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1984）

    喷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面对着潮平岸阔、虎跃龙骧的蓬勃景象，我的创作情怀又从长久的冬蛰中苏醒过来。心灵上的锁链脱掉了，一种火热的激情和昂扬的活力喷涌而出。真实的感受，伴着联翩的浮想，通过理性的过滤，揭示出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美感。这样，就再次与缪斯女神打上了交道。

    1980年下半年，我在省委党校学习。利用图书馆的藏书，有条件读到许多五四时期和西方的文学名著，并能广泛阅读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眼界、胸襟得到有益的扩展。脑子里构思了许多文学素材，开始了散文的写作。

    年底，我调入辽宁省委机关，不久，被指定给省委书记当秘书。经常跟随领导下乡和外出开会，接触面扩大了，思路也渐渐地开阔了。我便利用休息时间，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录下来，有一些还写成了散文、杂文、随笔。1983年初夏，奉调到营口市担任领导职务，写作也仍然没有中断。

    到1984年底，七八年时间写出了六十余篇，近二十万字。大体上分为这样几种类型：

    一、抒怀、感奋类散文。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写的多是这方面文字。像《高跷忆》、《小鸟归来》、《老窑工的喜悦》、《东风染绿三千顷》、《春天》、《神话与现实》等，从标题上即可看出，基本上还都属于“时代的颂歌”。包括语言，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海上抒怀》写的是一种瞬间感觉。

    站在甲板上，我向海天深处眺望。只见万道金鳞在浩渺的沧波上熠熠闪耀，千朵万朵银光灿烂的笑涡向着蔚蓝的天空嬉笑。透明的、青苍的、细软的波纹，一道接着一道从对面滚来，多么像故乡那茫茫无际的草原啊！大概长时间观看同一事物容易发生疲倦的感觉，我渐渐觉得有重重睡意从四面袭来，于是返回舱里卧下。此刻才切实感到波浪的起伏——大海的呼吸。飘飘摇摇，很快就跌进了梦乡。

    蓝天，远树。故乡的原野。少年时代，我骑着家里那匹四蹄雪白的大红马，蹄声得得，飞驰在青葱万顷的草原上。突然又跨上了黄沙古道，上冈下坡，左颠右簸，有几次险些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不知是为了搔痒，还是蓄意要将我掀掉，大红马偏偏向一棵歪脖子柳树钻去，幸亏我眼疾手快，弯臂抱住了树干，才没有被刮落下去。惊吓得猛吼一声，我醒转来了。睁眼四望，轮船依旧平稳地前行，微微地发出耕涛犁浪的“刷刷”声响。

    ……

    古往今来，人们都习惯于把时间比作长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黑格尔也说，时间“犹如流逝的江河，一切都被置于其中，席卷而去”。尽管时间是客观存在，总是以其固有的节律运行着；但人到中老年之后，往往对时间的流逝变得特别敏感。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少听到有谁发出光阴荏苒，事业无成的慨叹；可是，当熬过十年浩劫以后，却是“相逢各问年，尽道流光速”了。许多至今仍以“小”字相称的同志，其实早已跨过“知命之年”，坐五望六了。称其“小”者，习惯而已。

    由海涛颠簸中形成的梦境引发出对于十年虚度、光阴易逝、青春不再的慨叹，表达了一种珍惜生命、奋发向上的情怀。

    《小楼一夜听春雨》，写初春的第一场喜雨，不待鸣雷的呼唤和闪电的指引，悄悄地降临人间。雨，蕴蓄着盈盈的爱意，唤醒了万物的生机，催动着人们丰收的热望；同时，它也挑人思绪，引人遐思。面对着垂天雨幕，耳听着潇潇夜雨，既有杜甫、曾几的关心民瘼，陆游的感发兴起，也有蒋捷从淅淅沥沥的雨声中，领悟到的前尘如梦、人生易老的悲凉意绪。其实，雨本身并没有什么知觉、什么情感，只不过是境由心造，物可移情，如同白居易所说的：“峡猿亦无意，陇水复何情，为到愁人耳，皆为断肠声。”

    二、纪事写真类散文。

    《壮歌行》以歌声为主线，描绘了“文大”前后二十年间的两次歌咏场面，书写了音乐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革命歌曲所独具的感染力、震撼力。其时，正沉浸在难以抑制的昂奋与激动之中，于是，借着听歌的兴致把改革开放之初内心滚滚滔滔的热浪和火热的激情倾泻出来。

    《记事珠》叙述“大跃进”中，作为团支书，我带领村里男女青年不讲科学精神，种植药玉米遭致失败的故事。1983年，我回市里任职之后，当年的伙伴写来信件：

    如你所知，对咱们的蛮干，一些老年人当时是持反对态度的。书琴的父亲担心这一锤子会敲得“片种无存，全军覆没”，便在播种那天偷偷留下一些种子，打算第二年种在园子里。不料，转过年来他老人家竟一病不起。后来，书琴整理旧物发现了它，细心地种在地头上，没想到秋天居然收了三四斤。于是，她又分散给同伴们作种子，慢慢地便在全村扩展开了。现在，整个河滩都成了薏苡生产基地。

    岁月如流。而今，孩子们都已超过了咱们那时的年龄。闲谈中，我们也曾将那些忽明忽暗的记忆碎片联缀起来，讲给他们听，因为这毕竟是一面镜子，既回振着自己的心声，也折射着往日的光谱。但他们听后，往往只是漫不经心地付之一笑。其实也难怪，时代前进了，认识发展了，他们毕竟比我们那时要聪明一些。

    知道你重任在肩，异常忙碌。对这类“陈谷子、烂芝麻”，怕是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我们觉得，闲暇时节，偶尔想上一想这些往事，也许还有一些益处，特别是对于你们这样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

    《永存的微笑》，讲述1982年春节期间，我收到一封由《散文》月刊编辑部甘以雯女士转来的信件。寄信人是重庆一位女教师，说她的胞兄1937年秋同家人失散，四十多年杳无踪影。近日偶读《散文》，发现一篇文章的作者署名，竟然与她哥哥的姓名完全相同（这个名字曾被人们认为是极少见的），真是喜出望外。于是，写信给编辑部，打听这位名叫“王充闾”的作者的联系方式。

    热切的企望，真挚的感情，使我深深为之感动。我仿佛看到一位年过半百的老教师，在掠着花白头发，满怀期望地伫立窗前，急切地等待着“绿衣使者”送来亲人的信息。但她哪里知道，这却是一场误会。于是，按照信址寄了回信。信中劝慰她切莫失望，尽管没有找到哥哥，我很愿意做一个懂事的弟弟。紧接着，又收到了这位女教师的回信。原来，她的丈夫有个胞弟，解放后一直在沈阳工作，兄弟间书信频传，互通情愫，这对于万里暌隔的亲人来说，确实是很大的慰藉。可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彼此的处境都十分艰难，自顾不暇，音信便完全隔绝。来信委托我代为探询他们弟弟的消息。经过多方查访，终于找到了。过后老大姐专函致谢，她以欢快的笔调告诉我：“这些天，我们全家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虽然我没有找到哥哥，但我们老两口却相继找到了各自的弟弟。”也许是因为做了一件有益于人的事情吧，我也深深感到快慰。

    三、纪游散文。

    这个时期，我外出机会较多，写了一批游记，但多限于省内。

    一般地说，撰写本地游记有一定难度，由于大家所熟知，景观上的文章不好作；需要寻觅一个特殊视角，别出心裁。《柳荫絮语》是写我工作过二十多年的营口，这里濒临渤海，地势低洼，从前树木很少，现在是浓荫密布了，行行翠柳遍布长衢。文章以柳为聚焦点，抓住独特的文化质点，表现当下的思想感情，熔所见、所感以及诗话、史实于一炉，展开浪漫的情怀，观照多彩的现实，把叙事、抒情、描写、议论手法结合在一起，算得上别开生面。

    应该说，动笔写这篇散文，我是饱溢着浓烈的感情的。由于我曾在这里生活过二十几年，看惯了漫空卷着黄尘，遍地泛着白碱的街景，而今处处竟是饱绽着春意的青青垂柳。它们像亲人般笑立在东风里，轻摇着翠发，漫闪着青睐，频频招手致意。又好似无数绿色甲兵，排成长长的仪仗队，给人们以清新的美感，怎不令人心旌摇荡，欣然色喜！

    柳是报春的使者。当寒威退却、冰雪消融的时节，痴情浓重的春风朝朝暮暮奏着催绿的曲子，鼓动得万里郊原生意葱茏。花丛草簇从酣睡中醒来，急忙抽芽吐叶，点染春光，顿时大地现出了层层新绿。然而，这一切与高楼栉比、车辆穿梭的城内是不相干的。那么，是谁最先把“春之消息”报告给十丈红尘中奔走道途之人的？正是街头的翠柳。

    溽暑炎蒸，骄阳喷火，行行路柳为过往行人撑起遮天绿伞，清凉凉的略带咸味的海风扑到脸上，你会感到燥气潜消，无异入清凉国。清晨起来，你尽可以沿着柳林穿行，过了这棵迎来那棵，满路清荫，伴着几声清脆的鸟鸣，偶尔会有一两滴露珠滚落下来，凉生颈际，于恬适、惬意中不觉走出了很远很远。

    秋宵漫步，清爽宜人。在城市住房尚较紧张，许多人家还是三世同堂的情况下，这长长的林荫路便成了翩翩情侣的“爱的长廊”。许多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挽手并肩，徜徉其间，悄声地交流着浓情蜜意，一任多事的柳丝在鬓发间撩来荡去。有人调侃地把它比作欧洲的谈情胜地——“维也纳森林”，这当然是过分的夸张。

    即使是在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严冬，家家紧闭着门窗，地面上满铺着积雪，这行行垂柳也不显衰颓、沮丧之态，依旧温存地摆荡着枝条，似向行人问候，使人们记起往日撩人的春色，憧憬着充满希望的未来。

    这绿柳的四季歌，正是这种心声的写照。

    《古洞泛舟》写的是游览本溪水洞。水洞堪称一处清幽静谧的洞天水府，天下奇观。洞顶到处都是乳白色、黄褐色的钟乳石，宛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条条垂下；洞底则挺立着许多皎洁、濡滑的石笋，与之相互对映。洞身阔狭、高低不一。泛舟其中，竟如置身冰幕之中，顿觉凄神寒骨。洞中的岩石，更可据形状物，惟妙惟肖，引发人无限的联想。走出洞天水府，仿佛刚刚从梦境中醒来。虽然瑰奇、绚丽的景象已经从视网膜上逸失，但那迷人的意境和隽永的情思却将长存在记忆里。当时，我即兴题写了三首七绝：

    洞府清游赞化工，人间绝景壮关东。

    神龙生怕飞腾去，固闭深藏古洞中。

    流水声中对画屏，一舟容与往来轻。

    天生怪诞嵚奇状，我作平和坦荡行。

    拊掌倾谈一笑生，沧桑不尽古今情。

    石林钟乳八千岁，洞口桃花一霎红。

    《山不在高》叙写二十八万年前金牛山猿人遗址，作为一座历尽风雨沧桑的历史课堂，它使我们超越时空的界限，听到人类远古的足音，披阅那洪荒初辟的煌煌简册。

    凝视着这座非同凡响的洞穴，想到自己的脚下，几十万年前竟是我们的先民繁衍生息、劳动奋斗的地方，心头蓦然涌起一种超迈时空、遥接万代的感情。一时神驰远古，幻象丛生，仿佛置身于人类历史黎明时期的洪荒世界。

    ……

    我们上下巡视了整个山峦。原来，它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了，周长不过一千二百四十米，海拔七十米左右。而且，就年岁而言，专家说，也算是年轻的。如果把地球上已经形成了两千万年的山峦比作老寿星的话，那么，金牛山只能算是总角儿童。但是，它毕竟是几十万年前人类刚刚脱离动物境界的黎明时期的直接见证者。单凭着这一点，也就足可以举世骄矜了。古语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仙”也者，超越凡品之人与事也。难道还算不上一座名副其实的“仙山”吗！……

    毋庸讳言，把原始人的创造成果放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背景上来考察，不啻沧海中的一粟。比起那些遨游太空的数百吨的飞行器，每秒钟运算多少亿次的计算机，以及把人类观测宇宙的范围拓展到百亿光年的射电望远镜和天文卫星，这些原始时代的石刀石斧，简直窳陋得不值一提。但是，它们却是人类进行真正劳动的标志。这极度简陋、极为原始的工具，如同万里长江源头的纤纤一脉，正是后来的铁器、蒸汽、电气时代以至原子能、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时代的整个机械洪流的滥觞。

    我们伟大的先民凭借着粗笨的双手和简陋的石器，为人类文明的大厦奠定下最初的基石，宣告了一个划时代的开始。透过它们，我们看到，彩陶、铜鼎在闪光，指南针、地动仪在运转，金字塔、万里长城高耸云天，敦煌艺术、唐诗、《红楼梦》，以及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等等文化瑰宝，争奇斗艳。

    四、思辨性散文、随笔。

    《灯下漫笔》一文中，从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字狱，讲到“四人帮”时期的罗织文网、陷人以罪，手段之毒辣，居心之卑劣，令人发指。

    《闲话私谒》，是一篇比较典型的杂文：

    祖国语言的精确，着实令人叹服。比如，公署、公廨、公堂、办公室，顾名思义，都是处理公务的场所。反之，如果因私事而有所干求、请托，就要悄悄地溜进达官显宦的私邸去“走门子”，现代语言叫“走后门”，古时则称为“私谒”。

    战国时期，孟尝君奉齐湣王之命行聘于秦，开始时受到了秦昭王高规格的接待，还要任命他为丞相。这样一来，遭到了朝廷里权臣的妒忌，因而向昭王进了谗言，结果被囚禁起来，准备一杀了之。孟尝君见形势急转直下，赶忙托人到昭王的爱妾燕姬那里“走门子”，请她给调解、说情。燕姬听说孟尝君有一件天下无双的狐白裘，便提出以此为交换条件。无奈，这件宝物已经作为见面礼献给了秦王，只好由随行人员中一个“善为狗盗”者设法将它盗回，再转献给燕姬。

    燕姬见了，喜上眉梢，当即进言于秦王曰：“我听说孟尝君乃天下之大贤，现在来此，本为秦国的幸事。置而不用，也就罢了，怎么还要杀掉呢？真是没有道理。君王如负此杀戮贤才之恶名，我恐天下之贤士皆将裹足而避秦矣！”昭王甚以为是，马上下令：给孟尝君备车马，发驿券，放他出关还齐。看来，“走门子”这种社会存在，由来已久了；而且，效力还是满大的。

    私谒，核心是个“私”字，得趣在一个“便”字上。私谒者一般都避开旁人的耳目，悄没声地进行活动。明末，写过《燕子笺》、《春灯谜》等传奇的阮大铖，颇负才名；但他奸诈猾贼，嗜权罔利，时人称之为“小人中之小人”。他脚踏两只船，先是厕身于东林党人间，后又投靠大宦官魏忠贤，私拜为“干祖爹”，经常夜半私谒，外表却佯装与魏阉疏远。他每次离开魏府时，都要花大价钱把递送的名片从接待人手里买回来，以掩饰其奔走权门的痕迹。这是“私”字。

    那么“便”字呢？夤缘求进，可以开门见山；馈遗往还。无须半推半就。有时，“灶王爷爷”不开面，遇上了窒碍，还可以通过私谒，请求“灶王奶奶”代为转圜，打通门径。秦昭王的爱妾燕姬扮演的正是这类角色。

    明代文学家宗臣在《报刘一丈书》这篇著名散文里，用漫画式的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干谒求进者的丑态和权门的赫赫气焰：私谒者日夕策马候于权者之门，守门人不放入，则甘言媚语求情，并袖金以私之。而权者又不即出见，只好立于厩中仆马之间，忍受着恶臭的气味与饥渴、毒热的熬煎，耐心地静候着。到了晚上，里面才传出话语：“相公已倦，谢绝客人，明天再来。”明日又不敢不来，照旧立于厩中仆马之间。经过这样几度腾挪、辗转，始得一见。出门后，却招摇过市，虚言“相公厚我”，借以骄人。

    这真是一幅绝妙的讽刺画。

    古往今来，一切私谒者走的都是热门。哪个人位高权重，那他的私邸便宾客盈门，肩摩踵接。本来素昧平生，也要通过曲折的关系附凤攀龙。而一当罢黜遭贬，就立刻“门庭冷落车马稀”了。唐代李适之为宰相时，每值退朝，宾客云集，道是“朱门长不闭，亲友恣相过”。可是，一当他被李林甫谗毁、罢相之后，立刻就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他在一首诗中感慨无限地写道：“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走门子”这种社会弊端，原是私有制的产物。在贪贿风行的封建时代，有其深厚的孳生土壤，可谓天下滔滔，俯拾皆是。

    现在，对于干谒求进的歪风，多数当政者不胜其烦，觉得讨嫌；但也有一定数量的人爱吃这口食儿，结果免不了贪饵吞钩。古语说：“受恩多则立朝难。”既承私惠，必谋酬报。结果，赤裸裸的交换活动代替了党性的尊严，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变成了谋求一己私利的工具。“虽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这确是值得深加惕戒的。

    导引

    几位论者都谈到，我在散文的初创期，就能够全面地尝试了各体散文的创作，并且获取了比较明显的成效，这是很可喜的。著名散文家郭风先生指出：王充闾的作品，“给我较深的印象，是他不断地向散文的各个领域，或云向散文的诸多样式进行探索和表现出自己的追求与才智，从而取得了别人不能代替的艺术成就”。他把这概括为“自觉的文体意识”。接下来，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俊先生也谈到，我们能够从许多角度来界说：“王充闾是一个成熟的文体作家”，“具备了传统意义上的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和议论散文的文体特征。比较起来，由于他的散文大多集中于叙写具体的个人遭际及其命运，因此，同样可以记人散文视之”；“在他的实际文体形态中，它们都是合而为一、融会贯通的，并且，事实上也很难说哪一种文体特征是最主要的，这就是将王充闾称之为文体作家的根本原因，或者说，这也是将他视作文化散文作家在文体方面的根源。王充闾的散文文体特征最足以使他的散文成为文化散文的典型代表”。

    著名文学评论家陈辽先生指出：“充闾的散文吸收了我国古典散文的长处，但又和它们不同，在抒情散文中叙事、说理，在叙事散文中抒情、说理，在说理散文中叙事、抒情，并不把三者截然分开。他在说理时，也并不成篇累牍地讲道理，而是画龙点睛、水到渠成地只说不多的几句话。但就在这几句话里，生活的哲思和真理却都凝结其中。”

    刘勰有言：“情者，文之经”；又说，“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就是说，情感不是抽象存在的，而是与感知、表象、感性客体联系着的。王向峰教授评论说，充闾在抒情散文的创作中，就情感的视角来说，努力做到寄意于象，把情感化为可以感知的形象符号，为情感找到一个客观对应物，使情成体，便于观照玩味；而就感性客体的视角来说，则是使景观、风物向情思转化。其实，这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描绘自然也好，展现社会也好，都是诉诸心灵、抒写心灵，如同瑞士哲学家阿米尔所说的：“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表现为面对自然景物或者人间万象，能够将人文关怀贯注到无生命的客体表象之中，将自己的主体意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的愿望投射到符号和意象之上。

    写作纪游、记事散文，我力求做到有情、有理、有趣。这里有三个层次，一是以诗意的、形象的笔墨描绘眼前的事物、景观，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二是即事即景，能够发现、引申出一己的独特感悟、独特情怀，这里强调的是“这一个”；三是不止有个人的独特感怀，还力求通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灵，寻觅到具有普适性的情怀。

    写作这类作品，我总是不满足于眼前的所见所闻，竭力追求更深入、更透彻的解读，常常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沉思，从中体会一种立体的、有诗意的感悟。这个流程是双向的：当抒写现实风物时，是从眼前所见走向历史与文化；而那些典章故实，又总是在我抒写旅途的感受时，同萍踪思绪缠绕在一起，起到诱发与引导作用。就这个意义来说，赏鉴自然，实际上也是在观书读史，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的过程中，体味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留在这里的神思遐想，透过“人文化”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格，鲜活的情事。当然，我在欣赏自然风物的同时，也是在从中寻找、发现和寄托着自己。

    这一时期的写作，杂文、随笔、说理散文占较大的比重。我有一种想法，这类说理文章，既然归类于文学，那就应该是感抒性的，带有某种诗性的，必须避免过多的抽象、烦琐的议论；行文中可以借助一些古典诗词、轶闻逸事，甚至驱遣文学形象与生命体验，使之得以软化、细化、诗性化。既然是说理散文，无疑需要具有哲理意蕴，但它应该是溶解在作品中的思想元素，而不是机械的外在贴补或“注水式”的内部填充；是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展露，而不是单调、划一的公共话语模式。这里说的是表现形式、写作手法，当然，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两点，一曰勇气，二曰锐气。这是杂文写作的命脉，舍此，即便敷衍成篇，由于缺乏精神与风骨的支撑，亦无足观。在这方面，我自认还有较大的差距。

    统览新时期开始后所写的散文作品，感到确实比过去有了较大的进步。取材范围有所扩大，不再限于身旁事、眼前人，而是上下古今，纵横南北；抒怀、纪游、叙事、思辨，诸体兼备；无论是散文或者随笔，跳出了新闻性、纪实性较强的报纸副刊文字的窠臼，文学性较强了，表现在语言运用、心理刻画、细节挖掘、形象描写以及联想、想象手法的运用上。过去主要是刊发在报纸副刊上，现在，则以文学杂志为主要场地，影响面显著地扩大了；许多文章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出现了更多的评论文章。

    但是，创作中的缺陷与不足，仍然存在。看得出来，这一阶段的写作，实际上带有过渡期转型的性质——由过去十七年的思维方式、文学观念、写作路径向着新的境域转换，痕迹是比较明显的。

    著名文学评论家蓝棣之教授在谈到我的初创期散文的缺陷时，指出：

    如果说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在个体的生命体验方面。我认为，有时候他的个体生命体验被过重的文化负荷与历史理性压倒了，压缩了，有时候他看上去缺乏一份对人生的欣赏之情，尽管他也说自甘淡泊，但他很少用置身事外的、欣赏的心情来看待自己的苦乐。如果他稍稍把文化与理性的因素抑制一点，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就会从压抑中释放出来；如果他对人生（包括他所喜爱的文学创作）稍存一点欣赏玩味的态度，如果他真正放松一些，他就会发现个体生命的丰富性，他的散文创作所发掘到的社会人生的层面，就会更加丰富、深入了。总之，充闾的作品，思想高度是有了，但个体生命体验的深度尚嫌不足。他对文艺作品的体会是敏感、细腻、深刻的，但这种对艺术的亮点正有可能造成对生活的盲点，使他一看见月亮就想起了李白那个月亮，他的那些对月的感受、自己的体验反而迟钝了，忽略了。

    说得实在是太好了，可说是一针见血，恰中肯綮。

    有的评论家在肯定文笔娴熟、文字简洁、凝练、学识渊博、旁征博引的同时，指出了行文拘谨，没有放开；又兼矜富炫博、诗文征引过多，有的篇章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过于密集，导致行文拥塞、文气不畅的毛病。同时指出：“王充闾的散文文本，确是作者呕心沥血、潜心创造的艺术品，似乎无瑕可指，无可挑剔；但是，同时也不能忽视那因之而带来的负面效应，即较明显的‘作’文痕迹”。并以《柳荫絮语》中的一段文字为例：

    在一般人心目中，秾李夭桃自是佳丽无比的春色。可是，那位写过《陋室铭》的很有些辩证思想的刘禹锡却说：“城中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尽时！”在诗人的笔下，柳色是十分秀美的。陆放翁说：“杨柳春风绿万条，凭鞍一望已魂消。”孙鲂说：“春来绿柳遍天涯，未见垂杨未可夸。”足见其推崇之至。也许是这些原因吧，自古以来，从皇家到民户，从军营到田庄，灞桥、梁苑、隋堤、沈园，到处都喜欢栽植柳树。文成公主远嫁西藏，临行时还珍重地带上一株长安的翠柳，栽在大昭寺内。至今，去拉萨观光的人还可以一瞻“唐柳”的风采。清末爱国将领左宗棠率部下西征，“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后人记着他的遗爱，亲昵地称之为“左公柳”。

    论者认为，“短短三百余字，几乎都是由诗句、故实构成的。虽然博雅、恰切，但终归是借他人之口表自己之意。这样的语言，毕竟还是隔了一层”。

    再就是，有些作品意蕴挖掘得不深，所见者小，失之直白，流于清浅；有些文章的思想蕴涵缺乏复调与多义性；特别是开头几年所写的文章，存在着文学的个人性、主体性、内倾性不强的缺陷。以写于1979年的随笔《灯下漫笔》为例，文章的叙写，突显了社会性、普遍性、倾向性的内涵，而欠缺个人的情感体验。这种心灵倾诉的缺席，同我的对于文学的本质、文学创作的旨归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以及过去的经历、现时的境况，特别是思想方面的束缚，都有着直接的关联。

    当时，我在青年时结识的文友、著名学者、南开大学孙昌武教授还提出了一个自我超越的问题。他直率而恳切地对我说：写得还是过多，缺乏沉淀，缺乏深化，应该厚积薄发。为了再上个新的台阶，要像农民种庄稼那样，适当时候“蹲蹲苗”，防止贪青徒长。这番教示，针对性很强，关键时刻发出，有如“醍醐灌顶”，使我受益良多。

    诗缘

    新时期伊始，我的文学创作——散文与诗词这对孪生兄弟，几乎是同时从蛰伏状态下复苏过来。把笔时的阳光心态、风发意气，作品里反映的时代气息、社会内容，二者都极其相似。与那时的散文《高跷忆》、《小鸟归来》、《老窑工的喜悦》、《东风染绿三千顷》、《春天》等相对应，诗词也有《村望》、《滴园》、《攻关颂》、《园丁赞》等，都属于时代的颂歌。

    《故乡秋咏》是由七首绝句构成的组诗：其一、三、五、六云：

    廿年暌违赋归来，古道新姿万树栽。

    一色方田连碧落，波清风软稻花开。

    篱豆花开引蔓长，谁家梨早一园香。

    村娃嬉笑黄昏后，柳带牵风送晚凉。

    新城一霎起南荒，钻塔如林插碧苍，

    千顷芦花九月雪，秋光胜处是家乡。

    淡霭轻风不碍晴，长河如带伴车行。

    黄云盖野蛙吹歇，稻浪无声诗有声。

    《攻关颂》调寄菩萨蛮：“东风笑绽花千树，骅骝竞骋长征路。勇探科学宫，关山越万重。时间长恨少，苦战连昏晓。报国耻空谈，丹心红欲燃。”正是我当时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我所在的营口市，地当大辽河出海口，有天然良港，海运发达；又扼哈大线铁路、公路之要冲，素以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文荟萃著称。特别是所属的盖州，自古人才辈出，久负盛誉。我很喜欢此间的人文环境。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主持全市的宣传、文教工作达五年之久，有机会同这里的许多诗人、学者常相过从，谈诗论道，同时参与筹建了“金牛山诗社”。著名书法家、学者沈延毅和诗人、散文家吕公眉应聘为诗社顾问；书法家、诗人陈怀当选为首任会长。诗社开展了多项有意义的活动，文朋诗侣，“济济多士”，写下了为数可观的华章，成为当时全省成果斐然、声名卓著的诗社之一。

    1980年春，当时我还在营口工作，这天在沈阳开会，顺便参观了“全省地方、军队老同志书展”，在留言簿上即兴题写了两首七绝：

    翰墨辉光映绮霞，宗王范柳各名家。

    毫端饱蕴腾波势，临镜何须感岁华！

    山惊海立字如人，虎顾鹰瞵力万钧。

    戎马平生存浩气，纵横墨沈写尧春。

    沈延毅先生看到了，当即约我“到堂上一叙”，地点记不准了，好像是在友谊宾馆。他的个头很高，面容略显清癯，嘴里叼着个大烟斗，两只臂肘架在座椅的把手上，腰杆挺得直直的，矍铄中透着一种傲岸之气。这一天，老人的兴致很高，在点评了我的诗句之后，重点同我谈了他的故乡盖州历史上的一些诗人。正是从他那里，我才知道金代著名文学家王庭筠原来是熊岳城人。近代以降，他重点谈到两位，一为蒋荫棠，系传世名歌《苏武牧羊》的词作者，是沈老的业师；另一位是乡先辈于天墀，我从沈老的记诵中录下了他的《咏蟹》七绝：

    爬沙响处费工程，隔岸遥闻下簖声。

    毕竟世间无辣手，江湖多少尚横行！

    我喜欢它的借题抒愤，别有寄托，后来引进散文《捕蟹者说》里。

    临走时，先生赠送我一个手书的条幅，题的是一首五言绝句：

    虎跃龙腾志，天空海阔心。

    身经无量劫，一笑过来人。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充闾小棣有行赋此志感”。我真是喜出望外，回去后便把它细加装裱，多年来一直挂在床头。旁边还有一张著名作家、诗人汪曾祺先生赐赠的条幅，题的也是一首诗：

    红桃曾照秦时月，黄菊重开陶令花。

    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

    我觉得，作为“过来人”，两位老先生的诗作似有翕然相通之处，所谓“君子安时，达人知命”是也。朝夕晤对，不独是绝美的艺术欣赏，在处世、做人方面也是受惠良多的。

    吕公眉先生小沈老九岁，同样学殖深厚，博览群书，对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哲学、历史均有深厚修养。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及门桃李，彬蔚称盛。先生工旧体诗，尤擅七绝，以神韵见长，清新隽永。先生对我格外垂青，包括品评我的诗文集，前后赠诗达二十余首。诗中情真意切，感人肺腑。1987年元宵节，我曾去盖州先生寓所拜望；五月初，先生到营口专程枉顾，值我公出未遇，留下了四首七绝，以诗代柬。其一、四曰：

    风雪元宵一别离，清明又见柳依依。

    小桃欲落春犹浅，着意余寒莫减衣。

    何曾咫尺是天涯，争奈缘悭莫自嗟。

    别后流光君记否？上元灯火到槐花。

    脉脉情深，令人永生难忘。两年后的深秋，金牛山诗社有重九登高之会，其时我已调往省上年余，先生又咏诗寄怀：

    登高寒色扑衣襟，满目蒹葭感客心。

    我欲辽天北向望，雁声嘹呖海云深。

    与此同时，我也结识了陈怀先生。1986年3月上旬，营口市在体育场举行城乡风筝大比赛。应营口日报记者的邀约，当场我题写了两首七律：

    的是今春乐事浓，花灯赏罢又牵龙。

    千般妙品争雄处，万丈晴空指顾中。

    兴逐云帆穷碧落，心随彩翼驾长风。

    只缘寄得腾飞志，翘首欢呼众意同。

    彩蝶金龙荡碧空，营川儿女竞豪雄。

    巧裁形体夸新态，稳上云霄见硬功。

    创业有怀凌健翮，拈毫无技捕春踪。

    芳时莫抱蹉跎恨，万里鹏程正好风。

    陈怀先生看了，稍稍思索一番，立即把笔作和：

    遥天引上众情浓，谁辨真龙与叶龙？

    彩蝶似疑离梦境，霓裳宛欲下云中。

    红楼妙手传新谱，白雪新词送好风。

    忽忆金猴留幻影，异邦赤子此心同。

    儿时游钓早成空，蝶翅如轮鹰爪雄。

    二月风前轻不举，夕阳山外竟无功。

    徒留倔强惭迟暮，莫向飘零觅旧踪。

    翘首青云千万朵，老怀欣与乐春风。

    “彩蝶似疑离梦境，霓裳宛欲下云中”，绮思妙绪，允称佳构。先生诗才之敏捷，涵蕴之丰厚，遣词之工丽，境界之高远，令人由衷地叹服。

    陈怀先生在营口师专任教，工诗词，擅书法，腹笥丰厚，热心教育事业，深受公众爱戴。90年代初，陈怀先生不幸患了膀胱癌。其时，我已调入省直机关工作，闻讯后，趁回市探亲机会前往问疾。床头执手，畅叙移时，临别依依，不料竟成永诀。后来听人告诉我，先生临终前，曾写过一个条幅，是李商隐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用来概括他的一生，真是再确切不过了。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没能赶赴灵前向先生的遗体告别，怀着深深的遗憾，写下了两首七绝，遥寄哀思。其一：

    梦断音容尚宛然，床前揖别隔人天。

    诗翁去后情怀淡，独对青灯作素笺。

    其二是一首集句，都是清代诗人的：

    千年过客太匆匆（张问陶），

    聚散浑如一醉中（黄仲则）。

    最是春来无限憾（刘友宪），

    云霄何处托冥鸿（丘逢甲）！

    1999年初夏，承文友告知，通过辑佚、钩沉，吕公眉先生的诗文集编辑工作告竣，正好赶上他的八十八岁“米寿”。我应邀撰写了序言，末尾题了两首七绝。其一：

    被褐怀珠历雪霜，天留一老作灵光（此时，沈、陈二老均已作古）。

    骚坛饶有三千士，诗酒风流尽瓣香。

    其二，集清人舒铁云诗句：

    往日春风结客场，生平知己此难忘。

    未妨余事耽佳句，也列门人弟子行。

    2002年，沈老辞世十年祭，我曾吟四首七绝，其一、二曰：

    程门犹记受知时，遗爱长存去后思。

    十载人天悲永隔，一篇薤露悔成迟。

    孤坟岭下雪丝丝，落木寒烟夕照时。

    如此高才埋地土，从知绝物总难持。

    又过了十年，适值沈老、陈怀先生仙逝二十周年，公眉先生百年冥诞。忆及当日游处，与曹子桓所写到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略相仿佛。“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我曾以“辽南三老”为题，撰文奉祭于他们的在天之灵。

    那个期间，还有一位远方诗友，名叫祁子青。60年代之初，我们同在营口日报社担任编辑，后来他调往杭州工作，我们常有诗文往还。1987年6月，接到他的来函，我曾以《写怀寄友》七律奉答：

    埋首书丛怯送迎，未须奔走竞浮名。

    抛开私忿心常泰，除却人才眼不青。

    襟抱春云翔远雁，文章秋月印寒汀。

    十年阔别浑无恙，宦况诗怀一样清。

    也是在这一年，我有幸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听取了一些诗苑名家的学术报告，受益良深，感赋七律、七古各一。《七古》云：

    诗人雅集逢端午，剚虎屠鲸迈前古。

    大匠成风巧运斤，班门我亦挥刀斧。

    骚坛逸韵壮神州，屈子高怀日月侔。

    官清不碍吟哦兴，奋袂低回气尚遒。

    进入90年代之后，在辽海诗坛上，有两位大家光华迸射，果硕花繁。一为著名学者、美学家王向峰教授，一为著名学者、书法家李仲元先生。作为良师益友，二位与我常相过从，多有唱和。

    向峰先生著作等身，多文为富。学术研究、诗文创作都极具功力，有煌煌十卷本的《向峰文集》传世。他是文坛上的一个多面手。其理论著作曾获“鲁迅文学奖”；而诗才敏捷，善赋组诗，尤为世所推重。其咏史诗，含先秦十子十首，唐代、宋代诗人各五十首；《四季咏怀》竟达二百四十首，超迈前贤，继踵者恐亦难觅。我曾题七律赞曰：

    畅咏韶华一大观，骚坛沃野簇峰峦。

    未登兜率三千界，且托莲华皕四盘。

    妙谛苍黄存意象，神思莽荡涌毫端。

    谁云诗到唐时尽？放眼新程路正宽！

    作为海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向峰先生对于我的散文与诗词创作，一向特别关注。他带领着一支博士、硕士研究生队伍，跟踪研究我的创作，可说是每出一本代表性作品，都要撰写评论，先后编辑、出版了《走向文学的辉煌——王充闾创作研究》、《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王充闾诗词创作论集》、《王充闾的庄子世界》等多部专著。

    二十多年来，获先生赐赠与唱和之诗作达三四十首。如题拙著《蘧庐吟草》五首，其一、三、五云：

    热肠古道日衰微，傲雪松梅与候违。

    会意诗文同鉴赏，不求衣马共轻肥。

    千古文章首创难，诗家何处见高端？

    游心化物如天纵，尺水兴波涌巨澜。

    得意庄生未忘言，南华内外广存篇；

    鲲鹏屡振逍遥翼，不负蘧庐一宿缘。

    十几年前，我曾想撰写一部反映清末一双才侣苦恋悲歌之小说，并为之预作互相赠答诗二十七首，题为“拟古离别”。向峰先生读后步原韵奉和。为窥豹一斑，现迻录其第一、二、二十七首：

    我之原作：

    谈瀛海客语从容，一点灵犀已暗通；

    北往南归波浩渺，情丝千缕托宾鸿。

    款款情深见素心，西楼一霎悟前因。

    渔郎识得桃源路，二月春浓欲问津。

    秋草凝烟忆别离，追仙蹑鬼各东西。

    河阳此日楼千百，只恐重来路欲迷。

    向峰先生和诗：

    闲来更觉不从容，青鸟谁教与信通？

    万里蓬山难逾远，高天空见有飞鸿。

    相对无言感素心，三生缘定宿前因；

    奈何人事偏乖误，缱绻分离隔五津。

    四谛人生有爱离，分飞劳燕各东西。

    从来事愿多相谬，何处寻津觉不迷？

    李仲元先生腹笥丰厚，书艺精绝，兼擅诗赋。我在其《缘斋诗稿》序言中指出：“其为诗也，用典深稳，使事精切，具有学人之诗、才人之诗的鲜明特点。他的许多具备历史属性的诗章，能够以有限的文字反映深广的历史内涵，以诗的艺术手法再现社会历史、现实的某些侧面，渗透着作者的学识见解和价值取向，既具诗情，更饶史性。”

    我的《逍遥游——庄子传》面世后，仲元先生有赠云：

    少年早富五车书，晚岁弘文乐隐居。

    清影徘徊人不识，斜阳柳径瘦蘧庐。

    蘧庐又著好文章，思古情开智慧光。

    且起庄生重化蝶，翩翩辽左觅书香。

    王、李二位，于我谊兼师友，我忝列其间，声应气求，堪称同道。我们经常一起参加诗文研讨活动。2011年，应铁岭市邀请，共同策划“新城八景”。向峰先生与我，各写八首诗词；仲元先生在诗作之外，还撰写、手书了《铁岭新城赋》，赢得多方赞誉。

    我自束发受教，学写诗词，六十多年过去了，总共写下五百左右首，数量不多。90年代初，曾结集为《鸿爪春泥》，收诗词一百八十首；2007年加以增订，名为《蘧庐吟草》，仍然没有收齐。王向峰教授在序言中指出：

    在这部《蘧庐吟草》中有许多组诗，在一个标题下，有时一写就是五首、七首、十首、十四首、二十五首、二十七首，皆可谓“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拟。”（陆机《文赋》）他两次过巫峡写诗十首，融情于美妙的山光水色之中，诗意盎然，溢于辞外。《秋游白洋淀》诗十四首，把白洋淀的自然风光与当年雁翎队的抗日军民的英雄壮举融为一体，写得流畅轻捷，草木皆兵，真是“俯仰苍茫天地迥，诗怀凭此孕空灵”，使人美不胜收。他的《拟古离别》，以角色效应为清末一对才子佳人拟作酬答，写得深情款款，体验入微，文辞丰美，缱绻动人。——诗中的意象情辞极像清末才人所能有；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分寸的掌握上，又恰到好处。

    充闾的近体诗以七绝与七律体为主。他的七绝情沛辞达，布列如阵，而七律更见功力。他有一首在越南写的《吊王勃祠》的七律：“南郡寻亲归路遥，孤篷蹈海等萍飘。才高名振滕王阁，命蹇身沉蓝水潮。祠像由来非故国，神仙出处是文豪。相逢我亦他乡客，千载心香域外烧。”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到交趾探亲，归途溺毙于南海，遗体随潮漂回蓝江口，当地人民敬重他的诗才，在岸边为他修祠造墓，至今许多遗迹犹在。充闾到越南访问，特意从河内驱车几百里到义安的宜春乡去凭吊遗踪，并以诗文形式向国人发布了这个以前不被人知的信息。这首诗是充闾七律的代表作之一，诗的情辞并茂，文化内涵丰厚，古风与今意并出，引人乐读。他的另一首七律《拜谒列夫·托尔斯泰墓园》，也是以诗为文学巨人立传的佳作：“漫道萧萧墓垅寒，丰碑高矗地天间。百年风暴安然过，万仞门墙讵可攀。名重方知千纪短，才雄不觉五洲宽。尔来冷对邻家事，独拜文宗兴未阑。”这首诗的内涵十分丰富。本来托翁的墓园十分素朴简约，什么碑碣装饰也没有，只有几株早年由托翁自己栽植的树木，坟垅也仅仅是一个长方形的土丘。这诗的第一句是写实，但第二句“丰碑高矗地天间”，则是诗人的墓前心象，说的是真正伟人的德能就是一座顶天立地的丰碑。这样一位文学巨人，他的俄罗斯民族，百年中不论经过多少社会、国家的沧桑巨变，也能始终一样地尊重与敬爱他，对此，不能不使人有“名重方知千纪短，才雄不觉五洲宽”的哲理感悟发生，形成为诗中警句。

    就我闻见所及，写作传统诗词大致有两条路子：一类是自小就濡染其间，大量记诵诗词名篇佳句，不期然而然就掌握了写作的技巧，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另一种情况是，从做学问入手，精心研索古典诗词的声韵、格律、章法、构局，日夕沉浸其间，不免“见猎心喜”，便也动手填词作诗。我走的是前一种路子。我自小就养成了背诵诗词的习惯。几十年来，日积月累，烂熟于胸中的总有上千首吧？这也强化了记忆的功能。我未曾尽心竭力地研索过诗词格律，由于记诵得多了，即席口占也好，伏案推敲也好，总能熟练地掌握，出韵、不协的情况基本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喜欢“老去诗篇浑漫与”这句杜诗。在我看来，诗主性情，贵在本色、天然，原无须巧加雕饰。

    记得顾随先生说过：诗难于举重若轻，以简单常见的字表现深刻的思想情绪。我是完全赞同这一主张的，因此，流连题咏中也有意追求一种蕴藉浑融、冲淡自然的格调。谢玄晖与沈休文论诗，主张“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我一向认为，诗应该琅琅上口，如流水行云，有“杨柳春风百媚生”的意态，切忌佶屈聱牙，艰深晦涩。

    结合个人的创作实践，关于写作传统诗词我有四点认识：

    一是，要有真性情，表现出创作的个性。诗人内心具备真情实感，才有创作构思的依凭。诗歌中自然也要表现景物、形象，但归根结蒂还是要体现情怀。王国维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古罗马的贺拉斯认为：“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照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这就要有性情，有个性，有“我”。《随园诗话》的作者袁枚说过：作诗“有人无我，是傀儡也”。明代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非常欣赏其弟小修的诗，说他“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二是，应该富有才情、才气、才学。并非有了真性情和个性，就一定能写出好诗，还必须有诗才。所谓诗才，内涵十分丰富。意大利的浪漫主义作家福斯科概括为强烈地感受、敏锐地观察、新颖地构思和准确地组合的能力。也有人认为，主要是指诗人的审美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袁枚强调才分、天分，他说：古人之所以强调读万卷书，是欲助其神气，而不是以书卷代替灵性，所谓“役使万卷书，不汩方寸灵”。赵翼则标举为“才气”。他说，“气”需要养，孟子就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他充分重视诗人的生活阅历、生活环境，后天的培养、提高，客观的磨炼。

    三是，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胸襟、眼界决定着一个诗人的识见。而识见对于诗歌创作是至关重要的。谈到哲思、理趣，就不能回避眼光与见识。古诗中的范例俯拾皆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纵观天地，俯仰古今，远远超越了诗人个人的身世慨叹，也超出了诗歌本身的政治价值和历史价值，表达了古往今来无量数人在宇宙时空面前的生命共振，从而使它在人类生活中获得了永恒的美学价值。

    四是，要有情趣，有意思，使人看了能发出会心的微笑，不能味同嚼蜡，枯燥、生涩，面目可憎。风趣是和健康、高远、平和的心态联系着的。一个人心如死灰，形同槁木，没有丝毫灵气，肯定写不出富有情趣的诗词。有些人整天处在浮躁之中，陷身于红尘十丈，利欲熏心，锱铢必较，心理素质不佳，纵然能诗，也不会充满情趣。

    我于传统诗词可说是情有独钟，爱到深处。数十载研习不辍，不仅口诵、心惟、手创，而且在散文创作中亦博征繁引，以至被论者认为“内在地以诗词话语为思维素材和思维符号”。但是，在痴迷的同时，我又不无几分清醒、几分警觉。如所周知，旧体诗与新诗，文言文与白话文，在遣词造句、表述方式以至体例、程式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两千余年的文学实践表明，写作古体散文与写作旧体诗词是恰合榫卯，相得益彰的；而我的主业是经营现代散文，这与写作新诗当可相辅相成，反之，若是沉酣于“束缚人们的思想”的传统诗词而不能自拔，甚或不自觉地成为一种“话语方式”，那就必将有碍于思路的拓展、笔墨的荡开、文势的挥洒。

    为此，我曾戏谑地改窜《庄子》中的一个警句：“诗词，作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此言一出，即遭到文友的驳诘：“君不见鲁迅、瞿秋白、郁达夫乎？其旧体诗均出色当行，何以现代散文亦绝妙无俦也！”我一时语塞，有顷，才回应一句：“彼者文章圣手、天纵英才，自非常人可比。”

    当然，“清醒”也罢，“警觉”也罢，话是那么说，实际做起来往往还是从兴趣出发，凭感情用事。南宋诗人杨万里“自责”诗云：“荒耽诗句枉劳心，忏悔莺花罢苦吟。也不欠渠陶谢债，夜里梦里又相寻。”我于诗词也是如此。旧时月色，已经刻骨镂心；不经意间，又回到了故家门巷。这样，在散文创作之余，就有了一部《蘧庐吟草》的面世。不论信手拈来，抑或刻意为之，其为情感的宣泄、志趣的写真则一。展卷遐思，充盈着师友的深情、昔梦的追怀和感兴的喷薄。拂去岁月的尘沙，剩下来的多是美好的记忆。

    最后说明一下：叙述诗词写作，未分时段，有乖全书成例。原因在于，即便抛开上述所谈的“警觉”，我在文学创作上，一向遵奉韩愈的“余事作诗人”之说。新时期伊始，我的诗词写作呈炽热之势，但就投入精力和产出成果看，它仍然是散文的附庸。“孪生兄弟”云云，不过形容其生成状态而已。职是之故，只在这里专设一编，后面不再展开叙写。

    以此为例，关于读书学习与学术研究两个方面，也分别在下一章首尾部分予以展述，不另专门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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