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丽丝汀一开门，就发现厄尔尼正被上士的老婆搂在怀里。她本想一脚踹向他的光屁股，但是脚太疼，于是她将就着拿了六瓶啤酒，飞快地一瓶接一瓶砸在他头上。
为了这个刚刚取消种族隔离的军队里其他妻子的益处，也为了不影响她们的士气，她决定自己必须装作很忌妒很愤怒的样子。但她与其说愤怒，不如说惊愕。真不明白厄尔尼·侯德以为他自己是谁，不就是个衣衫褴褛的上等兵嘛，用他的忠诚，一身制服，还有逃到另一个国家的机会，换得了她美丽高贵的自我。她第二天就离开了他，带上背包、厨艺和山地靴。她从爱德怀德给母亲打电话。梅听到她的声音似乎很欣慰，但对于她要不要回丝克镇态度暧昧。她东拉西扯地啰唆着，似乎对克丽丝汀的处境并不关心，只是念叨着那个“乡下婆娘”和一辆被烧掉的“自由”公共汽车。显然是在警告她别回去。
梅描述的气氛如此阴冷狭隘，克丽丝汀犹豫了。差不多在街头（在公共汽车站，或许也不算街头）睡了两天，又被基督教女青年会打发走之后，她住进了一座菲利丝·惠特利[67]救助站。她离开时，这个国家是那么欢乐自信，如今却沉浸在对红色威胁和黑名单的恐惧中[68]。光凭着长相她就找到了一份在餐馆做服务员的工作。之后他们发现她会做菜。那是一个友好的住宅区，她笑看着那里的顾客抢免费食物，她在那里花了好多年一边躲着骗着梅，一边找丈夫。她找到了三个丈夫，不过都不是自己的。然后她遇到了果子。那时她已经流言缠身，让她厌烦；流言也牵扯进了老板，老板娘，收银员，还有快餐厨师。无端的恶意，还有跟那些与自己有关系的已婚男人的交谈，都让她很累。她其实并不在乎他有没有和妻子分开，有没有和他孩子的妈一起睡，有没有给她不够好的圣诞礼物。只是他们没有共同的朋友，因此除了喜欢的确据和分手的威胁之外，也没什么话题好谈。那是生活的轮廓，那是餐巾纸上的涂鸦，还没涂上颜色，在她远离梅所描述的那个家时。然后果子来到了这样的茫然中，背着帆布包，穿着熨得笔挺的工装衬衫。
“别把肉藏在下面。我想看清楚我吃的是什么。”克丽丝汀停住了在肉上浇红酱汁的手，讶异于他的清晰。之后她发现那是他的习惯，也是他的天赋。当她听他说话时，一切都在一瞬间变得如此清晰。于是她陪伴了他九年。他骨架宽大，感情强烈，有大而美的手和迷人的声音。他让世界在她面前清晰起来。她的爷爷（资产阶级叛徒）；她母亲（奴隶）；留心（农村野心家）；厄尔尼（叛徒）。他们都是马尔科姆·X所说的那种“木鱼脑子”，这个词浸着尖酸。然后他列出了她的职责。为了弥补她的浅色皮肤、灰眼睛，还有丝一般致命的秀发，克丽丝汀成了一个忠实的伴侣，非常配合，乐于服务。她把着装变成她的“祖国”的样式，把说的话变成尖锐的口号，随身带着刀自卫，把那不像黑人的头发藏进精致的盖丽头巾[69]里。她戴着贝壳耳环，坐下时再也不交叠双腿。
她害怕自己会让这样一个男人失望，这个凶猛的，清高的，苛刻的男人；她也害怕他会待她如粪土一样。但她的害怕从没有变为现实，因为果子喜欢粪土。在他眼里，泥土、大地和庄稼是他和她之间的浪漫。如果有一个农场，他说，就可以做我们的基地了。克丽丝汀也同意。不过事态变化迅速，钱（筹来的，骗来的，敲诈来的）需要用在别的更紧急的事情上。
全国上下到处都有沉睡的街区需要唤醒，到处都有麻木的年轻人需要关注。山地靴在游行时穿得越来越合脚，背包在静坐时给她依靠。火热的兴奋感与目标感鼓舞了她；克丽丝汀的小虚荣变成了种族合法性，她发脾气的天赋变成了勇敢。现在她都不记得那些争吵了：大量的告密者，脏钱，是随机行动还是长远计划，是地下活动还是利用媒体。他们一伙有十七个人——十一个黑人，六个白人，是提尔案[70]之后成立的秘密组织。独立，自治，只有在认为某一行动足够有影响时才和其他组织合作。她热爱这份工作，喜欢这种严肃的感觉，并且全然委身于果子。和他在一起，她不再是碍事的人，她是自己人。不再是爱吵架的妻子，多余的情妇，没人要的讨厌的女儿，被忽视的孙女，可以随时抛弃的朋友。她是有价值的。他们没有理由不继续下去。一九五五年埋下的革命意识，到一九六五年开花了，一九六八年就愤怒地成熟了。到了一九七〇年，一个个葬礼破坏了革命，以至于她觉得那几乎要消散了。妮娜·西蒙[71]让那结束开始得晚了一点。那声音让女性的降服有了地位，让生硬的越界有了浪漫。因此当结束来临时，倒难以辨认了。马桶轻轻地，静静地，无关紧要地一冲。又一次例行堕胎，七次中的最后一次。她站起来，扳了一下手柄，转身去看那漩涡。在那里，一团模糊的红色血块中，她觉得她看见了一张脸。侧面。不到一秒的时间里，那断无可能的形象浮了上来。克丽丝汀洗了澡，回到床上。她向来对堕胎无动于衷，觉得那让锁链又少了一环。况且她不想做母亲，永远不想。此外，没有人阻止她，也没有人建议她做别的选择——革命需要的是男人，不是父亲。因此这第七次的干预一点都没让她苦恼。尽管她觉得红如覆盆子的一团中那未出世的眼睛是她想象出来的，可是时而她还是会想，那如此安静而好奇地向上看着她的会是谁。最古怪的时候——在医院的候诊室里，旁边只有一个哭泣的母亲，她的孩子死在枪下；或是给筋疲力尽的学生们发矿泉水和葡萄干——那只模糊的眼睛又在那里了，安然盘踞在满是警察与眼泪的混乱中。她如果再仔细一点，也许可以拖延，甚至阻止，那真正的结束。但是她爷爷死了。果子劝她回去参加葬礼（家人终归是家人，他微笑着说，即使他们是政治白痴）。克丽丝汀犹豫了。回去的话她就要遇见杀气腾腾的留心，她母亲也会和她继续争论政治，就像她们时断时续在电话中一样，尖叫着互相指责：你们就不能安静一点？安静了三百年还不够吗？我们会失去一切的！失去奴隶的一切！砰！挂了。
他死了。那个恶心的人，他让她知道了什么是龌龊，还怪在她头上。
他死了。那个一手遮天的人，抛弃了自己的亲骨肉，把大权交给自己的玩伴。
他死了。嗯，挺好。她要去看看他留下的残局。
如今没有什么在注视她了。早已远去，那淡然的眼睛，一如那个背囊，那双山地靴。此刻她迫切需要那双靴子，如果她想阻止那条蛇还有她的爪牙，不让她们毁掉她生活的平静。那两个人，留心和朱妮尔，不在家里。车库是空的，车道上也没有车。没有什么能让留心踏出房间，除了魔鬼的行径。而且还是在夜里？只有一个地方她会感兴趣——酒店。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可耽误了，尽管她得一路跑过去。
谁都猜不出来，不过，果子其实比她小八岁，所以他很自然会用别的女人取悦自己。这是他们关系中的美丽与诚实。众人中能理解的正是她，被勾引的丈夫们的女王。她在酒店里长大。在那里，踮着光脚走路，小库房后面的沙沙声，一个女客人用刀子般的眼神看着另一个女客人，这些都是家常便饭。她难道没听过她爷爷当着别人的面对妻子说“别在我面前摇你的小尾巴。我不想要也根本不需要”，然后留下妻子一个人在生日派对上跳舞，而他跑去见那个他真正需要的么？不去管那个厄尔尼·侯德，还有朝他头上飞去的啤酒瓶，对她来说拥有男人就意味着分享他们。习惯如此，并且保持风度，对吧？别的女人的床不是个问题。反正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呢，谁有时间监视每场风流韵事啊。她才是那个固定的女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们的名字在筹备会时被提起，听起来好像是什么糖果：果子克丽丝，克丽丝果子。
糖果一直没碎，直到有人强奸了一名学生志愿者。一个同志干的。那姑娘太羞耻了，都顾不上愤怒了。她求克丽丝汀别告诉她父亲。她父亲是大学的系主任。
“拜托了，千万别告诉他。”
“能告诉你妈吗？”
“哦别！她会告诉他的！”
克丽丝汀很愤怒。宛如训练中的杜宾犬，姑娘进入了保护模式。好爸爸大人物不能知道。不管她怎么说，克丽丝汀还是告诉了所有人，结果让她很满意，尤其是听到果子的反应。他们都去关心那个姑娘，咒骂和痛斥那个同志的所作所为，答应要和他谈谈，处罚他，开除他。但没有。下次他出现时，迎接他的是“嘿，哥们儿，过得怎么样？”。克丽丝汀去质问果子，他告诉她那个同志说的：不是他的错人家姑娘不戴胸罩衣冠不整地对他投怀送抱他甚至还拍了拍她的屁股警告她为了他着想结果她没有打烂他下巴而是偷笑着问他想不想来杯啤酒。果子摇着头，悲哀于人类的愚蠢和政治的倒退。然而他只是悲哀罢了。无论她怎么要求，“谈谈”——更不用说“处罚”或者“开除”——他一直都没有去做。是的，果子觉得那个同志很讨厌，但他没法和他那么说。是的，他觉得那个同志危害了他们事业的原则，但他没法面对他。那姑娘受的伤害比起更大的伤害——对男性友谊的伤害来说，是无足轻重的。果子可以训斥，可以开除，可以揍一个叛徒，一个懦夫，或者随便什么白痴，只因为一点小小的冒犯。但不是这种冒犯——强暴一个十七岁的姑娘，都算不上他的“不可接受行为”清单中匆匆加上的一个脚注。因为被强奸的不是他的人。克丽丝汀列了个种族方程：受害者是黑人，强奸犯是白人；两个人都是黑人；两个人都是白人。哪种组合会影响果子的决定呢？可惜其他姑娘对受害者的哀叹也加上了这些恼人的问题：她做什么了？她为什么不……？
最后克丽丝汀闭嘴了，继续着公民的不服从和个体的服从。只是偶尔被那张面孔打扰，旋转着，露出没有责备的眼神。从爷爷的葬礼上回来之后，她打开背包，倒出那一纸袋订婚戒指。大大小小的宝石。可以让十二个女人在假想酒店的登记簿上签名。问题显然是套房究竟有多舒服？一九七三年特雷梅恩街的高级享受很吸引人。尤其是因为每个人，不管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都想既置身其中又超然其外，光荣的反抗和暗暗的默许融为一体。时局变化了，扩张了，从街头巷尾走进了办公室和高级酒店的会议厅。没人再需要一个街头工作者看孩子的保姆做饭的厨子带着葡萄干的女人，与那些新潮的讲战略的学生相比，她太老了，想做大学生工作，受的教育又不够，整天看电视的话，又没那么肤浅。那只被最高法院细细审视过的漠然的眼睛如今闭上了。她不再有用了。果子感受到她的绝望，他们分开了，像朋友一样。
她觉得他是她最后一个真正的朋友了。如果他知道自己之后的选择，他一定又会感到悲哀：她做了人家的情妇，那人简直是她的资产阶级爷爷的翻版。也很自然，因为里奥医生把她赶走之后，再没有像家的地方，再没有家以外的地方。她的家。留在家里，不让一条疯蛇把自己赶走。
上次经过这条路时，克丽丝汀坐在汽车里，而且坐在前面，因为她宽大的裙子——浅蓝色的雪纺裙——需要空间。她穿着电影明星般的露肩礼服，上面镶着闪光的莱茵石。妈妈坐在后座，爷爷开着那辆一九三三年的庞蒂克，这让他很不满，因为已经是一九四七年了，可大多数人还没法买到战后生产的车。他是那么说的，为了解释为什么他的情绪怪怪的，在这炫目的庆祝时分——克丽丝汀的十六岁生日和毕业派对。她觉得他不安的原因正是她和她母亲兴奋不已的原因。酒店派对前的家庭晚宴上，她们清除了留心，又开心地看着她被她丈夫惩罚。最后只有他们三个了。没有什么无知的依赖的小婆娘来玷污这场壮丽的归家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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