的是托运来的，有的是自己做，老职工家庭也跟他们学，床也会做了。当然，还是觉得床睡着更好。
包括在团场出现的沙发，刚开始也是上海青年自己做的。没有弹簧怎么办？就用汽车废轮胎，黑色内胎不是有弹性吗？把它截成一定宽度的一条条胶皮带；做个木框子，把胶皮带在两边一钉，上面用棉花一垫，用布一蒙，坐上去软乎乎的，沙发就成了。老职工一看，都说：“你们上海知青咋这么聪明，这洋玩意儿都能做出来！”沙发就这么很快兴起来。不管样子土不土，毕竟家里摆一对沙发，来个客人，请人家坐上去，主人挺有面子。
起初是个人自发地做家具，后来影响到公家也成规模地做了。团场专门成立副业队，把会这个工、那个工的人都集合起来，其中主要的一项，就是有专职木工，开始给公家做家具，包括领导和机关的办公家具都得到升级换代。做多了还往外拉出去卖，变成了给团场带来额外收入的“第三产业”。
尽管有这些发展，但身处那遥远的地方，在上海青年的感觉中，边疆与内地，特别是与心中的上海相比，差距好像很大。那些年，他们的日子都是在盼望着过，盼什么时候吃的能不再紧缺，盼小家庭能添一样好东西。一时间在团场，谁要是骑辆新自行车，就会在土路上到处转转；谁要是戴了块手表，就总爱在人前把袖子撸撸；谁要是穿了双皮鞋，就会在别人面前把两脚跺跺……他们的支边生活就是这样在继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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