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2006）

    深度追求

    人是一种特别容易满足的动物，一当有所进益，周围腾起一片赞誉的掌声，便会像古人所说的“顾影自媚”，自我欣赏。我自知同样也有这个毛病，因而，时时警觉和惕励着自己。

    1995年，我在省作代会上当选为作协主席，有个表态发言，题目就是“挑战自我，不断创新”。后来，在北大散文论坛上，又以“渴望超越”为题，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想法。我说，我们从事创作的最可贵的品质，就是精进不已的创新精神——不断地创造，不断地出新。“创”在《说文解字》中，从“刃”、从“刀”，“刃，伤也”；而“造，建也，始也”。这就是说，创的含义是破坏，造是建设，连在一起就是在破坏的基础上始建新的事物。所以，青岛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先生说，创新，意味着对已有成果的积极破坏。

    所谓创新，指的是人类在探索未知领域过程中能够打破常规，勇辟新路，不断提供新的成果。创新是文学的生命线。文学的独特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时时刻刻拿出新的货色，既不能重复别人，也不应蹈袭自己。同是艺术，有些门类允许自我重复，比如书法，一个字体，甚至一幅字，可以反复写，只要写得好，只要是名家，有无变化没有谁在意；有的歌唱家，靠一支歌子成名，能够唱一辈子，所谓“一招鲜，吃遍天”。唯独作家不行。哪怕少写一点，写慢一点，绝对不能重复。南宋词人刘克庄慨乎其言：“常恨世人新意少，把破帽年年拈出”。对一个作家来说，这应该是最大的悲哀。

    我在作代会上说，我已年届花甲，年龄大了，锐气会随之锐减，更容易师心自用，拒绝不同的见解；特别是出了名以后，赞扬的话听多了，经常处于自我陶醉状态，而无视差距和薄弱环节；名声大了，到处都来约稿，不愁没有地方发表，难免出现率尔操觚，粗制滥造现象。所以说，成功是一个陷阱。有些困难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帮助，唯独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必须依靠自身的勇气和毅力，靠着一种鲜活的、开放的、奋进的心态。

    为了实现自我超越，我提出了一个深度追求的目标。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由此而形成的全球化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实现了文学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导致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众声喧哗。随之而来，作家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就散文创作来说，由以往的对于现实功利目标的直白展露，注重外部世界的描绘，转为对自身情感、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从过去对政治形势的热情跟踪和对表层现象的匆促评判，转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对现实世界和国民心理的深刻剖析；扬弃那种平面的线型的艺术观念和说明性意义的传达，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的开拓与抒写方式的探索，终于使散文以轻松的格调、悠闲的步态、更为深刻的人生思考、深层的哲学内涵和情感密度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

    这种深度追求，应该是以对社会人生与宇宙万物的深度关怀、深切体验，来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在状写波诡云谲的历史烟云时，以一种清新雅致的美学追求和冷隽深邃的历史眼光，渗透到对生活的独特理解之中。在美的观照与史的穿透中，寻求一种指向重大命题的意蕴深度，实现对审美世界的建构，对意味世界的探究。

    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是同个性化的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缺乏个性化的支撑，势必导致思想的平庸化和话语的共性化。米兰·昆德拉把模仿认同和从众求同称为媚俗。他说，“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种大众可以分享的东西”，是“讨好大多数人的心态和做法”，他们往往“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把它乔装打扮，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泪”。在创作中，作为一种极富活力的人文精神，个性化可以抵制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化和心灵的萎缩现象，而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使心灵情感的开掘达到一个很深的层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把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作为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来充分予以肯定。这在今天来说，无疑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从文学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理性的缺席、诗意的失落是一个时期以来的突出问题。哲学含蕴的稀薄，动人心魄的思想刺激的缺乏，已成为当前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一个弱点。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对思想、对创新充满渴望的时代。人类理性的高贵品格就在于它的永不止息的创造性与开发性。艺术的深度存活于创造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性的追求便是在创造过程中探求人生的奥蕴。现在，广大读者已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这在各种媒体中已经得到餍足，——他们还期待着通过文学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饱享超越性感悟的快感。这也正是当下思想随笔、文化散文备受青睐的原因。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读者这一正当需求，应该充分注重作品思想蕴涵的深度，沉潜到文化与生命的深处，透过生活表象去勘察社会人生的真实状态，采掘人的内在心理活动的富矿。

    多年来，在将哲学思维运用于散文创作实践的过程中，我体察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智性话语的艺术转换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散文作家来说，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也是一种过硬的功夫，并不是每一个写作者都能把纯粹抽象的论说转换成艺术话语的。在古人那里，这种矛盾也许并不突出，因为古代的论说文就包含在散文范畴里。一部《古文观止》，一多半是论述性质的东西；每篇论文同时也是优美的散文。现在不行，现在的散文和论文，属于两种文体，已经分道扬镳了。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很突出的课题。散文作家余秋雨的作品之所以能够产生轰动效应，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比较好地解决了将文化认同的智性思考同诗性的激情、想象融会在一起，也就是把这些智性的哲学理解通过一种诗性的、艺术性的语言表达出来。而相对地看，有些人的作品就差一些，他们的东西往往是智胜于情，理胜于趣，缺乏应有的审美性、可读性。

    文学是灵魂的曝光，内心的折射。苏珊·朗格说，艺术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本质。这种情感本质，必然是人类深层意识的外射，是个体生命对客观世界的深刻领会与感悟。也就是说，作者要通过自身的灵性和感受力，通过哲学思维的过滤与反思，去烛照历史，触摸现实，探索文化，追寻美境。

    如果说，“创”，靠的是境界，是识见，是勇气；那么，“造”，则必须凭借基础，凭借积累，凭借本事。一句话，必须“肚子里有干货”。这就要不断地学习，有计划、有目的地武装自己的头脑。有鉴于此，我在70年代中期集中研读马列、80年代中期系统学习哲学、美学、史学的基础上，到了90年代中期，继续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哲学、史学、文学方面。

    依我个人的体验，学习、研究哲学有两个要领：一个叫选择视角，一个叫提出问题。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一样。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视角之外，还有个立足点问题——所处位置不同，观点和取向就将随之而变化。运用“八面受敌法”，每番展读，都有视角的调整；否则，无法步步深入。

    哲学追求的是智慧，知识是别人的，智慧必须靠自己领悟。知识可以背诵，可以诉说，而智慧需要内化为自己的血肉与灵魂，变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变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见识与能力。哲学的掌握，不能靠死背概念。哲学思维当然需要概念，但不能止于概念，不能实行抽象说教和概念式的演绎，必须善于通过感悟，将概念化为智慧，应该“得鱼而忘筌”。

    哲学离不开问题，应该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如果你头脑中没有挂着问题，只是记住一些名词、概念，那么，哲学对于你可就真的没有用了。但是，哲学却又并不提供具体答案，它只是推动你去思考，反思、体悟、品味、涵泳，这是搞哲学、学哲学、用哲学的不二法门。因此，要有“问题意识”。爱因斯坦就曾说过，他的“脑子里始终都装着问题”。理论是关于问题的理性思考；或者说：理论始于问题。过去学哲学有一个偏向，就是满足于背诵结论，而不善于以理论为指导去发现问题、研讨问题、解决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常解常新，是永不过时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解与阐释方式发生变化。它与科学不同，科学的问题一经找到答案，便成了知识，不再具有问题的性质；二是，如果说科学给人以知识，那么，哲学就是给人以智慧——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智慧。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实际事，而在于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

    研习历史、应用史观，可以说贯穿了我的整个创作历程，在这方面可说的话很多，这里只谈五点体会：

    其一，作为一门科学，历史承担着两个角色：一个是最好的老师；一个是高倍数的望远镜。我们长期强调历史的借鉴作用，史书也叫《资治通鉴》，讲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西方，鉴古之外，更强调知今。他们说，一个人能够看到多远的过去，他就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过去我们对于历史的开阔视野的作用，关注得不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其二，关于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过去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我们强调必然性，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不应忽视社会的政治、心理、文化等因素。事实上，在一定条件下，杰出人物、自然灾变、外敌入侵等偶然因素往往起着直接作用。马克思说：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里所说的“神秘性质”，也就是历史宿命论。为此，我们应当以历史偶然性为先导，通过大量的、丰富的历史偶然现象，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三，研习历史，同时在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掌握史实，弄清历史人物的行迹、历史进程的脉络；二是运用史识、掌握史观，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分析。前者是基础，后者见功力。分析历史人物，除了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他们所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研讨其成长、发展的路径，成败、得失的经验，我还注意运用西方史学研究中经常应用并已证明存有价值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现代遗传学的方法和理念，行为科学，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等，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比如性格、心理、素质、命运等等。我发现，在历史事件中，领导者的个人性格、心理素质往往会起到关键性作用。再如，过去我们强调人民创造历史，可是，应用于历史实际，有时解释不通。后来读了恩格斯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深受启发。他提出的“合力说”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促成。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而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当然，在众多合力中有主导与辅助之分。我对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就是这么分析的。还有，我们习惯于笼统地说某个历史人物几分好、几分坏，三七开，二八开。实际上，还应顾及人物的一生大节，根据不同情况划分不同阶段，结合其所处的历史大趋势逐段评价他的功过是非。列宁评论普列汉诺夫，就是这么做的。

    其四，借鉴西方史学，比如对于法国年鉴派和美国新历史主义的研究，使我获得许多新的启示，扩展出巨大的研究空间。西方史学强调解释者的主体性，认为历史是叙述的结果，文本的解释者同时也是创造者，是今天“活着的人说着过去的事”，让过去的事情活在今天。从中我认识到，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史实属于客观存在，这一点不容否认；而从叙述角度看，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这种存在其实是曾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过去了。史家选择、整理史料，使之文本化，其间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史料。这里也包括阅读，由于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

    其五，与此紧相联结，在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中，存在一个如何以开放的视角、现代的语境，做到笔涉往昔，意在当今，亦即所谓现实关怀、现实期待问题。有的作家写作历史文化散文，恣意于史海徜徉而忘记了文学的本性，产生了“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实际上，文学是历史叙述的现实反映，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前人说，“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这种“原委”，有的体现在个人的行藏、际遇、身世上，有的依托于浓烈的家国情怀，或直或曲、或显或隐地抒怀寄慨，宣泄一己的感喟与见解。几年前，北大中文系举办“中国作家北大行”活动，在中文系主任、著名学者陈平原教授亲自主持下，我应邀做了讲演，重点阐述了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问题。现实关怀的含义很广泛，我所指涉的是关于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体现在对于现实人生与人性的关注，诸如人生的困境、生存的焦虑、命运的思考、人性的拷问等各类问题。

    历史是一个传承、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对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把观念交给历史人物的个性与命运，将历史人物人性、人生方面的种种疑难、困惑作形象的展现，用过去鉴戒当下，探索精神出路，揭示规律性认识，这可以说是我写作历史文化散文的一个立足点。读者尽管与这些历史人物“萧条异代不同时”，却有可能通过具有历史逻辑性的文本获得共时性的感受，同样也会“怅望千秋一洒泪”的。

    在文学方面，我的读书范围很广，更多地着眼于增强创造性与想象力。经验表明，创造能力的发挥，绝对离不开想象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他还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中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本来，文学作品必须创造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像一位英国评论家所说的，小说里的人生是蒸馏过的人生，是从生活里来的，却又不是原样照搬，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成为人生的精髓。艺术创造应该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可是，现在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的生活表象，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这是当前文学创作的致命缺陷。

    相对于思辨力，我的想象力比较匮乏。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有意识地阅读那些想象力丰富的、有悬念的作品。我是写散文的，却很少读当代的散文作品，而喜欢看域外的短篇小说、剧本和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诸如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等人的小说，福尔摩斯、希区柯克的故事，还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椅子》、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契诃夫的《三姊妹》等表现荒诞或困惑、等待的戏剧，都看过许多遍。我很欣赏美国女作家伍尔夫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整个全是想象。就墙上的一个斑点，做出种种想象——燃烧的炭块，飘扬的红旗，悬挂肖像留下的钉子孔，夏天残留的一片玫瑰花瓣，阳光下圆形的古冢，最后认定是个蜗牛。确如《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

    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自省检讨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我在严格自查、自省、自讼的基础上，刻苦钻研西方文史哲典籍，以获取新知，扩展视野，弥补阙漏。通过对自己的人生经验、学术背景进行全面检索、省察，把过去、现在、未来连贯起来，使知识储备得到升华，实现了更新换代。

    除了阅读典籍，我还颇得益于文友间的“对话”。我有许多年轻的文友，他们思想活跃，反应锐敏，知识结构比较合理，既有精深的专业，又有广博的知识。苏联时期的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对话既是目的又是方式。同一层次的参与者，围绕同一话题，通过不同视角、不同方式的对话，彼此开启思想的闸门，相互交换能量，相互启发，相互碰撞，许多新的观点、新的思想火花就会迸发出来。

    这一切，都为开辟新的文学进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了实现散文深度追求的目标，这一时期，我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开掘；一是仰望历史星空，追踪历代文人、政要、君王的生命轨迹，借用《易经》中的一句话，我戏称为“载鬼一车”；二是在生命意识、人生道路、个性探究、忆昔追怀方面，可说是回归精神家园。这样，就有了1998到2007年，先后出版的《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和《龙墩上的悖论》，2000到2003年出版的《何处是归程》、《淡写流年》、《碗花糕》、《成功者的劫难》两种类型的散文结集。

    面对历史的苍茫

    几十年来，对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我一直是情有独钟的，这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我的祖籍是河北大名府（曾是北宋时期的陪都，当时称作北京），千百年来，这里传承下来说书讲古的传统，陆游诗中描写的故乡山阴的情景：“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从前在大名也可以看到；后来迁徙到山海关外的医巫闾山脚下，连带着也就把这种说书讲古的风习带了过来。每逢农闲时节，人们吃过晚饭，聚在场院，手里挥着大蒲扇，“肥唐瘦汉”、“南朝北国”，讲起来没个完，听起来没有够。

    待到进入私塾，我所读过的许多典籍也都是历史。《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自不必说，就连“四书五经”，也都和历史有关联，前人不是说“六经皆史”吗？进了中学以后，“正史”之外，还接触了一些演义类小说和咏史诗以及中外的历史剧；“文大”期间卧病，我还认真研究过《后汉书》；而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冯梦龙编的《东周列国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我都有浓厚的兴趣。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未定草》等，更称得上是后来所谓历史文化散文的范本。

    那么，广大读者对于历史题材作品为什么也至为欢迎呢？我想，可能是由于历史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就蕴涵着诸多魅力。作为客体对象，比如秦始皇、苏东坡、康熙帝、曾国藩，他们具有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长期检验，头上往往罩着神秘、神奇的光圈；特别是历史题材比现实题材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因而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效果”与“陌生化”作用。布莱希特说过：“戏剧必须使观众吃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对熟悉事物加以陌生化的技巧。”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历史题材把读者与观众带到一个陌生化的时空当中，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审美观照。

    我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始于90年代中期。继凭吊过北宋、魏晋和古赵故都开封、洛阳、邯郸之后；接下来，又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有目的地先后叩访了黑龙江的金源故都阿城和囚禁北宋徽钦二帝的五国城，还去了云南武定县的狮子山——传说中的明初建文帝的“龙隐”之地。在白云、黄叶飘飞之际，倾听着历史老人满带着忧思、悲愤与困惑的精神独白，逐渐地，头脑中积淀的印象与诗情、理蕴变得清晰起来。于是，从1996年开始，集中写了《叩问沧桑》、《陈桥崖海须臾事》、《细语邯郸》、《土囊吟》、《文明的征服》、《狮山史影》等系列散文。凭借着名城胜地这一载体，以诗意的运思和直觉领悟的方式，同似近实远、若明若暗的历史展开超越时空的对话，揭示了一些体现历史必然性的规律性认识，也传递了某种灵光闪烁的哲思、禅趣。

    在凭吊洛阳魏晋故城遗址之后写成的《叩问沧桑》中，我没有重复《黍离》、《麦秀》那孑遗的悲歌和荆棘铜驼的预言警语，而是通过观照废墟这悲剧的文化，展现出搏斗后的虚无，成功中的沦丧，阐释诗文存在所付出的代价。清人赵翼有两句著名的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说的就是诗人的命运与社会、时代的关系，以及成就伟大作家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魏晋时期可供后人咀嚼、玩味的东西太多。一方面，是真正的乱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名士少有存者”。而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又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语）。这个时期，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玄、名、释、道各派蜂起，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个性大为张扬，注重自我表现，畅抒真情实感。大批思想家、文学家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自由主义充分高涨，呈现出十分自觉自主状态和生命的独立色彩。他们有意识地在玄妙的艺术幻想之中寻求超越之路，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全过程，忧乐两忘，随遇而安，放浪形骸，任情适性，完全置身于生命过程之中，畅饮生命之泉，在本体的自觉中安顿一个逍遥的人生。一时诗人、学者辈出，留下了许多辉耀千古的诗文佳作。他们以独特方式迸射的生命光辉，以艺术风度挥洒的诗性人生，给后世的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抛出一个千古说不尽的话题，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个堪资叹息也值得骄傲的文学时代、美学时代以及生命自由的时代。

    魏晋文化跨越两汉，直逼老庄，同时，又使生命本体在审美过程中跃动起来，自觉地把对于自由的追寻当作心灵的最高定位，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飞扬。当我们穿透历史的帷幕，直接与魏晋时代那些自由的灵魂对话时，更感到审美人生的建立，自由心灵的驰骋，是一个多么难以企及的诱惑啊！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八王之乱”为中心的宫廷权力之争，对此，我在行文中投以蔑视与不屑，给予断然否定。当时，抓住北邙山上星罗棋布的陵寝墓冢这样一个透视点——

    正是由于这里“地脉”佳美，那些帝王公侯及其娇妻美妾都齐刷刷、密麻麻地挤了进来，结果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无论生前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知心人还是死对头，为寿为夭，是爱是仇，最后统统地都在这里碰头了。像元人散曲中讲的，“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纵有千年铁门槛，终归一个土馒头。

    关于这种现象，莎士比亚也讲了，他在剧作《哈姆莱特》中，借主人公之口说，谁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一些什么下贱的东西，谁知道亚历山大帝的高贵的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哈姆莱特接着唱道：“恺撒死了，你尊贵的尸体／也许变了泥把破墙填砌，／啊！他从前是何等的英雄，／现在只好替人挡雨遮风！”莎翁在另一部剧作里，还拉出理查王二世去谈坟墓、虫儿、墓志铭，谈到皇帝死后，虫儿在他的头颅中也玩着朝廷上的滑稽剧。我以为，他是有意向世人揭示一番道理，劝诫人们不妨把功名利禄看得淡泊一些。当然，他讲得比较含蓄，因而更加耐人寻味。

    而在中国古代作家的笔下，就显得特别直白、冷峻、痛切了。旧籍里有一则韵语，讥讽那些贪得无厌，妄想独享人间富贵、占尽天下风流的暴君奸相：“大抵四五千年，着甚来由发颠？假饶四海九州都是你的，逐日不过吃得半升米。日夜宦官女子守定，终久断送你这泼命。说甚公侯将相，只是这般模样；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魍魉。”

    马东篱在套曲《秋思》中沉痛地点染了一幅名缰利锁下拚死挣扎的浮世绘：“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嚷嚷蝇争血。”“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虽坚半腰里折，魏耶？晋耶？”他分明在说，历史，存在伴随着虚无；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最后胜利者究竟是谁呢？魏耶？晋耶？看来，谁也不是，而是历史本身。宇宙千般，人间万象，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

    在无尽感慨中，我口占了四首七绝：

    圮尽楼台落尽花，谁知曾此擅繁华？

    临流欲问当年事，古涧无言带浅沙。

    残墟信步久嗟讶，帝业何殊镜里花！

    叩问沧桑天不语，斜阳几树噪昏鸦。

    茫茫终古几赢家？万冢星罗野径斜，

    血影啼痕留笑柄，邙山高处读南华。

    民意分明未少差，八王堪鄙冷唇牙。

    一时快欲千秋骂，徒供诗人说梦华！

    文章最后归结到：就在那些王公贵胄、豪强恶棍骸骨成尘的同时，竟有为数可观的诗文杰作流传广远，辉耀千古。这种存在与虚无的尖锐对比，反映了历史的一条铁的规律。

    如果说，这篇散文蕴涵着存在与虚无的理蕴；那么，《陈桥崖海须臾事》一文，则体现了耐人寻味的长久与短暂的哲思。

    我喜欢旅游，更喜欢在足迹所至的山川灵境中寻觅文学的根、诗性的美，体味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的至深的理，追摹一种光明鲜洁、超然玄远的意象。而脑子里由于积淀着丰富的内存，每接触到一处名城胜迹，都会有相应的诗古文辞、清词丽句闪现出来，任我去联想、品味。也可以说，这些诗古文辞使我背上了一笔相当沉重的情思的宿债，每时每刻都急切地渴望着对于诗文中的实境的探访。这次我踏上中州大地，同样是被一些古代诗文典籍牵引着。记忆中，前人何希齐有这样两句诗：“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正是它，把我引到了开封东北四十五华里的陈桥驿。

    这是一个普通至极的北方小镇。低平的房舍，窄狭的街道，到处都有人群往来，却也谈不上熙熙攘攘。只是由于一千多年前，此间曾经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国的兵变，导致了王朝递嬗，便被载入了千秋史册，而成为中华名镇之一。漫步古镇街头，玩味何希齐诗中的意蕴，不禁浮想联翩，感慨系之。的确，从赵匡胤在这里兵变举事，黄袍加身，创建赵宋王朝，到末帝赵昺在元朝铁骑的追逼下崖州沉海自尽，宣告赵宋王朝灭亡，三百多年宛如转瞬间事。可是，仰首苍穹，放眼大千世界，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似水，仿佛古往今来都未曾发生过什么变化。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让人们生发出许多感慨。不仅接触到古人通天尽人的怆然感怀，体味到哲人智者的神思遐想，而且，为研究史事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界，提供了足够的思考空间。有人评说，何希齐诗中的寥寥十四个字抵得上一部《南华经》，自是夸张之言。但诗人“纳须弥于芥子”，以少胜多、举重若轻的涵盖力，实在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

    同样也是漫游古代名城胜地，当我驻足古赵都城邯郸的时候，思考得最多的却是“出世与入世”这样一个人生的话题。

    历史文化散文《邯郸道上》，从赵国都城邯郸的著名古迹丛台，写到一代英主赵武灵王的气雄万夫，志吞四海，攻城略地，拓地千里，使赵国成为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强秦争雄角胜的国家；特别是锐意改革，变车战为骑战，全面推行“胡服骑射”，带动了整个赵国军队作战能力的增强，促进了华夏农业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融合。这一切，对于古赵文化的多元构成，对于北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濡染、升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勇于改革创新的历史人物，由于“交班”问题没有解决好，最后落得一个悲剧下场——一场兄弟阋墙的宫廷动乱，使他这个“太上皇”遭到冷宫囚禁，断绝饮食来源，最后饿到极处，他只好在园林中探寻鸟巢，取卵、捉雏充饥，终致饿死宫中。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漫步邯郸街头，遥想两千多年前那些慕仁向义、慷慨悲歌的往事；一个个凛然可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士形象，宛然如在目前。这里的民风素以勇悍、尚武著称，既不同于中原、齐鲁，也有别于关陇，更迥异于江浙。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认为，此间地近匈奴，经常受到侵扰，师旅频兴，所以其人矜持、慷慨，气盛、任侠；加之胡汉杂居，耳濡目染，通过血缘的传承和文化的渗透，多种因素共同产生深刻的影响。早在春秋时代，当政者就已患其桀骜难制，中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任侠之风益发浓烈。“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李白笔下的侠客形象，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解。

    但是，一个地域的文化构成，总是多元复合，而并非清一色的。这次，我在邯郸考察古赵文化过程中，就意外地发现，与悲歌慷慨，积极用世，借以体现自身价值的人文精神相对应，还存在一种鄙薄功业，粪土王侯，崇尚避世，倡导无为的思想追求；与赵武灵王的丛台相对应，市内还有一个以“黄粱梦”的传说闻名遐迩的吕翁祠。

    “黄粱梦”的故事，源于唐人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郁郁不得志的卢生进京赶考，在邯郸一家旅店里遇见了道士吕翁。寒暄之后，卢生谈起了自己的胸襟、抱负，说自己才华毕具，可以出将入相；但是，眼前却处境困窘，英雄没有用武之地。说着说着，他觉得目暗神昏，沉沉思睡。这时，店主人正在煮黄粱米饭，吕翁顺手从囊中取出一个方形瓷枕，递给卢生，让他睡下。梦中，卢生官运亨通，由进士及第，出任陕州牧，擢为京兆尹，不断升迁。先是凿河利民，乡人刻石纪德；后又出征讨寇，斩首七千级，拓地九百里，边民立碑于居延山以颂之。归朝册勋，恩遇极盛。结果，横遭构陷，被捕入狱。他慨然对妻子说，吾家有良田五顷，足以抵御饥寒，何苦汲汲求禄？现在若想像当年那样，骑着青驹，徜徉邯郸道上，已经不可得了。后来，幸得平反，再度起用，最后晋封为燕国公，五十多年安富尊荣。卢生梦醒之后，发现主人的黄粱米饭尚未煮熟。卢生问道：“难道这是一场梦吗？”吕翁说：“人生适意，也不过如此罢！”

    吕公祠的一副对联，把这一主旨揭示得十分透彻：

    睡至二三更时，凡功名皆成梦幻；

    想到一百年后，无少长俱是古人。

    看得出来，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儒家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占据主宰地位，但是，文化因子从来都不是一色清纯的单维存在。道家文化在人生与艺术的天地中，始终与儒家文化争奇斗异，竞领风骚。在铸造民族气质、精神、性格和模塑人的思维方式、智力结构、文化心态方面，二者各有其不可代替的作用。如果说，儒家“兼济天下”，积极入世的宏伟抱负，铸造了封建士子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因而执着、热切地追逐“为王者师”、“献经纶策”的人生极致；那么，道家出世的隐逸取向，则使他们在“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时候，能够知足知止，见几知命，急流勇退，安顿下一颗无奈的雄心。

    我想，在慷慨悲歌的燕赵大地上，出现一个邯郸道、黄粱梦的传说，这可能是偶然的。但这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倾向，竟能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里和谐地融汇到一起，却颇为耐人寻味。因为鲁迅先生说过，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作为墨派的孑遗，游侠家为道义可以赴汤蹈火，死不还踵，他们和儒家同是主张进取的，着眼于调节人与人的关系，这同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主张清静无为，崇尚自然，着眼于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家，各有旨归，各异其趣。但是，他们并不是互不相容，彻底决裂的，不仅经常出现相反相成的互补现象，而且会在不同阶段奇妙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避世与用世的对立统一，正是中国文人的典型心理结构。

    而且，随着境遇、年龄的变化，人们的取向、心态也会产生明显的差异。鲁迅先生在《过客》中有一段非常警辟的描述：当过客问到“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时，老翁的答复是坟场；而女孩却说是鲜花，“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应该说，他们讲的都是真实的存在，却都只是一个方面。之所以各执一词，是因为女孩正值生命的春天，内心一片光明，充满蓬蓬勃勃的生机，因而注意的是鲜花簇簇；而老翁已届暮年，一切人生的追求都被沉重的生活负担和波惊浪诡的蹭蹬世路所消磨，正所谓“五欲已消诸念息，世间无物可拘牵”，所以注目的只不过是坟场一片。这是从不同的主观条件对相同的外界环境作出的截然对立的反映。

    《土囊吟》、《文明的征服》两篇散文，所揭示的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互换位置这一富有哲学意味、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空间上，两个古迹所在都处于北国苦寒之地；时间上，讲述的都是宋金两朝的轶闻遗事。

    《土囊吟》以五国城为叙事基点，讲述徽钦二帝“北狩”逸闻，用写意的技法，简练勾画了二帝由龙廷端坐、锦衣玉食到囚絷青城，最后被羁押到东北苦寒之地，饱遭凌辱以终的故事，并题诗以证：“造化无情却有心，一囊吞尽宋王孙。荒边万里孤城月，曾照繁华汴水春。”有趣的是，过了一百零七年，金人降元，元军亦于开封近郊的青城下寨，并把金宫室后妃皇族五百多人劫掳至此，尔后全部杀死。“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金人元好问诗）历史潜隐着循环与因果的种子，潜隐着神秘难测的悲剧魔影，历史的公正标尺被埋藏在人类的良知的大地里。走笔至此，我再次题诗纪感：“哀悯秦人待后人，松江悲咽土囊吟。荒淫不鉴前王耻，转眼蒙元又灭金！”引证唐人杜牧名篇《阿房宫赋》中“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和“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警语，阐发历史奥蕴。

    《文明的征服》以“金源故都”上京会宁府为故事焦点，讲述的是金代的兴衰史，文章寻求历史之谜的答案，题目中渗透的是对文明与文化的深度思考。穿透历史的刀光剑影、狼烟烽燧的表象，总揽人事与物理，得出自我的感悟：人类创造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作反向的运动与转化。女真人以原始生命的强悍征服并吸收了柔美精致的大宋文明，反过来，在大宋文明腐败因子的侵蚀下，重蹈覆辙，又被更为野蛮而强悍的蒙古文明所征服。历史的巨笔在他们之间画了一个诗意的圆，这是象征着宿命意味的循环怪圈，也是富有玄机禅意的精神怪圈。在这个神秘的怪圈里，该是演绎了多少令史学家与文学家感伤与怀旧的故事，隐喻着多少艺术与审美的意蕴啊！

    北方少数民族没有太多的文化积淀，自然也不存在着浓重的旧习的因袭和历史的负累。除了野蛮、落后的一面，在文化心理、社群关系上，倒有某些健康成分的底蕴。苦寒的气候，辽阔的原野，艰难的生计，给女真族以豪勇的性格，强壮的筋骨，质朴的民风，和冲决一切的蛮劲，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他们刻苦耐劳，勇于进取，擅长骑射，能征惯战。因而在完颜阿骨打这个矫健的民族英雄的统驭下，铁骑所至，望风披靡，奇迹般地战胜了军事力量超过自己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强大对手，十一年间，消灭了立国二百零九年的辽朝，而并吞已有一百六十七年历史的北宋只用了两个年头。但是，与此同时，也同前朝的契丹、身后的元朝一样，当他们从漠北的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自觉不自觉地经受着新的文明的洗礼。

    金人侵宋是野蛮的，非正义的，它给中原大地带来了一场灾难。而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融合，又主要是在战争过程中实现的，战争的胜利者在征服敌国的过程中接受了新的异质的文明。从这一点来说，却又是文明的征服。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文明征服的结果，是加速了女真封建化的进程，直接推进了金源文明的发展。

    事是风云人是月

    创作历史文化散文，离不开两种元素，一个是人，一个是事。我有个说法：“事是风云人是月。”那么，月与风云，谁为主从呢？当然月是中心。“烘云托月”、“云开月上”、“月到风来”，“月”总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就是说，历史总是以人物为中心，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是人创造并书写了历史。光照简册的万千事件，诚然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空古绝今，惊天动地，撼人心魄；可是，又有哪一桩不是人的作为呢！人的思想，人的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是一切史实中的最基础的事实。可以说，历史的张力、魅力与生命力，无一不与人物紧相联结着。

    历史中，人是主体，人是出发点与落脚点。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命运、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向来都是史家关注的焦点。整个人文学科都是相通的：哲学思索命运，历史揭示命运，文学表达命运——无往而非人，人是目的，人是核心。所以，马克思说：“历史什么事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读史也好，写史也好，有一条不成文的准则，就是重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钱穆语）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障蔽与时空界隔，进入历史深处，直抵古人心源，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

    而要通心，首先就应设身处地地加以体察，也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去进行察核。南宋思想家吕祖谦有言：“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借用钱锺书先生的说法，就是“遥体人情，悬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

    再就是强调感同身受，理解前人。研究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苛责前人，率意做出评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换位思考，理解前人，却是一切治史、写史者所必不可缺的。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说过：“凡读古人之书，论前人之事者，盖当略其迹而原其心”。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曾指出：“长期以来，史学家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够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而“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其实，“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十分有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前辈判断是非善恶吗”？我体会他的意思，不是说不应该评骘、研判、褒贬——治史、读史、写史本身就意味着评判，而是如何进行评判，亦即按照什么尺度、坚持什么原则、采取什么态度加以评判的问题。

    还有，在通心过程中，不仅仅限定在作为客体对象的历史人物身上，同时也应对于作史者进行体察，注意研索其作史的心迹，探其隐衷，察其原委。对此，清初著名文学家金圣叹有十分剀切而深刻的体会。他说：“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读史过程中，我也经常着眼于隐蔽在书页后面的潜台词、画外音。研究《周易》有“变爻”、“变卦”之说，我于历史也往往注意其演进过程中的“变爻”、“变卦”，从而作出旁解、他说，所谓别有会心。

    近二十年来，在我的以历史为题材的散文中，人物占了绝大多数，主要集中在文人、女性、政要、君王四类人身上，每一类多者二三十人，少的十几人，都各自组成一个系列。我在北大中文系讲演时，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我说，每个系列里的文章并非“平摆浮搁”式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思想意蕴的步步延伸、层层递进、逐步深化。比如，我写古代士人的人生际遇、命运颠折，没有停留在对本人个性、气质的探求上，而是通过不同的篇章，从更深的层面上挖掘社会、体制方面的种因。我想到，中国封建士子的悲剧，不能只归咎于自身的人性弱点，还有更深远的社会根源。

    我在散文《驯心》中揭示：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知识分子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悖论。古代士人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依附于权势，用划一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以钦定的话语方式“代圣贤立言”。如果有谁觉得这样太委屈了自己，不愿意丧失独立人格，想让脑袋长在自己的头上，甚至再“清高”一下，耸耸肩、摆摆谱儿：那就必然要像那个狂放的李太白那样，丢了差事，砸了饭碗，而且，可能比诗仙的下场更惨——丢掉“吃饭的家伙”。

    也正是为此吧，对于古代文人，我总是以深沉的悲悯心、同情心，关注着他们的人生命运、身世浮沉、苦乐悲欢。我有一篇讲演，专门阐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问题。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它现身之日起，就和政治纠结在一起，表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家国情怀。他们总是密切地关注着社会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实践。而在封建大一统的情况下，要实现一己的政治主张，充分体现自身价值，必须投靠君王，依附权势。这是一种命定的人生悲剧。即便是那些大思想家、大文豪、旷世诗哲也概莫能外。

    我在《两个李白》一文中写道：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白确实是一个不朽的存在。他的不朽，不仅由于他是一位负有世界声誉的潇洒绝尘的诗仙，——那些雄奇、奔放、瑰丽、飘逸的千秋绝唱产生着超越时空的深远魅力；而且，因为他是一个体现着人类生命的庄严性、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他一生被登龙入仕、经国济民的渴望纠缠着，却困踬穷途，始终不能如愿，因而陷于强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郁与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这种郁结与忧煎恰恰成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杰作的不竭的源泉。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李白，一方面是诗意存在的李白，两者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不朽的存在。它们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内在冲突，表现为试图超越却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的无奈，展示着深刻的悲剧精神和人的自身的有限性。

    解读李白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心路历程及其穷通际遇所带来的苦乐酸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心态。就是说，颇富典型性。

    同绝大多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样，李白时刻渴望着登龙门，摄魏阙，据高位，掌权衡，以实现一己的宏伟抱负。他高自期许，确信只要能够幸遇明主，身居枢要，大柄在手，则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来，这一切作为和制作诗文并无本质的差异，同样能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显而易见，这多半是基于情感的蒸腾，而缺乏设身处地、切合实际的构想。他耽于幻想，天真幼稚，习惯于按照理想化的方案来构建现实，凭借直觉的观察去把握客观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势、知人论世、运筹决策方面，常常流于一厢情愿，脱离实际。归根到底，李白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大概连合格也谈不上。他只是一个诗人，当然是一个气壮山河、睥睨百代、雄视万夫的伟大诗人。

    客观地看，李白的官运蹭蹬，也并非完全种因于政治才识的欠缺。即以唐代诗人而论，这方面的水准远在李白之下的，稳登仕进者也数不在少。要之，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士子都把个人纳入社会组合之中，并逐渐养成对社会政治权势的深深依附和对习惯势力的无奈屈从。如果李白能够认同这一点，甘心泯灭自己的个性，肯于降志辱身，随俗俯仰，与世浮沉，其实，是完全能够做个富于文誉的高官的。可是，他是一个自我意识十分突出的人，时刻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把人格的独立视为自我价值的最高体现。他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和虚伪道德，高扬“不屈己、不干人”的旗帜。由于渴求为世所用，进取之心至为热切，自然也要常常进表上书，锐身自荐，但大前提是不失去自由，不丧失人格，不降志辱身、不出卖灵魂。如果用世、进取要以自我的丧失、人格的扭曲、情感的矫饰为代价，那他就会毅然决绝，毫不顾惜。

    他轻世肆志，荡检逾闲，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自我，从骨子里就没有对圣帝贤王诚惶诚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习惯放在眼里，一直闹到这种地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家仙”（杜甫诗），痛饮狂歌，飞扬无忌。这要寄身官场，进而出将入相，飞黄腾达，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使李白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的感情旋涡里。这种灵魂的煎熬，伴之以自我为时空中心的心态，主体意识的张扬，超越现实的价值观同残酷现实的剧烈冲突，构成了他的诗歌创造力的心理基础与内在动因，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极高的视点、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就这个意义来说，既是时代造就了伟大的诗人，也是李白自己的性格造就了自己。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他的悲剧，既是时代悲剧、社会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

    我在文章结尾处写道：

    历史很会开玩笑，生生把一个完整的李白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志不在于为诗为文，最后竟以诗仙、文豪名垂万古，攀上荣誉的巅峰；而另一半是，醒里梦里，时时想着登龙入仕，却坎坷一世，落拓穷途，不断地跌入谷底。我想，亏得李白政坛失意，所如不偶，以致远离魏阙，浪迹江湖，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出尘的隽影，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会因为失去这颗朗照寰宇的明星，而变得无边的暗淡与寥落。这该是何等遗憾、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如果说，诗仙李白蹭蹬仕途的实例，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照亮了一面警策的镜子；那么，半生处于贬谪生涯中的文豪苏轼，则为遭遇风波颠折的封建士子提供了一条解脱的路径。《春梦留痕》一文，截取了东坡先生谪居海南儋州三年这一时段，状写他如何以超然的心态、振作的精神，战胜流离颠沛之苦，进而实现人生价值的。

    东坡来到儋州这一年已经六十二岁了，以其羸弱多病之身，不要说发配到这素有“鬼门关”之称的“风涛瘴疠”、“非人所居”的南荒徼外，即使是再在内地住上三年二载，恐怕也得“子孙舁骸骨以还”了。实际上，朝中执政诸人就是蓄意让他葬身海外，否则，怎么会作这样的安排呢？这一点，先生本人也是了然于心的。

    到了儋州，面对的果然是极端困苦的生活：“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而且毒雾弥漫，瘴疠交攻。而他的内心，尤其苦闷至极。赴儋之前，与他相濡以沫的如夫人朝云故去，现在已是形单影只，茕茕孑立，自然无限感伤，倍觉孤独。这对一个枯木朽株般的垂暮老人来说，无异于“孤树加双斧”，等待他的，难道还会有其他结局吗？

    谁料，结果竟然大大出人意外。坡翁在这里不仅逐渐安居下来，长达三年之久，最后得以生还；而且，还对这蛮荒艰苦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直到遇赦北归之后，还在朗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回到内地，当友人问及海南贬居情况时，先生颇带感情地回答：“风土极善，人情不恶。”

    之所以如此，著名学者徐中玉先生在《苏东坡在海南》一书的序言中深刻地指出，就是因为诗人自己觉得已有了个“今我”。这种历经艰苦、世变之后的憬悟，是他所觉察到的与“故我”不同的对生命价值、人生意义的新认识的表现。这也正是坡翁在逆境中安时处顺、取得精神解脱的症结所在。

    除了这种“憬然自悟”，坡翁在儋州还曾得到过高人的指教，从中意外地获得一场活生生的人生顿悟。

    一天，东坡负着大瓢，口中吟唱着《哨遍》词，漫游在中和镇的田间，遇到一位家住城东、正往田头送饭的七十多岁的老媪，两人就地闲唠起来。东坡问道：“老人家，你看于今世事怎么样啊？”老媪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世事不过像一场春梦罢了。”东坡又问：“怎见得是这样呢？”老媪直截了当地讲：“先生当年身在朝廷，官至翰林学士，也可以说是历尽了荣华富贵；今天回过头看，不就像一场春梦吗？”东坡听了，点头称“是”，若有所悟，于是，自言自语道：“这就是‘春梦婆’呀！”这番晨钟暮鼓般的警世箴言，不啻醍醐灌顶，甚至是一场当头棒喝。

    在同普通民众融洽无间的接触中，东坡的悟世思想不仅未被消解，反而益发强化起来。据《儋县志》记述：一天，东坡过访当地友人黎子云，归来途中遇雨，便从路旁一农夫家借了一顶竹笠戴在头上，又按照农夫的指点，脱下了布鞋，换上一双当地的木屐。由于不太习惯，又兼泥泞路滑，走起来晃晃摇摇，跌跌撞撞。路旁的妇女、儿童看见老先生这种尴尬的窘相，纷纷围观嘻笑，篱笆里的群犬也跟着凑热闹，“汪汪”地吠叫不止。而东坡先生并不在意，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他常常戴上一顶黎家的藤织白帽，穿上带有花饰的民族服装，打着赤脚，信步闲游；路上，不时地同一些文朋诗友打招呼；或者径入田间、野甸，和锄地的农夫、拦羊的牧童嬉笑倾谈，在一棵枝分叶布的大树下，天南海北地唠起来没完。他平素好开玩笑，有时难免语重伤人，在朝时，家人、师友经常提醒他出言谨慎，多加检点；现在，和这些乡间的读书人、庄稼汉在一起，尽可自由谈吐，不再设防，完全以本色示人。有时谈着谈着，不觉日已西沉，朋友们知道他回去也没有备饭，便拉他到家里去共进晚餐，自然又要喝上几杯老酒，结果弄得醉意朦胧，连自家的桄榔庵也找不到了。这种同当地民众完全脱开功利目的的纯情交往，使他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深刻变化，获得了精神上的鼓舞、心灵上的慰藉，以及战胜生活困苦、摆脱精神压力的生命源泉；挣脱了世俗的桎梏，实现了随遇而安、无往而不自如的超越境界。

    如同一切伟大的诗人、作家一样，苏东坡的思想也是异常丰富、复杂的。早在出仕之前，他就已经熔铸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于一身，初步构成了他那复杂而独特的思想体系。在尔后的起伏颠折中，有时候，儒家的弘扬内在精神，实现自我，积极用世，在思想中占居上风；有时候，道家的绝对自由、超越时空的淡泊无为，又在心灵中处于主宰地位。屡遭贬谪之后，他曾盛赞《庄子》“实获吾心”，把庄子思想当作自己的既存见解，从而进一步消解了仕途经济的理想抱负。“下视官爵如泥淤，嗟我何为久踟蹰”。在对腐败的官场、世俗的荣华以及尔虞我诈的人事纠葛表示厌恶、轻蔑与怀疑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豪纵放逸、浑朴天真、雍容旷达的精神境界，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有了新的觉醒。正如一位当代学者所指出的，东坡在生存的诸多灾难中，找寻到被失落的个体生命的价值，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获得了最大的精神自由，从而能够站在比同时代人更高的层次上俯瞰社会人生，获得一种自我完善感和灵魂归宿感。

    坡翁在多年放谪生活中，逐步实现了价值观念的两个转换，或者说是疏通了两条心灵的渠道。一方面的转换，是心智由入世归向自然，归向诗性人生。作为乐天知命的达人，他欣赏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委任自然的人生态度，适时地疏通了情感的渠道，把心智转向自然，寄兴山水，放情吟咏，找到了一个与污浊、鄙俗、荒诞的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诗意世界，痛苦的灵魂得到了艺术的慰藉。

    另一方面的转换，是他立足于贬谪的现实，把实现“淑世惠民”理想的舞台，由“庙堂之高”转移到“江湖之远”；在关心民瘼、敷扬文教、化育人才的实践中，拓开实现自我、积极用世的渠道。他劝说黎胞开垦荒地，多植稻谷；推广中原先进耕作方法，移植优良品种。针对当地以巫为医、杀牛祭鬼的陋习，大力向村民宣传卫生知识，介绍医方药物。同时，抱着对黎胞的深厚感情，劝学施教。当时，前来东坡书院负笈就学的，不仅有本地的贫寒士子，而且，吸引了远在千里、百里之外的友生，纷纷上门听讲，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一时“书声琅琅，弦歌四起”、“学者彬彬，不殊闽浙”。

    儋州东坡书院有一副联语，对上述事迹做出了恰当的概括：

    公来三载居儋，辟开海外文明，从此秋鸿留有爪；

    我拜千年遗像，仿佛翰林富贵，何曾春梦了无痕？

    这里隐括了东坡的两首诗。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提到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春梦”云云，源于东坡谪居黄州时写过的一首七律，内有“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之句；又用上了“春梦婆”谈及的“昔日翰林富贵一场春梦耳”。这里用“秋鸿有爪”、“春梦留痕”来状写东坡先生居儋三年的名山事业、道德文章，极为贴切。

    太白、坡公之外，我还在系列散文中写到了清代首屈一指的天才词人纳兰性德。他出身名门贵族，父亲是权倾朝野的宰相；本人也是一路春风得意，十八岁中举，二十二岁成了二甲进士，后来被授为皇帝的一等侍卫，出入扈从，显赫无比，直到三十一岁去世，一直得到康熙帝的青睐和倚重。而这一切人间富贵、奕世荣华的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自由、独立为其惨重代价的。这是他的悲剧生涯、心灵苦闷的根源。我在散文《纳兰心事几曾知》中，专门揭橥了他的这种独具特色的灵魂创伤与人生苦境。

    有人统计，在纳兰现存的三百多首词中，“愁”字用了近百次，“泪”字、“恨”字也都出现过几十次；此外像“断肠”、“无奈”、“伤心”、“怆怀”、“无意绪”、“可怜生”，“冰霜摧折”、“芳菲寂寥”等，几乎是开卷可见，字里行间渗透着深挚而哀怨的情思，宛若杜鹃啼血，声声凄切；即便是一些情辞慷慨、奋励激昂之作，也间杂着变徵之音，流露出沉痛的人生空幻之感。

    纳兰公子自幼深受儒家学说的浸染，抱定了立德立功、显亲扬名的宏图远志。可是，实际上却事与愿违，“所欲施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百不一副，所欲遂之意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纳兰挚友顾贞观语）。

    原来，康熙皇帝出于对纳兰公子的赏识，以其出身于勋戚之家，又有超人的资质，一照面便对他倍垂青盼，把他留在自己身旁，视作心腹，擢为侍卫。而且，一任就是十年，直至公子病逝。对一般人来说，有幸成为天子宠臣，目睹龙颜之近，时亲天语之温，真是无比荣耀，无尚尊贵，求之不得；可是，纳兰却大大不以为然。他十分清楚这种职务的实质——努尔哈赤崛起之初，大汗的侍卫由其家丁或奴仆充任，担负保安、警卫事务；后来虽然改由宗室、勋戚子弟担任，但其性质仍是司隶般的听差，在皇帝左右随时听候调遣，直接供皇帝驱使，具体负责宫廷宿卫，随驾扈从。

    在纳兰心目中，当侍卫，入禁廷，实无异于囚禁雕樊、陷身网罟的笼鸟。他在《咏笼莺》的五言律诗中，借咏物以抒怀，可谓凄怆怅惋，寄慨遥深。

    何处金衣客，栖栖翠幕中。

    有心惊晓梦，无计啭春风。

    漫逐梁间燕，谁巢井上桐。

    空将云路翼，缄恨在雕笼。

    黄莺别号“金衣公子”。享用着锦衣玉食却戴着金枷银锁的纳兰公子，引“笼莺”以自况，真是最恰当不过了。你看这个莺儿，遍身绮羽，食以香谷，罩以雕笼，整天蹦蹦跳跳，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既无冻馁之虞，又不愁惨遭弹丸的袭击，表面上看去，真是富贵安逸，令人艳羡。它什么都有了，唯一缺少的是身心自由，它不能像其他同类那样任意地飞翔，自在地鸣啭。因此，它的内心是十分苦闷的。

    当然，这种牢骚、苦闷，也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却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像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纳兰所面对的同样是无法扭转的命运，在皇帝的长拳利爪之下，他的人生道路以至日常行止的抉择、去取，没有一样是属于自己的。

    为女性唱赞歌

    文学评论界注意到，在我的历史文化散文中，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对于性别也即女性的关注。王春容教授曾有专文对此加以论述。她说：“科学的历史文化观告诉我们，无论正写的大历史，还是作为人类精神史的文学史，如果缺少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叙述，那必将是不完整的、不真实的历史。历史的、文化的、审美的视野，不可能置女性（性别）问题于不顾。相反，只要我们正视历史，就会发现正是一系列女性艺术形象构成了一部世界文学史，而创造名垂史册的女性形象的作家，也往往因此成为彪炳史册的经典作家。”

    前几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把我的这一题材的散文收到一起，出了专集。我在序言中谈到，女性是一个优秀的性别群体，起码是丝毫也不比男性逊色。尊重女性，善待女性，这是一个社会健全、进步、成熟的标志。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说得最为深刻：“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手中。”写法上，一般都是抓住一个侧面，或者截取一个断面，凸显特点，“画龙点睛”，而并不刻意求全、求备。说的是史实，是事件，而彰显的却是思想，是人性、人生、性格、命运。正由于它带有鲜明的主观成分，所以说，它是文学，而并非标准的历史。

    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固然也有“居庙堂之高”的上层贵妇和“处江湖之远”的平民女子，但更多的还是诗人、作家。谛视女性即是探求文学真谛。因此，在我所精心营造的文学世界中，主要是与已逝的女性文学精灵对话，以女性的文学生命为本体进行再创作，在凸显女作家惊人的艺术创造力的同时，探索她们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

    这样，南宋天才词人李清照，就成为我首要关注的一位。散文《终古凝眉》从她的塑像写起。我站在浙江金华的八咏楼前，面对着她的长身玉立、瘦影茕独的雕像，写下了如下两句话：“那两弯似蹙非蹙、轻颦不展的凝眉，刀镌斧削一般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象中的易安居士，竟然是这样，其实，也应该是这样。”我似乎渐渐地领悟了、或者说捕捉到了她那饱蕴着凄清之美的喷珠漱玉的词章的神髓。

    易安居士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学术、文艺气息非常浓厚的家庭里，受到过良好的启蒙教育和文化环境的熏陶。她在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也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对人生抱着完美的理想。童年的寂寞未必没有，只是由于其时同客观世界尚处于朴素的统一状态，又有父母的悉心呵护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的保证，整天倒也其乐融融，一干愁闷还都没有展现出来。及至年华渐长，开始接触社会人生，面对政治旋涡中的种种污浊、险恶，就逐渐地感到了迷惘、烦躁。与此同时，爱情这不速之客也开始叩启她的灵扉，撩拨着这颗多情易感的芳心，内心浮现出种种苦闷与骚动。那类“倚楼无语理瑶琴”、“梨花欲谢恐难禁”、“醒时空对烛花红”的词句，当是她春情萌动伊始的真实写照。

    那种内心的烦闷与骚动，直到与志趣相投的太学生赵明诚结为伉俪，才算稍稍宁静下来。无奈好景不长，由于受到父亲被划入元祐“奸党”的牵连，她被迫离京，生生地与丈夫分开。后来，虽然夫妇屏居青州，相与猜书斗茶，赏花赋诗，搜求金石书画，过上一段鹣鲽相亲、雍容闲适的生活；但随着靖康难起，故土沦亡，宋室南渡，她再次遭受到一系列更为沉重的命运打击。

    易安居士的感情生活是极具悲剧色彩的，中年不幸丧偶，再嫁后又遇人不淑，错配“驵侩之下才”；而与丈夫一生辛苦搜求、视同生命的金石文物，在战乱中已经损失迨尽；晚境更是凄凉，孑然一身，零丁孤苦，颠沛流离。这一切，使她受尽了痛苦的煎熬，终日愁肠百结，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李清照少历繁华，中经丧乱，晚境凄凉，用她自己的话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而且，它们具有极为繁杂而丰富的内涵，也像她本人所说的，不是一个“愁”字所能概括得了的。翻开一部渲染愁情尽其能事的《漱玉词》，人们不难感受到布满字里行间的茫茫无际的命运之愁，历史之愁，时代之愁，其中饱蕴着作者的相思之痛、婕妤之怨、悼亡之哀，充溢着颠沛流离之苦，破国亡家之悲。

    但严格地说，这只是一个方面。若是抛开家庭、婚姻关系与社会、政治环境，单从人性本身来探究，也即是透视用生命创造的心灵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悲凉愁苦弥漫于易安居士的整个人生领域和全部的生命历程，因为这种悲凉愁苦自始就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这种生命原始的悲哀在天才心灵上的投影，正是人之所以异于一般动物、诗人之所以异于常人的根本所在。

    这就是说，易安居士的多愁善感的心理气质，凄清孤寂的情怀，以及孤独、痛苦的悲剧意识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因素。即使她没有经历那些家庭、身世的变迁，以及个人情感上的挫折，恐怕也照例会仰天长叹，俯首低回，比常人更多更深更强烈地感受到悲愁与痛苦，经受着感情的折磨。

    正是由于这位“端庄其品，清丽其词”的才女，自幼生长于深闺之中，生活空间十分狭窄，生活内容比较单调，没有更多的向外部世界扩展的余地，只能专一地关注自身的生命状态和情感世界，因而，作为一个心性异常敏感，感情十分脆弱且十分复杂的女性词人，她要比一般文人更加渴望理解，渴望交流，渴求知音；而作为一个才华绝代、识见超群、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女子，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寻人生的真实意义，以获得一种终极的灵魂安顿。这两方面的特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生相长，相得益彰，必然形成一种发酵、沸腾、喷涌、爆裂的热力，生发出独特的灵性超越与不懈的向往、追求。反过来，它对于人性中所固有的深度的苦闷、根本的怅惘，又无疑是一种诱惑，一种呼唤，一种催化与裂解。

    而要同时满足上述这些高层次的需求，换句话说，要达到精神世界异常充实和真正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则需要从两个方面提供保证：一是真情灼灼、丝毫不带杂质地去爱与被爱；二是通过卓有成效的艺术创造，确立自己特殊的存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必须能够真正求得一种心灵上的归宿与寄托。

    应该说，这个标杆是很高很高的了。好在易安居士都有幸地接触到了。就后者而言，她能自铸清词，骚坛独步，其创获在古代女性作家中是无与伦比的；而前一方面，通过与赵明诚的结合，也实现了情感的共鸣，灵魂的契合，生命的交流，尽管为时短暂，最后以悲剧告终。为了重新获得，她曾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拼出惊世骇俗的勇气，毅然进行重新选择，然而所适非人，铸成大错，使她陷入了更深的泥淖。至此，她的构筑爱巢的梦想宣告彻底破碎，一种透骨的悲凉与毁灭感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灵。

    这样，她就经常生活在想象之中。现实中的爱，游丝一般的苍白、脆弱，经受不住一点点的风雨摧残；只有在想象中，爱才能天长地久。前人有言：“诗人少达而多穷”，“盖愈穷则愈工”。现实中爱的匮乏与破灭，悲凉之雾广被华林，恰好为她的艺术创造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灵泉。

    也是同经典女作家对话，不过，地点选在了域外——我在英伦三岛邂逅了向慕已久的文学精灵勃朗特三姊妹。

    《简·爱》、《呼啸山庄》和《阿格尼丝·格蕾》这些名著，过去都曾读过，可惜历史的流沙已经淹没了心灵的文化现场，时空的限隔也遮蔽了把握作品意蕴和作家心迹的路径，难免产生隔膜的感觉。2001年，我有机会到19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的故乡——英格兰约克郡哈沃斯访问，在那里住了一天一夜。归来后，凭着“追体验的工夫”，写出了历史文化散文《一夜芳邻》。

    三姊妹的故居对面就是她们埋骨其间的教堂，我投宿的小客栈坐落在教堂的右侧，抬起头来便能望见故居里一百多年来彻夜长明的灯光。当时，蓦地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岁月纷纷敛缩，转眼已成古人，自己被夹在史册的某一页而成了书中角色。睡眼迷离中，仿佛觉得来到一座庄园，一问竟是桑菲尔德府，……忽然又往前走，进了一个什么山庄，伴着一阵马蹄声，视线被引向一处峭崖，像有两个人站在那里……翻过两遍身，幡然从梦境中淡出，再也睡不着了，这时是后半夜三点。我便起身步出户外，在连结故居与教堂的石径上往复踱步，想象并思索着。

    故居与教堂墓地之间的石径不过五六十米，一如勃朗特三姊妹短暂的生命历程，而其内涵却是深邃而丰富的。其间不仅刻印着她们的淡淡屐痕，而且，也一定会浸渍着情思的泪血，留存下她们心灵的轨迹。

    漫步中，仿佛觉得正在步入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渐渐地走进她们的绵邈无际的心灵境域，透过有限时空读解出它的无尽沧桑；仿佛和她们一道体验着至善至美而又饱蕴酸辛的艺术人生与审美人生，感受着灵海的翻澜，生命的律动。相互间产生了心灵的感应，一句话也没有说，却又像是什么都谈过了。

    夜色无今古，大自然是超时间的。具体的空间一经锁定，时间的步伐似乎也随之静止，我完全忽略了定时响振的教堂钟声。脑子里不停地翻腾着三姊妹的般般往事，闪现出她们著作里的一些动人情节。在凄清的夜色里，如果凯瑟琳的幽灵确是返回了呼啸山庄，古代中国诗人哀吟的“魂来枫林青，魄返关塞黑”果真化为现实，那么，这寂寂山村也不至于独由这几支昏黄的灯盏来撑持暗夜的荒凉了。

    噢，透过临风摇曳的劲树柔枝，朦胧中仿佛看到窗上映出了几重身影，——或许三姊妹正握着纤细的羽毛笔在伏案疾书哩；甚至还产生了幻听，似乎一声声轻微的咳嗽从楼上断续传来。联想到自己曾经患过病痛的经历，霎时心头漾起一脉怜惜之情和深深的敬意。

    三姊妹患着同样的结核病，分别活了三十九岁、三十岁和二十九岁。

    在心灵体验的基础上，又结合天才女作家的书信、传记，看了她们的生平展览，体验其典型环境、独特心境、情感经历、个性特征，追踪她们的心路历程，探索这些文学天才的成功路径；并对作品中的事件、景观、风物作了实地考察，从心理和环境两方面研究作家心灵的外化，把握作品审美意义生成的深度背景。看来，三姊妹都属于用情感和想象来代替生活素材的作家。她们经常逸出现实空间，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常的悟性遨游在梦幻的天地里。她们的创作激情显然并非全部源于人们的可视境域，许多都出自最深层、最隐蔽、含蕴最丰富的内心世界。

    她们一无例外地抱着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渴望得到爱神的光顾，切盼着有一个理想伴侣。却又绝对不肯俯就，要求“爱自己的丈夫能够达到崇拜的地步，以致甘愿为他去死，否则宁可终身不嫁”。这样，现实中的“夏娃”也就难于找到孪生兄妹般的“亚当”，而盛开在她们笔下的、经过她们浓重渲染的爱情之花，只能绽放在虚幻的想象之中。这是一种灵魂的再现，生命的转换。作品完成了，作者的生命形态、生命本质便留存其间，成为一种可以感知、能够抚摸到的活体。

    从这里我认识到，生命体验和情感是相通的。这次亲身体验，使我对勃朗特三姐妹、对哈沃斯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很长时间过去了，每当想起，还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原来，我已经把对于天才女作家的崇敬、爱怜和悼惜之情，留在那孤寂的山村，也永生永世栽植在心里。

    对于一个作家，如果说生命体验、人生感悟是根基，是泥土；那么，形而上的思考和深厚的情感便是它所绽放的两枝绚丽之花。情感对于文学作品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学存在的依据就是表现人类情感的需要。罗丹说得很干脆：“艺术就是感情。”尤其是散文作品，如果缺乏情感的灌注，缺乏良好的艺术感觉，极易流于幽渺、艰深、晦涩的玄谈，以致丧失应有的诗性魅力和艺术感染力。

    如果说，上述关于几位女作家的叙述与描写，都还是意态从容、平和舒缓的话，那么，在《泉路何人说断肠》一文中，笔势则变得昂扬激越，以至情见乎词，声色俱厉了。

    文章一开头，就发了一顿脾气，甚至是骂街了：“我国现存的古籍，据说至少有六七千万册；单是南宋以降的史书、笔记，即足以“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可是，翻检开来，怎么关于著名女诗人朱淑真的记载，竟然统付阙如！不妨追问一句：那些连篇累牍、不厌其详地记载的究竟都是些什么物事？怎么就偏偏悭吝于这样一位传世诗词达三四百首的旷代才人！操纵在男性手中的史笔，那些专门为帝王编撰家谱的御用文人们，他们的心全都偏在腋下了。”

    关于朱淑真的身世，后人知之甚少，反正是生命结局备极凄惨。一种说法，是“残躯归火”、“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另有一说，是“投身入水”，毕命于波光潋滟的西子湖。入水之前，她曾向着情人远去的方向大喊三声。真乃“重不幸也。呜呼惨哉！”

    经同为南宋人的魏仲恭辑佚并作序，有《断肠诗词》集传世，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两首：

    秋雨沉沉滴夜长，梦难成处转凄凉。

    芭蕉叶上梧桐里，点点声声有断肠。

    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昏黄。

    更堪细雨新秋夜，一点残灯伴夜长。

    断肠，断肠，断尽愁肠，道尽了人世间椎心泣血的透骨寒凉。这是始读其诗集的深刻感受。随着年华渐长，世事洞明，我的感知又出现了变化，再读其诗集，由对诗人的无尽哀怜，转而为由衷地钦佩，赞美她的胆气、勇气、豪气，服膺其凛然无畏的叛逆精神。

    对于女性来说，爱情不啻生命，她们总是把全部精神生活都投入到爱情之中，因而显得特别凄美动人。古代女子尽管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重重压榨，脖子上套着封建礼教的枷锁，但从来也未止息过对于爱情的向往、追求，当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当命运搬了道岔儿，“所如非偶”，爱情的理想付诸东流的时节，大多数女性是把爱情的火种深深埋藏在心里，违心地曲从父母之命，委委屈屈、窝窝囊囊地打发流年，断送残生。再进一层的，不甘心做单纯供人享乐的工具，更不认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混账逻辑，便暗地里进行抗争，偷偷地、默默地爱其所爱，“红杏”悄悄地探出“墙外”。而更高的层次，是勇敢地冲出藩篱，私奔出走，比如西汉年间的卓文君。

    应该承认，从越轨的角度说，朱淑真同卓文君居于同等的层次，可说是登上了爱情圣殿的九重天。这里说的不是际遇，不是命运；而是风致和勇气。作为一位出色的诗人，她不仅肆无忌惮地爱了，而且，还敢于把这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张扬在飘展的旗帜上，写进诗词，形诸文字。

    且看她下述几首诗词——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这是她少女时代如痴如醉地饱饮着恋情香醪的真实写照。

    可是，由于“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这场自由恋爱的情缘被生生地斩断了，硬把她嫁给了一个根本没有感情、庸俗不堪的官吏。特别是丈夫有了新欢，更使她陷入极端的苦痛之中。于是，以牙还牙，重新投入旧日情人的怀抱。那般般情态与心境，都写进了七律《元宵》：

    火烛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

    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

    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一年过去，元宵佳节重临。可是，风光依旧，而人事已非。对景伤怀，感而赋《生查子·元夕》词：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词中的感情是那样的真挚，让局外人也不由得不感慨伤情。可能是与她热恋过的那位青年，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家长的阻挠，终因意志薄弱而被迫退缩，不敢或不愿露面了。

    对于昔梦的追怀，对于往日的恋情和心上人的思念，成了疗治眼前伤痛的药方。且看《江城子》词：

    斜风细雨作春寒。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昨宵结得梦夤缘。水云间，悄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展转衾裯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

    从眼前的孤苦忆及当日两情相悦、恩爱绸缪的情景，再写到离别时的悲伤；最后因相思至极而梦中相会，醒来一片茫然，婉转缠绵，缱绻无尽，而结果是绝望，是怨恨，像她在诗中所写的：“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为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将矛头直指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责问它：为什么要把不相般配的人强扭在一起？

    她这样勇于揭橥内心隐秘，勇于同旧制度、旧意识抗争的结果，挑战对象就扩展了，不仅是身边的、并世的亲人、仇人或各种不相干的卫道者，而且要冲击森严的道统和礼教，面对千秋万世的口碑和历史。就这一点来说，朱淑真的勇气与叛逆精神，较之卓文君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她所处的时代条件的恶劣、社会环境的严酷，那要超出西汉不知多少倍。

    爱情永远同人的本性融合在一起，它的源泉在于心灵，从来都不借助于外力，只从心灵深处获得滋养。这种崇高的感情，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爱情消灭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具有永生的品格。叛逆者的声音，敢于向封建礼教宣战的激情，无论是获胜了或者招致失败，都同归于不朽。

    灵魂的拷问

    前面说过，我的历史人物散文，多成系列。在政要系列中，我专门选择一批个性复杂、阅历丰富，历来聚讼纷纭、褒贬不一，具有多种可言说性的人物。曾国藩就是十分典型的一位。对于他，我没有简单地从善恶标准出发，或者单纯地从政治功利主义角度加以诠释，而是从人性角度进行剖析。当然，作为一代名臣、晚清社会举足轻重的政要，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曾国藩又不能不与政治相关联。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可以透过曾国藩这样的个案，看清中国传统政治的结构及其对个人的控制和改造。作为入仕者的标本，他是颇具代表性的。

    我在散文《用破一生心》中谈到，曾国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可说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在解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的清醒、成熟、机敏之处实在令人心折，确是通体布满了灵窍，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到处闪现着智者的光芒。当然，这是从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如果就人性批评意义上说，却又觉得他的人生道路并不足取。在他的身上，智谋呀，经验呀，知识呀，修养呀，可说应有尽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天真。其实，一个人只要丧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发点，迷失了存在的本源，充其量只是一个头脑发达而灵魂猥琐的机器人。

    我在文章中，集中讲了曾国藩的苦。认为他的苦主要是来自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一方面，他要通过登龙入仕，建立赫赫事功，达到出人头地；一方面要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达到名垂万世。结果就心为形役，苦不堪言，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只要把那部《曾文正公全集》浏览一过，你就不难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悲剧人物。“功德两个字，用破一生心。”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的汉员大臣身份，在种族界隔至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这种危机更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两难选择：如果你能够甘于寂寞，终老林泉，倒可以避开一切风险，像庄子说的，山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这一点是他所不取的；而要立功名世，就会遭谗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这个严峻的课题。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何以怀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对于古代盈虚、祸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时时处处都在防备着杀身之祸。

    除了“畏祸之心刻刻不忘”，曾国藩还有另一种心理压力。为了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他时时处处，一言一行，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小心谨慎。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阙失势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耻笑的把柄势必越积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种种视、听、言、动，未必都合乎圣训，中规中矩。在这么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还能活得真实而自在吗？

    我们发现，在曾国藩身上，存在一种异常现象，就是所谓的“分裂性格”。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伪。”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责备，处处追求圆满，般般都要“毫发无遗憾”，结果必然产生矫情与伪饰，以致不时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他在家书中、文章里说得极为动听，可是，做起来却难免形成巨大的反差。我总觉得，在他身上，透过礼教的层层甲胄，散发着一种浓重的表演意识。人们往往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逢场作戏，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还是虚应故事；而他自己，时日既久，也就自我认同于这种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致忘记了人生毕竟不是舞台，卸妆之后还须进入真实的生活。

    与曾国藩相类似，李鸿章同样也是声威赫赫，而且又最具争议的一代名臣。生前，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那么，他又是怎样一种类型的人物呢？

    我在散文《他那一辈子》中，描绘了他的六种形象，既凸显了他的个性特征，也大致能够概括其一生功业与修为。首先，他是一个“不倒翁”。一生中，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经常在夹缝里讨生活。尤其是作为签订卖国条约的“专业户”，他一直遭到国人轮番的痛骂。可是，他就是倒不了，最后，以七十八岁高龄，死在任上。这端赖于他的宦术高明，手腕圆活。于是，又有了第二种形象：出色的“太极拳师”。他周旋于皇帝与太后之间，各国洋鬼子之间，满汉大员、朝臣与督抚之间，纵横捭阖，从容应对。第三种形象是大清王朝的裱糊匠。他把晚清王朝比作“一间百孔千疮的破纸屋”，他整天地到处补窟窿，哪里出了事，慈禧太后都要“着李鸿章承办”。他所扮演的就正是“裱糊匠”的角色。第四种形象是“撞钟的和尚”，他曾说：“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他人所无法代替的。这样，又有了第五种形象——晚清朝廷和慈禧太后的避雷针。他把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所激起的强大的公愤“电流”，统统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缓和了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不满，维护了“老佛爷”的圣明形象。第六种形象是“仓中老鼠”。《史记·李斯列传》讲，李斯为郡中小吏时，发现厕所里的老鼠吃污秽的东西，一见到人或狗走近，就惊慌逃遁；而粮仓里的老鼠，吃的是积存的粮谷，安闲自在，无忧无虑，诀窍在于它有强大的靠山。于是发出感慨：人的贤不肖，有没有作为，全看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了。李鸿章深得此中奥秘。他要像仓鼠那样找个有力的靠山，具体地说，就是“挟洋以自重”。由于经他手签订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在洋人心目中，他是有身份、有地位、说了算的，是朝廷离不开的大人物；而慈禧太后已经被列强吓破了胆，人家咳嗽一声，在她听来，不啻五雷轰顶。有那些外国主子在后面撑腰，李鸿章自然不愁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他这一辈子，一方面活得有头有脸儿，风光无限，生荣死哀，名闻四海；另一方面，又是受够了苦，遭足了罪，活得憋憋屈屈，窝窝囊囊，像一个饱遭老拳的伤号，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李鸿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没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晚清王朝的社会时代产物，是中国官僚体制下的一个集大成者，是近代官场的一个标本。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他出生于道光继统的第三个年头（1823年）。鸦片战争那一年，他中了秀才。从此，中国的国门被英国人的舰炮轰开，天朝大国的神话开始揭破了。封建王朝的末世苍茫，大体上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独特性。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胁，或来自内陆边疆，或遭遇民变蠭起，或祸起萧墙之内；而晚清七十年间，却是海外列强饿虎捕食一般，蜂拥而上。外边面临着瓜分惨剧，内囊里又溃烂得一塌糊涂，女主昏庸残暴，文恬武嬉，官场腐败无能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说是命定了的。

    李鸿章的飞黄腾达，得益于曾国藩者甚多，他奉曾国藩为老师，早年曾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的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后来，又通过曾国藩的举荐，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师徒二人都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恪守着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都为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而竭忠尽智；但他们的气质、取向却不尽相同，因而，为官之道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曾国藩看重伦理道德，期望着超凡入圣；而李鸿章却着眼于实用，不想做那种“中看不中吃”的佛前点心。他公开说：人以利聚，“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当然，曾国藩说的那一套也并非都要实行，有些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李鸿章却是连说也不说。反过来，对于一些于义有亏的事，曾国藩往往是做而不说，而李鸿章却是又做又说。其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伪君子，一个是真小人。李鸿章声明过，他“平生不惯作伪人”，这与城府极深、诚伪兼施的乃师相比，要显得坦白一些。

    在政治上，曾国藩患有一种“恐高症”，他一向主张知足知止，急流勇退。每当立下大功，取得高位，总如临深履薄，惕惧不已。他曾多次奏请开缺回籍，归老林泉。对于老师晚年一再消极求退的做法，李鸿章颇不以为然，直接批评为“无益之请”。他说：“今人大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

    李鸿章洞明世事，善于投合、趋避；三分耿直中带着七分狡黠；既忠于职守，又徇私舞弊；讲求务实，却并不特别较真。他从来不以正人君子自命，无意去充当那种“道德楷模”。他考虑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他论势不论理，只讲有用，只讲好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讲求原则。梁启超评论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弥缝苟安，而无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这是很准确的。他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魅力。在签订各项屈辱和约时，他缺乏硬骨头精神，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不能仗义执言，拼死相争，一切都以能否保官固宠为转移，这正是市侩式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外交活动中的集中展现。

    曾、李这一对师徒，不仅在晚清的官场，即便在中国整个封建历史中，都是极具代表性的典型。

    在《灵魂的拷问》中，我还写了一对官场中的“朋友”。

    康熙朝进士、翰林院编修陈梦雷护送老母从京城回原籍福建，被据闽叛清的靖南王耿精忠扣留，强行授予伪职。此刻，他的同乡、同事、挚友李光地也陷入敌手。二人便秘密商议，筹谋应付叛军的对策。商议的结果是李光地设法脱身，向朝廷密报叛军实情；陈梦雷则继续留在叛军之中，做一些了解内情、瓦解士心的工作，待到讨耿清军一到，便做好内应。临别之际，他们相约：他日如能幸见天日，当互以节操鉴证。不料，李光地脱身之后，便把誓约抛到了九霄云外。后来，当陈梦雷遭到审查、置身危境时，已经受到皇帝宠信、重用的他，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不仅不澄清真相，加以鉴证，反而落井下石，深致构陷，致使他的这位“挚友”流放关外，给披甲的满洲主子为奴。

    针对李光地的这一秽迹恶行，我在文章中进行了文化批判和人性批判。

    李光地与陈梦雷同为康熙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他治程朱理学，曾奉命主编《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书，是当时名重一时的理学家。理学虽奉抽象的“理”为至高无上的永恒妙义，实则并不脱离日常伦理。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在评价其开山鼻祖周敦颐时，就曾说过：“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人伦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其体用之一源，显微之无间，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实不外乎‘六经’、‘四书’之所传也。”可见，理学家在人格修养上，是应该践行先秦儒家学说的仁、义、礼、智、信，奉行“五常”中的“朋友以信”的。然而，李光地却口是心非，表理不一，不仅不坚持“朋友以信”的圣训，反而为了保官保禄，卖友求荣。文中，就此进行了“灵魂的拷问”：

    之一是：“那么，作为著名的理学名家，孔圣人的后学嫡传，二程、朱熹的忠实信徒，他总该记得孔夫子的箴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能什么也不怕吧？他总该记得曾子的训导：‘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在清夜无眠之时，总该扪心自问：为人处世是否于理有亏，能否对得起天地良心吧？难道他就不怕良心责备吗？”其实，“三畏”、“三省”的修养功夫，孔、孟、颜、曾提出的当日，也许是准备认真实行的；而当到了后世的理学家手里，便成了传道的教条，专门用以劝戒他人，自己却无须践行了。他们向来都是戴有多副人格面具，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至于所谓“良心责备”，那就只有天公地母知道了，于人事何干？

    之二是：“那么，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你李光地就不怕社会舆论、身后公论吗？”作为李光地，既然做得出背信弃义的事，对于所谓“公论”，他是可以满不在乎的——“死猪不怕开水烫”。厚起脸皮来，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有道是：“身后是非谁管得，青史凭谁定是非？”

    看得出来，所谓正义、诚信这类伦理道德范畴的东西，只对信仰它的人起到约束作用，而对全不把它当回事的人，则无异于“东风之吹马耳”。

    对于陈梦雷来说，这场奇灾惨祸如果也还有什么裨益的话，那就是从中认识到仕途的险恶、人事的乖张，也擦亮了眼睛，看清了所谓“知心朋友”的真面目。他长时期沉浸在极度苦闷之中，有时甚至不想再活下去。平素他是最尊崇孔圣人的，懂得“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道理；他也十分欣赏庄子，对于《南华经》中所倡导的心斋、坐忘的超人境界，“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的人生理念，从小就谙熟于心，而且经常说给别人听，讲得头头是道；可是，真正临到了自己头上，却无论如何也修炼不到那种火候。他曾经幻想过，哪一天喝上一杯“孟婆茶”，或者饱饮一顿“忘川水”，把过往的一切愤懑、忧烦，伤心、气恼，统统地丢到耳旁脖子后去；也曾想，学学那位华山道士陈摶老祖，连续睡上一百天，架构一场“梦里乾坤”，换来一个全新的自我；可是，一切都是徒劳，不要说沉沉地睡上一百天，就连一个晚上也未曾安眠过。那恶梦般的前尘往事，无日无夜不在纠缠着他，困扰着他，直弄得他“千辛百折，寝食不宁”。

    经年的困顿已经习惯了，沉重的苦役也可以承担，包括他人的冷眼、漠视统统都不在话下，唯独“知心朋友”的恩将仇报，背信弃义，是万万难以忍受的。如果说，友谊是痛苦的舒缓剂，哀伤的消解散，沉重压力的疏泄口，灾难到来时的庇护所；那么，对友谊的背叛与出卖，则无异于灾难、重压、痛苦的集束弹、充气阀和加油泵。已经膨胀到极点了，憋闷使他片刻也难以忍受；如果不马上喷发出来，他觉得胸膛就会窒息，或者炸开。因而，在戴罪流放的次年秋天，他满怀着强烈的愤慨，抱病挥毫，写下了一纸饱含着血泪的《绝交书》。

    与李光地形成鲜明的对照，并非理学家的陈梦雷，倒是一个敦厚笃实的仁人君子。侯官别后，他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诺言；福建收复后，他全然相信李光地的谎话，每日里可怜巴巴地想望着：朝廷如何重新起用他，给他以超格的褒奖，热切地期望圣上能体察孤臣孽子在极端困苦处境中的忠贞不渝的苦心；待到身陷牢狱，接受审查，也未见李光地澄清事实，出面营救，他还是“以仁人之心度奸人之腹”，觉得朋友是有难言之隐；直到最后大幕拉开，真相大白，发现是被“朋友”出卖了，这才痛心疾首，惨不欲生。但是，他在康熙皇帝面前，仍然要说：李光地“虽然愧负友人千般万般，要说他负皇上，却没有”。真的是老实、忠厚得过了头。

    两个“朋友”，一正一邪，通过灵魂的拷问，伸张了正义，鞭挞了邪恶。按说，这篇文章作到这里也就可以结束了；但我觉得，还有两个问题需作进一步的反思：

    其一，古往今来，无论是背信弃义、卖友求荣的投机分子，还是“当面装人，背后弄鬼”的伪君子、两面派，专从客观上找原因，其生成的条件，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土壤与社会环境；那么，和陈梦雷之类的“老实人”——其实是萎缩型人格的包容、姑息，是否也有一定的关系呢？鲁迅先生说过，“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中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俗话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我有时想，先生之所以在逝世前一个月，要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确有其深意存焉。

    其二，西哲“读史使人明智”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我觉得，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切入。读史，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的撞击，心灵的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而并非以一个冷眼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驳诘，清算，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拉着他们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照鉴各自的面目。在这种重新演绎人生的心路历程中，只要每个读者都能做到不仅用大脑，而且还能用心灵，切实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渗透进生命的体悟，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那么轻松，那么从容自在了。

    悖论话君王

    2006年岁杪，我完成了一部史学著作《龙墩上的悖论》。十几篇系列散文，写的都是历史活动中的特殊群体——封建帝王。

    由于他们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特别是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那个“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借用佛经上的话）的龙墩宝座，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时刻面临着祸福无常、命途多舛的悲惨结局。这就更会引起人们的加倍关注。

    举凡有关人性的拷问、命运的思考、生存的焦虑以及生命的悲剧意义的探索，封建帝王都会毫无例外地涉及到；而且，往往会深入到哲学的层面，触及一系列不易把握的、没有逻辑的、充满玄机与隐秘的东西，即所谓历史的吊诡，人生的悖论。应该说，这是一个颇具诱惑力与挑战性的话题。诚如英国逻辑学家斯蒂芬·里德所说的：“悖论既是哲学家的惑人之物，又是他们的迷恋之物。悖论吸引哲学家，就像光吸引蛾子一样。”

    我的理解，所谓“悖论”，是指一种能够导致无解性矛盾的命题，或者命题自身即体现着不可破解的矛盾。悖论也可以表述为“逆论”、“反论”，诸如，二律背反，两难选择，应然与实然、动机与效果的恰相背反，等等。单就悖论本身来说，冲突的双方都具有充分的价值和理由，一般的不涉及正误、是非的判断，而是体现在矛盾选择之中。选择往往是令人困惑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痛苦。信息过量，前路多歧，会使人莫知所从。腕上戴一块手表，可以毫不迟疑地确认当下的时间；而进了钟表陈列室，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便无法判定几时几分几秒了。更何况，这里所说的选择，常常是“反贴门神——左右难”，许多问题都带有无解性。也正是为此，它使历史的话题带上了深邃而苦涩的哲学意味。

    写作过程中，对于下列耐人寻味的课题，我从哲学的高度，作了形象的解读和诗性的阐发：

    其一，欲望的无限扩张。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我以为，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就是这种“中国人”的一个典型代表。在《欲望的神话》一章中，我写了秦始皇的欲望无限膨胀，既要征服天下，富有四海，又要千秋万世把嬴秦氏的“家天下”传承下去；既要一辈子安富尊荣，尽享人间的快乐，又要长生不老，永远不同死神打交道；即便是死，也要尸身不朽，威灵永在，在阴朝地府继续施行着他的统治。难为他，想象力竟然如此发达，制造出了一个举世无与伦比的欲望的神话。

    应该说，秦始皇的一生，是飞扬跋扈的一生，自我膨胀的一生；也是奔波、困苦、忧思、烦恼的一生。是充满希望的一生，壮丽、饱满的一生，也是遍布着人生缺憾，步步逼近失望以至绝望的一生。他的“人生角斗场”，犹如一片光怪陆离的海洋，金光四溅，浪花朵朵，到处都是奇观，都是诱惑，却又暗礁密布，怒涛翻滚；看似不断地网取“胜利”，实际上，正在一步步地向着船毁人亡、葬身海底的末路逼近。“活无常”在身后不时地吐着舌头，准备伺机把他领走。

    按说，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原本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他以雄才大略，奋扫六合，统一天下，结束了西周末年以来诸侯长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百代都行秦政制”，其非凡的创举、盖世的功勋，在中国历代帝王中，都是数得着的。可是，无尽的欲望、狂妄的野心，竟弄得他云山雾罩，颠倒迷离，昏头涨脑，结果干下了许许多多堪笑又堪怜的蠢事，成为饱受后世讥评的可悲角色。

    历史老人很会同雄心勃勃的始皇帝开玩笑：你不是期望万世一系吗？偏偏让你二世而亡；你不是幻想长生不老吗？最后只拨给你四十九年寿算，连半个世纪还不到。北筑长城万里，抵御强胡入侵，不料中原大地上两个耕夫揭竿而起；焚书坑儒，防备读书人造反，而亡秦者却是不读书的刘、项。一切都事与愿违，大谬而不然。他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在整个生命途程中，每一步，他都试图着挑战无限，冲破无限，超越无限，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向着有限回归，向着有限缴械投降，最后恨恨地辞别人世。“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李白诗句）这是历史的无情，也是人生的无奈。

    不仅此也。人常说：“一死无大难”、“死者已矣”。他却是，死犹有难，死而未已。盖棺之后两千多年，他从来也没有安静过，消停过。“非秦”与“颂秦”竟然成了一对“欢喜冤家”，时不时地露头一次；而他，只不过是用来说事的由头，经常以政治需要为转移。当然，完全坐实到他身上的，也所在多有——他的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重大行为，都没有逃过史家的讥评和文人的直笔。

    就欲望的无穷无尽和雄心勃勃而言，在中国古代帝王中能与秦始皇媲美的，要算成吉思汗了。

    马基雅维里在他那部闻名世界的《君主论》中，有过这样的论述：“人是被命运女神和上帝所控制的，自由远不是绝对的，因为命运女神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命运之神是一个女人，她会受到男性品质的诱惑，她尤其为真正有男子气概的人的德行所感动，并受其左右。”过去说，“神鬼怕恶人”，原来，命运之神也是钟情于强者。中国古代诗人也曾咏叹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古往今来，一切英雄豪杰都逃脱不了由旺健到衰老、直到死亡的自然规律，成吉思汗自然也不能例外。

    在中国历史上，孔夫子属于意志上的强者——“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而“千古一帝”秦始皇，则不仅是意志，就行为而言，也称得上是真正的强者。那么，成吉思汗呢？便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他与秦始皇隔着“时间之河”遥遥相望，分头生活在同一向度的空间里。

    我在《强梁无奈死神何》一章中写道：

    在成吉思汗的字典上，根本就没有“不可”与“衰老”这类字眼，至于“死亡”，似乎更与他绝缘。所以，尽管他相信天命，却并不相信命运女神能够控制他、左右他。但是，岁月终竟不饶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精力，在一天天地敲打着他的意志，一再地发出挑战性的警告信号。也许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成吉思汗渐渐地懂得了什么叫做无奈。

    黑格尔老人说，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必然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刑”。对这一“性命之理”，成吉思汗从前是不承认的；但自西征以来，特别是丘真人为他揭开世上本无“长生之术”这个迷局之后，他已经逐渐地觉察到死神的套杆正在身后晃动。只是不肯乖乖地束手就擒，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征服一切的欲望作为助燃剂，去继续点燃生存欲望的火焰，用以取代对死亡的忧虑与恐惧。

    有些人是“死不起”的。生前拥有得越多，死时就丧失得越多，痛苦也就越大，就越是“死不起”。对于那类一意攫取、不知止足者而言，这生而必死的规律，实在是太残酷了。

    其二，实现欲望的手段。

    这一群体的无尽欲望的最高实现，是争天下、坐龙墩、当皇帝。而说到夺天下，打江山，人们当会想到两千年前楚汉争锋的故实。我在《落魄刘郎作帝归》一章中谈到，在楚强汉弱，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势下，刘邦之所以能够获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坚持了正确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的拥护，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实行成功的战略、策略；特别是善于用人，多谋善断，都是重要因素。但是，应该说，同他善用权术、不择手段、不守信义，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根本不考虑什么形象、什么道义、什么原则、什么是非，一切都以现实的功利为转移，从而能够掌握先机，稳操胜算，也有直接关系。关于这一现象，何以名之？就说成是“道德与功业的背反”吧！不过，这样一来，就跳出了一般史学的范畴，由伦理学而进入了哲学的层面。

    正是那种不守信义、六亲不认的卑劣人格与痞子习气，那种政治流氓的惯用手段、欺骗伎俩，那种只求功利、不顾情理，只看现实、不计后果，只讲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多次帮助“无赖刘三”在实力悬殊的战场上、在楚汉纷争的政局中，走出困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而这种道德与功业完全脱节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乃是由于秦汉之际，价值体系紊乱，社会道德沦丧，法家学说盛行，重功利、轻伦理成为一时的风尚，从而使刘邦的肆行无忌，不仅逃脱了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政治家刘邦看来，他的一切卑劣伎俩，都是正常的，必要的，符合天经地义的，换句话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当时的险恶环境使然。政治斗争，有如两军对阵，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你不吃人就会被人吃掉。如果一味地讲道义、守信誉、重然诺、讲交情，满脑子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恪守公平竞争原则，而不懂得如何运用政治手腕、策划阴谋阳谋，那就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保不住，更何谈斗争的胜利、事业之成功呢！

    比如说对待功臣，刘邦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在他看来，韩信出身微贱，不过是一名“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谋划）不用”的普通士卒，是我刘某人识微末于草莽之中，破格任用了他，为他提供了施展英才、建功立业的机会。要说承恩戴德，首先功臣要感激皇帝，而不应该由皇帝去俯谢功臣。一切立足于自我，“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正代表了这类枭雄的价值取向与个性特征。

    而这一点，恰恰是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仁爱忠信之道，从而常常束缚于各种道德规范的项羽所不具备的。项羽的悲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道德的悲剧；而刘邦的胜利，则颇得益于他的政治流氓的欺骗伎俩和善用权术、不守信义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这使他把握住战场上的先机，一次次转败为胜。现在分析，当时以至后世，论者之所以对项羽这位失败的英雄无尽地追思、赞叹，其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张力起了很大作用。“偶因世乱成功业”。功业把“流氓皇帝”装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却因失败而声名受损。流氓成功，小人得志，辄使英雄气短，混世者为之扬眉吐气。这里揭示了一种历史的悖论。

    与此相关的，还有事功与人性经常会出现背反的问题。有一些事物，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应予肯定；可是，放在道德层面上来考量，却又会遭致否定，比如恶与暴力。恩格斯指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暴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从政治学、历史学方面加以分析的。事实上，在皇权专制的国家里，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混乱社会中，一个主要当权者，如果不具备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气魄与雄心，没有为世人所不齿的疯狂的权势欲、攫取欲、占有欲，也就不可能在“权力竞技场”上生存，当然，也就没有目标的实现，功业的达成。

    我们这样说，绝不是认为奸雄有理，都应该照样去做，就是说，不是做价值判断；这里只是揭示历史上统治阶层相互斗争的一种常见现象，甚至带有某种规律性。

    其三，夺得天下之后，拼力维护“家天下”。

    龙墩坐上，下一步就是苦心孤诣维护这种“家天下”的局面。中国历史上为此而用心最苦、用力最大的有两个皇帝，一个是大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一个是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机关算尽》和《宦祸》两章中，分别地叙说了他们。

    由于皇权得来不易；加之，皇权的取得不是凭借正常接班，而是靠武力实现的；因而，称帝之后，赵匡胤为了保证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赵氏子孙万世一系，在位十七年间，可说是呕心沥血，机关算尽。除了迫于严峻的形势，不得不抓紧铲除南方一些割据政权，剩下来的全部精力，就都放在对内加强中央集权，防范武将造反，消除各种可能危害统一大业的潜在势力上。概括说来，叫做“收兵权，制将权，分相权，集君权”，始终围绕着一个“权”字不放。当然，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甚至，可说是事与愿违。

    这些做法，倒都符合权力分割、相互制约的策略，有效地防范了军人夺取政权的风险。实践证明，终两宋之世，三百余年再也没有发生过内部的兵变。但是，从整体来说，这一举措却是失算的，因为它严重地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应敌作战的能力。掌握了这些情况，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宋朝的军队何以在对抗外部强敌时动辄不战而退、溃不成军了。每一次失败的结果，自然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屈辱求和，每年都要把无尽的白银、绸缎作为“生存税金”向外方进贡，以购买昂贵的“和平”。对待入侵之敌，先是“奉之如骄子”，后来沦为“敬之如兄长”，最后败落到“事之如君父”，真是一蟹不如一蟹。宋人张知甫的《可书》中，引述了绍兴人的谐谑：人们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类比，说金人有柳叶枪，宋人有凤凰弓；金人有凿子箭，宋人有锁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鲁迅先生在引证这则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话时，愤慨地说了一句：“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事与愿违，动机和效果发生严重的背谬，另一个典型事例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作为开基创业的老皇帝，他可说是忧危积心，废寝忘食，对足以挑战皇权的所有因素，确是般般想到，无一疏漏。可是，实际上却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这和皇权专制制度存在着无法化解的根本性矛盾有直接关系。单就老皇帝自身来说，缺乏政治远见，“火烧眉毛顾眼前”，只求现实功利，不计后患重重，乃其招灾致败之由。许多祸患的发生，似出“天意”，实系人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种下的本是“跳蚤”，而并非“龙种”。

    同那些擎吃等穿、坐享其成的纨绔子弟不一样，朱皇帝经常夜不成眠，深谋苦虑；同时派人侦察舆情，以便随时捕捉朝野的形势变化。他生怕臣子怀有异心，觊觎他的煌煌帝业，因而对任何人都不予信任、不敢倚托。怀疑、猜忌、防范，已经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全国政务，事无大小，他都要亲自处理，因为对别人不放心，怕别人不像他那样尽心竭力；当然，更深的一层，还是怕大权旁落。比如，他为了把国家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肆意摧毁了长期形成的相权与君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机制，而使天下安危系于皇帝一身。这在明朝初年两代君王精明强悍、勤政有为的情况下，弊端尚能遮掩；而到了中晚期，昏庸、怠政之君层现迭出，问题就全部暴露出来了。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却有三十年荒废朝政，不召集臣僚议事，不补六卿及府州县的官职缺员，有所谓“六不做”——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失去了制衡与辅助的机制，遂使奸人乘隙，为所欲为，造成边患丛生，政局鱼烂，长期处于混乱状态。

    至于在宦官问题上的失策，影响所及，就更为惨重了。应该承认，对于宦官干政，朱元璋原是深存戒虑、早有所备的。他从东汉、晚唐历史和切身实践中认识到这种人的严重危害性。可是，封建社会属于人治而非法治，统治者对制度、法律的确立与废除有很大的随意性。他的继承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颁布新的律例，而不受包括《祖训》在内的一切制度的约束。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开国皇帝最怕宦官专权，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但是，恰恰是这个他所开创的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乱政最为猖獗的时代。

    其四，封建继统和历史周期率。

    西周以来嫡长子王位继承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皇权顺利交接、防止皇族内部（主要是皇子之间）因为争夺皇位而同室操戈，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这里只说一点，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中，从西汉八岁的昭帝到清末三岁的宣统帝，娃娃皇帝至少有三十个。他们之所以大体上还能“稳坐江山”，确实和这种“百王不易之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历代王朝中血腥夺位，“祸起萧墙”，一直没有中断，成为一切封建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难题。我在《老皇帝的难题》一章中，从春秋战国时代的赵武灵王，写到隋文帝、写到唐高祖、写到明太祖，最后写到清朝康熙皇帝，他们都为安排接班人，解决王朝继统问题，绞尽了脑汁，也吃尽了苦头。尤其是康熙皇帝，为皇太子问题，前后折腾了四十余年，一直到最后咽气，也没有处理停当。可说是死不瞑目。

    可以说，自从皇权世袭这一体制确立以来，就始终潜伏着一种无法克服，甚至是无法预测的矛盾。这是一个根本跳不出去的怪圈，也可以说，是一个不能破解的悖论：要么你就干脆放弃“家天下”的皇位世袭制，“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要么就得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种种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兵连祸结，骨肉相残，朝廷危如累卵，社会动荡不宁，直至政权丧失，国破家亡。放弃前者不可能，因为“家天下”、世袭制是历朝封建皇帝的命根子；这样，就只能永无穷尽地吞咽混乱、败亡的苦果。

    “立嫡立长不以贤”，公开放弃了德才考究，可以说是一种极端典型的“非智能型”的皇位继统方式。其矛盾实质，在于高度集中的皇权与实际的治国理政能力完全脱节。不仅与儒家的“尚贤”、“传贤”的政治理想相背离，尤其同现实的需要不对称。如所周知，面对着极端繁重的政治事务和无限复杂的宫廷纷争，即使经过严格选择的贤能君主也难以应付，更何况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下，登上皇位的难免会出现幼儿、白痴乃至性格变态者滥竽充数。这与专制政体所要求的“全智全能型”的圣帝贤王和“伟人政治”，确是南其辕而北其辙。而且，这种制度还预伏着或者说命定地存在着种种危机。立嫡立长，出于诸皇子各守本分从而弭除祸乱的考量，其实只是一种良好愿望。即便是能够避免分裂于一时，而所立的嫡长子如果不孚众望，不堪造就，根本不具备统御天下的才具，日后又将如何？立嫡立长之后，在“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生下的众多皇子中，难免不会出现才能、功业、威望远远超过皇太子的二三佼佼者，夺位的危险就将随时存在，那么，东宫太子将何以自处，如何安其预设的权位？老皇帝在撒手红尘之际，如何能够放心、瞑目？

    纵观历代王朝，其实，真正由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并不是很多的。这里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存在着种种变数和不确定性。比如，许多皇后没有生儿子，或者虽然生了儿子却过早地殇亡；有的即使得以顺利地成长，或因君王的好恶，会直接干扰嫡长制的施行；或因对于皇后的感情变化，“爱屋及乌”或者“殃及池鱼”，也会影响到嫡长子的继统；再就是，权奸、藩镇、阉宦、后妃、外戚干政，也是影响嫡长子继承制贯彻实施的重要因素。

    祸患的本源，在于君王拥有绝对的权威、无限的权力、巨量的财富，世间一切荣华富贵、物质享受集于一身，而且又能传宗接代。由于王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一切“窥视神器”的人，都不惜断头流血，拼命争夺。这种情况，在上古时期不会发生。韩非子说，古代的帝王，住得朴陋，吃得很糟，穿得更差，就其享用来说，都赶不上看大门的；而且，还要带领民众，苦干在前，弄得大腿、小腿上的毛都磨光了，简直比奴隶还苦。因而，避王位，让天下，原本是为了脱离苦差事，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可是，后世的君王就不一样了，作威作福，坐享其成，那谁还不争呢？这样，争夺储位或者直接抢班夺权，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其五，封建王朝皇权统治与文化传承问题。

    我在《驯心》一文中指出，清朝征服者清醒地认识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绿营兵的铁骑终竟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面的歧异。解决人心的向背，归根结底，要靠文明的伟力，要靠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他们自知在这方面存在着致命弱点：作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资源匮乏，文化落后；而被征服者是个大民族，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实力。因此，从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一是不遗余力地处置“夷夏之大防”——采取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二是千方百计使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俯首就范，心悦诚服地为新主子效力。“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科举制就是以爵禄为诱饵，把读书、应试、做官三者紧密联结起来，使之成为封建士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捞取功名利禄的唯一门径。

    但是，这里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难于处置的矛盾，或者说是哲学上的悖论：一方面是治理天下需要大批具有远见卓识、大有作为的英才；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严加防范那些才识过人的知识分子的“异见、异动”，否则，江山就会不稳，社稷就会动摇。最佳的方案，就是把那些“英才”统统炮制成百依百顺、俯首帖耳的“奴才”。在牢笼士子，网罗人才方面，清朝统治者是后来居上，棋高一着的。他们从过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特殊环境中悟解到，仅仅吸引读书士子科考应试，以收买手段控制其人生道路，使其终身陷入爵禄圈套之中还不够；还必须深入到精神层面，驯化其心灵，扼杀其个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彻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压迫的意志，死心塌地地做效忠于大清帝国的有声玩偶。

    其实，清朝的主子向来就不承认“天王圣明”之外还会有什么“英才”。他们一向厌恶那些以“贤良方正”自居的臣子，尤其是看不上那些动辄忧心忡忡、感时伤世的腐儒、骚客。因为设若臣下可以为圣为贤，或者人人都那么“忧患”起来，那岂不映衬出君王都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宋徽宗那样荒淫无道，说明其时正遭逢乱世吗？乾隆皇帝就否定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他的意思显然是，如果责任都放在村野匹夫身上，那他这个皇帝岂不形同虚设！所以，“圣朝设考”，物色奴才，当无疑义。

    在上述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中，我着眼于人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不是满足于事件的讲述和场面的渲染；突破一般的功业成败、道德优劣的复述，大胆引进逻辑学、数学上的悖论范畴，揭示历史进程中关于二律背反、两难选择的无解性；关于道德与功业的背反，事功与人性的背反；关于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欲望、愿望、意志与现实的背反；关于所当为与所能为，所能为与所欲为的矛盾；关于必然与偶然、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从中破译那些充满玄机、变数、偶然性、非理性的东西。通过大量的矛盾事物、微妙细节、异常变故，通过对封建制度、封建帝王荒诞、乖谬的揭露，对欲望无度与权力无限予以否定，呼唤一种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

    当然，这种写作，像文人、政要一样，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小说、电影，特别是热播的电视剧，呈现一种很不正常的倾向：刻意美化封建王朝、封建帝王，把一些残暴、血腥的皇帝，塑造成英明睿智、勤政爱民的君主，着意寻觅一种所谓“人性之美”。我觉得，如果像港台片的“戏说”，那倒还情有可原；可是，他们所标榜的却是“严肃的历史正剧”。本书的写作，就是针对这种倾向，通过深度思考，以哲学的思维、历史的眼光，从“悖论”这一全新的视角，围绕着王朝与皇帝命运这条主线，对诸多热门话题展开剖析、评判，既不是历史事件、为政得失的重复叙述，也并非就事论事的简单批驳。

    在写法上，我尝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透过大量的细节，透过无奇不有的色相，透过它的非理性、不确定性因素，复活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东西，唤醒人类的记忆。发掘那些带有荒谬性、悲剧性、不确定性的异常历史现象；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瞬间、感性、边缘及其意义的开掘。既穿行于枝叶扶疏的史实丛林，又能随时随地抽身而出，借助生命体验与人性反思，去沟通幽渺的时空，而不是靠着一环扣着一环的史料连接；通过生命的体悟，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由感而悟、由情而理地深入到历史精神的深处，沉到思想的湖底，透视历史更深刻的真实。

    向内转

    我于19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之初的散文创作，呈现出一种较为明显的“向内转”的倾向——审美视角、叙述立场、心理定势由外部客观世界向着创作主体内心世界（自身体验和感受）位移，表现为心灵化、主体化、个性化的特征。这个期间，先后结集出版了《何处是归程》、《淡写流年》、《碗花糕》、《成功者的劫难》四部散文集。

    事实上，我在90年代中期提出挑战自我、深度追求的要求时，就已确切地表明了这一指向。而在实际践行中，也受到了主观与客观，亦即自身情况与整个文学环境的双重因素的影响。我于1993年秋患过一场病，做了肺癌切除手术。因为发现早、部位好，应该说精神上的负担并不是很重的；但是，由于一段时间脱开了工作环境，心整个静了下来，集中思考了许多有关人生、生命、生死、人性等深层次的问题，也阅读了大量这方面的心理、哲学著作，这为“内宇宙”的开拓打开了闸门，为增强生命意识、启发生命自觉提供了有利条件。

    病后第三年，年满六十岁，我由省委转到省人大任职，同时兼任省作协主席，并被选入全国作协主席团，相继被南开大学等几所高校聘为客座教授，这样，主要精力便都放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上。所处位置变化，心态、视角、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也都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期间，散文集《春宽梦窄》又获得了中国作协创设的“鲁迅文学奖”；各方面的赞誉骤然袭来，我的警觉性也大大增强，决心要挑战自我，另辟蹊径，努力创新。这为创作回归文学本体，回归到对个体创作性应有的尊重与认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而这个时期，从全国的大环境来看，随着市场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文化认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学创作呈现转型，强化了个性化写作。作为个体精神劳动的一种方式，文学创作更多地追求个体生命体验的审美表达和个人情感、自我价值、审美理想的寄托。这可说是文学创作的“向内转”的社会环境。

    回顾当时的创作实践，所谓“向内转”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连续写了十几篇体现生命意识、生命感悟、生命自觉的散文；二是撰写了一部昔梦追怀、皈依童心、守望精神家园的系列文章。这两类文章大都收入散文集《何处是归程》中。题记为两首七绝：

    世间无缆系流光，今古词人引憾长。

    且敛飞花存碎影，勉从腕底感苍凉。

    生涯旅寄等飘蓬，浮世嚣烦百感增。

    为雨为晴浑不觉，小窗心路觅归程。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创作的内涵与指向。

    这个期间，接到了文友颜翔林博士的来信，当即作了回复。略谓：

    我常想，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固属难能可贵；但，又不能满足在这个层次上，还应勇于突破自己的窠臼，跳出固有的藩篱，争取层楼更上，别开生面。

    拙作《沧桑无语》面世后，得到了很多赞誉，有人说它大气淋漓，铺张扬厉，有人肯定作者的史学功底和学养，有人认为它质量厚重、开掘得深。我想，如果再在这方面下些功夫，当然也会取得一些新的成果，但总会给人重复自己，原地踏步，“破帽年年拈出”的感觉，因而打算要开创一方新的天地。我想通过这本《何处是归程》，让人看到作者的一副另样的笔墨，亮给读者一个崭新的面孔。当然，这绝非易事，它不仅需要清醒的意识，需要勇气，也需要驾驭多样题材、娴熟多种手段的功力。

    现在，摊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散文集，就内容看，可说有别于上一部，或者说有别于过去其他的集子，它偏重于反映童年生活，偏重于揭示作者的内在世界、心灵感受，有一部分专门写了文学艺术方面的闻人。从表现手法上看，比较柔细、活泼、从容、闲适一些，议论少了，白描多了；敞开自我，揭橥内心。当然，这种敞开是有节制的，注意到把持自己的情绪，不像有些少男少女那样披猖无忌，毕竟已经人过中年、渐进老境了。朱自清先生“淡装平步入中年”的诗句，一直萦回在我的脑海里。

    堪资自慰的是，通过这部散文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没有陶醉于固有的成绩，而是在不断地追求，力图有所创新（即使从上网、换笔等细微小事上也能看得出）。可以看出作者的心态、立足点，切实已从宦途中调整过来。如果说，《沧桑无语》反映的纯粹是文人的意绪；那么，这本集子则突出地显现了文人的形象，做到了回归自我，体认“本根”。反映出沧桑阅尽，人过中年的心境。这从淡泊自甘的心境可以看出，从落花情结、苍凉意绪可以看出，从文字的朴素自然也可以看出。

    书中属于生命感悟之类的文章，占较大比重，比如《三过门间老病死——疗疴琐忆》，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卧病中最大的痛苦，不是刀口疼，不是胃口不佳，也不是无聊、闷寂，而是失眠。想望黑天，又怕到黑天。独卧床头，辗转反侧，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滔滔汩汩地涌来，正似清诗中所写的：“往事无根尽到心”。几多年的意海波澜蓦然泛起，眼前的忧虑，过去的纠葛，未来的筹谋，也都聚上心头。

    在这万籁俱寂的秋宵，偏偏听觉又出奇地灵敏。隔壁的鼾鸣，阶前的叶落，墙外的轮蹄交响，甚至腕上石英表的轻轻的滑动，都来耳边、枕上，成了空谷足音。此刻，我想到了宋代的陈抟老祖，睡着了百日不醒，所谓“以一睡收天地之混沌，以一觉破今古之往来”。看来，这位华山道士不仅能睡，而且会睡，睡出了高度，睡出了水平。因此，宋人有诗云：“华山道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

    有人说，一夜沉酣，那是前生修来的福。我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能美美地睡上四五个小时，就谢天谢地了。可是，就这一点点需求，也常常沦为奢望。而负责监护的小护士，一到夜静更深，就困得上下眼皮不住地打架，却又不敢伏几而卧，一怕失于监控，发生事故；二怕被值班的发现记过、罚款。这种反差，被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黄宗羲说个正着：“年少鸡鸣方就枕，老人枕上待鸡鸣。”一壁厢是有觉不准睡，一壁厢是想睡睡不着，世情之“不公”，有如此之甚乎？”

    小护士喜欢诗，要我讲些和诗有关的故事，以驱除睡魔，消解烦闷。我就说，二十年前，我在营口市工作，一个老朋友公出到此，突然扁桃腺发炎，住进了医院。我把刚刚收到的吐鲁番出产的葡萄干给他送了过去，并附了一首小诗：“日晒风吹历苦辛，清新浓缩见甘醇。区区薄礼无多重，入口常怀粒粒心。”然后，我就下乡了。一个星期之后回到办公室，发现案头放着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正是那位老朋友寄来的，里面装着一个小纸包和一张信纸。说到这里，我卖了个“关子”，住口了，顾自在一旁悠闲地喝着开水。

    小护士忙问：“纸里包着什么？”我说，你猜猜看。她歪着小脑袋想了想，其时正处于70年代初“文革”期间，于是，她就猜测肯定是粮票、饭票、布票之类的东西。——全都错了。我告诉她，那里包的是七个蚊子和八个臭虫。信纸上写了一段话：“小病幸已痊愈。佳诗美味，受用已足，无以为报，献上近日在病房中俘获的战利品，并戏题俚诗一首，借博一笑：‘深宵斗室大鏖兵，坦克飞机夹馅攻。苦战苦熬一整夜，虽然流血未牺牲。’”说到这里，连我自己也憋不住笑了，小护士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睡意全无。

    一天，护士长带队前来查房，量完血压、脉搏之后，她们央求我讲个有趣的故事。我就说，宋朝有个宰相名叫王安石，生性古怪，喜欢抬杠。这天，大文豪苏东坡拿过一方砚台请他过目，说是花了很多银子买到手的，言下流露出炫耀之意。王安石问这个砚台有什么特异之处，苏东坡说，呵上一口气就可以磨墨。王安石说：“这有什么出奇的？你就是呵出一担水来，又能值几文钱！怕是你一连呵上五十年，也挣不回本钱来。”苏东坡被噎得只有苦笑的份儿，心说：这个“拗相公”，真是拿他没办法。

    王安石虽然执拗，但才气纵横，而且，观察事物非常细致。说到这里，我先问她们：“你们说，菊花枯萎了，花瓣是依然留在上面，还是纷纷飘落下来？”她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花瓣不落”，并举出医院花畦中的实物为证。我说，王安石的诗句是：“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苏东坡的看法和各位是一样的，马上续诗加以批驳：“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一般地说，菊花确实是这样，但事物是复杂的，常常存在着特殊与例外。古代的诗人屈原早就吟过：“夕餐秋菊之落英。”后来，苏东坡在黄州，也亲眼看到了落瓣的残菊，从而认识到自己的孤陋寡闻。

    接着我又讲，就是这个苏东坡，每到一处总喜欢作诗，像我喜欢看书一样，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可是，他竟忘记了身旁经常有人往上打“小报告”。结果，遭来了种种麻烦，惹下了无穷的后患，弄得颠沛流离，四处流放。他到杭州去做官，知心好友文与可苦苦劝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但他还是吟了。结果，七年后被人抓了辫子，遭贬黄州。后来几经辗转，又流放到惠州，住了一段时间，他感到很舒适，人也胖了，脸也泛出红光，便情不自禁地写诗抒怀，其中有两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谁知又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在这里享了清福，朝廷便又把他流放到更为荒远的海南岛。

    听到这里，小护士们齐声说，那些打“小报告”的人真可恨。我说，是呀！古往今来，这种人名声都不好，咱们可要以此为戒呀，以后我再看书，你们可不要向护士长“告密”了。大家哗地一声笑了起来，说：“我们上当了，原来，你绕着弯子来表示抗议。”

    《岁短心长》一文，记录了我在省人大的“半退休的生活”的实况：

    过去重任在肩，无暇旁骛；现在，工作担子减轻了，公务活动变少了，人际关系简化了，世情纷扰也渐渐淡去，正可恢复书生本色、云水襟怀，实现多年的夙愿，——把读书、创作看作一种诗意存在的生存形式；把屐痕处处，游目骋怀，“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视为人生的至乐。

    每天清晨，我都要到公园里去散步。人生感悟、创作构思也就在这里丝丝缕缕、片片层层地展开。任身旁人声嘈杂，墙外车流涌荡，也并不为其所扰。身在红尘嚣攘之中，心驰四野八荒之遥。此刻，对前人说的“静，在心不在境”，“心远地自偏”的意蕴，有了切实的理解。

    也正是在这种新的岁月里，我开始用心品啜着一种新的人生况味，体验着一份纷乱中的澄静，挣扎后的从容，体味着对生命的诗意感受和老来岁月遒迈的悲壮之美。

    我喜欢游历，喜欢访古，习惯于胜地寻踪、荒园踏梦，洗去岁月的尘滓，再现历史的光泽；通过理性思考和感性认知，连缀文明的断简，把散文创作的艺术背景放在广阔的历史空间，让笔底流露出厚重的文化积淀和世事沧桑之感。但过去游观，大多是在参加各种会议的间隙，虽然也走了不少地方，获得诸多感受，可是，毕竟行色匆匆，来不及过细咀嚼，从容玩味。匆遽的心境所感受的东西，往往止于触景生情，谈不到“乘物以游心”，发掘深层的奥蕴。近两年总算有了纵情登览的条件。我曾专程寻访了号称历史博物馆、文化回音壁的古都开封、洛阳、临淄；徜徉于群雄逐鹿的中原和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的“三晋”古战场；驻足战国时期辩才云集的齐都稷下；临流淮上，体验着庄、惠观鱼的“濠濮间想”；踏着晚秋的黄叶，漫步在采石矶头、桃花潭畔、敬亭山下、天柱峰前，冲破时空的限界，亲炙诗仙李白的幽情逸韵。

    当我漫步在这些曾经产生过辉煌的古代文明、布满斑驳史迹的大地上，仿佛置身于一个瑰奇、丰厚的艺术世界，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中，敞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的自我，去体味焦灼里的会心，冥思后的渐悟，凄苦中的欢愉，从而产生深刻的人文批判，对文化生命作一番富有兴味的慧命相接。

    通过散文创作，我把飞扬的思绪、开启的心智，连同思索与领悟、迷茫与困惑，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在艰苦的劳作中寻求着思想的重量，同时将深心里的情境展开，以探求与读者交流、沟通的心灵渠道。正是这种知识的储备和智能活动，使心胸豁然开朗，一如浩荡的江河，融汇了自己，也包容了客观世界。我喜欢这种心灵的维度，这种丰满的人生。

    而人生之丰满是要靠思想来滋养的。思索使我在世俗生活之外感受到了至高至重的幸福与欢愉。在尘嚣十丈、物欲横流之中，保留一块思索的净土，这是多么不容易，又多么值得庆幸啊！

    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使我失掉了许多人生享乐的机会，但我坦然无悔。正是在这种沉酣、迷恋中，扩大了生命的内涵，使人生内在的丰富性充分体现出来，这何尝不是对缺失的一种补偿！其实，这样的生活本身也是很有滋味的。一边倾听历史回音壁上的足音，一边思考当下的生活底蕴，生命呈现出一种内在的自由状态，它悠远而阔大，有形接连着无涯，有尽融入无尽，由此走向审美人生，走向一种近乎永恒状态的创化。这种境界，难道还不迷人吗？

    当世界已经走进信息时代，信息的处理速度已经超出了以往的理解力，“换笔”便成为一种新的诱惑，新的挑战。1994年底，我下决心学习用电脑写作。这既可节约大量劳动时间，也能进一步理解现代工作方式给人们生活方式以至思维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当时，周围的人“换笔”的还很少，尤其是像我这样年届花甲、又不懂得英文的人，更是望而却步。当我怀着一种好奇的心情，以闯关的勇气，打开电脑书、手按打字盘的时候，也觉着“键入”、“回车”、“主菜单”、“任意键”等一大堆术语令人眼晕，更感到五笔字型输入法难以掌握：“王旁青头戋五一，土士二干十寸雨……”，不仅要背下这二十六句口诀、一百三十种基本字根，而且要把每个汉字拆分得开，再一个个敲击出来。大前提是必须准确地掌握每个汉字的写法，否则就休想打上去。

    我在冲闯这个关卡过程中，敲出第一篇千字小文，竟用了三整天的时间，但这也带给我足够的慰藉。面对打印出来的第一张由漂亮的宋体字组成的文稿，我反复地端详着这个“宁馨儿”，心中的得意和快活真是难以言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二十年间我用电脑写出了八百万字的文稿。每当打开计算机，在自己设定的绿色屏幕上打字、编辑、修改、复制，总有一种涉身现代化、信息化的自豪，体验到手指运作的一份快感，尝到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甜头。

    工作效率的提高是惊人的，既免除了抄写之劳，又能将大量资料存储在硬盘里，以备随时调用。当然，这还仅仅是开始，电子计算机每一程序所能展示的深广世界，对我来说，许多仍是未知数。在它面前，我永远承认：“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饮”。文字编辑软件我也换了几回。先是用WPS，经过一年操作，达到熟练程度。后来听说UCDOS更好一些，于是又学会用这种软件操作，确实尝到了甜头。接下来，友人又向我推荐WINDOWS和WORD软件，说它的编辑功能远远超过WPS。但是，对于已经适应了前一种软件的我，学起来还是遇到了许多麻烦。界面不同了，一个个的窗口，一个个的下拉菜单，由过去的“熟头巴脑”一变而为面目全非。术语改换了，功能键的作用不同了，操作方式也变化了，“块删除”命令变成了一把形象的小剪刀，靠控制符编辑的文件变成了“所见即所得”，……一切都变得陌生，不习惯。但是，在朋友演示下，它的神奇、强大的排版、编辑功能所产生的诱惑力，使我再也无法排拒。经过一个星期的刻苦磨炼，我终于又和这种新的软件结下了情缘，可以熟练掌握，运用自如了。

    电脑写作，苦乐相循，在诸多的快感中，也夹杂着一些烦恼。有时，一个误操作使整个屏幕变成一片空白；临时性的断电曾导致几个小时的劳动成果化为乌有。我也曾产生过返回旧路，重新把笔的念头，但是，终因电脑太多的优越性而不忍“移情”。相交日久，我才发现，原来电脑这个“劳什子”也懂得“欺生”，当你和它磨合好了，摸准它的脾气，“调皮蛋”自会变得百依百顺，成为亲昵的“方脸大情人”。1999年写下的《一网情深》，是这种“苦，并快乐着”的心境的真实写照。

    在散文《收拾雄心归淡泊》一文中，我写道：

    淡泊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审美文化。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大体上涵盖了平淡、冲淡、素淡和散淡等多方面的意蕴，反映出一个人内在的襟怀与外在的风貌，但集中地表现为一种人生境界，精神涵养。

    “少年心事当拏云”。人在年轻时节，雄心勃勃，豪情四溢，充满了奇思、狂想，敢于藐视权威，勇于冲锋冒险，不主故常，不怕失败；在青年心目中，无事不可为，无事不能为。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当然，有时也会闯出一点“乱子”，撞下几处伤疤；由于虚荣心作怪，或者经验不足，有的也难免逞强、使气，显示、卖弄。如果“春行秋令”，要求青年人都像老年人那样宁静与淡泊，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应该的。及至他们饱经世事的磨炼，“阅尽人间春色”，历遍世路艰辛，“淡装平步入中年”，那时，便会显得成熟与历练，不再担心失去或者错过什么，也不肯茫然地赶冲某种喧腾的热浪，便会觉得天高地阔，极目悠然。

    这种宁静与淡泊，会使人们显示智慧的灵光、超拔的感悟，以“过来人”的清醒与冷静，对客观事物作静观默察，持超拔心态。平淡不是消沉，乃是修养已深，思想和见解均已成熟，返于纯粹自然，而无丝毫做作。因为是自然的表现，不能包装，也无法模拟。

    文章对于“淡泊是一种人生境界”作了解析，指出：它首先涉及到人的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具备了，凡事就能够看得开、放得下，对于名利、权势等身外之物不再看得过重，对于庄子所说的：外物偶然到来，只是寄存于此，寄存的东西，来时不能阻挡，去时不能挽留，就会有透彻的理解。再深入一步讲，“万物都有待尽之日，岂有吾人可得长生不死之理！”（朱熹语）只要看开了“生命无常”这个自然法则，懂得一身是随着“大化”而存灭的，能在精神上超越死生的拘牵，那样，自然也就会放得下对于世间利害、得失和人事升沉、荣辱的执着，养成悠然的心境、达观的意识了。

    怀旧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结，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也隐喻着这种人类文化心理的怀旧情绪。就每一个生命存在而言，年老之际更是怀旧倾向趋于浓烈的时段。老年，也许最渴望向童年和童心的皈依，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则是心灵向着自然母体、生命母体、文化母体的归真返朴，溯本求源。于是，就有了昔梦追怀。

    斯蒂芬·欧文认为，中国文学离不开追忆，贯穿着追忆。正是这种追忆的情感冲动，形成一种心理的内驱力量，潜在地构成了一种审美感悟的机能和艺术创造的势能。如果说，在西方传统里，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现实的意义和真实上，那么，在带有诗性特征的中国传统里，与它们大致相等的，则是往事所起的作用和拥有的力量。

    完成于2000、2001年名为《碗花糕》的十二篇童年系列散文（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展到三十六篇，定名为《青灯有味忆儿时》），以乡愁为背景，以亲情为脉络，以心灵回归为灵魂，追忆是其艺术的感性外壳与表现形式，童心则为美学的精神内核，它们共同构成了乡情与亲情这两个互相联结的主题。作品中，渗透着一种澄明的思境和朦胧的诗性，再现了那些属于历史的过往存在，沟通了往昔与当今，连接了自我与他人，使个体的生命存在和深挚情感延伸到永恒和无限的时空。这里面既有对皈依童心的呼唤，也有对人过中年的舒缓流水的倾听。呼唤与倾听，交织着作者心灵的独白，寄寓着同往事、故人对话的渴望。

    这里的“亲情”是广义的，不仅有父母、兄嫂，也有族叔、堂兄，还包括塾师父女的师友情；“乡情”讲的是故里风情、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概言之，都可以看作是文学道路上的回归自然母体、生命母体、文化母体之作。以往散文里所常见的史学眼光、哲学蕴涵、美学感悟、人文修养，似乎在这组文章里都悄然退居幕后，读者所感受到的无非是澄明的童心和灼灼的真情；我也正是凭借着它们来抒写自我心灵的体验与随想。

    关于这部散文集，还有一件令我永生难忘的事。文中引述《浮生六记》，作者沈复本是清人，我却误记为明人。文章发表后，著名学者、散文家林非先生来信指误。我在感愧的同时，立即修函致谢——

    承蒙指点，感愧何似。先生为学术界、文学界巨擘，对我一向关注、栽培，令我永生难忘。还望今后继续予以关怀，经常有以教我。

    举一隅当以三隅反。从这次失误中，我切实反思了自己治学粗疏的缺陷。接受这次教训，以后写作一定做到：

    （1）写文章或发言，凡是引用成语、典故、古代词语，或涉及年代、里籍、行迹，定要弄清原委，防止错讹，尤其注意不要望文生义。

    （2）读书遇到生疏的词语，务必弄懂，不可轻易放过。

    （3）挑毛病，指瑕疵，要反复斟酌，找出足够根据，决不信口雌黄。

    （4）凡属引证，一定要查对原文，弄清上下关联，然后再用；不能轻引人家的东西，那样容易断章取义。

    关于这次失误，我要学习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的做法，在改正的基础上，还要搞个附记或者写篇文章，公开承认纰误，把它公之于众。

    程先生在《程千帆选集》中收有《从唐温如〈题龙阳县春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一文（写于1980年）。当时引起了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对唐温如及其诗句的注意和喜爱。

    文章开篇写道：“唐温如这篇诗（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充闾注），是我读唐诗时偶然注意到的。他是属于《全唐诗》所谓所考之列的作家，但这首诗本身却证明，这位今天我们对其生平一无所知的诗人具有很独特的艺术构思。”

    正文后有一篇附记：“唐温如生活于元明之际，并非唐人，陈永正先生曾著文考辩，所考可信。”附记最后一段说：“因为不想掩饰自己读书不多，见闻鄙陋而造成的失误，没有对已发表过的文字再加修改，读者谅之。”

    据查，中山大学陈永正著文指出千帆先生之失误时刚过四十岁，可说是青年学者，而程先生已是誉满天下的学术权威。但他遵循“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当众承认自己的失误，还修书寄陈永正道：“读大著辨唐温如年代文，极佩卓识。”这是对学术的尊重，也是对后辈的鼓励。

    信发出后，我又在文艺报上写了一篇《益者三友》，专门谈了这件事，一以励己，一以警人。

    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前人有言：“一物不知，学者之耻。”吾辈常人固然不敢以此自矜，但像《浮生六记》作者这样并非僻典的事物，竟然出现“硬伤”，实在说不过去，所以必须郑重对待，引为终生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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