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2014）

    爱啃“硬骨头”

    这个阶段，我的散文创作，一言以蔽之，就是写人物。除了两部文学传记，还撰写了多篇人物散文。期间，因为出访过德国的法兰克福和魏玛——歌德的故居与旧游地，写了散文《断念》，还有《未了情》和《爱别离·拟歌德日记》；我还曾前往俄罗斯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瞻仰过列夫·托尔斯泰的墓园，回来后写了散文《解脱》；并且，凭吊过福建长汀瞿秋白烈士的就义地，写了《守护着灵魂上路》。这三位重量级的文化名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矛盾与复杂。

    前面说过，我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历史上有争议、现实中众说纷纭，性格鲜明、个性突出，阅历丰富、思想复杂、命运曲折，形象多面、蕴涵丰富，可以做多种解读的，亦即所谓“说不尽的历史人物”。我喜欢“啃硬骨头”。因为在这些人物身上有驰骋思辨、大作文章的广阔空间。举凡有关人性的拷问、命运的思考、生存的焦虑以及生命的悲剧意义的探索，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的呼唤，都必然会触及哲学的层面，碰到一系列不易把握的、充满玄机与隐秘的东西，即所谓历史的吊诡，人生的悖论。

    而在写法上，我欣赏那种“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的大写意手法。我平素喜欢看黑白照的人物摄影展。有些是捕捉瞬间形态，作特写式的略带夸张的剪影。记得在一次印度摄影家的个展上，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英迪拉·甘地和特蕾莎修女的几张类似肖像的照片。那凌厉的眼神、刚毅的嘴角，黄昏时节劲拔的身姿，都迸射着英迪拉·甘地这位存有争议的著名女政治家的性格的火花，难怪时人要说她是“一群妇人内阁中唯一的男子汉”；而作为苦难的亲历者与同情者，特蕾莎修女脸上的皱纹、深陷的眼窝和握在眼前的双手，则无言而雄辩地对于凄惶、苦楚作出了最直接、最精彩的宣示。瞬时就是历史，眼角写着沧桑。人生就是这样，小时候喜欢糖球，到老了爱吃苦瓜，因为过来人体验到了苦的真味有胜于甜者。

    人们习惯于把托翁与歌德相比：这两位世界级的一流文学大师，都出生在8月28日，都活了八十三岁，而且，伟大的创造力都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同样是贵族，又同样致力于社会改革，同样对大自然有崇高、神秘的体会。歌德看清了英雄人物灵魂深处的幽暗，托翁则主动放弃了英雄式的伟大，而向往着成为一个普通农民。作为世界文坛泰斗，他们都具备超越时空的生命实质，亦即无穷的艺术创造的魅力与活力。这样，“人虽然死了，但他与世界的联系继续对人类发生着影响，其程度不限于他生前的，而且还要大得多，这影响随着他的理性与爱而增强，并且像一切生命一样成长着，既没有停顿，也没有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蒙田语）

    歌德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面世之后，赢得了普遍的赞誉，特别是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予以激赏。凭借他的推毂，歌德得以出任枢密院顾问官以及军务大臣、筑路大臣。他分管的事情很多，从参加欧洲宫廷间的政治谈判，到重新开发伊尔梅瑙的矿藏，直到制订防火条例这些细事。在种种世俗的诱惑面前，他狠了狠心，“砰”的一声关上了诗坛文苑的大门，雄心勃勃、兴致冲冲、踌躇满志地投入到繁杂艰巨的政务中去。

    但他逐渐地发现，事情绝非像他所想得那么顺遂，越来越感到工作艰难，力不从心；这样一来，对于公国的变革也就逐渐地丧失了热情以至信心。也就是这个时节，来自宫廷的恶意中伤如蜂蝗骤至，使他感觉到“像一只被乱线缠住了的小鸟”，插翅难飞；“箍在身上的铠甲变得越来越紧”。

    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在过了三十一岁生日之后，他首次进入伊尔美瑙西南部林区，穿过茂密的枞树林，登上了峰顶基尔克汉，投宿在圆形山顶上的猎人小木楼里。此刻，星月皎洁，万籁无声，他随口吟诵出那首名诗：“群峰/一片沉寂/树梢/微风敛迹/林中/栖鸟缄默/稍待/你也安息”，并把它写在木板壁上。

    作为一个狂飙时代的激情诗人，整天委身于极端琐屑的事务，已经是难为他了；何况，还受到宫廷保守势力的层层包围，怎能不陷入矛盾、痛苦的旋涡！“稍待，你也安息”，正是一种断念、一种割舍、一种新的意志的胎息。

    他曾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人有许多皮要脱去，直到他能把握住自己和世界上的事物时为止。确实地告诉你说，我在不住的断念里生活着。这却是一个更高的力的意志。”这里道出了歌德生命哲学中一个核心思想。所谓断念，决非简单的自我限制，而是对高于自我的意志——“更高的力的意志”的服从，或者说，对不可探究的事物的敬畏。在歌德看来，人的能力固然是一天天地扩大，宇宙间却总还存留着大量人力所不能及的事物，人们应该敬畏这些神秘，承认这些无奈。

    实践已经无数次证明，一个创造力过于旺盛、成就过于丰厚的人，所遇到的现实环境往往是啬吝的、贫瘠的。历史上不知有多少英杰之士在这里陷于绝境。歌德却是以其苦涩的智慧和稀有的自制力，度过许多濒于毁灭的险境，完成他光华四射的一生。

    “我们身体的以及社交的生活、风俗、习惯、智慧、哲学、宗教，甚至一些偶然的事体，一切都向我们呼唤，我们应该断念”。歌德认为，“人不可能成为上帝”，越是具备理想性格的人，就越要历练人生，克制欲望；情感有多丰富，欲望有多炽烈，自制力就需要有多强，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一种稳定发展的张力。“若是任性下去，恐怕要粉碎了一切。”

    掌握了这些，我们对于浮士德在《书斋》一幕中的痛切呼喊，就有了更深切的理解：“你应该割舍/应该割舍/这是永久的歌声/在人人的耳边作响/它在我们整整一生/时时都向我们嘶唱”。这种歌声是一种永恒的召唤，每到关键时刻，特别是当情感与理智发生碰撞的时节，它就会骤然响起，像警钟、号角一样，化解着种种矛盾。

    在艺术方面也应如此。“限制着自己，使自己就局限在一两个方面，挚爱着它们，依恋着它们，从不同角度揣摩着它们，和它们融成一体——我们就是这样出脱成一个个诗人、艺术家的。”以理智驾驭情感，这种意向贯穿在歌德的一系列重要作品之中。且看他的三部小说：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夏绿蒂之所以能够顺利闯过情感的旋涡，正是理智作用的结果；而维特之所以自杀，则肇因于情感冲毁了理智的堤坝。《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主人公威廉，开始时一任情感的潮水放纵奔流，干了许多蠢事，结果遭到失败，待到他接受了以往的教训，懂得控制自己，最后便获得了成功；而陷入情感泥淖中不能自拔的迷娘，最后只能自食其果。《亲和力》中同样体现了作者明显的道路抉择与价值倾向：主理者得以存活；滥情者遭致覆灭。

    说到断念，人们都会记起在歌德成长的关键时期，对他影响至深、有“精神教母”之称的施泰因夫人。歌德一到魏玛，很快就结识了这位不平凡的女性。当时她已三十三岁，并且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作为宫廷命妇，正处于心智发达、阅历丰富的成熟季节。而歌德只有二十六岁，意气风发，激情澎湃，拥有冲天的抱负和用不完的劲儿。两人相互欣赏，相辅相成，歌德为施泰因夫人的过人才智、超群魅力、高雅而冷艳的气质所吸引；反过来，这位一直郁郁寡欢的女性的生命力，也被歌德的翩翩风度和炽烈的“情感炸弹”、“言词野火”激活了。从而，双双坠入了爱河。在爱情的滋润下，歌德这一阶段的抒情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他曾为施泰因夫人写了许多优美动人的情诗。十二年间，歌德总共给她写了一千七百多封信。这再次证明了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

    在歌德的情人中，施泰因夫人是唯一能够创造一种使那分裂为二的灵魂得到憩息的气氛的。这位“精神教母”能够以其过人的理智与定力，使得经常处于激情磅礴、躁动迷狂状态的天才诗人，通过她的温情抚慰与良言解劝而宁静下来。当然，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镇静剂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使天才诗人那颗烦躁不安的心平静下来，开始追求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和创作风格，避开宫廷斗争的旋涡从而免遭伤害；同时，也会使得他的澎湃的狂涛屡经退潮之后，失去卷土重来的活力，从而直接影响到对于施泰因夫人自己也激情不再。

    终生都在向往远方，永远不肯固守一个方面，也许是一切天才，甚至所有创造者的个性特征，歌德自然也不例外。施泰因夫人的悲剧，正在于她所扮演的角色，作用与能量是有限的，时间的长度也早有安排。当那个走上政坛的“狂飙诗人”需要一个姐姐兼情人、谋臣兼教母的特殊时期结束之后，她这个肉体的长随、灵魂的护士，在留下理性启悟、生命体验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情人的风姿与魅力。结果，歌德在他任职魏玛的第十二个年头，出人意外地偷偷潜往意大利，不辞而别，将施泰因夫人重新抛回到孤独与暗淡之中。显然，这一举措既是为了脱离恼人的官场、险恶的环境，又是出于对往日情人的厌倦与规避。作为一种合力，两种因素推动了这次的远行。

    应该说，此番断念与割弃，既不是肇始，也并非终结。就他的人生轨迹来剖析，平面上的直线运行是绝少的，多数情况下都是呈回旋、轮转、波折、升华等形态。伴随着一次次的断念与割舍，歌德实现了一次次的新的开始、新的跃升。这种现象，同虫蛹化蛾、龙虾脱壳、蝮蛇蜕去旧皮之后，实现新的演变与成长极其相似。

    在八十三载的漫漫人生历程中，歌德老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是建立在内心不断地克制之上的。他从一个用热情支配一切的狂放的人，变成一个比热情更可宝贵的“责任”的人，克制的人。他每逢对自己克制一次，便会进入一种新的境界，得到一次新的发展。因而，即使到了暮年，人们仍然看不出他有丝毫的衰飒、颓唐之气。他带给人们一种重新回归本真自我的可能。他之所以被许多人奉为“最好的人的榜样”，就因为他是一个“人”——这是拿破仑对他的评价。唯其是一个“人”，他才被认同有血有肉、有精神、有灵魂；也唯其是一个“人”，才使我们想到，他和其他生物一样，有生长，有变化、有波折，体现出精神的复杂性、丰富性。

    完成于2007年的历史文化散文《断念》，形象地刻画了这位绝代天才（主要是后半期）的生命历程与精神世界。

    与此可以视为姊妹篇的《解脱》，则是另一位绝代天才的生命书写。

    高尔基说过，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所有伟大人物中最复杂的人”，他的内心深处升腾着错综而深刻的矛盾，甚至形成了无解的悖论。

    托翁并非革命者，但他却是地主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他曾直接点名痛斥历代沙皇，在他们头上分别冠以“残忍的”、“愚昧的”、“丑恶的”、“粗暴而昏昧的”的定语，这在那些把沙皇看作“亲爱的父亲”、“慈悲的天主”的臣仆眼中，简直是大逆不道，无法无天。可是，同时他又是革命斗争道路的死硬的反对派。他的性格中存在着分裂的“两重性”：一方面，同情农民，憎恨农奴制；另一方面，却又极力反对以革命方式消灭这一罪恶的制度。

    他是沙俄帝国秩序的勇敢的揭露者，对“吃人”的农奴制度和整个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恨入骨髓；可是，却奉行“勿以恶抗恶”的哲学，主张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来改造现实社会。在他看来，以恶抗恶只能互相伤害，使恶步步升级；“手段的卑劣不可能导致目的的崇高”；“在血泊之上，营建不起来一个纯洁的天国”。他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观点：“真正的进步是很缓慢的，因为这取决于人们世界观的转变，这是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在《告政治家书》中，他形象地叙说：“这将是完满之至了，如果人们能够在一霎间设法长成一个森林。不幸，这是不可能的，应当要等待种子发芽，长成，生出绿叶，最后才由树干长成一棵树。”

    这样，现实所应该做的，就是走“道德复活”之路，使私有者自愿放弃权利与特权。

    他相信：“总有一天，人类会终止争斗、厮杀和死刑。他们将彼此相爱，这个时代不可阻挡地必将到来，因为在所有人的灵魂中所植入的不是憎恨，而是互爱。让我们尽其所能，以使这个时代尽快到来。”为此，他让《复活》中男女主人公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复活”。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即使在俄国这样具有浓厚的宗教传统的国家，托翁所倡导的自我更新、自我拷问、自我鞭挞、自我完善的理想，也并不为大众所接受。

    基督的博爱、孔子的仁义、老子的无为、叔本华对生命目的和意义的叩问——东西方的宗教和哲人的思考，最后都被托翁融汇在“勿以暴力抗恶”的学说之中，有人迳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在托翁的观念里，社会改造问题成了一个纯粹的伦理道德课题。这样，囿于天真、梦幻的信念，只能怀着对“大规模的暴风雨”的恐惧，天天肩负着自制的十字架，对自己轮番展开无休止的剧烈斗争。在托翁的世界观中，真正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幼稚的乌托邦幻想合而为一。他在宗教信仰上反对暴力，奉行“勿以恶抗恶”的哲学思想；可是，回到现实生活中却支持农民行动起来反抗农奴主的压迫。当他看见村中穷苦农民为牛羊、锅釜被抢走而哀哀啼哭的时候，他愤然面对那些冷酷无情的衙吏，呼喊起“复仇”的口号。特别是他的作品所蕴涵的旨在推翻专制、腐朽的社会制度的爆炸性力量，更使这种叛逆精神、正义立场彰显无遗。

    同样的矛盾也反映在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方面。罗曼·罗兰指出，在托尔斯泰身上，艺术家的真理与信仰者的真理未能完满的调和；二者的统一只存在于他的艺术与生命的悲剧之中。他强调艺术的宗教指向，认为“艺术应当铲除强暴，它的使命是要使天国，即爱，来统治一切”；他为自己的有些作品无补于“天国的统治”而感到愧憾。但在他的生命途程中，艺术之路与信仰之路是并行而分割的，前者顺畅发达，后者崎岖险阻。当看到他醉心于宗教信仰和道德自我完善的投入，欧洲的艺术家包括重病在身的屠格涅夫都吁请他“重新回到文学方面去”。事实上，即使是晚年的托翁，也并没有真正地委弃艺术——自己赖以存在的理由。这样，就在他的心灵深处，宗教与艺术胶葛重重，燃烧着痛苦的火焰。

    作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语），托翁这种矛盾的人生，折射出俄国革命的复杂性；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人性与神性的纠缠，生活和理想的龃龉，使他陷入了出走、决裂、解脱与留恋家庭、关怀妻子中间依违两难的困境。他一直在家庭之爱与上帝之爱中间徘徊。他对妻子的既怜爱又反感的矛盾心情，笼罩着整个后半生。他们夫妇各自坚守着高过于自己生命的东西——托翁维护他的至高无上的精神、信仰，守护着他的灵魂的圣洁；而作为家庭主妇，夫人索菲娅考虑的则是一家人的生计，孩子们的现时健康与日后前程。

    这些错综复杂、难剪难理的矛盾，积聚在心头，如同利刃切割，烈焰炙烤，把托翁折磨得烦躁不堪，连片刻清净都难以得到。而庄园与家庭——这从前的避风港、安乐窝、温馨的爱巢，更成了他心灵的牢狱，恨不得立刻就远远离开。不堪痛苦的折磨，在生命的最后三十年，托翁一直在探求着解脱之路。认识到，只有离家出走，才能摆脱上流社会穷奢极侈的生活方式，才能同这个“被疯狂包围”的“老爷们的王国”彻底决裂。他说：“这个家每时每刻都逼得我痛苦不堪，使我哪怕连一年合乎人性、合乎情理的生活都不能过。”他的理想去处，是偏僻的农村茅舍，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而这一切，都是家人、亲属所无法理解的。为此，他在家里，精神上处于极端孤立状态，而且愈演愈烈。

    我自认，在《解脱》一文中，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的深刻性、复杂性、多面性得到了充分的映现。

    多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瞿秋白烈士的散文，原因也在于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复杂性，特别是关于《多余的话》争议甚大。恰好，2007年有闽西之行，我特意在长汀住了几天。我想在满是伤痛的沉甸甸的历史记忆中，亲炙烈士的遗泽，体会其独特而凄美的人生况味，对这位内心澎湃着激情，用生命感受着大苦难，灵魂中承担着大悲悯的思想巨人，作一番近距离的探访，走进他的精神深处，体验那种灵海煎熬的心路历程。

    如所周知，秋白同志走上党的最高领导岗位，是在斗争环境错综复杂，而共产党正处于幼年的不成熟时期。就其气质、才具与经验而言，他确实不是最理想的领袖人选。但形格势禁，身不由己，最终还是负载着理想的浩茫，“犬代牛耕”，勉为其难。他没有为一己之私而消解庄严的历史使命感。结果演出了一场庄严壮伟的时代悲剧。

    不幸被捕之后，他的心境是无比沉重的。想到为之献身的党的事业前路曲折、教训惨重，他忧心忡忡；对于血火交迸中的中华民族的重重灾难，他痛彻心肺，深切反思。他以拳拳之心，“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感到有许多话要说，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可是，处于铁窗中不宜公开暴露党内矛盾的特殊境况，又只能采取隐晦、曲折的叙述策略。在语言的迷雾遮蔽下，低调里滚沸着情感的热流，闪烁着充满个性色彩的坚贞。他因承荷重任未能恪尽职责而深感内疚；也为自己身处困境，如同一只羸弱的病马负重爬坡，退既不能，进又力不胜任而痛心疾首。这样，心中就蓄积下巨大而深沉的痛苦。

    至于一己的成败得失，他从来就未曾看重，当此直面死亡、退守内心之际，更是薄似春云，无足顾惜了。即使是历来为世人所无比珍视的身后声名，他也同样看得很轻，很淡。真，是他的生命底色。他把生命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有时达到过于苛刻的程度。为着回归生命的本真，保持灵魂的净洁，不致怀着愧疚告别尘世，他“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想要“说一些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于是，以其独特的心灵体验和诉说方式，留下了这篇《多余的话》，向世人托出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自我，对历史作出一份庄严的交代。

    他的信仰是坚定的，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否定革命斗争的话，但也不愿挺胸振臂作英烈状，有意地拔高自己。他要敞开严闭固锁的心扉，显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当生命途程濒临终点的时候，他以足够的勇气和真诚，根绝一切犹豫，把赤裸裸、血淋淋的自我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毫不留情地剖析和审判。在敌人与死神面前，他是一条铁骨铮铮的硬汉子；而当直面自己的真实内心时，他同样是一个真正的强者，真正的勇士。

    一端是当年的汀州狱所，一端是罗汉岭前的刑场——往返于这段不寻常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迂回婉转的《多余的话》与显现着劲节罡风的慷慨捐躯，不也同样构成了相映生辉的两端吗？它们所形成的色彩鲜明的反差，恰恰代表了秋白烈士的两种格调、两种风范的丰满而完整的形象，展现出这位“文人政治家”的复杂个性与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

    人之不同，其异如面。有的单纯，有的驳杂；有的渊深莫测，有的一汪清浅。而在复杂、内向的人群中，许多人由于深藏固闭，人格面具遮蔽过严，他人是无法洞悉底里的。作为赋性深沉的时代精英，秋白可说是一个例外。

    在毕命前夕，他即使不愿作惊风雨、泣鬼神的正义嘶吼，也完全可以选择“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沉默。可是，他不，偏偏以稀世罕见的坦诚，毫不掩饰、一无顾忌地展露自我，和盘托出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多棱多面的个性特征——沉重的忧心与大割大舍大离大弃的超然，执着而坚定的信念与苦闷、困惑、无奈的情怀，高尚的品格与人性的弱点，夺目的光辉与潜伏的暗影，……

    犹如悬流、激湍是由水石相激而产生的，这种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也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产物。秋白烈士以文人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种种尖锐的内在冲突，诸如非自觉的积习与自觉的理智，一己之所长与整体需要，自我精神定向与社会责任，结构决定性与个人主体性之间所形成的内在矛盾，等等。而他的出处、素养、个性、气质，更为这种矛盾冲突预伏下先决性因子。他是文人，却不单纯是传统的文人或现代知识分子，而是革命文化战士；他是政治家，却带有浓重的文人气质，迥异于登高一呼，叱咤风云的统帅式人物。这样，也就决定了他既能毫无保留地献身于革命事业，却又执着于批判精神、反思情结、忏悔意识、浪漫情怀等文人根性，烙印着现代知识精英的典型色彩。可以说，这是使他困扰终生的根本性矛盾。

    长期以来，时代已经确认了那种义薄云天、气壮山河的豪情壮举，应该说，在这方面，他是做得足够完美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还同时作了一番洞见肺肝的真情倾诉，并以充满理性光辉甚至惊世骇俗的话语，进行深沉的叩问和冷静的思考。——这就突破了既成的思维定式，有些不同凡响了。特别是当他论及那些颇具风险性、挑战性的话题时，竟以十分浓重的艺术气质，注入了颇多的理想成分、感情色彩与个性特征，这样，就难免为“不知者”目为异端，最后遭到种种误读和批判。

    其实，非此即彼、黑白绝对的思维逻辑，并不能真实认知事物的本质。“光明的究竟，我想决不是纯粹红光”（瞿秋白语）。《马赛曲》、《国际歌》，英风豪迈中不也洋溢着动人心弦的悲壮与低回婉转的深情吗？从美学角度看，这丰富而复杂的人性，比起简单、纯粹来，更容易产生一种人格魅力和强大的张力，吸引人们去思索，去探究。

    身为中国大变革时期的探索者、先行者，秋白烈士张扬了真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具有常说常新的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我相信，即使再过去七十年以至七百年，他还会成为含蕴深厚的话题，令人回味无穷，盛说不衰。同样，他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莫说当时，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关于灵魂、关于人生、关于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等世纪命题，仍然有着广阔的阐释论域和颇多的待发之覆，从而为现代思想史留下鲜活的印迹，足以抗拒时间的流逝，恒久地矗立于历史深处。

    ……

    历经了一场灵魂的煎熬，那郁塞于胸间的一腔积愫已全盘倾诉出来，现在，他才真正感到彻底地获得解脱，从而表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超然。他早已超越于生死之外了。昨晚，当获知蒋介石的密令已到，刽子手即将行刑时，显得异常平静。他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然后就安然睡下，迅即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

    晨曦悄悄地爬上了狱所的窗棂，屋里倏然明亮起来。他心中想着：这世界对于我们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当然，任何美好事物的争得，都须偿付足够的代价。为此，许多人踏上了不归之路。

    这样，他，也就守护着灵魂上路了。

    一袭中式黑色对襟衫、齐膝的白布短裤，长筒线袜、黑色布鞋，目光里映射着理想的幽深，香烟夹在指间，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尽管结核病已经很重了，几个月的心力交瘁更折磨得他十分虚弱，可是，看上去，仍然是那么伟岸，洒脱。

    走出大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院落，又向荷枪环伺的军人扫视了一下，嘴角微微地翘起，似乎想说：敌人的如意算盘——征服一个灵魂、砍倒一面旗帜、摧毁一种信仰，已经全然落空；得到的只是一具躯壳。可是，“如果没有灵魂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途经中山公园，他见凉亭前已经摆好了四碟小菜和一瓮白酒，便独坐其间，自斟自饮，谈笑自若。他问行刑者：“我的这个身躯还能由我支配吗？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原来，就连这具躯壳，他也要奉献给人民。接着就是留影——定格了他最后的风采：背着双手，昂首直立，右腿斜出，安详、恬淡中，透露出豪爽而庄严的气概，一种悲壮、崇高的美。路上，他以低沉、凝重的声音，用俄语唱着《国际歌》，呼喊着“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了罗汉岭前，他环顾了一番山光林影，便盘膝坐在碧绿的草坪上，面对刽子手说：“此地很好！”含笑饮弹，告别了这个世界。

    此刻，“铁流两万五千里”的中国工农红军，正进行着一场震古烁今、名闻中外的伟大长征。而被迫离开革命集体的秋白同志，在这长仅千余米的人生最后之旅中，也同样经受着最严酷的生命与人格的考验。“咫尺应须论万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伟大长征。

    死亡，是人生最后的也是最为严峻的试金石。他以一死完美了人格，成全了信仰，实现了超越个人有限性的追求。烈士的碧血、精魂，连同那凄婉的“独白”，激越的歌声，潇洒从容的身姿，在他短暂而壮丽的人生中，闪现着熠熠光华。

    对于他，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完成。

    为少帅写心

    我一向认为，一些有价值的具有永恒魅力的精神产品，解读中往往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艺术的魅力在于用艺术手段燃起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求，有时连艺术家自己也未必说得清楚最终答案。布莱希特在谈到自己的“叙述性戏剧”时说，他不热衷于为戏剧人物裁定种种框范，包括性格框范在内，而把他们当成未知数，吸引观众一起去研究。

    张学良就是一位具有无限的可言说性的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记、口述历史、回忆录，很多很多，可是，并没有穷尽其丰富内涵，仍然有着巨大的叙述空间。

    首先，他是一个真正的谜团，其间有着谜一般的代码与能指，可予破译，可供探讨，可加辨析。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复杂，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他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人生道路与奇诡瑰异的命运抉择，充满了难于索解的悖论，存在着太大的因变参数，甚至蕴涵着某种精神密码。

    其次，他是成功的失败者。他的一生始终被尊荣与耻辱、得意和失意、成功与失败纠缠着。他的政治生涯满打满算只有十七八年，光是铁窗岁月就超过半个世纪。政治抱负，百不偿一。为此，他自认是一个失败者；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多少“政治强人”、“明星大腕”，及其得意，闪电一般照彻天宇，鼓荡起阵阵旋风、滔滔骇浪，可是，不旋踵间便蓦然陨落。一朝风烛，瞬息尘埃；而张学良，作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被列入“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中华民族将千秋铭记他的英名，他的伟绩。这还不是最大的成功吗？

    其三，张学良并非完人，更不是一个圣者，以他的本性，即使想“圣”也“圣”不起来。一生中，他做的事不算多，可是，多数都干得有声有色，有光有热，刻下了历久弥新的印记。他的平生可议之处颇多。曾经颂声载道，又背过无数骂名。他抱着“行藏在我，毁誉由人”的超然态度。对于他的举措，人们未必全然赞同；但说起他的为人，他的丰标，他的器度，无不竖起拇指，由衷地赞佩。他的信仰是驳杂的，但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能够终始如一，表里一致，之死靡他。

    其四，同历史上的大多悲剧人物一样，张学良也是令人大感伤、大同情、大震撼的。他的百岁光阴，充满了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确是一部哀乐相循、歌哭并作、悲欣交集的情感标本与人生型范。在人生舞台上，他作了一次风险投资，扮演了一个不该由他扮演的角色，挑起了一份他无力承担却又只有他才能承担的历史重担。

    其五，张学良之成为一个言说不尽、历久弥新的热门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独特的人格魅力，他的充满张力的不可复制的自我，他的迥别寻常的特殊的吸引力。他是那种有快乐、有忧伤、有情趣、有血气、个性鲜明、赢得起也输得起的人。而且有一颗平常心，天真得可爱，让人觉得精神互通。他既有青少年时代“不知今夕何夕”的忘我狂欢，像汉代杨恽所说的，“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有“哀乐中年”的志得意满、纵情欢笑，乐极生悲、忧愤填膺，以及苦中求乐、强颜欢笑；更有晚年的忘怀得失，超脱于苦乐、哀荣之外的红尘了悟，自得通达。作为性灵的展现、情思的外化，这一切，都是意趣盎然、堪资玩味的。

    其六，我写他，还有一点特殊原因，就是我们是同乡，所谓“桑梓情缘”。我的故园大荒乡后狐狸岗屯，离张学良将军的出生地桑林子乡詹家窝棚只有十几公里，小时候到那里去过。当地乡亲讲过许多关于他的轶闻趣事；我的族叔和塾师，同东北军有过交往，而且都见过张将军本人。乡关故旧，对他的人格与德政赞佩有加，每当说起他来，都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怀念之情，亲切地称之为“少帅”，里面夹杂着几分同情，几分惋惜，几分悲愤，几分赞佩。

    1994年，我曾有美国之行，一到旧金山，就受到张将军的挚友、早年曾经共掌东北大学学政的宁恩承先生的热情接待。交谈中，得知将军正在夏威夷度假，而我们最后一站恰好在这里，因而提出请宁老斡旋设法见他一面的请求。宁老说：“思乡怀土，是汉公终生难以解开的情结。他曾多次对我说，最想见的是家乡那些老少爷们儿。同乡亲叙叙旧，应该说是他的暮年一乐。但是，毕竟已经是风烛残年，一点点的感情冲击也承受不起了，每当从电视上看到家乡的场景，他都会激动得通夜不眠，更不要说直接叙谈了。因此，赵四极力阻止他同乡亲见面，甚至连有关资料都收藏起来，不使他见到。”

    看到我们失望的神情，老人突然问了一句：“你们在夏威夷能住几天？”

    我答说，计划是三天。

    “时间也许还够用。”说着，宁老引我注目窗外，说：

    “汉公的寓所前面，也有这样的草坪，那里紧靠金色海滩。他每天傍晚，都要在海滩闲步，或者坐着轮椅出来。你只要细心一点就能发现。发现他以后，你们几个人就大声嚷嚷，随便说些什么都行。你的乡音很重，就由你来唱主角。估计不用多长时间，汉公就会发问：‘你们从哪儿来？’你就可以回答：‘我们是中国辽宁的，从沈阳来。’他立刻就会问：‘听你的口音很熟，你是哪疙瘩的人？’你就如实说是盘山高平街（高升镇旧称，“街”读音为gai）的。他马上会说：‘噢，我们是乡亲哩！’紧接着就会请你们上楼，唠唠家乡的嗑儿。”

    我们顿时活跃起来，齐声称赞宁老定计高明。老人叮嘱我们：“见上一面就很不容易了，时间可不能长啊，以免汉公过分劳累；还有，谁也不能泄露天机，不许提我宁某人一个字，否则，你们走后，赵四就会打来电话，向我兴师问罪。”我们唯唯承诺，带上宁老提供的张家住址，继续上路，先后到了纽约、华盛顿、洛杉矶。一路上，我反复思考着会面时同汉公谈些什么——自然要说说家乡的巨大变化；还要告诉他，医巫闾山翠秀依然，先人的庐墓已修葺一新；他的旧居门前那棵老柳树，虽已老态龙钟，风姿却不减当年，旁边的水井完好如初，屋后那棵百多年的老枣树，至今还是枝繁叶茂，果实累累。我要告诉汉公，家乡父老盼哪，盼哪，天天都盼望着他能回去看看。

    十天后，我们取道旧金山，准备转乘飞机前往夏威夷。行前，同宁老握别。老人说，前天同汉公通过电话，近日他稍感不适，晚间偶有微热，看来三五天内不能出去，也不可能会见客人，真是太不凑巧。我们自然是深感失望，但以汉公的健康为重，又只能作罢。就这样，缘悭一面，最后竟失之交臂。

    2006年初，应大连白云书院之邀，我曾作过一次《话说张学良》的学术报告。按照听众要求，我讲了六个方面内容：何所据而言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蒋介石终身监禁他的缘由；九一八不抵抗的真相；张学良的人格魅力与个性光彩；他的情感世界；他为什么终未还乡。后来，《都市美文》杂志将它全文刊载。这个刊物同国内最大的期刊网站——国际龙源期刊网合作，向海内外发行了网络版。据统计，从2005年11月1日到2006年10月31日，海外读者浏览最多的一百篇文章中，《话说张学良》排名第一。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带来一种动力。这样，就有了以张学良为题材的写作构想。

    这一写作，前后历经八年，共分四个阶段：首先是，用了将近两年时间搜集素材、阅览资料、访察故地、梳理思路；第二段，是写作五篇文化散文：《张学良读明史》、《将军本色是诗人》、《不能忘记老朋友（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友谊）》、《良言美语（张学良与宋美龄）》、《尴尬的四重奏（张学良与郭松龄）》，分别发表在《十月》、《散文》等文学杂志上，获得散文界的好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范围，列出提纲，着手策划《张学良人格图谱》的写作，总共完成十五篇，2009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是为第三段；尔后，又经过几年的沉淀，在听取评论家、出版界和读者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对这部书稿做了较大规模的补充、增订，全书增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于2014年，青岛出版社以《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付梓。

    说过了张学良传的“前世今生”，我想回顾一番写作过程中的复杂心境。对于那些有机缘同汉公直接接触的写作者，我是既羡慕又“嫉妒”的；而当展读他们记述汉公行藏身世、生平事迹的著作，则心怀感激与敬意，——正是拜他们之赐，才有机会掌握那么多丰富而翔实的史料，从而获得进行深入研究、探索的方便条件。世间多少英雄豪杰、名流耆宿，由于载记不足而形象模糊、事功奄忽，每每让人临风痛惜，抱憾无穷。就这点来说，张学良是无比幸运的。不过，在感激与庆幸的同时，我也常常怀有不甚满足、颇感歉憾的心情，总觉得许多传记只是着眼于行迹、事件的揭示，而忽略了人物的内在蕴涵，“取貌遗神”，缺乏鲜活的生命状态，漏掉了大量作为文学不可或缺的花絮与细节；尤其缺乏对于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与挖掘。

    当然，作为史著也只能如此。唐·刘知几有言：“史书者，记事之言也”。而我是想以文学形式为汉公立传。“文学是人学”，自然不能停留在事实的层面上，它要拓展人的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它要透过事件、现象，发掘出人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作为文学作品，还须采用文学手法，驱遣文学语言，借助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审美创造。它不仅要有形象，还要写出象外之意、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历史强调叙事的客观性，而文学主观色彩鲜明，所谓“须教自我胸中出”，“诗文无我不如删”。就是说，在文史联姻中，客观与主观二者应该结合起来。

    我有一个说法，叫做“为少帅写心”。所谓“写心”，也就是着眼于展现传主及有关人物的个性特征、内在质素、精神风貌、心灵境界。这也就决定了，写法上不可能是须眉毕现，面面俱足，而应是努力追求清人张岱所说的“睛中一画、颊上三毫”的传神效果。如果读者叩问：《成功的失败者》何以区别于其他传记？这可视为主要一点吧。当然，这种文学境界，属于高标准的愿景，是很难达致的。在作者来说，起码是一个悬鹄：“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在《张学良：人格图谱》的题记中，我曾经说过，尽量不与其他传记、访问记、回忆录、口述历史重复。此语，现在我还坚持，但须加以说明，因为重复与否，有个如何看待、怎么认定的问题。喜庆筵席上有一道常见的必备菜——“四喜丸子”，相传是由唐朝名相、著名诗人张九龄始创的。所用原料，当日张相爷的和我们今天的不会有本质不同；但是，由于烹饪技法、作料添加、火候掌握上存在着差异，味道肯定不一样。与此类似，为同一个人立传，叙述的史实、应用的素材互有雷同，在所难免，甚至是必然的；而视角、立论如何，史观怎样，作者是否有独特发现，所谓“独具只眼”，则决定着传记品位的高下。

    我的目标是向读者托出一个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我要挖掘张学良的精神世界，写出一部心灵史。也就是在讲述他的人生轨迹、行藏出处的同时，写出他的个性特征，并且从人格层面上揭橥他之所以具有如此命运、人生遭际的原因。书中，我泼洒大量笔墨书写他的个性、人格。比如，在《人生几度秋凉》一章中，写他在河南牧马集车站同老大娘的挥泪交谈，透露出他的侠骨柔肠，他的正义感和血性；在台监禁期间，当蒋家父子迫于舆情压力要他在阳明山选址建房时，他却提出住在墓地旁边，以发泄其怨愤情怀，显现玩世不恭态度；在夏威夷的祝寿会上，同五弟开玩笑，同记者们调侃，都反映出他的幽默、旷达，富有情趣。其他有关章节，在同周恩来、郭松龄、蒋介石、宋美龄、蒋四小姐、于凤至以及溥仪、土肥原等众多人物的交往中，也都显现出他的鲜明个性。至于写诗、读史、看戏、戒毒、庆生，也都是个性或人格的展露。

    张学良的性格特征是极其鲜明的，属于情绪型、外向型、独立型。一是活泼，好动，反应灵敏，喜欢与人交往，情绪易于冲动，兴趣、情感、注意力容易转移；二是正直、善良，果敢、豁达，率真、粗犷，人情味浓，重然诺，讲信义，勇于任事，敢作敢为。在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三是胸无城府、无遮拦、无保留、“玻璃人”般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而另一面，则不免粗狂，孟浪，轻信，天真，思维简单，而且我行我素，不计后果。

    这种性格和气质，有一定的先天因素，而更多的是受一定思想、意识、信仰、世界观等后天因素的影响，它们制约着张学良的行为，影响着他的命运——休咎、穷通、祸福、成败。探索张学良的个性的形成，是读者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我在《成功的失败者》一章中，从他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社会交往、人生阅历四个方面加以剖析，四者互为作用，形成一种合力，激荡冲突，揉搓塑抹，最后造就了张学良的多姿多彩、光怪陆离的杂色人生。

    他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军阀家庭。父亲张作霖由一个落草剪径的土匪头子，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张学良从青少年开始，就把父亲奉为心中的偶像，在接过权势、财富和名誉、地位的同时，也承袭了乃父的自尊自信、独断专行、争强赌胜、勇于冒险的气质与性格。关于社会交往，无论是在奉天，还是在北京、天津，活跃在他的周围、与他耳鬓厮磨的，大体上是四种人：军阀将领；贵族子弟（如“民国四公子”），有的是花花公子；文人墨客，多为知名演员、画家、记者；千金小姐，像宋美龄等知心女友以及他的若干情人，里面大多是他的“粉丝”。在这几种人中，不少是说干就干、目无王法、指天誓日、浑身充满匪气的“草莽英雄”，或者挥金如土、仗义疏财、脱略世情、游戏人生的豪侠之士，这对于他的影响是很深的。

    再看文化背景，也就是一定文化环境影响下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有一句十分精辟的话：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张学良经受过中西文化、新旧思潮的激烈冲击、碰撞，使其思想观念十分驳杂，既有忠君孝亲、维护正统、看重名节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有拿得起放得下、旷怀达观、脱略世事、淡泊名利、看破人生的老庄、佛禅思想的影子；既有流行于民间和传统戏曲中的绿林豪侠精神，“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宁可人负我，决不我负人”，侠肝义胆，“哥们儿义气”；又有个人本位、崇力尚争、个性解放，蔑视权威的现代西方文化特征。赵四小姐说得很形象：“汉卿是三教九流，背着基督进孔庙。一说话就常说出儒家的思想；可是，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又类似于庄禅。”这种中西交汇、今古杂糅、亦新亦旧、半洋半土的思想文化结构，带来了文化人格上的分裂，让矛盾与悖论伴随着他的整个一生。

    人生阅历对于性格的形成，也至关重要。他年未弱冠，即出掌军旅，由少校、上校而少将、中将、上将，最后成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路上，春风得意，高步入云，在他的身上少了必要的磨炼与颠折，而多了些张狂与傲悍；加上深受西方习尚的濡染，看待事物比较简单，经常表现出欧美式的个人主义、英雄情结和热情豪放、浪漫轻狂的骑士风度。他父亲的江湖习气、雄豪气概，倒是承继了下来，而其狡黠奸诈，老谋深算，厚颜无耻，反复无常，却抛在了一边。从做人方面讲，当然可取；但要应对当时复杂多变、波诡云谲的政治环境，就力难胜任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掌大权，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

    写作张学良传记，在实际动笔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文体定位问题。我所要写的是散文，是文学，而不是历史，不是一般的传记。我不单是叙事，主要是写人，要进行心灵发掘，展示人物个性。这样，就必须借助于心理描写、形象刻画和广泛联想等文学手法。

    我写张学良在夏威夷威基基海滩上漫游：

    夕阳在金色霞晖中缓缓地滚动，一炉赤焰溅射着熠熠光华，染红了周边的云空、海面，又在高大的椰林间洒下斑驳的光影。沐着和煦的晚风，张学良将军坐着轮椅，从希尔顿公寓出来，穿过林木扶疏的甬路，向黄灿灿的海滨行进着。

    他从大洋彼岸来到夏威夷，仅仅几个月，就被这绚丽的万顷金滩深深地吸引住了，几乎每天傍晚都要来消遣一段时间。

    这里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聚集着五大洲各种肤色的游人。客路相逢，多的是礼貌、客气，少有特殊的关切。又兼老先生的传奇身世鲜为人知，而他的形象与装束也十分普通，不像世人想象中的体貌清奇、丰神潇洒，所以，即便是杂处当地居民之中，也没有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老人很喜欢这种红尘扰攘中的“渐远于人，渐近于神”的恬淡生活。

    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陇，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他像一只挣脱网罟、栖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唐·吉诃德，后来化身为戴着紧箍咒、压在五行山下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脱离红尘紫陌、流寓孤岛的鲁滨孙。

    初来海外，四顾苍茫，不免生发出一种飘零感。时间长了逐渐悟出，飘零，原本是人生的一种“根性”。古人早就说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地球本身就是一粒太空中漂泊无依的弹丸嘛！

    涨潮了，洋面上翻滚着滔滔的白浪，涛声奏起拍节分明的永恒天籁，仿佛从岁月的彼端传来。原本有些重听的老将军，此刻，却别有会心地思忖着——这是海潮的叹息，人世间的一切宝藏、各种情感，海府龙宫中都是应有尽有啊！

    这么说来，他也当能从奔涌的洪潮中听到昔日中原战马的嘶鸣，辽河岸边的乡音喁喁，还有那白山黑水间的风呼林啸吧？不然，他怎么会面对波涛起伏的青烟蓝水久久地发呆呢！看来，疲惫了的灵魂，要安顿也是暂时的，如同老树上的杈桠，一当碰上春色的撩拨，便会萌生尖尖的新叶。而清醒的日子总要比糊涂的岁月难过得多，它是一剂沁人心脾的苦味汤，往往是七分伤恸掺合着三分自惩。

    人到老年，生理和心理向着两极延伸，身体一天天地老化，而情怀与心境却时时紧扣着童年。少小观潮江海上，常常是壮怀激烈，遐想着未来，天边；晚岁观潮，则大多回头谛视自己的七色人生，咀嚼着多歧而苦涩的命运。

    此刻，老将军的心灵向度就被洪波推向了生命的起点。

    其次，谋篇布局，精心结撰，力求文体出新。我的做法是，以散文形式，集中围绕一个人写出二十篇文章，这在过去还不多见。需要精心策划，使每篇既相互照应，贯通一气，又不致撞车、重复。看来，撰写名人传记，最好办的是线式结构，像串联的电路那样，将传主的一生行止次第展开；而本书属于另一种形式，采用的是扇形结构，类似并联的电路，着眼于内在逻辑，整体构思。这样，人物、事件的铺陈，就未必都能体现时序。

    落实到具体篇章，也需要精心谋划。比如，《人生几度秋凉》写的是传主的百年岁月，漫说一万字，即使十万字，怕也难以容纳得下。怎么办？我运用诗歌的写法，设计了三个晚上，通过他的心理活动，回首从前，从功业、爱情、人格魅力三个侧面加以展现。这就比较集中，也容易描写细节了。再比如，汉公与郭松龄的纠葛，我采用了戏剧手法，一幕幕地设置场面，以他的四重尴尬，集中写了那场战事。还有，他与宋美龄的关系非同寻常，那么，如何表现他们的情分呢？这是两个重量级人物，又是一个众所关注的敏感话题，分寸需要把握。我的叙述策略是，让他们自己“出场表演”——我把他们之间的交谈与信件加以整合，以“良言美语”概括之。这样，既保证客观、真实，又生面别开，令人耳目一新。为了写出张学良一生的大起大落，由荣誉的巅峰跌落到声望的谷底，我叙述了1930年和1931年的两个“九一八”，生动形象，而且吻合历史实际。可以说，这些都是煞费苦心的。

    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分析：

    这本书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作者对传记这种文体的突破上，他将散文的自由表达与传记的真实性原则有效地结合为一体，提供了一种散文体传记的新的写作方式；——他将散文体的主观性和鲜明的主体意识带到了传记体中，从而改变了传记叙述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传记叙述的思维的逻辑关系是循着传主的生命轨迹而构建的话，那么，王充闾在这部传记中所表现出的逻辑关系则是在自己解读和体悟传主生平的思想脉络上构建起来的。

    其三，适当运用联想与合理想象。比如，写张学良在夏威夷的三个晚上，主要是借助联想与适度想象。有的可能会说，你怎么知道他是那么想的？那我就要反问：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那么想的？这种心理活动，我无法证实，你也无法证伪。我必须也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推测他完全可能作那样的思考。散文必须真实，这是本质性特征；而散文是艺术，惟其是艺术，作者构思时必然要借助于栩栩如生的形象，张开想象的翅膀；必然进行素材的典型化处理，作必要的艺术加工。尤其是涉足历史题材，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要想恢复原态，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想象出某些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其间必然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

    下面这一段，运用假设、虚拟的手法，推演传主的心灵世界：

    寿命长，阅历就丰富，在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他既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峥嵘岁月，也苦捱过长达两万日夜的铁窗生涯，在神州大陆和孤岛台湾，光是囚禁地就换了二十来处。他虽然未曾把牢底坐穿，却目送了许许多多政治人物走进坟墓，就中也包括那个囚禁他的独裁者及其两代儿孙。

    当然，对于政治人物来说，长寿也并非都是幸事，套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它既是一种机缘，也是严峻的挑战。历史上，许多人都没能过好这一关。八百多年前，白居易就写过这样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早年的汪精卫，头上也曾罩过“革命志士”的光环，如果他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侥幸而死，也就不会有后来成为“大汉奸”的那段可耻的历史而遗臭万年了。当时他的《被逮口占》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是也曾倾倒过许多热血青年吗！

    为此，我们不妨设想——

    如果二十岁之前，张学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过是一个“潇洒美少年”，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可是，造物主偏向了他，使他拥有足够的时间，得以励志图新，从而获得了多次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果三十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野心膨胀，迷恋名位，被日本人收买，甘当傀儡“东北王”，或者像他父亲张作霖所期待的，成为现代的“李世民”，那么，在大红大紫、风光旖旎的背后，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四十岁之前，他没有毅然决然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安内”的阵前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便侥幸得手，最终也难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场。

    如果五十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或者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中，死于营救与劫持的双方“拉锯战”，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彪炳千秋的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世纪老人那份绝古空今的炫目溢彩和生命张力；

    如果百岁之前，他在解除监禁、能够向世人昭示心迹的当儿，通过“口述历史”或者“答记者问”，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一场闹剧。事实上，出于各种心态与需求，当时正有不少“看客”静候在那里，等着“看戏”，看他在新的时空中邂逅自己的过去时，会以何种方式、何种态度、何种内涵作人生最后的交代。人们欣慰地看到，面对记者的问询，老将军一如既往，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两岸的现状，他会怎么想？作为“中国统一的象征”（索尔伯兹里语），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会怎么做？“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这是他最喜欢也最伤情的两句古诗。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时，老将军曾经斩钉截铁地宣布：“两岸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其四，向中国古典散文学习。苏轼写了大量“人物论”，仅汉代就有论述刘邦、范增、张良、晁错、贾谊、扬雄、霍光、曹操、诸葛亮等论文，笔阵纵横，语言犀利，谋篇布局匠心独运。且看各篇文章的开头：《高帝论》从分析入手，说对奉行仁义的你要讲仁义，对注重功利的你就该晓以利害。叔孙通不懂得这个道理，当汉高祖要更换太子时，他以“废长立幼不合礼法”相谏，结果遭到了刘邦的嗤笑；张良深谙此中奥妙，通过向太子献计，使刘邦权衡利害，从而获得成功。《晁错论》先立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曰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范增论》首先交代事件经过，“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于是甩袖离开。《贾谊论》一开始就下定语，慨叹“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互不重复，各具特色。我的二十篇作品，力求互不重复，就从这里获得了启迪，学到了技巧。

    致意《逍遥游》

    记得在我就读私塾的第六个年头，“四书五经”、《左传》、《史记》、《汉书》都读过了，塾师确定要读“诸子”，首先是诵读《庄子》。这样，“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这些类似“绕口令”的语句，就以稚嫩的童声，飞出室外，伴着檐下的风铃在空中游荡。

    于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月亮缺了又圆，圆了又缺，花开叶落，说不清多少次了，敬爱的塾师早已骨朽形销；而“口诵心惟”的绿鬓少年，也已垂垂老矣。沧桑阅尽，但见白发三千；只有那部《庄子》，依然高踞案头，静静地像一件古玩，意态悠闲地朝夕同我对视。至于庄子本人，更是一直活在我的心里；他的思想、修为对我的人生道路抉择、价值取向，曾经产生过深远影响。这样，就如同法国著名文学家、哲学家萨特所说的：“他不是一个死去的人，他只是一个缺席者。”

    几十年前，我即曾设想，有朝一日，一定要走进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的故里，像参谒孔林、孔庙、孔府那样，踏着庄子的屐痕，亲炙他的遗泽。但是，真正付诸实践，却又颇费踌躇。哪里是他的出生地，究竟“乡关何处”，历来聚讼纷纭，争辩不休。概括起来，有河南商丘、民权、山东曹州、东明和安徽蒙城等多种说法。我于1997年、2005年，曾经寻访过两次；2012年春天，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编委会统一安排下，受命撰写庄子文学传记，于是，又花费半个月时间，“三顾”意念中的“茅庐”。

    十五年间，三次往返于鲁南、豫东、皖北南北直线距离大约三百公里的狭长地带。每次重点有所不同，第一次是按照传闻中的庄子遗迹，定点、聚焦，实地寻访，去了商丘、开封、曹州、凤阳（濠梁）等地，获取了一些直观印象；第二次，沿着《庄子》一书中提供的线索和现当代学者制定的庄子活动年表，北起曲阜、临淄、菏泽，中经商丘、开封，南下皖北，旁及邯郸、徐州等地，亦即战国时的宋、魏、鲁、赵、齐、楚等国的部分辖区，凡是庄子可能到过的区域，尽量实地踏查一番；如果说，前两次重点是“觅地”，那么，最后这次，则是集中“访人”——深入菏泽、商丘、亳州三市及其所属六个县区，在察其川泽丘阜，遍览府州县志的同时，先后十几次邀请有关人士，包括当地一些治庄学者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交换看法，搜集资料，获得许多有益启发，不仅增加了切身感受，而且掌握了许多新的线索。

    在第二章《乡关何处》中，我记述了访察中的观感：

    漫步在鲁西南、豫东、皖北大地上，但见稻麦蒙茸，河渠纵横，高速公路坦平如砥，两侧遍是良田、沃野，完全不是意念中的丘壑起伏、河泽密布的地形地貌——自然景观已经同《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所记载的迥然有异。无情的时间之水，把一切都带向远方，埋入地下。似曾相识的黄沙，远树，夕照，炊烟，又有哪一样还残存着旧日的踪影？古籍中提到的勾渎之丘、中丘、乘丘、梁丘、青丘、左丘、犬丘、陶丘、襄丘、富丘、谷丘、黎丘、沈丘和汳水、濠水、濮水、雕水、泓水、蒙泽、孟诸泽等没有生命的自然景观，已经百分之百地变形，甚至从地面上消失了；更不要说有生命的百代人生——饮食男女，生育死亡，饥馑流离，刀兵战乱，伴随着悠然远逝的碧水清风，荣枯代谢的庭花岸柳，尽数淘洗得杳无踪迹。

    道理很简单，由于今昔政治社会的变迁，加上长期生产实践对于地理环境的改造，特别是此间处于黄泛区，黄河几十次泛滥、改道，泥沙层层淤积，致使固有的地貌人烟，已经完全改变了形态。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感慨系之。当年欧阳修滁州访古，苏东坡赤壁夜游，所接触的景区的嬗变，长者不过几十年，短者仅三阅月，他们却分别发出“向之凭恃险阻，剗削消磨”；“曾岁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的慨叹。而今，“岁月其徂”，两千三百年过去了，还能指望留存什么遗迹呢！

    一千九百年前，东汉的张衡在这片中州大地上，“游目于九野，观化乎八方”、“步马于畴阜，逍遥乎陵冈”，以科学家而兼文学家的超常想象力，悬拟与“委于路旁，下居淤壤，上负玄霜”的庄子的髑髅，展开一场凿破时空、混同幽明的对话。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奢望了；而我，却有着更大的胃口，幻想着依托梦境——这人类永恒的美学资源、无穷无尽的心灵财富，能够同庄子本人做一次面对面的深入访谈。当斯时也，心中记怀着宋人张耒“白头青鬓隔存没，落日断霞无古今”的诗句，同一位绝古空今的前贤往哲，作一番祛除时间界隔的晤对，那该是何等惬意的满足啊！

    我想，既然中唐时期的文学家沈亚之可以凭借梦境的幻化，穿越一千六百年的时间隧道，从公元9世纪返回到公元前的7世纪，直接与春秋时代的秦穆公畅然交往，尔后写出一篇脍炙人口的《秦梦记》；那么，我怎就不能踵其后尘，在一场悠悠幻梦中，拜会那“蘧蘧然”的庄老夫子，“俄然觉”后，也完成一篇《庄梦记》呢？

    但是，热血沸腾之后，稍一冷静下来，脑子里便画出了一个大问号：人家沈亚之醒转过来，得知所住旅舍原来紧靠着秦穆公的坟墓；可是，庄老夫子的墓地又在何处呢？河南、山东、安徽几个地方都各据传闻，竞相认定，争执不休，弄得我迷离莫辨，无所适从，即便想要“与鬼为邻”，又到哪里去寻梦、结梦、圆梦、述梦呢？

    觌面肯定是无缘了，我便“中心藏之”，付诸遐想——

    也许，就像我在今天奔走路途，苦心搜索着他的物质家园那样，庄子当日也正在昼夜躜行，寻觅着他的精神家园。西哲不是说过：“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家园”吗？“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他这思念故乡的病态，根本是一种浪漫的态度，诗的情趣”。（闻一多语）这个“家园”，非是物质，纯属精神；不在外界，而存乎内心。所谓回归家园，亦即归根返本，亲近本源，回归自己的本性。

    庄老先生一生的足迹，绝大部分都是刻印在家乡的黄土地上；然而奇异的是，他却时时刻刻抱有一种穷愁羁旅、客中思家的孤独感与漂泊感。作为一个辛苦的旅人，他在那晚钟摇动的黄昏，此刻，料应正向着无尽的苍茫，搜寻着仅仅属于自己的一缕炊烟吧？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无语草芊芊。

    不难想象，其时，他的情怀是落寞的，心境是凄苦的。他为那些浑浑噩噩的世人，处于“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的种种无家可归的“异化”状态，而感到沮丧，感到惆怅，嘴里喃喃地说：“苶然（困顿之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耶）！”

    我仿佛看到，在那“还乡”之路上，庄老先生身穿一袭缀满补丁的粗布衣裳，脚穿系着绑带的草鞋，肩背一个破旧的行囊，晓行夜宿，攒行于蜿蜒起伏的山陵丘壑之间。困乏劳顿之态，令人心生哀悯；但他却乐此不疲。寻寻觅觅，走走停停，大自然予他以无尽的充实、无穷的逸趣：“山林与（欤）！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而复杂多变的社会自然环境与生生不已的物种演化，更使他感受到大千世界的奥蕴深邃、繁富多彩，从而激发了活力、启迪着灵思，强化了超常的创造性与想象力，形成他的独具特色的哲学、美学、文学风格。

    依我个人的创作实践，写庄子与写君王、政要以及其他多数文人不同，也有别于张学良传记的创作。写其他人物，更多是处于认知的层面，清醒、平静、客观地剖析心理、个性，而写庄子，则有赖于灵魂的参与、生命的介入，有赖于心灵与生命的体验。庄子是哲学家，写庄，自然需要有独到的识见、超拔的智慧，但我觉得，只这样还不够，还必须有超越性的人生境界，否则无法理解传主的思想追求、生命底蕴。同样是隐士，他与汉代的严光在“不做牺牛”、“不为有国者所羁”方面是一致的；但严光彻底地远离俗尘，消极避世，有如禅门衲子，庄子却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身在其中，却能洁身自好，不与俗辈同流合污，因而称为“游世”，或曰“间世”。他和晋代的嵇康，世界观上大体一致，但不像嵇康那样狂狷，那样激烈，他善于保护自己。在潇洒、从容、人生艺术化方面，他与李太白、苏东坡相像，但他对社会、民生、世务以及生命价值的实现并不热衷，不像那两位还有儒家那一面。如果硬要在历史上为他找个同道，也许陶渊明、曹雪芹差堪比拟。

    我在《庄子传》第一章《诗人哲学家》中对此有过概括：

    庄子具有高远的精神境界和开阔的胸襟、视野。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庄子不是这样，什么先王的遗范、现世的礼制，在他的心目中，都缺乏应有的权威；而人身的偶像、神鬼的灵明，他更是不予理睬。至于那些“拘于虚（受空间限制，‘虚’同‘墟’）、笃于时（受时间限制）、束于教（束缚于仁义、礼教）”等外在的框限和内在的束缚，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缠夹不清，甚至无法摆脱的；而在他那里，尽数得到了化解——“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他人非议），无鬼责（鬼神责备），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燿（炫耀），信矣而不期（期求）。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其神纯粹，其魂不罢（疲乏）。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合乎自然禀性）。”他的襟怀旷远，气魄绝大，他要“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于四海之外”；他要“登天游雾，挠挑无极（腾跃于无极之境）”。他的目标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变），以游无穷者”。当代著名学者陈鼓应先生指出，庄子讲“至人无己”，这里的“己”，是指为功名、智巧、形骸、嗜欲所困缚的小我。“无己”，并非没有自我；乃是超越执于一偏的小我，扬弃世俗价值所拘系的小我，使自己从狭窄的局限中提升出来，而成为拥有大我的至人。这个大我，非生理我，非家庭我，亦非社会我，乃是达于天地境界的我，与万物相感通、相融和的我，亦即宇宙的大我。

    庄子以其极度的清醒，本着超越世俗的价值标准，揭示了遭致遮蔽的生命真实，尖锐地指出：“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何）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就是说，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举世的人沉溺于世俗奔逐，都为身外之物而改变本性，为某种目的而牺牲自己，无论其为伯夷式的“君子”，还是盗跖之类的“小人”，尽管所追索的目标不同，亮出的名堂各异，但就其损蚀本性、戕残生命来说，其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面对世界的荒谬、社会的黑暗、民生的疾苦，庄子并非高踞上游，迥隔尘凡，脱略世事，也不是“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同流合污；而是在与众生同游共处之中，坚持自我的价值取向，“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实现精神对现实的超越。《大宗师》篇中有“游方之内”与“游方之外”的说法，实际上讲的也就是入世与出世。庄子所秉持的，既非真正的入世，也不是纯然的出世，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游世”，或曰“间世”。逍遥尘垢外，“乘物以游心”。

    他并不看重人在社会中的实用价值，对现实功利不屑一顾，更无意践行儒家那一套“修齐治平”，经邦济世的方略；也不认同老子的政治道德，奉行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他拒绝参与政治活动，同统治者保持严格的距离；却又不同于上古的隐士许由、巢父，栖身岩穴，洁身自好，不预世事；也不像后世的佛门衲子那样遁入空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对于那种通过身心逃遁、精神麻醉以求得浮世安闲的取向，他是嗤之以鼻的。

    作为首倡人的自由解放的伟大思想家，庄子视自由精神、独立人格、自然天性、逍遥境界为人生的终极价值；主张与道冥一，物我两忘，忘身忘心，不立名分。庄子学说是批判世俗伦常的哲学，是悟化的生命哲学——追寻精神自由和维护人类自然天性的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庄子最早以个体生命精神的自由为出发点，鼓吹士人从“殉名”、“殉利”、“殉天下”的自我“异化”中解放出来，他是追求精神自由并欲穷究其真谛的第一人，全面批判“文明”进程中人性“异化”的第一人，关注生死和精神营卫，力图揭示生命意义以及演化规律的第一人，深入考察精神现象，揭示美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的第一人。

    庄子最先扮演起我国文化史上的反叛角色，弘扬了与正统儒家文化双峰对峙、相得益彰的另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之所以形成并受到后世的认同，是因为在超越了“物欲”、“智能”之后，一种新的生命状态即自由自适的境界，得以展现在人类面前，追求个体生命自由也就成为庄子哲学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如果说孔子具有十分执着的人生态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一种无穷的理性力量感染着后人的话；那么，庄子则是凭着他超越的人生智慧以及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诗意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庄子哲学是庄子对自身命运作了一番透彻体悟之后的产物，后世之人多能羡慕并向往庄子所拟构的逍遥游之境，但真正能够理解庄子的只能是同样经历过命运的颠折，从而获得自我感悟与自我超越的人。

    中国文学作品的特性，是以人为中心，强调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知人论世，要求作者自身的人格与文学合一。循此规律，我们读庄、解庄、写庄，有不同的层次，取舍万殊，门径各异，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但归根结底，还应和人生观、价值观联结在一起。就是说，应该着眼于人生境界、生命智慧，而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认知层面上。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事例：晚清重臣曾国藩的人生追求，是既要建非凡的功业，又要做天地间的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超越，这样，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终日忧心忡忡，没有片刻宁贴；特别是他从切身体验出发，感慨祸福无常，升沉难料，因此，特别欣赏《庄子·让王》篇中的不邀功、不窃禄、恪守本分的楚人屠羊说，表示要“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他还在日记里写道：“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脉象把得很准，处方也开得正确，说明他的头脑非常清醒，确是绝顶聪明。无奈，生命是不能模仿的。他从庄子那里获取的只是认知，只是见识，而无关乎自己的个性，无关乎人生境界。个性与价值观决定了，他只能在那里徒唤奈何，最后依然找不到自我。当然，如果他真的按照庄子说的去做，真的能拜屠羊说为师，真的“在一‘淡’字上着意”，剔除太切的名心、太重的俗见，那他还是“用破一生心”的曾国藩吗？

    鲁迅先生说，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电影表演艺术中有“本色演员”的说法，这类演员在性格特色、生活经验上与银幕形象接近，这样的表演靠近生活，真实、自然，符合电影特性的要求，容易为观众所接受。著名演员李雪健扮演《渴望》中的男主角宋大成，便是以他特有的淳朴、善良、宽厚、真诚且有些窝囊的性格特征走进观众的心灵深处，演活了这个平凡而可爱的小人物，可说是绝对本色。同样，作为诗人的文天祥、林则徐，唯有他们才能写出《正气歌》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写庄，就应该与其心性相通，价值取向一致。颇似参禅悟道，不是学术性的、理性或者知性的，靠灌输不行，而有赖于生命体验，和人生阅历相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为庄子作传，多少占有一点优势。在长篇散文《青灯有味忆儿时》中，我曾具体描述过，通过读《庄》，特别是从父亲、族叔身上，从小接受了庄子思想的熏陶、影响，充分认识人生的有限性，争竞之心不强，对名利看得比较淡，欲望不多，能够知足知止，拿得起放得下。从诗句“鸥鹭不争车马道”、“未须奔走竞浮名”中，亦可窥见一二。而且，这些思想倾向、价值取向，在前些年所写的关于庄子、严光、李白、苏轼、杨升庵、曾国藩、秦始皇等人的历史文化散文中，也都有充分的反映。王向峰先生是知之最深的，他在听过我的《庄子善做减法》的讲座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个讲座只有充闾能做。”

    但这里所说的，只限于处世、做人、立身层面，或者说，只是为《庄子传》的写作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固然非常重要，但它并不等同、更代替不了实际操作。毫不夸张地说，为庄子作传，困难是极大的。姑无论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我们的哲学底蕴和认识高度望尘莫及，所谓“夫子门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单讲传主的生平、行迹——这是一切传记作品的脊梁与血肉，见诸载记的竟然寥寥无几。不是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

    这就要“找米下锅”。经过反复酝酿，终于探索出三条渠道：首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潜心解读《庄子》这部书。“解铃还须系铃人”，归根结底，还要从庄子本人的著作中去找素材、找思想、找观点；其次，尽可能多地收集、披阅、研究古往今来有代表性的关于庄子的学术著作，充分吸收、借鉴前人与时人的研究成果；再次，到传主及有关人物足迹所至的地区实地访察，阅览方志，进行座谈，一以搜索第一手素材、资料、实证及乡里轶闻、民间传说，一以广泛听取草根阶层对于庄子及庄学研究的看法、意见，注重现场和民间的取向。

    第三项工作，通过十五年间的多次走访，应该说做得比较充分了；这样，我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前两项上。

    我整整用了三个月时间，聚精会神，心无旁骛，从多角度、多层次读解《庄子》这部经典。自从束发受教，开篇初读，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于今，重新把卷研习，心惟手记，对于章节字句、义理辞采，特别是关于庄子其人其事，他的思想主张、精神风貌，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考究。日夕寝馈其中，未敢稍有懈怠。

    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在这部近七万字的学术著作中，记述庄子本人活动的虽然有二十左右处。但是“寓言十九”，几乎全都“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出之，像是有意地弄得云山雾罩，任凭后人去“猜哑谜”、打“三岔口”。清代学者刘熙载说得很形象：“《庄子》之文，如空中捉鸟，捉不住则飞去”。

    多亏闻一多先生指点迷津，他说：“归真的讲，关于庄子的生活，我们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一篇中述了不少关于他的轶事，可是谁能指明那是寓言，那是实录？所幸的，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虽不好坐实为庄子的信史，却满足以代表他的性情与思想，那起码都算得画家所谓‘得其神似’。”这使我领悟到，读解《庄子》一书，关键在于“得其神似”，亦即应该着眼于领会他的性情与思想。

    庄子著书，“致意最在逍遥游”，以之冠为首篇，无非是要通过多种形象比喻，开宗明义地昭示一己的“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人生观与生命观。其间带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弥漫于战国时期的文明异化、人性扭曲、心为物役、“世与道交相丧也”的生存环境中，如何从精神上、心灵上寻找出路，获取自由，追寻个体意识的觉醒，实现对自身局限性的超越，体现个人精神意志的自主选择，这是庄子的人生鹄的和终极追求。而以闲散不拘、优游自在、恬淡怡适、心无挂碍为基本标志的“逍遥游”，则被视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我觉得，“逍遥游”三字是总纲、是主旨，用它来题名传记，实在是再理想不过了。——舍此不足以映现传主的精神境界，难以概括其具有全息性质的不凭借外物、无任何拘缚的自由意志的内在蕴涵与本质特征。

    读《庄》、解《庄》中，我尝试着应用了两种具体方法，觉得效果很好。一是运用前人倡导的“八面受敌法”——“每次作一意求之”，即读前选定一个视角，有意识地探索、把握某一方面内容，一个课题一个课题地依次推进。时日既久，所获渐多，不仅初步连接起早已模糊不清的传主的身世、行迹、修为，而且从中读出了他的心声、意态、情怀、风貌、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寻索到一些解纽开栓的钥匙与登堂入室的门径。再就是采用对照、比较的方法，在春秋战国这个大时段中，把庄子同前代的老子、孔子，同代的惠子、孟子、公孙龙子等进行分析比较，寻根脉，究同异，辨得失，分高下。

    在读解原著的基础上，展开对前代与当代治庄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借鉴、学习。我备有一部庄学专家方勇教授的百余万字的《庄子学史》，通读一过之后，从中检索到古今有代表性的研究庄子的近百部（篇）著作，尽力搜罗齐全；同时，又从互联网上陆续收索到大批当代学者、研究生关于庄子的论文；研读过程中，还涉及到哲学、史学、美学、逻辑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学术著作。我要做什么呢？概言之，就是了解古今治庄的全貌，以扩展视野，多方鉴别，集思广益。着重研索、探究三个方面的课题：在庄子本人透露的身世、行迹、思想、修为之外，前辈与时贤又发现了什么新的东西？他们与庄子、他们之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哪些认识是一致的，哪些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当代学者（包括海外的）对于庄子及其学说的历史意义、人文价值、功过得失、时代局限，又有哪些新的认识、新的评价？

    把握住问题，提练出观点，对于研究工作来说，这只是第一步；更关键、更要紧的还在于，对这些问题如何分析、鉴别、判断，进而得出接近客观实际的结论，具备较高的历史真实性与可信性。比如，关于庄子的国属问题，前辈与时贤大致上存在着“宋蒙说”与“楚蒙说”两种争论，这从宋代就开始了，今人也有力主“鲁蒙说”、“齐蒙说”的。论者各有所据，各执一词。那么，写作传记时又该如何认定呢？总不能敞着口、诸说并存吧；经过多方勘核，反复考究，斟酌、对照前代和当代的各种主要论据，并且经过三次对豫东、皖北、鲁南的实地考察，最后认定庄子为战国时宋人。再比如，关于庄子的生卒年份，意见多达十几种，有的通史列举了五种说法。这种处理方式，述史、著论，未为不可；但写作传记就不行了，因为它牵涉到传主与同代人的整个交往、行迹，必须有个统一、固定的结论。那么，怎么确定呢？同样经过反复考证、过细斟酌，最后采用了马叙伦先生的推断：出生于公元前369年前后，卒于公元前286年左右。整部传记中，遇到类似的事例不知凡几，都是这样经过反复推敲、严格论证，最后才下笔的。

    著名文学评论家古耜指出：“根据传记写作的特点和需要，《庄子传》作者全面梳理和认真考订了传主的平生行迹，包括某些重要场景和细节，使其历史形象在整体上告别朦胧，走向清晰。既然是为庄子立传，当然需要对传主一生的主要行藏，包括其在世间广有影响的事件，留下一个系统准确的说法。为此，作家一头钻进汗牛充栋的庄学史料，进行慎重辨识与仔细斟酌，颇下了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沿波讨源，刨根问底的功夫。反映到作品行文中便是，事无巨细，不仅都是出言有据，落笔有证，几近无一字无来历；而且能够伴随着叙事的延伸，及时插入清新自然而又鞭辟入里的结论依据、谜团揭底、异说分析、舛错矫正等等，从而引领读者最大限度地走近真实的庄子。必须承认，这样一种包含了“清儒家法”（蔡元培语）意味的史料性极强的庄子传记，在迄今为止的庄学研究史上并不多见。”

    如果说，数十年来，我的散文创作手法主要是叙事、描写间杂着抒情、议论，在谋篇布局、立象尽意、文采修辞，亦即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基本标识方面着力的话；那么，这部传记的写作，则同时下了义理、考据、辞章等哲学、史学方面的功夫，是真正地做学问。

    当然，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文学方面的功力不重要。丛书编委会明确提出了以文学手法撰写名人传记的要求，而且有审核班底作为监督、保证：一为学术组，一为文学组，双向审查，哪方面达不到标准都无法通关。

    说到撰写名人传记，劈头遇到的就是一个体例问题。古代的不说了，近现代的民国四大著名传记：吴晗的《朱元璋传》、朱东润的《张居正传》、萧一山的《曾国藩传》、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还有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所谓“名人三传”，其结构形态一般与传主的生命进程保持着一致性，即按照大体的自然时间（不排除使用必要的心理时间）展开线形叙事，以表现传主的人生轨迹，这既本于人物的成长规律，也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但是，这里必须有一个大前提，就是笔者需要掌握传主的来龙去脉，时间、地点、周边环境、人物经历。可是，关于庄子的历史记载寥寥无几，最具权威性的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下的一段话，也仅有二百三十四个字。即便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吧，在云烟缥缈中，总还可见头角峥嵘，夭矫天半；而庄子，我们却全然不清楚他的先世、远祖的来历，甚至连祖辈、父辈、子孙辈的情况，世人也一无所知。至于本人的生涯、行迹，年寿几何，归宿怎样，治学根脉、后世传承状况，都统付阙如。一切都是“恍兮忽兮”、“芒乎昧乎”，可以说整个就是一个谜团。难怪有的学者说：“庄子活在时间之中，而不是置身空间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传记又该怎么写呢？具体来说，下述三个难点又怎样解决呢？一、关于传主的不成系统、散漫无归的史料、素材，如何进行连缀、组合？二、面对“三玄之一”的深邃难解、歧义重重的哲学著作《庄子》，怎样使它与文学联姻，从而保证这部传记成为读者所喜爱的可读、可解的文学作品呢？三、如何使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远古哲人，能够从历史册页中血脉贲张、形象鲜活地站立起来，而且基本上符合其精神原貌？

    办法是逼出来的。我思忖着，若要把这些零散、繁杂的素材整合起来，一种比较理想的结构形态，是采用折扇形的形式——以最能体现庄子精神个性的“逍遥游”境界作为元点、轴心，让笔墨向着传主不同的思想、行迹和人生侧面辐射，以展示其多姿多彩的生命图谱。这一支支扇股式的章节，既统一于传主的思想、个性、精神风貌，相互紧相连接着；又各自独立，各有侧重，互不重复，互不撞车。而且，这二十个专题的排序，也并非随意安置，还是大体上体现了传主生命流程的顺序，比如，第一章为总纲，然后以空间、时间为序次第展开，分别叙述传主的所在、所为、所思、所历，一如劳蛛缀网，连接成篇。相对于因果相连，环环相扣的线形结构，这种富有弹性和张力的扇形结构，显然更适合显现庄子那早已漫漶不清的历史身影。论者认为，这样的结构形态，也正好昭示了当前国内外传记写作的新变化，即传主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更多地由幕后走向前台；传记作家描写传主的艺术重心，亦逐渐由讲述经历而转变为揭示心史。这里既有现代心理学发展对传记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也有20世纪以来，弗吉尼亚·伍尔芙等作家倡导“新传记”所形成的有力推动。

    为了增强传记的可读性，写作过程中对于《庄子》本文，我在关照当时语境、尊重作者原意这两个大前提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吸纳前辈与时贤的研究成果，作了尽可能的通俗化解读。单是语译一项，就下了巨大功夫，经常是一句话、一个词，对照古今多家注释，反复推敲、比较，即令没有达到“一名之立，旬月踌躇”的地步，起码是丝毫也不敢马虎。一面是对古代词语以及诸家论述力争有个准确的理解和通俗的表述；一面本着中外文化比较以及传统与时代对话的精神，对庄子的思想和著作，不作孤立的、静止的、封闭的审视，而是坚持将其置于中外历史文化的宏大背景之下，特别是置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加以立体多面的观照与阐释。

    比如“道”，这是庄子从老子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带有总体性和本原性的哲学概念。为了使它走出“惟恍惟惚”、“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老子语）的模糊、混沌状态，呈现其自身的固有和应有之义，我在《庄子传》中专辟一章，集中加以诠释。这种诠释，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概念演绎，而是在对“道”实施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以生活化、自然化、社会化、心性化和审美化五种视角（我把它形容为“五张面孔”），搭起了通往“道”之本源的路径。这样，我们耳目所及的，就有许多精妙的对话和议论，大量有趣的场景和故事，既巧妙地对应和再现了庄子特有的发散性和非逻辑性思维，又形象地揭示了庄子心目中“道”在草根、“道”在自然，“道”无处不在的奥义，从而使“道”摆脱了一味虚玄缥缈的形而上气息，具有了可以直观和感触的人间性、生活性与社会性。

    作为文学作品，这部传记采用散文形式、写实手法，钩沉传主出处行藏，展现人物精神风貌；凡有细节勾勒、形象刻画，尽量注意出言有据、想象合理；征引寓言故事，取譬设喻，坚持抽象与具象结合；立论采取开放、兼容态度，展列不同观点，择其善者从之。虽然运用的是知性和理性结合的手法，但力避政论式的沉滞与呆板，坚持从明确的思想认识和清晰的逻辑关系出发，尽量浸入作者的感觉，选用清通畅达的性情化、个性化的语言。论者认为，我们读《庄子传》中《困踬乡园一布衣》、《故事大王》、《拉圣人做“演员”》、《传道授徒》等章，就会觉得庄子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而且是以庄子的手法来描写庄子，因而平添了作品的表现力与可读性。

    庄子是平民，庄子就在人间，就在我们身旁。在我的读书印象中，觉得如果给他画像，不应忽略这样三个特征：首先是那种宠辱不惊，心平气静，悠然自得，潇洒从容的神情和气度；其次，要把他那饶有风趣、好开玩笑、滑稽幽默、富于感染力的智者形象表现出来；最后，形貌上看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属于那类钻到人群里很难辨识出来的普通人物；引人注目之处，是身形瘦削，“槁项黄馘”——干瘪、细长的脖子，托着一个面色枯黄、前额笨重的脑袋。

    ……

    庄子在读书治学的间隙，常常喜欢进城游观，顺便在店铺里歇歇脚，同这些工匠师傅唠唠家常；他们也都把庄子看作是自家人，愿意同他说一些心里话。特别是一些近乡同里的人，都知道这位先生是和自己身份相同的平头百姓，居住不过两间茅屋，出行全凭一双脚板，穿着打扮，饮食习惯，都和大家相差无几，甚至生活标准还要低上一等。而庄子，则对这些穷苦人的生产生活相当熟悉，有的技艺，比如编结草鞋、刻制竹简、制漆、捕钓等，他也能够熟练地操作。单就这一点来说，他倒是有些像创建墨家学派、自称“北方之鄙人”的墨翟——纯粹出身于农民，从小放牛、打柴，参加多种体力劳动，以吃苦为高尚。也正是因为庄子具备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才能在书中那么逼真传神地描绘各种各样的能工巧匠，诸如善于粘蝉的驼背人、操舟若神的船夫、捶制钩带的工匠、神乎其技的庖丁，为齐王训练斗鸡的纪渻子，等等。

    他游踪不定，一会儿进到屠户棚中，唠起宰牛的闲嗑儿；一会儿，又蹲在河边上，擎起鱼竿，屏息注视钓丝的摆动；一会儿，同那些畸人隐者道出一段尖刻无比的寓言，充当一个世路人生的解剖师；一会儿，又漫步在黄沙古道上，负手低吟：“迷阳迷阳，无伤吾行”，成为一个道地的诗人。他还乐于同那些残疾人打交道，神情凝重地听他们诉说惨淡的人生、曲折的经历。

    他很善于讲故事，是一个想象力超群、表情丰富、善于模拟的故事大王。举凡飞禽、走兽、游鱼、草蛇、蝴蝶、鸣蝉、蚊虫、蚂蚁，到了他的口中、笔下，都活灵活现，生动传神，而且被人格化、情感化、形象化了。对于一些动物的生活习性，有很真切的观察和表述。你看他写马：“喜则交颈相靡（摩），怒则分背相踶（踢）”；写鸟：“随行列而止，委虵而处（宽舒自得之态）”；写鸱鸺（猫头鹰）：“夜撮蚤（捉跳蚤），察毫末，昼出瞋目（瞪大眼睛），而不见丘山”。

    庄子的生命体验、生活经验十分丰富，对于物性，有着极其精细的体察。我们可以肯定，他没有喂养猛虎的实际体验，由于家境贫穷，大概连骡马之类的大牲畜也没有豢养过。可是，他对这些动物却观察得非常细致。你看，他在《人间世》篇讲到：饲养老虎的人，不敢拿活物给它吃，因为担心它在扑杀活物时，会怒气勃发，激起其凶残、暴戾的天性；也不敢用完整的动物去喂虎，必须切成碎块，否则，老虎在用牙齿撕裂动物的时候，会激发怒气，恢复其残酷的本能。他还说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喜欢马的人，用精致的竹筐去接马粪，提着珍贵的器皿给马接尿；当发现蚊虻叮在马身上，出于感同身受的由衷怜惜，“啪”地一拍，没想到马竟然受到惊吓，咬断口勒，毁掉笼头，挣碎胸络，狂奔起来。本意出于爱惜，结果却适得其反。庄子还注意到了生活中“螳臂当车”的悲剧现象：螳螂不知道自己力不胜任，凭着一股狂妄的心性，奋力举起臂膀去阻挡车轮，最后闹到粉身碎骨的下场，而车轮照常前进。

    当然，我们的哲学大师，并非像一般动物学家那样停留在物情、物象的观察上，他在体察物性的背后，还有深刻的寄寓在。当代学者王博指出，庄子笔下的养虎人，是精通政治的，他对老虎一直采取顺的态度，以换得与老虎的和平共处；如果是逆，等待他的就只有死亡。生活在政治与权力的世界中，无异于生活在老虎旁边。君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老虎，你要小心着不能让他发怒，要顺从他，而不能和他“对着干”；即便你“对着干”完全是出于一片忠心，可是，君主是没有闲暇来关注你的用心的，爱马者的例子表达的正是这一点。“对庄子来说，如下的问题一直是挥之不去的：我爱某个人，可是这个人愿意接受我的爱吗？或者他会理解我的爱吗？”庄子还告诫世人，必须有自知之明，不要把自己的才能估计得过高，只有既了解自己，又了解这个世界，才会找到合适的角色和位置。

    上述写法也得到了编审委员会创作组、学术组专家的认可。李炳银先生认为，“有关庄子人生经历的史料非常有限，而且不少还只能够从他的言论中去寻觅。所以，以惯常的紧密围绕传主人生经历的写作要求和方式写《庄子传》，几乎不可能实现”；“作者采用‘八面受敌法’，从各个角度辐辏中心的艺术结构形式，对于像庄子这样资料缺乏的传主对象，不失为一个巧妙的靠近方法，渐渐地靠近，不断地显影，最后现其全象。很好。”黄留珠教授指出：“长期以来，有关研究庄子思想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关于他本人的传记作品，却不多见。人们转来转去，似乎很难跳出司马迁所撰《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框架，搞出一点新东西来。王充闾先生撰著的《逍遥游——庄子传》一书，可说是彻底打破了这样的局面。该书以全新的视角，生动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生活于两千多年前的庄老夫子”。“应该说，这是一部相当出色、极具个性特点的上乘之作”。

    我自认这次所登上的台阶是比较高的。有的知名学者评价：这是一部集大成的代表作，作者过去三十几年的成果全都可以略过，只要有这一部就可以垂之久远了。这里有过誉之词，但在我的创作历程中，确实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制高点。在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我曾自嘲说，简直像“老母鸡抱窝”一样，不敢随意挪动。因为在那十六个月期间，我把整部《庄子》，还有一二百部古今研究庄子的著作，全部融入到脑子里，同时像元帅调兵那样，把长时期的学术积累一齐调动起来，运用综合、分析、联想、想象等各种手段，千丝万缕，千针万线，最后织成这部完整的织品。

    走笔至此，我蓦地记起：2005年，在省作家代表大会上，我曾向全体代表表示，哪一天，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创新了，原地踏步，只能重复别人，重复自己，那就索性停笔，再不要“灾梨祸枣”，浪费纸张，遭人厌弃。

    记得《围城》重印之后，杨绛先生曾问作者：还想不想再写小说？钱锺书先生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后悔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这番话的核心所在，我体会是必须不断超越自己；否则宁可不写。

    至于下一步的想法，此刻的心理状态，可以七字“真言”概之：“作家，永远在路上。”颇似长篇小说《简·爱》中，罗切斯特对女主人公简·爱所说的：“在尘世间，事情就是这样：刚在一个可爱的休息处安定下来，就有一个声音把你叫起来，要你再往前走，因为休息的时间已经过了。”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东坡先生的诗句：“脚力尽时山更好，莫将有限趁无穷。”人生有限，事业无穷；顺其自然，知足知止。这恐怕更符合庄子的本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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