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1995）

    自觉补课

    1985年元旦过后，我在市里接待了两位知名作家。谈话中，他们为不久前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党中央提出的“文艺界要大团结、大鼓劲、大繁荣”，而欢欣鼓舞、兴高采烈。他们说，文学孕育在社会这个母体之中，改革开放必然带来文艺生产力的大解放，呼唤着作家艺术家的创造精神和解放思想；看得出来，历史正慷慨地为作家提供一个新的活动空间和发展空间。

    此刻，我所处的位置比较特殊。作为一名地区负责干部，由于同时从事文学写作，同全市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息息相关，贴近这个群体，亲自感受到这个文化热潮的汹涌澎湃；而作为一个写作者，因为有主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实践，置身改革开放第一线，每天接触大量的新事物、新变化，具有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和精神境界。

    当时我谈到，爱因斯坦说过，从事精神创造的人，要有两种自由：一种是外在的自由，应该在全体人民中提倡一种宽容的精神；另一种是内心的自由，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这两种自由，于我都直接相关：对于前者我负有责任；而后者，也就是思想解放，正是我兢兢以求的。

    其时，中国文坛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些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将1985年视为“文革”后最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小说界呈现出“寻根文学”与“现代派”双峰对峙的局面。前者着眼于民族文化，力图通过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挖掘和重构，奠定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根基；后者则与西方现代派紧密相连，采用与传统的写作截然相反的艺术方法，表现世界的不可思议和人生的荒诞、孤独，其中最为盛行的，是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两种文学流派都引起了理论批评界的高度重视。一时间，西方的哲学、宗教、文化、文学等各个领域的著作被大量译介过来。这对于封闭已久的中国作家来说，无疑敞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与此同时，诗歌和散文也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散文，摆脱了80年代缓步前行的状况，90年代初异军突起，出现了“美文”与“学者散文”并驾齐驱的态势，有如80年代的小说，形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散文热”。文学研究领域，学习外来理论的热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1985年甚至被人们称为“方法年”。

    与此同时，“美学热”也在举国上下蓬勃兴起。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美学巨子围绕着“美的本质”即“美的根源”所展开的论争之后，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中期，他们又就“美的本体”等基本问题，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争辩。使美学独得风气之先，登上全国一些高校基础课或选修课的讲坛，西方美学著作纷纷被译介，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

    这些思潮、流派、理论、方法上的争衡，大大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创作的风貌脱离了较为单一的模式，艺术方法的探索和革新以更大的步伐推进。作家的主体性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表现鲜明，文学在朝着本体回归。

    如果说，上述这些因素，对于我是催生变革的大环境或曰外因的话；那么，我自身的认识与需求便形成了内在的动力。

    孔子有“五十而知天命”之说，1985年我正好是五十岁。何谓“知天命”？说不清楚；但我知道，首先应该知道自己。单就知识基础来说，我自认必须同时做好两件事情：已知的应该更新；未知的抓紧补课。小时候，我是从“读经”开始的，“四书五经”毕竟是封建时代和小农经济的产物，许多东西需要更新；知识结构不够完整，学术视野相当狭窄，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这条腿比较粗，而缺乏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科学精神的支撑。现代的学问、西方的文史哲经，相对来说，涉猎的比较少，许多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新的思想知之不多，积淀比较薄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思想境界拓展不开，不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另外，在创作观念上，我对于文学回归主体，对于当代文学的主体性、内倾性特征的认识，远不如传统散文中“文以载道”的思想那样深刻。

    受当时文化热潮的影响，从个人实际出发，我从1985年开始，花费几年时间，深入研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的《美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丹纳的《艺术哲学》、卡西尔的《人论》等西方哲学与美学经典，同时，也读了国内几位美学家的著作，其中有朱光潜的《谈美书简》、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王朝闻的《美学概论》、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美学四讲》等；还有法国年鉴派史学、美国新历史主义方面的史学著作。每当啃这些理论著作弄得脑涨头昏时，我便找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来读，换换口味，转移一下注意力，觉得既有趣，又解渴。这样，一直延续到新世纪之初，对于西方的文史哲美的学习、研索，迄未间断。如果说，70年代中期那阵子理论学习的目的性还不甚明确的话；那么，80年代下半叶开始的这番较长时间的补课，就带有鲜明的指向了。

    期间，1986年春季和1991年下半年，先后进省委党校、中央党校学习，在学员中，我敢说是读书最多的一个，读的书主要是哲学、美学、史学等人文学科方面的经典著作。

    现在，回过头来总结那些年的读书、进修，觉得有些方法还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一，运用苏轼创造、并为毛泽东主席所欣赏的“八面受敌法”，精研深读经典著作，辅之以适当的泛览（认门户、开眼界）。“八面受敌读书法”源出《孙子兵法》“我专而敌分”的用兵方略——当八面受敌之时，则应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各个击破，切忌八面出击，分散兵力。苏东坡在读书和研究学问时，每次都选准一个角度，理解、消化一个问题，逐个解决，积少成多，从而达到事事精核的效果。

    其二，在弄清原典上下功夫，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目的在于武装头脑，扩展思路，激活创造精神，指导并丰富相伴而行的文学创作。

    其三，因为文学是人学，所以，为文学的读书、求索，应该紧密联系人生的价值，命运的参悟，道路的抉择，人性的发掘，个性与命运、个性与文化关系的探究，应该同生命体验、人生感悟结合起来。这一切，都为我的创作实践、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有益的滋养。

    诚然，哲学、美学和史学本身不是文学，但却以其对宇宙、人生和艺术的根本性探讨，具备了文学本身所不具备的功能。这样，在我的面前，就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人是什么？世界与人的关系怎样？艺术的本质何在？“人最重要的就是具有创造性”，“人的本质就是其无限的创造活动”；“艺术和自然有着先天的不可分离的关系”；“理想的完整中心是人，而人是生活着的。——属于生活的主要地是周围外在自然那个对立面，因而也就是和自然的关系以及在自然中的活动”。——先哲们的论述使我体验到了思想的无穷魅力，提升了文学回归本体的自觉，主体性、个性化增强了；每天都沉浸在美感、哲思之中，展开美的探索、美的追寻、美的发现；这种主体性与个性化，经由哲学和美学的引领，表现为独特的诗性化的人生感悟，进而形成蕴涵着情致、哲思与美感的文字。

    在哲学、美学、史学的研读过程中，我都认真做了心得笔记，记下了自己的领会与悟解。比如，在美学方面，当时记下了大量心得、体会，概言之，可分为下述五个方面：

    一、美学何为？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使意蕴提升，实现深度追求，必然要凭仗哲学的导引，而美学是哲学母亲的骄子，自然要走到美学这里来。尤其是中国的美学精神、美学传统，是一种审美的哲学、诗性的哲学、悟性的哲学。因此，为了提升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水平，钻研美学是必需的。同时，面对着日益紧张的异化世界，通过追求一种美的人生理想、人生境界，体味哲学意蕴、艺术灵性和美感、诗情，有助于保持人间的诗性和生命的憧憬，使心灵得到升华与净化。“审美之路作为超越之路，以审美活动作为自我拯救的方式，通过审美活动去创造生活的意义，以抵御物质世界对人的侵犯，以人的感性、生命、个体、生存重构审美活动”（生命美学倡导者潘知常语）。

    这一切，都促使我对美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大量新事物、新思想、新现象，包括日常生活中涉及到的披肩发、牛仔装、喇叭裤、蛤蟆镜、迪斯科等等，即便是从工作出发，也都需要有个明确态度、做出正确解释，也催促我对于美感问题的钻研。

    二、关于美的本质，它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美是在物还是在心，还是主客观统一？我的看法是，作为以审美和艺术问题为中心、进行哲学性思考的美学，如果单从在物在心角度，也就是从哲学概念角度、认识活动角度来解读，恐怕也难以解释清楚。美，产生于美感。一种事物之所以成为美的，是因为欣赏它的人心里产生了美感。原则上讲，审美活动不属于科学范畴，它并非认识问题，而是一种体验，是人和世界的一种沟通、一种体验——中国古代先哲称之为感兴。在中国文化的固在品格中，一直把美学原理建构成一种美/美感/艺术三合一的体系。

    三、随着美学研究的深入，逐渐地由叩问美的本质转移到美感体验上来，体验到审美距离以及人的情感对于美的体验的影响——不同的审美距离，不同的审美对象以及不同的审美心情都会对最终的美感造成影响，从而确立了距离说、移情说等美学原理。

    瑞士美学家布洛指出，美感是主体与对象在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时产生的。一定的距离，使客观现象与现实的自我脱开实际利害关系，审美和艺术超出实践关系，以纯粹的审美眼光来观赏对象，使一切审美价值与实用的（功利的）、科学的或伦理的价值区别开来。

    所谓“距离产生美”，说的是人们在欣赏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的审美过程中，必须保持特定的、适当的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时间距离，指与审美主体的接触时间不能过于长久，否则会造成对审美主体的审美疲劳，从而使美的事物失去其应有的美感。空间距离，是指审美情感对审美主体的美化作用。由于消除了利害考虑，模糊了具体印象，往往会产生崭新的体验。

    当我们聚精会神地观察审美对象时，往往会产生把我们的生命和情趣注入到对象中，使对象显示出情感色彩的现象，据此，德国费肖尔父子提出了“移情说”。杜甫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正是这种“移情”的结果。

    四、美是一种发现，发现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朱光潜先生说：“任何审美活动都是一种创造活动”；李泽厚先生说：“美，只能是人类主观心灵的创造”；蒋孔阳先生说，“美是恒新恒异的创造”，“美是多层累的突创”。在这个问题上，几位美学大家的意见倒是一致的。

    五、读过了西方、苏俄、印度的美学典籍，也加深了我对烂熟于心的中国古代经典中美的论述的理解。《论语》一书本是讲述原则、道理的，许多篇章甚至是语录体，但它并不是板着面孔，枯燥地进行说教。《先进》篇载：孔子与子路、冉有、公西华坐在一起谈心，曾点在旁边悠闲地鼓瑟，孔子便问他：“点，尔何如？”曾点听了，便用弹瑟的手指在弦上一拢，铿然一声，把瑟放下，站了起来答道：“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我同意曾点的主张）”这里有场景，有形象，有细节，有哲思，有诗情画意，充满了优美的意味。再如，《庄子·逍遥游》篇：“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美学描述美感的典型范例。

    美的观照

    反映在散文创作上，这个期间，我写了一大批带有哲理性的散文，体现哲学与美学的双重意蕴，力求从哲学的智慧、美学的超拔，理性的张力与诗意的澄明中展现一己的思与悟，凭借散文文本传递自我对万象造化的审美意蕴和理性化的沉思。比较典型的要算《五岳还留一岳思》、《心中的倩影》和《追求》三篇了。

    《五岳还留一岳思》从友人遍游闾山之后“产生一种意兴阑珊的味道”谈起，说到旅游，说到现实生活，说到艺术创造，核心表达了“充满希望的旅游比到达目的地好”的理念，以及对于“审美距离”和“不到顶点”的体验与领悟。

    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们对于已经占有、已经实现的事物，不及对于正在追求、若明若暗、可然可否的事物那样关心。张恨水的两句诗：“凡所难求皆绝好，及至如愿又平常”，反映了这种心态。古往今来，有谁未曾从不断的追求中获得快慰呢！

    我在这里想要揭示的是美感体验中的“过程说”——过程重于目的，理想高于现实。这固然谈不上什么新的见解、新的发现，但在我个人来说，却是一种超越心态的反映。以往所关注的常常是目的的实现，比如两年前写的《黄山三人行》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的艺术表现。攀登黄山天都峰，我是以爬越崇阶，直上峰顶为鹄的的，那种架势，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意态。

    越往上爬，石级越陡，每上升一步都要手足并用，动作稍不协调，前面人的脚就会碰到后面人的头顶。有时遇到垂直九十度的绝壁，免不了要膝盖贴腮，鼻头碰壁。仰首翘望攀登顶峰的路线，远哉遥遥，势如悬瀑，不禁心旌震怖，两腿发虚。特别是山树鹰在枝头一声声的鸣叫，听来很像“回——回去”，更平添了三分退意，确像古人说的有点“望峰息心”的味道。可是，当想到三百七十年前，徐霞客抓着树枝、野藤，将肚皮贴在山上，蜿蜒向上爬行，终于登上天都峰的情景，又觉得眼前的难度和险度，正在大大减小。——起码我们有石头凿出的台阶可登吧？

    及至到了峰顶，心情确是无比的兴奋，以致豪气冲天地高声朗吟着：“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但再往前走，步步都是下坡路，很快也就四顾茫然、意兴索然、心境苍然了。

    而到了本篇《五岳还留一岳思》，随着“过程说”的提出，则表明在哲学思想和美学观念上已经实现了转化——目的有限，过程才是无限的，只有在无限的过程中，人才能获得根本性的满足。

    18世纪德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莱辛说过：“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胜于重视真理本身。”爱因斯坦十分喜欢这句话，曾把它作为座右铭，意在从中汲取美感，寻求慰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有这样的体会。钓鱼兴趣很浓，但目的往往并不在于吃鱼，只是为了从持续的等待、期望、追求中，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充实和满足，寻求健康、悠闲的情趣。记得著名哲学家冯定先生曾在一次谈话中说过：“人生就像解方程，运算的每一步似乎都无关大局，但对最终求解却是必要的。结果往往令人神往，我却更喜欢过程本身，过程就是结果的奥秘所在。”

    《心中的倩影》这篇散文，同样表达了一种出于切身体验的美的感受。80年代初，我曾有南京之行，当时最急切的想望，就是一睹向往已久的秦淮河的秀丽姿容；但是，令人沮丧的却是秦淮河已经受到严重的堵塞与污染。听到这个信息之后，我毅然打消了前往看望的念头，不想让它的陋貌衰颜呈现在眼前，而宁愿秦淮河的美永存于虚幻的记忆与意念之中。

    ……回来后，我把这些想法讲给几位朋友听，多数人都不以为然。有的说我“痴情可哂”，有的笑我“书生气十足”，“理想主义”，我却至今不悔。特别是读到文洁若的散文《梦之谷中的奇遇》，对作家萧乾的举措，更是赞其通脱，引为同调。

    1928年，十八岁的萧乾在汕头角石中学任教时，结识一位名叫萧曙雯的女学生。二人心心相印，灵犀互通，诚挚地爱恋着。不料，校长插足其间，声言如果曙雯拒婚，就要对萧乾狠下毒手。姑娘断然斥绝了这个恶棍，同时劝说萧乾赶紧离开，以免遭到暗算。本来，她是准备同萧乾一道乘船逃离的；可是，当发现码头上有歹徒持枪环伺，她只好改变主意，悄悄地溜回。她知道，若是萧乾只身出逃，他们会高兴地放他走开；如果二人同行，萧乾就会死在这伙恶棍手中。

    尘海翻腾日月长，一别音容两渺茫。这对情人南北分飞，无缘重见，各自在布满荆棘的坎坷路上建立了家庭。八年后，作家萧乾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梦之谷》。他是多么盼望有朝一日能够再见一面当年的恋人——书中的女主人公盈姑娘啊！

    六十年过去了，他终于有机会旧地重游，回到了汕头的“梦之谷”，并且得知萧曙雯仍然健在。这对于千里离人来说，尽管不无苦涩，却也毕竟是一种抚慰。可是，经过一番斟酌，他毅然决然放弃了这个此生难再的机缘。他不愿让记忆中的清亮如水的双眸，堆云耸黛的青丝，轻盈如燕、玉立亭亭的少女风姿，在一瞬间，被了无神采的干枯老眼、霜雪般的鬓华和伛偻着的龙钟身影抹掉，他要把那已经活在心目中六十年的美好影像永远保存下来。萧乾说：“这不光是考虑自己，也是为了让曙雯记忆中的我永远是个天真活泼的小伙子，所以，还是不见为好。”

    《读三峡》一文中也阐发了类似的道理：人说大宁河上的小三峡是三峡的聚珍版和缩印本，景色绝佳，而且，由于滩险岩奇，还可以补偿由于三峡惊险场面的消除所造成的失落。可惜，因为时间有限，交臂失之，说来也是一桩憾事。但是，我用另一面的道理宽慰自己：美学上讲究逸韵悠然，有余不尽，忌讳一览无余，因而有“不到顶点”的说法。怕的是到达顶点就到了止境，捆住了想象的翅膀。龚自珍有诗云：“未济终焉心缥缈，万事都从缺处好。吟到夕阳山外山，世间难免余情绕。”踏不上的泥土，总被认为是最香甜的。何妨留下一片充满期待与想象的天地，付诸余生忆念，纵使他日无缘踏上，也尽可神驰万里，向往于无穷了。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那么，美，究竟是存于内心，还是一种现实存在？我的看法是，美，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主观的以意象存在，比如《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或者作家的所谓“白日梦”；而客观的美以具象形式存在，同样是随处可见的。所以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关键在于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当然，对于作家来说，更习惯于“将无作有”——驰骋心中的想象，留连于“白日梦”。至于黑格尔所说：“只有心灵才是真实的，只有心灵才涵盖一切，所以，一切美只有涉及这较高境界而且由这较高境界产生出来时，才真正是美的”；反过来，“自然美只是属于心灵的那种美的反映，它所反映的只是一种不完全、不完善的形态，而按照它的实体，这种形态原已包涵在心灵里”。这样，可就全然弄颠倒了——原本是客观的现实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却反过来说心灵是源泉，生活的真实来自心灵的真实。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适度的空间距离与心理距离是形成崇高或美感的必要条件。朱光潜先生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距离含有消极和积极的两方面。就消极的方面说，它抛开实际的目的和需要；就积极的方面说，它着重形相的观赏。它把物和我的关系由实用的变为欣赏的。就我说，距离是‘超脱’；就物说，距离是‘孤立’。从前，人们称赞诗人往往说他‘潇洒出尘’，说他‘超然物表’，说他‘脱尽人间烟火气’，这都是说他能把事物摆在某种‘距离’以外去看。反过来说，‘形为物役’，‘凝滞于物’，‘名缰利锁’，都是说把事物的利害看得太‘切身’，不能在我和物中间留出距离来。”

    我的思辨性散文《追求》，可以看作是对于美学大师的精辟论述的感性解读。

    悬念与追求会产生一种美的境界。有的美学家认为，哲学、艺术的真谛，都在于不断地追求真善美，而不是占有它们。实际上，美是不能被占有的。由此，我联想到《世说新语》中的一则故实：

    王子猷任性放达，弃官东归后，在山阴闲居。一天夜里，大雪纷飞，弥天盖地。他一觉醒来，开门叫僮仆备酒。饮酌中，临窗四望，但见处处银装素裹，净洁无尘，蓦然忆起了住在剡溪的好友戴安道，便连夜乘船前往寻访。足足走了一宿，方始到达友人门前，可是，却悄然返回了。人们问他：这么远冒雪赶来，为什么不进去与友人见上一面？他的答复是：“我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也许王子猷只是追求一种美的境界，走近，却并不占有，留下一块永恒的绿地，供日后悬想与追思。在他看来，这种美的境界就在事物的过程之中，所以，“山阴泛访戴之舟，到门不入”。这里，也显示了晋人追求心灵超越的唯美主义品格。

    ……

    几年前，读过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一篇小说，内容梗概是：

    靠近小镇有一条铁路，每天下午两点多钟总有一列区间特别快车驶过。二十多年来，每当这列火车开过来，司机总要拉响汽笛，这时，就有一个女人站在小屋后面向他挥手。开始时，她身旁依偎着一个小女孩，后来，女孩渐渐地长成了大姑娘，司机也繁霜染鬓，一天天地步入了老境。

    他忠于职守，勇敢机智，多次在危急中紧急制动，使一些儿童、老人、流浪汉幸免于难。他感到，无论多么艰苦、劳累，只要一看见这座小屋和天天向他挥手的母女，就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与温馨。他曾在上千种光线、上百种异样天气中见过她们，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她们，尽管未曾交过一言，但彼此似乎已经心心相印，融为一体了。

    他想，将来退休以后，一定要去寻访她们，坐在一起畅谈一番。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老司机卸了任。他第一次从这里踏上月台，怀着无限期待、无比幸福的心情，来到了母女俩居住的小镇。他走着走着，逐渐产生一种陌生感，涌现出困惑、茫然的心情。幸好，过去见过上万次的母女俩，此刻正站在路边，上下打量着他这个陌生人。母亲面容消瘦，神情冷漠，目光中反映出猜疑、惊恐和不信任的情绪。

    这一切，把他从她们的招手中所感受到的那种亲热劲儿、乡园感，驱逐得无影无踪。他试图解释几句，但当看到两个女人呆滞、拘谨的神情，便默然离开了。他后悔此行勘破了那一场充满着希望与追求的美梦。

    这篇哲理性很强的小说，恰恰应和了陈独秀先生1909年《本事诗》中所写的：“相逢不及相思好，万境妍于未到时。”应该说，它是这两句名诗的最佳的诠释。

    从中，我们也悟解出，追求比占有更使人感到快慰，感到幸福；充满希望的追求，总是比实际到达目的地更有吸引力。有些人占有欲很强，但未必就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世间能够到手的东西毕竟有限，而占有欲却会无限地膨胀。以有限逐无限，必然经常处于失望、苦恼之中。正如宋代文学家苏轼所言：“物之所以累人者，以我有之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丑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

    苏轼还说过：“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所谓“寓意”，就是借客观事物以寄托人们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人与物之间不会产生占有关系的欲念，人的精神摆脱了物与人之间的实际利害关系的束缚，处于自在自如状态；而“留意”，则是出于自身利害关系所产生的对客观事物的占有欲望。

    西方美学也很重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他们把这种审美心理与个人功利观念之间的距离，称为“审美的心理距离”。

    企求人格完美的精神超越，是人类特有的崇高的审美追求。美感，不是功名利禄、饮食男女的物欲满足，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充实与愉悦。尽管人的生命延续和美的追求离不开物质生产活动，但是，如果仅仅以世俗的功利欲望的占有为满足，那就无从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甚至使人沦为物的奴隶。

    人生代代无穷已。社会发展，人类进步，都有赖于不断的追求。人类的精神世界，正是伴随着不断追求与探索而一步步地丰富、拓展开来的。应该说，幸福的实质就在于不断地追求。“哀莫大于心死。”人只要活着，就一天也不能没有追求和希望。难怪有人说，人生的道路是由一个个目标铺成的。目标，理想，追求，向往，这是催人上进的强大的内驱力，犹如大海的洪潮，万古如斯，一刻也不停息它那澎湃的律动。

    游者之悟

    可能是由于受中国传统文人、传统诗文的影响过深，对于名城胜迹的深邃蕴涵、山川佳境的自然之美，我一向有着本能的直觉的迷恋，所以，只要有机会就前往游观。为此，曾以宋人朱敦儒的《鹧鸪天》词自嘲：“我是清都山水郎”；不过需要申明：一、我没有上过天帝的“清都”；二、我绝非“懒慢”，更不“疏狂”。

    处在领导岗位上，对于创作与研究，确实带来所谓“知识与权力的两难”，经常出现时间、心态与思维方式上的矛盾；但也提供一些方便的条件。特别是到省里任职之后，我有更多机会参加全国性的会议，而由于同时又有作家、教授的头衔，可以经常到各地访问、考察，广泛接触各方人士，请益于文艺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随着立足点的提高，接触面宽了，胸襟扩展了，眼界开阔了，得以及时了解全国文化发展大势。

    继1985年出访日本之后，1990到1994年，又曾先后到过东南亚、朝鲜半岛、俄罗斯和美国；国内足迹遍及东西南北，像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曾经赴新疆，上西藏，去海南，访香港，登天都峰，逛九寨沟，吊绍兴禹陵，蹑长岛诗踪……在那些留着千百年来许许多多诗心墨痕的所在，我往往是‘因蜜寻花’，或如庄子所言，‘乘物以游心’。我不想按照景点导游图的指点，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为记录‘到此一游’而拍照留影，而是宁愿在景深人静之处，长久伫立，沉静思索。脚踏在实实在在敞开的大地上，一任尘封在记忆中的此一景点的诗文涌动起来，与那些曾经在这里驻足留连的过往诗人对话。心中流淌着时间的溪流，在冥濛无际的空间的一个点上，感受着一束束性灵之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山水间，大自然与那一个个易感的心灵，共同构成了洞穿历史长河的审美生命、艺术生命，‘天地精神’与现实人生结合，超越与‘此在’沟通。”

    这样，写出来的游记，不再是自然景观与历史人文一般的交融互汇，而是渗透着一己切实的人生体悟；不再是泛泛地叙述他者（古人或今人）的思、感、言、行，而是融进强烈的主观介入。

    在这里，对社会思想剖析的纵向掘进，和注重个体的精神特征、注重表现人的感情，将艺术地再现生活为主变为表现人的情感为主的横向开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主体精神的融入使自然景物蕴涵了浓重的生命的意趣，同时，自然景物也以其自身的特质作用于写作者，使写作者获得了丰富的生命情感、蓬勃的生命活力和崇高的人格精神。

    我在云南大理曾经参加过一次白族的“三道茶会”。顾名思义，茶分三道：第一道茶是经过文火烹过的，苦涩无比；第二道茶是甜茶，里面加了红糖、核桃仁等，喝上一口，甜中带香；第三道茶里，添有蜂蜜、花椒、芥末等作料，使人记起苏辙“俚人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的诗句。略一沾唇，便觉麻辣酸涩一齐涌来，竟然辨别不清是什么滋味。可是，饮过几口之后，细加品啜，却又颇像咀嚼橄榄，大有回甘之效，故称之为回味茶。喝过之后，我即兴吟咏一首七绝：“未经世路千重境，且饮人生三道茶。消受个中禅意味，蹉跌险阻漫诧讶！”

    据说，这种茶会原是为欢送子弟外出求学、习艺、经商的一种礼俗，后来，演进成一种富有生活情趣、饱蕴人生哲理的待客方式。它熔娱乐、审美、教化作用于一炉，为人们在紧张、喧嚣、粗犷、变动的现代生活中提供一方宁静的憩园和几丝温馨的抚慰。

    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其中有这样几段话：

    三道茶会，对于初出茅庐、乍涉世事的青少年，颇有教益。三杯酽茶入口，苦苦甜甜，回味无限，即使是粗心率意的钝根庸质，也总能从中得到启迪，有所感悟，减除几分稚气，增加些许成熟，不致把原本复杂曲折的社会生活简单地看作笔直、坦平的“涅瓦大街人行道”。

    回味茶，尤其宜于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沧海惯经，风霜历尽，百般磨折过去，世事从头数来；绚烂归于平淡，浮躁化为沉静。丰富的阅历，多彩的生涯，翻过筋斗、勘透机锋的智慧与超拔，使他们如窖藏数十年的陈酿，味浓而香冽。经过几番回味，其间固然不乏颓唐、退馁者流，所谓“五欲已消诸念息，世间无境可勾牵”（白居易诗）；但更多的还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有人说，幸福感是经过磨折之后一种高扬的澄静。果如是，则这些老人的心境笃定是甘甜的。

    身处逆境者有必要啜饮三道茶。那种苦甜交汇、忧乐相乘的意蕴，有助于他们顿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妙谛，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的人生哲理，领略“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的辩证关系，从而磨砺意志，振奋精神，立志作烈火中的纯钢，冻雪中的红梅，暴风雨中的雄鹰。

    至于那些万事亨通，一无窒碍，志得意满的幸运儿，三道茶对他们也有所裨益。他们在横绝四海、睥睨万方的奋进中，喝上一杯苦茶，当可澄心静虑，少一些浮躁，多几分清醒，懂得危机感的不可或缺，忧患意识之可贵，增强经受挫折、战胜困境的应变能力。

    健全的人生离不开真善美的发掘与弘扬。借鉴与吸收外间经验，无疑是极端必要的。但是，总不能脱离民族传统的土壤。而且，正如某些民俗学家所指出的，现在有些艺术实践活动，尽管比较科学、缜密，但总不如一些优秀的民族传统活动那样清新活泼，意趣盎然，贴近生活，那样使生活的艺术化与艺术的生活化浑然一体，因而不能形成足够的社会氛围和人文趋向，不易获得整体的社会性认同与契合。

    散文《黄昏》，通过对黄昏的瞬间印象的捕捉，凭借主观的审美体验去传达黄昏所附丽的心理色调和人生感悟。

    夕照、黄昏原是鲜活灵动、多彩多姿、富有生命力的。它具有美的形象。泰戈尔说：“黄昏时候的天空好像穿上了一件红袍，那沿河丛生的小树，看起来更像是镶在红袍上的黑色花边。”它又是富有音乐感的。高尔基说，当太阳走到大地里面之后许久，“天空中还轻轻地奏着晚霞的色彩绚烂的音乐”。而且，还有性格，有情感。在莫泊桑笔下，“那是一个温和而软化的黄昏，一个使人灵肉两方面都觉得舒服的黄昏”。凡尔纳写道：“太阳在向西边的地平线下沉之前，还利用云层忽然开朗的机会射出它最后的光芒”，“这仿佛是对人们行着一个匆匆的敬礼”。赫尔岑写得更是富有良知，“这美丽的黄昏，过一个钟头便会消失了。因此，更其值得留恋。它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在别人还没有厌倦之前叫他们珍惜自己，便在恰当的时候转变成黑夜”。原来，黄昏竟是这样的充满情趣，难怪夏洛蒂·勃朗特称许它是“二十四小时中最可爱的一个小时”。

    在我的心目中，草原的夕阳是过年时村头挂着的大红灯笼，似近实远，似静实动，衬着绿绒毯一样的芊芊茂草，成就了一幅天造地设的风景画。海上的夕阳像正在爆发的火山一样，喷射出万道光芒，把天际烧得通红。海涛则如万马奔腾，疾驰而去，闯进那红宝石和炉火般蒸腾滚动的霞辉里。最动人心弦的是万米高空之上黄昏景象：

    在苍茫的天地交接处，映现出类似日光七色的横亘西天的宽阔彩带。紧贴黛青色天穹的是翠蓝和绀紫，下面是一层碧绿，再下面是一色的橘黄，再下面呈淡金、橙红色，靠近地平线是一抹丹红，彩带下面是暗黑的大地……二十分钟以后，天空开始变暗，七色不甚分明，尔后红色逐渐转暗，彩带全呈暗黄色，最后与大地融合在一起，看去像薄暮中大片成熟的谷物。

    这是自然界的黄昏，分明也是我一己的生命的黄昏。一生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能力、阅历，便是那日光七色，那丰收的景象和成熟的果实。已化为烟云的昨天因收获而实存；而可供把握的今天更因探索而美丽。

    在纪游文字中，融汇着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的散文，还有描写著名风景区九寨沟的《清风白水》。面对此间的自然天籁、荒情野趣，我的感觉是，犹如“裸体的婴孩扑入母亲的怀抱，生发出一种重葆童真，宠辱皆忘，挣脱小我牢笼，返回精神家园，与壮美清新的自然，整个地融为一体”。

    在我看来，“隐在深山人未识”的九寨沟，与其他许多著名的风景区都迥然不同，亘古以来，它就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典型的处女地。世世代代，这里只是散居着为数不多的藏族同胞；那些性耽山水、情系烟霞的文人墨客从未涉足，因此，过去“名不见经传”，人文景观相对缺乏。此间，多的是古艳动人的神话传说，它们以原始思维的想象和幻想、虚构的形式，曲折地反映出藏族劳动人民在征服自然的劳动、斗争、爱情生活中的经验、理想、感情和愿望。这种特异的历史文化积淀的形成，当然和它长期处于封闭式的环境，脱离原始状态较晚有直接关系。作为民族远古的梦、文化的根、精神活动的智慧之果，口头传承的原始文化结晶和无意识的集体信仰，神话传说，在九寨沟可说是满坑满谷，俯拾即是，几乎所有的景观都和神话传说相联系。这一切，使得九寨沟原本就瑰丽迷人的景观更加富有魅力，筑成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座虹桥，沟通梦境、现实、希望的一条彩路。

    我访九寨沟时，正当知命之年，已经是告别童话与神话的时期了，可是，置身其间，仿佛又回到了飞驰已久的童年，重温和白雪公主、美人鱼为伴的幻想世界，恢复了清风白水般的童真。同这种雾气氤氲缠绕在一起，幻者似真，真者疑幻，怕是几个清宵好梦也难以遣散的了。

    也许是文人的积习吧，此刻，那易感的心灵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又悄然而至，迫使我的心情在轻松、愉悦的同时，又交织着剧烈的冲突与矛盾。在散文的结尾处，我郑而重之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面对那醉人的湖山秀色，我曾深深为之惋惜：长期僻处深山密林之中，鲜为人知，空度了无涯岁月，辜负了天生丽质。但是，当我看到坐落在海拔二千六百米的湖山胜境的日则招待所门前，一群吃罢山禽盛宴、喝得烂醉如泥的年轻人，乱掷罐头、酒瓶，随处便溺、呕吐，丑态百出的情景，又觉得开发得晚也未必不是它的幸运。在工业文明的物欲满足往往是以破坏生态平衡为其代价的现代社会里，如果九寨沟早几十年面世，恐怕今天再也见不着这块净土了。……须知，自然界有其自身合法的权利和独立的价值。我们每个生活在地球母亲怀抱中的现代人，都应该对生态环境有一种深沉的眷恋感和自觉的责任感。遗憾的是，在这方面，人们常常忘本。人是自然的产儿，但在成为文明人之后，便一天天地远离自然掉头不顾了。

    这种忧患意识持续得很久。直到五年后访问夏威夷时，仍然不能去怀。我在旅美游记《靓女新妆出镜心》中，是这样写的，也叫做有感而发吧：

    夕阳淡淡地照着海上的澄波，沙滩上游人渐渐散去，把日间的万种繁华与绮丽，留给一片片彤云和一行行椰林。我们用过了晚餐，先是沿着海岸闲游了一会儿，然后，索性就坐在软绵绵的尚有余温的沙滩上，完全放松下来，与海波相知相悦，相对忘言，伴着一阵阵的涛声起伏——那振古如兹的永恒的鼾息，尽兴地去追怀与玩味，想得很远很远，大有一种“云物不殊乡国异”，“独立苍茫自咏诗”的意境。

    此刻，我们不期然而然地将自我的生命融化到自然的生命之中，从大自然的形式之美生发出对于生命的推崇和生态环境的珍惜，展现出一种超越国度的人类共有的普适性的审美冲动：在这轻尘十丈的喧嚣世界里，人们对于自然环境，应该去掉那种极为近视、极为功利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多为人类、多为子孙后代着想，重视保护生态环境这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根基，珍惜这啾啾的鸟鸣、唧唧的虫吟，新鲜的空气、净洁的水源，明媚的阳光和翠绿的丛林。

    还有一类纪游散文，通过对景物、事件的勘核，阐发了哲学意蕴。在《历史的抉择》中，以记叙帝王墓葬为载体，运用正反对照、互为背景的写法，以空间对时间，从感性见理性，做了道德、生命与功业的关系的思考，表达了对历史人物的审美判断和价值评判。

    老子有言：“死而不亡者寿”。那古穴神奇迷茫、碑亭高耸的禹陵，那规模宏大、气象巍峨的禹庙，那金碧辉煌、重檐飞角的大殿，那身着华衮、手捧玉圭、头戴冕旒的大禹塑像，以及往来如织、络绎不绝前来参谒的四海游人，不正是苦工皇帝、治水英雄大禹的永生不朽的象征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距此并不很远的南宋六座皇陵的荒凉冷落，无人问津，被人们弃置若遗，则正反映出“无道昏君”的寿命的短暂。

    一方面，是四千年前的大禹，以其震古烁今、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留下了不朽的生命，为万代子孙所敬仰；另一方面，时间仅仅过去六百多年，巍巍六陵于今却已荡然无存。——我之所以做这样的对比鲜明的思考、判断，倒不是单纯地强调某种政治思想主张，而是旨在同时揭示一种哲学蕴涵，亦即对生命长度的辩证思考。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如果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则有限就会变成无限。

    与此相近，《公道站在时间老人的门口》，则是通过引证古今多个事例来阐明科学的政绩观与得失观。里面讲了当代两个有远见、有胆识的领导干部，在极左时期因为修公路、栽果树遭到不公正的批判，后来实践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古代的也讲了两个官员，一个是因为率众抗洪有功受到民众拥戴的徐州知州苏轼，另一个是元代的治河能臣贾鲁，关于他，有人题写了一首富有哲学理蕴的五言诗：“贾鲁治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销磨”。时间老人是无比公正的。“李唐赵宋风吹浪”。什么凌烟阁、纪功碑，都将随着岁序的迁流而荡然无存，唯有刻在人民群众心头上的丰碑，将历久不磨，巍然永在！为功为过，为是为非，在历史的检验面前，显现得一清二楚。

    还有一篇《长岛诗踪》的纪游散文。我原来想，长山列岛既然是个景色绝佳而又荒寂、褊狭，与世隔绝的所在，那里一定会弥漫着朦胧、神秘的氛围，广泛流传着各种神话传说——史前艺术的折射镜和显像版。可是，身临其境之后，弥望中却是一排排矗立着的现代感很强的整齐的楼群，那整洁、开阔、平坦，覆盖着绿树浓荫的柏油马路，那环绕着碧绿的海湾，满布着不同肤色、不同服饰的游人的环海公园，仿佛一齐在向我申明：这里并非我所想象的海岛。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海岛渔民在这里筑起了中国第一座县级民用飞机场；架设了贯穿全县各个乡镇，与国家电网接通，总长达二百多公里的海底电缆，使长山群岛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明珠；修建了设备比较先进的科教文卫设施。他们自编自演的《海蓬花》，竟在全国歌剧观摩演出中夺得了剧目奖和优秀导演奖、优秀演员奖，弄得那些声名煊赫的大型剧院瞠目结舌。此行唯一感到缺憾的是，两日的勾留，竟然没有搜集到一则神话传说。这使我想到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1991年人民日报举办“五彩城”散文大赛，本文被评为一等奖。评议中，有的评委心存戒虑，怕评上一位高级干部会被说成是“文以人重”，评委会主任秦牧先生指出：“我们对参评文章取舍、轩轾的唯一标准，是其质量与水准。质量第一，质量唯一。只要标准达到了，就可以放胆地评，不管他是领导干部，还是一介平民。”高言傥论，博得全体一致拥护。

    梦幻情结

    著名学者王向峰和颜翔林先生在评论我的散文作品时，都从美学视角分别提到了“梦幻情结”、“梦幻笔法”问题，认为创作过程中“充分运用了自由联想、意识流动、梦幻体验等心理功能和审美手段，最大限度地展现存在个体对现实世界、历史现象、人生境域、生命隐秘的感知、理解、领悟和认识，以空灵飘逸的艺术精神，拓展了当今散文的表现领域，丰富了修辞技巧”。

    循此评断，我感到有下述一些篇章可供分析：

    我在纪游散文《涅瓦大街》中，在浓涂重抹它的浓郁的艺术氛围之后，接着写道：

    当我漫步涅瓦大街时，忽然产生一种幻觉：仿佛19世纪上半叶活跃在这里的俄国作家群，今天又陆续地复现在大街上——

    看，那位体态发胖、步履蹒跚的老人，不正是大作家克雷洛夫吗？他是从华西里岛上走过来的。他喜欢花岗岩铺就的涅瓦河岸，喜欢笔直的涅瓦大街和开阔的皇宫广场。

    在克雷洛夫的后面，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仿佛正在吟咏他那把感情和心绪加以人格化的诗章：“这里，有着忧郁的回忆；／这里，向尘埃低垂着深思的头颅。／回忆带着永不改变的幻想，／谈论着业已不复存在的往事。”

    那个匆匆走过来的穿着军装的青年，该是优秀的年轻诗人莱蒙托夫吧？是的，正是。他出身贵族，担任军职，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的沙龙和舞场，但他同沙皇、贵族却始终格格不入。

    1840年新年这天，他出席彼得堡的一个有沙皇的女儿、爵爷的贵妇和公主参加的假面跳舞会。在那红红绿绿的人群的包围、追逐下，诗人感到十分疲惫，极度厌恶。他找个借口离开了舞厅，急速地穿过涅瓦大街逃回家去，恚愤中写下了那首《常常，我被包围在红红绿绿的人群中》的著名诗篇，以犀利的笔触尖刻地嘲笑了那班昏庸的权贵，把他们讥讽为“没有灵魂的”，“晃来晃去的人样的东西”；对那些胁肩谄笑、假意虚情的女士，同样投以无比的蔑视。

    他的灵魂离开了令人窒息的舞厅，翱翔于大自然的广阔天宇。他眷恋着池塘的浮萍，远村的炊烟，田野的黄叶和幻想中的美丽的女郎，感到无限的温馨和亲切。无奈，梦幻毕竟是虚空的，最后，要落脚于丑恶的现实，诗人无奈地叹着气。唯一的报复，是向那“可憎的人群”射出一颗“注满悲痛与憎恨的诗的铁弹”。

    别林斯基也是涅瓦大街上的常客。他个头不高，背显微驼，略带羞涩的面孔上闪着一双浅蓝色的美丽的眼睛，瞳孔深处迸发出金色的光芒。他是君主、教会、农奴制的无情的轰击者，他激情澎湃地为反对社会不平等而奋争。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当在涅瓦大街上看到“玩趾骨游戏的赤脚孩子、衣衫褴褛的乞丐、醉酒的马车夫——悲哀，沉痛的悲哀就占有了我”。

    当然，最了解“彼得堡角落”里下层民众疾苦的，能够用“阁楼和地下室居住者”的眼睛、用饥饿者的眼睛来观察涅瓦大街的，还要首推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他亲身经历过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在寒风凛冽的涅瓦大街上，他穿不上大衣，只在上衣外面围了一条旧围巾。为了不致饿死，他在街头干过各种小工、杂活。1847年，涅克拉索夫写了一首描写城市生活的著名诗篇——《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以一个丈夫沉痛回忆的方式，叙述一个妇女的悲惨遭遇：她在独生子死去、丈夫奄奄一息的困境中，为了给儿子买一口小棺材，给丈夫买药治病，不得不走向涅瓦大街，出卖自己的肉体。诗人满腔悲愤地控诉了农奴制度社会的黑暗，对被损害、被蹂躏的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的诗具有震撼人心的强大的感染力。

    在这些年龄各异、时代不同的作家群中，偶尔也插进一些穿着学生服装和华贵的制服的青年人，目的只是为了找个机会，向某一位心爱的诗人鞠上一躬，或者掏出记事本来，请作家们签名留念。

    在涅瓦大街旁，矗立着一列庞大的建筑，背后却是一个个拥挤不堪的小院落、小客栈。清晨，小公务员、小手艺人、小商贩们鱼贯而出，向涅瓦大街走来。就中有一个二十岁开外的青年，脸刮得净光，头发剪得很齐，穿着一件短短的燕尾服，看去颇像一只翘着尾巴的小公鸡。这就是果戈理。1828年底，他满怀着对于未来的憧憬，从故乡乌克兰来到了彼得堡。但是，不久，他便发现原来的美妙的理想浪花已被现实的礁石撞得粉碎。故乡的森林、原野、河流，阳光耀眼的白昼和温煦晴和的黑夜，经常像图画一样闪现在眼前。而彼得堡却经常飘洒着令人烦闷的霏霏雨雪，泥泞的地面和潮湿的空气，特别是大都市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现象，常常使他心绪不宁，抑郁苦闷。

    他浏览着涅瓦大街的繁华市面，仔细地观察着过往的行人，情绪在不断地变化着，时而消沉，时而忧伤，时而兴奋。而最令他欢愉的，莫过于在涅瓦大街上邂逅普希金了。他们谈得十分投机，有时，竟忽视了饥肠辘辘。果戈里比普希金整整小了十岁。自1831年相识之后，二人便结成了莫逆之交。他常说，“我的一切优良的东西，都应该归功于普希金。是他帮助我驱散了晦暗，迎来了光明。”

    论者认为，这有些像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布洛赫所说的“艺术为幻想的白日梦”。艺术文本里所包含的这种“幻想的白日梦”，作为虚拟的审美符号和感性意象，通过作者的意识流动、情感漫游和思理文心的律动，蕴涵着作者对于俄罗斯文学的亲近感，体现着对逝去的文学巨匠的真诚忆念与追忆，充溢丰富的精神内核、情感蕴涵和思想寄托。

    而同样也是描写作家行藏身世的《青天一缕霞》，则属于意识流式的抒情散文，体现了创作主体的思维踪迹和自由联想的特征。文章以云构成审美意象，同女作家萧红及其生命历程形成一种隐喻结构；通过心理联想，把天上的云和地上的人这两个本来互不相干的存在对象捆绑在一起，建立一种审美化的逻辑对应，在写法上，接近于诗歌境界。

    从小我就喜欢凝望碧空的云朵，像清代大诗人袁枚说的：“爱替青天管闲事，今朝几朵白云生？”尤其是七八月间的巧云，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我能连续几个小时眺望云空而不觉厌倦。虽然眺者自眺，飞者自飞，霄壤悬隔互不搭界，但在久久的深情谛视中，通过艺术的、精神的感应，往往彼此间能够取得某种默契。

    我习惯于把望中的流云霞彩同接触到的各种事物作类比式联想。比如，当我读了女作家萧红的传记和作品，了解其行藏与身世后，便自然地把这个地上的人与天上的云联系起来——

    看到片云当空不动，我会想到一个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没有母爱，没有伙伴，每天孤寂地坐在祖父的后花园里，双手支颐，凝望着碧空。

    而当一抹流云掉头不顾地疾驰着逸向远方，我想，这宛如一个青年女子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笼，逃婚出走，开始其痛苦、顽强的奋斗生涯。

    有时，两片浮游的云朵亲昵地叠合在一起，尔后，又各不相干地飘走，我会想到两个叛逆的灵魂的契合，——他们在荆天棘地中偶然遇合，结伴跋涉，相濡以沫，后来却分道扬镳，天各一方了。

    当发现一缕云霞渐渐地融化在青空中，悄然泯没与消逝时，我便抑制不住悲怀，深情悼惜这位多思的才女。她，流离颠沛，忧病相煎，一缕香魂飘散在遥远的浅水湾，……这时，会立即忆起她的挚友聂绀弩的诗句：“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

    同这篇以流云为审美意象相近的，纪游散文《祁连雪》则是构建苍凉、皎洁的白雪的景象。通过一种新的文化语境下的视野融合效果和创作主体的自由联想，将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分割有机地联结在文本之中，有效地拓展了散文的抒写空间。在具体写法上，摒弃了传统的写景与叙事割裂开来的做法，而是从祁连山上皑皑白雪的意象，切入到惝恍迷离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展现整个河西走廊的雄奇壮美，蕴涵深邃；通过视觉中的雪影苍茫的空间流动，展开意念中的史影苍茫的时序推移，以及现实境域的发展变化；以时间和空间的想象性的意识跳跃，展现历史与现实的审美联系，从而增加了散文的厚重感和艺术的飘逸灵性。

    我首先写祁连雪。“一过乌鞘岭，那静绝人世、夐列天南的一脉层峦叠嶂，就投影在我们游骋的深眸里。映着淡青色的天光，云峰雪岭的素洁的脊线蜿蜒起伏，一直延伸到天际，一块块咬缺了完整的晴空。面对着这雪擎穹宇、云幻古今的高山丽景，领略着空际琼瑶的素影清氛，顿觉情愫高洁，凉生襟腋。它使人的内心境界，趋向于宁静、明朗、净化。”关于祁连山，有人形容它像一位仪表堂堂、银发飘萧的将军，俯视着苍茫的大地，守护着千里沃野；有人说，祁连雪岭像一尊圣洁的神祇，壁立千寻，高悬天半，与羁旅劳人总是保持着一种难以逾越的距离，给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隔膜感。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它却是恋人、挚友般的亲切。千里长行，依依相伴，神之所游，意之所注，无往而不是灵山圣雪，目力虽穷而情脉不断。一种相通相化、相亲相契的温情，使造化与心源合一，客观的自然景物与主观的生命情调交融互渗，一切形象都化作了象征世界。

    在我看来，大自然的魅力固然使人动情，但平心而论，祁连山的驰名，确也沾了神话和历史的光。这里的难以计数的神话传闻和层层叠叠的历史积淀，压低了祁连山，涂饰了祁连山，丰富了祁连山。在那看云做梦的少年时代，一部《穆天子传》曾使我如醉如痴，晓夜神驰于荒山瀚海，景慕周天子驾八骏马巡行西北三万五千里，也想望着要去西王母那里做客，醉饮酣歌。当时，我是把这一切都当成了信史的；而真正知道它“恍惚无征，夸言寡实”，则是后来的事。不过，“恍惚”也好，“夸言”也好，祁连山和大西北的吸引力，并未因之而稍减，反而益发强化了。四十余年的渴慕，一朝得偿，其欢忭之情是难以形容的。

    旅途中，我习惯于把记忆中的典籍积存与眼前的自然景观加以复合、联想。车过山丹河（即古弱水）时，我想到了周穆王曾渡弱水会西王母于酒泉南山的神话故事；《淮南子》里也有后羿过弱水向西王母“请不死之药”的记载。人类史前时期相当长的一段，是在幻想和神话中度过的。作为丰富的人文遗产宝库，神话传说汇集着一个民族关于远古的一切记忆——它的历史性变迁，它的吉凶祸福、递嬗兴亡，它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认知和体验。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思维、情感、体验以及行动的载体，深入地窥察一个民族以至整个人类史前的发展轨迹。游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观山如读史。驰车河西走廊，眺望那笼罩南山的一派空濛，仿佛能够谛听到自然、社会、历史的无声的倾诉。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的激动和沉甸甸的时间感、沧桑感被呼唤出来，觉得有许多世事已经倏然远逝，又有无涯过客正向我们匆匆走来。这时，祁连山上一团云雾渐渐逸去，露出来一个深陷的豁口，我猜想它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斗拔谷。两千一百年前，骠骑将军霍去病从这里穿越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匈奴的单于城，在焉支山前展开了一场震天撼地的大拚杀，终于赶走了匈奴，巩固了西汉王朝在河西的统治。霍去病死后，汉武帝为了纪念他的赫赫战功，特意在自己的陵墓旁为他堆起了一座象形祁连山的坟墓。

    时光流驶了七百三十年，隋炀帝率兵西征，再次穿过大斗拔谷。不过，他没有碰上霍去病那样的好运气，当时“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大半”（见《资治通鉴》）。但是，由于他在张掖会见了西域二十七国君主，实际是举行了一次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的和平友好会议，也是一次首创的国际经贸洽谈、物资交流会，使此行毫无逊色地与骠骑将军的武功一同载入史册。

    为了增加幻影迷离的神秘色彩，我还特意描写了河西走廊常见的“沙市蜃楼”奇观。“这里，本来就够惝恍迷离的了，偏偏沙市蜃楼又来凑趣、助兴。我们驰车戈壁滩上，突然，发现右前方有一片清波荡漾，烟水云岚中楼台掩映，绿树葱茏，渔村樵舍，倒影历历，不啻桃源仙境。但是，无论汽车怎样疾驰，却总也踏不上这片洞天福地。原来，这就是著名的戈壁蜃景。”

    文末，以寄情于祁连雪的四首七绝作结，回抱主题：

    断续长城断续情，蜃楼堪赏不堪凭。

    依依只有祁连雪，千里相随照眼明。

    邂逅河西似水萍，青衿白首共峥嵘，

    相将且作同心侣，一段人天未了情。

    皎皎天南烛客程，阳关分手尚萦情。

    何期别去三千里，青海湖边又远迎！

    轻车斜日下西宁，目断遥山一脉青。

    我欲因之梦寥廓，寒云古雪不分明。

    采风

    说到纪游散文的写作，我联想起参加过许多次的文学采风活动。

    采风，原根意义是指对民情风俗的采集，历史上一般特指对地方民歌民谣的搜集。这里属于概念的借用，主要是指应各地邀请、由作协或其他文学团体组织的深入景区、深入基层、深入民众的采访、观光活动。我从1985年第一次外出采风到现在，参加由全国作协以及各地作协组织的文学采风活动，大概不下三十次，每次都能写出一两篇文章，或为游记，或为随笔，多数情况下，还会即兴、即景写些诗词。

    对于作家来说，采风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直接获取创作素材、推动文学创作自不必说；更主要的还是作家本身能够从中受益——以文会友，相互切磋；放松心态，触发灵感；开阔视野，扩展胸襟；同时也是接受新事物、获取新知识的极好机会。

    1998年，中国作协采风团来到凉山彝寨，受到了热情好客的主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早早地欢聚村头，置酒接风。一队靓装丽服、美目流盼的彝族姑娘，手里擎着酒杯，高歌侑酒。我以素无饮酒习惯为辞，姑娘们便齐声唱着：大表哥，你要喝。/你能喝也得喝，/不能喝也得喝，/谁让你是我的大表哥！/喝呀，喝！/我的大表哥！在这种情殷意切的态势下，别说是浓香四溢的美酒，即使是椒汁胆液，苦药酸汤，也不能不倾杯而尽。

    在接风席上，彝族姑娘们表演了一个《喜背新娘》的歌舞节目。寨子里的姐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把阿呷姑娘围在木屋中央，和着歌声、笑声，为她将红白相间的童裙换成中段为黑蓝两色的少女长裙；将独辫分成双辫，盘在花头帕上。——阿呷姑娘就要出嫁了。女伴们的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惹打》嫁歌还没有落音，外面的迎亲队伍已经进来了。啊，原来，散文家吴泰昌竟“混”在迎亲客里面，而且是“喜背新娘”的角色。大家齐声道“好”，一致赞扬导演的眼力。只见姑娘们七手八脚，瞬时间就用锅烟灰把我们的“江南才子”打成了花脸，引得全场哄然大笑起来。吴才子灵巧机智，趁着慌乱、喧哗，背起新娘阿呷就走，把全场歌舞腾欢推上了高潮。

    在凉山彝家婚礼的实际生活中，不管去往男家的路是远是近，新娘都得由人背着，有的地方也可骑马。因为新娘的双脚是不能沾地的，这祖辈传留的规矩，谁也不能违背。彝族谚语说：“不抢不背身不贵，背去的媳妇赛千金。”

    背新娘颇有讲究，一般由新郎胞弟或堂弟担任。要求背上的新娘要侧身、曲膝，双手搁放胸前；背新娘者不得用绳带捆系，只能双手托住新娘弯曲的小腿。如果路程遥远，需要在途中过夜，新娘亦不能进入迎亲队伍借宿的人家，只能在户外由人们轮流守护着，静待天明。

    接下来，就是听歌。有人说，到凉山来，忘了吃，忘了喝，忘不了彝家姑娘一曲歌。彝族民歌中数量最大的自然是情歌；其次，酒歌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人生酒歌”一般以敦勉、教诲为目的；还有一种“塘酒歌”，老人们坐在一起，通过歌唱，谈古论今，展示才智，这种酒歌多为鸿篇巨制，内容淹博，素有“歌母”之称。据熟谙声乐艺术的朋友讲，彝家唱歌发声的方法很科学，很考究。他们善于使口腔、喉腔、胸腔和鼻腔巧妙、自然地加以配合，达到音距大、吐气长，音域宽阔，即使数十拍的长乐句也能一气呵成。彝家女儿长成大姑娘了，一般都随身携带一种用竹片或钢片制成的口弦，演奏时，将口弦置于唇间，左手握住弦柄，右手轻轻地拨动篾尖，或吹或吸，发出柔和、婉转的清音，借以表达复杂、细腻的情感。这美妙的音乐所洋溢的万种柔情，会使热恋中的小伙子如登春台，如饮醇醪。

    我们这次采风活动的核心内容，是参加农历六月二十四的凉山彝族火把节。大家乘车来到普格县五道箐乡拖木沟的一处非常开阔的草坪，四周天然隆起，形似看台，上上下下已经坐满了人群，据说达三万余人。

    彝家常说：过年是嘴巴的节日，火把节是眼睛的节日。意思是，过年讲究吃好喝好，而火把节讲究的是穿戴打扮，好玩耐看。放眼望去，尽是姑娘们的七彩裙、花头帕、绣花坎肩和小伙子们的白披毡、蓝披毡、花腰带，好像一个硕大无朋的五彩花环笼罩在青苍的碧野上。

    天色暗了下来，我们在街前广场上，点燃起干蒿扎成的火把，跟随着长长的队伍，走向田野，走向山冈。很快地，到处都响起了火把节《祝歌》的雄壮歌声：朵乐荷，朵乐荷，/烧死猪羊牛马瘟，/烧死吃庄稼的害虫，/烧那穿不暖的鬼，/烧那吃不饱的魔，/朵乐荷，朵乐荷！

    由于火把节适值盛夏，田里秧苗正处于旺盛的生长期，也正是各种危害庄稼的昆虫繁殖的高峰期。当火把在四野燃起，那些害虫便迅速攒聚趋光，一齐葬身火海。所以确有除害保苗的实效。

    时间已到深夜，登高四望，但见漫山遍野都有金龙飞舞，起伏游动，浩荡奔腾，人们仿佛置身于火的世界。城市里也同时施放礼花，把光明送到天上，让暗淡的长天也大放异彩。山在燃烧，水在燃烧，天空在燃烧。与此相应合，人们的情绪也在燃烧，激扬、纵放，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之中。面对着星河火海，我也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高声朗诵起郭沫若《凤凰涅槃》中的诗句：我们生动，/我们自由，/我们雄浑，/我们悠久。/一切的一，/悠久。/一的一切，/悠久。/——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

    火把节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反规范、非理性的狂欢精神。这显然带有原始的万民狂欢的基因，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精神需求。从更广泛的集体心理来说，人们都愿意借助这个节日，营造一种规模盛大的、自己也参与其中的欢乐氛围，使身心放松、亢奋，一反平日那种循规蹈距、按部就班的生活秩序，而同时又不被他人认为是出格离谱，荡检逾闲。

    正当我们交口称赞这次盛会的堂皇富丽时，彝族诗人马德清却指了指采风团中的年轻诗人吉狄马加，说：要讲火把节，正宗的并不在此，而是在马加的故乡吉拉布拖。只有到过布拖，才能叹为观止。一番话，使作家们对布拖充满了神奇的向往，后悔这次没能赶到那里去参加火把节。

    我笑着接上他的话头，说，踏不上的泥土，总被认为是最香甜的，也不妨在意念中留下一方充满期待与怀想的天地，付诸余生梦想。也许，德清先生施展的是关云长的故智：当关王爷刀斩颜良，力解白马之围以后，曹操赞曰：“将军真神人也！”关公却说：“某何足道哉！吾弟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曹操听了，自是惊羡万般，向往不置。这叫深一层表现法。其实，并不见得张飞就比关公更胜一筹。大家听了，又是一阵说笑。

    采风活动结束后，每位作家都写了诗歌或者散文。我的那篇作品，就叫《朵乐荷，朵乐荷》。

    还有一次，我们中国作家采风团来到了武夷山，一行六人，登上竹筏，开始了九曲溪的漫游。两位篙工一男一女，都很年轻、漂亮，而且知识面宽，富有情趣，口才也都很好。两人分立竹筏两头，见我们已经坐稳，便合力撑篙，划向中流，同时风趣地说：“欢迎各位作家上了我们的贼船。”大家一齐笑了起来。

    陪同游观的东道主、作家陈先生说，正像人们到了西湖定会记起白居易、苏东坡，登上岳阳楼不能不提到范仲淹和杜甫一样，来到武夷山是必然要接触到朱熹的。这一带是朱夫子的“过化之乡”，他在此间前后寓居四十余年，足迹遍布川原村社，茶场书坊，最后选定一个叫做黄坑的村落，作为他的夜台长眠之地。八百年过去了，至今还随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深远影响。至于身后是非，为毁为誉，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我说，平心而论，朱熹的诗与其他道学家的不同，往往是寓理趣于叙事、抒情之中，还是比较活泼有趣的。比如，描写九曲溪的《棹歌》，就是清新自然，意蕴丰富。一直在沉思默想的散文作家张女士，这时插了一句：“朱熹诗句确也不错，九曲溪的景观更是妙境天成。可是我总觉得，如果要给它编排次序，总该是顺着流向，一、二、三、四地往下排列，现在却是“九曲”、“八曲”、“七曲”地一路倒数下去，实在有些别扭。”

    “是呀，游程刚一开始就演奏《九曲棹歌》的尾声，我也觉得这么‘倒尾为头’的做法，非常滑稽。”诗人刘先生说，“当时，我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真实的故事：‘文革’中某市一个造反派头头，抡大锤的出身，‘文化水’很浅，刚刚走上领导岗位。这天，他出面主持一个大会，秘书事先给他起草好了开幕词和闭幕词，他也没有细看，就分别放在左右两个衣兜里。由于他事先并没有弄清楚会议的主题、开法和讲话稿里的意思，跨上了主席台，就照本宣科地读了一通，结果，开幕式上竟把闭幕词念了，闹出了大笑话。——朱老夫子可是硕学鸿儒啊，莫非他老先生也要幽我们一默？”诗人真是富于联想，你看他说着说着，就带出来一个“文革笑话”。

    “显然，这和朱夫子当年逆游九曲溪有直接关系。”男篙工说，“各位刚才都经过了，‘七曲’之上一滩高似一滩，顶着激流漩涡，撑篙难度很大；不像我们这样顺水漂舟，省时省力。所以，当地有两句俗话，叫做：‘古人是笨蛋，今人是懒汉’。”

    “其实，”我说，“顺行、逆行，各有各的道理。走顺水船，‘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以吹衣’，淋漓酣畅，充溢着一种快感；可是，过眼云烟，不像逆水行舟那样，可以深思熟想。打个比方，前者属于诗人气质，后者就有点像哲学家了。这位朱夫子整天在那里细推物理，格物致知，自然就喜欢船走得慢一点。听说，他终生不吃豆腐，这倒不是因为滋味不鲜，也不是觉得做起来费事，只是由于他发现豆腐做出之后，重量超过豆、水、配料的总和，反复‘格致’也不得其解。”大家笑说，这真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儿。

    舟行“五曲”，男篙工指了指对面的山峰，告诉大家说，朱熹在这座隐屏峰下建立了武夷精舍，经常到这里来传经讲道。这时，竹筏过处，恰好闪现出摩崖石刻上朱熹的《棹歌》诗句：“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

    我说：“看得出来，朱老夫子当时的心境是十分孤寂的。”

    “自鸣清高，孤芳自赏。”保小姐陈述了她的看法。

    “也可能是撇高腔儿。弄不好，就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女篙工说，“诸位往左上方看，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山洞。民间传说，当年里面住着一个聪明、美丽的狐仙女郎，化名胡丽娘。每当黄昏人静之后，她都要到武夷精舍去，悄悄地和朱熹幽会。当时称为小妾，现在时髦的说法，叫做恋人。”

    男篙工有意逗趣，偏要反话正说：“人家可不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书本上考证了，那个时候，朱老夫子的老婆已经病故了，所以，人家就是再娶一房，也是顺理成章的。”

    “就算是老婆死了，再娶。朱熹可是信奉孔孟之道的，也应该遵照圣人的教导，‘非礼勿动’，等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说一套，做一套，难怪人家说他言行不一。”女篙工口口不咬空，也是够厉害的。

    朱老夫子究竟有没有这桩风流韵事，史无明文。也可能是当地民众颇不满于他那可憎的道学面孔，有意识地作践他，取笑他——越是正襟危坐，道貌岸然，越要给他抹上一鼻子白灰。

    两个小时的游程就要结束了，“一曲”已经抛在我们身后。下筏前，大家卸下马甲式的救生衣。男篙工故意学着赵本山的腔调，逗乐说：“脱了马甲，我也会认出你们来的，——希望我们能够再见。有道是，十年缘分同船渡，百年缘分共枕眠。看来，咱们至少都有十年的缘分。”

    “这么说，你们两位是有百年缘分了？”我对他们颇有好感，因而这么随便问了一句。

    “不是。”女篙工笑着摇了摇头。

    “白天同摆一条船，夜晚回家各自眠。朱老夫子英灵在上，山野小民是不敢胡来的。”男篙工的话刚一落音，立刻又引发出一阵哄堂笑声。

    你看，这种文学采风，真是活泼、有趣。它的特点，是写作者直接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以群众中的一员身份参与其间，一起纵情谈笑，同经苦乐悲欢，不是隔岸观火，袖手一旁。这样，群众立刻就把你接纳过去，毫不生分，没有顾忌，讲真话，露真情。常常是，只要把采风场景、经过如实记录下来，稍加整理，就可以成就一篇鲜活生动的文章。九曲溪泛舟之后，我以“撑篙者言”为题，写了一篇散文。

    情生文

    纪游、写怀、叙事散文，根生于情，而且，灌注着一己的生命感悟与体验。

    《梦雨潇潇沈氏园》是游览绍兴沈园之后写出的，以陆游的情感世界——一段悲剧化的情史为核心，以撼人魂魄的记事诗为线索，串联起诗人对于亡妻唐琬的苦思苦想的心路历程。如同汤显祖所说的：“世总为情，情生诗歌”、“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着眼于沈园、诗人、爱情、悲剧、诗词、梦幻这一系列存在的相互交叉点，按照时间和情感的双重逻辑，追溯了悲剧发生、发展的过程，意在从人性的角度、哲学的高度对陆、唐的爱情悲剧予以热烈的赞扬和充分的肯定：

    纯真的爱，作为人类一种自愿的发自内心的行为，作为自由意志的必然表现，是不能加以强制命令的。外力再大，无法强令人产生情爱；同样，已经产生的情爱，也不会因为外在压力的强大而被迫消失。陆游，这个生当理学昌盛时期的封建知识分子，没有也不可能以足够的觉悟和勇气，去奋力抗击以母亲为代表的封建宗法势力，但在他的内心世界，却始终不停地翻腾着感情的潮水，而且，一有机会就冲破封建礼法的约束，作直接、率真的宣泄。诚如他自己说的：“放翁老去未忘情”。他年复一年地从鉴湖的三山来到城南的沈园，在愁痕恨缕般的柳丝下，在一抹斜阳的返照中，愁肠百结，踽踽独行。旧事填膺，思之凄哽，触景伤情，发而为诗。这种情怀，愈到老年愈是强烈。

    ……

    犹如春蚕作茧，千丈万丈游丝全都环绕着一个主体；犹如峡谷飞泉，千年万年永不停歇地向外喷流。爱情竟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历数十年不变，着实令人感动。就一定意义来说，爱情同人生一样，也是一次性的。人的真诚的爱恋行为一旦发生，就会在心灵深处永存痕迹。这种唯一性的爱的破坏，很可能使尔后多次的爱恋相应地贬值。在这里，一大于多。

    随笔《两个爱情神话》，同样是对爱情观和情感世界作哲学的探讨；但写法不同，前者铺陈陆唐悲剧属于“解剖麻雀”，“窥豹一斑”，本篇则是围绕着两个神话故事，进行多方位、多视角的综合分析。

    文中指出，古今诗人关于“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一年一度始相逢，乍见还别的“牛郎织女”的神话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爱情的“久与暂”问题：一种观点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属于理想主义范畴；而另一种意见，则从现实主义出发，认为长相聚，不分离，才是真实的幸福，因而“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

    与此相对应，那个恍兮惚兮的神女会襄王的“巫山云雨”的神话，则提出了一个爱情的“虚与实”问题。宋玉的《高唐赋》演绎了这个神话之后，立刻成为千秋佳话，历代传颂不绝；但也有人讥讽楚襄王痴情可哂：“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实际上，关于这一爱情的虚与实的争论，在域外、在今天，同样都有积极的响应。西方有所谓“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说。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认为，爱情是从人世间美的形体窥见了美的本质以后引起的爱慕，人经过这种爱情而达到永恒的理念之爱。德国著名诗人海涅则认为：男人不可能娶米洛的维纳斯雕像为妻，女人也不会嫁给普拉克希特利的赫尔麦斯雕像。中国宋代女诗人朱淑真和晚清学者黄遵宪也都在爱情方面发出过现实主义的呼喊：“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长任月朦胧”；“人人要结后生缘，侬只今生结目前”。当代女诗人舒婷站在神女峰前，断然喊出：“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那么，作为随笔的作者，我又是怎么看呢？文中有一段话，可以视为对两个爱情神话的解读：“爱情不是来去无踪的神秘天使，也不是随手可拾的寻常草棍，而是发生于两性之间的符合人伦道德的爱慕之情。它是感情与理性、自发与自觉、本能冲动与道德文明、直观与愿望、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统一。”实际上，无意间，我也是将爱情理想化了。人世间有多少这般完美的爱情？为此，文末特意补了一句：“爱情永远是动人的回忆和美好的期待”，就是说，爱情永远处在精神追求之中。因为，回忆和期待都不是当下。

    另一篇随笔：《我也会老吗》，是关于时间的思考。这在我的散文中，可说是一个常见的题材，原因就在于，对于时间，自己的感触实在是太深、太切了。

    许多人在青春年少时并不知惜取韶光，直到年华老大，百事无成时，才痛悔前尘，但为时已晚。清代诗人孙啸壑写过一首哲理性很强的七言绝句：“有灯相对好吟诗，准拟今宵睡更迟。不道兴长油已没，从今打点未干时！”其间寄寓着过来人的沉痛反思与顿悟。世间许多宝贵的东西，拥有它的人常常并不知道珍惜，甚至忽视它的存在；只有失去了它的时候，才真正认识到它的可贵，懂得它的价值。如同亿万富翁体味不到穷光蛋“阮囊羞涩”的困境一样，青少年中很多人不能充分理解中老年人惜时如金、奋力拚搏的急切情怀。

    人总会老的，对此绝无异议。但正如古人所说：“老似名山到始知”。在许多年轻人看来，“老”是极其遥远并且难以想象的事，因此，“我也会老吗？”竟是个疑问，至少是没有考虑过它。有鉴于此，美国盲姑娘海伦·凯勒在她的著名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提议，“我们最好把每天都看成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持这种态度对待生活，才能深刻体会生命的价值。我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让每个人在他成年后的某个阶段，失明几天，失聪几天，也许是很有益的。黑暗将使他们更加珍惜光明，寂静将教会他们领略喧哗的欢乐。设想一下，如果你只剩下三天的时间利用视力，那么，该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呢？随着那即将降临的第三天夜晚的到来，当你已经意识到了太阳不再为你升起时，你该怎么办呢？”

    也许我们觉得这位盲姑娘过于吝啬——为什么只设想三天而不是更多时间呢？但这对于她来说，已经是奢望了。她曾感慨无限地说：“啊，如果我有哪怕只是三天的机缘，让我的眼前大放光明，该有多好！那时，我将能看多少东西啊！”我相信，一切耳聪目明且神智健全的人，当听到这些晨钟暮鼓般的“醒世恒言”时，总不会冥顽不灵，无动于衷吧。

    有人写过一篇题为《减去十岁》的小说，说某单位传开一个喜讯：上边要发一个文件，把大家的年龄都减去十岁。于是，人们奔走相告，各打各的美妙算盘，结果当然是一场荒诞的梦幻。其实，与其当绿鬓消磨、老之将至时，寄希望于减去十年——争取年轻十年，何不提前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刻苦拚搏、自强不息呢！

    与时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读书奋进。我在《节假光阴诗卷里》一文中，描述了自己朝乾夕惕、刻苦向学的情景。然后自作问答：“也许有人要问：这样埋头苦读，摒绝了各种娱乐活动，为什么不感到枯寂呢？”答曰：“凡事着迷、成癖以后，就到了‘非此不乐’的程度，不仅没有厌倦情绪，有时甚至甘愿为此作出牺牲。柳永词中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这种境界。看过《聊斋·娇娜》的，当会记得这样一个情节：娇娜给孔生割除胸间痈疽，‘紫血流溢，沾染床席，生贪近娇姿，不惟不觉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偎傍不久’。读书固然是苦差使，但苦中有乐，乐在其中。林语堂有个很幽默的说法：读书要能产生浓厚兴趣，必须在书境中找到情人，‘一旦找到文学上的情人，必胸中感情万分痛快，而灵魂上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蚕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据笔记小说记载，明人屠本畯平生好读书，至老尚手不释卷。有人问他：‘老矣，何必自讨苦吃？’他的答复是：‘我于书，饥以为食，渴以为饮，欠伸以当枕席，愁寂以当鼓吹，未尝苦也。’虽然没有说‘生活中当情人’，但迷恋之情并无稍异。”

    在抒怀散文《我的四代书橱》中写道：

    四代书橱，比肩而立，占去了我的卧室与客厅的半壁江山，使原本就不宽敞的居室显得更为褊窄。但环堵琳琅，确也蔚为壮观。纵然谈不上桂馥兰馨，书香盈室，但，“四壁图书中有我”，毕竟不失雅人深致。尽可以志得意满，顾盼自雄，说上一句：“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

    清夜无眠，念及众多古圣先贤、硕学鸿儒、骚人墨客，各以其佳篇名著，竞技闲庭，顿觉蓬荜生辉，萧斋增色。陶彭泽当年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今却伫立橱中，静候主人光顾；而开创了中国大写意派，“病奇于人，人奇于诗”的徐文长，也居然俯首降心，屈己以待。

    惭愧的是，橱中只有部分书籍我曾匆匆过眼，余则连点头之识也谈不到。我当在有生之年，焚膏继晷，夕惕朝乾，加倍地黾勉向学，以不负诸贤的青睐也。

    诗话人生

    1986、1987两年，应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的邀约，作为六个撰稿人之一，参与撰写《望海楼随笔》专栏文章。编辑要求：文字简洁、洗练，篇幅在一千五百字上下，最多不超过两千字；叙述、议论与描写穿插组合；题材不限，但应兼具情致与哲理的蕴涵；每星期至少提供一篇。

    按照要求来看，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小品文吧？60年代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自都属于标准的样板——随着兴会所至，意之所之，顺手书写精细观察之后一己的见闻感触，表达动人之情思，透辟之见解，即便是讽刺、抨击，也不失其雍容的情态和隽永的风格，看了令人惬心快意，忍俊不禁。这次我就准备采用这种写法。

    基本规范、体例确定了，接下来，就是根据平素的知识储备，拟定出大量题目，或曰话题，分别记在活页笔记本上；在大致地思索出一个路数的基础上，逐一往里充实素材，包括过去积累的、现今搜集的、随时想到的观点、材料、故事、趣闻以及名言、诗句；待到发现哪一篇准备就绪了，便细加梳理，确定题旨，厘清脉络，便动手写就。由于平时阅读量大、读的书多，腹笥比较丰厚，又兼儿时“童子功”的超强训练，记忆力强，而且，手勤、笔勤，随身带着笔记本，每有感悟，辄撮要记下，几年过去，竟篋盈箱满，粲然可观，颇有助于旁征博引，左右逢源；加上，过去有编辑、采访的经历，现时笔耕不辍，脑子比较灵活，表达能力较强，往往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一篇。

    两年间，围绕着人才问题、社会矛盾、生活事理和艺术规律等方面内容，总共完成了七十篇随笔、小品，报纸刊发之外，还结集为《人才诗话》，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印行。它们都是以诗话的形式、史论的笔法，把人与事、情与理、文与史熔于一炉。我把它们统一纳入智性散文（或曰思辨性散文）的范畴。

    这里，举出《意足不求颜色似》作为实例：

    宋代诗人陈与义的五首《水墨梅》七绝，颇负盛名。其四曰：“含章殿下春风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

    据说，宋徽宗看到这首诗以后，击节称赏，当即会见了作者，有相识恨晚之憾。陈与义自此名播海内，并被拔擢晋用。诗，确实写得很好。前两句为一般的铺叙，大意是说：南朝宋武帝的含章殿下，有你（梅花）美丽的笑靥，大自然孕育名花的功绩，全靠一支兔毫画笔完成。精彩之处在于三、四两句，借咏墨梅提出了一个富有哲理的思想。

    中国古代诗论中，有过“古诗之妙，专求意象”的说法。中国古典艺术最讲究摄取事物的神理，而遗其外貌，像九方皋相马那样，达到那种“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境界。“意足不求颜色似”，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原来这里面有个典故：据《列子·说符》记载，秦穆公问伯乐说：“你岁数很大了，你的后辈里有没有能够接你的班，善于相马的呀？”伯乐说：“我的后辈只能凭着形容骨相去相一般的良马；至于天下无双的千里马，看上去神奇恍惚，难以捉摸，跑起来飞蹄绝尘，不留迹印，这光凭骨相去识别就不行了。我有一个自幼一起担柴挑菜的伙伴叫九方皋的，此人相马本领不亚于我。”

    这样，穆公就把九方皋请来了。按照穆公的要求，九方皋四出相马，奔波了三个月，终于在沙丘一带找到了一匹千里马。回来禀报时，穆公问他：马是什么样的？九方皋答说：“是黄色的母马。”但是，前去取马的人回来了，却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穆公很不高兴，责备伯乐说：“你推荐的那个相马之人，简直是胡闹。竟连黄、黑毛色和公、母性别都分辨不清，怎么能鉴别马的优劣呢？”伯乐答道：“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他对马的观察，深入到马的神理，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视其所视而遗其所未见。他重视的是马的风骨、气质，而把毛色、性别等次要因素都抛开了。”后来，经过实际检验，果然是一匹天下稀有的佳骏。

    这种抓本质、看主流，摄取事物神理而遗其皮毛外貌的做法，不独对于赏花相马、论诗评画具有指导意义，以之论才取士，同样是适用的。世上并无完人。我们选拔人才也应“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不以一眚掩大德”。

    我国古代学者王充在《论衡》中讲过：“志有所存，顾不见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当一个人专心致志于某一学问或事业时，他可能连泰山也视而不见，连身边的事情也无暇顾及。法国大画家罗丹关于艺术人才也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在著名的画家与雕塑家的传记里，满载某某前辈的天真可笑的趣闻。但是要知道，伟大的人物因不断思考自己的作品而忽略日常生活。更要知道，有许多艺术家，虽然他们颇有智慧，但表面上好像肤浅得很，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口才和应答不敏捷的缘故。可是，对于那些浅薄的观察家来说，善于辞令是聪明伶俐的唯一标志。”

    “意足不求颜色似”，重视神理、本质，而不胶柱于牝牡骊黄，作为一个指导思想，无疑是必要、正确的。但是，人才毕竟要比“马才”复杂得多，人事工作者不应以此为借口而粗心大意，马虎从事。在这方面，我们应提倡更耐心些，更细心些，多问几个为什么，多多看上几眼。

    走笔至此，想起《儒林外史》中《周学道校士拔真才》一段故事：五十四岁的童生范进，考了二十余次，迄未中举。这次，提学道周进主考，将范进的答卷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怎么喜欢，想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便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心里又想道：“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于是，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倒是有些意思。末了又看过第三遍，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上加了三圈，填上了第一名。

    周老先生可贵之处，在于他爱贤惜才怀有一片赤诚之心。他想的是“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这样，才能一看再看，细致认真，终于摄取神理，得其真髓。这一点，也是我们汲取九方皋相马的经验时，所不可忽视的。

    在写作这些思辨性散文的过程中，我凭借着下述几个方面作为支撑点：

    一、张扬主体性。这是智性散文的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智性散文不在于抒情，而在于思辨与说理，这就要求突出知识与智慧的含量，实现审美与审智的的交融互汇。最忌讳的是只见知识、素材的堆砌，而创作主体的灵魂缺席。我力求每篇文章中，都能跃动着创作主体的身影，闪烁着作者的灵思妙悟，做到“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创作中，我把鲁迅先生的文章奉为圭臬，那“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时时引领着我的智性散文的写作。在这里，日光七色——赤橙黄绿青蓝紫，人生百态千姿。而诗性与哲思，充当了缪斯女神的魔杖。无分悲剧、喜剧，噩梦、美梦，顺境、逆境，亮色、暗色，人生一经诗性与哲思点拨，就会凸显其无常而有常、单调而驳杂、平淡而深邃，增添趣味性，展示其无限的可叙述性、可认知性。

    二、叙述方法，体现互文性。事实上也是如此。应该说，每个文本都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都包含了其他文本的质素与因子，亦即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如文化典籍、古今轶闻、诗词掌故、名家论述等）的吸收与转化。这样，多个文本的质素集中在一篇文章中，可以互相贡献意义、相互指涉、相互参照、相互印证，释放出新的意义。像这篇《意足不求颜色似》，为了阐明抓住本质、遗貌取神的道理，就与《列子》、《论衡》、《儒林外史》和古诗、诗论形成了互文关系。有的则是用作者写作之前阅读过的作品阐释此一文本，从而形成文本间互相渗透、互相生发的关系。

    三、思维方式上的相似性。这是从互文性衍生出来的。要实现互文，必须充分调动思维主体的联想与想象功能，将思维对象随时同其他事物联系起来思考。有的学者将这种机能称之为相似思维，亦即利用事物间的内容、结构、动态、功能相似的特点，在具有相似性的对象之间进行类比、连接、隐喻，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形成新的认识，拓展一个新的认知空间。这是我的一种习惯用法。比如《青天一缕霞》中，我就曾说到：“我习惯于把望中的流云霞彩同接触到的各种事物作类比式联想。这样，当我读了女作家萧红的传记和作品，了解其行藏与身世后，便自然地把这个地上的人与天上的云联系起来。”

    四、选取一种与内容和表现形式相适应的认知视角。由于散文中涉及的多是用人之道、治国之理、处世之规，应用得比较多的是人本视角。视角的选择，决定于胸襟、眼界、识见，往往受到文化视野、人生阅历、生活经验的制约。

    五、形式的创新。后来，文章结集时，以《人才诗话》名之，因而论者从文体角度看，认为这种形式对传统诗话体例有所创新。文学评论家叶易教授指出，传统的诗话体制，一种是本于钟嵘《诗品》——其实，它是诗评，持论严肃，条理清晰；另一种体制本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随感而发，轻松行文，如过于随便，易流于滥。此著属于后一类，既有惟意所欲，轻松行文的优点，又兼有前一类严肃持论，条理清晰，重于说理的特点，使哲理性、知识性、趣味性得到较好融合，开创了“诗话”的一种新风貌。

    写作《人才诗话》期间，我正在营口市委担任领导工作，负责常务。每天参加、主持会议，检查部署工作，开展调查研究，接待来信来访，八小时之内总是排得满满的；只有早晚和星期假日，还有一点时间可供自己支配。除了感到时间紧缺，还有思维方式、心态、心境方面的冲突、矛盾。写作，光有身静不行，必须保持心静。这样，每到星期天、节假日，我就到军分区去，躲进一间办公室里，割断与外界的联系。中午吃盒饭，直到晚上六七点钟才回家进餐。在那里，由于排除了干扰，可以边阅览，边构思，边写作，效率显著提高。

    其实，这也是我几十年来写作的常态，或曰典型的缩影。可以说，退休之前，我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完成的。谢绝了吃请、陪餐、拜年、贺节以及一切娱乐活动，时间没有片刻浪费。一些在公余之暇找我办事、汇报工作的负责同志，总是说：“知道你忙，我尽量节省时间。”

    这里说个小插曲。1988年5月，经中央批准，到省里出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我上任后不久，到吉林省长春市参加东北三省宣传部长会议。我因为珍惜时间，总想迅速吃完，然后回到房间看书；可是，每次进餐，东道主老是热情劝酒，我都以不会饮酒为辞，争争讲讲，哓哓不休，闹得十分尴尬。星期天晚上举办舞会，与会者纷纷下场，唯独我端坐不动，主人前来劝驾，说：“您不肯喝酒，我们谅解了；现在总该给个面子，出场跳舞吧！”我说：“真的不会”。但他不肯相信，疑惑地说：“哪有文化人、大作家不会跳舞的！是不是对我们接待工作有什么看法？”我一看，已经遭人误会了，万般无奈，只好讲点“交换条件”——吟一首诗来代替下场。题为“舞会口占”：

    晚雨生凉送暑天，未谙歌舞愧华筵。

    非关左旧轻时尚，为恋诗书断雅缘。

    盛会岂堪人寂寞？良辰空羡影翩跹。

    题诗且作三生约，重聚春城再比肩。

    “为恋诗书断雅缘”。就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于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诉诸笔墨，写成文章。我喜欢一个人踽踽独行，许多文章的构思都是在散步中完成的。伴着风声林籁，月色星光，展开点点、丝丝、片片、层层的遐思、联想。此刻的散步，看似悠闲自在，散漫无羁，实则脑子里在进行紧张的劳动，思维和记忆的细胞空前活跃，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某个兴奋点上。上下古今，云山万里，联翩浮想，绵邈无穷。

    我个人觉得，这种生活虽然紧张、忙碌，却是满含诗意、富有乐趣的。一次，文友请我题词，我就曾把笔写下了“乐在忙中”四个字。但也有论者认为，如果要给我画像，大概应是一副不断推石上山的西绪福斯的形象，像加缪所说的：“在西绪福斯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看到的是紧贴在巨石上的面颊，那落满泥土、抖动的肩膀，沾满泥土的双脚，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坚实的满是泥土的人的双手。”

    这就是一个不断追求超越的写作者的真实人生。

    亮点与盲点

    1985到1995这十年，对我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其间经历了比较显著的变化，这里有转身，有反思，有奋进，有升华。期间，有几部作品集问世。1986、1987、1991、1993、1995，先后出版了《柳荫絮语》、《人才诗话》、《清风白水》、《当代散文大系·王充闾散文随笔选集》、《春宽梦窄》五部散文随笔集，1993年出版了旧体诗词集《鸿爪春泥》。

    1990年，经小说家金河、诗人晓凡介绍，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十年间，我的散文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为不仅关注时代、关注社会，而且着眼于自我对于生命和生存的感悟和理解，自我对文化的发掘、沉醉，自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体验，以及生命与自然的合而为一。其中，人生、文化、自然成为这一阶段创作表现的三个层面，而核心则是生命的强烈的追求意识。作为学者散文，作品中还散发着强烈的文化气息，但那已不仅仅是诗文佳句的引用，而是在大量的史实、神话、传说的交融互汇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它们不再是生命之外的存在，不再是僵硬的建筑和落满了灰尘的纸张，而是作为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内化于人的生命意识之中。仍然状写时代、社会，为它的发展进步而欢欣鼓舞；但是，更多地闪射着人文精神与文化关怀，体现出一种忧患意识、使命感和责任感。

    但是，即便如此，征引过多、“艺术的亮点正有可能造成对生活的盲点”的问题，仍然存在。1992年，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先生在评论散文集《清风白水》时指出：

    王充闾叙事抒情，必以旁征博引、取譬博喻、成为复调、一唱三叹尔后快，发挥了他博学多识的优势，读来颇有意兴。章学诚说：“征实存乎学”，王充闾学识渊博，做到了。刘勰说：“综学在博，取事贵约”，王充闾无愧于前者，稍逊于后者，征引过多，文献足征，结果挤对了散文，主要是挤对了散文的形象美。固然，王氏为文造境，常常奇、正、反、合，收一波三折之显效，成功了多篇如《黄昏》、《美的探索》、《梦雨潇潇沈氏园》、《追求》、《心中的倩影》等美的文字，但写法上少变通，少通脱，在文质关系上取象不足。艾青说：“一首诗必须具有一种造型美”，“一首诗是一个心灵的活的雕塑”。这里是说，形象思维、表象运动、表象的联想和深化。王充闾不乏艺术敏感，写景状物绘声绘色，但一篇中的主要形象、主体雕塑、立体化的造型略嫌不足。作者的学者型和诗人型有失重之感。理喻大于感化，理解大于欣赏。

    写到这里，我想顺便谈一下1994年那次关于散文集《清风白水》的研讨会。这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召开的。与会的专家、学者、知名作家予以充分肯定，表彰的话说了不少；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的发言。

    陈荒煤先生正在住院，没有到会，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发言稿，由作家出版社一位副主编代为宣读。开头说：“我很同意郭风在序言中的评价：这本散文集确是独具一格，文笔洒脱，放得开，撒得远，收得拢，自由自在，颇见功力。作者如能保持和发展这种‘出格’继续前进，相信会在散文天地里闯出一条新路来的。”接下来，他说：“散文之散，关键在于作者自由地就所见所闻随意抒发自己的感受，虽然也不能不联想到古今中外名文名篇、诗词歌赋，旁征博引，但不宜太多，否则就会近似炫耀。还是以少而精为好，应该着重地表现自己特有的感受。”话语不多，直击要害。听了不啻醍醐灌顶，甚至是击一猛掌。那时我的散文最大的缺陷，正像荒煤先生所指出的：引述过多，“近似炫耀”，缺乏“自己特有的感受”，模糊了作者自我。

    那时的莫言还很年轻，不过三十几岁，他的发言，简短、深刻，又有风趣。他跷着二郎腿，眯缝着眼睛，静静地说：可惜了王充闾的学识、才气，走顺境太多了，要是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十年八年的，可就成气候了。这里有个生命体验问题。我听出来了，他是在批评作品思想深度和穿透力、震撼力不够。

    也是在这一年，全国史学界纪念清军入关三百五十周年，在沈阳召开一次研讨清史的学术会议，我应邀到会做了《努尔哈赤迁都探赜》的学术发言。为了准备这一学术论文，我曾用了十来天时间，踏查了明清在关外的几处主要战场，沿着当年“老罕王”的足迹，遍访了他曾安营扎寨和兴建都城的各个遗址；还有选择地研读了入关前清代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论文写出后，送请清史专家、辽宁大学孙文良教授审定。

    对于历史研究，我一向有着浓烈的兴趣。三十年前，1964年我还在营口日报社当编辑时，就曾参加过学术界关于《忠王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的大讨论。我在认真阅读、分析了有关文献之后，得出了“这份自述是真实的，并非出自曾国藩伪造的赝品，但有许多地方曾被篡改”的结论，并写出《〈忠王李秀成自述〉之我见》的文章，刊登在《新民晚报》上。

    属于专项学术研讨的还有一次。2009年1月，接到厦门大学与中国德国文学研究会来函，说是经著名学者、歌德研究专家叶廷芳先生推荐，邀请我参加他们在厦门举办的歌德学术研讨会。我深受鼓舞、深受感动，但斟酌再三，还是给大会组织者写了辞谢的信：

    谬承关注，感与愧并。我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对于学术研究虽有兴趣，但缺乏功力，花费的精力也不多。应该说，对于歌德我还是有特殊的爱好的，多年来，读过他的许多作品和几部传记，还有学术界有关他的评论文章。2006年，因为一部英文版散文集在海外出版，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往日的“歌德情结”又复悄然鼓胀起来，遂于会后造访了他的故居，还在魏玛住了一个星期，算是较为系统地接触了歌德（也包括席勒）这位仰止已久的大师。回来后，写了两篇篇幅较长的散文，其中的《断念》刊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只此而已。

    接到邀请函后，也曾动念前往，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但今春中国作协有一个出访台湾的计划（大陆作家采访团，指定由我带队），现正办理手续，大约在三四月份成行。因此，赴厦参加学术研讨一事，也就只好“断念”割舍了。后会有期，俟之来日。望今后常常联系。

    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从2002年开始，我受聘为南开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为了准备演讲报告，做过三次较为系统的专题学术研究。

    一是，2003年底，赴拉丁美洲访问期间，专门就魔幻现实主义的形成、发展以及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课题做了调查研究。行前，进行较为充分的准备，收集了许多有关拉美文化的资料，还专门听了北京大学赵德明教授讲授拉美文学的课，抓紧阅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路易斯·博尔赫斯、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巴尔加斯·略萨等大批拉美作家的作品。我觉得，拉美作家群表现美洲独有的现实与历史的广度、深度及其所体现的文学价值，具有世界性意义。他们善于把民族传统同西方现代派手法结合起来，使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相融合，通过神奇的幻景，混合的体裁，无拘无束的表现形式，赋予文学以无限的生命力。

    有人说，整个拉美大地就是一个谜团。比如亚马孙河两岸的热带雨林，全长九千多公里、横亘南北、号称“南美大地脊梁”的安第斯山，还有至今难以索解的复活节岛摩埃、纳斯卡地画，等等。正是在这片神奇而又神秘的广袤大地上，孕育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拉美文明。当年，殖民者是要到这里寻找黄金，掠夺财富，把他们的基督文明强加于原住民，这样便发生了两大文明的撞击与融合，实现了新航路的开辟，进而出现东西两半球的不同文化圈的大汇合。这一结果，哥伦布们当时是想不到的，但历史常常在“无意识”和偶然性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几百年来，印第安原住民文化，西班牙、葡萄牙宗主国文化，黑非洲文化，欧洲移民文化，经过拉美这座大熔炉的冶炼、整合，吸收了各种区域文化、种族文化的优长，摒除了狭隘的偏见，最后融合成一种新的多成分的异质文化。

    拉美文学正是这种多民族文化融合、杂交的产物，它为拉美作家群体创作出既能充分体现个性又具有世界性的作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拉美地区是民族、种族构成最为复杂的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拉美的历史就是一部种族、民族融合的历史。他们能够以较少偏见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影响所及，拉美作家群也长于学习和接受外来事物。早在19世纪初，拉美文学就曾跟踪法国古典主义，到了30年代又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学习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到19世纪末，一批作家认识到，独立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还应有文化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必须找到拉美自己的声音。于是，他们在学习欧洲先锋派的同时，创造有别于法国的拉美自己的艺术。他们学习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现代派作家，更多的是着意于作品的结构和语言、潜意识、梦幻等方面的革新与开拓，而不是逃避现实，恰恰相反，拉美作家总是强调作品应该直面社会现实，直面人生。他们认识到拉美和欧洲毕竟差异太大，生搬硬套行不通，必须在借鉴的同时，把根基扎在拉美大地上，从而放弃了对时髦的追逐，而转入扎扎实实的本土创作，把艺术视线对准故土所蕴涵的文化意识，把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到对民族未来的思考之中，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主体意识。几代拉美作家的经验证明，找到自我，立足于本土，回到印第安文化和美洲文化的传统，是至关重要的，但观照的意识又必须是全球的、现代的。就是说，要在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紧密联结本土现实生活的前提下，不断接受外来文学的滋养与刺激，以增强自身的活力。要使现代意识和技巧在传统这棵古树上开花。

    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新时期以来二十多年间，中国文坛几乎把西方近百年的种种文艺思潮、主义和流派统统炒过一遍。80年代初是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热，接下来又是卡夫卡的表现主义，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的意识流，还滚动着其他新的方法的热浪。有人形容为“被新潮这只狗追赶得连停下来解手的时间都没有了”。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封闭了多年，一朝国门洞开，眼界焕然一新，难免饥不择食。从吸取有益营养角度看，这种补课是必需的；但应该以我为主，进行理智的择取、吸收，不能丧失了本我，一味盲目地跟着潮流跑。实际上，拉丁美洲文学，包括它的魔幻现实主义，决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法、表现形式，而是作为一种精神境界、生命形态、思维方式反映出来的，里面已经融入了作家的生命体验、心灵感悟。我们有些小说作者看不到这一点，只是在那里机械地、简单地模仿人家的结构、框架或者语言、句法，最后必然陷入“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尴尬境地。199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中国访问时曾经提出：“请转告中国作家，千万不要模仿我！只有超越我，才不会走进死胡同。”这种语重心长的告诫，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归来后，我以“拉美作家群及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生成”为题，在南开课堂上作了演讲。

    二是，2005年春，应邀去韩国光州参加艺术节活动，顺便访问了《春香传》所据原型南原市和《漂海录》作者崔溥的诞生地和墓地，同他的直系后人进行了深入交谈。《漂海录》是一部十分有价值的作品，讲述五百多年前，明朝弘治年间，朝鲜中层官员崔溥因事奉差出外，在海上乘船，不幸遭遇飓风，同船四十二人，从朝鲜济州岛漂至中国台州府临海县地，最初被怀疑为倭寇，后经层层审查，解除嫌疑，即受到中国官员和平民的友善接待，遂由浙东走陆路至杭州，然后沿运河经扬州、天津等地到达北京，受到明朝皇帝接见，再由北京出发，陆行至鸭绿江，返回故国。在中国停留达四个月，回国后，崔溥用汉文叙写这一历程，名曰《漂海录》。访韩归来后，我依实地考证，结合书中有关叙述，加上分析、评论，写成学术论文：《蹈海余生作壮游》，并在课堂上讲演。

    两个讲座，反映颇好，认为内容新颖，特点突出，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

    三是，2007年，在南开课堂上演讲《创新与想象的呼唤》，之前，对于所讲内容包括大量事例与义理、见解，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索。

    此外，还在省内高校以及《辽海讲坛》、作协文学院等处，多次作学术报告或者开展对话，许多篇章都曾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清文化与沈阳》、《曾（国藩）李（鸿章）异同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学》、《东北地域文化的传承、重塑与创新》、《中国传统诗词的创作与欣赏》、《全球化浪潮中有关文学的几个问题》、《散文的现代化与诗性》、《探讨语言的文学性》、《楹联丛谈》、《姓名文化与称谓问题》等近二十篇。

    再就是，结合文学专著的创作进行学术研究，如为了撰写《龙墩上的悖论》、《张学良：人格图谱》和《逍遥游——庄子传》，都曾阅览和研索了大量典籍、资料及评论文章，有的还进行了实地考察。

    这些花费了我的大量心血与精力的精神劳作，无疑都是个人文学历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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