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8年的12月17日，在大批上海支边青年到新疆四十五周年之后，他们的纪念大会终于举行。会场是在有关部门指定的市郊体育馆，会议进程得到有关方面的密切关注。而大会组织者，恰恰是当前在阿克苏振臂一呼的几位代表人物。
全国知青返城潮的发起者丁惠民也特地赶来，并宣读贺词：“在这里，我丁惠民要说的是，去新疆的支边知识青年，是全国知青群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么多年的功过是非，今后，历史自有评说。”
有时候想，干脆再回去吧
参加纪念大会的这些人，已经从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了返城回沪的退休者。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户口、工资、医疗等方面的诉求，他们还被视作“不安定因素”。会后，一位派来负责监控大会的干部私下说：“想不到民间召集的大会开得如此文明有序。”或许，这是一次迟来的纪念，但对每位当年的上海青年来说，就像回到了四十多年前：没有尊卑贵贱，在时光中沉淀下来的，只是相似的境遇和共同的情感。
安康有个当年一起到新疆去的朋友，他因为老婆不是上海人，不容易回来，又不打算离婚，就找熟人办个证明，说老婆死掉了。证明是真的，事情是假的，他老婆还好好的。两个女儿跟他到上海来，把户口报上。他老婆其实也一起来了，但来了以后名不正言不顺，已经没这个人了，怎么办？时间一长感觉不对，后来他跑回新疆原来的单位再去开证明，恢复老婆的“名誉”。当初像他老婆这种情况的不能报进户口，现在政策变了以后可以报了。
在周敦福的家里，他拉开旧柜子的抽屉说：“我基本的证件都在这里，都在这个袋子里。这是我一家的户口，我的职业写的是‘无业’，没单位的。回上海没有给我安排过单位。”周敦福属于他们这个群体中的一类人。
同时，他们本人的身份就被简称为“369”，意思是一个月拿369块的生活保障金。尽管开始户口不起什么作用，但拿了户口的，在团场那边就已经除名。最后回来没办法，上海怎么安置呢？一个月发给369块生活费。
他们退休后医保的问题，看病有一定比例的报销，但是要拿到新疆的原单位去报。收入本来就低，用句通俗的话讲：“吃了饭不能吃药，吃了药不能吃饭。”在这个背景下，兵团后来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医保工作站，方便回来的退休职工报销医疗费，不用再拿回新疆去报了。
当许多人惋惜老上海的建筑正在消失的同时，实际上，确实还有不少人正在急切期盼着旧弄堂的动迁，以便有望改善自己一直以来糟糕的住房条件。
在笔者前去寻访时，周敦福从他阴暗的老屋里出来，站在弄堂口指着外面说：“我们这条街都要动迁了，动到那边的几条马路。我们搬到哪里去，这个还不清楚。像我回来的时候有房子住，现在就比人家差了。我们当中能买得起房的有几个？而且不是靠自己买得起，是靠子女比较有出息。还有的通过动迁加上贷款买房子，这是很少的。有些人回来赶上动拆迁，有的动拆迁已经过去，就没房子，只能用那点收入租房子了。”
上海市民的居住条件大概在90年代普遍开始改善，原来住在棚户区的，很多都是靠动拆迁实现翻身。从新疆回来的张依璞、李德娣夫妇，还住在四十多年前离家时父母的老房子，那么小，只有等动拆迁，但是他们家那一片还没有等到动拆迁的消息。
张依璞甚至说：“有时候想，我们回来干什么呢？我们在新疆那边后来已经过得挺好了，回到这个房子，家庭矛盾出来了，生活上困难了。有时候确实在想，干脆还回新疆去吧。虽然那边房子卖掉了，但十来万块就能买套房子，上海呢，十来万块只够买几个平方。”
我妈说了，多挣点钱到上海买个房
在南疆库尔勒附近的开都河畔，姜步宏在农二师21团任副政委直到退休。他是1966年夏天最后一批进疆的上海青年，也是他们当中最后一批在职的。在办理退休手续后他也是要返回上海。
走在场部外面的土岗上，姜步宏说：“起初21团的上海青年有一千二百多人，都退休了。退休的在这里每月拿一千多块，两口子两千多，生活没问题，挺舒服。有的回不去了，大部分是因为房子问题。在我们库尔勒买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二三十万。在上海呢，要多少钱？还要看是内环、中环，还是外环。”
笔者在场部的家属区见到了徐佩君，她退休前是统计员。当年由于出身资本家，她主动报名进疆，后来嫁给山东籍的老职工。四个儿女都留在团场务农，其中一对双胞胎女儿，姐姐种辣椒，妹妹养牛，每年有不错的收入。大女儿小时候跟着回过上海，但记不住了，大了以后再没回过。按政策可以有一个子女回去，把二女儿的户口落在上海了。但是她人还在这里，回上海以后，觉得还是新疆小伙子好，又跑回来结婚了。
养牛的二女儿坐在方桌旁边说：“我户口在上海，肯定以后我们儿子要在那边上学。在这里多攒点钱，到那边毕竟要有个窝。像我妈说的，多挣点钱，到上海去买个楼房。”
把外孙送回上海去读初中，看来是全家人的一个计划和希望。大人问这个男孩：“你知道外婆他们当年为什么要来新疆吗？”他回答：“我想应该是让新疆变得更美丽吧。”像是准备好的答案。
笔者从她家走出不远，同样是个平房小院，在葡萄架下坐着白振杰、韩培芬夫妇。虽然女儿一家在上海，但是他们夫妇俩已经不大向往城市生活了。
韩培芬说起来：“直到现在回去见了我大哥，大哥还在讲我，‘当年你就那么傻，我从火车上拉你下来，你就不下来，你咋想的吗？’我也不吭气，反正一切都在那里面了。我们在上海没有房子，也不能回去，孩子条件再好，住一起时间长了也不行。最主要的一点，儿子在这个地方，反正我们在新疆四十多年了，都习惯了。”
丈夫白振杰接话说：“在哪儿都是待。我跟她讲了，在哪儿都一样，非要回北京、上海吗？”
家人一年聚两三次，我们几十次
对于这些回到上海的昔日支边青年来说，定期聚餐是一种保持交流的方式。逢到固定的日子，同一团场或同一连队的人在酒楼里聚餐，大家按惯例AA制，轻松又平等。他们碰杯的祝酒词常常是：“开心啊！”“健康啊！”
在餐桌旁，一位男士笑道：“我和家里面一年最多聚两次三次，跟他们一年最起码几十次吧。”
在座的有一位老职工的女儿，她说：“他们是寻开心。我爱人那个时候十六岁，我十二岁，但是辈分不一样，他们一来支边的时候，我们学生都要集合在路两边，要欢迎‘叔叔阿姨’。他们不断地来，每隔几天就要欢迎一次。
坐在她旁边的女士取笑道：“后来她嫁给‘叔叔’了，就跟我们一样了。”
大家一二十人围坐在餐桌旁，应笔者的请求，他们每人用一句话说出了自己曾经在兵团的岗位——
我在新疆是农工，主要是管啤酒花和种水果。
我们连队是种水稻，我打了十六万多斤，那时候最红的，我是水稻班班长。
让我领导一个木工班，木工班班长，那是我的最高职务。
我是赶大车的。四套马的车子，两根鞭杆。好长的鞭杆还在家里面放着。
我在农一师机关幼儿园当老师。
我最高职务在武装值班连当排长。
我在团场医院当护士。
我曾经的最高职务是连里的会计。
……
说到兴头上，他们当中一位曾经在师宣传队的女士起身离桌，大家就围拢来，在旁边唱起了《达坂城的姑娘》，那位女士拉着丝巾跳起了热情欢快的新疆民族舞。从这歌声和舞步里，让人感受到包含着那么多难忘的情感。
唱的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说起来，他们从十几岁远离生长居住的城市，到反差那么大的地方，像兄弟姐妹一样集体生活在一起，有着太多共同的悲欢，别人可能是难以完全理解的。
安康重病住院的那次，最多的一天来了五六十人看他。医护人员对他说：“安先生，您肯定以前是当大官的。”安康说：“我当什么大官呀，就是个退休职工嘛。”人家说：“你瞎讲，每天来看你的多少人，把我们都吓死了，一般当官的也没有这么多人来看呀。”安康说：“你们不可能理解的，我们都是一起在新疆支边的。”听到安康病了，确确实实有很多人来，因为他迷迷糊糊的，有的跑过来看了以后，甚至放声哭起来。
2009年，因小区的活动室改做它用，安康组织的唱歌会就只能搬到他家的一室一厅中。房间小了，参加的人却没有减少，连床上都坐满了。这些人里，除了少部分有能力改善境遇的，大部分靠不充裕的退休金生活。但一进门，听到他们放声高歌的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唱罢一曲，安康把手从钢琴上缓缓抬起，然后随着余音放下来。或许，他用这种方式已经圆了他学生时代的音乐梦。他说：“实际上我们在一起唱歌是一种精神寄托，每个人都有不尽如意的生活状况，在外面在家里不开心的话，到这里一唱把什么都忘了。”
张依璞、李德娣夫妇也手捧歌本坐在其中。大家都知道，他们自己没有生育，收养了一个维吾尔族女儿。第二天，笔者从又窄又陡的木楼梯上去，来到他们夫妇从新疆退休回来后住的阁楼。四十多年前，他们也是从这样的弄堂阁楼走出家门，远赴边疆的。
坐在床边的李德娣翻着相册说：“这是我女儿，一百天的照片。女儿的结婚照在这里。三十岁了。女婿也是新疆回来的子女。”
笔者随同他俩去了一趟女儿家，要挤公交车坐十几站。夫妇俩卖掉了自己在新疆的房子，省吃俭用帮助女儿女婿在上海还一部分房贷。
他们的养女张嵘说：“像我爸妈和我这种情况的很特殊。我是维吾尔族，应该说就算在上海人里有收养情况的，也不可能是我这个民族。别人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傻，不理解。当我自己有了女儿，也养了女儿以后，就觉得，生一个小孩子容易，疼那么一阵子就生下来了，但是培育孩子长大成人，走上工作岗位，然后成家立业，这真是爸妈一辈子的心血。”
在自己居住的社区活动室里，余加安每周定时义务教歌。这位昔日的团场文艺骨干仍然发挥着特长，教唱得十分认真卖力，仿佛又找回了当年的良好感觉。
余加安说：“回来三十年了，就像打的烙印，没有办法擦掉。一提新疆，我还是新疆人；但是在新疆那边说起来，你是上海人，就这样。”
在杨清良夫妇的家里，午饭摆上了桌，像通常的上海人一样，菜是许多个小碟子。但他拿出了新疆出产的伊力特酒，握起酒瓶说：“来，喝酒！这是我们新疆的伊力特。我们在一起，这些新疆回来的朋友聚在一起，那肯定要这样的—老杨，来杯伊力特！”妻子朱静华在旁边说：“他哪里像个上海人，对这个白酒情有独钟。”
杨清良夫妇俩返城以后辗转各地做生意。当初是响应号召，好儿女志在四方；后来是独自创业，老大不小再闯四方。他们靠自己加倍的努力，逐渐成为生活中的赢家。他们办的“喷喷香”食品厂，做巴基斯坦松子，手剥松子。为了做这个买卖，杨清良又到了新疆喀什。从喀什到边境口岸红其拉甫，又走上那条上海青年参加修建的翻越帕米尔高原的中巴公路。
朱静华说：“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新疆十八年的生活历练，很可能我也就平平淡淡地等待下岗，等待退休。但是从新疆回来以后，我想不会一辈子就这样的，我要抓紧做事情。”
当年选择继续留在兵团的王祖炯，通过刻苦写作改变了命运，一步步在做文教和宣传的岗位上提升自己。他在《兵团日报》任副总编时，几乎走遍新疆各地。王祖炯指着家里摆的照片说：“这是我，骑着马，天山主峰托木尔峰就在背后。在新疆走到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无意中听到上海口音的人说话。这些人撒在天山南北，不定在哪儿你就发现了，见到了，他们都很普通。”
后来，在乌鲁木齐的繁华地段，笔者偶然中遇见一个在街头吹奏笛子的人，看上去六十岁上下。在他吹奏的间歇，上前一问得知，他叫沈黎明，恰巧也曾经是一位上海支边青年。
沈黎明是1966年的9月16号得到批准，9月24号坐火车到新疆来的。那是从上海出发的最后一批支边青年。他说：“像这样在街头搞点音乐，对我的生活会有一点贴补。我每年到了9月底就回到老家上海去，待上一两个月，这个挣的钱我就是作为火车票的。如果不挣这钱，路费就有点紧张了。来回车票一千四百多块，去年就是靠这样挣钱回去的。”
笔者告别了他，走过街角，清亮的笛声仍然在这街道和楼宇间回旋，他吹的是《边疆处处赛江南》。让笔者记起了在21团场的那排红砖瓦房里，韩培芬情不自禁地唱起来，唱的也是《边疆处处赛江南》。四十多年前，许多年轻男女是从纪录片《军垦战歌》里听了这支歌，远赴令他们向往的遥远边疆。
那歌的第一段是这样唱的——
“人人（那）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哎来来来来来来也，赛呀赛江南。朝霞染湖水，雪山倒影映蓝天，啊呀勒，黄昏烟波里，战士归来鱼满船，哎鱼呀鱼满船。牛羊肥来瓜果鲜，红花如火遍草原，哎来来来来来来……”
王祖炯记得，还是1968年他第一次探家，在火车站等车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哥，他说：“你们怎么来的？是不是听人家说，抬头是葡萄，地下是哈密瓜，还有小姑娘漂亮，梳了好多小辫子吧？”王祖炯没吭声，听他继续说，“朋友，葡萄好吃的，哈密瓜好吃的，那都是要你去种出来的，你有地种吗？没有地。你去开荒对不对？开了荒，种了地，长出葡萄，长出哈密瓜，你成什么了？你成老头了。你还有多少好日子呢？”
那时不回来，现在也是大户了
现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今非昔比。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留下来的上海青年也大有人在，四十年多间，他们的人生是与兵团同步的。从担任兵团司令员到各师师长、团长、政委，很多当年的上海青年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人生的支点。正如老军垦赵国胜在阿克苏的家中当场赋诗：“上海青年志四方，万里长征离浦江；青春奉献塔里木，历史功绩永流芳！”
有人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特点总结为：“是军队没军费，是政府还纳税，是农民入工会，是企业办社会。”在组建五十多年的历程中，这支不拿军饷、不换防、不转业的特殊部队，至2007年末的统计，已经壮大到拥有人口258.47万，从业人员99.51万，土地7.43万平方公里，辖十四个生产建设师、一百八十五个农牧团场，分布在全疆的十四个地州市。
年逾八旬的赵国胜深怀感慨地说：“假如说没有那个时候‘极左’的影响，我想这一大批上海青年，是建设新疆，尤其是建设农垦事业的一支巨大力量。前几年，我到上海去待了十几天，上海青年大家都聚到一块儿，他们热情地招待我。他们说，我们在新疆是吃苦了，确实工作艰苦，但是我们受到锻炼了，学到本事了。这是他们跟我说的。”
从另一个角度，余加安也说：“反过头来想，这个东西蛮难预测的。我们不回来肯定比回来要有发展，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缺人。我们那么长时间的积累，还可以干点事情。所以我们走了以后，一些原来在一起的朋友当团长的当团长，当政委的当政委。”
经过了这么多年，回头看看，王祖炯的想法是：“新疆这块地方是一定要有人去的，只是怎么去的问题。怎么让这些去的人能够在那边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一个前程。我一直认为不管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应该说让大量的移民到人口稀少的边疆去，长期在那里生活工作，作为一个政策是对的，那么问题是在探索中间经常会有一些失误。是把它作为权宜之计，还是作为国家的长远大计？如果是长远大计，就应该提供相应的政策条件，使人心真正能够安定下来。”
有个跟王祖炯一起进疆的，现在还在新疆，承包了土地。他觉得这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方式，所收获的除了交税以外，就是他的。那么当年如果给他们这些人也创造这样一种条件，让他们有家、有业、有产、有地、有房，他们留在那里何乐而不为呢？
在虹口公园遇到的一位昔日支边青年，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政策情况，现在的这样子发展，那个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回来。”另一位说：“留在那里的人几百万元户也有，我的朋友在新疆承包土地挣了钱，直接到上海来买房子。如果那个时候我不回来，现在也是大户人家了。因为后来允许承包土地，可以开发土地了。”
农八师所在的石河子市，是一座绿色城市，它有一个引以为豪的特色，就是街道的路边栽种的是果树，到成熟的季节枝头硕果累累。祝匡依现在居住在这里的一个新小区，他的家比一般上海人家的房子要宽敞明亮得多。他觉得，其实现在的新疆，交通发达，通讯也发达，有手机，有电脑，有网络，想到哪儿可以去哪儿，何必非要回上海去窝着？这样说并不是什么大话，而且这里是自己亲手参与建设起来的农场、城镇和家园。
已经七十多岁的老连长程均友说起来，有个原来当管理员的上海学生，至今还在团场住着。程均友问他：“你老婆孩子都在上海，你为啥不回去？”他说：“我回去了，可是一回去就犯高血压，就喘不过气，赶紧往这儿跑，跑到这边就好了。”
有相似感受的人不在少数。2004年退休以后才回沪的毛国胜，觉得到现在还没有完全适应上海的生活。何百成是在返沪后，近几年又回到了南疆塔里木河畔的阿拉尔。走在白杨树绿荫下的路上，他说：“我曾经是上海人，去新疆四十年，后来户口落到上海，现在又返回新疆，你说我算哪里人？”
朱静华说：“以前曾经不愿意讲自己是新疆的，但是到了现在这样的年纪，大家都愿意自豪地讲—我们是新疆回来的。”
欧阳琏干脆说：“谁要是说新疆不好，我听到会很刺耳，我立刻要反对。新疆就是个好地方。”
外号记着哪，外号记得最清
在上海，不管他们原来在生产建设兵团是哪个师、哪个团、哪个连的，都会想尽办法找到自己曾经在一起的人，用各种方式聚会，回忆年轻时的岁月，亲如兄弟，情如姐妹。就像王祖炯所在的农二师34团的人，好几年了，每个月的10号，不用谁再通知召集，大家都会来到人民公园的一处地方，就聚在一条长廊里聊，说不完的话。一两个小时过去以后，大家才陆续回家。几年了，总是这样。
韩培芬一直留在团场，多年后回到上海第一次和大家联系上，参加老朋友聚会的时候，人家问她：“你来看看这个是谁？”她看看，摇摇头：“我不知道呀。”人家说：“哎呀，这是朱义龙呀。”她再想想，对，三十年没见面了。
安康说得动了感情：“我们这批人，那么小去新疆，初恋在新疆，成家在新疆，小孩子在新疆生长，对不对？那么你说我们最好的时候都在新疆，怎么可能和新疆的情结不深呢？这个情结是终生的，绝对不可能改变。我们很多人一到一块儿，就有讲不完的话，因为大家都是从十六七岁就在一起，那个时候你帮我洗过被子，省下包谷馍给我吃，我不可能忘记这些。”
出身上海名门世家的聂崇良对新疆的情感是复杂的，从一到新疆他就开始发挥绘画的特长，成为团场的特殊人才，可是在极左年代，他因言获罪，以反革命罪被关押在劳改农场八年。但他永远也忘不了那片土地对一个画家心灵的触动和塑造。从新疆返沪几年后，聂崇良又回到当年的地方去写生。凝结了他八年青春和苦难的作品，多年后在比利时国际现代艺术展上获得金奖。
聂崇良是1978年最早从劳改地逃回上海的。在80年代中期他又回去看了，因为这时回去他已经是一个自由人，再也不是劳改犯了，心情完全两样。第一次回到那里，他的眼泪“像河流一样淌下来”。《割麦人》《打坯者》《春耕》，他画了很多幅画，内心的激情像火一样燃烧。
看他那幅获得金奖的油画《打坯者》，是他在劳改农场八年苦役的写照，画中人戴着帽子，低着头，抱着坯盒；抬不起头，没有人的权利。旁边那个是老苦役犯，无期徒刑，一辈子见不得人，所以背对着人。整个色彩是土黄色的，新疆的基调就是土黄。聂崇良把这幅画挂在家里的墙上，经常看它，画上的人好像在无言地表达：“永远没有希望了。”但是后来还是迎来了希望。
聂崇良说：“回来许多年里我总会梦见那块地方。怪了，再好的地方，美国、欧洲都去过，但是再漂亮的地方都没梦见过。就梦见那个地方，那个土房子。老是在那个土房子里面走不出来，想走但走不出来；走出来又是那个地方，走过去还是那个地方。老是做着这个梦。”
是啊，许多人一定都会无数次地梦回那遥远的地方，那不是故乡胜似故乡的地方。现在，已经不那么年轻的“上海青年”们，会纷纷再次从祖国版图东端的上海出发，目的地依然还是西端那遥远的地方。许多年过去了，他们大都已经回到上海，反而更想再回到新疆的团场、连队去看看，内心觉得那里太美了。
为什么大家有一点经济条件的，都纷纷回到新疆去看一看？回到原来生活的农场去看一看？安康说：“正因为我在那里待了十七年，日日夜夜在那个地方，再回过头，再跑回到那个地方，这种情感真是太好了，太美，真的太美。这种感觉不像上海人到那边去旅游的感觉，不是的。”
那年9月，一年中西部最好的时节，王祖炯夫妇两个一路自驾车到新疆去了。在自己原来的团场遇到了内地去的农民工，在那里承包了土地，他们奇怪地问王祖炯夫妇：“你们是来干什么的？”王祖炯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他们又问：“你们从哪儿来的？这儿有啥可旅游的？”王祖炯就告诉他们：“你们现在种的这么好的地，就是我们年轻时开荒开出来的。”
那一次王祖炯看到，整个团场从耕种到居住，都变成一家一户的形式了，不像原来是一个一个的连队。真是很难再找到老人儿，但是他找到了自己的老连长程均友。那时已是傍晚时分，王祖炯进了程均友那排平房的院子，老连长正捧着大碗在喝粥，还是河南老乡特有的习惯。
王祖炯叫一声：“程连长—”老连长呆住了，他怎么没想不到。这时王祖炯又说：“我看你来了！”老连长说：“王祖炯！哈哈，我这喝菜糊糊呢。你喝不？”王祖炯真的挺想喝那东西的，但是他说：“走，一起去吃饭，咱们到外面饭馆吃好的去！”外面的场部已经有不错的馆子了。
后来，在铁干里克附近34团场的那个小院里，笔者见到了老连长程均友。他说：“你问我，他们的名字还记得没有？啊，一部分记着的，外号记着哪，外号记得最清……”停顿之后，这位一辈子在塔里木的老农垦忽然仰头叹道，“唉—都走了。”
在上海市区的虹口公园，这些年每逢周末，都会聚集起一些已经不年轻的男女。在树边的一块空地，他们换好新疆特色的民族服装，男的沾上胡须，女的戴上有许多长辫子的帽子，然后在乐曲伴奏下喜笑颜开地跳起新疆民族舞。公园的游人会围拢过来，被他们的气氛所感染，纷纷用相机、手机拍照。
许多市民都知道，这些跳舞者是有着共同经历的男女；如果偶然经过的人问起：“他们是些什么人呀？”就会有人乐意告诉你：“他们嘛，是上海的新疆人；也是新疆的上海人。”
在他们跳了几支曲子以后，借着中间休息的空隙，笔者把录音话筒伸到了他们的面前，请他们说一句话，于是依次录下了这样的话语—
我们这些人都是新疆回来的。
我老公是上海人，我跟他回来了。
我们是在阿克苏的，1964年进疆。
我是在伊犁，十六岁到新疆去的。
我十六岁到新疆，1992年回到上海来。
我是新疆退休回来的。
我也是新疆退休回来的。
我是“双顶”两个人一起回来的。
我是“单顶”回来的。
我也是“单顶”回来的。
我也是“单顶”。
我是“369”的。
我现在户口还没报上，不给报。哈哈。
哈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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